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 法国的人口奖励政策
二十八年七月杪法国的政府官报公布了一种新的《家事法》。据路透社的拍发，内容大要有下列的几点：一、独身及没有子女的夫妇，概须向政府缴纳一种特别税，没有子女的鳏夫寡妇和离婚者也须缴纳，这笔特税的总数预算约合英金六百万镑。二、结婚后两年中产生子女的家庭，可以逐年领受二千至三千法郎的奖金，一直可以维持到子女长大（十四岁到十七岁不等）。三、女子结婚后留居家中照料子女的也可以领受一种奖金。四、农民夫妇留乡十年以上的，可以向政府称贷，其金额自五千法郎至二万法郎不等。二、三、四，三种的奖金或贷金，即以特税取得的六百万镑来充用。
法国这次颁布的新家事法，和意、德、比等国先后颁行的这一类的公私法规一样，对读者不免引起两个问题：一是意义的问题，二是效用的问题。
这一类法规的用意是很显明的，就是在直接间接的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上文所述的四点里，一、二两点是直接的；三、四两点是比较间接的。法国人口增加的速率，从十九世纪的中叶起，即呈衰落之象；从那时候起，关心民族前途的法国人就表示着急，于是有组织了团体，大声疾呼，来唤起国人的注意的，也有著成专书，来研求生育率所以降低的理由与所以改正的方法的。从一八八七到一九一一年，豪夏（Rocharq）、格勒蒙（Clément）和贝尔底容（Bertillon）等先后在同一个题目——《法国的人口减少》——上，发表了三本作品。但这些似乎都没有能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法国人口增加的速率继续的往下跌落，到欧洲大战终止的前后几年里人口总量到达一个不加而减、不进而退的境界。这种跌落的趋势，若不设法挽救，势必至于愈演愈烈，最后或许会招致民族的沦亡。有一个以促进人口增殖为宗旨的团体曾经做过两个估计，一以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法国全国的生育率做根据，一以塞因州（巴黎所属之州）同年期内的生育率做根据；所得的两宗数字如下：
根据上文的估计，可知法国的人口问题的确是相当的严重。四十年后法国的人口会从四千万光景降到三千八百余万，甚至于到二千九百万，抵不过我们中国一个普通的省区。照第一个估计，情形还可以乐视，因为所减的不过二百万；照第二估计，就很可以悲观了，因为所减的多至一千二百万；这种大量的减少事实上也确乎很可能。塞因州的生育率低，当然是受了巴黎的影响，在都市化运动及工商业发达的国家，这影响是可以推广的，这种影响的推广就会引起一般的生育率的降落，而一千二百万的人口减缩是可以在意料中的。
法国人对于这种人口减杀的趋势与其所引起的隐忧，除了做些宣传工作以外，当然还有他们的切实的防杜与挽救的努力。换言之，这一次新的《家事法》（这名称怕未必妥当，但未见原文，不敢擅加改定）是有渊源的，不是突如其来的。法国人鼓励生育的努力，大致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私家试办家庭津贴的时期。到第二时期里，这种津贴办法终于归国家统制，而成为一个制度。这一次的新法令的颁布，不妨说是第三期的开始；此后政府对生育的鼓励，可以采一种直接的金钱奖励的方式，而不必完全假手于工厂一类的私家组织了。对于第一第二两个时期，我们不妨略作介绍。
法国的家庭津贴实滥觞于一八五四年阿麦尔（Hamel）氏所办的工厂。一八六二年，海军部对低级的海军士兵，也制定过一种津贴办法，士兵有十几岁以下的子女的，多一个子女即可以多领一份津贴，其金额为一天十个桑丁。一八九一年，教皇里奥第三的新法令对于这方面的舆论的推动，也有几分积极的影响。但家庭津贴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则在欧洲大战开始以后。一九一六年柔亚（Joya）工程公司的劳马纳（Romanet）氏规定了一种津贴员工的办法。一九一七年，政府鉴于物价的高涨，对年俸在四千五百法郎以下的下级官吏也规定了一种津贴，凡有年在十六岁以下的子女的，每年于正俸之外，为每一个子女可以多得一百法郎。到欧战终了时，大多数的地方下级官吏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工业方面的家庭津贴，也推广得很快；在一九一八年还经过一度办法上的修正。起初此种津贴是由厂方直接付与员工的家庭的，在这办法之下，狡黠些的厂主往往拒绝雇用有子女的员工，因而无形中省去一笔支出。修正的办法是由厂主特别提出一笔款子，存放一边，这笔款子的大小，视员工的总额为转移，初不论员工的有无子女，员工添子女时，所得津贴即由这笔款子中提付，而不再经厂主之手。这种款子叫做平衡基金，不久也就很通行了。平衡基金的办法，起初只限于一二厂家的，推广之后，又大都以一种工业或一个区域做单位，即享受同一种基金的津贴的是同一种工业的工人或同一区域里的工人，不分厂别。这可以说是一期里的发展的情形。
政府的参加家庭津贴的办法，始于一九一七年的下级官吏的津贴，已见上文。此种官办的津贴后来就逐渐推广到各种国营的公用事业方面，例如铁道。但这可以说政府抄了工厂的文章，政府等于厂家，而官吏等于工人；至于政府干预厂家的津贴办法，用法律的手段来强制未采用津贴办法的厂家采用此种办法，或已采用的厂家作进一步的修正，使办法渐归整齐划一，则是一九二二年起才有的事。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两年之间，政府规定了几种法律，颁给州立及国营的公用事业机关，规定凡属和它们发生营业关系的厂家，如尚未采用津贴办法，都得在契约内加上家庭津贴的条文，否则不与往来，即不委托此种厂家办什么业务，例如建造房屋或定制家具等等。这种强制的办法到一九二八年也就很普遍的办通了。
从一九二〇年起，议会方面也时常有人提出使家庭津贴的办法归于划一化与普遍化的问题：普遍化，指的是使法国境内所有的工商企业对它们的员工全部实行家庭津贴的待遇；划一化，指的是办法的完全归于一致。以数学家而兼政治家的博恩卡瑞（Poincaré）就是提倡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人。经过好几年的酝酿与商讨，一个通盘的划一的法案终于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间经议会的两院通过；至于正式的颁布，则在一九三三年的十月。这计划的要点不外：一、对流行已久的家庭津贴制度予以法律上的认可；二、此种制度应逐渐扩广，使适用于一切工商企业；三、私人厂家对一种工业或一个区域以内的平衡基金，概须发生联系关系，毋得例外；四、凡属员工，无论职位大小，薪额多寡，但须有尚须扶养之子女，皆有享受津贴的权利；五、所谓尚须扶养的子女指年龄在十四岁以下的子女，若子女在校读书或习艺为学徒，则可以展限至十六岁。最后这一点和最近颁布的《家事法》相同，不过最近的又多延展了一年。这划一的办法实行以后，就一九三四年间的成绩说，共计有五九五六六三个工商业机关和四百一十五万的员工受到这办法的支配；这些员工的津贴总额约有十三万七千五百万法郎。最近三四年内，这些数目当然是有增无减，但一时还无从参考。这些便是第二期内的发展情形。
在这两个时期的发展里，有一点很重要的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此种津贴的用意，起初倒并不直接在鼓励生育。一八五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间的私家和政府所零星举办的津贴，目的是在使工人与下级官吏的生活程度不因物价高涨而趋于低落。一直要到一九一九年，在欧战已经收拾去大量的壮丁以后，奖励生育的动机才越来越明显，终于成为津贴制度的唯一的动机。最近所颁的《家事法》，用意完全在此，是一望而知的。
不过用意是一事，效果往往又是一事。家庭津贴的用意虽然是在人口的增殖，但实行以后，人口是否真能增加，却还是一个问题。一般的法国人是笃信这种办法有很大的效力的，但专家的发见，到最近为止，似乎还没有能够坐实这种信念。法国关于家庭津贴的中央委员会及较大的厂家如密西林公司（Michelin）都先后发表过一些数字，证明津贴是有效的，证明凡属领受津贴的家庭，其生育率要比一般人口为高，并且有逐年提高的趋势。但专家的研究认为这种数字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其间有选择的影响。一个工厂特别多的区域，所吸收与容留的人口当然都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分子，一个大工厂里的工人，也当然是一些正在壮年的丁口，换言之，他们大都是一些正在生殖年龄期内的人。这是第一种的选择影响。一个有平衡基金的工业区域，或一个有特优的津贴额的厂家，无形中更会吸收一些多生子女的工人，即，子女多的工人家庭，很自然的会向此种区域移徙，向此种工厂觅取工作。这是第二种的选择影响。所以除非家庭津贴的办法通行到一个真正普遍与划一的境界，而工厂人口与一般人口的年龄组别又经过一番统计的校正，这种比较的数字是不会有意义的。
再就法国近年来一般的生育量而论，研究人口的专家也以为家庭津贴的制度，即使有良好的影响，至多也只能稍稍缓和生育率低降的趋势罢了。下列的是法国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四年间逐年的婴儿出生数：
从这一宗数字里，我们可以看见两点：一、 〔16〕 家庭津贴大体上无补于生育量的逐渐减杀；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出生数虽曾维持一个稳定的程度，但一九三二年起又突然降落，而一九三二年正是家庭津贴制度因得到政府的推动而归于普遍化与划一化的一年！
家庭津贴对人口增加不会有很大的效果，人口论者以为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原因，就是，津贴的金额不大，一方面既根本不足以打动多生子女的欲望，另一方面，对子女的养育，也不能有多大补助的力量。就一部分下级官吏取得的津贴而论，他的年俸是九千法郎，津贴是一子（或女）每年六百法郎，二子一千六百二十法郎，三子三千一百八十法郎。就百分比言之，一子所得为正俸的百分之七的津贴，二子所得为百分之十八，三子所得为百分之三十五。骤然看去，这种额外的进项不算少，但人口论者就英国的经验而论，以为一子的培植费，至少须为正俸的百分之二十二的额外进项才不至于牵动一家的生活程度，而三子则须百分之六十一。如今以七与二十二相比，以三十五与六十一相比，所差岂不甚远？换言之，一个低级官吏的家庭，即使得到了津贴，还须竭力的节约，才可以勉强维持一个以至于三个的子女；我们替他着想，他若切心于维持初结婚时代的生活程度，还是以不生子女为宜。至于大多数的工人，所得的津贴，既相对的与绝对的都比下级官吏为少，其不能得到多大鼓励的影响，更可以不言而喻了。
