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海战场景之一
1839年7月和9月，中国水师与英国兵舰在九龙尖沙嘴、穿鼻洋两度炮战，标志着中英之间因禁烟而触发的冲突转为武装对抗。战事实际上已经开始。随后，从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是为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自西方人1514年到中国起，是他们积325年窥探之后的一逞。炮声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亚洲。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对亚洲来说，战争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在此以前，中国是东方的庞然巨物，亚洲最大一个封建制度的堡垒。但是，英国兵轮鼓浪而来，由沿海入长江，撞倒了堡垒的一壁。结果是“秋风戒寒和议成，庙谟柔远思休兵，华夷抗礼静海寺，俨然白犬丹鸡盟”，随后，“夷人中流鼓掌去，三月长江断行旅”(1)。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东方的最初胜利。从此，中国同周围国家的传统关系日渐改变。而日本，则从中国的遭遇中由震惊而自强，自己起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一、开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武器的陈旧，政治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落后？中国人曾经长期思考过这个问题。应当说这三个东西是相互联系的：因社会落后而政治腐败，因政治腐败而武器陈旧。不过，这一结论要很久之后才会出现。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去观察和体验世界的，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识。18世纪末期，由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而引出的乾隆一道“敕谕”，其中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已久被引述而为人熟知。人们常常容易把它看作是一种君王个人的心态。其实，在心态的后面，是几千年小农生产所维系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不仅提供了产品，而且也生产和再生产出闭塞。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很难滋生向外发展的欲望和冲动，因此，康、雍、乾、嘉、道二百年间，在东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常常是被动的一方。中国由被动而抵制，由抵制而闭关，在易见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不易见的经济原因。其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兰西、英吉利先后不远万里前来叩门，但总不能越过重重“中外之大防”。在这一方面，道光年间厘订的种种“防范夷人章程”是极富特色的，其中规定：“夷人私带番妇住馆，及在省乘坐肩舆，均应禁止也”；“夷人具禀事件，应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也”；“禁在广州住冬”，“限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约束”，“不准汉人借领外夷资本”，“不准久住澳门”，“禁雇汉乳妈及买汉婢”，“禁进省城靖海等门”(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细密的防范曾有效地阻止了外人入窥堂奥，但这个过程也同样有效地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日益模糊。方中英两国因鸦片贸易而冲突渐趋激烈之际，士大夫的议论，类多隔靴搔痒，不中肯綮：“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今之互市，乃外夷不获已于中国，非中国不获已于外夷”，他们往往以为“绝茶与大黄不使出”，则可使夷人屈服。(4)这种见识与事实之间的距离正显示了闭关造成的虚骄与懵懂。
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的武力较量和竞争。从来是朦胧一团的“泰西”，展现在中国人眼前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坚船的迅速，利炮的声势。曾经身为抗英主帅的林则徐，对这种压力目睹身受，终身不能去怀。在后来遣戍伊犁途中，他给朋友写过一封信，对中西武器做了这样的对比：“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而“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5)。应当说，这段话是沉痛的，因为其中凝结着中国士兵的鲜血。但是，作为比较的结果，它又陈述了那一代人在流血与愤痛之后的反思。关天培是英勇的。但激战之后，他手中的旧式火炮“火门透水，炮不得发”(6)，并有炮身发红炸裂者。在西方的近代炮火面前，其英勇表现了一种历史的悲怆。等而下之的杨芳，则收集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视“夷炮”为邪教法术。其仓皇失措在西方的近代炮火面前又表现了一种历史的调侃。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裕谦）、两名提督（关天培、陈化成）、七名总兵（张朝发、祥福、江继芸、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谢朝恩）、两名都统（海龄、长喜）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一部分中国人透过弥漫的硝烟终于发觉自己面临的对手是完全陌生的。来自西洋的“夷”人，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族类。两千年来传统的夷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里开始动摇了。处风云旋涡中心的林则徐便在时代波潮的鼓荡下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所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各国律例》，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民族最初借助文字而了解到的泰西形象和情态。