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和效果
清王朝的基层统治体系，是帝国统治者面对环境挑战的一种产物，而且是由帝国体系自身的本质决定的。清朝政府同它以前的各王朝一样，也是一个专制统治政权。在这个政权之下，广大人民被划分为几个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容的。[1]因此，帝国统治者必须对辽阔的疆土维持一个尽可能稳固的控制，以此确保政治稳定，从而使其政权垂之永久。清王朝统治者由于不信任自己臣民的忠诚，为了确保臣民的柔顺、屈从，设计出各种各样的统治措施，来减轻臣民受到有害于帝国安全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清王朝是外来族群征服者的事实，使得这个需求更为明显和迫切。
帝国控制通过从社会上层中吸收新成员的官僚集团来运作，在战略要地设置实际的或威慑性的军事力量予以强化。然而，清帝国的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而通信和交通工具落后。在此情况下，清王朝的行政力量和军事力量实际上不可能到达全国各地每一个大小村落。因此，为了把控制延伸到乡村层面，清王朝就需要一种可以称为基层行政体系的制度。吸收了以前各王朝的经验，利用历史上的地方组织，清王朝早期统治者建立起一套由各种各样的子体系所组成、各自具有特定功能的乡村统治体系。这样，乡村社会每一个重要方面在理论上都被置于清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之下。
由于这些子体系是初次设置的，虽然它们各自的功能明显不同，但运作的原则类似。清政府广泛利用地方人士来帮助其进行统治，却又密切监视他们；经常利用乡村社会中既有的组织或团体作为辅助性的统治工具，但又毫不犹豫地限制或完全禁止它们的活动。清王朝希望利用这种措施，造就出可以用之于控制乡村的地方绅士和文人；事实上也经常这样利用他们。充分认识到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是成功统治中国不可或缺的条件，帝国统治者致力于保护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免遭到不当的侵犯。这样，任何特定乡村地区的居民就倾向于继续接受现存政权，认为这是增进或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可靠的方法；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就会发现很难继续扩大他们的活动。为了阻止地方自主权的发展，清王朝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把乡村控制的不同功能分配给许多个别的或部分重叠的组织。这样，任何一种组织都不可能垄断地方的影响力，并进而发展成为帝国体系外围的权力中心。
尽管这套体系设计得非常巧妙，但是它并没有充分地或完全地达到它所设想的目的。它没有为帝国统治者保证绝对的安全。证据表明，清王朝基层统治体系在两大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一个相当可靠、能力强的官僚集团，来指导和监督它的运作；有一个大体上稳定的乡村环境，让普通民众可以维持一种虽然并不富足但较安定的生活。在这两大条件存在时，正如清初的三四个皇帝在位期间的情形一样，乡村控制工具就运作得相当好。事例表明，即使保甲体系——在一些方面，它是清王朝统治乡村的基石——并不能常常取得正面的效果，但是乡村存在此种体系，至少有一种威慑作用，从而有助于减少动荡发生的机会。即使在清王朝鼎盛时期，洪灾、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也不时发生，但由于当时社会安定，地方行政官员相对尽责，因而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经济灾害。此外，或许是清初诸帝的运气好，天灾的发生并不频繁，情况也不严重。虽然大多数乡民贫穷，其中一些还处于饥饿状态，但是在这种相对有利的环境下，无论是什么时候，全国各地因贫穷或饥饿而逼上绝路的乡民并不多。在这些相同的环境下，乡村控制体系为清帝国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过，有利的环境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到18世纪末，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了。乾隆朝后期以来，帝国行政加速腐败。[2]与此同时，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自道光帝即位（1821年）的14年以来，没有一个太平年，这省或那省总是不断发生水灾、旱灾、饥荒、暴动和叛乱。”[3]由于官僚集团普遍无能、道德败坏，清政府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敏捷或果断地处理危机；即使是维持自己在乡民眼中的威严，也有困难。乡村社会以前那不稳定的平静，不断被陷入绝境的乡民打破——他们陷入绝境，则是长时期的饥饿、社会动荡和官吏腐败积累起来的结果——特别是被那些认为向清王朝权威挑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必要再臣服清王朝统治的“奸民”所打破。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清王朝那由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组织构成的乡村控制体系大部分无效了。很多时候，这一体系事实上变成乡村社会中另一种混乱因素，因而比无效还更糟糕。
清王朝整个基层统治体系迅速地崩溃。在不满和绝望（即使这些只是一般农民模糊的感觉）之中，无论是应该负责运作各种乡村控制体系的地方代理人，还是负责指导、监督这个体系运作的地方官员，都没有条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保甲、里甲和乡约（整个体系的主要机制），其士气都大不如前。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这些子体系接连崩溃，清王朝的任何努力都无法使之振兴。而19世纪后半期冲突、暴动、盗匪活动频繁发生，雄辩地证明了清王朝确立的整个乡村统治体系已经变成一副空架子了。
专制统治的局限
在不忽视其他历史因素的重要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行政腐败是造成清王朝乡村控制体系崩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个问题随之产生：清王朝统治者有能力防止这种腐败吗？
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看来，帝国体系天生存在的一些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行政的腐败。由于清王朝历代皇帝不相信自己的臣民，而且作为一个异族的统治者，以为理所当然可以得到后者的效忠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只得依靠严密的监控手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清朝皇帝不得不依靠汉族绅士、官吏来推行统治、监视臣民，或帮助施政。但又认为这些人的忠诚也值得怀疑，因而一直小心翼翼地严密掌控他们的臣仆。因此，每当要做出取舍时，统治者总是将国家安全置于行政效率之上。这样，政府官员完全没有足够的权力作出主动的、独立性的判断，或令人满意地履行规定的职责和任务。相反，所有官员都被置于严密的控制、限制和监视之下；如果越出各自主管事务范围，就被认为是玩忽职守或越权而受到惩罚。最终就形成一种情况，普通官员认为最谨慎的为官之道是尽可能地少承担责任，多注意自己的行事在形式上符合明文规定，少做些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或者嘉惠人民的事。
