战争是古今国家间所不能避免的现象。然战争必须“始计”——首先确立周密的作战计划，诚以战争的胜败，恒决于此。五事七计乃作战计划的大本，此外，本篇又提供十余项所谓“诡道”的原则——政略、战略、战术的原则。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是国家最重大的事件，作战计划之良否，就军人说，是决定死生命运的分水岭；就国家说，是划分盛衰存亡的分歧点。所以在未战之初，非详加审察不可。
孙子与老子
孙子像点大炬火般地劈头揭出纲领，这种笔法，正和老子相同。这，倘若不加留意，也许看不出孙子的伟大。彼不说情感的话，而是极有组织地、合理地推论，悠然进笔，一字一句一节地顺着次序而建立他的战争哲理，从战争“下子”的开始，徐徐地变化和发展下去。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是告诫为元首与主将者不可因感情的冲动，而轻启战端，必须如《火攻》篇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同时也暗示为元首与主将者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即说常要充实国防力（精神力与物质力），以达到“武装和平”；或进攻敌人，或抵抗敌人，不致招来失败之惨。总之，战争关乎国家与人民（军人）的安危与命运，有因战争而生而死者，有因战争而存而亡者，所以孙子于开卷的第一页，就用警告的口吻说“不可不察也”，而促人内省。
【孙子曰】子字，在中国古代有以美称男子，有以尊称教师或圣贤。有人说，中国古代子书多出于门生弟子的笔记或追记，其中所用的“子曰”（如“孟子曰”等），为弟子记录尊师语录之言，似今谓“先生说”之意。故《孙子兵法》篇首所用“孙子曰”，实可疑为彼（孙武）门生弟子笔记或追记所加。但据考证的结果，孙子十三篇实为孙武自撰以献吴王，彼并无开馆授教之事。又有人说，此书“孙子曰”三字，非孙武自用，乃后人加上以尊称之；献于吴王时，当不便自称“孙子曰”。至于《孙子》或《孙子兵法》的书名，亦为后人所题。编者赞成此说。
兵字的种种意义
【兵】字在此为战争的意思，原有种种的使用：（一）军队，例如“抗兵相若”；（二）军火（兵器），例如“弃甲曳兵而走”；（三）兵丁（兵士），例如“募兵”；（四）军事，例如“通晓于兵”；（五）打仗或战争，例如“开兵端”；（六）武力的支配，例如“兵权”；（七）军略（兵法），例如“兵者……”；（八） 战斗力（兵力），例如“兵强却败”。【国】由领土、人民、主权三个要素构成（倘若缺了某一个，就叫作“拟国家”）。换言之，有在一定地域内集合的人民，且有统治力的政府的存在，就叫作国家。但此书所谓的“国”，是指周王所封的王族与有功者乘着天子失了统治力后，肆意兼并弱国，身为诸侯，却僭号国王，而将其领土称为“国”的一种变态的国家。【地】与【道】含有界限意。
战争定义的种种
古代人著书与近代人不同，近代人著书于开卷第一章，照例先下定义，阐明本质，古人往往则否。孙子在这劈头，仅言战争的重要性，而于战争的定义则未下（后面也不下），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吧。历来战争的定义有很多，有说：“战争是一方军队为得胜利，乃尽一切手段而取攻势的状态。”有说：“战争是权力的最后裁判，何则？因为国王与国家在地球上不被承认为一种最高权力，所以最终的裁判，非委于兵器之神不可。”也有说：“战争不外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后暴行的继续状态。”不过大家一致推许的，乃为克劳塞维茨将军的定义，彼在其名著《战争论》中说：
战争不外乎以别的手段（强力手段）而进行的政治的继续……战争是决斗的进化。……因之，所谓战争是屈服敌人而实现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
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克劳塞维茨以后，因为“社会的状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所以把近代战争，单认作政治的继续，不问自己意志的是非而使用暴力，都是错误的。因此，便不能仅把以军队为主的武力行为当作战争的手段了。
国力战
