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里一部伟大的神话小说。它把可惊可喜的瑰丽幻想和深刻丰富的现实内容融合为一体，构成它特殊的艺术魅力。
《西游记》的群众影响之大，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里，只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以和它匹敌。《西游记》最后成书虽较两书要迟一百多年，但这三部巨著有相同的产生过程：那就是，它们都或多或少以一些史事作为依据，经过多少年代人民群众的传说流播和民间艺人们的口头创作，而后由杰出的文人作家再行加工创作而成。它们是古典文学里专业作者和群众作者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光辉的典范作品。
《西游记》的史实根据是：唐代贞观二年（628），27岁的玄奘和尚历尽艰难险阻，周游西域五十余国，至摩揭陀国（印度），入那烂陀寺，钻研梵籍，历时十七年，取得梵本经六百五十七部，献给朝廷。这个青年和尚的壮游经历，在当时及后世引起人们的惊叹和兴趣，又加佛教徒的宣扬，就在人民群众中发展成为寄托他们自己的幻想和愿望的传说故事。唐宋以来，民间的“说话”艺人们采取它作为题材，再加渲染生发，故事进一步神奇化。现存一册有些残缺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宋代刊印的“话本”，写唐僧取经，经过了许多神奇地方；同时又添上一个能文能武、神通广大的“猴行者”，帮助唐僧克服途中重重祸难；另外，还有个“深沙神”，也对唐僧作了神奇的帮助。这个“话本”只一万多字，它使我们看到了今日《西游记》主要部分的原始规模。其中“猴行者”在《西游记》中发展成为主人公“孙悟空”，“深沙神”成为取经四众之一的“沙僧”；而且，《西游记》中有几个重要的故事，这个“话本”里也开始出现了，比如“火类坳”和“女儿国”等。“火类坳”即我们上面选择的“火焰山”故事的原始面目。
在元代（1271—1368），有不少取材于取经故事的戏曲。著名的是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这时的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已较宋代《取经诗话》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孙行者”和“沙僧”而外，又增添了“猪八戒”“红孩儿”和“铁扇公主”等人物故事。与此同时，也已有人采取这些故事写成小说。明初（1403）编纂的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里存有一则“魏徵梦斩泾河龙”的故事，标题是《西游记》。这段故事有一千多字，和今存《西游记》的第十回的详情细节已很接近。我们估计，这个《西游记平话》的内容和《西游记杂剧》是大致相同的。
但把《西游记》故事加工创作而成为一部真正的伟大艺术作品的，是明代的杰出作家吴承恩（1500—1582）。吴是长江北岸淮安府一个从士大夫没落下来的小商人家庭的儿子。他自幼家贫，喜欢读书，聪明，有才学，性情活泼，擅长滑稽讽刺，在本地很有名。但在科举上很不得意，曾长时期流寓南京，赖卖文和朋友的接济度日。到六十岁时，一度任长兴县丞，又因耻于奉承逢迎，和上级官员处得不好，不久即弃职而去。回到故乡，八十多岁才死。《西游记》是他晚年家居时的作品。吴承恩因为出身和经历，对当时极端腐朽黑暗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怀着愤懑。他一生受压抑的生活境遇，使他能够接近当时迫切要求社会变革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可是在昏暴的封建统治下，他难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他酷爱民间的神话传说，非常熟悉这些丰富多彩的故事，并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情愫和理想，对现实社会进行讽刺和抨击。
