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19世纪清王朝在中国乡村的基层统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由于可用的相关资料有限，而笔者又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研究，故不打算探究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面向，或就某个问题的各个面向做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有些省略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居住在帝国某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以及那些边远地区的乡村居民，本书就未涉及。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笔者仍然希望本书能够较清楚地呈现出19世纪清帝国乡村统治体系的一般状况。
这个研究可以满足几个有用的目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居民在其总人口中占压倒性的多数。如果不考虑政府对乡村亿万居民的影响，以及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19世纪是一个王朝崩溃和政治转向的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国乡村，不但会弄清一些造成中华帝国统治体系衰败的力量和因素，或许还能提供一些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有用线索。
有关19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描述和议论其实不少，但大多不是经过认真而仔细的调查的结果。很少有人对其观察到的现象下功夫分析，有些描述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概念和错误解释。这些著作中充斥着大量悬而未决的歧异，常常让读者迷惑不解。因此，现阶段很有必要对中国乡村进行较系统的处理和研究——这也是本书尝试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其次，虽然有关帝国一般行政体系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对于最低层行政体系——或者说基层统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相关的中文或西文著作都相当少。因此，帝国统治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就被忽略了。本书尝试去做，并极力想弄清楚的是：帝国政府是怎样控制乡村居民的？乡村居民对这种控制的反应如何？自然和历史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到基层统治体系的运转，以及在该统治体系之下乡村居民的行为举止如何？弄清了这些问题，笔者就可以设法对中国乡村问题提出适当的观点，同时消除在某些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笔者在描述时尽量做到具体、准确；甚至不惜让读者面对令人厌烦的细节。笔者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描绘出相当清晰的画面，从而给读者留下准确的印象。这样的研究取径，让笔者对这个问题只能采用历史研究而非理论研究的方法。换句话说，笔者所关心的是展现特定时期内相关情境和进程中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普遍适用的一般观念或范围广泛的系统性组合。只要资料允许，笔者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查阅、研究每组事实，也尽可能地将每组事实放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因为任何制度或任何体系的完整意义，必须放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里，才能够充分掌握。因此，笔者常常感到很有必要研究那些超越本书主题的现象，也不得不去触及超出本研究所设定时期之外的某些状况和情况。
史料来源
使用的史料必须仔细甄别。有关19世纪中国和关于中国问题的记叙和资料虽然很容易搜集，但是，同现阶段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的材料并不很多，也不是每一条都可信。如何处理这样的材料，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中华帝国的乡村农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记录下来。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看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此外，笔者从形形色色的中文史料中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对本研究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有用。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往往满足于古人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即使留下这些记载的古人对我们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一无所知。研究距离今天相对较近的一段中国历史，可以比较利用的材料数量很多，因而比起那些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来说，笔者算是幸运的。不过，笔者还是情不自禁地希望过去记载中国历史的作者早已预料到今天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需要。19世纪的作者虽然经常把引人入胜的一份份材料遗留下来，但却点到为止，因而稍后时代的读者读起来，往往茫然不解。或者，在其他例子中，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史料中找到关于此时此地的有用资料，却找不到彼时彼地可资比较的资料。
由于可以利用的资料本就缺乏，同时笔者所能找到的记录也很有限，因而本研究所用的资料也同样缺乏，同样有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笔者对中国乡村的研究，看起来像是一段段史料的拼凑，在一些地方描述得较好、较完全，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出现空白，或者使人迷惑不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并防止误解，笔者有时采取了下列权宜之计：只要有可能，对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时期都要说明，这样，读者就不但能评价笔者所引证的各段史料，而且还能评价笔者根据所引史料所作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在一些情况下，笔者会借用少量19世纪之前或之后的相关的资料，来填补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许所引史料有可能出现的偏见或不正确性，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笔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资料，而这种资料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根据官方立场记载的。此外，如果方便，或者有必要，帝制时代的官吏总是喜欢言过其实、隐藏问题、粉饰太平。他们总是把那些由他们处理的报告看成一项令人生厌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了结之前并未了解报告是否属实。