这样的帝国政策，虽然完全符合专制统治的本质，但是难以形成一个充满效率的政府。清朝皇帝十分成功地让官僚集团变得在政治上无害，因此，除了在清王朝建立初期和崩溃年代以外，没有听说过有哪位官员怀有反叛朝廷的意图。不过，他们同时也让官僚阶层失去活力，没有哪位官员努力使自己成为能干、正直的行政官员，大多数官僚听任政府规定的重要任务束之高阁。[4]这一基本行政缺陷的危害性，因为帝国的一些不合宜的做法而加剧。首先，官员的薪俸和薪级原本就低得可笑，又没有随着生活开支的提高而调整，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越来越需要从事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的腐败活动。其次，大规模的卖官鬻爵——19世纪后半期尤其普遍，是清王朝统治腐败的又一导因。再次，任命政府高级官员时由于对汉族难以完全遮掩的歧视，使得无法严格根据功绩原则来补充新鲜血液，发展出一个既忠诚又负责的汉族官僚阶层。这样，从来就不十分充满效率的清政府，很快就进一步露出颓败的迹象。尽管有一个对全社会进行全方位监督和控制的统治体系，但清帝国在事实上极大地处于偶发因素支配之下。清政府及其臣民，在严重的社会危机或自然灾害面前，都十分无力。清朝皇帝们借由一套还算精巧的控制体系，竭力维持一个不确定的政治稳定，他们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不完整的、没有效率的施政体系。
关于清王朝基层统治体系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观察。在中国帝制体系中（其形式是中央高度集权），统治者对万事万物拥有无限的权力，并决心行使这种权力。但是，他们的决定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权力中心的存在，意味着会出现一个周边地区；而从中心发出的力量，在到达周边地区时威力会降低。在像中华帝国这样庞大的国家中，中央的力量应用到全帝国范围所造成的衰减，必然是相当可观的。朝廷响亮的命令（官员们通常只负责传达），循着行政结构传到州县一级，已经变成微弱的回声。清政府事实上不可能对全国1，500个知州知县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却期望依靠他们“爱民如子”之心推行各种各样乡村控制的措施。保甲体系、里甲体系、乡约讲习体系以及其他体系，大都已被废弃不用或声名狼藉；政府听任村民和村庄自生自灭，灾害时期只是象征性地为后者提供帮助或救济。这样，尽管清王朝皇帝竭力想对每一个角落进行有效的统治，但广大乡村地区还是存在着一部分行政真空。这一真空是统治体系不完整造成的，却给人一种乡村“自主”的错觉，一些学者以无稽的热情加以谈论，并把这种不完全的专制统治所造成的虚幻现象当作真正的民主。[5]
关于清王朝帝制体系另一严重的缺陷，必须加以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是矛盾的，这使得前者要想取得后者的忠诚极为困难。
在这里，明确界定绅士和文人（或称未来的绅士）在帝国体系中的精确地位，对我们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个人才能和社会地位，他们对居住在乡村或乡镇中的广大民众具有很大影响。清王朝统治者正是从这一精英群体中挑选帮助他们统治的臣仆。然而，他们在家乡的领导地位和在统治体系中为清王朝服务，并未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也没有使自己的利益同统治者的一致。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士大夫同普通百姓一样，仍然是天子的臣民，仍然是清王朝统治的对象。那些以政府官员身份扮演着中介角色、把清王朝权威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的士大夫，同时又属于“民”的一部分，而民是要受到皇帝们的统治的（表面上是为了他们的福祉）。
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士大夫的利益并不一定与清王朝皇帝的相同。清王朝的中心目标是把自己的政权“传之万世”。因此，为了让帝国环境有利于他们的继续统治，他们设法使被统治者——既包括士绅又包括普通百姓——大体上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至少不会严重不满。这样，清王朝统治者内心里的真正期望是政权长存，然而他们公开宣称的，正如一句历史悠久的儒家格言所说，是“利民”。[6]在正常情况下，绅士和文人阶层都十分乐意接受这一切；他们有不止一个理由，给予清王朝道义上的或实际上的支持。一方面，装点皇朝意识形态的钦定儒学与他们受教养的知识传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如果清王朝继续存在，他们就继续享有（或确保有机会继续享有）租税豁免和其他特权地位。加入官僚阶层的绅士，其利益与现存政权最为休戚相关；因此，他们支持现存政权的愿望比其他人更为强烈。不过，他们的利益同现存政权的利益仍然存在着矛盾，当把他们之间利益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两者就会分开。在王朝循环走到终点之时，至少可以说承认新王朝统治的士大夫人数，与继续效忠已经崩溃的旧王朝的人数一样多。
还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加入官僚阶层为统治者效劳的绅士，只有一小部分；而且他们也不一定终身为官。退职的官僚、候补的官员和拥有功名的士子，其人数大大超过了实际为官的人数。这些非官僚的绅士成员，同普通的文人一样，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而不是帮助统治者维持其统治。因此，他们的利益更多的是同普通村民或市民一致的。因为除了是绅士之外，他们也是家长、纳税人，或许还是地主，其利益有时也面临着朝廷政策或地方政府腐败带来的危害或威胁。他们虽然因为拥有社会地位而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正是这种保护的需要，透露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他们虽然是拥有特权的臣民，但不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对下列意义重大的事实，我们难以忽视：相当多的绅士成员所获得的地位，明确地说是确保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不受侵犯，不是为了满足他们为统治者效劳的愿望。
儒家的仁政理论，是帝国意识形态和绅士政治哲学主要的组成部分，而清王朝统治者和士大夫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对前者来说，仁政思想理论实际上就是“家父长制”专制统治建立的理由或理论基础；对后者来说，它是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反对腐败和暴政的思想武器。清王朝皇帝给予新儒学的程朱学派很高的荣耀，因为该学派在政治上和伦理上强调忠孝职责观念；而包括程朱学派追随者在内的士大夫，也没有忘记重申孟子“民为贵”的主张，以及相对的，在必要的时候推翻暴君的权利。
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绅士阶层打着为“民”的旗号，利用孟子思想谋取个人私利，而不挑战清王朝的权威。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同后者的利益等同起来，并扮演“民”的代言人角色。在请求减税时，一再用来描绘农民受苦悲惨画面的诚挚字句，很能说明这一点。请求是代表相关地区的“民”提出的，但是，因此而得到的利益，绝大部分落入绅士地主之手——如果可以说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也的确得到一点的话。帝国统治者主要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利民”，每当他们在税收和其他方面对“民”的利益作让步时，总是听任普通臣民只得到一点点好处。这样，绅士阶层就拥有另一理由来支持现存政权，不断重复“皇恩浩荡”的陈词滥调，即使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真这样想。一个服从的绅士阶层，同大体上柔顺的乡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帝国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稳定；这时，除了零星的一些地方混乱之外，没有什么惊人的事件发生，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得以维持。