吴承恩对《西游记》故事的再创作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在总的主题思想方面，就民间流传的取经故事加以改造和提高，使一个还存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间故事，成为更加明显的具有丰富深刻的现实社会意义的神话小说。在这一点上，原来被颂扬的主人公唐僧相对地受到批判和嘲讽，退居较次要的地位，而反抗统治、扫荡妖魔的孙悟空，则以体现当时人民的理想的英雄，成为书中真正的主人。其次，作者在赋予众多人物——包括神佛和妖魔——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同时，又概括了一定的社会的历史的特征内容。在情节穿插、场面描写上随处展开针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批判和嘲笑，并且杂以诙谐和滑稽，引人深思，富有风趣。三是就原来故事的骨架，巧妙地集结和组织了许许多多人所熟知的其他民间神话传说的人物和故事进去，环绕着中心，自成完整的体系。其中有佛教的故事，有道教的故事，也有普通民间故事。
书中常常插入一些玄虚的议论，这是当时上层社会流行的所谓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混乱思想。作者写这些，是出于游戏态度的。
二
《西游记》共一百回。头七回写孙猴子的诞生，求仙得道，学会七十二变化和腾空驾云种种神通广大的法术本领。为求自由，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大闹龙宫、大闹地府、大闹天宫，展开了对象征封建统治势力的所谓“三界”的革命斗争，玉帝不得已，封他为齐天大圣。在取得一系列的光辉胜利以后，他终于这样失败了：和如来佛比法，他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翻到天的尽头处，回来之后却发觉自己并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因此他被压到佛的手变成的“五行山”下，不能动弹。从第八回起，有五回写唐僧赴西天取经的缘由和准备。从第十三回起的八十多回占着全书最主要篇幅的，就是那赴西天途中所经历的所谓“八十一难”的故事。这里面，唐僧路过“五行山”，救出压在山下的孙猴子，收作门徒，取名“孙悟空”，帮助他扫荡妖魔，克服途中祸难。随后又在孙悟空的战斗下收了一个猪精和一个水怪作门徒，就是“猪八戒”和“沙和尚”，成为“师徒四众”的取经团体；另外还收了一条龙，化作“龙马”，给唐僧骑着代步。他们途中所遇的种种祸难事件，有大有小。其中有许多错综和穿插；各个事件又尽可能前后彼此勾连起来，显得有完密的组织。这个作为主干的所谓“取经故事”，实际写的是以“孙悟空”为主的克服灾祸和困难的火炽的战斗；“取经”一事的本身是被有意忽视了的，及至到西天佛地，取经到手，全书也就结束了。
以孙悟空为主的全部《西游记》的神话故事，和任何古代神话一样，当然反映了人民在劳动生产经验中要求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理想和愿望。这不只像孙悟空的许多神通广大的法术和本领含有这方面的意义，就是诸天神佛和许多妖魔邪道，也同样有以幻想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力这方面的意义。而这些丰富瑰丽的幻想，绝不是吴承恩或任何个人可以独自创造出来的，它们实反映了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的人民群众在自然斗争中的宏富经验和豪迈气魄。但是我们欣赏《西游记》神话的艺术，仅只从这方面去理解，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神话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在中国的后期封建社会里，它们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则更为重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是不断产生的，而自唐末至宋、元及明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愈来愈多、愈剧烈、规模愈大。这些农民革命运动在推动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每次的农民起义，都是以不同的结局而告失败。缘故何在？主要是这样一种历史限制：即广大被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其中也包括城市人民）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提不出自己的新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他们一面进行着英勇的革命斗争，一面还不得不承认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这是当时还不能解决的矛盾。