今日的战争，构成于——伴着现在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白热化的——全国民生活的本身，即国民的各种生活悉成为战争的手段（即所谓国力战）。而区别这各种生活，则可以概括为四部门：第一，武力作战；第二，经济作战；第三，政略作战；第四，思想作战。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故在未战之初，即当计划战争之时，就要揣度我以下述的五事，即问我是否已具备这五种优越的条件，又拿下述的七计（自主孰有道，至赏罚孰明），以比较之，而寻出敌我的实情——敌我的优劣。于是，就可以预先推知胜败了。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五项。（详见于次节）
【故】字，孙子很喜欢用，于各篇中，共有“故”八十一个，“是故”十四个。又孙子亦喜用“必”字，于各篇中共用了四十五个，如“必胜”“必败”“必取”“必固”等。不待说，这是在加强语气，并显示立论真确，以建立铁的兵学。也可以说：孙子献策吴王，为求自己的见用，必须取信于吴王，故出以坚决的断言，不暇左顾右盼之意。再孙子亦喜用比喻，如各篇所用的“积水”“木石”“日月”“如风”“如林”“如山”“如雷霆”“处女”“脱兔”等。【经】是度意。【校】是较意。【计】应解为项目或条件意。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五事的第一项是道，道是什么？即元首或政府行道，可使国民与他（上）的意志一致，共同生死，人人燃烧着必胜的信念，不管在怎样的情形之下，都不怕危险。
道字的解释
【道】字有种种含义，如路、理、术、说、治、引、顺等，更在哲学上、经济上、政治上各有其意义。本项的所谓道，渊源于老子，表现于政治上，具体说，即统治者（元首或政府）对被统治者（民众）有道——施行善政。在古代，君主施行仁政，省刑薄敛，是谓有道。有道方能“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孟子》中亦有同意义的记载。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按：我国古代政府采取征兵制度，士兵是从国民中抽出的壮丁，所以民即兵，兵即民，好比现今列强所采取的“全国皆兵主义”。但《孙子兵法》《孟子》所谓“民”，非仅指一部分兵卒，且指全体国民。）
在现代，元首或政府厉行廉洁政治，救济失业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改良社会制度，发展产业与文化等，总之，为人民除痛苦，谋利益，是谓有道。这样，人民便信仰政府，形成坚牢的团结力，若政府为正义而战，或为民族生存而战，乃动员他们去作战，他们必定服从命令，踊跃牺牲，不畏避，不叛变。总之，道的目的，在使民族一致团结，或举国一致。
道与精神力
战争的胜败，关乎民族精神的一致团结与否至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将鲁登道夫于一九三五年，发表《总体战》一书，是书为彼一生兵学研究与作战经验的结晶，其中反复阐明民族精神的一致团结为全体性战争的基础，彼说：“一国之国防力，植根于其民族中。国防力为民族中之一种成分，视其民族之物理力、经济力及精神力之大小以定，而全体性战争中之国防力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为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团结者为精神力，所以能在为争民族生存之全体性战争中支持日久者，视其精神力。此项战争，非今日始而明日终，可以迁延至极长之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咸知军备与军人教练、军人武装之不可缺，然所以决定其为民族生存之战争之胜败，则视此精神力。唯有此精神的一致团结，然后其国民对于前方军队常有新精神力之灌输，且为国防而工作，而能在极艰难之战争中，与夫敌方之攻击中，尚存有战胜与克敌的决心。”而其所以使民族一致团结的方法，彼站在德国的立场上，则主张实施种族政策、宗教政策（以种族本位之上帝观念为基础），并改善国内经济状况，肃清政治上的弊病等。孙子以“道”的方法达到民族的一致团结，鲁登道夫则以上举的方法达到民族的一致团结，方法虽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其目的则一。孙子于五事、七计中，均列道于首位，而鲁登道夫则以精神力为全书的中心。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五事的第二项是天，即利用阴阳、寒暑、时制而相机作战的事情。