上文关于效用的一些话还只是就人口数量一方面说的。若就人口品质一方面说，可以提出的疑问便更多。不过提倡家庭津贴的人目的既只在增加数量，尚无暇顾到提高品质，我们姑且不加讨论。
用意如彼，而成效如此，法国人对家庭津贴制度的期望如彼之大，而取得的结果如此之小，岂不是心劳日拙？是的。生儿育女之事，其间虽有自然的倾向，以及在精神上的幸福的酬报，但终究是一种很费心力的工作；而从社会与民族的立场看，也的确是一件很重大的负担；在个人主义畸形发达的今日，这副担子的分量尤其是见得沉重。试问这种心理，这种畏缩以至于厌憎的心理，又岂是少数金钱所可驱遣的？假定金钱真有此种通神的能力，试问，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各大国的轩轾生育率的现象又从何而发生的。何以在这现象之下，往往越是有产业的人子女越少，而越是穷苦的阶级子女越多？何以西洋社会学家会有“大房子里住小家庭，小房子里住大家庭”一类俏皮的话？家庭津贴的制度既完全建筑在金钱原则之上：其结果只足以缓和生活程度低落的趋势，而不足以鼓励生育，实在是早就可以料到的。
为鼓励生育计，法国和其它人口有降落趋势的国家，于家庭津贴而外，当然还规定了许多别的办法，例如打胎的禁止、节育智识的不许传播、产妇的摄护、婴儿的保育等等。这些，有的完全无效，有的为效极微。例如一九一一年，法国有人估计过，认为那一年出生的活的婴儿虽有七十万个，打落的胎儿倒有八十万个，可见法律的禁止，和金钱的奖励一样，也是一种极少效用的治标方法。妇婴的保健，对婴儿死亡率的减少，是有效果的，但并不大，就法国历年的情形而论，婴儿死亡率即使减少十分之十，其对于人口的贡献，还敌不过生育率的一个十分之一的提高。（最近中国智识妇女界主张减少婴儿死亡率，认为只此一端已足以维持以至于增加中国的人口；这种主张我以为不是一种出于不懂人口学的“无知”，便是一种诿卸责任的“设词”，观此益信。）
最近法国颁布的《家事法》所规定的几点，比起以前的种种设施来，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一、二两点，一面收税，一面给奖，奖额虽较前为大，但始终没有脱离用金钱来直接鼓励的旧法，恐怕前途还是不会有多大的结果。三、四两点，一则奖励女子居家，一则劝诱男子归农力田；似乎更能搔着问题的痒处；大概立法的人已经看出来，生育一事，与其直接鼓吹，不如间接诱掖；女子真肯深居简出，以家事为前提，男子真肯力田，而放弃都市中舍本逐末的生活，人口的增加是一个不求而自至的结果。不过，为了要推进这两点，立法者仍不惜乞灵于金钱，可见他们还是只知道治标，不知道治本。
然则为人口减杀的国家着想，治本的方法又在那里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须多说，但须回头一看中国民族在这方面的习惯是怎样的，就可以恍然了。在我们中国，生男育女，很不客气的是一种宗教。孝就是这种宗教，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宗教的第一个教条。只有宗教的势力，才能够教大多数的民族分子不敢轻易躲避生育的责任。伯道无儿，是人生第一个大遗憾；向平有愿，也是人生第一个大愿望；做老辈的，就是为子孙做马牛，也是在所甘心；试问若不是受了宗教精神的驱策，一个寻常的人肯牺牲自我到这般田地么？自我的牺牲，从另一方面看，固然也是一种损失，但家族的维持与民族生命的延长，直接间接的就建筑在这自我牺牲之上。中国民族之有今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数千百年来，一大部分的民族分子甘心做过这种牛马；对日抗战能维持至两年以上，而我们还能有恃无恐，所恃的，最要紧的也就是这一点。这一类的话，要在十年二十年前说，不免触犯所谓新思潮的忌讳，但在需要大量人力来支持抗战的今日说，在西洋各大国正闹着人口饥荒的今日说，是应该有它的分量的。
总之，一件要靠一派宗教来维持的人类行为，又岂是一些金钱的津贴与法律的条文所能办到？为法国人着想，他们不妨先把中国的经验参考一遍，然后从长计议，再制定一个比较能治本的人口政策。我们中国人，更不妨借这个机会，对民族所以保世滋大以至于今日的种种教化的因缘，重新加以省察、研究、修正、补充，使此种因缘始终保维它们的活力与功用，否则，即使今日抗日胜利，五十年一百年后的中国人口，安知不踏上目前法国人口的旧辙？
二七 苏俄政治与人才淘汰
——《出勤在乌托邦中》一书的读后感
抗战以后，特别是海防、仰光两个西南交通的口子先后陷于敌手以后，我们在后方的人几乎看不到原板的西书，二十七年夏间总算在朋友处借到了罗素的一本新作品，叫做《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Bertrand Russell,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罗氏这本新书又打动了我寻觅另一本新书的兴趣，原来罗氏在这本书里引到美国合众社记者莱盎斯的一本书叫《出勤在乌托邦中》（Eugene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并且转载了莱氏的一节很有感慨的话，大意说：
狄克推多制下的民众生活，不啻受了一种无期徒刑的判决。什么样的无期徒刑呢？就是始终得表示着热诚的一种无期徒刑。这真是一种可以消磨精神的徒刑。他们要是有机会的话，他们一定是十二分的愿意，把他们的头钻进他们愁苦生活的核心，而暗地里舐他们的创伤。不过他们不敢，这种退缩的行为几乎就等于叛国。他们像队伍里的士兵一样，经过长途跋涉以后，已经是疲乏得要死了，但是还得齐齐整整的排列起来，准备着检阅。
我看了这一段话，就很想看莱氏的全书。三个月后在重庆，居然有机会借到这第二本书，尽三日之力，把全书六百多页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大约在此三年前，我另外看到过性质上很相仿佛的一本书，叫《我曾经是苏维埃的工作者》；著者是一对青年夫妇，姓斯密士，原是美国的共产党员，后来转移到俄国去，在工厂里当了三年机师，乘兴而往，败兴而归，归后便写成这本书，对于苏俄的社会主义的新试验的内幕，很不客气的下了一番批评，不止是批评，简直是揭穿。从他的议论里，读者得到一个印象，即，苏俄新试验所有的成绩，多少是装点出来的，而其实际的内幕，则往往比资本主义的国家还要来得不清明、不景气。这是一个讲究宣传的世界，有正面的宣传，也有反面的宣传，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正面而善意的宣传，我们一向见过不少，我们固然不会完全相信；这种像斯氏夫妇的反面的论调，安知一部分不也是宣传呢？安知其中没有恶意的成分呢？这一类的怀疑，在要明了事实真相的读者，是一定不会没有的。三年以来，我就始终怀疑着这一点。不图如今又有莱氏好像是一鼻孔出气的这本书。
莱氏也是一个美国的共产党员，在新闻界努力了许多年，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被合众社派遣到俄国去当记者。像斯氏一样，他也是打足了精神去的，也满心希望苏俄的实际的政治与经济设施可以坐实他童年以来所怀抱着的理想。但是他终于失望了，至少他的说法表示他失望了，不止是失望，简直是灰心。他在俄国住了六年，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年。因为采访的关系，他似乎和俄国的党政要人接触得很多。他还见过斯太林，长谈过一两小时，他对斯氏个人的印象很不坏。但他总觉得俄国目前的试验是一个失败。六年的观察，把一二十年的希望打一个粉碎，在他自己也觉得不甘心，觉得太上当，太不好意思和盘托出的写出来给别人看，但不写又觉得太对不起自己，不写，他自己内心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始终无法清算，无法解除。为了这一点，他的确踌躇了很久；他一九三四年离开俄国，而这书到一九三八年才问世，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理由。书中有一章，叫《讲出去不讲出去》（To Tell or Not to Tell），是专叙述这一番内心的争持的。不过，话得说回来，这是一个为宣传的风气所笼罩着的世界，莱氏又是一个以新闻事业起家的人，这种自白究属有几分意义，自白后所发表的种种议论又有多少价值，在五里雾中的我们就很不容易断定了。
无论如何，我们不妨把莱氏最有分量的一部分观察与议论介绍在后面。
一、莱氏认为苏俄目前的局势，可以用五六条原则的话来概括的说明，其中似乎更关重要的三条（三、四、五）我们译录如下：
人命只当人命看是不值钱的，它只不过是造成历史的一些原料。这个信念在苏俄统治的一批领袖中间，似乎是越来越牢不可破。生活自有其更大的目的，比起这种目的来，血与肉的地位似乎要卑微得多。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为了维护真正的信仰，我们即使不免在这信仰的祭坛前面牺牲任何数量的生命，也是值得的。因此，为了拥护一种运动而发生的摧杀败坏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增加，因此种力量的增加而养成的一种奇特的自豪的心理也一天比一天的发展；这种力量他们自己替起了一些名字，叫“布尔扎维克的残刻”或“列宁主义的坚忍”（Bolshevik ruthlessness或Leninist firmness）。
社会的出身，指的是普罗的或穷苦农民阶级的出身，成为个人价值与身份的唯一尺度。别处的人以富贵骄人，在俄国是拿这种出身骄人，并且骄得可怕，更可怕的是由骄人而凌人，凡是不属于这种出身的人都认为是属于“敌对”的血统，而例应在被凌之列；而这种敌对与凌蔑的心理后面又好像有一种“恐怖狂”在驱策似的。同一个政府，一方面夸张他大量的托儿所和幼稚园，一方面却教同样在锤子与镰刀下出生的成千成万的儿童不免于穷愁潦倒，以至于死亡，不为别的理由，单单为了血统上有他们所认为的沾污。这些儿童是不许入学校的，是不得不和它们的父母同被放逐的。祖宗的罪孽在苏俄的儿童身上，真是取得了报应；基督教所称的“原始的罪孽”是已经被宣告万劫不复的了。
