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的悲剧。这是《红楼梦》悲剧的中心事件。
作者处理这个故事，跟我国过去任何关于恋爱或婚姻问题的作品不同。《红楼梦》的特点是，它写出了这个悲剧发生和发展的复杂细致的现实内容，写出了造成这个悲剧的全面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是，一方面，作者不是简单地或表面地了解贾、林、薛的婚姻事件，而是从悲剧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上来看那内在深处的真相，从日常生活活动中来看那多方面的内心精神的关系的；另一方面，作者不是把问题局限在本身的范围里面，使之和所在的环境绝缘，而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事件，同时铺开了一个由无数有关人物所构成的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亦即同时描写了这个步步走向崩溃的贵族统治阶级社会的真实内幕的：总之，作者是努力从人物性格和生活环境的极其复杂深邃的关联和发展上来连根地“和盘托出”这个悲剧的。
古今中外的文学，还少见这样一部作品，它展开这样广阔的一个生活环境，从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斗争中，从无比地错综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如此充分地来描写人物性格和事件发展的。《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高度的思想倾向性和它的宏大的结构，首先就是产生于作者这种深和广的对生活的认识能力和爱憎感情上面。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艺术无不以从生活中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为能事，无不以塑造具有丰富深刻的现实内容和巨大艺术感染力量的人物形象为能事。作品中写的场面、情节和无论什么事物与琐细节目，离开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失去了意义。作品的思想主题，社会和历史的特征内容，也总是从人物形象表现和反映出来。
因此，我们研究《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的内容，正应该从人物形象的研究着手。研究众多人物主次从属的关系，研究众多人物形象的特征，研究众多人物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和彼此间的关系，研究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作者在处理上所表现的态度或爱憎感情等等。只有这样的来作研究，才能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现实意义。
但是有些《红楼梦》研究者往往抛开人物形象，从书中摘取一些枝节的事项和节目，来论断作品反映了怎样的思想，提出了怎样的问题。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列举大观园里一顿酒饭花了多少银子，乌庄头送来多少什么地租，诸如此类，以证明贾家生活的奢侈，如何剥削农民，和说明了什么性质的历史或经济问题，等等。
若是一部《红楼梦》只提供了这样一些干瘪的事实和数字，那它有什么价值？作为死的历史资料看，许多文献尽有更为翔实更为精确的记载，《红楼梦》和一切文学作品都远不能及。《红楼梦》的伟大与不朽之处，是在它以无比丰富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真实具体地反映了社会和历史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任何历史记载都不能和它比拟。
凡是阉割了艺术的生命，抹杀了文学作品的特点，那方法都是错误的。
如前所述，《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为中心事件，整个《红楼梦》悲剧都以这三个人物为中心。而贾宝玉在三个中心人物中又居于主要的地位，并且全书所有各类人物都是围绕着他作为一个完整的典型社会生活环境而展开的。因此，在阐论《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倾向性这个总题目里，这里首先试从贾宝玉的典型形象着手。
二
贾宝玉这个艺术典型一如现实中的人一样，他的思想性格，是他的生活环境中多方面复杂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具体遭遇和经历里，给予影响，发生作用，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红楼梦》描写贾宝玉性格的特点，同时充分地描写了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使我们信服地看出来，贾宝玉的独特的性格，完全是一个必然的存在。
关于《红楼梦》的典型社会环境，这里不作全面和具体的分析；这里只能就形成贾宝玉性格的现实条件方面，简括地说明几点。
我们都知道贾宝玉生长在一个腐朽衰败的“侯门公府”的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社会环境里。这个环境，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末期，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社会看，具有丰富的典型特征和意义。
在当时，官僚地主家庭一般都逃不出一个常例，即所谓“五世而斩”。意思是，这种家庭的所谓“荣华富贵”，无法长久持续下去；传了几代，就衰败没落，据说不出五代也就往往垮台了。这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本质所规定，归纳了无数实例而得出来的一种认识。
《红楼梦》所写的贾家也是这样。开头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先就借着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扼要地介绍了贾家荣宁两宅的这种形势，并且指出那萧索衰败的征象：一是“人口日多，事务日繁，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二是“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跟着就叙说贾家的世代，说出富贵家庭趋于衰败的必然发展过程和具体现象。
冷子兴说的第二点，即养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被认为一件大事。强调指出这种“势所必至”的现象，是必要的；这是笼罩全书具体描写，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因为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它的统治权力的。儿孙的腐朽无能，在这种统治阶级家族是“理有固然”的，也是最严重的现象。比较起来，“内囊尽上来”倒是小事了。我们看贾家两宅的老爷少爷们，实在没有一个不是腐朽无能的。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面目，但共同的特点是不管事，不负责，没脑筋，没识见，荒淫无耻，作恶多端，精神堕落，道德败坏。贾政算是他们之中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毫无办法和极端庸陋，从他管教子侄、结交门客和言谈治事等方面可以看出来。
其实不止贾家如此，《红楼梦》写到的整个统治阶级的社会，这一趋势是相同的。
和男性的腐朽无能相应而生的一个特征现象，就是妇女的掌握权柄。就封建社会——尤其统治阶级社会说，妇女当权，是常常不可免的，但同时也是纪纲毁堕的严重现象。他们的格言说，“牝鸡司晨，唯家之索”。所以母鸡打鸣，就要杀它；母鸡跳上了灶，就看作很不吉利的事。这些在我们今日看来觉得极为愚蠢可笑的意识，其实都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权力的特点。因为妇女在这个社会制度里是被当做奴隶看待的，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主之权，只应该遵守“三从四德”的教训，服从夫权和父权；祖母也须遵从儿子的权位，体察儿子的意旨，以襄助教育和家庭大事（所谓“女主内”，应该是指日常家务和操作，并非指家庭大事的主权而言）。《红楼梦》里的贾家（其实不止贾家），却一反其道，原应居于被统治地位的妇女，却掌握了家庭中的一切大权。大势所趋，这个封建阶级大家庭就陷于他们的制度所忌讳的所谓“牝鸡司晨”的局面。
书中具体描写出来的，贾家治家教子等的大权是握在贾母的手里。这个“老祖宗”，被全家上下尊崇为思想领导的最高权威；而凤姐，心目中无视公婆和丈夫，一心向“老祖宗”献好讨喜欢，于是攫取了总理全家事务的实际大权。
第三十三回贾政毒打宝玉，贾母走来，和儿子发生尖锐的冲突。贾母满心震怒，用种种讽刺和挖苦的话斥责了贾政。贾政忙叩头说：“母亲如此说，儿子无立足之地了！”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这里母子间所争的是关于教育方面的家庭大权。贾政说，“儿子管他为的是光宗耀祖”。按封建社会的“道理”说，讲孝道和遵从父权是并存而不相犯的，即贾政应该对贾母孝敬，以尽“子职”，贾母也应该支持和遵从贾政的“父职”，不当夺了他管教儿子的权威。但贾母不管这些。争执的结果，儿子只好服从了母亲，并且“直挺挺跪着，叩头谢罪”，真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
第二十四回写贾芸谋差事。贾芹、贾蔷求事，直接找了凤姐，很快就成；贾芸不知底细，找了贾琏，就走错了道路。但贾芸机敏乖巧，看到风势不对，立刻纠正，设法买了冰片麝香去求凤姐，当天就得到管理园中种花木的事。贾芸说：“求叔叔的事，婶娘别提，我这里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一起头儿就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又说：“我倒要把叔叔搁开，少不得求婶娘。”凤姐冷笑道：“你要拣远道儿走么！早告诉我一声儿，多大点子事，还值的耽误到这会子！……早说不早完了？”这里凤姐打下自己的丈夫，把家里任何一点权力都揽到手。
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对于子弟的教育已经完全破产。封建礼教本是违反人性，先天地不合理的；到此时更显出虚伪和罪恶。为使子弟循规蹈矩，自必只有倒行逆施。古代所提倡的一套“以身作则”和“循循善诱”的教育原则，都谈不上了，野蛮的打和骂，成为他们使子弟“就范”的唯一方法。
第九、第十七、第三十三等各回，多次描写了贾政对宝玉的父子间的关系形态，一方面是辱骂和毒打，一方面像怕老虎。尤其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作者着力描写了贾政这一封建典范人物和他左右的门客们头脑的愚蠢、心思的干枯和学养品格的迂腐卑劣；而贾宝玉以一个“不喜读书”的少年，却那样才华横溢，思想清新活泼，两方成为明显的对照。贾政对宝玉的题词和议论，心里不能不欣赏，口里却无理地一口一声辱骂他“畜生”和“蠢物”。这样的“父范”和教子的态度，怎么能够叫贾宝玉亲他敬他，接受他的影响和教育？显然是不能够的。作为旗帜人物的父亲尚且是这样，贾宝玉的伯父和兄长，如贾赦、贾珍、贾琏之流，就不必去说了。
除了父兄的榜样，应该还有学塾方面的教育。这个社会的学塾情形，第九回里作了具有特征意义的集中的暴露。师生和学童彼此间风气的腐朽败坏，完全是这个社会的投影。
更为重要的，是贾母这个利己享乐主义者对于孙儿的庇护和骄纵。