然而，这种稳定在两种情况下很容易被打破或受到严重损害。一是发生严重的灾害，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大多数居民会因此而难以生活下去；二是清政府不能或发现不可能满足特殊阶层人物的雄心和欲望。不满或极度失望的绅士或文人，就选择不再支持清王朝。换句话说，在统治者和这种所谓“民”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表面化后，一直至少在表面上效忠现存政权的绅士、文人，就认为再为它效忠或效劳已经没有什么好处。在这种情况下，绅士、文人中愤恨不平的成员，就会以另一种观点来阐述上面提到的孟子格言。他们此时为了谋取或保护个人利益所采取的方法，不再是大讲为民服务的仁政原则，而是宣扬行使“造反权利”的原则。他们就像刘基所讲的寓言里面的小猴子一样，[7]发动村民或市民起来反抗“暴政”，或者为已经举起造反大旗的“土匪”领袖出谋划策。
所以，绅士和文人对现存政权的态度明显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像农民对清王朝统治的反应在承平时代和动荡时期也不相同。因此，清王朝统治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统治者及所有被统治者之间利益分歧的全面汇流，而不是统治工具和控制技巧。如果双方利益能大体调和，即使统治工具天生存在着缺陷，其实际运作未能达到理论上的效果，被统治的各个阶层也会接受现存统治秩序。然而，当绅士和普通百姓都认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同现存政权的存续根本不能共存时，无论设计得多么精巧的统治体系，都不能使清帝国永久地存在下去。
正如前文所述，清王朝皇帝明显意识到了这个事实，因而采取措施设法调和。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在一个专制政体下（特别是在一个异族统治的政体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利益的差异实在太大而很难完全调和；他们在最有利的社会环境下竭尽全力，也只能让分歧的利益暂时、部分地汇流。而这种不完全的和谐，很快就为他们维护自己王朝利益的极端酷烈行为的反作用所破坏。他们始终强调的是统治秩序本身，而忽略了提高臣民福利的建设性努力。帝国最终在行政上和经济上都败坏了，并被不断发生的危机所削弱。因此，清王朝虽然对全国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控制，以求维持长久的统治，但是，由于专制政权天生的局限，以及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逆境，它注定只能存在不到三个世纪，也只能对庞大帝国实行一个并不完整、并不稳定的控制。
清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自取灭亡。尽管它成功地将臣民变得非常消极和柔顺，也最终完全损害了他们积极进取的能力，使他们渐渐不能够应付严峻的生存环境，清帝国的物质基础也因此被削弱了。即使在正常年月，大部分农民也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其中一些还处于赤贫的境地。由于缺乏资金，而习惯于依靠传统耕作方式和难以预测的运气，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富有的地主虽然拥有足够的财富提供这笔资金，但是他们的兴趣不过是竭力收取更多的租金，交纳更少的税额。他们更可能的是把钱花在购置更多的土地以出租上，而不是用来改善耕作环境以提高粮食产量或改善佃农的生活。土地耕种者（和相当多的小土地所有者）耗尽一切精力，也只能过着艰难的生活，没有余力来从事其他事情。能够在地方灾害中免于破产或挨饿，就算是幸运了。他们变得顺从于所在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习惯上沉默寡言，听任乡绅或地方恶棍垄断村社事务；尤其是那些超出自己狭小的家庭生活或土地情况的事务。所有农民都太容易屈服于流氓无赖的掠夺、官府和衙门走卒的敲诈勒索，有时屈服于乡绅的剥削。这种情况的背后潜伏着危机。在清帝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时，许多乡民甚至连起码的生存都难以维持，他们要么“转死沟壑”，要么“铤而走险”。他们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实质性的选择；而作出这种选择通常并不难。他们软弱，无法自发组织起来，因而无论是谁出来领导，他们都容易（像在社会不怎么动荡时期那样）接受；并且主要根据这种领导类型而展示出不同的行为类型。其中一些乡民集结在暴动或造反发动者的周围；另一些被“引诱”加入土匪或叛乱队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帝国控制的结果是让农民大体上温顺、消极，但也正是这个结果最终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把一些“愚民”转变成叛乱——包括19世纪特有的几次大规模动乱——的工具。
农民的角色
不过，在剧烈的政治变迁期间或之后，中国农民大众并未能从王朝覆灭的灰烬中崛起。无论在社会安定时期还是在动荡时期，他们都是受苦最多最深重的穷苦百姓。虽然他们是叛乱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从叛乱中所得甚少。他们虽然参加了运动，但从未取得领导权。从自由接纳或拒绝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领袖。无论他们的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许多造反大军的士兵成了无名死尸；即使他们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现存政权，那些从战斗和苦痛中幸存下来的农民，仍然成为新王朝统治下的“小民”。
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事实是：与地方暴动和其他形式的行动一致的暴力反抗一样，中国历史上推翻王朝的运动，是人心向背和历史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运动从来就不是由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团体独力完成的工作。无论社会各阶层的乡民特别是农民在造反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肯定普通村民并不是这些重大造反中唯一的成员。前文已经指出，民变——尤其是达到一定规模而值得报告和记载的——通常并不是由普通农民领导的，如果他们全然是平民的话。同样可以大胆地说，在许多公开宣称是为了农民的直接利益而叛乱的著名事例中，这些利益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这些运动的唯一或中心目标。相反的，多少有些重要性的民变通常超越了农民的诉求，不过农民的利益仍然成为目标的一部分，或者是由于领袖真诚地认为不能忽视农民的利益，或者是由于认为支持农民的主张就可以取得农民大众的支持，即使他们真正所关心的是比农民的直接需要更广泛的其他问题。
农民人数众多又强壮有力，仅仅靠他们就可以为任何造反的最初成功提供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因此，造反或革命的领袖拥有充分理由吸引农民阶层积极参加。要列举恰当确切的事例以说明此点，我们不用追溯久远的中国历史。在明末的李自成——一名受到环境的鼓舞而想当皇帝的普通土匪领袖，就许诺豁免一切赋税，追随他的人因此越来越多。[8]在1850年代早期，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它的含义非常广泛，很难被视为单纯的农民运动）其他领袖设计出一种制度，规定耕者每人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以维持他自己和家庭的生活。[9]更近一点，毛泽东把土地再分配纳入共产主义革命计划的第一阶段。[10]重要的是，虽然这些叛乱和革命借助于解决农民的需要来发动他们参加，但并不因此而变成农民运动（农民是积极的或唯一要对之负责的）。如果没有那些虽然祖籍在农村但双手或许从未摸过锄头或犁的人，以及那些在他们的城市经验中得到最初“革命”动机的人（比如洪秀全在广州，毛泽东在北京）的领导或指挥，这些叛乱和革命能否具体化，都是值得怀疑的。