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凡是本来没有阶级和无须斗争的场合，他们会用人工的方法教它有，教它成为必须……总之，克兰姆林宫方面比马克斯 〔17〕 自己要走得远得多。它更进一步种植了不少的温室里的阶级斗争。（以上三节，见原书页二〇五）
二、莱氏讲到智识人士对目前俄国的局面的态度，和因为这种态度，而遭受的待遇，说：
大多数的教育阶级的人士诚哉是犯了一个很深与无可救药的罪，就是怀疑。就大体说，他们认为克兰姆林一方面的种种努力是光怪陆离的，工业化的速率是一种推车撞壁的速率而势必失败的；全部试验所牺牲的人力与人的生命是野蛮的，所谓“怠工”的罪名，究其极，其实就是这种怀疑与腹诽的态度，再加上了物质生活的艰苦和思想生活的钳制所逼出来的种种心理上的不满，而这种态度与心理上的不满已足够教多少千人被拘禁、拷问、放逐、以至于判处死刑。（原书页三四六—三四七）
所谓多少千人被拘禁、拷问、放逐、以至于判处死刑，莱氏在他的书里也有不少的记载。上文说过他和苏俄党政的领袖都有往来，他叙到某人的时候，假定这某人在他追叙的时候，已经遭遇这一类的不幸，他照例在正文的页底，加上一个注脚：于某年某月被拘、被放、或被处死。别的不说，单就处死一项说，我们可得如下的一些零星统计：
（按此次德国进攻俄国的初期里，德军所以未能长驱直入，是完全由于Tukhachevsky所预先布置下来的战略，但此种战略发生效力的时候，发明这战略的人的墓木已经拱了三年光景了。）
三、莱氏说到苏俄目前的局面所根据的社会思想事实上又并不很固定，而从这种不固定的情形里产生出来的问题自然不少。书中专有一章叫《修正了的社会主义》，中间对于平等观念的变迁，叙述得很详细，摘录如下：
这些以及其它有联带关系的改革有一个数学上所称的公分母，就是平等观念的放弃；收入的平等、生活程度的平等、社会权利的平等，终于都被放弃了。平等的事实当然从来没有存在过，在它处如此，在苏俄也如此。但它终是一个有发动行为的能力的理想，一个期于至善的鹄的，凡属文明的社会向来是认定了不放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时代，苏俄也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理想，事实上，尽管不平等的现象和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的普遍，以至于比这种国家还要来得粗俗，这一颗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明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中心思想，始终像日月经天似的，没有暗晦过。
但到了一九三一年的上半年，这理想是放弃了。……马克斯 〔18〕 和其它的社会主义的先知先觉都经过了一番新的解释；“党员的最高收入”的标准起先是提高了，后来也终于取消了；薪工的分级不但受了承认，并且变成一条非实行不可的规律。以前有许多歌颂平等主义的戏曲小说忽然变做不时髦的东西，甚至于“反动”的东西。许多外国人写的称赞俄国情形的书，说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和街头挖沟的工人如何如何的平等的书，也过时了，也被认为太不近情理的瞎恭维。
费了一两年的文词（意识形态）上的偷天换日的功夫，终于把差等的现象确定为一个积极的布尔扎维克的德操。俄文里本有一个字叫uravnilovka意思等于“经济收入的平等化”，斯太林自己就把这两个字提出来，认为是一个可鄙的名词，其所代表的行为，在苏俄的道德标准之下，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罪孽。也是斯太林自己，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一次演说里，把平等主义看做“布尔乔亚的一点蠢不可耐的自作聪明，在一个原始的禁欲主义者的宗派里，不妨有它的地位，但是在根据了马克斯 〔19〕 主义而组织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是绝对的没有它的地位的”。（以上三节文字见原书四一九到四二一页）
接着上面的引文，莱氏又有对于所谓辩证法唯物论极不客气的一段评论，我们在此不具引（页四二三）。莱氏自己原是这一派哲学的信徒，而终于发出这一类的议论，是不能不教人骇怪的。
四、莱氏书中还有专叙苏俄文化的一章，这一章的题目不妨译作《禁锢中的学术文化》。我们也摘录一部分的议论如下：
我在出勤的几年里，也曾不断的注意到一部分更重要的戏曲、影片、书籍、杂志，但没有敢希望碰到什么比较自出心裁的东西。文笔的力量是有的，美也是有的，但思想的内容总是那么千篇一律、教人发腻、过于单纯的一套。在科学的园地里，例如地质学的研究、北极的探险工作等，因为诛索异端的人比较不容易进去，所以还可以找到一点自由研究与放胆探讨的精神。但一到近乎纯粹思想的各领域里，遇到凡是足以启发科学的怀疑态度的东西，或鼓励“危险的”好奇心的东西，我们便进了一个理智的富有恐怖的专制时代了。
所谓历史实在是一堆任情拼凑与随意修正的事实，目的在使它和克兰姆林所发出的政令不相抵触。所谓人类学一定得和一部分的政策相呼应，就是关于苏俄对各弱小民族的关系的政策。所谓心理学一定要和斯太林思想中的种种假定相符合（举一个例吧，全部福洛伊德派的心理学是一种禁忌，倒并不是因为苏俄的心理学家曾经加以驳斥，而是因为它根本和“党的阵线”冲突）。至于哲学，假定有人对于斯太林的辩证法唯物论有什么疑问，他所遭遇的危险，比中古黑暗时代提出地球究属平不平的问题的人所遭遇的还要担当不起。就在自然科学里，我们也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什么“列宁主义的外科医学”呀，“斯太林主义的数学”呀。在生物学方面也有不少所谓“意识形态”上的修正。
要有真正的文化，要有真正的理智的自由，必须科学家能大无畏的作些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必须艺术家能大无畏的产生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但在目前的俄国，这些东西是想不得的，不可能的，除非一个人愿意自召杀身之祸。就在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以前，我们多少还有得一点相对的自由；但在今日的苏俄，谁可以想象找到第二个福禄特尔，第二个迪特罗，来对苏俄的制度、标准、习惯，下一番不客气的攻击呢？就在帝俄的时代，我们也多少有一点同样的自由，但现在又那里去找一个托尔斯泰，或一个涂琴尼夫（Turgenyev）或一个萨尔蒂柯夫（Saltykov），来指摘当前的种种措施呢？不说指摘，就是对于这种种措施，胆敢作一个忠实与准确的叙述的人，我敢说还找不到。帝俄的检查机关可以不问，只要一个科学家艺术家取一个中立的态度，而不谈政事。但是对于苏俄的检查员，中立是最罪大恶极的一种行为；每一个科学家和艺术家总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是积极的
在拥护党国的信条，……（以上三节见原书页四六七到四六九）
莱氏出勤的期间，也曾一再旅行到欧洲大陆，他对于德意等国所推行的主义，也一样的取深恶痛绝的态度，并且也有一番极不客气的批评（页六二一到六二三、六三九、六四七），我们不暇详细征引。他这种态度与批评究属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不过他终究是一个美国人，是一向在比较自由的社会里生长的；因此，虽在早年对于集体主义有过一度热烈的信仰，终于不免归宿到自由主义，而替自由主义作说客——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我们在上文所介绍的只限于思想的一部分。莱氏对于苏俄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几次五年计划的他所认为的实际的成绩，对于几番清党的内幕，等等，都有很详细的叙述，并且在叙述中夹上不少不平的呼吁。这种叙述与呼吁，假定莱氏读过《道德经》的话，他很可以套老子的笔调，归结一句说：“主义不仁，以人命为刍狗！”
我们青年中间，有不少钦佩苏俄的新试验的人；他们所能看到的叙述苏俄各方面的成绩的书本也不少。但这一类作反面的论调的书似乎极难得遇见。我并不相信莱氏所观察到的完全是真相，但我对于把俄国情形描写得天花乱坠的作品，也不能不表示怀疑。大约最适当的立场是，把两方面的作品参证着看，而自己加以折中，也许事实的真相离此折中不远。我们总当再三记取，这是一个以宣传替代教育而以偏蔽为能事的世界，唯一可以信托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判断与折中的力量。
二八 美国优生绝育的经验之一斑
——二十八年来美国加州优生绝育的经验
这是一篇西文杂志论文的摘要，原文是美国戈士尼（E. S. Gosney）著的，载在《优生消息》（Eugenical News），第二十二卷第五期（即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号）。摘要可以分为三段，一、引言；二、癫狂者的绝育；三、低能者的绝育；四、结论。
一、从一九〇九年起，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开始推行优生绝育的法令。本州州境以内，凡属精神上有疾病或缺陷的人，而在州立的疗养或隔离机关里居住的，都可以受这法令的支配。
二十八年以来，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在这法令之下，官方曾经施行过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四次绝育的手术。对于研究所谓消极的优生学的人，无疑的这是一批最大与最满意的资料了。
加州的人种改良社（Human Betterment Fundation），从一九二五年起，即着手就这批资料加以研究，到现在还在进行中。最初六千次手术或六千个绝育的例子的研究，是于一九二九年完成的。所得的结果曾经陆续写成专题的论文，在科学的刊物上发表，前后不下二十多次；这些论文的内容，后来又曾经由本文的作者戈士尼和普本拿（Paul Popenoe）合草成一本比较通俗的书，叫做《绝育与人种改良》（Sterilization for Human Betterment）。
