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存在问题
词是什么？从前名之曰“诗余”，曰“长短句”，而今日则皆知其为“诗”的一支；其和五七言诗的区别，正像唐代律诗之和汉、魏古诗或周、秦四言诗的区别，毫无二致。
所以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的运动产生。
根本上不明了什么是词，什么是诗，还恋恋着“词牌”的空壳子，而仅仅装上了俳优式的调笑语，而公然亦名之曰“解放”，我真将为“解放”二字痛哭。
词是可歌唱的诗。但当词不复能够歌唱的时候，词体便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它失掉它的生存的意义，失掉它的在文坛上重要的地位，只是苟延残喘、被若干迷古的文人学士们所追摹着而已。五代、宋词是活的，明、清词便只是伪拟古主义的产物。所以任凭是敦厚的刘基，是生龙活虎的陈卧子，是渊博的陈维崧、朱彝尊，是清隽的纳兰成德，都是不能当行出色的。王国维论词，颇多特见；他对于自己的词也大有自负之意。然而他的《人间词》，在实际上只不过是李后主的舆台而已；也许学得有几分像，然而终于是赝鼎。
明白的人知道要走上别一条路才可生存。故元人向北曲走去，明人向南曲走去，明末人便也竟写着《挂枝儿》《银纽丝》《罗江怨》《吴歌》，而不再作什么《水龙吟》《玉楼春》。同是“长短句”，为什么不“填”可歌唱的活的歌曲而要“填”什么已死僵了的“词牌”呢？用过倍的精力，然而所得的却是空虚！天下吃力不讨好的事，孰有过于此者。
所以“词”固不必“填”，而词的“解放”则尤为多事。除了怜恤其无知以外，别无他话可说。
如果有人要写些新的“长短句”来自己唱唱的话，其应当走的路，只有两条：
（一）是自度曲，即他为一个制曲家，曾自己作谱，创造若干新的歌曲出来；
（二）是采用了民间的歌曲或西洋歌的曲谱来做切切实实的“填”的工作。
这是活泼泼的有趣的事业，有志的人为什么不一试身手呢？前途的伟大，谁都看得出。今日歌坛是那么寂寞，可唱的歌是那么少！中学、小学的唱歌集有几本是拿在手里有些分量的！
正是才子文人们最好的一个创造新体歌曲的时代！白居易、韦庄、刘禹锡、李后主的出现，是不会在别一个时期的，而关汉卿、马致远、张小山、乔梦符的产生，也正在像这样的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走新的路，不要再徘徊瞻顾！向后走是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的。
活人要听活的歌曲，作了曲或打了谱，立刻便可在无数活人的口中歌唱出来，这是如何愉快的事呢。王伯良《曲律》尽力鼓吹着作南曲也为的是听自己的歌被歌唱出来，其感动之情是言之不能尽的。
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四印斋、双照楼、彊村所刊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他们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拥皋比”而做“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着一个：词学昌明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地鼓吹着青年们的作词；尽管不通，他们会改得清顺的。即使完全不会作，也可以有人会代作，或马马虎虎混过去的。故大学之所谓“词”的讲座，几完全消磨在“词”的作法之中。
这不是把不正确的迷古的毒素向青年们输送么？由这种“词学家”包办了词的讲授，新歌曲还会有出现的时候吗？
“词”的讲座， 自然该设立，“词”也不是不该研究。却单单不是为了昌明词道。这是大学主持者或教授们所该明白的。现在，对于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账的时代。我们研究，我们讲授，都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用较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是必要的。如果要借讲授之便而散布毒素，而迷恋乃至追摹古作甚至要强迫一般青年们同路走，那便非反对不可了。