1832年（道光十二年），闽省渔户杨某曾在大洋面上与夷船以鱼换米，并得西人所赠书册。结果，在官府的干预下“起获夷书，咨请军机处，恭呈御览”，并招致上谕对于督抚的切责和追究：“查阅纸片字画，直系内地手笔，何似之有？且书内语句，多不成语，该抚所奏，无非上下朦混规避而已。”(7)几本“夷书”能够掀起这么大的风波，不仅说明了缺乏开明，而且说明了缺乏勇气。林则徐是从闭塞风气中走出来的人，他曾经相信过禁使茶叶大黄出口即可以治西方人的成见。但是，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林则徐观念大变，既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又表现了接纳新知的开明，两者具有同样的光彩。意味深长的是，最早对此表示称许的恰恰是渡海东来的西方人：“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8)尽管林则徐的新知中仍然掺和着种种旧见，但他是从传统的华夷观念中探出头来认识西方的人。而后才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以及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议论，作为一种时代思想，它又启迪了2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在林则徐的手里开始成为一门学问。由此，以儒学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宗旨，并归宿于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之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以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荦荦大端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就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9)
二、官、民、夷
在鸦片战争中出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如果说林则徐的作为体现了统治阶级对外国侵略的抗御，那么三元里和其他地区以义勇自命的人们则代表了中国民众在炮口震撼下的自发抵拒。这是中西民族冲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两端的最初反应。两者之间的感应和同一是明显的。过去强调的是：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用这种三角循环来说明官、民、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夸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记录了粤之义民痛诟义律的檄文，其中说：“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此次由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深入。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10)在这里，民众是以“大清国之子民”的立场与外夷相抗的。因此，他们对于“奸相”的指责，并不纯粹是官与民的对立，所谓“无君无父”、“忘恩负义”(11)，在用词上更能显示的倒是传统文化里忠义与奸佞的不可调和。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固然有游离于官府之外的一面。但反侵略斗争毕竟不同于国内阶级斗争，不同于天地会、白莲教。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常常使官与民之间还有相通的一面。为今日史学家所称道的民众义举，其组织者和领导者则多是士绅。(12)牛栏岗歃血盟誓后选出的三元里十三乡领袖人物，以何玉成、王绍（韶）光、梁廷栋最有影响，其中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监生（一说候补县丞），一个是能够号召十余“社学”的有力者。没有这些人的个人威望，乡民的反侵略愤怒只能发为零星的一击，而无以聚成一百零三乡的涌潮。涌潮既成之后，士绅的观念又会成为民众观念的代表者。在这里，官与民的沟通正体现于士绅身上。事后，广西巡抚梁章钜在奏议中说“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13)，其褒扬之意是明显的。类似的情况，在近代百年中对外抵抗的场合常常出现。如果抹煞民族意识，这一类现象将不可理解。
三元里人民抗英指挥部所在地——三元古庙
当然，被称为“官”的人们中也确乎有以苟且一时为计者，他们在炮口的震撼下因畏惧而气沮，因气沮而辱国。广州知府余保纯，本由林则徐查办烟案时指调至省，并在与西人折冲的过程中，“实相与左右之”。但林则徐获罪之后，遂“附和琦相（善），不复自顾其矛盾，遂奉命数与义律往还，谈论烟价、香港之事，及将军（奕山）、参赞（隆文、杨芳）既至，更为张大其腐鼠之吓，抚事已定，卒以重赂完城”(14)。三元里民众集围英兵之际，又“亟出城排解之”(15)。在中英鸦片战争历史上，他并不是一个要角，但在当时的广州，却一度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英夷入粤纪略》说，当年9月，他主持府属各县考试，而“文童哗然。皆云：‘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最后终因身被清议集矢而“不容于粤矣”(16)。当中西交逢之初，民族伤痛与夷夏之辨交相融合，作为一种多数人的群体心理，儒学所作育出来的士大夫并没有丧失攘夷之志。因此，像余保纯这种人不仅被下层民众痛詈，而且同时被士大夫群体所鄙视。他是当日官场的一个形象，但他并不是当时官场的代表。
三、条约制度下的社会变化
炮口下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精神冲击，而且使西方人的意志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而成为近代中西之间的第一组条约。随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多个。条约的网络编成了所谓条约制度：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这个制度的起点正是鸦片战争后的第一组条约。这样说，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最早；而且因为它所包含的12年之后改约一条，已经是不平等条约制度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它的内容（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租地造屋、传教自由等等）已经象征了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和续接准备了最初的前提。因此，随着第一组条约的产生，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可见的变化。