贾宝玉自幼受祖母溺爱，在祖母这边屋里居住，“和姐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无人敢管”（见第三回）。贾政来叫，贾宝玉吓得“死也不敢去”。贾母就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又吩咐老嬷嬷，“好生带了去，别叫他老子唬着他”（见第二十三回）。又当着贾政的面骂赵姨娘等人，“都是你们素日调唆着逼他念书写字，把胆子唬破了，见了他老子，就像避猫鼠儿一样……我饶那一个！（见第二十五回）”甚至男孩子受一切封建社会生活教育的机会也给挡开。贾宝玉挨打后，贾母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就把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的，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门。”并把这话告诉宝玉，叫他放心。从此宝玉“不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连家中晨昏定省，都随他便了”（皆见第三十六回）。
贾宝玉在十二三岁时受他的贵妃姐姐贾元春之命（也是体贴贾母的意思），随同众姊妹搬到大观园里去住。这在宝玉的现实社会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自由环境，使他得到机会和封建秩序进一步隔离了开来。于是他在另一种与封建主义范畴相背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动中（包括和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关系的发展）去发展自己的思想与性格。
第四十五回里赖嬷嬷指着宝玉说：“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就护在里头。当日老爷小时，你爷爷那个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还有那边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还有东府里你珍大哥哥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
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三姐等谈到贾宝玉：“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学里的师老爷严严的管着念书？偏他不爱念书？是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
赖嬷嬷和兴儿这番话，很好地概括了贾宝玉在受封建主义教育方面的特点。
三
由于这些特点，贾宝玉虽然生长在贵族统治阶级家庭里，但自幼并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统治势力正常的熏陶教育。而在他的现实环境里，却有一个和罪恶腐败的统治势力鲜明地对照着的女孩子们的世界。
《红楼梦》的作者，一如贾宝玉对他的生活环境的看法，他把他所处理的社会现实从中画一条线，区分为两个相互对照的世界：一边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罪恶腐败势力，一边则以居于被压迫被牺牲地位的女孩子们为主——不论她们的主观思想如何。
这些女孩子们，除了为数不多的姑娘们，绝大多数都是丫鬟们。贾家的丫鬟有两种：一种是所谓“家生子儿”，如鸳鸯和小红；一种是买来的，如袭人和晴雯。另外还有唱戏的女孩儿，是从苏州采买来的贫家女孩子，如芳官、龄官等。她们所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当然各有深浅，思想品格也各有不同，但在客观上都是处于被奴役和被蹂躏的地位，都各有一番辛酸悲苦、混合着血与泪的身世经历，还各有一个惨淡的未来运命等在前面：这方面她们是完全共同的。
贾宝玉实际就是在这些以丫鬟们为主的女孩子群里长大的。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围绕着他，倾注着他。贾宝玉自幼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精神内心里也是亲爱着她们的。
作者特意为我们描写了跟贾宝玉生活上最密切的袭人的家庭和她的身世。袭人在思想品格上当然是书中的一个反面人物，但是她境遇的悲苦则和别的丫鬟有相同的一面，这却不可抹杀。她家是城市贫民，一家饿得没饭吃，几两银子把她卖给了贾家。
和袭人思想品格相对立的是被称为贾宝玉的“第一等人”的晴雯。她十岁上被人买来，孝敬了贾母。她的父母亲人都没了，只有个姑舅哥哥在贾家后门外居住，伺候园中买办杂差。
贾宝玉亲近的还有贾母的丫鬟鸳鸯。她的父亲在南京为贾家看屋子，得了痰迷的病，人事不知。娘死了也不能回去守孝，哥嫂都在贾家做奴仆。这是贾家所谓“根生土长”的丫鬟。
所有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有她们真挚纯洁、自由不羁的一面。像那些唱戏的女孩子们，都是些豪爽坦率、慷慨好义的小英雄。比如派给怡红院和贾宝玉发生了亲密友谊的芳官，那种勇敢无畏、豪迈开朗的性格，好像从来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拘检一样。她受了干妈的不平待遇，立刻抗争；她横遭赵姨娘的欺侮，别的小英雄就义愤填胸，一窝蜂跑去找赵姨娘对打（见第五十八回）。
另外，为贾宝玉所亲近，引为知心朋友的，还有外边的秦钟、柳湘莲和蒋玉函。他们有的身居贫贱，有的是没落了的旧家少年。贾宝玉在和他们的友情关系中自然要受到影响的。
这所说的影响，不只是指她们或他们的思想品格的本身，重要的还应该是她们或他们的社会存在。比如袭人，她屡次规劝贾宝玉走封建主义的道路，用阴柔的手段对贾宝玉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但贾宝玉并没有在这些方面接受她的思想影响。可是她的社会存在，或者说她在社会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所遭的运命等，总是不幸的，可悲的；因此她对贾宝玉的用心，仍然使他感动，从而蒙受巨大的积极影响。
在这种方面，不止贾宝玉精神上所亲近的众多丫鬟们给予他以巨大深刻的影响；这个社会所有的女孩子，包括那些姑娘们在内，也无不在日常耳鬓厮磨的亲密接触中，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起着强力的积极作用。因为她们，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和那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都在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罪恶，美好和丑陋：每一点上都鲜明映照，尖锐对比着。
书中强调地写了贾宝玉的聪慧和早熟；以他这样感觉敏锐的小孩，在这两相对照的生活里耳濡目染着，很快就把事物的特征辨别体察出来，而在自己思想上形成强烈的倾向，感情上产生明确的爱憎，那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知道阶级偏见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在具体处境、在生活教育的不断的作用下形成起来的。旧社会有“赤子之心”的话，意思应该是说小孩入世不深，所受社会影响或阶级蒙蔽不大，因此能够有一些识辨是非、分别善恶的初步能力。当然，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这种所谓“赤子之心”不能长久保持，等他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生活现象看惯了，尤其和他自身的实际利害结合起来了，那时他的敏感和纯真善良的心都会失掉的。
贾宝玉所以能够保持这种“赤子之心”，并且一步步和封建主义统治势力远离，成为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而日益发展了他的进步思想，那原因，除了上面已经论到过的他所在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生活境遇等等方面的特点和它们的总和而外，他的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而产生的和林黛玉的恋爱关系的发展，以及步步逼来的在婚姻问题上、在整个生活道路问题上所遭受的封建主义势力的切身压迫，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关于贾宝玉的恋爱和婚姻的悲剧问题，当另文详论。这里应该指出他所亲爱与钟情的林黛玉和他俩的爱情关系，对他成长中的性格的巨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林黛玉原是个衰落旧家的女儿，父亲死后，就成为一无所有、悲苦无依的孤女。她像小浮萍似的寄居在这个声势显赫的“公府”里，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使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使她用真率与锋芒对社会势力抵御、抗拒，以保卫自我的高超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这就形成她的性格与所在环境的矛盾对立。
在贾宝玉心目中，林黛玉的身世处境和内心品格，可以说突出地、集中地包括了生活环境里所有女孩子们一切使他感动、使他亲爱的客观与主观的特征。贾宝玉对女孩子们广泛的同情爱护之心，就是他对林黛玉发生发展其缠绵悱恻、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根据。唯其林黛玉的性格具有极其广阔丰富的特征意义，所以他和林黛玉的相爱是以根深蒂固含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
因此，林黛玉性格与所在环境的矛盾、他们的爱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矛盾，就成为贾宝玉和封建主义势力永不妥协，成为他对自己本阶级叛逆到底，并且从而步步克服自身的劣点和弱点，日益发展他进步的新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的支持力量或牵引力量。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传统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文化思想，自然也给贾宝玉的性格以重大的影响。贾宝玉喜读诗词，喜读《庄子》，喜读《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是具体的例子。
第二回里，当时尚未发迹的贾雨村对贾宝玉的性格有一番评论，提了一大串古人的名字，其中有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卓文君等，认为他们和贾宝玉都是易地皆同之人；称为清明灵秀之气，仁者之所秉；说他们往往成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断不为庸俗所制。这正是说的贾宝玉性格的传统因素。
但这方面因素，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不能居于决定性的主要地位。因为离开了上述种种社会现实的条件，这种传统因素是不能够起多大的重要作用的。
四