扫除这一批为真正古文学研究者的障碍物的“传教者”们，为了新的文学发展上的必要。
新的大路是那么明显而坦荡地摆在那里！
《短剑集》，1936年1月
词与词话
一 五代到宋末的时代
唐经过比较安定繁荣力量强大的时期之后，到末年逐渐衰落下来。安史乱后，变乱频繁，中央政权日趋堕落，藩镇割据，拥兵自重，自行留后承继，可达数代。诸藩镇间又互相吞并，得胜者皇帝加封，权势日大。黄巢起义进攻唐中原地区，占领长安称帝。这时藩镇甚至外族借口勤王起兵，黄巢则内部分化，到公元907年，部将朱温叛变，杀帝自立，称“梁”，于是五代开始。朱温残暴不堪，专横无道，投自称清流的知识分子于浊流，知识分子分奔各地。同时各处割地自立，成十国。朱温死，传子。梁先后共十七年，至923年为外族李克用灭。李克用称“唐”（后唐），克用死，其子存勖继立。李存勖文雅风流，爱音乐宠伶官，政权移伶官手，终为伶官所杀。明宗在公元936年为部将石敬瑭所篡，称“晋”。石敬瑭起兵时借契丹兵，敬瑭死后，其子即位，欲反抗，于946年被契丹所灭， 晋前后十一年。947年刘知远起兵，入长安称帝， 为后汉。四年后，公元951年被部将郭威篡，为后周，至960年灭亡。接着是柴世宗称帝，他死后，其子小，将士拥赵匡胤为帝，称“宋”。这时中央政府虽屡经更替，但地方割据仍然，石敬瑭时且曾将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
赵即位后，杯酒释兵权，兵权全归中央，由近亲掌握。政权巩固后更逐渐消灭藩镇，最后灭南唐，统一中国，从公元960年至1127年间，史称北宋。此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除契丹外又有金族兴起。宋本常败于辽，到真宗时，想恢复燕云十六州，攻辽，但大败。至徽宗时，野心很大，雄才大略，有很好制度，首创养老院官医院药房等等。文章艺术修养亦高，曾编《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画谱》等。当时力量渐强，天下尚丰足，思报世仇，遂与金联系共同灭辽，收回了燕云十六州。但金要求极高，终于又逐渐南侵，占燕云十六州。徽宗退位让于子，钦宗立。金兵入开封俘徽、钦二帝，此时有很多起义兵，北方汉人亦大批南下，这时徽宗子高宗南渡，公元1127年在杭州（临安）称帝，史称南宋，至1279年灭亡。经一百五十二年的休整，力量渐强，又思恢复中原。金背后有银（蒙古），宋连银灭金。但是蒙古却又借此南下，公元1279年元兵打到广州南山，宋亡。元统一中国。南北宋共三百二十年。这三百二十年是不大太平的时期，国力弱，政策坏，经常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宋采取远交近攻的手段，结果前门去狼，后门进虎。全宋一代没出什么大政治家，而争夺政权极甚。当时对武官控制非常严，对文官则宽，在文学方面遂出现一种新的文体——词。词一向被认为离现实最远，实际上却也是能够表现现实的。
二 词的起源
词就是诗的一种体裁。有人说词是诗余，是余兴，实际不然。作词称填词，这是有道理的，因词原是唱的，带音乐，音律极广，有谱，因此词必须按谱填写。诗需吟，朗诵即可，不用配音乐，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词来源很早，唐初武则天时即有。之后凡能入乐能唱者皆称词。词曲调极多，其来源主要由四部分合成：（一）旧调，由六朝传留下来的五七言诗；（二）民间歌谣，如刘禹锡、白居易的《杨柳枝》《竹枝词》； （三）胡夷之曲，即外来曲调，如新疆、印度、维吾尔的歌曲，最有名的甘州、梁州的歌曲，当时流传得非常广，是与中国不同的新曲；（四） 文人创作的新调。这四者结合起来称词。词至唐明皇时已很发达，传说李白的词写得很多又很好，最有名的是《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但是不是李白所作现不可确定。因为那种情调是要更晚些时候（五六十年）才能产生，是属于晚唐温、李系统的。
三 “花间”词人们
唐末到五代的词人统称花间词派，当时集最好作品而成的《花间集》，于940年由四川文人编成。共收十八家词近五百首。这中间第一个奠定词的基础，从原始到成熟的最大作家即温庭筠。《花间集》的作风脱离不了他的作风范围之外。他诗风同李商隐相像，有些朦胧，似可解似不可解，是黄昏时的景象。这种作风后来遂变成词中很流行的作风。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可以代表花间词人的。