1850年的上海
第一，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吏的平等权，对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造成很大的压力。《南京条约》已经申明：“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劄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17)后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又于“平行之礼”一条无不详为备列。(18)西方人之孜孜注目于此，是多年碰壁于“中外之防，首重体制”的结果。但他们要求的“平行之礼”对传统中国来说，又不单单是一个礼仪问题：一方面，这种平等同天朝大国对待外夷历来的不平等是直接对立的。它的实现，会使王朝体制裂开一个大洞并促成夷夏之防的逐渐崩溃。另一方面，透过这种具体的平等权利又会泄漏出一点资本主义的一般平等观念。资本主义的平等固然是一种虚伪的平等，但它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否定物。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又会引发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的种种问题。这一层意思在一开始可能不如前一层意思那么明晰。但它的沉重压力是可以感受到的。恼人之处在于：西方所索取的那种内涵复杂的平等，是传统中国不能答应的，但又是不能不答应的。
第二，英国割取香港，意味着获得了经营中国的基地；而五口开放则提供了由沿海推向内地的孔道。从马戛尔尼以来，西方人为此追求了几十年，他们从道光皇帝手里得到了当初被乾隆皇帝拒绝的东西。无疑，这种由战争而造成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主权的丧失。“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黄遵宪以自己的诗才叙写了道光皇帝在割地时的痛苦。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共产党宣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旋涡里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9)按照这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用，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要说明这个二律背反，只有借助辩证思维。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英属香港和口岸租界，因为西方人搬来了全套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建起国中之国，曾经长期成为近代中国殖民地标记。咸同年间有人过上海租界，作《夷场行》，在描写景物之中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愤懑和怀旧的苍凉：
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战情景
人间何地无沧桑，平填黄浦成夷场。高高下下嘘蜃气，十十五五罗蜂房。青红黄绿辨旗色，规制略似棋枰方。门前轮铁车硠硠，人来辟户摇锒铛。倒映窗牖颇黎光，左出右入迷中央。兜窈纠言语庞，笑指奇器纷在旁。自鸣钟表矜工良，水舂机上织成匹，磁引筒中火具扬。银镂尺表测寒暑，电景万里通阴阳，我非波斯胡，目眙安能详，中原贵远物，一握兼金偿。矧乃阿芙蓉，其毒能腐肠，世等酸咸嗜，直以饔飧当，乌虖利薮召兵甲，烽燹廿载盈海邦。不诛义律纵虎凶，哩啯呔（李国泰——引者）出尤猖狂。九州禹服万物备，何烦重译通梯航。广州南岸印吾铁，闭关不早思陶璜。圣人先见在故府，烟尘海上天苍凉。惶惑万怪有销歇，大风去垢朝轩皇。(20)
这种感情在一个被侵略的民族心中是很难消除的。但西方人在封建主义中国筑成几个资本主义的界地，由此也打开了若干窗口，使中国人得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如容闳、洪仁玕、王韬、康有为等等，正是首先从香港和租界里获得传统之外世界的第一个直观印象。“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1)由直观而生羡慕，由羡慕而生比较，由比较而生追求，而后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实践。香港和租界里的资本主义，曾给封建制度下的众生以观摩、诱发，与憎恶夷场的情感一样，这也是事实。
第三，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因为自然经济顽强抵抗，不愿退却。这种抵抗的顽强性不仅来自传统的巨大惰性，而且来自几亿小农求生的挣扎。当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据那个时候西方人的观察，“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22)。但是，没有足够多的新式生产部门可以吸收他们。他们的多数人只能重新挤入密集的农业人口，在更加苛刻困苦的条件下再次组合成自然经济。苏南虽近洋场，本属首当其冲之地，但直到光绪年间，时人记叙还提到纺织与耕种相济以谋食营生的事实。甚至“村镇收租之家，至其时，积布累累。问之，则皆佃者之穷而无告以布当钱米也”(23)。面对这种情况，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缓缓荡开。这一过程，终近代百年尚未完结。虽然如此，自然经济终究因此而逐步走向分解，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和发展让出了地盘。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着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来说，上述变化正是他们按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的结果；对中国民族来说，这种变化则是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之下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两者比重大相悬殊。因此，经济上的新旧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西方列强。
洋商在华所设制藤厂
洋商和中国买办
