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把西方叫做泰西，西方把中国叫做远东。泰西和远东实际上代表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历史地说，西方看东方也好，东方看西方也好，都曾经是遥遥相隔的天涯一端，来自彼地的种种传说中既包含着可靠的真知，也包含着离奇的臆想。
一、东西对视，隔雾看花
如果追溯得远一点，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可以说明，东方和西方的交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后来，周穆王出巡至西王母之邦，几“乐而忘归”。“西王母”之名因此而常见诸古籍。《山海经》说：西王母居昆仑之丘，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1)。虽说后人多把这种记述看做神话，但其中至少流露着古代中国人对当时被他们视为西方事物者言之津津的兴趣。比较有具体轨迹可寻的，应是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它以敦煌为起点，经过新疆，逶迤而达地中海东岸，然后转入罗马各地。这条路是两千多年前中西陆上交通的纽带，曾经对东方和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很大作用，也使古代中国人不断获得中华之外另一个世界的知识。《后汉书·西域传》说：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2)
这是中国史书关于罗马帝国的最早综述。一个半世纪之后《魏书》叙述同一内容，则更见详备：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3)
比较起来，后者对于前者的补充与修正是明显的。这种补充与修正当然是一个半世纪中西交往深入的结果。
以丝绸名东西交通之路，固然说明那个时候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以中国为主，但交流总不会是单向的。来自西方的器物、工技、艺术、植物、习俗以至意识形态也从同一渠道源源流入中国。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中西交往最重要的大都市。在那里，外来风俗曾经进入民间和宫廷的生活，造成过种种变化。“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至“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4)。幂、帷帽、胡帽、靴衫都是从波斯或吐谷浑之类的异族中取来的东西。它们一旦为汉人喜爱和接受，就是帝王的敕旨也无法驱逐。在同一个时期里，出自西胡的、、搭纳、烧饼、胡饼和葡萄酒、三勒浆、龙膏酒似乎也很对中国人的胃口，不仅多见于长安市中，而且“贵人御馔，尽供胡食”(5)。在衣与食之外，同样的变化又见之于那个时候的艺术。来自异国的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与中国传统的雅乐、古乐混融促成了声乐、舞乐、器乐的嬗蜕，令人耳目一新。元稹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6)是这种情况的留诗立照。胡俗是外来的东西，但中国文化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胡俗化为儒雅俗的变化。
商旅图，唐代敦煌壁画
丝绸之路是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称，但对躬行于其间的人们来说，它又是一条艰辛而遥远的道路。元代来到东方的著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71年从地中海东岸出发，等他踏进中国敦煌转入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的时候，已经是1275年了。这一段路，他辗转跋涉，经历了4年，可见其曲折艰辛。离家的时候，马可·波罗只有17岁。在十多个世纪里，经丝绸之路东来的欧洲人中，他无疑是个年轻者。然而直到21年以后，他才在泉州登上海舶踏入归途。其间，马可在中国“习汉语，旁及蒙古、回鹘、西夏、西藏等文字，（元）世祖甚喜爱之，任官十七年。屡请返国，不许”(7)。这种经历，使他取得了无人可以匹敌的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资格。
马可·波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人对东方和中国的了解曾是支离而且隔膜的，希腊罗马时代的不里尼乌斯（Caius Plinius Secundus，今译为大普林尼——编按）作《博物志》，以“丝国”称中华。据他描述，丝国人“是以树林中所产的毛（即丝）出名的。他们在树叶上洒上水，然后由妇女们以加倍的工作来整理，并织成线。靠着在那么远的地方，那么繁重的手工，我们的贵妇人才能在公共场所，光耀夺目。丝国人固温良可亲，但不愿与人为伍，一如鸟兽，他们也只等待别人来和他们交易”。7个世纪之后，东罗马历史学家西莫喀达（Toeophylactus Simocata）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一书中提到中国，其记闻已稍能近实：“笃伽司脱（Taugast）国主，号曰‘戴山’，意为上帝之子。国内宁谧，无乱事，因皇帝乃生而为皇者。人民敬偶象，法律公正，其生活充满智慧。国俗禁男子用金饰，其效力与法律同。但其国盛产金银，而又善经商。”这里的“笃伽司脱”本是“大汉”或“大魏”的译音，而“戴山”当由“天子”转音而来。12世纪中叶，西方教士柏郎嘉宾等曾衔命使华。其游记第九章叙中国事类，但观察和记述都不能脱宗教口吻：“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事实。国有隐士遁迹山林。有特备屋宇，类吾国之教堂，专供祈祷之用。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真主。亦礼拜崇敬吾教之耶稣基督。又信灵魂不死之说，皆与吾人相同，惟无洗礼。其人亦敬信吾人之圣经，礼爱基督徒。好施舍，以济贫乏。其俗谦让温恭，无须，貌与蒙古人同，而不及其宽。自有言语。工艺之精，世无其匹。地极富饶，盛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8)马可·波罗口述的游记，第一次以一个侨居中国17年之久的欧洲人的眼光勾绘了中国社会概貌。它的问世，使西方人知道了中国广阔的国土，“连绵不断的城市和邑镇”，“幽美的葡萄圃、田野和花园”，佛教僧侣的“许多庙宇”，大量出产的“织锦和许多精美的塔夫绸”，以及“一路上有的是为旅客设置的上好旅馆”。