到了一九三二年，绝育的例子增加到一万的时候，人种改良社又开始作第二度的综合研究。这一次的资料当然是更要丰富些；又因为这一万例子之内也包括最初的六千，所以对于第一度研究所得的结果，也可以有机会校正与补充。这第二度研究的结果，最近也已经收纳在一本不很大的专书里，题目就叫做《二十八年来加州绝育的经验》（Twenty-eight Years of Sterilization in California）。下文要介绍的就是这经验的一部分。
二、加州全部绝育的例子中间，三分之二是精神上有病的，即癫狂者。一地方的癫狂者往往很多，有的进疗养院，有的不进；有的进州立的疗养院，有的进私立的；进州立疗养院的，有只进过第一次的，也有进过不止一次的；只进一次的中间，有进而永久不出院的，也有进了相当时期便出院的。
这三分之二的例子便全都属于最后的一种，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即每四个第一次进院而随后又出院的癫狂者之中，必有一个受过绝育的手术。就性别而言，男女差不多各占一半；平均的年龄是三十，即正在血气方刚的壮年。女子中间，三分之二是已经结过婚的；但男子结过婚的只有五分之一。
这些癫狂者的出身也很不一律；但人口的各部分中，产生得最多的，要推所谓非匠工或粗工的阶级；游手好闲，贪吃懒做，根本无法执业谋生的人中间，成分也是很大。这一点，第一度六千人的研究和第二度一万人的研究都能证明。美国别的州政府的绝育经验虽远不如加州之多，但各种关于癫狂者的研究中，所得的结论也复如此，即凡属加入精神病院的人，以人口中最下的几个社会的与经济的阶层为多。有人怕绝育的结果，或不免减少一个民族产生天才与领袖人物的力量；看了这一点，便知这种危险是可以说没有的，因为在这种民族分子的血统里，产生人才的力量根本就很渺小或甚至于没有。
我们两度的研究又坐实一点，就是，凡是对于绝育的经验接触得最多与了解得最清楚的人是没有不赞成绝育的政策的，了解得越多，赞成得越力，初不问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优生学者，或对于优生学说，根本有没有认识。病人的本身，病人的家属戚串，地方官吏，医士与实施手术的外科专家，疗养院的职员与外勤的随察员（即追随已出院的病人而视察其病象之进退者），社会工作人员等等，都承认绝育是一种有价值的举措，是人口政策中应有的一个部分。这两度研究也告诉我们，二十八年的经验，无论在社会方面或受绝育手术的个人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供指摘的恶果。
三、低能者就是上文所说的精神上有陷缺不全的人。这种人的数量虽大，在州立机关里留养的却很少，至于受绝育的待遇的自然是更少了。就大部分说，这种留养的低能者不出两类：一是低能程度很深，根本要别人当心的分子，一是低能程度不很深，但因其有为非作歹的倾向，已无法与普通社会相处的分子。
这后面的一类便是最适合于绝育的人。第一类便根本不宜出院，倒不是怕他们闯祸，乃是怕他们自己吃亏。第二类也不完全可以放出院门；我们得挑一部分低能程度比较浅，闯祸能力比较小的分子，然后施以手术，许其还归普通的社会。在还归以前，还得经过一些个别的训练，在还归以后，更须有专任的社会工作人员，随时视察他们的行动。总之，一切的努力是要使他们成为一些过得去的社会分子。
这些受绝育手术的低能者平均不到二十岁。他们的家庭环境大抵很坏，有三分之二是从所谓破碎的家庭里出来的，而所以破碎的主要理由是父母离异。他们的出身也不一，若以父亲的职业代表出身，则与癫狂者一样，也以粗工阶级为独多。这种低能者的家庭里，离异、分居、死亡等惨痛的经验虽多，他们的生殖能力还是很大，比起州境以内的其余的人口来，几乎要大到两倍。
绝育之后归还社会的低能者，自然不能做很复杂的工作，但他们能做的工作也尽有，公家替他们找安插的机会，也并不像初料的那般困难。他们的成绩也还不差；男子中间，十有九个可以教人满意；女子中间，百分之七十八的成绩至少是一个中平，只有百分之二十二是真正的不行。
绝育之后，低能的男女也不妨结婚。绝育的女子中间，到第二度研究开始时为止，便有百分之四十四是已经结了婚或结过婚的。这其中，过半数的婚礼是在绝育以后举行的，新娘的年龄平均是二十二岁。据调查所得，我们可以说，这些婚姻之中，百分之五十九是快乐的，三十一是不快乐的，百分之十在疑似之间，不能断定。我们知道在加州境内，每三桩婚姻里，必有一桩终于离异，即至少三分之一是不快乐的，如今低能而绝育者的婚姻，其不快乐的成分，并不比他们为多；足证绝育于婚姻生活并无妨碍。
我们对于绝育的女子的社会行为，包括性行为在内，也有过一番仔细的研究。九百六十六个这样的女子中间，只有二十一个，即百分之二，是绝对的不能和社会相处，而非受隔离的待遇不可的。
这一部分的结果和第一度研究所得的也很符合。第一度的研究，发见在绝育以前，每十二个低能的女子里，有九个有过胡乱的性行为，但经过绝育、训练与出院后的指导以后，十二个中只有一个发生过这种行为。人种改良社这一类的探讨也可以证明，性的犯罪行为至少决不会因绝育政策的推行而有所增加；这种政策，只要推行得好，有严密的组织，有周详的出院后的视察与指导工作，像二十八年来加州所厉行的一般，这种过虑也是可以不必有的。
四、不久以前，我们把优生的绝育看作一种新花样或新试验；这日子是过去的了。目前有绝育法令的邦国，全世界已有十二个，仅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论，则四十九邦中得二十九邦，这许多邦国的人口，约一万三千万人，便在这法令下讨生活，虽未必人人觉察此种法令的存在，然其直接间接受它的影响则一。绝育政策也是社会政策的一种，别的社会政策也许到如今还在吹吹打打的段落，而绝育政策则已久经推行与久经经验的盘驳，而认为可以确立。加州的丰富的经验，经人种改良社一再整理研究以后，尤足以发人深省。看了加州的成绩，可知绝育之道，决不是一种刑罚，而是一种保护，对遗传有欠缺的个人、对他们的家庭、对社会、对未来的种族，无往而不是一种保护。民族的最大的目的是保世滋大，绝育便是保世滋大的一个已经证明为可行的方法。
最早介绍绝育问题的一篇文字，大约是拙稿《美国绝育律的现状》，发表在民国十二年的某期的《申报·星期增刊》，现入《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一辑 〔20〕 。在那时候，绝育的方法确乎还是一个新花样，新试验，提倡的人虽多，怀疑与期期以为不可的也不在少数。不图十五六年之后，形势竟然大变；在欧洲大陆，则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居然把绝育当作强种政策的一大支点，并且推行得异常努力；在美国，则更有加利福尼亚一州的惊人的成绩。这种政策与法令的优生价值究属如何，目下姑不具论；其不失为重要的人口政策与社会政策之一，而不容我们不注意，是可以无疑的。当此民族九死一生的时候，从而追寻民族元气与民族先天能力的人也似乎日以加多，至少对他们，这一篇简短的介绍，总有几分参看的价值。
二九 《遗传与政治》
十多年前我在《时事新报》的《书报春秋》栏里介绍过一本书，叫做《优生与政治》 〔21〕 ，作者是英国人文主义者席勒（F. H. S. Schiller）。最近又读到一本新书，题目是《遗传与政治》，作者霍尔登教授（J. B. S. Haldane）也是一位英国人。似乎英国人喜欢做这一类从题目上看去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书，讲政治理论的人不都熟悉白介特（Walter Bagehot）的那本名著《物理与政治》（译本似改称为《物理与政理》）么？
其实遗传与优生一类的学问和政治的关系是再密切没有的。从柏拉图写他的《理想国》起，一直到现在，在政治哲学家的眼光里，它始终是基本问题之一。无论政制的形式如何，最关紧要的总是实行这政制的人。旧式的国家至少要有良好的领袖，新式的国家更需要品质在一般水平以上的公民。人品的良窳，一半固由于环境与教育，一半却基于血统与遗传。
席勒写他的那本书的动机，是因为他觉得一班从政的人对于这方面太不措意了。或虽措意而见解异常错误，经不起经验与学理的盘驳。寻常的政治家也有发为种族改良的议论的，记得不多几年以前，有一位中国政治家主张用造林的方法来改善中国人种，说，大家在绿油油的环境里浸润久了，品质自然会日臻秀美。这种淑种的学说也许有它的道理，不过我们疑心至少峨嵋山里成群结队的猴子是一些例外。它们未免太对不起那绿油油的环境了！席勒的书一半是为这一类的政治家写的。
不过十年来，至少在西洋又出了一类新的政治家，就是，有了一些半生不熟的遗传与优生智识之后，喜欢对民众大作其威福的政治家。有人说犹太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他就硬把他们逐出国境以外，好比我们尧舜时代“流四凶族”一般。又有人说社会的下乘阶级里有许多痴顽的种子，他就制定法律，硬把他或她的输精管或输卵管割断。反过来，因为有人主张过，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民族，或今日的意大利人恰好就是古代罗马人的嫡裔，他就用尽奖励的方法，来增加这种民族分子的婚姻与生产。霍尔登教授的这本新书又是为这一类的新兴的政治家写的。
霍氏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与植物遗传学家，最近在伦敦大学任教。因为他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他极看重环境；因为他是一个植物遗传学家，他也极看重遗传。他这本新书就在这“性”“养”并重不分轩轾的科学的态度下写成的。全书六章，首章论流品的不齐与其所以不齐之故；第二章叙遗传的法则。这两章的目的专在供给一些基本的智识。第三章论遗传疾病或缺陷的由来，因而推论到消极的优生政策的效力；第四章论轩轾的生育率（即阶级流品间不同的生育率），因而推论到积极的优生政策的前途。他以为消极政策可以有几分效果，但无须乎采用绝育的严厉手段。以前主张取消腐刑的人所提“断者不可复续”的一层理由，霍氏也提到了。至于积极政策，他以为根本可以不要，事实上也不会收效。他说，一个时代里，越是受人推尊的一类人似乎越不容易留传子孙，遑论保世滋大，例如中古时代的神父阶级和当代有百千万家财的富翁阶级。这真是慨乎言之。不过平心而论，霍氏这种见地也有些矫枉过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强制推行的鼓励政策固然大可讥议，一种比较借重舆论与教育的积极政策还是不妨提倡的。霍氏的议论无疑的是对德、意人口政策的一个反动。