第四，鸦片战争后，外人来华日渐增多（1850年在华外人约有500名），其中大半是商人、教士。他们的活动，不仅带来了商品、教义，而且有如实行嫁接，在中国社会体内，因此而长出了从未有过，但又非常畸形的新物。这就是买办阶级和皈依上帝的教民。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好像出现了第五种职业阶层。这部分人在近代中国曾发生过非常特殊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是依附外国势力的中国人，《瀛壖杂志》一书记叙“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消（销）亦不细”(24)。这里说的是早期买办。而官府文牍则多见“习教之民恃强霸恶，愍不畏法”，作奸犯科，欺凌孤弱的恶行。(25)两者都与西洋人结缘，不无民族性异化的意味。世人嗤之以鼻诚为事出有因。但是，一种结果又会引出另一种新的结果。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著名创办者，不少正出自买办当中。以买办起家并因之而熟悉西国经营之术的郑观应后来曾作《易言》，亟论“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行轮船，以报市价。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当道其有意乎？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26)所论虽仅以航运为题，但忧国之心历历可见，其中并无取媚外族之意。而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知识能以日深月广的规模传入中国，也往往得力于若干信奉洋教的人们。不仅如此，造反的洪秀全和革命的孙中山都还曾相信过上帝和基督。在这些特定人物的身上，民族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与改革和进步相连，升华为自觉的爱国主义了。一个变形的社会，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多重外观。
《海国图志》
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于是，在中国社会缓慢地发生变化的同时，出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等著作。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可惜的是，在当时，对这两部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当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冯桂芬重新提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的时候，20年光阴已在昏睡中丧失了。读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
【注释】
(1)张应昌编：《清诗铎》，420页。
(2)《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76，13页。
(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419～429页。这种“防范夷人章程”的条文与实际执行间有出入。如“禁在广州住冬”与“不准久住澳门”，实际是禁止住夏与不准久住省城。（详见汪敬虞：《是住冬还是住夏》，载《近代史研究》，1980（4））
(4)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52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568～569页。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343页。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95～97页。
(8)魏源：《海国图志》，卷81，同治丁卯郴州陈氏重刊足本，6页。
(9)“夷务”成为一个重要内容，是经世之学在近代演变的特点，是近代经世之学与传统经世之学的不同之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夷务”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同中国的前途连在一起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而两者都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不抓住经世之学的近代特点，就会流于泛泛之谈。
(10)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21、22页。
(12)中国的绅士与官员不一样，因为他们不食君禄。但他们又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们有某种功名、身份，并因此而享有一定特权。这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长期定居一地，实际上往往成为地方领袖，有平章乡里是非的权威。这些人不是统治者，但在某些地方又起着统治者的作用。绅士阶层在近代中国一直发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1139页。
(14)夏燮：《中西纪事》，9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15)同上书，90页。
(16)同上书，91页。
(17)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32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18)参见上书，56、6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0)张应昌编：《清诗铎》，421～422页。
(21)《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9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23)陶煦：《租核》，1927年重印本，23页。
(24)王韬：《瀛壖杂志》，卷1，8页，光绪元年版。
(25)参见《巴县档案》，光绪二年九月十三日，见张力等：《中国教案史》，366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6)《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商务》，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