这些描写，最初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怀疑，接着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想象力”，以至于“十五世纪欧洲的传奇，充满着马可·波罗的故事里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之类”(9)。他们从游记中所看到的东方的富庶，又成为驱动西人东来的巨大诱惑。据说，哥伦布就是读其书而有志于东行者。从马可·波罗一个人身上，可以透视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前，取经僧玄奘写过《大唐西域记》，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摄下了种种域外风物。从文化交流史上说，这是两本可以比美的著作。但在中国，《大唐西域记》从来没有激起过那么多的想象力。自《史记·大宛传》开始，二十四史都设有专门记载外国情况的篇目。应当说，历史上的中国并非闭塞的孤岛，它一直在注视着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但是，直到清初编纂的《明史》，能够明白列举的欧洲国家还只有4个，即佛郎机（指葡萄牙，但有时又兼指西班牙）、吕宋（现在的马尼拉一带，当时此地为西班牙所占，所以实际上是指西班牙）、和兰（荷兰）、意大利。在《明史》的初稿中，意大利是写成欧罗巴的。虽然后来改了过来，但把意大利当成整个欧洲，毕竟反映了知识上的模糊。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而落后的交往方式是无法突破空间限制的。中国人称罗马为犁鞬、大秦，而西方人称中国为丝国、支那、契丹。互相对视，但又如隔雾看花，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奇异的西方。
二、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郑和
15世纪，东西方之间好像出现了一场航海竞赛。从1405年到1433年，28年中，郑和7次出使西洋（中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及近海各地）。他所率领的舰队弘舸连舳，巨舰接舻，历经30多个国家，航程的最西一端是非洲东海岸。我们今天赞美郑和，因为他七下西洋沟通了中国同西亚诸国之间多方面的联系，而当时出使随员留下的名为《瀛涯胜览》（马欢）、《星槎胜览》（费信）、《西洋番国志》（巩珍）的海外见闻录也为东西文化交流保存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但是，1435年，随着郑和的死去，中国远航船队的帆影也在海面上消失了。而在西方，半个世纪之后却迭连出现了3个著名人物。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0)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于第二年到达印度。他是第一个通过海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人。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渡过大西洋，沿美洲大陆向东进入太平洋。虽然他本人在中途被戕杀于菲律宾，但他的船队则继续航行，并于1522年返回欧洲。历3年之久，绕地球一周。这次航行证实了我们居住的大地在构造上是一个球形。三者的事业，从地理上沟通了欧、美、亚、非之间的关系。谓之“地理大发现”是名副其实的。1530年，人文主义者让·斐纳说：“由于我们航海家的勇敢，大洋被横渡了，新岛屿被发现了，印度的一些僻远隐蔽的地方，揭露出来了。西方大洲，即所谓新世界，为我们祖先所不知的，现已大部明了了。在所有这些方面，以及在有关天文学的方面，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和古哲学家们都曾获得进步，而托勒密更大有增益。然而假使这些人当中有一位今天重来的话，他会发现地理已改变得认不出来了。我们时代的航海家给我们一个新地球。”(11)从此，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他们的航程是划时代的。
如果要做比较，其结果是令人深思的。从时间上说，郑和首次出海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要早87年。论船队规模，郑和七下西洋，人数多半在2.7万以上；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所统水手分别是87人、140多人、260多人。同郑和比，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当时中国的海船大者可载物千吨以上，“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12)。但哥伦布开到美洲去的船，却只要几十人就可以操纵自如了。无疑，中国人曾经占有多方面的优势。然而，地理大发现最后并不是在中国人手里完成的。在这里，声势之大同果实之小是不成比例的。后人读史，会非常自然地问：其故安在？
由对比而产生的问题，可以从进一步的对比中得到说明。
哥伦布
在西方，当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先后驶向万顷波涛的时候，为他们导航的，不仅有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据研治科学史的英国学人贝尔纳说，那个时候的欧洲，
矿业和金属的各项技术发展，得益于科学者无几，但很有助于科学。但是向欧洲资本主义企业开辟全世界的历次重要远洋航行，情形就不然了。这些是为了光荣和利益服务而有意识地最初应用天文和地理科学而获得的成果。意大利和德国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甚至内地的佛罗伦萨和努恩堡，都因贸易广泛，在理论方面自应处于领导地位。由于十三世纪老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鲁布立格（Rubriguis）等的报告，以及近世航海所获的结果，使希腊地理学复活并得到扩展，以合于当时最新的知识。同时，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改进了天文学在航海术上的应用，并首创一种运动，把天文表做得足够准确和简单，使水手都会用，更把地图弄成可在其上绘制航线。(13)