迷信的利用
即公元一五六〇年，明嘉靖三十九年。 【阴阳】是昼、夜、朝、暮、风、雨、晦、明意，但亦有解为鬼神、卜筮、扶乩等阴阳说意，这是迷信的，而孙子乃一破除迷信大家。彼在《九地》篇说“禁祥去疑”，又在《用间》篇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据此足证其误。不过，聪明的主将，间亦有因士卒人民的心理而利用迷信以鼓舞斗志的事。例如日本永禄三年 ，桶狭间之役，织田信长拜谒热田神官用钱占卜说：“出现的是钱面则吉，钱背则凶。”那时，出现的全是钱面，所以士卒皆大欢喜，踊跃地向桶狭间杀去，结果大胜。殊不知，这钱，乃织田信长预先铸定两面俱为钱面的。至于全凭迷信作战，那必败无疑。
德军的失败
【寒暑】在古代，可用《司马法》上说的“冬夏不兴师”一语说明。诚以在防寒防疲设施尚未完善的时代，是最忌酷寒酷暑作战的。冬夏之战，往往病死者比战死者要多，即使在科学发明的现代，依然尚未做到“天时的征服”。例如此次苏德战争（此处指莫斯科战役），以科学发达著称的德军迫近莫斯科之际，因困于严寒无情的“冬将军”，便不能前进了。
寒带演习
唯美国近来对防寒装备似有相当办法，如美军曾在荒凉之阿留申群岛及阿拉斯加等地举行寒带作战演习，该地温度曾达零下六十度，美军借低温检测射击武器、雷达（无线电探测器）、无线电信及坦克、飞机等所受的影响，而谋改进，并拟在北极冰山上建立机场，以防御来自北极对美攻击的敌人。巴黎的报纸说：“北极区域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将占一重要地位。”不过这要看将来防寒问题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
军事气象学
【时制】总括四季、风、雨、云、雾、霜、雪及天体的变动所带来的气象。总之，本项俱属于气象问题。关于气象的研究，在古代有半正确不正确的天文学。在现代，则有气象学。气象学为研究天气变化的科学。而应用气象原理于战争的学问，则为军事气象学。气象与军事（尤其是空军、海军）有密切关系的，如炮兵的发弹，化学部队的施毒，飞机队的轰炸，以及军舰的活动，都非先知当时的天气变化不可。又如士兵卫生的设施，军需材料的备置，军械运输的策划，以及海港、空港的选筑，都必须熟知各地的气候，方可着手。欲预先测知气象的变化，则须仰赖各种科学仪器，如气压计、温度器、湿度器、风向器、风力器、雷达（现此器已能探知二百里外的暴风雨，及在十小时前便能预知天将下雨）等。而于军中欲详知气象，除尽量自备这些仪器外，尚须与各地气象台合作。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所谓地是从根据地到战场的远近，战地的险隘与平坦，战线的延长与广狭，以及或可以退却的生地，或不能退却的死地。即根据此等条件而从事作战的研究。
本项详见《行军》《地形》《九地》诸篇。其在现代，则为地形学的研究内容，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及模型图的研究。
地理与军备
一国军备与其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凡大陆国家看重陆军的建设；海洋国家着重海军的建设；至于空军则附属于海陆军，依其状况而定多寡。例如英国是海洋国家，故彼的主力在海空两项，而陆军次之。法、苏是大陆国家，所以它们的主力在陆空两项，而海军次之。美国既为海洋国又为大陆国，故建设有世界最强大的陆海空军，这是由于其拥有最大的财力、工业实力，非他国所能仿效的。
地形与攻守
至在攻守上，克劳塞维茨将军说得好：“地形为战略的一个要素，影响于攻守很大。”（见拙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又说：“地理影响于战略如此重大，但仅以此而欲取得战胜则不可能。地形是死物，有待于利用，战胜是依于战斗的胜利而获利。”（见同书）但现代武器威力的增大，已使地形减小了障碍力，不似昔日于战略战术的影响重大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五事的第四项是将，即说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要素。