韦庄非四川人，但四川的词却应说是由他开始，他在中原之乱时逃到四川。他的词相当重要，作风属温派。此外和凝、孙光宪亦皆非四川人。《花间集》中还有外族，即波斯人李珣。
不在《花间集》内的大词人有李存勖（后唐庄宗），他的词情绪缠绵，潇洒漂亮，虽然收集起来只十几首，但写得都非常好。另一派最重要的词人是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比《花间集》稍晚。当时文人为了避乱都逃到南方。生活渐渐安定，经济比较繁荣，南京除为政治中心外，同时也成为文艺中心。李 和李煜的词收集起称南唐二主词，李后主雄才大略，字写得好，画画得好，词填得好，诗作得好，他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学保护人。中主的宰相冯延巳亦大词人，有《阳春集》。这些词中多是借题发挥个人感情，采取象征比喻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花间集》作品表面看好像离现实太远，但仔细看起来其中也有许多是现实主义的。
四 北宋的词人们
北宋词在体裁和曲调方面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花间词多小令，唐人及五代词也都是短的，到了宋初新的音乐家、新的词人都不满意于小令，遂创慢词，后又转成大曲，集数套于一首，唱法与以前不同，重复七八遍到十遍。这在《琵琶记》中曾保存下来，在日本、朝鲜也有保存。此时词拘束少、内容广、体裁自由，很多作家都喜欢作词，故词风气很盛。由于宴会时常唱词，故词调多别离之感、伤悲之调，又唱者多为歌妓，而那时有官妓，由官管，常和官恋爱，因此词中又有恋爱情歌的发生。写这类词最著名者为柳永，他编歌极多。他的词最流行，当时有“凡有井水处，皆唱柳词”的说法，他的词不再是朦胧象征，而是直抒感情，是首先脱离花间影响的人。欧阳修在散文和诗作上虽道学气十足，在他的词中却表现出他真正的赤裸操的感情，是充满了人情味的。苏轼作词很多，他不会唱曲，所以他的词也是不能唱的。他作风雄壮、豪爽、明朗，说尽人意，他不受曲子的限制，甚至在词中发表议论，他写景咏物词亦极佳，另外他也作政治词。他虽也学柳词，但终不掩本色。苏柳之后集北宋词之大成的为大音乐家周邦彦，他的词称《清真词》，音律精深，词律最严。北宋末期有三个不受苏柳影响不在此范围内的词人，即朱敦儒、宋徽宗和李清照。朱教儒作《樵歌》描写田园生活。徽宗赵佶的词是言中有物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词中流露真正的深刻的亡国后的沉痛感情，但可惜留传的很少。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词作得很好，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以女主人翁的立场在词中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她的词与欧柳情调不同，写别离之情调很多，但少颠沛流离之意。
五 南宋词人们
南宋词分三期： （一）变乱时候，北方为金兵侵占，文人南迁，喘息未定，一心恢复中原，因此词中民族意识非常浓厚。岳飞的《满江红》可为代表。其次张元干、张孝祥情感也非常激烈。其中最大词人辛弃疾，他属苏东坡豪放一派， 他在词中发表政治议论，慷慨激昂，完全没有太平盛世的柔美作风。当时仿辛而夸夸其谈的为刘过，而可与辛相比的是陆游。陆词分量最多，诗亦多，词中多表现了他的沉痛生活，他生活中变化多，是南逃人共有的沉痛感情，始终念念不忘中原，他感到自己是“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词中充满满了热烈的民族意识。临死还留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很悲惨的，母亲专制，因而他的婚姻生活不圆满，被迫与妻子分离。这一方面他也写了不少的词。但到后来生活逐渐安定，许多作家忘记过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于是他们的词中也就有了流连宴会之乐的作品。（二）安于偏安，习惯了江南生活，在词上还注意格律，在字句上做功夫，因此格律严整。词人们专门描写小东西，句子要求新奇漂亮，出人头地。其中最主要有两人，即姜夔（白石）和吴文英（梦窗）。