还应指出的一点是：长时期为帝国体系塑造的中国农民，其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根深蒂固，在中国帝制历史整个变迁过程中没有什么改变。参加各次政治叛变的农民，和置身事外的农民，他们的外观和行为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简单的欲望——活下去的意志——左右他们的行动与反动；耕种土地维持生存以及自己和家庭的艰难生活占据了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王朝的兴起没有在他们的脑海中注入一点政治热情，王朝毁灭也没有把他们变成决心改变社会和政治的革命者。但是，这并不是要否定农民大众作为一个群体在帝制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反，我们的研究表明，农民人数众多，力量强大，再加上他们习惯上容易接受经济及社会地位与他们自己并不相同的阶层的领导，使中国农民大众成为历史上每一次反抗地方官员或反抗现存政权的叛乱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没有必要为了说明帝制时期的农民在一系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进一步给予更高评价。一些地区习用的“农民革命”一词，虽然对于宣传来说很有用或必不可少，但是难以经受客观的历史分析。
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这已经成为客观的学者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一位当代学者指出：“所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学者看来都同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由农民和工厂工人，而是由学生、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所组织和领导的。”[11]另一名学者认为：“丝毫不用怀疑，现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领袖的革命策略是致力于解决千百万中国农民的迫切需要。不过，如果从这一事实就骤下结论，认为他们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期望，并会自发地继续表达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期望，那就是在构建一个神话，预先肯定了他们未来的所有行动。”[12]事实的确支持这样的结论，除了它外来的意识形态之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就像刚刚指出的，革命并不是由农民领导，而是由“政治立场统一的领袖们依据列宁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而其上层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个精英团体”。[13]领袖之中有些教育水平特别高，他们有的曾在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苏俄留过学。[14]他们在现代中国的一般地位，在某些方面的确可以同帝制时期的“绅士”相提并论。他们明确宣布要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或许也表达了普通人民说不清楚的希望。最重要的是，他们自身完全有能力把普通人民松散的力气组织成强大的力量。在他们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正统儒学；“无产阶级革命”取代了“造反的权利”，成为摧毁现政权的理由。但是，同过去参加造反的绅士和文人一样，他们并不是农民或工人，而是来自知识阶层。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说道：
（共产党）是由知识阶层创建的，中国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没有知识阶层，农民暴动和起义——虽然由于现代中国悲惨的境地而无论如何都要爆发——也只会像历史上许多绝望的农民“铤而走险”一样，弱化为盗匪。知识阶层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了，把它作为开创共产主义中国的生力军。[15]
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根据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信条，都不看好它能取得的”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16]中国农民长期形成的特点——对政治漠不关心，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意，容易追随承诺让情况变好的人，拥有突然爆发出来的暴力能力——使他们特别适合成为共产主义革命或任何与他们的迫切要求明显有关的其他类型叛乱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曾经评论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这些话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腔滥调”。[17]不过，陈独秀对中国农民的精神状况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接下来的结论，他认为即使在适宜的环境下农民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生力军。然而在他说了这些话后不到30年，农民已经成为革命绝对的主力。他之所以犯此错误，其原因或许在于他并不了解农民大众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地位，也不了解历史上叛乱的实质。更准确地说，他未能认识到走出帝国体系的中国农民，并没有因1911年辛亥革命而改变自己的基本特点，事实上仍然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宝贵资产。正是由于一部分这样的农民投入他们的麾下，共产主义领袖们在1949年才相当轻松地取得了胜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在那场胜利即将到来之前，都有意识地、作为一个阶级倒向共产主义革命。直到人民政府成立前夕，许多农民仍然徘徊在革命的大门外。事实上，在像四川西部这些环境特殊的地区，在1949年冬刚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里，农民对新政权还显示了相当的抗拒；因为在长达几个月的时期里，镇压土匪仍然是新政权的主要任务。[18]此外，不要忘记，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普通士兵同红军士兵一样，大多数也来自乡村。双方进行多次血腥的战斗，相互厮杀，特别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这种情形同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社会情形一样；当时，大多数中国农民分成两个阵营，一方为保卫清王朝的统治而战，另一方则要推翻它。
当然这两种情况的结果完全不同。其中一次，防御一方是胜利者；另一次，他们被击败。不过重要的是，两种情况都不是整体农民和非农民阶级之间的武装冲突；争斗事实上发生在两个组成成分庞杂的群体之间，双方都尽力把更多的农民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参加战斗。洪秀全及其同伴领导的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领导力远远不能同曾国藩及其同伴相匹敌。毛泽东及其战友领导农民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征服了中国，部分原因在于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缺陷太多，不知不觉地铸成许多大错，以致无法抵挡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进攻。另一个也应指出的事实是，清政府的实力在同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受到相当大的削弱，但南京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毁灭性后果更为严重。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比起中国在19世纪打的任何一场国际战争，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它削弱了国民政府抵抗共产党进攻的能力。