没有这些东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强悍的冒险精神只会是海面上的一股盲流。郑和的船上，也有罗盘，但是，当时的中国人还只知道天圆地方。天圆地方与西方人“地圆说”的不同，反映了东西航海科学前提的不同。“不论哥伦布本人的一些内心动机怎样神秘，他航海的得到支持，全靠有人从实际上来估计证实一条科学假设后所可期待得到的收获。”(14)正如理论是革命的先导一样，理论（包括假说）也曾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导。
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在西方航海史上是迭连出现的。三者在纵向上前后相承，在横向上独立完成各自的创举，在他们的前后左右，还有一大批那个时候的二流和三流航海家，由此构成了整个地理大发现。而郑和七下西洋，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楼船东返，海域寂寞。
西方的航海者之所以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孜孜以向东方，有着十字军最后努力的宗教背景，但更大的原因在于神秘的东方有大量而且易取的黄金、香料和其他货利之物，当时，有个叫笃斯加内里（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的佛罗伦萨人曾告诉哥伦布若干有关中国的传闻：“各地商贾，贩运商货，即合全世界计之，亦不及刺桐（泉州）一港，每年有巨舶百艘，载运胡椒至刺桐，装其他香料之船舶，犹未计及也。其国人口众多，富庶无匹；邦省城邑之多，不可胜数，皆臣属于大汗（Gran Can），大汗者，拉丁文所谓‘万王之王’（Rex regum）也。”而且“各城皆有大理石筑成之桥，桥头饰以石柱”。在这个地方，“金、银、珍宝与香料，所在皆是，可以致富”(15)。透过这种对东方世界并不真实的意识，可以看到：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积累，并因此而推动一批一批的人走向世界，寻找财富。在航海者的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威仪。也有人说，“成祖西洋之舟发，不亦劳乎，郑和之泛海也，胡之颁书也，国有大疑云尔”(16)。所以，如果要说寻找，那么他所寻的不是财富，而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的抵拒
地理大发现后，地理距离所造成的空间障碍比过去变得容易超越了，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西方成为殖民主义，东方变作殖民地。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功绩，殖民主义原始积累则是滔滔罪恶。但功绩和罪恶又常常不那么容易一截为二。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17)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陆续东来的西方人先后占据了中国周围的国家，逐步接近中国，向中国窥视：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进入广东海面，并于1554年踏上澳门。1575年，西班牙人开始出现在福建沿海。1601年，荷兰人首次到达广州，并在21年后强占澎湖，进而侵夺台湾，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1591年，英国开始走向东方；1596年，伊里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没有送到的信，要求通商；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1637年，英国船只第一次来到中国。而35年前（即1602年），法国人的船只已经到达东方。相比之下，美国是姗姗迟来者。1784年，美国航船才出现在广州，带着一个倾慕东方的名字，叫做“中国皇后”号。地理大发现主要由葡萄牙、西班牙完成。因此，在16世纪和17世纪，它们分别具有在东方的优势。直到18世纪，才开始了英国头角峥嵘的时期。
伊丽莎白一世
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西方人就憧憬、羡慕、向往着东方。16世纪，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几百年梦一样的幻想实现了。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猎取目标。但是，西方人可以来到中国的周围，可以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在中国沿海的某些区域活动，他们要跨进中华帝国沉沉的大门却往往很难。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要挟狂悖”之气。1655年，荷兰使节哥页（Peter de Goyer）与开泽（Jacob de Keyzer）来到了北京。据说，“这两位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像他们在日本以同样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18)。据马士罗举的《大事年表》，从这个时候开始到1816年，161年里，西方的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十数次。(19)他们是真正的叩关使者。虽然当他们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带走的多半是深深的失望，但新的使者又会带着新的希望再一次漂洋过海而来。一代一代的使者，体现了西方顽强的进取政策。在他们的背后，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传教士。两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
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却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防范的抵拒。《乾隆御制诗》中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20)一首，不失为吐露心声之作。“宁可求全关不开”当作一种国策，表现了对西方人叩关的深深疑忌。这一点，东来的西方人并不是懵然无知的。马戛尔尼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21)
乾隆
