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起，日本人就满心忧虑地注视着中国的遭遇。19世纪50年代中期，由马登·培利率领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到达江户，用炮口强迫开港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种境地，使他们的心情和痛楚与中国非常相似。因此，中国的历史命运促使他们反省体察，并思考自己的民族出路。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在中国造成的种种灾难，越过一衣带水，使日本感同身受。正是这种危机感，成为维新自强运动酝酿和爆发的契机。但是，历史喜欢捉弄人。日本的自强，对于中国来说，却意味着后起的东方资本主义踏着先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脚印，汹汹地破门而来。其扩张主义一开始就诉诸武力，比之西人用商品和传教开路，显示了更多的急迫和无情。
培利舰队到达江户
一、日本的崛起和迫来
1862年，载负着调查中国社会的使命，名为“千岁丸”的第一艘日本轮船驶入上海港。如果联系1816年英国轮船“阿美士德号”在上海的侦探活动，那么，相隔近50年之后，历史仿佛又重现了。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是一个预兆。
8年之后，即1871年，中日之间签订了两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款；《中日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日本签约本是一种俯就，不过是借此免使日本成为西洋的“外府”，“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连，在我反牢笼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1)。但是，日本的要求是按“西人成例，一体订约”，其提案则“荟萃西约取益各款而择其优”(2)，力争互惠之一体待遇。在他们看来，这是效法西洋的一大步。那个时候，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往往来自摭拾传说。存防祸之见，有轻视之心。因此，对他们“一体均沾”的愿望颇以东施效颦视之。安徽巡抚英翰在奏疏中说：“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曾经明定条约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来尝试，其心实不可问。”(3)就是说，不能把黄肤黑发的日本人与高鼻深目之属列为同等的对象。其时，日本不但比不上英国，甚至比不上秘鲁。（当中国同秘鲁订约，许以列强所得权益的时候，日本尚未得一体均沾之权。）最能表现这种意思的，是1873年，同治皇帝接受外国公使觐见那一回，主持仪式的中国人，把品级较高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的班次排到了品级较低的英、法、俄、德、美公使的后面，以寓区别对待之意。结果，副岛以回国相胁，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但从1874年起，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开始变化了。这一年，日本用断然出兵台湾向人们显示了它的另一方面：黩武扩张的方面。其理由是台湾土著居民杀掉了54名琉球渔民。这件事，在上一年曾经是中日交涉的内容之一。总理衙门的大臣用两种回答来对付日本的诘难：（一）“二岛俱属我土，土人相杀，裁决固在我，何预贵国事”(4)。意思是台湾和琉球都是中国治下的地方，其民人殴争致杀，本是中国家事，无须外人多嘴。（二）“番民皆化外，犹贵国之虾夷，不服王化，亦万国所时有也”(5)。这段话出自毛昶熙之口，他置台湾土著于中国王化之外，用政教所不及为理由以解释其越轨好杀。前一种回答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对琉球的宗主权(6)，以此堵住了日本的嘴；后一种回答却几同于默认日本代表琉球的权力，而且把台湾土民划出了中国的治辖，授日本以出兵的口实。当时，由大久保和大隈起草的《处理台湾蕃地要略》，即接过话头，提出“台湾土蕃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可视为无主之地”，所以“我藩属琉球人民遭受杀害，为之报仇，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7)。他们不仅把尚未解决归属问题的琉球划入自己的界圈，而且跃跃有觊觎台湾之心。这一场兵火，从5月初开始，到6月初就轻而易举地结束了，日军控制了土藩居住地。中国政府曾有过一展挞伐之想，但沿海大吏多以战备不足为辞。最后，在列强干预调停之下以《中日台事专条》三条为了结。日本得到了偿银，并借条约行文中“清帝国偿付日本遇难民抚恤金十万两”一句而正式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8)
但这次冲突更深刻的意义却在于两国由此而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进从道（西乡从道，侵台总司令）爵。盖自是益轻中国矣”(9)，中国则懂得了日本之不可等闲视之。同一年，文祥在奏疏中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10)于是，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近代海军的产生，即以此为嚆矢。
同时，与日本隔海相对的台湾也由“化外”之地转为世人所重。沈葆桢提出了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的主张。经变通之后被采纳：闽抚以冬春、夏秋为期分驻台湾、福州。同时，在台湾、福州、厦门都配置了相应的军事设施。这些做法，为后来台湾建省提供了基础。显然，这两种认识反映了攻与守的不同态势。但与国内的人们相比，一部分出使海外的中国人则对日本的崛起有更为明切的见识。1877年后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作《伦敦致李傅相书》，提到“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他因之而希望中国不仅“专意考求兵法”，也应多派留学生“分途研习”西国种种科技。这里虽没有愤激的敌忾之气，却是观察之后的冷静思考。他的建言反映了日本的崛起对中国人的启发。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对日本既恨且鄙的人多，愿意取法日本的人却非常少。
二、从外交到战争
对于日本来说，出兵台湾不过是初试手段。吞并琉球之后，它又踏上了朝鲜半岛。日本之热衷于“征韩”，据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而时有心得的蒋廷黻分析，其理由有三：“（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三）征韩能为因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11)这些动机构成了强有力的内在冲动，并且是不容易消解的。
黑田清隆