这些事实告诫我们不要用简单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指出农民大众的参与，或者强调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期间农民的素质发生了某些变化，就以为可以对这些事件的不同结果作出解释。要想得到一个充分或正确的解释，我们必须仔细检视各种历史因素。
或许应该补充的是，正是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场由农民积极指挥以求达成自己的目标的运动，其领袖也不一定会为了农民切身的利益而奋斗。普通的中国农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拥有足够的财产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为此，他们渴望拥有一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东西。中共的土地分配计划之所以吸引了农民大众，是因为该计划许诺一个更好的生活——一个实现那个愿望的更好机会。根据一位亲历者的报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甚至连最初反抗新政权的四川西部农民，也对“逐渐消灭大地主势力”[19]感到满意。不过，中共领导人的远大抱负，远远不止于解决个别农民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说的话，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案提交审查时评论说：
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区别于那些认为土地改革仅仅是救济穷人的观点的。……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20]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于1945年4月14日〔译者按：应为24日〕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表明他的观点：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21]
毛泽东事实上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集体所有制计划的思想理论基础。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农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梦想，该计划后来很快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坚决地加以推行。[22]
中共非常强调农民大众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准备为改善农民的生活而奋斗，而是在于他们坚信，农民在他们的革命目标进程中的某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并不存在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工农联盟”仅仅是指导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手段。列宁在1919年发展出“两个阶级联盟”的概念（更准确地讲，是想象）；许多年后，毛泽东灵巧地把它运用在中国。[23]就像毛所看到的，农民显然是共产党能够借以完成许多重要工作的有效工具。他在1945年初说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更主要的，“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成功，农民短暂的重要地位就会被改变，因为到时如果中国需要使自己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4]因此，中国的农民，一如我们所了解的以及他期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共产主义中国面临着一个暗淡的前景。
近来的发展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遭遇如何。违背农民愿望的合作化和集体农场在1953年到1955年陆续设立起来。[25]农民有时以卖掉或宰杀耕畜的方式消极地抵制。农业收成远未达到共产党规定的指标。1955年下半年，集体化步伐加快，进一步导致农民的不满，偶尔会出现一些抵制活动。不过，这样的抵制因为缺乏组织和有效的领导，结果并不比帝国统治下流产的叛乱好多少。一位当代学者观察指出：“在强大的国家政权统治下，无论农民的不满甚至消极抵抗达到什么程度，都是无用的。”[26]
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帝国统治之下，反抗现存政权的叛乱在下列情况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运动得到了绅士和文人的有力领导，他们为运动带来组织和技术；（2）有足够数量的平民相信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统治才可以保有他们最重要的利益；（3）现存政权的统治机器败坏到无力处理严重局势的地步。
中共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上面三种情况的出现。首先，他们对知识分子（相当于帝制时期的士大夫）的控制，比清王朝时期要彻底、严密得多。通过采取这样的控制措施，中共最终成功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弄得像“小孩子游戏”（a child’s game）一样——许诺学生、教师和政府官员国事“公开”，并解答一切“隐藏在他们内心里的秘密”[27]——消除了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革命领导来源。其次，他们彻底限制财产所有权，降低家庭的影响，以压制或剥夺私人利益。[28]宗族领袖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那些经常促使绅士成员及平民起来抵抗或挑战政府权威的因素，就这样被清除了。中共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的社会。再次，中共党人充满活力与效率的行政——这些通常是描述帝制中国历史上新政权的特质——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政权似乎消除了历史上各政权拥有的行政弊端。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地方机构，[29]中共对乡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共产党人作为统治者，他们显然懂得专制统治的技术。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比清王朝统治者所用的明显有了改进，但是基本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则实质上是相同的：通过对思想、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进行全面控制，使自己的统治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在为自己政治权力合法性辩护这方面，帝国和共产党政权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前者公开声称“利民”，后者则宣称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中共是否在维持自己统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就目前情况来看，还不能这样说。