【智】是多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负于千里之外。【信】是不欺，信赏必罚，财政公开。【仁】是仁爱，爱士卒，爱人民。【勇】是不惧，沉着应战，身先士卒。【严】是宽之反，态度严正，纪律严明。这五个要素，亦被称为“五才”或“五德”，然欲求同时具备这五个要素的将帅，殊非易事。大凡长于智者，往往短于勇；长于勇者，往往短于仁；长于仁者，往往短于严。此曾国藩所以有“招兵易，选将难”之叹。自古偏才之将多，全才之将少。其在我国，除孙武、诸葛亮、李靖、岳飞、戚继光诸人外，实不可多得。
请再看：
证以《操典》《纲要》《规则》
《步兵操典》上说：“各级干部为军队指挥之枢纽，士气团结之核心。故凡事必须率先躬行，与部下共同甘苦，而使之尊信，且于战斗残酷之际，尤须勇敢沉着，从容指挥，以打破其艰险困穷之环境，使部下信仰弥笃，视若泰岳，乃能克敌致果完成使命。”
《作战纲要》上说：“指挥官为军队团结之中心，其德威之高下，影响于士气之消长者甚大。故指挥官必须具有高尚之品格，勇毅之精神，坚确之意志，卓越之识见，使一言一行，足为部下所矜式。凡事尤贵率先躬行，与部下共甘苦，而获得其爱护与尊信，以树立统御之基础。”
《军队内务规则》上说：“上官为部下之表率，故宜修养道德，增进学识，高尚品格，明公私之别，以大公处事，于严守法规中，须寓有爱护之意。待遇部下当情同骨肉，使部下真心爱戴，诚恳悦服。如此则上下相感，意志互通，虽不期部下之信赖，而信赖自集于一身。及至死生危难之间，终克为部下景仰之中心，是乃得众望之道，而统驭之要诀即在于斯。”
《作战纲要》所说的“卓越之识见”，可以当孙子的智。《军队内务规则》所说“上下相感，意志互通”，可以当信。“待遇部下当情同骨肉”，可以当仁。“严守法规”，可以当严。《步兵操典》说“于战斗残酷之际，尤须勇敢沉着，从容指挥，以打破其艰险困穷之环境，使部下信仰弥笃，视若泰岳”，可以当勇。这正是说明古今将帅应具同样的要素。关于主将应具的要素及应负的责任等，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及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两书中，论之綦详，读者可参考。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最末一项叫作法，分为曲制——军队的编制，官道——各官的服务规律，主用——军费，即军需品的三种，属于军制。
古代的编制
【法】为军制意，其范围包含军政、军令、军法三大部门。【曲制】——部曲的制度，类似现今部队的编制，分为平时编制与战时编制。战术单位为营，战略单位为师。我国古代军队的编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队，百人为曲，二百人为官，四百人为部，五百人为旅等。又我国古代的战斗序列，据美国军事家吉布索的考证，弓队列最前线，枪戟列第二线，其次为车队，再次为步兵、中军（左翼、右翼）、骑兵、辎重等。【官道】——各官所奉行之道，即在其职务上所应遵守奉行的各种法规，以及升迁赏罚等事项。【主用】——军队的主要用度，如军费、兵器、弹药、粮食等。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上述五事，凡为主将者虽已听过，但求其能知能行的，那就难了。故能知能行的（即能取得人和，利用天时与地利，善选择将才，健全军制等），就可取胜，反之则败，这是战争的基本论。
【将】在我国古代有主将及偏将、裨将之分。主将如今之总司令、总指挥等。偏将如今之军、师长等。裨将如今之参谋长等。本书中将字很多，有的指主将，有的指偏将或裨将，有的统括一般将官，这是读者要注意的。【知】孙子所用知字，多含能行意，即能知能行意。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解释见前。