当时的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这种密切关系包括历史渊源和国土防卫两个方面。要使朝鲜转手，首先必须割断中国与朝鲜的藩属关系。于是，中日两国的矛盾在这里又一次激化。1876年年初，日本全权代表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3艘军舰前往朝鲜。临行之前，美国公使特以《柏利提督日本远征记》一书相赠。20年前在美国军舰逼迫下开国的日本，这个时候却以美国为榜样去对付朝鲜了。其结果是签订了《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这个条约，开头就标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这种来自日本军舰和大炮的“自主”，当然不过只有字面意义，但日本却借此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从此，本不接壤的中日两国在朝鲜构成了错结纠缠之势。3年后，恭亲王奕说：“日本恃其诈力，雄视东隅。前岁台湾之役，未受惩创。今年琉球之废，益张气焰。臣等以事势测之，将来必有逞志朝鲜之一日。”然而量度国力，他又发为浩叹：“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臣等为朝鲜计，愈不能不为中国虑。”(12)
中日之间的这种矛盾，与朝鲜国内的政治矛盾牵连在一起而更形错综复杂。1882年的“壬午兵变”以朝鲜旧军对新军（由日本训练的别技军）的矛盾为导火线，表现出明显的反日色彩，但其中又交织着开化党与保守党的政见之争。事发后，中国政府经派数千淮军赴朝“代平内乱”。自元朝以来，这是中国干涉朝鲜内政最积极的一次。然而其更多的动机却是出于防日。“日人夙谋专制朝鲜，朝臣阴附日人者不少。今使内乱蜂起，而且兵猝至，彼或先以问罪之师，代为除乱之事，附日之人，又乘机左右之，使日本有功于朝鲜，则中国字小之义有阙，日人愈得肆其簧鼓之谋。”因此，“我中国不待朝鲜求助，而调拨师船前往援护，既以示字小之恩，而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在我属邦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日人居功问罪两计，可以隐伐其谋”(13)。壬午事平之后，淮军遂长驻朝鲜。但壬午兵变中朝鲜人戕杀了日本军官，冲击了日本使馆，民众宣泄的反日愤怒又被日本引为进一步勒逼的借口，在随后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他们由此而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于是，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大为增长，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大为增长。但两者相比，日本以“改革内政”为诱导浸润所扶植的亲日派更多咄咄逼人的声势。
中法战争爆发后，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14)朝鲜之希望摆脱宗藩地位而求自主，本来代表了近代变局刺激下的合理愿望。但为求自主而依托于日本，则自主不能不染上昵日反华色彩而变质。这种趋向，终于酿成1884年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这是日本策划的一次不成功的政变，虽然被优势的中国军队所扑灭，但对日本而言，它却远不是毫无结果的。在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里，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派兵权。有人责怪李鸿章说：“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有此巨谬，成公同保护之条约。”(15)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冤案。李鸿章固有“两边迁就，方可说合”之心，但造成“巨谬”的主意却是出自慈禧太后的宸断。据近人史著记述，“李鸿章函告总署，太后得奏，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16)。这一变化，使中日外交对峙日益转为武装对峙，事机一如悬崖转石，不达于地则不止。后来有人说：“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贻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惏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17)其观察虽然没有尽得两国外交之种种曲折，但勾画的趋势却是明白的。“甲申政变”十年之后，爆发了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其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甲午一战，以三个战役为重心，但决战是在黄海海面上进行的。5个多小时的激战，不仅决定了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战争全局。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
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海战
水师的官兵是英勇的。在茫茫洋面上，他们用怒火和热血表现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致远”舰攻敌而受重创，复为鱼雷所中，管带邓世昌以下250人均阵亡，“经远”舰突进途中为敌舰环攻，船身碎裂，管带林永升以下270人俱殉国。“超勇”、“扬威”两舰中弹发火，全舰焚毁，管带黄建勋、林履中沉浮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靖远”舰随军酣战，中弹数十处，前后三次起火，“旋见督船桅折后无旗宣令变阵，为敌所乘，全军罔知所措，帮带大副刘冠雄曰：‘此而不从权发令，全军覆矣！’急请管带叶祖珪悬旗，董率余舰变阵，绕击日舰”。身历此役的人们“在艇阵殁者九十余人，与艇俱沉者共六百余人”。但是，他们的怒火和热血并没有换来中国的胜利。“是战胜负之分，决于舰炮之灵钝。未战之先，‘定’、‘镇’两舰曾请购配克鹿卜十生快炮十二尊，以备制敌。部议以孝钦太后六十祝嘏用款多，力不逮而未果。论者惜之。而战时子弹巨细，多与炮径不符，则为天津军械所之所误也。”(18)在这里，政治原因成为最终的原因。
从时间上说，中国为了武备而向外国买船比日本更早。然而，黄海海战中的中国海军在吨位、速度、火力三个方面却都比日本略逊一筹。李鸿章说过：海战唯恃船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19)。他懂得略逊一筹的厉害，不能不算是一种见识。但慈禧太后的意志比见识更能发挥影响。后来编写《海军实纪》的池仲祐说：日本以兵船临台湾以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拟豫防东患添练海军。都御史张佩纶亦抗疏言之，朝廷不省，当轴昧于大局，且请以兴造海军之款，移修颐和园，因循坐误在战事前者，七载有奇。日本乃崛起图强，乘机挑衅，练兵备舰，不遗余力，以窥中国”(20)。在西太后的心目中，颐和园比海军更重要，因此，每年“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21)以建造颐和园。通过这种腾挪，一艘一艘的铁甲舰化为颐和园里的山水花木。中国水师欲不逊一筹，得乎？黄海海战前，廷旨严责北洋海军将领畏葸巧滑。李鸿章疏奏复陈，言词苦涩：
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舰，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既因快船不敌而言，傥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22)