的确可以想象到，共产党政权在迥异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失败经验。直到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仍然不屈服于思想控制，特别见于他们对毛泽东发动第四次“整风运动”的反对。[30]据报，一些地方爆发了知识分子和农民都参与的动乱，多少与帝制时期的形态相同。[31]很明显，中共所遇到的思想控制困难，是清王朝统治者所没有遇到过的。清王朝统治者虽然是异族征服者，但是因利用已有的儒学传统推行思想控制而得到了绅士和文人这一精英阶层最大多数的支持；毕竟绅士和文人正是在儒学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传统。共产党人虽然是本土征服者，但他们用外来的、完全新式的、在许多方面同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观念，来取代传统儒学。[32]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清王朝统治者享有的优势。与此同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缝并没有愈合。同其他共产党政权一样，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是“一种政府和人民之间潜在的内战”。[33]这当然毫不新鲜，韩非子早就指出，在一个专制政体中，“上下一日百战”。[34]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这种“战”。消除私有财产所有制，并没有化解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摧毁所有经济阶层的尝试，不但没有消除社会各阶层的悬殊地位，反而创造了新的政治阶层。[35]北京的《人民日报》提醒注意“干群之间新矛盾”的存在；并解释说，这种新矛盾是党员一些错误行为导致“干群关系对立”的结果。[36]如果真如一位前共产主义者强调所指出的，“显著的人类特征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权力创造和权力诱惑的温床；独一无二的等级精神和伦理原则与价值观完全缺乏，成为维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37]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无论目前坚强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永久地免于行政败坏（所有专制政权都拥有的痼疾）——这句话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黄村居民早在1930年就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38]当时的一位学者相信：“中国历史和社会组织的动力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终将比共产主义者能够利用的所有宣传、所有教条和所有活力所产生的都要大。”[39]这一评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就预料共产党的统治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为时尚早，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隐藏在“竹幕”之后和之外的环境，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未来运作轨迹。[40]现在想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本书的任务也不是要去做任何预测，但是，我们希望对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为解释中国社会最近的发展状况提供一个出发点。[41]
* * *
[1] 韩非（前280—前233）是第一个清楚地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利益是天生对立的作者。不过，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统治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上。比如，《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中有这么一段话：“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同书《扬权第八》中有这么一句话：“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英译本见W.K.Liao（廖文魁） I，p.59。
[2] Hosea B.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39-440。然而，马士不正确地把咸丰帝继承下来的“腐败、统治混乱、人民普遍不满和社会动荡不安”等等一系列遗产完全归结于他父亲的过错，并错误地认为乾隆政权是“强有力的政府”。除了本书在其他场合下所提到的有关统治腐败情况的事例之外，下列在首都任职的著名官员李慈铭1859年所作的观察，在这里也可以引用。《越缦堂日记补》，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78a-b（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记载说：“自去年冬愤弃诸生业，输粟为吏，继甚悔之。至京复见天子忧劳，顾宽大不责大臣以速治，大臣皆雍容善言太平，内外百执事惟逢迎献纳之不暇，朝官若卿贰以下，纷然以酒食歌舞相招致，不事事。吾观天下大势，已积重不可返，盗贼且日棘，故日夜思返，以蔬布养母终其身。”同书90a-91a（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记载说：“国家设关置务，征什一之利，上供县官，凡外僚自监司以上，入都者皆有定额。人习其制。至今年郑王为监督，乃刻意诛求，有勒至万金者。……五月间，予与叔子、啸篁等至京，敝车襆被，萧然无一物，而关吏横索羁质予等必五十金方得过……倾箧得二十金赠之，许其赢至寓舍相付，哀吁始诺。抵寓，乃遍借得如数，举付之，而吏故持银色低，叫呶诟詈，仆辈皆怒。”
[3]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4，note 2，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March，1834。
[4] 龚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乙丙之际箸议九》；此文写于1815年至1816年，非常能说明问题，描述了当时官僚阶层和知识界一片消沉的景象。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14/13b-14a〔译者按：4/5b〕中的一篇写于1840年的文章，以下列言语描述了中央集权的后果：“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督巡抚，而天子亲览万几，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臣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嵬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自仁庙末年，屡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反也。”不止一位学者指出了专制政权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强调自己的统治安全。比如，Linebarger，Djang Chu （章楚），and Burks，Far Eastern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1954），p.55：“（清）政府的运作体系被分开，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牵制和平衡，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运作敏捷、有效的行政体系。新皇帝的主要利益在于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不是如何建设一个充满效能的政府。……在北京的清帝国中央政府很少制定推行建设性的政策。”