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双方的元首，谁是有道的（有道则得人和，内部团结）；将帅哪方有才能（以智、信、仁、勇、严为标准），哪方无才能？天时地利哪方是有利的？切实执行法律命令的是敌国或我国？兵士多寡与其武器精劣的比较情况如何？教练熟的与不熟的分别是哪方？哪方赏罚严明，哪方乱赏滥罚？若比较计算这七项，则在未战前，就可以断定胜负了。
本节，在今日观之，编者以为应补充三项：（一）财政孰足，（二）生产（农工业）孰富，（三）外交孰利，未审读者以为何如？虽然孙子在后面各篇中，亦已提到外交及财政经济诸端。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战争之事，在乎将领得人。将领（指偏将、裨将）倘若听从，力行我（主将）的计划，用他必可操左券，这样，就留下以为手足。反之，不听从我的计划，即意气不投，喜欢自由行动，必致偾事，那非把他辞退不可。这样，才能上下一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进而争取战胜之果。
服从第一
孙子所谓“听”与“不听”，不外是说下级军官对上级长官的服从问题。鲁登道夫亦有同样见解，他在《总体战》上说：“今后主帅事权之统一，较之昔日世界大战，尤为进步。主帅应要求方面或大军军长或军团长之直接于主帅者，绝对服从其命令，同时对于此外之不直接者，原以颁发特定命令为限，亦可提出绝对服从之要求。其为方面大军，军长与军总司令者对于其所属部队，亦可提出同种之要求，唯如此而后有统一动作之可言。一九一四年八月，下级司令竟与上级司令冲突，妨碍上级意志之实行或迟延之，此万万不可者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高统帅部常以决定之权委诸军团司令部代行，且发下模棱两可之命令（如临机酌辨字样），致令劳林方面之第六军与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第一、第二两军陷于罪戾。此亦万万不可者也。盖各方大军得向中央要求明显之命令，犹之元帅得要求各军之绝对服从也。假令下级将官认为中央命令有难以执行之处，则电信往还亦甚便利，自可请命中央予以变通。此所言者，非为下级将官之不服从开方便之门，乃正所以求作战行动之统一也。余本于实战之经验，要求全体将官对于主帅之绝对服从，惟在绝对服从之范围内，许以多少之独立性。在此基础之上，主帅乃能确保其意志之贯彻。”（余所著《战时之不服从》一书中，力言统帅权受下级司令抗命之害，可参考而证之。）
选将应有的注意
不论任何名将，个性的一长一短，在所难免。故当军司令部等编成时，就要配以长短相补的幕僚。孙子的所谓“阴阳”，我想：在这种情形下，也自有其真理吧？又，任何国家，虽然没有故意用必败之将的事，但出乎意料，耸于本人的虚名、声望及其他种种的对内事情，也有误认必败的将帅为必胜的将帅的情形。例如，战国时代，赵中秦的反间计，误认名将赵奢之子赵括会谈兵而为良将，用之将兵抗秦，结果战败。原来兵学是活物，战略战术大家，往往在实战上，变为格外的拙手，这是要注意的。本节，张预曾臆解为：“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也。”
——尾川敬二《孙子论讲》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主将根据上述五事七计等项，制定有利计划，部下诸将领已经听从。因内部意志已趋一致，作战计划亦已确立，所以就转而着手于外部工作。于是，就努力把周围的形势，导致有利于我军事行动，而从外部以佐助之（如行反间，播谣言，或高唱正义，以造成舆论，及运用外交手段，以取得邻国的同情声援，而使敌国陷于孤立等）。所谓势者，即依我利益的所在，采取权宜的处置方法，而不拘束于常法。
【因利而制权】权字，原为秤锤意。锤在秤上，因物体的轻重而起变化，是为权衡，借用甚广。制字应解为处置或解决意。
不能佐外举例
鲁登道夫在他的《大战回忆录》一书中，曾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说：“德国对于敌人之注意于后方作战，既自有所感觉，岂不应用此有力武器，反加诸敌人之身乎？敌国图所以动摇吾国之精神团结，吾岂不应用同等之方法以对待之乎？这种战斗法，可谓为由内而外之法，先由后方下手，再及于中立国，更移而至于前线。当然吾德国之不如人者，在其缺乏一种宣传之辅助法门，及对于敌做饥饿封锁以动其人民是矣。”这是德国主将不能“为势佐外”的写照。