但是，贾宝玉的生活环境既是罪恶腐败的统治阶级社会，他在里面生长起来，就不可能入污泥而不染。许多贵家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最初贾宝玉也同样沾染了，和他的性格中的好的倾向并存着的。但随着在生活环境中他所面对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参加现实斗争中精神上所受的挫折与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消除了。
贾宝玉一如现实中的人，他的性格是不断发展着的。
贾宝玉在书中一被介绍出来，首先给我们的当然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他有许多清新自由的见解，有许多离奇与独特的性格，为他当时那个社会所不能理解；尤其是他关于女子的议论，和对于世俗的批评，都使人惊讶，认为大逆不道。王夫人称为“混世魔王”“孽根祸胎”。他思想性格里这些同世俗社会相抵触，跟封建秩序相违背的苗芽，都是在上面所论述的一些具体条件之下培养成的。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家庭里一个宠儿，许多坏思想、坏习性，他也不可能没有。
比如，他幼年时常跟着凤姐到宁宅去玩，第五、第七、第十、第十一各回，屡次写他被凤姐带领着到“东府里”去。在秦可卿死前，书中很着力地描写宁宅。正如第五回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册子和“红楼梦”曲子里的话：“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宁宅是个荒淫无耻的魔窟，贾珍许多淫乱行为，凤姐一些暧昧关系，书中有种种隐约曲折的暗示。当然荣宅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事，但不如宁宅的厉害和显露，是事实。贾宝玉当时以一个小孩，经常习染在里面，自然就学会了腐朽。像第六回写的和袭人的苟且行为，第十五回写的和秦钟睡前说的胡话。
对于书中写的性行为，不能无区别地一律批判它。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里，有些两性关系可以看作自由爱情，具有反封建秩序的意义，如秦钟和智能的关系。但那不纯洁的、邪恶腐朽的行为，却不能承认它。贾宝玉在幼年时代有这种腐朽、邪恶的习性，这是不能掩饰和抹杀的。
可是贾宝玉的这些方面，经过秦可卿之死（见第十三回），经过秦钟之死（见第十六回）等等一连串事故的刺激以后，他渐渐有所警悟，思想起了变化。因为这些事故，都是腐朽的封建主义势力糟践女子，迫害人命，摧残自由爱情的极为罪恶的表现。与此同时，他所亲爱的林黛玉死了父亲，成为一个身世飘零的孤女，她开始更为执着、更为切挚地要求着他的情分；他又见到身为贵妃的姊姊归省时那种完全失去人伦天性、难于忍受的悲苦的内心生活。贾宝玉从这些阅历里面开始认识到了关于男女关系的严肃与玩弄、纯洁与腐朽、美好真挚与罪恶虚伪的区分。从此，他对女孩子有了进一步的尊重和同情，对两性关系开始显出了比较严肃的态度，对自己所在的社会表现了深一层的反感。更为明显的，是他对凤姐疏远起来了；到了宁宅，感到嫌厌，待不下去了。
第十九回写贾宝玉到宁宅看戏，“兄弟子侄，互为献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语。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往各处闲耍”。他显然感觉精神上的郁闷和孤寂，想到小书房里一轴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因而碰见茗烟和万儿的事；他对万儿流露了深切的关护，对两人的关系表示了由衷的同情。
第十六回一面写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全家“莫不欢天喜地”，热闹非常；一面插写秦钟家里为智能恋爱私奔发生的惨剧：把这两个极端的事——皇家婚事和民间恋爱——拿来对比着。在荣宁两宅忙于谢恩庆贺，热闹得意的时候，贾宝玉却“置若罔闻”“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介意”，一心惦记着秦钟，跑去痛哭好友的惨死。这时贾宝玉在性爱或婚姻问题上划清的界限和表现的态度就明白起来了。
但贾宝玉有些行为却不能归入上面说的腐朽邪恶这类里面去。比如书中追叙他幼年时有过“吃胭脂”的事。我们知道他自小在女孩子们群里长大，所谓“七岁不同席”之类“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礼教观念，他是没有的。在当时这样一个年幼的孩子，这些只能说是对女孩子表示亲爱的行为，本身是天真无瑕的。
我们在书中看到直接描写这事的有两次。第二十三回贾宝玉怀着紧张害怕的心情去见贾政，廊檐下站着丫鬟们，金钏儿对他说了一句有才擦的胭脂吃不吃的话。这分明是逗他、取笑他。所以彩云推开金钏儿说“人家心里发虚，你还怄他！”第二十四回鸳鸯来传贾母的话，贾宝玉被袭人找回来，在等着换鞋的工夫，回头见鸳鸯作何打扮，是何面貌，就猴到她身上去亲热她，提到此事。这也应该看作贾宝玉不顾封建秩序违碍，对素日看顾他的女孩子（祖母的贴身丫鬟）表示亲爱的坦率纯真的行为。
贾宝玉一贯地被一种意识和情绪支配着：他对于在被糟践的运命笼罩之下的女孩子们，总抱着深切的爱护、亲热和体贴之心；因为比照起那些体现了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罪恶的世俗男子来，她们从内心到外表都会显出耀人心目的纯洁、美丽和可亲可爱。
所以对贾宝玉跟女孩子们的关系，首先应该从他的思想性格和他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关联与矛盾上，来了解那内在的社会意义。若一概看作性爱行为，那就掉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泥沼，必定得出离奇不经的论断。这并不是说，贾宝玉对于女孩子的感情完全没有性爱的因素；这种因素不免会有。但更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主导着他那些行为活动的却无疑是其中的社会内容；这是不容忽略的。
五
其次，贾宝玉对人一般温存和顺，合情合理，尤其对女孩子们。可是在初期有时对女孩子也表现出暴厉脾气。
第八回里，在薛姨妈家喝多了酒，就一连两次对女孩子发怒：从薛家回来，一个小丫头替他戴斗笠，动作不如他的意，他就骂她“蠢东西”；跟着回到自己屋里，他留了豆腐皮包子给晴雯，又沏了一碗枫露茶，都被李嬷嬷吃了。他讨厌孪嬷嬷，却把脾气发作在捧茶来的茜雪身上，摔了茶杯，跳起来大骂，说“撵出去”！
这是十足的贵家公子的恶劣作风，所谓阶级的烙印。他本是个大官僚地主家庭的骄子，当他在生活中未受什么锻炼和挫折时，他这些从大人处学来的恶劣脾气，是不可能没有的。若是贾宝玉在书中一出现就是个完美的新人性格，那对曹雪芹的现实主义艺术就要打个问号。但是当他历练较深，所受事实教训较多，或者说所受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压迫打击较为深重的时候，他的辨识能力提高了起来，思想感情进一步划清了界限，上述恶劣作风也就显见得澄清了。
这里所说的历练和教训，重要的有两件：一是金钏儿跳井惨死，一是他自己被贾政毒打。这是接连着发生，体现了贾宝玉新的性格和他父母的封建主义严重地矛盾冲突的事件。
金钏儿惨死事件。在书中是作为重要的脉络之一，来揭示在矛盾斗争中各方面有关人物的内心，而主要是描写贾宝玉性格的发展的。金钏从被打被撵以至跳井而死，占了第三十第三十二各回；跟着和第三十三回“大受笞挞”的事相结合，发展为另一重大事件；到第三十五回“亲尝莲叶羹”、第四十四回“撮土为香”，仍是这一事件的余绪。
现在不妨看一看第三十回中关于金钏儿事件发生的具体描写。我们知道这时贾宝玉为自己婚事、为林黛玉因“金玉”问题和他的吵闹，曾陷入从来没有的苦痛之中。这里跟林黛玉和解了，却受到薛宝钗冷酷尖刻的讽刺，林黛玉又从旁嘲弄他。他走出来，到了母亲的上房，看见母亲在床上午睡，金钏儿为她捶腿，一边打瞌盹；于是他动了金钏儿一下耳环子，掏出一丸“润津丹”放在她口里，并说要向母亲讨她过去。我以为这种场合下贾宝玉的心绪可以这样理解：他刚从林、薛之间苦恼的纠葛里逃避开来，这时看见这个坦率热情的丫鬟在这种苦境，就产生同情和亲近之心。他说要讨她去，因为怡红院是个自由天地，那里没有主奴之界，也不讲封建规矩；她若到他那里，就不会有这种替人捶腿自己打瞌盹的苦差和苦情。因此可以说贾宝玉这时并无邪念。至于金钏儿这个活泼真率的女子，她本和贾宝玉不拘形迹惯了，向来不知什么忌讳，说话就不免脱口而出。但贾宝玉想不到母亲向来“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这回却忽然翻身起来，给金钏儿一个嘴巴，指着骂起“下作的小娼妇儿”来。他料不到这会如此触怒母亲，他第一次看到母亲可怕的面目，切身受到封建主义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在骤然震惊之下，当时他赶快溜开了。这样走到园子里，遇见龄官“画蔷”，心里不禁对女孩子生起更为深切的同情，于是甚至忘了自己，淋了一身雨回屋。
综看贾宝玉这段生活经历，可以说在苦恼的心绪之上，又加上难忍的苦痛和不安。因为叫不开门，所以火上添油，“不由得一肚子没好气”，他的恶劣的贵家公子脾气又有了一次严重的发作：他把开门的袭人当成“那些小丫头们”，对她踢了一脚，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着我取笑儿了！”这里贾宝玉爆发出来的恶劣的封建主义习气和意识，和他平日一般表现的思想性格正相矛盾，和刚才一路来对女孩子所流露的心情也是严重地抵触的。这个娇生惯养、缺乏历练的公子，在刚受到一些切身挫折的特殊情况下，就不由自主地把他最坏的阶级本性暴露出来了。这是真实而且深刻的；这时处此具体情况下的贾宝玉势必有这种表现。
但他这时还不知道刚才在母亲那里的事所造成的悲惨的后果，连金钏儿被骂被打之后又被残酷地撵走了的事，他也不知道。等他知道了这全部的事实，他才算亲身受到一次惨痛的教训：他具体地感到了封建主义的血腥压迫，他清楚地看到了封建主义狞恶的面目。金钏儿死后，我们看到贾宝玉抱着怎样一种抱憾终古的苦痛的心；这表现在后来对玉钏儿的态度上（见第三十五回），表现在怎样在家长那么重视、全家上下那么隆重举行的凤姐生日那天，排除万难，不顾一切，逃到北门外水仙庵去“不了情撮土为香”的祭奠的事上（见第四十三回）。
由于金钏儿之死，由于和蒋玉函交好：以这两件事为导火线，引起贾政对贾宝玉的一顿痛打。这是贾宝玉的性格和封建主义势力正面冲突的另一重大事件。
蒋玉函的事和金钏儿的事性质是相同的。贾宝玉一贯不肯和上层士大夫交往，他鄙视他们功名利禄、庸俗恶劣的思想，却和处在被压迫被侮辱地位的优伶讲交情；他对蒋玉函只有亲近爱慕之心，实无腐朽玩弄之念。但那位忠顺王爷却以己度人，把他们纯洁的友谊看得那么腌臜，以为贾宝玉霸占了他，他要夺他回去；并且不承认、不允许蒋玉函有人身自由之权。这自然也是封建主义统治势力和民主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
但金钏儿和蒋玉函这两件事，都被贾政扣上罪名：“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这两件事所体现的矛盾斗争，都是通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庶出的贾环对正出的贾宝玉的挑拨诬陷和忠顺王府对国公贾府的争执），归总为贾政对贾宝玉父子之间封建主义势力和民主自由思想的矛盾而爆发出来。贾宝玉这次所受的严重打击，更是以前所没有经验过的。
六
贾宝玉受到父亲和母亲这两次封建主义势力的切身压迫，是向封建主义投降了呢，还是进一步对封建主义背叛了呢？或者说，是遵从了家长的训诫了呢，还是更加靠拢了被压迫者了呢？我们知道，贾宝玉走的不是前一条路，而是后一条路。经过这两次严重的考验和锻炼，他对封建主义进一步划清了界限，对封建主义的反感大大加深了，对封建主义的警惕大大提高了；原先留存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恶劣习性和意识显见得消除了，他的反封建的性格愈加成熟起来了。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从此他对处于被压迫、被糟践地位的女孩子们的同情和体贴之心，更为深切、更为周到、更为无微不至了。看书中的描写上举一些打骂丫鬟的恶劣行为，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那次对袭人脚踢而且辱骂的事，成为他性格中恶劣因素“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次的表露。