明代的中国君臣，虽然并不欢迎渡海而来的西方人，但似乎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紧张和心机缜密的戒备。因此嘉靖以后，私人海上贸易能够穿过法网的罅隙而急速地发展，并形成各种规模可观的集团。这些私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有贸易关系，由此，曾使美洲的大量白银经吕宋而流入中国。在同一个时期里，东来的传教士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了宫廷和士大夫群。教士之著名者如利玛窦等且能在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时人与之诗文赠答，多推重之词：“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破九埏，殊方表同轨。于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泠？——编按）然得深旨。”(22)言辞一派和洽之气。
但清代开国不久，即厉行海禁。闽粤首当其冲，“令下之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沿海一带“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往往数十里因之化为废墟。而后立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23)。这种严酷的禁律，当然首先是针对台湾郑成功的，但中国同西方沿海的贸易也因此濒于断绝。后来，国内钦天监一案，又涉及大批教士，诏狱之下，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限制重重。直到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收复台湾之后，才解除海禁，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允许西方诸国同沿海各省定期贸易。这反映了国土统一之后中国国力的强盛，也反映了作为封建帝王的康熙所具备的自信力。正因为自信，所以康熙不怕外国东西，并且肯学习外国东西。他本人对西方近代数学以及医学和舆地之学都下过工夫。这种学养，使他更容易相信实证。钦天监教案的发难者杨光先，虽以“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为高调，但终因不知推算验测而落职。传教士南怀仁则经过实测验证之后，成为再入钦天监的西洋人。中西关隘因此而松动了一段时期。雍正时期，中国开始明令禁止传教，这多少反映了罗马教廷的规制与中国礼仪的矛盾，所谓“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24)于是，西方教士一批一批被驱逐回国。“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为公廨，内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25)。其间，雍正曾召见天主教司铎巴多明、冯秉正、费隐，谕之曰：“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26)比之诏书中崇正学黜异端的体面话头来，这里说的要更近实一点。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时尚未影响中西贸易。直至1756年，多年不到浙江贸易的英国商船迭连北上宁波，引起乾隆疑虑：“顾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7)次年，他正式下令“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并申明：“嗣后口岸定于广东。”(28)事情虽然是宁波一口引起的，但谕旨中的规定却禁断了广东之外的一切中西贸易。从这个时候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孔道。
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谋求商务利益。但一经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闻”，则变成了下国上贡。其辞曰：“臣等伏思前年恭遇皇上八旬万寿，中外胪欢，凡边塞夷王酋长，骈集都下，真旷古未逢之盛事。今英吉利国王遣使臣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芹曝微忱，自可仰邀垂鉴。”(29)把英吉利国王归入“边塞夷王酋长”同类，虽是一种世界知识和地理知识的错误，但在惯于以华夏俯视四夷的人们眼中，正是应有之理。所以，当马戛尔尼不愿意以三跪九叩的仪式觐见中国君主的时候，乾隆不能不感到恼怒：“此次该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实为不惬。伊等前此进京时，经过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至该贡使等妄自骄矜。将来伊等回国……只须照例应付，不得踵事增华，徒滋烦费。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30)他把夷夏之间的不平等当作中外交往的前提。用这个前提去衡量马戛尔尼，那位来自英吉利的勋爵便当然成了“无知”而且“妄自骄矜”之辈。
马戛尔尼
十三行行商浩官
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从这里派生出的一种特产。在那个时代，政府不会让对外贸易脱出统制，但为了天朝的体面，政府的官员又不能与夷商往来交际。这种矛盾，不能不借助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法来解决。十三行的总商和行商们在贸易上是中外商人之间的中介；在外交上又是中国政府同夷商之间的中介，他们是外国人的贸易对手，又是外国人在华期间的保人和管制人。一身而兼二任，成为一种亦官亦商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十三行的出现维护了天朝的规制，而对西方商人来说，十三行却遮断了他们同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联系。虽然这种做法常常引起西方人的愤懑，但在冲突没有激化之前，中国的君主和官、绅、商都不会觉察到其中的毛病。
从本质上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因此，天朝人物虽然不屑接触夷商，但又用一连串防范外夷条规，对西方商人的来、往、住、行都作了严格苛细的限制。《达衷集》一书收录了18世纪后期英国大班波朗递交中国当局的呈禀和两广总督长麟的批答，其中若干内容是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