兵者，诡道也。
兵法是奇诈的术策，不是正经的伦理道德。
诡道的真谛
《军争》篇亦说：“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下述十余项，便是诡道，即战略、战术与政略，在现代国防作战上，可资借鉴。
本项的解释，昔人有此说：“诡是欺诈，道是方策。用兵虽本仁义，然制胜必在诡诈。古之良将，未有不好计谋，取方便。”
又有此说：“不仅诈敌，且诈我士卒，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所谓对敌或对内，均用诈术，虽不光明正大，但“兵者，诡道也”，是斗力，同时也是斗智——这样解释方为恰当。战术原是一种权谋，不论怎样说法，都是大同小异的。
“王者之兵，以仁义为本，故不用诈。”这样说，简直是诡辩。用兵——有正亦有奇，有体亦有用，有常则亦有变则，一至兵刃相见时，就非用诡计而求易胜不可。
不要把诡道曲解为“诡与道”，诡道一定是欺道，权道，变道，奇道。
战争是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而欲用此手段，必须抱有伟大的政治目的，或为正义而战，或为和平而战。
故能而示之不能，
自己有才能的，表面却装着无才能的样子，使仇己者安心，这是就个人处世而说。我军有能战的力量，破敌的战斗能力，在表面上却装作怯弱而不能战的模样，以引诱敌人，或待机而动，这是就战略战术而说。就一国的国防而说，现在各国为准备将来的战争，其兵器装备及兵员的素质等，都是绝对保守秘密的，这是准备战争一爆发时，即出乎敌的意表，挟其优越的战斗力，以决胜负于疆场。自此项起，共有十二个“之”字，均指敌方。
用而示之不用，
已有用兵的决心，表面却装作不用的样子，使敌不备，乃乘隙而攻之。
艾森豪威尔将军于一九四四年为登陆诺曼底，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乃先用空军轰击丹麦与加来之间的地区，使德军以为盟军将由那里登陆，把大部分兵力调至离诺曼底很远之处，遂得乘虚侵入，完成史无前例的大登陆，可为例证。
近而示之远，
攻击敌人之期已迫近，却使敌人以为尚未迫近，甚至以为没有开战之意，使敌忽于准备，而乘其隙。
日俄之役
据日本学者的引证，日俄之役时，日本于最初已决意与俄开战，但不显露于表面。当时国民同志会、学者们、国民等都是催促立即开战的，而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却不轻于表明意旨，但一旦决定断绝国交，瓜生舰队即不失良机地击沉俄舰两艘于仁川。
远而示之近，
欲夺取远的城市，而装作夺取近的城市；或要从远的他方退却，而示以从近的此方退却，使敌方集中主力于此方，而得以乘隙脱离敌人。
拿翁退却
一八一二年之冬，拿破仑惨败于俄京，在退却的途中，侦知鲍里索夫的桥梁已被敌方占领，乃留二万四千兵于乌迪诺将军，命其向鲍里索夫以南移动。乌迪诺将军故意修筑道路，播散流言，努力把俄军的先锋、主力集中于此方，俄军竟上其当。于是拿破仑便乘隙架桥于斯图蒂扬卡的东方，完成全军的渡河。
利而诱之，
饵以小利，取其大利。
具体来说，弃一方而取他方，牺牲一部队而令其他部队取胜，这是战场上常有的事。
至于以金钱爵位收买敌人投降，在历史上亦不少。
乱而取之，
要运用种种术策，以扰乱敌军敌国，而得乘隙攻取之。
如今日所谓游击队、“第五纵队”等，便是此项任务的执行者。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京伦敦《每日邮报》的社长诺思克利夫操纵着协约国的新闻，对德内部，大播不利的宣传，使德国前方受着铁弹，后方又受着纸弹。后来德国虽知讲求对策，但已太迟了。因此，内部加紧崩坏，虽有精锐的前线部队也用处不大了。
实而备之，
敌军兵强马壮，我则严阵以待。
亦可以解释为：敌国的军备充实时，我非特加防备不可。例如今日列强发展重工业，制造新武器，构筑要塞，陈兵国境等事。
强而避之，
敌强，则暂避其锋锐，而等待时机。
例如一八一二年俄国对拿破仑侵入的军事行动。至于后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或“锐卒勿攻”等，均与此项意义相近。
怒而挠之，
这是说要激怒敌军，以扰乱其理性，使其陷于轻举妄动，我方有机可乘。
但必须敌将是刚戾的、躁急的，方得用此计。不然，也是徒劳。例如诸葛亮试赠司马懿以巾帼妇人之服，而懿不为所动。