苦涩之中正藏着许多说不出口的怨气。所以，当中日战争急迫之际，翁同龢衔西太后之命诣李鸿章问策时，“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指翁同龢）总理度支（户部），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23)。武器装备的差距是一种现象。拨开这种现象，可以看到两国不同的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
翁同龢
三、民族精神的亟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它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多方面的灾难，已为数十年来的各种近代史书一再记述和论说。但是，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穷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过去，人们多以甲午战争当中和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这种觉醒，其实并不确切。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情色彩居多。50多年前的三元里已经出现过这样的场面。我们不能据此而把中国民族觉醒的时间提前半个世纪。梁启超后来说：
《马关条约》签订情形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诚有如小说家所记巨鲸之体，广袤数里，渔人其背而穴焉，寝处于是，炊爨于是，而巨鲸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24)
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一个阶级是这样，一个民族也这样。沿用一句现成的话，可以叫做由自在到自为。而近代中国，这一过程正是以知穷思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申，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25)
康有为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因此，中国民族的觉醒由1 300名举人在“公车上书”的呐喊声中宣告于世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这一批人，兼有学生和士大夫两种身份，是从各地汇集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优秀人才。他们曾经饱读四书五经。但他们起草和署名《上皇帝书》一事，却已经越出康、雍、乾以来厉禁知识分子干预时事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1300人组成的集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群”。因此，“公车上书”并不仅仅是书生议论，而是声气广披于朝野的社会行动。这种知识分子的聚群而动常常使人想到汉末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党。但汉代和明代的人们是在忠义的感召下汇集起来的，他们与奸佞的对立中往往交杂着士人的朋党意气和传统的伦理主义。而“公车上书”则是民族危机刺激下的集群，他们的共识更多地来自于对民族前途的思考，并且把抵御外侮与改革内政合为一体。就其所反映的时代意义来说是前代人们所不可比拟的。
举子士人的登场，不同于三十年来主持洋务的达官们，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更明显地标志着世风和士风的变化。稍后，谭嗣同作《上欧阳鹄书》，自述：
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26)
他真实地说出了忧患刺激下思想转轨的艰难和苦痛。
28岁之前专意治经学的章太炎，也是在这个时候走向政治的。在他们的背后，是甲午战争刺激之下一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改变。后来以写小说得文名的包天笑，其时还是苏州城里一名19岁的秀才。他在晚年追叙说：
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27)
于是，本来潜心于骈四俪六之文的人们也渐渐张目四顾，为种种新学与时论所吸引了。这个变化，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的雏形。维新改良的潮流急速地涨涌于民族觉醒的曙光之中，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它吸引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从改革中寻求民族的出路。例如，商人经元善就是因此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的。同时，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也挟着革命的风雷走上前来。他们代表着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但惊醒他们的，同样是甲午战争的炮声。
四、强敌成为榜样
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不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日本是值得注意的。在1859年刊行的《资政新篇》中，洪仁玕说过：“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28)这种预见是有洞察力的。而看得更准确的是李鸿章。他在1864年致奕、文祥的信中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这段话推度日本，返及中国，议论之中有深思焉。19世纪70年代，日本以出兵台湾之举在中国人面前表现了自己。这不仅激起了洋务派以提防之心致力海防，而且使众多的中国人开始注视日本、研究日本。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在当时产生过影响并为后人留下明晰痕迹的，是这样几种：
（一）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写的《使东述略》。何如璋算不上是一个器识宏通的人物，但他忠于记述。“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皆能“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纪之以诗，以志一时之踪迹”。这个好处使《述略》一书提供的日本史地民俗、政治经济知识比较具体而且可靠。他出使东瀛之际，上距明治维新还不到十年，但日本的景物风貌已由本来的“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变而“趋欧俗”。上至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虽“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酷似”。他的诗作以“半是欧风半土风”咏叹了神户港口“番楼廛肆”与日本民居杂错相邻，以“云山过眼逾奔马”咏叹了大阪与神户之间的“铁道火轮”，以“一掣飞声如电疾”咏叹了“用西人所炼电气”为之的“电气报”。这些来自西洋的东西在日本落户，不能不触动同为东方人的何如璋，他因之而感叹说：“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器物之外，还有礼制。他在记述自己用“三鞠躬”的泰西礼仪向日皇递交国书的过程之后，议论说：“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参议大臣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反对派。日本的前代仪文与中国正相伯仲。虽说他议论的是日本，可文章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其中未必没有由此及彼的意思。