孙悟空这个神话形象的内容当然是复杂的，我们不可对它作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可在每一性格特征和情节场面的描写中牵强附会地探索其社会历史的意义。但从总的方面看，抛开了上述社会历史的背景，离开了上述革命现实中无数人民的英雄性格和革命群众的理想与愿望，这个艺术形象是不可能塑造出来的。孙悟空在前七回里是个狂热地追求自由、迫切地要求变革，敢于对任何统治万物、主宰命运的势力进行挑衅与反抗的叛逆者。无论诸天神佛权威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显得多么堂皇尊严，也无论他们掌握着多么神奇的法宝或力量，但在孙悟空的斗争前面都显出他们卑怯无能、张皇狼狈的丑态。在描写中作者对这些神佛作了辛辣的嘲笑，同时对叛逆者的每一挑衅反抗及胜利作了热情洋溢的颂扬，正就在这种爱憎褒贬的态度里，作者驰骋着惊人的艺术想象天才。
孙悟空在某种意义上也像当时革命的人民群众一样，一面对封建统治进行了强有力的英勇斗争，同时却又始终不能突破这种制度的统治，他虽然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却无法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仍然逃不掉“五行山”的镇压。这种艺术处理，并非仅只出于作者个人的宿命论思想。
但是失败了以后“取经故事”中的孙悟空不是一个投降者、屈服者。他保唐僧赴西天取经，并非屈服于神佛势力、违背自己意志的行为。毋宁说，他被安排了保唐僧赴西天取经，是因为神佛们在经过他的一系列英勇斗争后认识了他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承认了他的坚毅高贵的品格，被迫着不得不对他表示尊重，不得不让他去进行另一种正义斗争的举措。再就孙悟空方面说，此时保唐僧取经正是出于他自己的志愿。他原来对神佛的斗争，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他在大闹天宫时提的口号不过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反对现有的却提不出新的；于是失败了。但是他决不甘于失败，他还要去追求他认为的真理或理想。他保唐僧取经，正是出于这种迫切的内心要求。孙悟空的热情实际是倾注在取经途中扫荡妖魔邪恶势力上面，对取经的本身他真有多大的兴趣，他自己也不很明白，书里也没有具体告诉我们。
因为孙悟空在保唐僧取经的任务中寄托了自己对理想的追求，所以他能够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很好地发挥他的勇武和智慧、克服万千险阻，表现出他伟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和保唐僧取经的孙悟空，其实质精神是前后一贯的。
我们看取经故事中的孙悟空，有四方面的关系形态可以注意：一、此时他主要的斗争对象是诸多妖魔，这些妖魔都代表种种邪恶势力，和孙悟空所持的愿望理想是正面冲突的。他之扫荡妖魔，是正义的战斗。这些战斗无论多么艰苦，最终总是孙悟空取得胜利。二、孙悟空和妖魔的战斗中经常取得神佛的协助。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取经途中的孙悟空完全站在神佛的一边，成为神佛统治势力的爪牙。书中的描写很清楚：一方面这时的孙悟空与诸天神佛仍然保持着很大距离，他还受着神佛所施的“紧箍咒”的制约，而他在神佛面前完全是一种独立自主、傲慢不敬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妖魔，有许多和神佛暗中有关系，有许多正是神佛那里放出来的。它们的法宝或力量也多从神佛那里得来的。（这样的神话故事，在封建时代岂无揭露政治、讽刺现实的意义？我们知道当时直接鱼肉人民的地方恶势力无不从皇朝政权那里取得权力，而如明皇朝的锦衣卫和太监总是分布各地成为人民的最大祸害，而土豪地霸则都和中枢暗中勾结。）因此，与妖魔为敌的是孙悟空，并非神佛；主动地除魔的是孙悟空，而神佛实是处于被动、出于不得已。所以孙悟空在神佛统治一切的世间扫魔除妖，实质上是对神佛势力的间接斗争。三、孙悟空虽拜唐僧为师，虽然全心全意保唐僧取经，但他和唐僧之间有严重的矛盾。唐僧这个软善慈悲的“长者”身受妖魔所施的灾难，许多妖魔要吃他的心肝和肉，他却要对妖魔讲慈悲，不许孙悟空斩杀妖魔。