对于那种涉及严重后果的文件，笔者做了比较细致的处理，但目的并不是要保证它的正确性或真实性，而是要确认涉及的官员没有被牵连或承担超过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地方志的客观性或真实性比官方文献要高一些，这为本书提供了相当多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在对当地环境、事件和人口的记载中，有些修纂者比另一些更为认真尽力或游刃有余，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地方志因修纂者有失偏颇、弄虚作假或粗心大意而失去价值；主持修纂的地方绅士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地方官吏，实际决定内容及修撰方针，他们常常无法免于自私的偏见；任何一本地方志的修纂者，都由许多人组成，他们的学识水平参差不齐，执行任务时常常合作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1]因此，即使没有刻意的错误陈述，出现无心差错和省略也是有可能的。一位声名卓著的中国历史学家甚至说，大多数地方志属于那种瞎编乱抄的东西，完全不可相信。[2]大多数地方志都把地理及相关问题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这部分，资料也常常不适当、不准确。在很多情况下，晚近重修的版本照抄十年前或百年前的版本，并未做出必要的修订，因而从中看不出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有时，在小地方或偏远地区，由于缺乏可靠材料，即使是最为认真的修纂者也无力修出令人满意的方志来。[3]
私家著述的问题也不少。这些著述的作者，属于知识阶层，由于其中大多数是绅士，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与官方文献拟定者、地方志修纂者的相类似。他们以私人身份著述，因而比起官方文献的作者来说，在描述其所看到的事实、表达他们的信念等方面，或许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可以确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偏见，或在著述中不会出错。
以上所述表明，在取舍材料上必须谨慎。对于那些可靠性很值得怀疑的著述，笔者避免引用。但在一些情况下，笔者不得不在值得怀疑的资料和根本没有材料可以利用之间，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亦即是说，利用这样的材料时，要根据已知的历史背景来加以检验，如果可能的话也参照西方作者的著述，并对已知存在偏见或失真的地方给予适当的保留，以减少发生错误的空间。
西方作者，特别是那些在19世纪中国耳闻目睹帝国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的西方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这些人来自许多文化传统不同的地方，拥有某些中国作者不具备的优势。他们没有中国作者那种特有的偏见，因此能够以某种超然的眼光来观察事态的发展。此外，他们来到陌生的土地上，对身边日常发生的事，都会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为中国本土撰述者遗忘而又有意义的事件，就很有可能为这些外国作者所察觉。例如，在一些西方著述中有关乡村景象和乡村活动的生动描写，在中国著述者看来，就觉得再普通不过，根本不值得记述。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作者就没有其不足。他们经常喜欢按照自己的社会背景来诠释中国社会和制度，他们几乎都受到所谓“文化统觉”（culture apperception）的扭曲影响；而且，出于个人特有风格、偏爱或纯粹的无知，其中一些西方作者的叙述容易引起误解或混乱。[4]因此，笔者认为，引用国外著述同引用本国材料一样，都必须小心、谨慎。
在两种情况下，笔者会引用描述19世纪以后的相关资料——笔者认为一项资料可以清楚地显示19世纪的情况，以及在写作时缺乏有关19世纪确切而又直接的资料可以利用。显然，引用这种资料要冒风险。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乡村生活看起来并没有发生广泛而根本的变化。因此，从有关19世纪后中国社会情况的资料来推论稍早的情况可能出现的差错，不会影响笔者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准确描绘。[5]还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引用这种资料很谨慎，而且仅限于少数事例。
志谢
笔者对华盛顿大学远东及俄罗斯研究所的同事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参加了中国近代历史项目的研究。特别是张仲礼（Chungli Chang）、梅谷（Franz Michael）、施友忠（Vincent Y.C.Shih）、戴德华（George E.Taylor）、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诸先生。笔者开始研究中国乡村时犹豫不决，是他们打消了笔者的疑虑，鼓励笔者勇敢地面对挑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笔者才有机会进入一个此前浅尝辄止的研究领域。在撰写本书的各个阶段，他们又不断鼓励，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笔者受益颇多，备受鼓舞。即使笔者有时在某个问题上认为自己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也总是为他们那犀利的评论所折服，而对那个问题重新加以检视，从而以更恰当的言语来展示证据，或者以更谨严的方式来作出结论。当然，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的不足，当由笔者独力承担。
笔者要特别感谢戴德华先生。他几次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笔者那冗长的草稿，提出很有价值的改进意见。笔者也要特别感谢格拉迪斯·格林伍德（Gladys Greenwood）女士。她以令人钦佩的审慎和耐心细致的精神对草稿进行了编辑。笔者还要特别感谢默西迪斯·麦克唐纳（Mercedes Macdonald），他承担了检查参考文献、出处、注释和征引书目等繁重的工作，并为印刷厂准备好了稿件。对于他们无私、慷慨的帮助，笔者真是感激不尽！
萧公权
1957年10月10日于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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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晟，《嘉应州志》（1898），29/68a，引旧志中黄钊所作序。〔译者按：温仲和《嘉应州志》（1898）29/68a载：文晟《嘉应州志增补考略》，黄钊序：“郡邑有志，皆官书也，书不必官自为之，官董之，同郡邑人成之。成之者非一手，故讹舛罣漏，可指摘者多。”此段应为正文所本，原注偶误。〕
[2] 恩锡引毛奇龄（1623—1716）的话，参见《徐州府志》（1874）序。
[3] 贺长龄（1785—1848）《遵义府志》序，《耐庵文存》，6/12a-b。
[4] 例如，George W.Cooke，China：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1858），pp.391-392，提醒人们要注意那些“在中国待上20年、说中国话的人”（twenty-years-in-the-country-and-speak-the-language men）所作的混乱诠释。Ernest F.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 in Cathay：the Story of Twelve Years’ Strenuous Missionary Work during Stir ring Times，Mainly Spent in Yenanfu（1917），p.75，也提醒说，要注意“环球旅行家”（globe-trotters）在关于远东的书中所作的所谓“权威叙述”。
[5] Henry S.Maine，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3rd ed.；1876），pp.6-7，这样论证说：“我们熟知当代社会发生的事情、存在着的观念和习惯，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件、观念和习惯来推论过去的情况。即是说，我们不仅可以从有关过去情况的历史记录中来推理过去，而且可以从在当今世界上已消失却仍然能找到的痕迹中去推论过去……因此，直接观察帮助了历史调查，历史调查反过来有助于直接观察。”笔者并不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同Maine先生相比，笔者对从“直接观察”中推论历史的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