第二，他原先对女孩子们的亲近和好感，本是一视同仁，因为她们在封建社会所居的客观地位和所遭逢的运命总都是不幸的，可悲的；而对她们主观方面的思想性格，却不加区别，或没有明确认识。比如对于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对于晴雯和袭人，他虽然经常地处在她们彼此间无休止的冲突斗争的纠葛里面，可是他一直认不清她们各自的内心思想，因而他对她们的态度也一直总是狼狈进退、模糊不明的。但经过两次历练之后，他对她们就能在一视同仁地怀着同情之心的原有态度之中，又进而对她们的思想性格有了明确的辨识能力，心里分出彼此来了。
在经过为跟金钏儿表示好心而在母亲面前受了打击以后（当时金钏儿还没有死），他对这方面已经表现有所认识。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恋爱关系发展到一个重要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贾宝玉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面的：那就是他明确地辨认出薛宝钗、史湘云两人和林黛玉的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一听见史湘云规劝他的话，他就“大觉逆耳”，立刻给她下不去；同时自觉地认识到林黛玉是自己思想上的知己，于是怀着升高了的白热的爱情向路上遇见的林黛玉诉说了平日说不出的肺腑里的话。这种认识能力，是他过去所没有的。
但是一个人对于日常切近身边的事物，往往失去敏感，最不容易辨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贾宝玉对于近在身边的袭人和晴雯就是如此。他在被父亲痛打以前，对晴、袭两人的思想性格就缺乏实质的明确认识。有时甚至也对晴雯的率直和锐利表示嫌厌，为袭人的温和与柔媚深受迷惑。所以他一直有些亲袭而疏晴。第二十回里他对麝月说晴雯：“满屋里就只是她磨牙。”第三十一回写怡红院里一场争吵，贾宝玉显然跟袭人站在一边，而责备晴雯。（这时期各方面复杂的和激烈的矛盾斗争辏集在贾宝玉身上，他异乎寻常地显出感情波动，心绪烦躁；这是他思想上和爱情上产生重要变化的时期。）
可是在第三十三回挨打之后，他的思想骤见提高，反封建的感觉灵敏起来，这情形就完全转变。第三十四回，林黛玉悄悄地来看过他的伤，两眼哭得像桃子一样。过后，他心里惦记着林黛玉，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阻拦，便设法先使袭人到薛宝钗那里去借书，而后才命晴雯去看黛玉，并且拿了两条旧绢子给她送去。这事说明，他已经明确知道他和林黛玉的关系，袭人不会赞助，他把她归到薛宝钗那边去；而晴雯却可亲信，他托她为自己向黛玉传达爱情、递送私物。此后，贾宝玉所感受的封建主义压迫愈深——主要在婚姻和生活道路问题上，他在晴、袭之间内心倾向愈见分明；即是说，他愈把晴雯看作知己，流露特殊的亲切厚挚之心。晴雯被撵至惨死前后，他对晴雯的情分，不但瞒住了袭人，就连和袭人思想一致的麝月、秋纹也不让知道。
从这些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贾宝玉原是一般不加区分地对女孩子怀着同情的，但经过切肤之痛的斗争以后，就进而对她们思想性格的实质有了认识，因而在对她们怀着同情之中，又能有分明的取舍和爱憎了。
他对林黛玉的爱情，正就是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基础上面成熟巩固起来的。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前文已经提到，他和林黛玉的关系，对他的思想的成长，也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林黛玉从她孤苦无依的身世与处境和高洁的思想品格出发，一贯执着地、强烈地向他要求着彼此“知心”“重人”、忠于自我，与封建主义秩序截然划分界限的严肃专一的爱情。为此她以血泪与生命，对他不断地进行了镂心刻骨的斗争，使他从苦痛的体验中逐步摆脱社会势力对他的纠缠和吸引，使他性格趋于纯化，头脑趋于清醒，思想感情趋于稳固与坚定。这一因素的力量，是必须充分估计到的。
这里应该顺便说一说贾宝玉对于仆妇们的看法和态度。我们不能因为贾宝玉一贯地爱护女孩子们而憎厌婆子媳妇们，就谴责他并不尊重在下层地位的人。
贾宝玉憎厌婆子媳妇们，是事实；而且一直不变，甚至愈来愈甚。第五十九回春燕对莺儿转述贾宝玉的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春燕这里引此话，更为说明她的母亲和姨妈“老姐儿两个”越老越把钱看得真了。第七十七回周瑞家的带了司棋出去，迎春、绣橘都啼哭、赠物，依依不舍。周瑞家的不耐烦，只是催促。司棋要求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一辞，周瑞家的冷笑，坚决不许。这时恰好贾宝玉走来遇见，不觉如丧魂魄，连忙拦住。周瑞家的说，“我们只知太太的话，管不得许多”，又威吓司棋，“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要不听话，我就打得你了”……几个妇人不由分说，拉着司棋就出去了。贾宝玉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园门的婆子听了笑问：“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贾宝玉发狠道：“不错，不错！”
从这些具体的场合来看贾宝玉的话，已经可以了解他的意见的正义性。我们不妨再看看他对奶母李嬷嬷的态度。贾宝玉从早就十分讨厌他的奶母。第八回“奇缘识金锁”那次，他在薛姨妈家喝酒，正和薛宝钗、林黛玉说说笑笑，心甜意洽之时，也即在家长的管束以外作称心如愿的自由活动之际，李嬷嬷上来拦阻，说：“你可仔细！今儿老爷在家，提防着问你的书！”贾宝玉顿时垂头丧气。
我们常看到贾宝玉从李嬷嬷跟前受到封建主义的干涉和威胁，看到封建主义势力经常通过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这些人对贾宝玉、对女孩子们的活动进行控制和压迫。这些婆子媳妇们，实在就是封建主义统治机构的基层组织细胞，封建主义势力总是通过她们来作恶逞威的。当然，她们自己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但她们所体现的封建主义罪恶特征却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她们总是为主子执行命令，作为封建主义势力的爪牙而从事活动的。贾宝玉嫌恶她们、憎恨她们，正是他反封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前面曾举贾宝玉因李嬷嬷吃了他留给女孩子的东西而大发脾气，那实质上也含有对封建主义发生反感的意义；至于他对茜雪发作了那脾气，那是另一回事。
总之，关于贾宝玉性格的发展，书中的描写极其真实深到；以上不过举出荦荦大端，以见他在思想上爱情上进于成熟与稳定阶段的情况而已。贾宝玉性格全部的发展变化，前面已经一再指明，主要和他的恋爱婚姻问题密切结合，直到最后出走都应包括在内；这在后面研究作者的处理态度时还有论述。
七
现在就贾宝玉典型形象的主要特征作一些说明。
贾宝玉性格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这是他自幼所处的生活环境的特点在他思想感情上的具体反映，前面阐论他的性格形成的条件，对这一点已经作过说明，这里不须重复。
《红楼梦》非常强调地描写了它的主人公性格的这一特点。开篇第二回，作者借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就特意介绍了贾宝玉这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十回里作者又在旁叙中重说此点：“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至于“国贼禄鬼”“须眉浊物”，就是他平日鄙视与厌恶男性的口号。重要的不是他这样说、这样想，他也是这样做人，这样生活的。全书里面，不只关于贾宝玉生活活动的描写一贯地表现了这一特征思想或基本精神，而且由众多人物所构成的现实环境，也为他这种思想的产生提出了无可置疑的具体根据。这不必多说。
与这点相关联的，贾宝玉还有一种意识，那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家庭或阶级阶层的憎恶，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有些比较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
第七回中描写贾宝玉和“年近七旬”“宦囊羞涩”的“营缮司郎中”秦邦业的幼子秦钟见面：“那宝玉自一见秦钟，心中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个呆想，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他和“一贫如洗”“父母早丧”的破落世家子弟柳湘莲缔结深厚的友谊，对为当时社会所轻贱的“唱小旦的”蒋玉函衷心倾慕，可以说，也含有同样的意识。
当然，秦钟、柳湘莲和蒋玉函的所谓“人品”，是使他和他们亲厚的主要原因。假如没有具备这种使他引为知己的“人品”，他对他们的交情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对于贾芸，最初他很怀有好感，但是接谈几次之后，看到贾芸人品的庸俗；他就不愿和他交往了。那么这种所谓“人品”，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就是带有女性风格的美貌。我以为这是片面表面的看法。
第四十七回里写到在赖大家贾宝玉和柳湘莲见面的一个场面。他们的谈话主要是关于照管秦钟的坟墓和柳湘莲远行的事。贾宝玉一见柳湘莲，就问他这几日可曾去看秦钟的坟。一个说，想着雨水多，放心不下，特意绕路去看了坟，回家就弄了几百钱，雇人去收拾好了；一个自恨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做不得主，但园子里结了莲蓬，就摘了十个，叫焙茗送到坟上供他。柳湘莲又说，“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了”。柳湘莲虽然“一贫如洗，家里是没的积聚的”，但他早“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贾宝玉意欲打发焙茗送钱给他，柳说用不着，这也不过各尽其道。于是谈到远行的事，贾宝玉依依难舍，说：“你要果真远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千万别悄悄的去了！”说着便滴下泪来。
这里流露出来的他们之间友情的内容，在当时社会里是一种慷慨义气、严肃而又高尚的品格和精神。这不但和同一回里映照着描写的呆霸王薛蟠对柳湘莲的腌臜无耻的用心和行为成为尖锐的对比，就是和封建统治阶级或上层士大夫间——如贾雨村对甄士隐和贾家、贾政及他的那些门客们——那种庸俗的势利关系，也同样属于不同的范畴。这意思是说，像这种金子似的心，是当时被压迫人民所崇尚，贾宝玉的本阶级里一般是没有的。
早年贾宝玉对北静王水溶也怀着好感。那不止因为水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主要还因为水溶“风流跌宕，不为官俗国体所缚”，和他的思想有合拍之处的缘故，尽管如此，仍然碍于身份与社会地位，贾宝玉后来和他没有什么交往，更未和他发生像和柳湘莲、秦钟那样的亲密的友谊关系。
贾宝玉对于世俗男子和对于自己社会出身的憎恶，实质上都是对他出身的本阶级的否定。他对世俗男子的否定，同样也就是对他本阶级的否定。因为封建主义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其统治，妇女所受的压迫，实即反映了阶级的压迫；在旧社会，妇女的解放是必须在阶级斗争中去求取的。