第五、六两章论种族的同异与种族的倾轧问题，也是针对目前德国的种族武断政策而发，他认为种族之间是有分别的，但这种分别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一个程度与统计的分别，而不是类别的分别；并且这种分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乃是可用选择的力量而发生转移的。不过世界上绝少真正可以称为种族的民族，不特犹太人不成一个独立的种族，就是日耳曼人也不算是。目前纳粹党的排犹政策其实不过是在成见支配下的一种庸人自扰而已。至于种族通婚，霍氏认为不须禁止，也不必鼓励。对于霍氏的种族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全部可以接受。
不过有一点我认为有说明的必要。操切的政治家，根据了一知半解的生物智识，来作威作福，固然大可叹息。不过我们要了解，一个政治家只是智识不足或智识错误，他的举措还不足以偾事，必也于智识不足或错误之上再加上充满了情感作用的成见，才会误尽天下苍生。讲到这一点，目前德国的人口与种族政策就和一二十年来遗传学与优生学的发展不十分相干了，十分相干的还是五六十年来作俑于戈必拿（Gobineau）与臧伯令（Chamberlain）一班人的种族武断主义，而臧氏所负的责任尤为重大。关于这层，可惜霍氏没有讨论到。
全书有四处提到中国和中国人。一处说到中国人口的生死率都高；第二处说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平均智力不在白种人之下；第三处叙中西通婚的一个实例；最后一处讲到中国人与印第安人虽同属蒙古利亚种，而中国人的品质容或在印第安人之上，但是美国白种人对他们的态度的好坏很有出入，可见种族间的成见是基于情绪作用，而与客观的事实很不相干。
附录 图南日记
前 记
二十六年七月八日芦沟桥事变突发。自八日至二十七日，敌人军运日繁，备战日亟，而冀察当局，意向不一；和战不定，对中央号令，亦始终在若迎若拒之间。大学教育界及文物机关同人不忍缄默，日必会食聚谈，谋所以促当局猛省之道，寒螿之鸣，亦殊无裨实际。及二十七日，敌人要求宋、秦等退出平津，于是战议始决，而事已不可为矣。二十八日上午一战而北，下午主将出亡，二十九军全部南撤至长辛店，犹复诡作捷报，通国播传，用为放弃北平之掩护。
余本拟于七月中旬南行，先赴沪主持北大清华两校联合新生考试，再到赣参与庐山之会；值梅校长先期南行未返，校务冗杂，时局又日趋恶劣，一再延缓；至二十六日，始摒挡入城，将于夜车成行，而廊房忽报不守，平津交通断绝；二十七日上午，犹拟乘飞机赴青岛，再转上海，亦卒未果；下午，战议既定，战局展开，为学校前途计，亦自不容远离；茀斋与约，暂留城内骑河楼同学会，为校中探传消息。二十八日下午，犹与逵羽、良钊 〔22〕 二兄往秦市长公馆询问前方胜利实况！至晚八时，真相暴露，一时犹未敢为同寓师生告。是夕电话交驰，精神隳败，终宵不曾合眼。
二十九日上午，连日聚会之教育界同人皆悄然出走，不知所之。余亦于晨光熹微中离同学会，至 〔23〕 实秋寓，相对若楚囚对泣而已。旋同至宣外晨报馆看斯敏，并探时局急转直下之详况。又至各重要城门观察一周，见秩序尚好，除警察胸章似已易“维持会”字样外，馀与平日不异；敌兵亦尚未进城。
下午，决归校省视。实秋为雇一相熟之汽车，设不相熟，此际自万不宜 〔24〕 作出城之尝试。途经二十九军大本营之西苑，顿呈人去楼空之象，只二三拾荒者踯躅其间；不满一月以前，余不尝在此为四千受训之大中学生讲“民族与武备”一题乎？今“武备”安在；“民族”又将焉往？一时悲从中来，为之饮泣不已。至校，西大门半闭，校警上身皆不穿制服；自大门至南院桥头，闲人三三两两，若有所觑觎；同人挈眷向城内移徙者，正陆续出发。芦沟桥事变以来，校长住宅成校防会办公处，余直趋而入，则庶务科同人方在书房搬运什物，箱翻箧倒，秩序甚乱，私念敌人未取我子，我已不得不自毁其巢，不禁放声大恸。旋至办公楼，知茀斋亦以连日聚会出头之故，已于清晨至它处暂避，校务暂由正之、芝生维持；芝生本居城内，至是派车接归。（二兄于前此教育界中人活动，以限于每校二人故，未曾参加，前途或较易于应付，故有此定议。至其它校务会议中人，校长、岱孙、一樵，皆赴庐山之会未返，一樵本将休假，不作归计，校长阻京，岱孙阻津。）
至是余亦归。知午前败讯证实后，全校精神解体，顿入混乱状态，而因工役校警全体走领储蓄金之故，一时戒备尽弛，园外莠民，乘机闯入，西院住宅，有被劫者；幸赖福田、正宣出而竭力镇压，未酿更大祸变；余入校时道旁所遇之闲杂人等，皆伺机未得而犹未甘散去者也。至校警制服半卸，则为避敌机注目故，实出福田意，至是，余语福田即令穿上，为应付莠民计，纸老虎盖有万不宜戳穿者。至晚，秩序始复，但全校已呈十分萧索之象。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四日，西直门紧闭，仅敌人及西籍人可以出入；盖西北郊尚有未及退却之二十九军散兵与反正之冀东保安队，敌兵正忙于搜击，“维持会”与敌人两方俱雅不欲其窜入城内也。茀斋暂避期间，校事多不接头，余亟欲速其归来，曾三次尝试进城，皆归失败。第一次为三十日，至黄庄，被敌兵阻止折回；时海淀一带满布敌兵，貌若在休息中，实则正作搜击保安队之准备，设余等前进至西直门而终不免于折回者，则将适逢其会，前途必有不堪设想者；涛每 〔25〕 之女仆与鸣岐 〔26〕 之厨子，是日几遭不测，即一例也。第二次已逾黄庄而南，终亦废然而返；黄庄派出所巡警有横被杀戮者，所前陈尸八九具，望之惨然。第三次居然进抵西直门口，但终不得入，仅与佩弦通一平安电话而返。于时农事试验场驻有敌骑兵，时向街头巡逻盘问，借用电话之警察所亦雅不欲我等逗留过久。
八月五日以后，城门始渐开放。初每日只开四次，由“维持会”之警士司之；时敌兵已有少数入城，其一部分即分派在各城门警视。及南口战役开始，西路军运日繁，势必穿城而过，西直门始竟日不闭；于是出入者必经检查，其严密之程度，视前方军事之利钝而差。较后，则更视便衣队活跃之程度为移转。美富行之公共汽车，旋亦在意国旗之下，恢复行驶。检查虽严，西郊虽始终不靖，师生员役出入虽亦颇频繁，幸迄未发生重大事故。女生唐必安，携《大众知识》一类之刊物进城，曾被拘留盘问约三小时；余仆智奎，为介唐表嫂送一包袱进城，事前徇表嫂之意，未先一究其内容，及检查，忽发见无数信件，因亦遭扣留盘诘至数小时之久，幸信件皆平安家报，否则稍涉嫌疑，此仆性命即不保矣。学校小汽车出进则较自由，但余亦曾数数下车。
自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四日，除因公私事务进城十余次，并曾在城内寄宿前后约有十日外，馀皆在校中居住。正之、芝生，则因须提前南下，于九月初即离校。茀斋于城门开放之第一日亦即返校，至九月十四日始与余相约同时离校。此一月半之中，就公事言，大约可分为二时期。第一期内，校务会议中剩馀之四人日必晤聚一室，办半日公事，夜则在校长之住宅与其它留校同人相见，并展读路透社消息，听取无线电播音；陷虏以后，犹不至沉闷抑郁以死者，赖有此耳。如此者适为一月。至八月杪，保管办法既经决定，保管人员亦既产生，于是校务会议中人名义上始告卸，正之、芝生因得摆脱，应召南下，而余与茀斋亦只须在幕后稍事策划，无复逐日办公之必要矣。
余初住南院世昌弟处，与茀斋住宅望衡对宇，逮后最冷落时，南院中硕果仅存者，即为余等守大门之二家，馀则张家之犬，李家之猫，赵家之鸽子鸡雏而已；猫狗无人饲养，则皆就食于我，每当饭罢，后门必有踉跄之影，厨下必有咆哮之声，皆是也。至第二时期，则相约迁居后工字厅东西两客室；至十四日悄然出校时，床头卧具，书桌陈设，举未移动，盖不欲作无谓之张扬也。于时绿荷未尽，丹桂初开，好景一年，于斯为最，设非南中电召，真有流连不忍去者。
此一月半中，心绪虽劣，书本生活则始终未辍。有三四事差可纪述。一为聚五六年来所作之短篇优生文稿而编次之为一集，曰《优生闲话》，凡百六十九篇，约二十万言；拟定为《人文生物学论丛》之第四辑，仍交商务出版。二为将《笔记小说大观》一书中剪贴而得之资料，分类编订，得二十余册。三为将此书再度快览一过，择尤剪存；此书本不拟保留，经两次爬梳以后，即归散失，亦不甚可惜矣；全书五百本，至九月中旬仅及一小半而止。四为对“巍科人物之血缘研究”一题，续有所获，计有清一代五百六十额中，入我网罗者，至此已达二百数十额，即约得百分之四十。
堂上于去年秋季由余侍同到平，一年以还，起居尚称顺适；事变发生后，亟欲送其回南，初拟俟余因公南行之便，伴送至京转沪，因循不果，至七月二十边，浡弟将免票寄到，始于二十二日就道，同行者有文英母子，昌弟护送至津，仆智奎则随车至京，一路照料。八月五日，得智奎自津来信，七日智奎自津归，始知堂上一路平安，方觉放心；智奎则因战事搁浅在津，又适依其兄居河北区，受惊不少，幸终亦安然归来。大哥及文英于七月底均有信发出，均至八月下旬始到。堂上于七月三十日即转沪，则余到湘后始确知之。
七月二十八日晨，敌机大举轰炸西苑；同日午前，二十九军与敌战沙河，炮弹有落入园内者；于是全校震惊。同人眷属初皆集中科学馆与图书馆之最下层，至晚，全体议定于次日晨由平绥路退大同太原。余眷 〔27〕 则更拟自太原趋卫辉，至华丰纱厂董亨衢伯处，曾以电话征余同意。芦沟变起，亨衢伯与前鼎兄嫂均曾来信约眷属到彼暂避，雪中送炭，弥可感激。既而知平绥晚车即已不通，只有作罢。二十九日晨一度混乱时，室人曾率诸儿到朗润园郭绍虞兄处暂驻，下午，复回寓，检取必需服用之物后，始入城，与伯伦一家同寓东四报房胡同景钺兄住宅，时景兄嫂避暑威海，犹未卜归计也。余是日回校时，本可返寓与家人一晤，惟一时风景全非，怆怀不已，卒卒未果。后被阻西直门时，欲由电话传达平安两字，亦未如愿。至五日城门开放，始获相见，别虽经旬，恍如隔世矣！回首十年以前国民革命军取淞沪，蕴藻滨大桥被毁，余困守政治大学，未得与家人通问一探休咎者，亦几有一周之久；抚今追昔，事若一辙，为之怃然。
留守之一月半中，校园外枪炮声未尝一日间断。初则有敌人对保安队之肃清战，大率在校园以南；后则有敌人与便衣队之游击战，初亦在南，后渐由东移而至北，而德胜门监犯之越狱实为之滥觞。车站有敌兵四五十人常川驻守，天丰煤栈屋顶且设有炮位，故劈拍声更频作。附近农民，颇有因便衣队嫌疑而被杀者。便衣队初亦颇骚扰，化学馆墙外之水磨村，即圆明园全盛时伶官眷属所居之地，曾被劫至两三次。村中居民十九为校工家属，至是皆移入园内暂避；阒无一人之西院住宅，一时顿复旧观，但稍有能力者终亦向城中陆续移徙以去。圆明园与迤东之大石桥曾一度为便衣队渊薮，多时至三四百人，中有散兵、流氓、越狱犯、共产党徒、东北学生等，前因左倾关系被学校辞退之某火夫确亦在内指挥。后敌人侦知，以轻机四架合力轰炸，亦殊无甚结果。余是日适入城，未得目睹，昌弟则曾清切见之，谓当敌机低飞掷弹时，颇若即以清华为目标也者；两园仅一墙之隔，自不免有此印象。惟一月半中所遇声响，就余一人之经验而言，当以七月三十一日之地雷轰炸声为最大。是日敌人将东门附近之路轨炸毁，余与正之适在秘书处办公，仓卒间颇疑大楼中炮，为之逡巡者移时；后工役在新南院余住屋后检获长约四五寸之碎轨若干段，始恍然于巨声之由来；碎段之一存昌弟处。正之宅后之电线为一碎段打断，新南院电话为之不通，后始终未能完全修复。