（呈）我夷人为身体怕有病，喜欢行走，到广东不能进城，也不能到阔野地方活动，求大人查核，或准进城，或在城外指一个地方，或准骑马，或准步行，我们就不生病了。
（批）查广东人烟稠蜜（密），处处庄园，并无空余地，若任其赴野闲游，汉夷言语不通，必致滋生事故。但该夷等锢处夷馆，或困倦生病，亦属至情。嗣后应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夷人若要略为散解，应令赴报，派人带送海幢寺陈家花园，听其游散，以示体恤。但日落即要归馆，不准在被（彼）过夜。并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随往滋事。
（呈）我们买卖船水手甚多，万一有病，连别人都染了。或在河边，或在海岛，准我们盖搭几间草房子；有了病，就移他到草房子里住，也好养病，也免染别人。
（批）查黄埔船到，向许在附近岸上暂盖寮蓬数间，船去即行拆毁，已属格外体恤。今若于黄埔改建草房，船来固可供夷人之栖止，船去交谁看守？若听夷人自行看守，是须夷人在黄埔终年长住。彼处并无官署驻劄，倘有汉民赴彼扰诈，以及水火盗贼等事，不能防范。应毋庸议。(31)
据说，在那个时候的广东，长麟还算是一个能够宽待外人的大吏，但其批札却极富睥睨与防范的本色。天朝尊严曾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这主要是儒学长期浸润的结果，而中国在地理环境上一边沿海，一边多山，中间几条大河的构造，也便利于封闭式体系的产生和形成。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必然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
以保守的对策来对付进取的政策，这种中西之间的态势就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变化的基础和原因。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它同外国和外部地区的交通发达程度往往同其文化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
【注释】
(1)《山海经》，西山经第二，见《四部丛刊初编》（8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2)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78，2919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
(3)魏收：《魏书》，卷120，列传第90，西域，2275～2276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4)刘昫等：《旧唐书》，卷45，志第25，舆服，1957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161～1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元稹：《元氏长庆集》，卷24，法曲，358页，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7)方豪：《中西交通史》，518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
(8)方豪：《中西交通史》，179、365、514页。
(9)[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767、7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使用“发现”一词并不意味着在哥伦布之前没有人到过美洲，而是强调，正是由于他的发现，美洲大陆才首先吸引了世界的注意。
(11)[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23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12)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227页。
(14)同上书，229页。
(15)方豪：《中西交通史》，659页。
(16)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37页。
(18)[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19)参见上书，大事年表。
(20)《乾隆御制诗》5集卷26，丁未二，《上元灯词》。
(21)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216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22)叶向高赠诗，见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120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
(23)海外散人：《榕城纪闻》，陈鸿、陈邦贤：《清初蒲变小乘》，转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42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4)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上谕，见方豪：《中西交通史》，1026页。
(25)雍正二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折。见上书，同页。
(26)冯秉正：《中国通史》Ⅺ卷，400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385页。
(27)《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16，16～17页，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印。
(28)同上书，卷550，24～25页。
(29)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22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30)同上书，235页。
(31)许地山：《达衷集》，165～16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