贾宝玉的这种意识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对居于下层地位女子们的用心上。他对她们被糟践的命运，怀着无限同情；对她们纯真敏慧的资质和自由活泼的性格，倾心地亲爱。第二十三回写他在园中看见风吹花落，不忍落花被人践踏，兜起来抖入池中；后来又和林黛玉掘土葬花。这种对花怜惜的心情，正是他从对女孩子们的处境和品质的联想产生的。
八
书中关于贾宝玉对女孩子温柔体贴的描写随处都有，并且非常突出。这里只举两三个例，具体看一看贾宝玉这方面思想活动的特点，是有意义的：
第十九回写贾宝玉在宁宅看戏，对那里的富贵繁华和热闹发生厌恶，感觉内心的孤寂，就叫茗烟同他到花家去看袭人。他对袭人说：“我怪闷的，来瞧瞧你作什么呢。”后来袭人回来，贾宝玉和她谈及在花家看见的穿红的女子，袭人有意用歪话缠他。他说她们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她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她在咱们家就好了。”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宝玉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袭人又故意说：“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进她们来就是了。”宝玉笑道：“你说的话，怎么叫人答言呢？我不过是赞她好，正配生在这深宅大院里，没的我们这宗浊物倒生在这里。”后来袭人说及她们明年就要出嫁，宝玉不禁连“嗐”两声气。女孩子出嫁，在贾宝玉看来就像落花一样，遭受封建性的践踏；并且她们出嫁后渐渐成为社会机构的组成细胞，就会失去她们原有的纯真美好的内心精神和品质。贾宝玉一贯听说女孩子出嫁就难过，正是为此；他对女孩子的深切同情，也出于同样的意识。
贾宝玉这种意识和感情在金钏儿惨死，尤其在他和林黛玉的恋爱婚姻问题上所感受的切身压迫愈深的时候，就愈益发展了。
我们可以看看第四十四回“平儿理装”和第六十二回“香菱情解石榴裙”两回的描写。处于“婢妾”地位的平儿，为贾琏和凤姐极端丑恶的争闹受到无辜的殴打和枉屈。贾宝玉招待平儿到怡红院，连声劝慰她：“好姐姐，别伤心。”照料她换衣、梳洗、擦脂粉，替她剪下秋蕙簪在鬓上。平儿到李纨处去了后，贾宝玉自觉在平儿前稍尽片心，引为今生意中不想之乐，歪在床上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旋妥帖，今儿还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复又起身，见方才的衣裳上喷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叠好；见他的绢子忘了去，上面犹有泪痕，又搁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贾宝玉服侍平儿温慰体贴的用心，这里是刻画得很清楚的。
再看贾宝玉生日那天，香菱和几个顽皮女孩子斗草，彼此逗趣，打闹起来。香菱的石榴红罗裙弄到脏水里玷污了，正在没办法，贾宝玉恰好走来看见，于是招呼她换了袭人的裙子，又无微不至地对她尽了一番温存体贴之心。这里描写两方内心活动是很深细的。贾宝玉说裙子本不值什么，但弄坏了，一则辜负琴姑娘的心，二则姨妈老人家嘴碎，会说只会糟蹋东西，不知惜福。香菱听了，碰在心坎儿上，反倒喜欢起来。这因为贾宝玉替她设身处地，想的深切入微。这在作“婢妾”的香菱是从来没有经过的温情。所以在袭人送来裙子给她换好之后，香菱已经走开，又重复回转身叫住宝玉；红了脸，只管笑，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口来；末后脸红说：“裙子的事，可别告诉你哥哥，就完了。”这正因为香菱从未领略过这样的温柔体贴，所以一时心里对贾宝玉有说不出的感激和欣喜。至于贾宝玉这样看待香菱，那心理活动也是很明白的：“一壁低头，心下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儿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
可见贾宝玉对平儿和香菱的用心都是很严肃的。他只是对这些处于悲苦地位遭受压迫蹂躏的女子怀着莫可奈何的关怀和怜惜；他无力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到处发挥这种不能自制的感伤的温情。
但是贾宝玉严肃纯洁的内心，总是不为人所了解。比如香菱，就以为他对她怀着轻薄。第七十九回所写的，当时晴雯已死，迎春将嫁，和林黛玉的关系陷入一筹不展的苦境，贾宝玉在沉郁中，这种意识更为深入了。他到迎春住处紫菱洲一带徘徊瞻顾，吟咏了“蓼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纤梗”这样的诗句；这时遇见香菱，谈到薛蟠将娶夏金桂。香菱是个天真的女子，在薛家长大，也只能有世俗的见解，对她自己悲苦的处境并没有自觉。所以这时她仍很高兴，说“我也巴不得早些娶过来”。宝玉冷笑道：“但只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香菱道：“这是什么话？我倒不懂了。”宝玉笑道：“这有什么不懂的？只怕再有个人来，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正色道：“这是怎么说？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宝玉见她这样，便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日，只得没精打采，还入怡红院来。
这里的描写显出贾宝玉在他的世俗社会里精神内心是多么孤独寂寞；香菱对他的了解，正可以代表一般的世俗之见。
自来《红楼梦》的读者对上述贾宝玉看待女子的用心，也总是以封建社会的世俗之见去了解。他们认为贾宝玉对下层地位的女子都怀着邪念。这是荒谬的。
贾宝玉的这一思想倾向坚定不移。为金钏儿和蒋玉函的事挨了贾政的痛打之后，林黛玉来看他，抽噎地说：“你可都改了罢？”他长叹一声说：“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他此时对林黛玉说这样的话，主要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自己和林黛玉的爱情关系，跟他被封建势力拿做罪名的那整套行为思想完全属于同一回事。这是贾宝玉坚持他的行为思想和反封建决心的表示，也是他向林黛玉提出他和她爱情关系的再次的声明和保证。
前面已经说过，贾宝玉对于生活环境里的女子们广泛深切的同情与爱护，是和他跟林黛玉的爱情关系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正因为贾宝玉性格的这一特点，他把它集中专注在林黛玉身上，才发展成为他们之间那样生死不变的深挚的爱情；也正因为他在爱情问题上遭受着封建主义势力的沉重的压迫，他才对环境里的女子愈益深切地怀着那样的同情和体恤。
九
综观上述贾宝玉思想的这些特点——一方面对自己出身的本阶级抱着憎恶和否定的态度，一方面对他所接触的生活环境中居于被压迫地位的人物——尤其女孩子们则寄予尊重、同情和无限亲爱体贴之心：这就积极方面意义看，实即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贾宝玉非常讲究尊重个性，尊重意志。第二十回他对贾环说：“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到别处玩去……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写晴雯生气说到怕砸了盘子，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欢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这番议论，我们今天看来自然觉得太过分，很不妥帖，其中流露了浓厚的贵家公子气味。但主要的意思，却是尊重意志，尊重个性；用当时思想家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戴震语）。
第三十六回写“情悟梨香院”的一段，贾宝玉兴兴头头去找龄官，因素日和女孩子玩惯了，只当龄官也一样，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后来看见贾蔷那样体爱龄官，龄官又那样自爱并爱着贾蔷，他就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
他是完全尊重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的关系的。他平日和姊妹、丫鬟们一处，也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很少拿自己的主张；更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贾宝玉也一贯流露这一思想。第四十回贾母、王夫人和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贾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这意见立刻为贾母所接受。他作诗也不主张限韵，要求自由发挥个性。
贾宝玉这种思想是和封建主义原则正面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我们试看贾宝玉待人接物的态度，他总是否定封建社会的礼法观念，主张听任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动。
第二十回写他对弟弟贾环：“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只得让他三分。”
他对茗烟，也是亲密无间，没有什么主奴的界限。像第十九回写的他对茗烟和万儿的喜剧，第二十三回写的茗烟替他买来各种小说，第二十六回写的茗烟受薛蟠之嘱竟诳说老爷叫他，第四十三回写的和茗烟偷偷同到水仙庵去祭奠，茗烟祝告的时候说：“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
在丫鬟们跟前，反倒经常服侍她们；并且受她们的排揎，不以为忤。正如袭人说的：“你这个人，一天不挨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见第六十三回）麝月甚至这样“村”他：“你偏要比杨树，你也太下流了！”（见第五十一回）傅家婆子议论他：“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见第三十五回）
在贾宝玉这种思想领导下，怡红院关起门来，除了袭人做些梗，可说是个没多少封建礼法观念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第六十三回描写“寿怡红”，林之孝家的走后，丫头们要为宝玉安席，贾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熟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装宽衣。（这里“庚辰本”“脂批”：“吃酒从未如此者。此独怡红风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总是与世人两样的。”）尤其姊妹们散后，简直弄得“无法无天”。但他觉得称心如愿，无比的快乐。袭人也说：“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这话从袭人这样思想的人说出来，可见她们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们都是喜爱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所以平儿说：“还说给我听，气我！”