敌人于此时期中，对文化机关尚能尊重，对我校似更能力避骚扰，不知是何缘故；意者彼或以为我与美国之关系仍为二十年前之旧，而不能无所顾忌欤？然其对我人有形无形之辱侮亦正不一而足，平绥轨道未修复时，其运输车穿越校园而过，即走沿河马路，由东西大门出入；同人谓此殆无异腰斩！其随军之翻译等，率多久居我国之浪人，曾数度到校滋扰，有名石原者竟擅到会计科索看账目，查问存款，真可云肆无忌惮。幸此伧所属之部队旋即它调。继之者为一岩根部队，纪律较好，收取校卫队枪枝时，曾出收条一纸，谓事平后归还！职员同人在东门外饭店进食，值敌人搜索便衣队，有被侮辱者。最可痛之一事为庶务科农事股司事杜君之被害。杜君家居车站附近，每晨必进园办事；九月上旬某日，敌在城内捉差，将送往南口工作，途经清华园，车行甚缓，跳车图逃者甚多，杜君行经其地，被认为脱逃之一人，即惨遭毒手。杜君本为校工，因勤勉升司事，母老子幼，身后景象极惨，当日发见其遗体者，即为其七旬老母！后校中与以六个月之薪金，聊示追恤。余欲为叙死难经过，便它日就地立石，用垂久远，仓卒南行，至今未果；容俟农事股主任石让斋南来后再图之。
七月二十六日余离家将南行时，曾语室人，设有变故，即率诸儿走避，余书可勿问，第取余手录书目一册，留日后纪念可也。后余回校之第三日，始得间将先世遗墨及家谱旧稿等，汇装一箧，于第一次进城时送存报房胡同寓所。及智奎自津归，始属其将全部藏书，逐日装存，一星期始毕，共二十八箱；先行护送入城妥藏，徐图南运 〔28〕 。忆明社屋后屈翁山送顾宁人诗，有“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之句，竟若为今日我辈咏也！其它比较重要之物品，则于校方保管办法确定后始陆续搬运入城，余所珍爱之连理葫芦自在最先移存 〔29〕 之列。
学校保管办法与人员确定之数日中，南中一再有电报到津，并由在津之企孙兄转平，称北大、南开与我校已决定在湘合组一战时大学，促同人南下；无线电播音亦有同样之消息传来。于是同人集议，促正之与芝生二人先行，其它教授及一部分比较高级之职员则稍缓亦可陆续图南。天津青岛两地，并指请专人暂驻，任通讯与招待之责。芝生、正之用是于九月七日离平，十一日离津，属第一批。余与茀斋及昌弟于十四日离校，十六日离平，二十日离津，约当第三批。至余追叙此图南经过之今日，教职员同人到湘者已逾百人，仅就教授数量论，已占十分之九；同学分批南来者，亦且达七百人之谱。当此金瓯破缺之馀，犹能聚首一堂，维一缕弦歌于不绝，亦不幸中之大幸矣。平郊校产，在正宣、健君、凤笙、温德等五十余人苦心维护之下，一时当亦可告无虞。至家人暌隔，天各一方，情固可伤，事非得已，犹幸交通虽梗，音问可通；如天之福，敌人鉴于我民族实力之不可侮，国际正论之不可拗，及时悔祸，还我河山，则团聚之期，当亦不远也。
日 记
九月十六日，晴。六时起身。七时半到东车站，已极拥挤；余仆智奎押行李先到，但未见。与昌弟先购月台票上车；昌弟旋又返站视检查行李经过。头等车中客尚不多，但较好座位已被敌人包去，茶桌上置有卡片，名为预订，实同强占；七月二十九日以来，主客易位，已牢不可破，此犹其渺乎小焉之一例耳。昌弟去约半小时，始与茀斋同至，智奎亦随到；始知敌人检查行李情形虽极混乱，虚耗时间尚不多，最不堪者为打行李票之手续。行李房以七时一刻开门，至八时许，循例打出之票尚寥寥无几，经查看，方知员司有意留难，借此敲诈，旅客不从后门入贿，彼即不由前门出票。我等行李七件，闻终亦纳额外手续费一元八角，始获打出。茀斋又谓脚夫亦乘机聚敛，检查时彼亦曾被勒索一元。国难至此，尚有人如此趁火打劫，真可谓别有肺肝。中国若亡，必亡于此等所在，而不亡于武力之不如人。福田来站视我等行。
车于八时三刻开行。沿途有站必停，有至半小时者。永定门为出平关口，敌宪兵登车逐节查看，费时最多；它如丰台、廊房、杨村等站，敌粮械山积，运输特忙，耽搁亦久；其它小站亦大率有敌兵上下。统观全路，盖已完全成为敌人军事工具，其犹许我人乘坐者，一则格于《辛丑条约》，再则亦所以市恩耳。车上便衣之敌人亦多，有娴习华语者；茀斋坐饭车中，谓情形亦复尔尔。邻座客某，举止阔绰，对车役时或颐指气使，见敌人则足恭作谄笑，亦略能作日语；从多方面推测，当为北宁路一重要员司无疑。车上无事可做，瞌睡至三次之多；事先购得隔日《庸报》一份，偶一寓目，聊遣沉闷与免人过于注意而已。
下午五时半到天津老站。下车即紧随大众出站。自月台，过旱桥，出栅门收票处，一切如常，了无留难。至票房附近，两旁即见敌宪兵若干，但余亦未见其有何动作，盖一心脱离此种境地，即有亦或不易入目，更不欲多所顾盼，以自寻麻烦也。后茀斋语余，彼前后行之二旅客即被指出，截留。两旁伺立之敌宪兵，一司指点，一司截留，大抵被指点者必在被截留之列；但亦间有例外，昌弟谓彼亦为被指之一人，而亦安然出站。闻此种办法敌于八月十二日起实行，初时最注意青年学生，被扣者特多，但除盘问与拘禁外，并 〔30〕 不虐待，终亦释放，拘留最久者约为一月；但后亦无甚选择，大抵除携有儿女之有家人可以幸免外，馀皆有被指点截留之危险，即龙锺老者亦非例外。被诘问时，若故作聪明，如以 〔31〕 学校人员诡为商人等，则辞穷之顷，即为受辱之时，相识之 〔32〕 某君即曾以此自贻伊戚。
天津负责接洽者为周培源兄；事前并曾指定法租界十号路六国饭店为同人过津寓所，至是即坐该店之接客车到店。甫下车即遇远荣，亦新至者。旋培源亦到，谓适至站相迓，值大桥头过敌兵，到达稍迟，以至相左；稍谈后，约定晚八时到其寓所详商各事。晚饭后，了一来，述其初来时被扣留一小时之经过。
培源寓英租界中街福隆洋行楼上。了一去后，即与茀斋往访，议定二事，一为同人南行，如须先期领取旅费，须于十月五日前到津为之，过此须到湘后补领；所以为此定议者，缘培源亦须南行，不能久候也。二为南方汇款未到以前，旅费所出，应再向开滦矿务局王崇植兄处商拨。旋即同访崇植兄。回寓已近十一时。
此日旅途尚称平顺，在津友人皆为额手称庆。谓茀斋与余，虽非敌人欲得而甘心之人，但设抵津站时不免稍有盘问，而余等于姓名与职务诸端，又不欲撒谎，则截留与“押解”回平，恐无法避免，前途再欲图南，必更有戛戛乎难能者。培源曾于事前商诸王崇植兄，颇欲借开滦方面英人之力，到站将我等接出，后因英人亦怕多事，未果为之。
九月十七日，晴。上午，将外出，适之夫人来访，谓将于二十二日乘轮南下。到马大夫医院探企孙病。企孙患伤寒，但不剧，温度在华氏一〇一与一〇三之间，尚颇有起落，告以当安心静养，校事目下南北两地均已稍有办法，可以勿虑。至秀鹤图书馆，购马林诺斯基所著《野蛮人之性生活》一书，备长途阅读。于旅费事长沙续有电至。饭后到黎栈商务印书馆，购陈田所辑《明诗纪事》一部十册，价只二元一角，得此，长途更不虞无法排遣矣。看影戏一次。夜，培源来，悉岳州轮，因风迄未进口，改二十日启碇。饶树人兄来；知北大同人南下，比我校更多困难；树人离平已及一月，尚未成行。
九月十八日，雨，旋晴。午前看《明诗纪事》。下午观电影，主片为《马德里开出之末次车》，描画战争惨状及平民避地光景，颇逼真。今日适逢“九·一八”，而我等离平经验又与之颇相仿佛，观后益多感触，若在平时，尤其在不爱看戏之我，必不尔也。至天祥市场听刘宝全大鼓，悲歌慷慨，得些微印象而已；余固金星不入命者，到此借识其人，它非所望，至《老残游记》中所描绘之种切，更有不能领略者矣；余等到场已迟，不及二十分钟，即已曲终人散。出游天祥市场之其它部分，二层有旧书摊五六家，无甚可看之书；在平时闻南开大学藏书已有在市场出现者，遍询未得，咸称华租交界处检查尚严，片纸只字不容出入，遑言书本。 〔33〕 夜饭罢，购方出笼之月饼三盒，以其一携赠培源兄嫂。
九月十九日，晴。晨起迟，早食奇饱，相约午食可省去，晚食可提前为之，夜则携月饼至英国花园赏中秋月；中秋月可赏，为其团 也，从今去室家将日以远，而亦曰赏，人或笑其不识人世有伤感事，余则以为生姜汤自暖肚，亦正有其不容已者。至梨栈理发，遇平市社会局雷局长任内之秘书某君，为言雷于七月二十九日仓卒出亡状。雷名嗣尚，颇有识见，为事变前冀察政局中最能抗日之一人，教育界同人集会时，彼必列席报告最近消息，颇为同人所器重。又到天祥市场看旧书，卒购开明出版之《十三经经文》及其《索引》各一册，仅出资二元二角。与茀斋再度探企孙病，知较前更有起色，温度续有降落；告以明日须离津南下。午后开始作此《图南日记》，图南一词原出庄子，鹏鸟置身九万里之上，谋徙于南冥，余固不足以当之，惟“图南”与“逃难”，为一音之转，亦可谓为完全同音，曰图南，不曰逃难者，较蕴藉耳。 〔34〕 成三四百字，即有 〔35〕 尚贤之内弟马君来访，谈河北 〔36〕 被难情形甚详。又看电影一次，片名《喜相逢》，亦只好作生姜汤看。又到市场买零星物品，备途中之用。归寓已将九时，分食月饼如约，公园看月之雅事只好作罢矣。培源送船票来。校友高君来寓送行。
九月二十日，晴。五时即起身。五时半由客店汽车送至紫竹林，登太古公司驳船；搭客因岳州轮迟开两日故，倍形拥挤；皆席地坐，余等三人及了一兄嫂合占一角，与远荣兄嫂等相去亦不远。七时启碇，约十二时到塘沽。沿途颇平安；惟中流时有小轮满载敌兵西上；将近塘沽，又见有大营房正在建筑中，为触目可憎耳。驳船到后，照例应即靠大轮，将客人驳过。会有大批货物装舱，货船蚁附，直至下午五时，始获如愿，仍由码头转登，非直接靠驳。此五小时，虽有夜长梦多之感，究亦非完全虚过。耳目接触足资感喟者正复不止一事。
今日晴朗，天空不着片云，而驳船之上，桅樯辘轳而外，几无长物，足资隐蔽；抗日情绪，凡稍有血气者，当无不油然加烈。此一事也。
然乘客之中，沉着抗拒者究少，心猿意马、不耐久候者究多；有跋涉登岸后趋登大轮者，亦有以舢板为诞登大船之慈航者；于是呼船、争价、拉客人、抢行李，舟子间之攘夺，脚夫间之诟詈等中国码头上司空见惯之现象，纷然杂陈，直至四时光景，始告一段落，而驳船客人已十去其九矣。此次行旅本属逃难性质，而此四五小时中所目击者不啻为全部逃难过程之一缩影；余常谓国人寻常生活，如上火车，买车票，进电影场等，即大有逃难意味，何况今兹之真逃难乎！此又一事也。
塘沽当白河之口，一望平芜，鲜可驻目；河中风帆上下，亦无非敌方之人马粮械；大抵每一小轮必拖二三驳船，皆满载，其拥挤程度不亚于我；白河口外当更有巨大之运输舰，我等所见者不过运输手续之一小节而已。敌人军运，自十之八九为进口；间亦有出口者，最引人注目者为一大轮名长江丸，观其排水线印，似亦装载颇重；舷际栏杆上揭一长及寻丈之白布条曰，“北支派遣皇军战殁男子之遗灵”，显示全船内容为兵士之遗体或其遗灰，其数量当必有可观已！敌人于此等所在本多隐秘，而于此特表襮之，岂其意以为津沽一隅水陆既已全入其掌握，可不复有所顾忌欤？抑尚有特殊之迷信存乎其间欤？——是则不可得而知矣。是又一事也。