姜有《白石词》，格律非常严，随时可以唱。吴词亦然，有《梦窗词》，由于他专求文字漂亮，有时就不免庸俗，有人说吴文英的词为“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他曾有“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的词句，是唐代很流行的格式，完全是一种文字游戏。另一个喜欢把句子雕饰得更精炼的是史达祖，他把情景融而为一，把自然人格化了，有“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句子。（三）宋将亡时四大词家可作代表，即张炎（玉田）、周密（草窗）、王沂孙（碧山）、蒋捷（竹山）。他们有同一作风是工于咏物，借以寄寓忠君爱国的感情。南宋最后作家是文天祥，他的词很朴素有感情，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痛苦，表现了国破家亡无处投身沉痛的感觉，他不仅描写了个人的情感，而且是蒙民族压迫下整个南宋的情况。
六 鼓子词与诸宫调
大曲仍较严格，离不开调曲，鼓子词则比较短，用统一的调子唱一个故事，说唱并用，完全是变文的子孙，但没有变文的气魄。鼓子词再发展成诸宫调，即由各种宫调结合起来表演讲唱一个故事。唱期长短少者十天半月，多者半年一年， 分男班女班，魄力最大、组织能力很强的孔三传即诸宫调名家。《董西厢》也是主要的诸宫调。此外如《刘知远诸宫调》则是推写个人生活，甚至唐宋五代民间贫苦农民的生活，俗语应用得非常纯熟，写得很深刻。中国现在的诸宫调只有两部，一部全的是《董西厢》，一部不全的是《刘知远诸宫调》。诸宫调也是从变文中来的，神宗时即有。
七 词话（话本）
所谓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唱的地方用词，说的地方用话，故称词话。词话也是从变文中来的，是讲唱文学的一种，诸宫调是以唱为主，而词话则是以讲为主，以唱为副。它的特点有四：（一）是讲唱的，以讲为主。（二）讲的时候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以对话或讲演方式讲的。（三）夹叙夹议，有很多现成人的话。（四）首有“入话”，像弹词的开篇，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产生的特殊体裁，因为说书人是依靠听众的，所以他必须想尽办法吸引听众，但听众有来早晚的不齐，他不能讲正文，同时又避免冷场，所以便想出两全齐美的办法，温习一遍旧故事称入话。入话写得较漂亮的如《天雨花弹词》。这四个特点一直保存到现在，宋说唱人分四家，主要有两家，现在还存在。
几部词集
五七言的古律诗，在唐以后，便衰落了下去，现在虽还有人崇拜所谓“宋”诗，然而为“宋”代文学的骄傲的，乃非“诗”而为“词”，正如为元、明二代的骄傲的，乃非“诗”“词”而为“杂剧”“传奇”一样。
“词”是从“乐府”蜕变出来的，在“五七”的古律诗外别启一新的文体。当“诗”的一体，已成为陈言腐调，不复有真率活泼之气时，“词”的作家，便如经过蒙蒙春雨后的春笋一般，纷纷地，拔地而出；在倦极欲眠的文坛里，射进一道新鲜的曙光。我们只要把五代、宋时的“诗”与“词”拿来比较下，便可知二者精神的相差了。
所以我们欲了解五代及宋的文学的真精神，便非对于他们的词集，加以十二分的注意不可。
现在就我所知道的，把较为重要的几部词集写在下面。
（一）《词律》 清万树撰。原刻本，石印本。这部书很重要，对于历来的错误，校正不少。
（二） 《词综》 清朱彝尊编，王昶补。 原刻本，光绪间金匮浦氏重刻本。
（三）《词苑英华》 汲古阁刊本。这部书汇刊《花庵词选》《中兴绝妙词选》《草堂诗馀》《花间集》《尊前集》《词林万选》及《诗馀图谱》，极为重要。惜不易得。
（四）《六十家词》 汲古阁刊本，石印本。
（五）《名家词集》《粟香室丛书》本。
（六） 《词学丛书》 原刊本。这部书汇刊《乐府杂词》《阳春白雪》等六种。
（七）《四印斋词丛》 光绪间王鹏运刊本。
（八） 《历代诗馀》 乾隆间原刊本。
（九）《古今名家词刻》 原刊本。
（十） 《彊村丛书》 现代朱祖谋刊本。此书搜罗最为宏富，校刊亦精，计有总集四种，唐词别集一家，宋词别集一百一十二家，金词别集五家，元词别集五十家。
《小说时报》14卷3号，19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