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三姐等评论贾宝玉：“再者也没有一点刚性儿。有一遭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我们，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
贾宝玉这种性格，愈到后来，愈发展得厉害。第七十回写怡红院早晨，晴雯、麝月、芳官笑闹膈肢，贾宝玉也参加进去闹。碧月走来说：“倒是你们这里热闹。”他们在郁闷的生活中，简直作为精神的发泄。第七十九回写道：“这百日内，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耍出来。”
当时封建主义势力在大观园里大肆猖狂，园中素日丰富多彩的生活活动日见毁坏，形成“风雨如晦”的局势；贾宝玉和众多女孩子们所受压迫摧残日益加紧，宛如“釜底游鱼”：这样形势下，怡红院中愈是逞心胡闹，愈令人觉得惨切；但同时也足见贾宝玉虽然限于条件，逼于形势，却充分表现了他负隅顽抗、苦战到底、不肯屈服的精神。
从这整套颇具规模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看，当时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儿子所安排的道路，贾宝玉当然不能遵循。除了家庭中晨昏定省而外，一切应该参加的交游和礼节，他都不愿参加，尽力逃避。这是明显的事：他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们的纯真自由的世界，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庸俗腐朽的男子们或利欲熏心的士大夫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贾宝玉的具体生活环境里是尖锐地矛盾对立着的。对这两相矛盾对立的生活道路加以抉择的问题，早就提到贾宝玉的面前。自幼虽经家长训诫逼迫、袭人和宝钗等规劝，他却利用衰朽制度和腐败社会的空隙，极力抗拒逼来的压力。他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把所有士大夫都骂为“国贼禄鬼”。
第三十二回史湘云天真直率地向他提出这个生活道路的问题：“如今大了，你就不愿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贾宝玉立刻还击，斥为“混账话”。
第三十六回写道：“那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却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这里概括地写出了贾宝玉日常生活中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战斗姿态。
后来随着家道的愈趋败落，形势对他的要求愈迫切，那逼到头上的压力也愈沉重，他也就愈见陷于力疾苦战的地步。但是在他具体的主客观条件下，他的信念始终不移，战斗也始终不休。贾宝玉对封建主义势力为他安排的生活道路是坚决否定了的，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要求是一直坚持到底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正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和要求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和林黛玉的关系，也坚定了和发展了他的这种思想和要求；他被逼被骗和薛宝钗结婚后而终于出亡，也得从他这整套思想和要求来看，才能了解。
十
从以上的阐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贾宝玉形象所含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限度。
不错，贾宝玉思想性格中民主主义因素已经具备规模，我们可以看见那色彩鲜明、线条清楚的完整的轮廓；它和封建主义抵触着、矛盾着，不能相容，并且态度坚定，没有调和妥协的意向。这方面都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时，我们却也看得出，它的力量是如此其微弱，所处的境状如此其黯淡，它在衰朽腐败的封建主义势力跟前，宛如一棵幼芽压在大石之下，显得无法与之抗衡，因之也看不见天日、找不到前途。这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
贾宝玉经常想到死和毁灭。在他的早期就有这念头，到后来不但未变，反倒愈来愈见深彻。
第十九回他和袭人说：“只求你们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的！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那里去那里去就完了。”
第三十六回他说——还是对袭人：“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第七十一回尤氏驳辩贾宝玉对探春的批评：“谁都像你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又说：“人事难定，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随心一辈子了。”
贾宝玉自幼从生活中明确感觉到那尖锐的矛盾。他身在那矛盾中，为之呕心耗血，苦痛难置；他无法解决那矛盾，也不能为自己的斗争找到支援和出路。他始终在一种莫可奈何的境状中。于是感伤主义情绪随着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生长起来。他一般只能给予处在封建主义势力压迫摧残下的人们以温情和体恤，对自己切身的恋爱婚姻和生活道路问题一般只能做出偏于消极性的奋斗：他坚决不向封建主义妥协投降，但是他也不能积极有为地做出有力和有效的反抗。他一般多是以逃避态度对待面临的矛盾，但这是逃不脱的；为了减轻斗争中的苦痛，他找到了可能找到的虚无主义思想。
感伤主义和虚无主义是贾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弱点和病症。
他欣赏《庄子》，喜观佛家思想。当他在切身的尖锐矛盾中、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的时候，他就以此自慰，求得苦痛的解脱。
第二十一回他摹拟南华文，写出什么“焚花散麝，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的句子。第二十二回因听见戏曲中鲁智深唱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等句，就喜得拍膝摇头，并且作了几句佛偈。这都是他用来自解烦恼，自慰苦痛的办法。在他的现实条件下，他只能找到这样一些精神思想的出路。
当然这些都是他早期的勾当，但是虚无主义一直生根在他的思想里。他的“死”和“化灰化烟”的念头，正就是它的流露。
温情主义和感伤主义是同一东西的两面。贾宝玉对处于不幸运命中的女孩子的温情，实出于一种莫可奈何的态度。这种思想感情的深化和扩大，就成为明显的感伤主义。
第三十九回刘老老向他胡诌了“雪中抽柴”的若玉小姐的故事，他就当成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去办。第四十三回他为祭奠金钏儿在水仙庵看见“洛神”像，以为真有“荷出绿波，日映朝霞”的姿态，就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八回见园中杏树“绿叶成荫子满枝”，想到邢岫烟已经择了夫婿，又“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树叹息”。他为藕官掩护烧纸（见第五十八回），为彩云等瞒赃（见第六十一回），也都流露同一思想。
芳官被干妈打了，正吵闹，“宝玉恨的拿柱杖打着门槛子，说道：‘这些老婆子都是铁石心肠似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挫磨他们。地久天长，如何是好？’”（见第五十八回）
他对面临的现实无可奈何，尤其当他对切身的恋爱婚姻问题束手无策时，比如在第五十七回“情词试莽玉”以后，感伤主义就主宰了他的心神。
十一
贾宝玉思想里这些病症和弱点是根深蒂固的。他对面临的和切身的矛盾无可如何，首先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他的思想上的矛盾在这里：他从生活现实中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社会，否定了封建主义社会秩序，可是，他却没有能够否定君权和亲权——封建主义统治权。这是贾宝玉直到“出家”没有获得解决的思想问题。这个思想问题使他对现实的斗争始终带着阴黯气氛和悲剧色彩，并且他也只能成为悲剧主人，以悲剧来结束他的斗争。
第三十三回“大受笞挞”，众门客劝阻，贾政不许，说“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这是说在贾政看来，贾宝玉的行为虽然已离经叛道，但“今日”还未到弑父弑君的地步，不过听任不管，“明日”会酿到那地步。
贾宝玉不只没有弑父弑君的思想，他对君权亲权都一直尊重，从来不敢直接违抗。
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未突破封建主义体系而独立，他还不能不崇信“孔孟之道”。
第三回他说：“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多呢。”第十九回袭人复述他的话：“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有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出来的。”
第二十回作者旁叙他的思想：“只有父兄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
第七十三回叙道：“更有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由于把孔孟之道看作天经地义，由于不敢违忤圣贤遗训，贾宝玉对于封建主义统治从不怀疑。
第二十八回为“金”“玉”的问题他向林黛玉表白：“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
第三十六回他对袭人发议论：“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拚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拚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又说：“那武将要是疏谋少略的，他自己无能，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
这些话把他颠簸不破地信持着的君父观念全盘托出来了。
第六十六回里他和柳湘莲有一段对话。柳湘莲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
这里贾宝玉流露了很深的宗族观念；其实在他的具体条件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问题不在他只在口里说了什么或心里想了什么。重要的是他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表现出来：他一贯遵循与顺从亲长的嘱咐，从不当面违抗。当然他心有不愿，但不敢直说，而只是逃避、掩饰，或作侧面的斗争和曲折隐忍的表示；要是逼紧了，也只好顺从。日常晨昏定省之礼，除非特殊原因和祖母叮嘱，也还是谨守不渝的。对父亲，他从心里惧怕；对母亲，他从心里尊重（有人认为芙蓉诔“毁诐奴之口”“剖悍妇之心”二句中有指王夫人的意思，这怕是误解。按情理，按贾宝玉的思想，这还只能是指那些仆妇，如王善保家的之类）；对老太太，他从心里崇敬。亲长通不过的事，他只能偷偷地隐瞒着做：如到花家去看望袭人，到水仙庵去祭奠金钏儿。凡这些，他都不能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在亲长前公开做出来。