[5] 魏特夫则倾向于把这一现象称为“乞丐”民主。参见Oriental Despotism，p.108 ff。
[6] 中国的皇帝们一般都公开宣称遵照儒家学说，主张统治者是为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其中许多帝王同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赞同法家关于国家的思想观念，认为统治者的利益才是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种两面理论最早是汉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阐述的。他教诲其皇位继承人说，“汉室制度”是建立在“霸”（掌权的诸侯王）和“王”（真正的王）之道混合的基础之上的；并说如果只是依靠“道德教化”进行统治，就会犯错误。后来的皇帝虽然没有这样明确表白，但同汉宣帝一样依靠法家原则和政治理论进行统治。
[7] 参见第十章注229。
[8] 《明史》，309/6b。
[9] 《天朝田亩制度》，见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第一册。人们经常说1911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运动”。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没错。然而，中产阶级领导不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特征。其成功之所以未能保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未得到农民支持，而在于孙中山的追随者没有充分重视农民大众的需要和期望。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义限于纸上，共产主义者才有机会利用“土地再分配”调动极端需要土地的农民大众的革命积极性。
[10]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土地政策”，而是顺应当下的情况而不断改变。在1920年代晚期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土地重新分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这见于毛泽东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决议案，以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所指出的。参见Brandt，Schwartz，and Fairbank，A Document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documents 7，12，and 18，特别是pp.80-89，130-133，and 224-226。这一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暂时终止执行，代之而起的是“减租减息”政策；该政策“一方面帮助农民少受封建剥削，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消灭封建剥削”。参见同书documents 20 and 25，特别是pp.244 and 278-281。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抗战前的土地政策恢复执行。在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推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36周年联名发表宣言，指出推行“耕者”应该“有其田”的政策是人民解放军八大基本政策之一。参见共产党文献的汇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8页、11—16页。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篇报告中，概括了土地政策演变情况及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参见同书第23—24页。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土地政策同太平天国领袖制定的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245中引张德坚《贼情汇纂》中的一段。
[11] Herrlee G.Creel，Chinese Thought，p.3.
[12]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258.
[13]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198.Hugh 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 munist Revolution，pp.136-137。甚至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亚洲最重要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相当弱小，它还是照常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亚洲其他任何地区要更加成功，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享有非常特别的威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亚洲；这种威望来自于绅士（或士大夫）统治的中国古老传统。其二，旧的政府机器崩溃了，中国在清亡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其他与中国共产主义显然有关的因素——农民贫穷、民族主义思想和对政治变革的渴望——虽然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由于未能和这两大原因结合在一起，故而未能产生像中国那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两名教授，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历史学家李大钊。”作者在第154页中继续说道：“成功的共产党是权力机器、政治精英集团，它们从所有社会阶层吸收成员，但又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虽然共产党既从农民阶级中又从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从农民阶级中发展党员更容易，因为农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样容易产生与共产主义教义相矛盾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区别。英国派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Malcolm MacDonald在回答“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说道：“所谓公众舆论，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镇和其他中心的公众的意见，这些地方拥有报纸、广播、政治活动等。亚洲的公众舆论，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里，拥有政治觉悟的市民的意见。务农的农业人口，没有同样的条件来形成一种意见。他们经常疏离冷漠。共产主义者因而有机会掌握他们。”参见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页。
[14] Robert C.North，“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67-68.