若辈舍驳船而去之乘客果皆捷足先登乎？则又未也。货物装舱未竟，统舱客拟占用之甲板即不能腾出，则又不得不麇集码头，静候买办之发落；如是者亦且三四小时，其拥挤如故也，其为烈日熏蒸亦如故也。庸人自扰，大率类此。余始终主静待；公司遇我辈如货物，将我辈驳运而来，货物固块然不能自动，非靠驳无由入大船者，则公司必有所以发落我辈之一日，躁急又奚为者？同人颇韪余言，八九人者，皆守至五时始由小船拖靠大轮所靠之码头，再由码头登轮；同一守候，而拥挤之痛苦减少矣，上下舢板，跋涉浅滩之手脚省却矣，与舟子脚夫争闲气较铢锱之烦恼不自寻矣。
五时登岳州轮。自码头仰望，船上已若无立足之地，而码头上鹄候者尚大有人。余到达时，吊桥上无人上下，只船警一人把守；余欲上，船警呵止之曰，须六句钟始可；余厉声曰，甲板上之大众又于何时上船者耶？警语塞，余直冲而上，警亦无以阻；于是守候在码头者皆随余而上 〔37〕 。后有人语余，谓设非余先登，则馀众真将候至六时；揣彼警之意，亦无非欲趁火打劫，借留难之法赚些微外快而已，众人出钱买路既有所不甘，出头开路又有所不敢，于是只有等候之一法；及余至此僵局始打破云。其人言次颇壮余之勇气。由吊桥踏上船舷后，尚须走若干条七横八搭之跳板，始达甲板平面，余当时一鼓作气，居然履险如夷，事后亦颇自诧也。
在人丛中来复排挤而行，约十分钟，始发见余等所定之东官舱。舱在船尾极端，而余所得之铺位尤为极端之极端。全舱铺位凡十二，余等入时，早已被其他乘客之行李所塞满，余铺位地属下风，更于无形中成为天然堆栈；交涉良久，始由物主呼茶房稍稍撤去，撤至最后，居然腾出半席之地，以报余所出四十五元之代价；然入夜蛇行而入，仍不能无“身卧万山中”之感！
东官舱之芳邻为厕所；过此则又为厨房，除所谓大菜间之客人别有大菜可嚼外，全船千余人之饮食无不于焉仰给；于是二十四小时之间，所有煮水、焖饭、烧油锅所蒸发之热气，几全部顺风向东官舱输送；而油脂、酱醋、臭虾、咸鱼等诸色香味更袭人而来，不稍间歇，其全盛时，几可使人窒息。舱中有电扇，又有两三小窗，可得微风，以驱遣此热气与臭气，然余既安宅于层峦叠嶂之间，与世隔绝，亦殊不敢作非分想矣。部署粗定，探知大批行李之主人为某 〔38〕 ，一行兄弟妯娌四人，又男孩及关系不详之少女各一人，全家虔奉基督教，将远赴云南传教，尽室以行，故行李多至五十余件！若辈到滇省后，汉、回民族以及苗、瑶土著，果能被几许深恩厚泽，所不敢知，而我则已拜惠孔多矣！
夜九时许即入山高卧，明知不能入睡，但半榻而外，更有何我容身之地？
昌弟购统舱票，有票无铺，久觅不得。至夜始以八元之代价在船警卧室内得一榻地，而此船警者无他，即午后在吊桥拦住去路者也。呜呼，货贿往来，亦竟事有前定！世有续编《前定录》之好事者乎，其不遗此一例。
九月二十一日，晴 〔39〕 ，至晚，微雨。晨三时启碇，起锚时之巨声与全船之颤动，可于半睡状态中微闻之。六时半即起。早餐仅进粥一盂，非关胃口，实有量出为入之意，盖与理财家所讲求者稍有不同。舟车中最不便之一事为大小便，余每出行，必有戒心，此番环境更非寻常可比，自尤不得不多作未雨之计；用心甚苦，但亦无可如何。粥后与茀斋出舱，并登上层甲板，居然尚有路可通；盖所谓统舱客人，经一夜之爬梳清理，已较前为整洁，不特芸芸众生已各有立锥之地，而蚕丛中亦已有鸟道可寻也。余步履虽艰，亦尚能来去自如。
上层甲板亦告客满，救生船亦成安乐窝。有全家占用一救生船者。余笑 〔40〕 曰，设有不测，此当为全船第一等舱位，大菜间不及也。最奇者，帆布制之大棚上亦有少数搭客拥被高卧，海风虽大，清梦不惊；美国牧师明恩溥称国人神经强韧，醒时随遇而安，倦时到处可睡，此不亦上好之一例欤？天气阴寒，上层尤甚，搭客已有穿皮背心者；以此与东官舱相比，真另一世界矣。
归舱阅《明诗纪事》；晚又出《野蛮人之性生活》读之，灯小光弱，勉尽数页即睡。将入滇传教之周君谓亦曾浏览及此，颇信此等野蛮人之行为大半为撒旦所劫持，故多荒谬绝伦。余唯唯否否。私念野蛮人之性生活每合情理，及与基督教之性伦理接触，或传教师强以其所自信者润饰之，矫正之，于是始坏。余甚为滇南之苗、瑶土著危之！
晚八时到烟台。因戒严故，须明晨方许登岸。
九月二十二日，天放晴。七时起身；粥后，询明岳州船须午刻以后方能启行，即与茀斋、昌弟坐划子登岸。划子与悬梯不免动荡摇曳，余尚能应付裕如，一半亦缘坐困樊笼已逾一昼夜，求解脱之心甚切故也。至岸，即至青年会访总干事王振东兄。振东为言当地状况，谓战衅将开与初开时，形势亦颇紧张，逮后敌侨全体撤退，则又忽转沉寂，市民生活顿感舒泰，为烟台开埠以来所仅见；同时我方各种防御工作，亦得从容进行而无顾忌；为敌人设想，撤侨之举，实为失着。余等自码头来时，亦即有此印象。码头一带有守兵，但检查不严；防御工事不易见，但市街转角皆有电网与沙袋之布置；市容甚萧条，惟市民似尚能各安生理。酒排间及操神女生涯之各国女子亦尚未散去。振东谓本地富户绝少他徙者，以前有内战时则不尔。王崇植兄有一函件，托茀斋转交开滦分销处，即托振东饬役送去。振东有妹，民二十年余 〔41〕 参加山东夏令会时，彼亦为助余之一人，至是亦趋出相见。
余等旋至东华楼浴。适飞机警报至，擦背者舍余而去，谓将出窥究竟，既而不返，始知其实因胆怯避匿；后茀斋之擦背者出为代劳，始告蔑事；亦图南过程中一折趣剧也。浴罢，赴振东大罗天午餐之约。振东徇余等意，食品皆点当地产物，其中海参、蚌肉、及新登之葡萄二色，尤为鲜美 〔42〕 。此行除食浴外，又解决一要事；余已三日未大解，今日不能复忍，而轮船环境又绝不许可，至东华楼始获蹲而为之，虽大费力，亦真大解脱矣。
归舟已近十二时，振东送至码头始返。将半日来解脱经验为同舱者言之，皆大羡慕。上船时见传教师某 〔43〕 氏妯娌之一坐划子而去，颇讶其发动登岸之迟；后知此妇结婚未久，方入娠孕初期，不耐舟中生活，不得已将改由旱路南行，盖亦一于大牵惹中求小解脱者。
船于午后一时开行。新浴后更不耐舱中闷热，出至船头倚栏观海。舟沿成山角之北岸而行，右山左海，景色绝胜；烟台一带海水，色本碧绿，晴光映照，益见鲜明，水母成群，逆舟掠过，紫白相间，别饶意趣；小岛三五，棋布海中，宛如明镜上堆若干晶莹石块，其界画分明处即其天然妍丽处。余语茀斋、昌弟，中国山水画无此一派，则以前画史乘桴浮海者少故也。四时半抵威海，旅客亦复不少，而行李尤夥，拉杂由舢板向大船抛送，归途竟为所塞，伫候良久，始因他人之扶掖，得归舱夜饭。
船头乘客亦甚拥挤，盖亦早成统舱之一部分。其中一角，约二三十人，为清华及他校同学，以及若辈之女友，因患难而得为进一步之交谊者。余曾授读之张生德澍等亦在其中 〔44〕 。张生言若辈初上船时，即以团体之力，占此船头一角地而有之，及工役出而需索，则众口一词曰，“已买船票，决不再出分文”；工役等亦无如之何。甚矣群力之不可不讲也，彼为茶房买办剥削至体无完肤者，皆工于自谋，一心但求一己之苟安，而不知有团体可恃者也；今昔教育之分野，民族竞存生活推陈出新之关键，其在斯乎？
在船头又遇向鸿儒君。十年前，向君为 〔45〕 政治大学预科生，曾听余讲授，至是相见，已不复省识，但觉面熟而已。十年前此日，余主政大校 〔46〕 务，国民革命军入淞沪，学校被收，师生星散，余即为办理结束之一人 〔47〕 ，不图十年以后，余又不得不以主清大教务之人作暂时结束清大之不祥任务——人世几回伤往事，而往事者又复前后毕肖，则其可伤之程度不更强烈耶！向君楚人，字君实，任教河北法商学院，此次亦挈眷避地回南。
船于九时离威海。夜深人静后，独据官舱中共饭之圆桌，稍做功课；初则读《野蛮人之性生活》，继则续写此《图南日记》。同舱有四川口音之少妇一人，倚椅背假寐，久而不去，余颇讶其不知趣；后知彼实无铺可睡，至夜必以三椅合成一榻，而三椅之一今晚适为余所占有，不便启口，惟有静待，乃知处此种境地，不识相者实余，而非彼也。余亟将椅子让出，悄然就枕，追写日记，且待来朝。
九月二十三日，晴。今日可到青岛，晨午两餐进食较多，仍不外量出为入之意。上午，与同舱客人闲谈。同舱除茀斋、远荣一家、传教师某氏 〔48〕 兄弟夫妇等外，尚有蜀人某 〔49〕 氏一家及其亲戚，成一避难单位。此单位人口众多，居东官舱者六人，其中二人无铺位，仅能捉空休息，昨所述之少妇即其一也。其主人为一五十余岁之老母，面目极清秀，谈锋亦健雅，少年时必为一美妇人。老母谈次颇赞许卢作孚氏在川省经营之各种事业，谓以民生公司轮船与此岳州轮相比，整洁利便，相去无殊天壤。其子某 〔50〕 ，肄业清华工学院，因一二学程不及格今夏未能卒业， 〔51〕 惟国文尚好，字亦挺秀，青年中已为不可多得，或即得诸乃母之遗传欤？某 〔52〕 生新妇，声音笑貌，颇肖五姑母家适杭州南星桥凌氏之表妹。前日于驳船中见一少妇，与伯伦夫人极相似，茀斋亦谓然。余常谓两人若相肖，其相肖之方面必不止一二，而此二人者初不必属于同一血统；此二例者均有以实我说。
传教师某 〔53〕 兄弟夫妇三人之行动最惹人注目。某氏 〔54〕 本为南美洲英属几亚拿之华侨，于七年前归国；初在察哈尔北部传教，最近因上苍垂示，改赴滇南，其志可嘉，其情亦可悯矣。自东北转西南，长征万里，举室以行，妯娌二人，均有身孕，一幼子不及三龄，尚须保抱——为宗教信仰而不辞劳瘁若此，是志之可嘉者也。但知一己信仰之可贵，不知人亦有其可贵之信仰，而必欲强人就我，自信之至，情令智昏，此又情之可悯者一也。返国七年，中土语言，尚未娴习，祖邦教化，更自惘然，乃贸然欲为人说法，即滇中汉族，犹恐未能接纳，遑论回、苗，此可悯者二也。华夷生活，习惯不同，某氏 〔55〕 所习熟者，且为比较高级之英人生活，余观其食前必盥手，食已必漱口，一匙一箸，必入沸水而后用，一日之中，洗面至六七次，此种洁癖在西南民族杂处，瘴疠未除之地，不知又 〔56〕 将何以维持，设或不能，则疾病之来，不知又将何以幸免，此可悯者三也。若辈在舱中，得间即向人说道，其妇尤热心，舟将至青岛时，彼亦以一种布道之刊物授余，并询余对基督教亦感兴趣否，余笑应曰，余本信徒。妇之夫名某 〔57〕 ，夫兄名某 〔58〕 ，谓野蛮民族多受撒旦播弄者，即夫兄也。余尝叩彼等是否属内地会，夫兄亟辩曰，“否，否，余等不隶属任何教会，余等信传道之事，完全为上帝对个人之启示，与教会无干。”余自忖曰，舍察北而之滇南，自觉之上帝启示居半，不自觉之安全之动机恐亦居半也！
饭后收拾行李。二时抵青岛。余等船票，格于买办之私章，本买至香港，至此已无用，而传教师某氏 〔59〕 之一人只购得到青之统舱票，余即以票相赠；茀斋之票则赠与清华学生赵君 〔60〕 ，以羡补不足，彼跖之徒之买办亦未见其计之必售也。外国语文系同事徐锡良兄，先期到青，招待过青同人，至是到码头相迓，轮船在大港靠岸时，彼已守候多时矣。