下人来传亲长的话，他得站起来答话。甚至走过父亲书房门前要下马这一礼节，他也不肯违犯；他只能要求打角门绕过去，以免下马。周瑞说“老爷不在书房里，天天锁着，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他不肯越过礼去（见第五十二回）。
到检抄大观园后，晴雯、芳官、四儿等无辜被撵出去，他虽然如丧魂魄，痛愤得万箭穿心，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还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到了晴雯垂死的时候，贾政叫他随同出去作诗，他也只好去。
贾宝玉在家庭里，在他的社会环境里，在奴仆下人心目中，都有他特殊的地位。他以这种地位或面子对被压迫者被糟践者给予温情和庇护。他的丫鬟们也依靠了他的地位和势力以对抗婆子们和她们自己长上所施的压迫和干涉。并且，他得有这样的特权：打破了成规，被准许进行为封建主义社会秩序所不容的这样那样的民主自由生活活动（包括和林黛玉的爱情）；从这里，培养出来他的具备规模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封建主义的叛逆精神。
可是，他的地位和特权哪儿来的呢？显然，他依靠的是亲长的爱宠，是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支持。
这是可悲的矛盾：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
因此之故，在家长威力的压迫之下，他可以变得失去力量，毫无作为。
我们可以看看第七十七回的几段描写。周瑞家的押送司棋出去，坚执不允许司棋辞一辞姊妹们；贾宝玉走来遇见，向周瑞家的求道：“姐姐们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许少捱时刻，又有什么道理？我们只知道太太的话，管不得许多。”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们。
到晴雯被撵以后，贾宝玉偷偷地去看她。他“将一切人稳住，他独自得便，到园子后角门，央一个老婆子带他到晴雯家去。先这婆子百般不肯，只说‘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还吃饭不吃饭？’无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许他些钱，那个婆子方带了他去”。
这样的场合下，贾宝玉社会关系的真相就显出来了：没有了封建主义势力的支持，他就失掉了特殊地位，也就不能得到重视了。当王夫人拿出狰狞面目，残酷地把晴雯等人撵出去时，贾宝玉不但不能挺身而出，有所抗辩，甚至也不敢到老太太那里去求情。为什么？因为这就和母亲的意志正面冲突，就直接违犯了亲权。
贾宝玉是一贯尊重着与信守着封建主义统治的；违犯了统治权力的事，他就不能理直气壮公开做出来。
所以贾宝玉只能在封建主义统治所特准或其衰朽势力所不能控制的范围里进行他的反封建秩序的活动和发挥他的民主主义精神。这样的反封建活动，这样的民主主义思想，尽管它本身已具有规模，而且很坚决，不妥协，但终究是缺乏力量，没有前途的。
贾宝玉的恋爱与婚姻的悲剧，就植根在他的这种严重的思想矛盾上面：他热烈地进行了自由恋爱，他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可是同时又不得不期待家长的主持和批准，不得不仰赖封建主义势力的赞助与支持。
第五十六回贾母和江南甄家来的女人有一段谈话，透露了他们看待贾宝玉的许多消息，尤其道破了贾宝玉思想的这一症结所在。
贾母笑道：“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对于封建主义统治无法违抗，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要求又不能放弃：于是贾宝玉的出路只有出家做和尚——那不是现实世界里的和尚，而是回到虚无飘渺的“太虚幻境”里去，大约还是去做什么“神瑛侍者”吧？
总之，他只能在超现实的世界里找到出路。
而且，当他随着“空空道人”和“渺渺真人”离开这个现实世界的时候，他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还不得不去找在归途中船上的贾政倒身下拜，特意向父亲告辞。
因此，在他决心“出家”以前，也须考得一个功名以报“亲恩祖德”。
续书作者这样一些处理，可说费了很大的心血：他是掌握了他的主人公的性格里这个症结问题的。
十二
贾宝玉典型形象的特征以及它所反映的矛盾和限度，跟原作者曹雪芹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因为贾宝玉的性格在书中是不断地成长、发展的，所以原作直到原著八十回结束，还曾有多处对他的主人公的某些弱点给予讽嘲和批判。
作者对于贾宝玉的感伤主义和虚无主义并不表示异议或反对，因为作者自己显然具有同样的思想感情。但是贾宝玉一些稚气的、空想的、过痴过傻的感伤与温情，作者则不免要给以同情的挖苦和嘲笑。
第三十九回“村老老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写扮演着丑角的刘老老为博得喜欢、投其所好，胡诌了“雪中抽柴”的若玉小姐的故事；贾宝玉信以为真，显出那等欲罢不能、严肃探挚的用心，打发焙茗去认真访了一整天。焙茗回来说，在田埂子上找到一个破庙，说“可好了”，一看泥胎，活似真的似的。贾宝玉喜的笑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气！”焙茗拍手道：“那里是什么女孩儿，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
作者对贾宝玉的一些迂阔之见和在斗争的关键问题上认识模糊、易受愚弄哄骗的弱点也加以揭发和讽刺。
第七十七回刚直纯真的晴雯遭受歧视和陷害，被残酷地撵了出去，贾宝玉痛愤难言，对袭人生了疑心，提出许多尖锐问题，使袭人窘态毕露，无可回答。于是袭人就用对贾宝玉惯用的诡谲的挟制手段，把话题岔开，故意说贾宝玉是咒晴雯死。贾宝玉对袭人诡诈的用心毫不觉察，还呆头呆脑的说什么阶下海棠花死了半边的坏兆头，又长篇大论发表迂阔的谬论。袭人接过来说：“就是这海棠，也该先比我，也还轮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这一下贾宝玉被她抓住了弱点，忙掩住她的口，劝道：“这是何苦？……罢了，再别提这事……”袭人听说，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也没个了局。”这里通过对袭人鬼蜮伎俩的揭露，狠狠地讥讽了贾宝玉的软弱和糊涂。
贾宝玉不是不知道袭人的思想性格和自己是背道而驰的。但另一方面，袭人的身份和地位，同其他受压迫糟践的女子一样，他对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爱护；同时袭人从早一片真心待他，对他无微不至，他对她有特别亲切深厚的感情。这样，贾宝玉对袭人的关系就纠结着爱和憎，而他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子一贯总是以同情和爱护为主导的，这使他无法解决自己对袭人的矛盾。
他的性格的这一特点，不但成为弱点，老是被袭人抓在手里加以利用，而且也使他对袭人的为人在认识上有时清楚，有时模糊，不想去深究。因此，他不只对晴雯“善善而不能留”，对袭人也“恶恶而不能去”。这就使他在斗争的关键上显得软弱没有办法，只能自欺欺人、得过且过地苟安下去。
第七十八回那个伶俐的小丫头顺着贾宝玉的意思编了一套谎话，说晴雯咽气前自说死后去做花神，又见景生情地胡诌，说她专管芙蓉花。这些谎话正符合贾宝玉的内心要求，他不但不以为怪，亦且去悲生喜。他决心到晴雯灵前一拜，但尸已抬出焚化了，他扑了个空，回园顺路找林黛玉，林黛玉到薛宝钗处去了，再寻了去，薛宝钗搬走了，蘅芜院已空寂无人，他不觉大吃一惊，怔了半天。因转念一想：“不如还是和袭人厮混，再与黛玉相伴。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
贾宝玉在这样严重的尖锐斗争关头，却一再地持这类迂阔无稽之见来为自己解慰苦痛，对晴雯的惨死、对袭人的奸伪，就都不了了之，安心要苟且地厮混下去了。在这种地方，作者对贾宝玉性格中弱点的揭发和批判是很严厉、很不留情的。
但所有这些，不仅是作者对他的主人公性格在肯定的前提之下持着善意的爱护的态度提出来的讽嘲与批判，而且也是贾宝玉性格在继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续书里描写了贾宝玉这些弱点的克服，或性格的进一步发展：当林黛玉郁病致死后，他并没有长久和薛宝钗、袭人等苟且厮混下去，而是终于抛弃了她们，毅然决然出走了的。当然，其中许多具体安排——如和薛宝钗做了颇为恩爱的夫妻，日后生子，贾家仍得“兰桂齐芳”；如贾宝玉思想发生变化，是因再游“太虚幻境”，由此悟了“仙缘”，才“斩断尘缘”等——都不对头，有心的读者会觉得遗憾；但这方面问题本文且不讨论。
十三
不用说，作者在书中一贯是以热烈赞扬的肯定态度处理他的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的。
开头安排了一系列的神话，突出地渲染主人公为世俗所不容的新的性格和他跟林黛玉的悲剧关系。关于他的前身，一面说它是“顽石”、是“蠢物”，一面说它是“通灵”、是“宝玉”；一面说它“无才补天”，一面说它“灵性已通”。整个的神话以及这种正反两面的口吻，都表露着作者反对世俗之见，寄予主人公特殊的揄扬和赞美。
第二回用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来介绍还未出场的主人公，也是先说世俗之见的评论，而后又用较为高明的见解予以驳斥，再从而极力加以赞扬。
书中特意安排主人公和林黛玉见面的场合出场，以最重的着色之笔来反复描绘。仍然先介绍出于世俗成见的贬词，再用站在面前的主人公光彩耀人的具体形象把那些贬词批判掉；两首《西江月》，也还是取嘲弄世俗的反语，以贬为褒，以抑为扬，对主人公作了笼括全书的赞美。
作者所采取的这种从批判反面来歌颂正面，或从否定世俗来肯定反世俗的态度和描写手法，在全书里面是一贯的。我们前面的阐论正是从这两相对立、彼此映照的具体描写来说明作品的思想倾向性的；这里面自然也正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态度和手法。
作者在书中猛烈地攻击了腐朽罪恶的封建主义统治势力，对贾宝玉反封建、反世俗、一心倾向于被压迫、被糟践者的正义感情，以及他的全部以初步民主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活动作了极高的评价，并且以一种不胜悲慨之情，给予全心的同情和歌颂。
同时，从书中所安排的神话和一些超现实的情节描写里，我们也看得出来，作者对他的主人公在热烈爱护中，明显地带着惊异；在极力赞扬中，流露着觉得神奇；在全心歌颂中，显得以为不可解、不可知。于是贾宝玉这一高度现实主义艺术的典型形象出现在我们读者之前的时候，被作者点染了许多神秘主义的云雾。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正是作者企图解释它、说明它，因而才带了出来的。
第二回里写尚在落拓中的贾雨村驳斥世俗说主人公“不过酒色之徒”，“将来色鬼无疑”，罕然厉色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约政老爷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元之力者，不能知也。”但贾雨村所能作出的解说，只是把他比做古来封建社会里传统的优秀人物——“情痴情种，逸士高人”。
