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常被使用（及误用）的“耆老”（village elders）一词作一些解释，是很有必要的。“elders”一词很显然是从“老人”或“耆老”翻译过来的，用来指称明代和清初特殊类型的乡村领袖。根据明朝历史，明太祖向户部下达了一道命令（时间不详），大意是：
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1]
因此，明代的“老人”是政府设置的乡村领袖。他们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与道德。清朝建立者继承明代的做法。清律中保留了在乡下地区挑选长者的条文，但称呼从“老人”变为“耆老”。律文如下：
其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不许罢闲吏卒及有过之人充应，违者杖六十革退。……耆老责在化民善俗，即古乡三老之遗意。[2]
以此来看，清朝时期的“耆老”同明朝时期的“老人”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不过在相当早的时候，“耆老”原本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遗忘了，这些年长的乡村领袖似乎被当作保甲头人。1646年，有一篇给朝廷的奏疏，就反映了这一情形：
耆老不过宣谕王化，无地方之责……若以〔保甲的〕连坐之法加之，似于情法未协。[3]
没有证据显示上述情形曾经改变过。相反，所谓的“耆老”不再是乡村的道德模范，而变成了乡村领袖、警察或税吏。很有可能，清朝建立者最初设想的那种“耆老”从来不曾得到系统或广泛的任命，但是名称却保留下来了，并被不加区别地用来任命许多乡村头人。无论早期的情形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在19世纪期间和紧接着的一段时期，被称作“耆老”的乡村领袖，履行的职责与乡村楷模完全不同。卫三畏在19世纪晚期写道：“处于司法等级底层的是耆老。……他们决定村庄特性，并被期望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居民之间的争端，处理与他村之间的事务，代表村庄回答县官的问题。”[4]换句话说，这种长者在卫三畏看来属于那种乡村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公共事务的领袖。比卫三畏稍晚，明恩溥表达了实质上相同的观点：
这些乡村头面人物有时被称作乡长、乡老或首事等等。有关这些人的说法是，他们被同乡居民选出来，然后被县官任命担任现在的职务。[5]
然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耆老”就是“保甲代理人”。理雅各几乎认定他们实质上就是“甲长”。他在1870年代写道：“十个家庭组成一个‘十户’（tithing），中文称为一‘甲’。任命一名‘长者’或主管人。”[6]这一观点在1890年代得到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的呼应，他观察认为：“各村的‘地保’或头人负责维护其乡邻的安全和利益。他通常得到村中长者的帮助。”[7]
有关“乡村长者”履行收税和其他职能的事例，见之于一部地方志的记载：
初，〔直隶〕涿县政令不行于三坡〔村〕……〔在当地〕有所谓老人制者……编为三里，每里分十甲，各设老人一人……任期三年，为无给职。……期满时另行推选家道殷实、品行端正、素孚众望……接充之，非必其年老也。职权甚大，催缴田赋，排难解纷，综理坡内一切事务。[8]
修纂者并没有说明三坡村盛行这个有趣制度的具体时间，但是他指出直到1929年仍还在运作。这个地区的“老人”在20世纪来临之前，可能就已经存在了。
“elders”一词有时被用来指称非正式设置的乡村领袖。比如步济时、明恩溥、杨懋春等就是这样用；他们的观点已见于第七章。如果该词被用来指称“耆老”外的任何清代正式设置的乡村领袖，严格说来都是用词不当。不过，该词可以合理地用来表明一位被非正式地当作乡村领袖的长者，只要不是被用作那个人的特定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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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史》，77/1b。根据《续文献通考》，16/2914，这道命令是洪武二十八年发布的。顾炎武在其《日知录》8/10b中，引用《太祖实录》说，这道命令是前一年（1394年）发布的。〔编者按：引文前半见《明史》卷三，事在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里设老人”以下，见卷七十七。参考台版。〕应该指出的是，明太祖设置“老人”的最初目的是把保护自己利益的机会，给予那些没有特权的乡民。据《明史》在77/2b记载说，“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然而还不到40年，“老人”制度明显表露出一些混乱的迹象。顾炎武则在《日知录》8/11b解释此种情形说：“洪熙元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赁借官府……肆虐闾阎。”《续文献通考》，16/2914的叙述几乎完全相同。
[2] 《大清律例汇辑便览》，8/1a-b；《清朝文献通考》，21/5045。根据《清朝文献通考》21/5043中的记载，“耆老”一项，例有顶戴。该法律中提到的“乡三老”是一种汉朝制度。汉高祖“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这种“三老”负责教化人民，而另一种乡村代理人“啬夫”则负责地方诉讼和收税；还有一种，即“游徼”，属于行政司法长官的性质，其职责是侦查和镇压土匪。参见《文献通考》，12/124。
[3] 《清朝文献通考》，21/5044。
[4] Samuel W.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1883），I，p.500.
[5]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1899），p.227.
[6] China Review，VI （1877-1878），p.369.
[7] Robert K.Douglas，Society in China （1894），pp.111-112.
[8] 《涿县志》（1936），3/3a-b〔译者按：应为18/3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