[15] Guy Wint，Spotlight on Asia，p.114.参见 George E.Taylor，“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Asia，”Yale Review，XLII，p.187。他说：“只有从利用农民夺取政权这一含义上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可以称为农民运动。”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munist Revolution，pp.152-153：“毛泽东及其忠实的同志朱德，既是干练的游击战争领袖，也是精明的农民群众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农民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较大地归功于他们制定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利益的重视，不但见之于1930年代初期以来发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当时参观苏区的西方记者评论的证实。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许多西方评论家才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农业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是依靠农民的运动，但不是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依靠他们生活。”
[16] David Mitrany，Marx Against the Peasant，p.205.
[17]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65；该书此处还引用了陈独秀的评论。
[18]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67，引1950年8月6日广州的《南方日报》。下列一段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1950年7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近半年来，虽然我们成功地完成了镇压土匪的任务，但是，土匪背后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我们还不能低估问题的严重性。”
[19]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评论说：“现在的农民比起刚刚解放时来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满意。……逐渐消灭大地主势力，是农民所能认识到的正确政策。……共产党人进军四川时虽然并没有得到农民阶层的普遍支持，但是他们的改革政策如同在华北一样最终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很明显，Skinner并没有把集体化对农民可能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他在论述四川西部情况时，该地还没有开展集体化运动。有关土地分配政策执行到1951年春的情况概括，参见Chao Kuo-chün （赵国军），“Current Agrarian Reform Policies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277 （1951），pp.113-123。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社会统治情况的简略叙述，参见G.William 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20] Peter S.H.Tang （唐盛镐），Communist China Today，p.267.
[21] Mao Tse-tung （毛泽东），Selected Wor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IV，p.291.
[22] 有关最方便的概括，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264-291，还请参见Richard L.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pp.134-153。
[23]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11-12.Douglas S.Paauw 在对 David Mitrany’s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Far Eastern 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评论中，用如下语言描述了这种“联盟”：“在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一阶段，共产党人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支持，以摧毁农村中封建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这样，农民阶级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们要想免除地主阶级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只能把自己束缚在新的统治之下。在现代共产主义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者同农民的联盟瓦解了；农民自身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24]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见Selected Works，IV，pp.291 and 294-295。
[25] 参见前页注22。
[26]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291。从农民阶层中发展共产党员，或许会使人们发现共产党很难称为“共产党”。S.B.Thomas，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vised 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所载薄一波（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一段话：“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中间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是一件困难事情。……农民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也大体反映了农民群众这种特征。”
[27] Fyodor 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佐夫兄弟》），Garnett trans.，Modern Library 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说：“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唉，这事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刚开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完成它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地还要受许多苦，但是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成为恺撒，到那时我们就会去考虑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游戏一样，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将对他们说，一切的罪行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都可以赎清。……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瞒着我们。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加以解决。”〔编者按：译文参考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9，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8。
[28] 例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6，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5。
[29] 参见A.Doak Barnett，“Mass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5；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2。
[30] 有关其扼要记载见Time，May 27，1957，pp.33-34。
[31] 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联合报》就刊载了此种性质的一次“起义”：“红色中国的新闻官员承认说，华南的广东省在5月里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反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据新华社广州电，有五名共产党官员和其他身份没有说明的人，在7月12日爆发的冲突中被杀死。……新华社8月27日今天才到达香港，没有说明有多少人参加了暴动，但说政府粮站、税局和其他办公大楼遭到攻击。共产党的报道证明了台北‘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8月6日的报道，说学生、农民和民兵于7月12日发动了反抗红色中国的‘起义’。”
[32]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前副书记Milovan Djilas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和“从前革命”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参见The New Class，p.19。〔编者按：译文参考陈逸译《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这样；此外，该性质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导致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的。
[33] Djilas的评论，参见The New Class，p.87。
[34] 参见本章注1。
[35] Djilas，The New Class，pp.42-43：“在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批评性的分析时，一般认为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一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体系，对人民实行统治。虽然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详细分析，就会发现，构成统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术语来说就是新阶层——核心的只是那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这实际上就是政党或政治集团。其他官员只不过是新阶层统治下的工具。”就中国的情况来说，Djilas所称“统治官僚”或“新阶层”，大致相当于帝制时期的“统治阶级”；他所称的“行政官员”，类似于过去历史上的士大夫。
[36] Time，May 27，1957，p.33所引。
[37] Djilas，The New Class，pp.152 and 155-156描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堕落。很明显，著名格言“权力腐败”在这里也非常适用。
[38] Lin Yüeh-hwa，The Golden Wing，p.199.
[39] Frank A.Kierman，Jr.，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y，pp.40-43.
[40]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Solomon Adler〔编者按：所罗门·艾德勒（1909—1994），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二战时在中国担任财政代表，1950年代以后一直居住在中国直到去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并对他们的政权进行了非常乐观的描述。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以假想的语气，用下列言辞作出了结论：“无论最终所得报酬是什么，中国从一个前工业社会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必须付出严重的代价。就目前情况来说，或许由于中国的起点水平非常低并依靠苏联的支持，它所受到的苦痛虽然越来越厉害，但相对来说显得温和。如果不发生战争，如果农业社会主义化继续得到顺利开展，如果人口增长率没有危害工业化的步伐，那么很清楚，中国在走一条独具匠心的道路。”The Chinese Economy，pp.237-238。
[41] * 这段手稿写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前，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推测，看来得到了一些证实。——萧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