第五回写“太虚幻境”，作者写了一个“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姑。她款待贾宝玉喝“千红一窟”的茶，饮“万艳同杯”的酒，听“开辟红濛，谁为情种”的红楼梦曲子，后来对贾宝玉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又详加解说道：“……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这些议论，我以为都可以看作作者从活生生的对现实体察中，认识了这种新的性格的特征，他努力要正确地说明它，但是难于寻找确当的概念或语言，只好用“情痴”“情种”等名目，又觉得不能尽意，不够妥帖，就又找来“意淫”二字，特意加以诠释，指明须作特殊的意思来理解。此外，作者再无法说明这个性格了。
自来《红楼梦》的评点家批注家，一般也袭用“意淫”二字来说明贾宝玉的特征性格，但已与上引警幻仙姑所解说的词义完全相背，而是用了作者再三驳斥的世俗之见，按照字面望文生义来作理解的。
庚辰本脂批有两段说得比较老实。例如第十九回批贾宝玉对袭人说话一段：“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语，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宛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老实承认对这个新的性格不理解，但认为是“今古未有之一人”，或“今古未见之人”；这倒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说明。
有位署名“读花主人”的，在光绪十四年版《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上面作有人物论赞，对书中人物的理解，我以为高出任何评点家；其中《贾宝玉赞》说：“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我故曰：宝玉圣之情者也。”
这里正面说明的，用来诠释上引警幻仙姑说的话，我想倒还比较中肯些。这所说的“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不只是男女关系的“情”，而是一种广义的“情”，即“人情”；这是长期封建主义社会秩序所压制的东西；当时进步的思想家特意提出来加以鼓吹，并且用以反对“理”、批判“理”的，也就是这东西；用我们今日的话说，就是要求“个性解放”，要求“人性自由”，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民主主义精神。
十四
贾宝玉典型形象的特征是复杂多端的，但是民主主义却无疑是它的主要内容。
有人怀疑贾宝玉性格中民主主义精神的来头。他们说：在那种“富贵温柔之乡”的生活环境里，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进步思想？
有人否认贾宝玉性格反映了当时历史与社会的新的内容。他们说：贾宝玉性格的民主性内容，不过是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内优良传统的因素，其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也有人承认贾宝玉性格含有新的现实内容。但又觉得贾宝玉成天关在大观园里，现实社会可能给他的影响很遥远，难于指明；因此还是只好过分地去强调我国古代进步文化传统对他性格所起的作用。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想提出下面几点意思：
封建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并不是各有一个自己的天地，彼此隔离着，互不相关。因此，贾宝玉固然生活在封建统治阶级社会里，生活在“富贵温柔之乡”的大观园里，但是我们不能以为他的生活环境就和人民的“现实社会”截然划开，没有关系。
我们也不可脱离实际生活，把“阶级矛盾”的概念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只有像《水浒传》所描写的斗争才是阶级矛盾；在贾宝玉的生活里就没有阶级矛盾，而贾宝玉所受的压迫、所参与的斗争就与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无关。
我们也不可脱离实际生活，把“人民”或“市民”的概念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只有像住在村庄里的“二丫头”之类才是人民（事实上住在农村里的也不一定就是劳动人民），以为只有城市手工业者、织造工匠才是市民；贾宝玉的生活环境里就没有人民或市民。
从书中的具体描写看，贾宝玉的生活环境里存在着两个矛盾对立的世界，这是很清楚的。贾宝玉认识这两相鲜明映照、尖锐对比着的世界，他以分明的爱憎态度和感情，背叛了自己出身的本阶级，站到处在被压迫地位的一边去；并且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和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人们的幸福问题完全连结起来：由此，从他丰富的阅历和苦痛经验中，逐步发展了和巩固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
我们也清楚地看出来，给予他的思想性格以积极影响，使他的民主主义精神得以萌生与成长的，主要就是他生活上密切接近、精神上倾心亲爱的居于被压迫地位的众多男女青年们——首先是那些境遇悲苦、资质优美的女孩子们。她们和他们的具体境遇与内心精神以及在生活中所体现的迫切要求，不断地启发着他、熏陶着他；他在切身问题上所做的热情追求、所受的严重压迫，不断地教导着他、锻炼着他：由此，凭他敏锐的体察和很好的文化知识的修养，经过融合与提高，就使他性格中的民主主义精神日见深入巩固起来。
贾宝玉的生活环境正是当时封建主义统治下整个现实社会重要的剖面和缩影；这个环境里极其复杂错综的斗争冲突的主要环节，正是当时整个现实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反映。
为贾宝玉所倾心亲爱，从而对他的性格给予了积极影响的那众多男女青年们——主要是女孩子们，实质上正就体现了当时人民或市民的历史处境与时代要求；而且，她们和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自身正就是人民或市民。
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发展起了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现实的条件与因素；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他才有可能接受并进一步发扬古来优良文化传统的影响。一味地或过分地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不止不符合作品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是违背事理的。
假如贾宝玉只接受了优良文化传统的影响，他的性格自必不会有什么新的内容；那么，就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物说，恐怕也就只能像书中第二回贾雨村所说的，不过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之类。可是这样的人物或典型，贾雨村也已具体指明，在我国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为人所熟知；我们从贾宝玉形象的特征内容看，从作者的处理态度看，从作者和他同代人的理解情况看，可以知道事实远不是如此的。
看不到或忽视了产生贾宝玉性格的社会现实的根由，也就不能认识贾宝玉性格的新的内容。
如前文所阐明的，从贾宝玉形象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楚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或雏形；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我国封建社会内要是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要是当时生产关系在原有的社会基础之上没有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那就不仅不可能出现贾宝玉这样的典型形象，首先应该是不可能出现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形态的典型环境、那样形态的人与人间矛盾对立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不可能出现那样种种不同典型的具有光彩耀人的内心精神的女子们。
贾宝玉形象的特征所反映的矛盾和限制，也是复杂多端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当然应该归于没落阶级的属性，比如那些感伤主义和虚无主义成分。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是它的矛盾和限制的主要根源。
在当时历史阶段，封建主义制度虽然早已到了衰朽不堪、濒于最后崩溃的地步，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曾有长久孕育的历史，但后者仍然远没有脱离前者的社会基础而独立。史实告诉我们，当时各种工矿实业、国内外商业和银钱业，随着经济的恢复，开始有了显著的成长。可是这些新的经济因素，都是掌握在封建主义统治者之手；资金所有者和官僚、地主紧密地结合着，成为“三位一体”的社会统治势力。于是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和衰朽的封建主义势力之间，一面抵触着，一面却又依存着。在这种形势下面，生活处境最感苦痛的，首先是被迫脱离了土地、脱离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的广大城乡被压迫人民；他们迫切要求巨大的变革，但又困在黑暗的现实中，看不到自己的斗争道路。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里面敏锐地感受到那时代的窒息气氛，深刻体验到社会统治势力的罪恶，通过他天才地创造的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的巨著，提出了控诉与诅咒，同时描绘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理想；这正和当时广大被压迫人民内心的苦痛状态和热切要求完全相通的。
作为伟大艺术家的《红楼梦》作者，凭他的生活体验和形象思维通过贾宝玉典型所说道、所宣传的，和当时历史阶段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学术家所呼吁、所主张的，那内容实质也是一致的。这些先进的思想家、学术家，一面鼓吹人的“情”“性”或“欲”，以反对统制文化思想的“理”，但一面还是只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为孔孟之学作新的解说；一面反对专制政治，攻击“后世之为君者”，一面还只能向往于古代仁君之政，拿“古之为君者”作根据来要求新的政治：他们所提倡鼓吹的，含有明显的民主主义的新的因素，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主义文化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同时也没有能够脱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
我们知道有一个民间故事：一个樵夫，坐在树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托身的。
这个故事是可笑的；但就历史现实说，却是可悲的！
1956年6月16日补毕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