卑而骄之，
我采取谦逊懦弱的态度，使敌骄慢。
例如赤壁之战，黄盖欺骗曹操的手段。——见《三国志》。或采取退却行动，使敌骄慢，例如孙膑用减灶计，以欺庞涓。——见《史记》。
佚而劳之，
敌军驻扎一地，兵力充实，给养丰足，安闲以蓄其锐气，将为所欲为，是谓“佚”；而使之疲于奔命，是谓“劳之”。
其法：或用空袭，或行夜袭，或威胁敌后，或示以进攻敌线之状等。
亲而离之，
这里所谓“亲”，不仅指君臣将卒间的相亲，国与国间的相亲也包括在内。凡此敌人，均要设法离间之，使其孤立崩坏。
前者，如楚汉之争，汉之对范增。后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用外交手腕，把同盟军方面的意大利，拉到协约军方面来。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无备与不意，均为敌之虚——《虚实》篇之所谓虚，即前者为有形之虚，如某点、某地之虚；后者为无形之虚，如意中所忽略之事，或想不到之事；乘此虚而攻之，定可百战百胜。
《作战纲要》说：“攻击愈能出敌不意，其成果亦必愈大。”又说：“作战必须常立于‘主动地位’。为达到此目的，凡我军之企图计划与行动等，尤须‘严守秘密’，全军相戒，然后能以疾风迅雷之势，出敌不意，使敌不遑应付，乃奏临机制胜之效也。”
太平洋之战的佐证
于此，在过去太平洋战争中，有两个例证：一为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一为美国使用原子弹空袭日本。前者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消灭殆尽（据美方公布，被击毁主力舰5艘，驱逐舰2艘，其他1艘；重伤主力舰3艘，轻巡舰3艘，驱逐舰1艘，其他3艘；被击毁飞机188架，伤159架），并延长其反攻时间达两年之久。后者使广岛、长崎损失不可计数，并促使日本提前向盟国投降。否则各为对方先知，严加戒备，绝难产生这种惊人的效果无疑。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上述各项，均为兵家制胜的要谛，但是战争之事，不测的状况常突如其来，极其千变万化，要临机应变，到底不能预先一一传授。亦有解为：兵家之所以取胜，因为所用的是诡道，要绝对秘密，不可于事前泄露，致传闻于敌人。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在未战之初，元首召集军事要员，郑重会议于庙堂之上，以决定作战计划，即检讨上述五事七计以决定作战计划，这计划的良否，足以决定战争胜败。申言之，未战之初，其计划已足胜敌的，是由于计划周密，败者反是。即一战则必胜，一战则必败，至于没有计划的，更不用说。故依此观察，于战前就可预先判知谁胜谁败了。
【庙算】兴师为国家大事，在古代，君臣必先谨告于祖庙，并在庙内会议军事：一为求祖先的佑助，二为统一君臣的意志，三为防谋略的外泄。此时，基于彼我的考虑比较，而定出作战的基本计划，即为“庙算”。【多算】是周密的计划或成算。
四大例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书“八年”同此解） 【少算】是疏漏的计划。计划的疏漏者战则必败，在近代战史上可找到两大实例：一为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德国对协约军的作战，当初参谋本部计划一年便可结束战事，因之，对于物质不做充分的准备。殊不知，战争时间延长，超出他们计划，终以物质的不足，产生恐慌，引起内部的革命，便乞和了。俄国对日作战，战前没有计划到西伯利亚铁路单线运输的不足，与波罗的海舰队东航的疲劳，交战后，海陆军大败，只得屈服。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亦有两大实例：一为日本进犯我国，原计划以三个月攻占我国首都后，便可结束战争，未料战事竟延至八年 之久，反为我国取得最后胜利。次为德国攻苏，希特勒亦计划以三个月征服苏联，未料莫斯科未攻下，即遇“冬将军”，陷于胶着，翌年进兵斯大林格勒，又遭惨败，一直被苏军追杀到柏林。于此，可见一国对外作战计划是不能错误的，一错误即失败，而亡国随之。所以孙子于开端便大声疾呼道：“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