（二）黄遵宪“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写就的《日本国志》，以及积累亲见亲闻，“衍为小注，串之以诗”，撰成的《日本杂事诗》。黄遵宪是随同何如璋出使的使馆参赞。但比起后者，他对中外大势的了解要更透彻一些。因此，对日本社会的观察也深刻得多。《日本国志》一书，从收集材料到最后定稿，先后花费了近十年光阴。它是中国人用旧史体例写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凡十二志，四十卷，二百余万言。但其意义不仅仅在历史，作者自谓：“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所以，纪事论理尤着眼于明治维新以来。《食货志》则述其兴矿务、造轮船、劝农桑、广制造；《学术志》则述其普设学术、海外留学，“专以西学教人”；《刑法志》则述其新式监狱制度与采用法兰西律法；《兵志》则述其陆海军师法佛（法）、英，兵制取自德人，等等。并且往往引申，使中国人容易想到自己。如《职官志》论曰：泰西“设官立政，……其官无清浊之分，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其分职施治，有条不紊，极之至纤至恶，无所不到”。他认为这些都与中国的《周礼》相通。日本官制以《唐六典》为法则，维新后，则取法泰西为多。中国正可以“礼失而求诸野”，悟知《周礼》制作之意。《礼俗志》论曰：“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舶电线之奇，无不借众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联合之，故有礼以区别之，有法以整齐之，有情以联络之，故能维持众人之力而不涣散。其横行世界而莫之能抗者，特此术也。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皆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联想到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短时间涌现出来的种种学会与群体，这里的议论正可以看做是一种先期憧憬。黄遵宪笔叙日本而意在中国，其用心是容易为人了解的。所以《日本国志》刊行以后，对有志于维新变法的人们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说，海内奉之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扺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厥功洵伟矣哉！”(29)
黄遵宪
（三）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和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日本变政考》。与何如璋、黄遵宪相比，康有为的后一本著作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此书按时间先后系事，始于明治元年（1868），终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凡十二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教育、警政、官制、军事。在列举日本变政事迹的同时，又用按语评考其意义和可资取法之处，以直接发挥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就像《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在叙事之后以“臣光曰”起首的大段议论。这本书1898年3月初次进呈的时候，名为《日本变政记》，后改写再呈，易名《日本变政考》。由“记”改为“考”，说明著作的本意在于论说。其立论以“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为宗旨，并自负“所考万国书，无及此书之备者”。进呈之初，即期于“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0)。据说，“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这本书对1898年百日维新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说：
自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满汉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31)
康有为的特点是托古改制。因此，在他的按语里，日本值得效法的维新措施，常会在渺茫的中国古史中找到非常对称的先例。这种牵强类比虽带有学术上的独断主义倾向，却反映了改革家的别有一番苦心。
这三个人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前。但黄遵宪和康有为著作的问世，则在甲午战争之后。那个时候，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崛起于岛夷，最后跨海而来，燃起一场巨大的战火。这个变化过程就发生在中国人的眼皮底下。比之西洋诸国的历史，无疑要具体得多。因此，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对于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也就越为深刻。于是，强敌变成了榜样：《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1896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已经踏上了负笈东渡的途程。他们的航向，同千余年前的遣唐使们刚好相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学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它所引起的争论比它所带来的进步更多。而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日本的榜样被有志于维新改良的人们放大了，洋务运动几十年间陆续出现的变法议论终于一步一步地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
五、三个方面的反思
甲午战争之前，早期改良派已经对洋务运动作过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虽然不无深刻见解，但那终究不过是见诸言论。在洋务运动气运未衰的时候，单靠言论是不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的。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用武器打破了洋务运动补苴罅漏的惨淡经营，比之笔墨议论，它更严酷得多。于是，前后凡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因此而成为民族反思的矢的。
其一，是维新派的反思，梁启超批评“中兴以后讲求洋务”者说：
梁启超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32)