孙悟空正相反，他坚决要斩杀妖魔，除恶务尽。于是师徒间常常爆发不可调和的冲突。唐僧曾多次驱逐孙悟空，都因孙悟空伤害了妖魔和其他邪恶的性命，反责其有意作恶、无心向善；但孙悟空一走，唐僧就立刻遭遇灾难。从孙悟空这个坚定的战斗者、正义的坚持者和恶势力的死敌的光辉形象的塑造上，有力地批判了代表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唐僧的性格。四、孙悟空和他的战友猪八戒的关系也是富有意义的。猪八戒有许多小农私有者的性格特征。他在取经途中经常表现无信心、无决心、意志动摇，取经途中，一遇女子相诱，他就要留下不走。他好吃、贪睡、偷懒、爱占小便宜，结果总是吃亏。在剧烈的战斗中，他常自称无能，躲在后面，让孙悟空去打头阵；但看到妖魔战败，又恐孙悟空独得功劳，跑上去打几钉耙。但他也是一个质朴善良的人。在这些不可容忍的劣根性之上，他能够一贯地与妖魔为敌。从不对恶势力屈服，在取经队伍中他担当了像挑担、开荆棘路、开污秽的稀柿衕等最劳苦、最低下的工作，而且他不固执，勇于认错，终还以孙悟空为战友坚持到底，在取经的途中贡献了不可少的一份力量。《西游记》的读者对猪八戒总有深刻的印象，一面觉得他可鄙、可厌、可笑，但同时还是很喜爱他。显然，我们这种印象是和作者在肯定他的前提之下狠狠地批判他的缺点的处理态度分不开的。
三
过火焰山三调芭蕉扇的故事，在一百回书里占着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回整三回的篇幅，取经队伍正在中途，扫除妖魔、克服阻难的战斗一个紧接一个地展开，正在方兴未艾；在所遇“八十一难”中被置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作为许多个重点故事之一来处理，显得很重要很有趣，一向引起读者的注意。无论小孩或大人都喜爱它，戏曲、木偶戏、故事画和装饰画多拿它作题材。
牛魔王及其妻铁扇公主不同于一切其他的妖魔，他们既不是从神佛那里来的，也未蓄意谋害取经者（牛魔王之子红孩儿却用许多神奇法力几次捉去唐僧，要剜他的心、吃他的肉，以图长生不老，并要请父亲牛魔王来同享）；他们在诸多妖魔中被描写为最善良的两个妖魔。这和孙悟空与牛魔王的旧关系有关，当孙悟空在花果山水帘洞做猴王时，他们原是盟友，这在全书开始的故事里曾经写到过。由于这种特殊关系，孙悟空最初并不把他们当一般的妖魔看待，借芭蕉扇时对他们一口一声亲热地称呼“嫂嫂”“哥哥”（不忘旧情，执礼甚恭。封建时代的中国人民一向把重视朋友之“义”，当作优美的品德）。但这毕竟是私情，是小“义”；一到和“公理”和“大义”发生矛盾时，就只有“大义灭亲”。这个故事里的孙悟空对他的老朋友，先讲旧情，继因红孩儿之事，引起对方仇恨，不肯借扇解除困难，孙悟空立即不顾私情，以敌人相待，展开火炽的战斗。因此从孙悟空与牛魔王的关系中，作者正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深入一步地描写他的主人公的伟大英雄性格，这是很有意义的。作者在这里非常有分寸地把牛魔王写成中国封建时代现实社会里一个普通封建主的典型，通过对他和妻与妾相互间的关系形态的描写，结合着战斗，穿插许多有趣的情节和场面，随时进行揶揄和嘲笑，都是针对当时世俗社会的讽刺。
“火焰山”一段的艺术成就，我以为有三点可以在这里说一下：一是孙悟空对待所遇险难的大无畏态度、积极乐观的战斗精神，通过许多细致的描写，表现得非常深刻、非常饱满；二是孙悟空对铁扇公主和牛魔王的战法，表现了最好的智慧，而不是单凭武器和法力。尤其对铁扇公主的战术：化作小虫，钻入肚内，头顶脚蹬，使之束手待毙，而后借扇。这样高明的战法，不只是有趣的奇想，也是富有启示意义的。在以前的战斗中，孙悟空还没有这样的战法。三是孙悟空的英雄性格此时还在成长过程中，他在战斗中还暴露许多弱点。他轻信自己的威力，也轻信敌方的心地。一调芭蕉扇，经过挖心战取胜，拿到芭蕉扇就走，一点不疑，结果借到的却是一把假扇，上了一个大当。二次运用智慧，再经苦战，把真扇拿到了手，此时被胜利冲昏头脑，毫不警惕，结果却被牛魔王化做猪八戒，把扇子骗了回去，又上一个大当。这里写他以一个小个子，背着一把放大了而不会收小的巨大的扇子在肩上，那种充满骄傲自满情绪的洋洋得意的神态，是十分令人好笑的。这正是作者对他所热爱的主人公的弱点的出于善意的批评。
孙悟空对牛魔王及其妻的一系列战斗，即“三调芭蕉扇”，写得波澜壮阔，火炽异常。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评为“变化施为，皆极奇恣”，真是一个非常中肯的评语。
（本文是为英文版《中国文学》月刊刊登《西游记》第59至61回时所写的评介，原载该刊196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