这段话，语气是严峻的，但全然不是肆口攻击。它表达了历史长流中后起的一辈对前辈人的认真评判。否定洋务运动的地方，正是维新运动准备继起而致力的地方。因此，“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3)。
其二，是洋务派的自我反思。奕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予鸿章以商让土之权）。”(3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西化”，“化”之为义，在意思上同“彻底”是相近的。当然，从满清王朝恭亲王口里说的“西化”与后来另有背景的“全盘西化”在质和量上都是不相同的。它反映了更多接纳一点资本主义的愿望，在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变法行将出台之际，这种舆论是顺应时势的。因此，奕对洋务运动的总结似乎已经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也因此，他用否定句表述出来的思想，已经溢出了我们今天对洋务运动的界定。
其三，是来自实践的反思。这主要见于甲午海战幸存者们的亲身叙录：
我国地广人众，沿海甚多，不能不设海军护卫。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不（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35)
这些人力言“西化”或“西法”，不是崇洋媚外，而是生死血战之后的心得。他们身在军中，熟见用中国“朝制”择取“西法”的种种私弊，并深受其苦，深受其害。其条陈愤愤然言之的“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是切中“中体西用”以新卫旧之弊的。
致远舰部分官兵
这种种反思说明，时代已经把中国民族的思想主流推到了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的前头。但是，正如甲午战争使一部分洋务派承认了维新之必要一样，甲午战争也使一部分顽固派开始接受洋务运动的东西。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体西用”还不会消失。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仍是一道不可越过的界河。
【注释】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24页。
(2)同上书，卷82，3页。
(3)同上书，卷79，7页。
(4)转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5)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琉球属中国，起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直到光绪初年，五百余年中琉球按期进贡，未曾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琉球又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就成了中日两属之地。蒋廷黻称之为“好像一个女人许嫁两个男子”。于是，在日本维新中力行废藩之后，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归属的问题就发生了。参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171～1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7)《大日本外交文书》，卷7，1页。
(8)当时任日本顾问的法国人巴桑纳后来说：“一八七四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说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因为在条约的字面上把遇难的琉球人“称作日本臣民”。见清泽洌：《外交家大久保利通》，253页，1942。
(9)胡寄尘编：《清季野史》，9页。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41页。
(11)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364页。
(1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劝朝鲜交聘各国片》，见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2页，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1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朝鲜乱党围攻日本使馆并劫王宫请派兵援护折》，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31页。
(14)《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6，10页。
(15)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12页。
(16)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354页。
(1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320～322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19)《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61页。
(20)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315～316页。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141页。
(22)《覆奏海军统将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52～53页。
(23)胡思敬：《国闻备乘》，卷1，“名流误国”，见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1辑，23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25)同上书，113～114页。
(26)《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167～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45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532页。
(29)《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各家诗话，412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0)《日本变政考·跋》，《进呈日本变政考序》。
(31)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50页。
(32)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19～20页。
(33)同上书，21页。
(34)黄遵宪：《马关纪事》。
(35)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400、4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