下船。驱车至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浴；昨在烟台浴时，未换衣裳，身上发奇臭，不可复忍，而衣箱尚未取到，临时赶至市上购衬衣一套，勉强换上，尺寸称身与否，不暇问矣。 〔61〕 购阅上海《申报》及汉口新分设之《大公报》，知故乡确已沦陷；先大父于洪杨乱时作诗，有句曰，“从兹萍梗无他恋，二百年来祖父坟”；此情此景，不图七十年之后，五年之间，又续演两次也！ 〔62〕
作书寄室人。清华第八级毕业同学扶学炼君来访，谓适因工程事自汉口来，知梅校长已到长沙，临时大学在积极筹备中。又遇在平汉路服务之工程师郎君，为言长辛店一带战况及黄河北岸我军设防情形。昌弟在船上受凉，下利，稍困顿；余等因决定在青逗留一日；茀斋初次到青，亦可借此游览。夜饭后， 〔63〕 步行之海滨，由栈桥达回澜亭，海风甚劲，数日来秽浊之气，更经一番洗涤，为之一快。余久有志于劳山，向旅行社探问行程，则谓一日来回太嫌局促，且后山已入警备区域，须有官厅证件，方许出入；只好作罢。第干戈扰攘如此，海岳 〔64〕 一隅，何日可重睹太平，容我辈徜徉其间，殊不可知耳。夜眠较早，半所以补连日之不足，半亦为明日畅观青岛地步。
九月二十四日，晴。晨起特早。 〔65〕 写信二封，一寄浡弟，属转堂上、大哥，综述七月二十八日以来情况；一寄正宣。锡良为购定到长沙联票，卧铺票不在内，二等亦约须六十元。未早食，午食则提前为之。食罢，雇马车出游，言定每小时五角；即自中山路出至海滨，沿各浴场所在之海岸线绕行一匝，中经海滨公园、水族馆等，皆下车， 〔66〕 至德国废垒，始折而西，穿山东大学、中央公园，以入于敌侨工业中心之市街，最后仍归中山路，费时约三句钟。山大于昨日开学，但学生到者寥寥，究能维持几日，甚是问题；余六年前来此，今甫、太侔、一多、实秋等皆在，饯余于市上某京馆，一时热闹，何可再得？兹数人者后复以北平为集中之地，太侔于去年最后至；今番遭乱播迁，欢聚一席，不知又将卜诸何年何地矣。
敌侨中心之市街，除行人车辆外，几于绝无声息。商店、厂房、住宅，大门上皆贴有市政府与领事馆会封之封条，窗上则皆钉有木板；其他市街上敌人之产业亦莫不然。闻居留民撤退前，有饮泣者。夫安居乐业，人心所同，乃一旦因少数野心家之驱使宰割，不能不舍之而去，保障不可必得，还归不能豫期，此情此景，亦大可伤也。然休咎无门，惟人自召，今日之日人，犹之欧战时期之德人，甘心受野心家之鞭策者已久，驯服之性，已成为民族品质之一偏；惟其驯服之至，斯不能不受驯服之报；英人荷尔摩斯论此最详，余前作两民族之比较研究时尝具引之，不图至今日而此种相肖之比较，益觉其亲切有味也。然则为日本民族设身处地，可伤者又岂若干私人企业之放废而已哉！
游兴未阑，因复至栈桥，唤舢板泛至小青岛；小青岛者，今日通称之青岛所由得名者也。岛去岸约二里，望之如在目前，而扁舟打浆，亦须二十分钟始达，逆风则且倍之。今日风大，颠簸特甚，浪花时溅入舟中。岛面积虽小，近经市当局布置后，亦复颇有曲折，引人入胜。四围多大石块，色泽斑文，盎然有古趣。兹蕞尔小岛，可视为青岛市之一大盆景，远观近玩，均有可取。 〔67〕
归寓已五时以后。清华校友李庆善、汪煦二兄曾来访，后遇之于广东酒家，为述事变后母校情状及余等南行经过。关锡斌兄由清华学生处探知余来青，亦曾过访，知已外出，又唤车追踪，至废垒一带，犹不获见，又折回旅行社，留字而去，谓将再访。至是，果至，邀至广东酒家夜饭，谈甚欢。锡斌为余六七年前游广东时旧识，甚好学，于青年问题颇有探讨，近在青从事劳工教育，亦著成绩 〔68〕 。途经商务印书馆，自购《人文史观》两册，一赠锡斌，一寄振东，秀才人情，聊表谢忱，并志此行鸿爪而已。又遇北平研究院之崔敬伯及北平幼稚师范校长张雪门二兄于途，盖亦文化界同人之亟于图南者。敬伯在津时曾访余等不遇。
夜九时半登胶济车；锡良及扶学炼君均送至车上。二等卧车系美国“旅客”式，甚精致，与南满铁道者亦相似。十时启行，锡斌亦搭此车回寓，余视其下车后始就枕。睡不甚熟。
九月二十五日，阴。晨六时即起，阅《野蛮人之性生活》。八时车准时到济南。自晨至此，同行者咸惴惴有戒心，以为敌机轰炸，必卜昼不卜夜，而济南一地，必随兖州、邹县、济宁之后，为一大目标无疑。既而无事，则又额手相庆。至旅行社招待所候南下津浦车。寄室人一明信片。旅行社言车无定刻，有车即登，须守候，有即来告。同行者至此，单位已自三人增至八九人，即，了一兄嫂，远荣一家三人，及远荣嫂之友刘女士，已于无形中，与余等合而为一。此较大之单位，在胶济车上尝议定一旅途进止原则，曰，专搭夜车，夜车而跨及白昼，宁于中途下车，改搭后来之车；意谓光阴可不计，而安全总属第一义也。余对此原则虽不反对，单位中有宅眷，有生未及二月之婴儿，亦殊不便作异议，但余始终主赶路之原则，赶路亦正所以策万全之一道也。当此军事时期，铁道运输，随时可生问题，岂容我人从容抉择？至是同人亦咸知只有赶程之一法，抉择之权，不在我而在际会。余本拟走访青年会总干事郑仿桥兄，因须守候故，不果。
约十一时，得知适有一北上车，将折而南；当即驱车至站。昌弟捷足，又因旅行社之助，居然占得二等卧车室二间，一与远荣一家用，一则馀五人共之。预计明晨以前可抵徐州，因相约不添买卧车票，各以散坐论，后查票员亦不相强。
时适有伤兵车自北来，亦停站中，久不见发落，且亦若无人照料，仅少数青年会服务人员奔走供茶水；月台上间亦有人为轻伤士兵包扎。鲁省为军事最密迩之后方，而设备缺乏如此，舆论对韩复榘氏之时有烦言，亦不为无因矣。青年会干事袁君来晤，谓仿桥已赴前方战地青年会服务，如前数年长城战役之例；谈及省垣近况时，亦谓主席态度不甚宣明，故服务界虽欲为伤兵及其他方面努力，亦有不便过于热心之苦。可胜慨叹！有形似学生之人来募捐，谓将购备食品以饷伤兵；此等人来路不明，但亦不忍拒绝，余等捐洋一元；后悉茀斋在月台上已捐五元。续有来者，唯有谢绝。后方无组织、无设备，一任热心者、好事者、甚或趁火打劫者各行其是，此其明证也。
车于十二时许开行。我车与伤兵车并轨，历一小时之久，同人惧敌机或至，皆惴然，至是始释怀。晨起天阴，至是微雨，且阴霾四伏，有久雨之象，于是更认为天公作美，皆大欢喜。既而果如所期，自午至暮，滴沥者未尝或歇，直至九时到达徐州时，天边始露霁色，不半小时，而星河皎洁矣。痴人许愿，往往有如此巧合者！
沿途鲜可记述者。兖州、邹县、徐州，二日前皆曾遭袭击，小有死伤及损毁，但早经收拾，已无迹象可寻。到徐乘客，折而西上者为多，客室至无隙地。自九时下车至一时半再登车，始终只有在月台伫立或闲步。旅客不胜跋涉而病者亦不乏人，向鸿儒 〔69〕 君之夫人即为一例，余见其在月台上呕吐不已。购卧铺票，八人仅得六张，余与昌弟合一下铺。时站中盛传沧州保定俱不守，颇不敢信，惟消息既来自路局，又不能断为完全虚妄。有兵车自西开来，了一谓士兵言语，多其乡音，当系广西赴国难之队伍，将自徐北转者无疑。
九月二十六日，阴。一时，客车配备定当，即趋登。二时半开车，逾限一小时。即睡。
车行甚缓，几于无站不停，无站不久候；七时一觉醒来，似尚未出江苏省界；又良久始达归德。四年前，余到开封太原演讲时，道出此途，他无可比较，地方治安今则差胜矣，此可于车站一带民间生活窥测得之。一路兵车络绎，皆东行；士兵精神健旺，惟所御殊嫌单薄，至北地作战，殊不相宜。一路续看《野蛮人之性生活》。
下午一时许抵开封，购阅报纸，沧州保定不守之讯尚未能证实。四时到郑州，到旅行社招待所如例；四年前余尝在此小住二日， 〔70〕 茶役某尚能相忆，主持者闽人某亦仍旧。与茀斋合拍一电与培源，并请其转两家在平眷属。守候至晚八时，始有南下快车自彰德开到，因附载伤兵故，倍形拥挤，亦不能预订卧铺。另有一慢车，自郑直接开出，乘客较少，但甚简陋，二等座悉为木板，卧铺可 〔71〕 不论。同人皆主搭快车，卧铺且待登车后再设法。
登车时情形混乱，同人皆失散，后始复聚。丁燮林兄之弟燮祜亦为同道之一人，事前以看守行李相托，彼则与旅行社中人先登，觅取卧铺；居然有成，惟已须拼凑，致了一、远荣两家伉俪俱不能同室；且人浮于铺，余与昌弟，茀斋与远荣，各共一铺。十时许始开车 〔72〕 。
九月二十七日，阴。晨起，车尚在河南境，近午，达信阳；饭罢，经 〔73〕 鸡公山区域，风景殊胜。车中遇孙伏园兄，谓一星期前北行，将至定县将平教会工作作一结束，距定县仅一站时，车即不能前进，守防兵士亦坚阻；既而知会中同人皆已出险，始折回至彰德，换车至此。并谓北行过郑时，曾遇正之、芝生南下。
下午六时半车抵汉口大智门。伏园兄在汉别有公干，因托其代电长沙，庶几明日有人到站照料。余等则迳行渡江，至粤汉路 〔74〕 之徐家棚车站；开车原定八时，亦竟延展至十时以后。作短简寄平。二等卧铺已满，远荣一家觅得头等者，茀斋觅得三等者，了一兄嫂、余与昌弟未另设法，各据二人座之长椅权度一宵。伏园兄旋亦登车。
九月二十八日，阴，至午有微雨。晨起，车犹在湖北省境；午刻到岳阳；兵车北上，益见频繁，交车停顿，有至一小时以上者。抵岳州时，车轴有损坏，停顿亦久。作便笺寄北平。遇级友李家琛兄，自大同、太原、石庄一路图南而来，为述每至一地，必遇轰炸，二十五日在武昌，亦然；未遭不测者，真大幸也。读《野蛮人之性生活》，方及半本，约三百页。与伏园兄各谈闻见，亦久。
余初次旅行湘鄂路，沿途足资目赏者自多；下午过汨罗江，即相传为屈灵均自沉处，端阳竞渡角黍之习所自昉也。车经洞庭湖畔，风景更好，诗人所称道不衰之水云乡，似维此地为足以当之。
六时半到长沙东站，延误至九小时以上。来站相迓者有李景羲、沈刚如、李洪谟诸兄等，戴中孚弟亦在。行李系自青岛打票迳至长沙者，最早亦须迟四五日方可到达。即呼车迳到北门外下麻园岭二十二号新园清华在长办事处，与先到之诸同人相见。梅校长暂寓湘雅新村 〔75〕 朱经农兄宅中，与茀斋定明晨往谒。 〔76〕
《图南日记》，至此可以搁笔。此行共费时十三日， 〔77〕 较之后来者，一路已不能不谓十分顺利。平津为第一关口，所虑者为遭敌人截留；海轮为第二关口，所虑者为水火之厄，而火厄为甚，船役贪利，有别在厨房外设灶煮食营利者，灶之两旁皆客人行李，星火不戒，全船千数百人必无噍类。第三关为自青岛至长沙一路火车之被 〔78〕 袭击。此三关者居然皆安然度过；自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并飞机警报亦未尝一度闻见；各站换车守候，亦未有逾五小时者。诚平安矣，诚幸运矣。然平安之经验亦即为平淡与平凡之经验， 〔79〕 则其为幸不幸犹可容别一解释也。
注释
〔1〕 《优生闲话》、《民族兴衰各论》、《家谱新论》三稿均在抗日战争期间失去，以后未能找到。——编者注
〔2〕 见《潘光旦文集》第3卷。——编者注
〔3〕 见《潘光旦文集》第2卷。——编者注
〔4〕 《一个意国学者的战争之优生观》，见《潘光旦文集》第9卷。《优生闲话》稿佚。——编者注
〔5〕 见《潘光旦文集》第3卷。——编者注
〔6〕 见《潘光旦文集》第3卷。——编者注
〔7〕 见《潘光旦文集》第9卷。《民族兴衰各论》稿佚。——编者注
〔8〕 本文初载于1942年8月27日昆明《中央日报》，此处另有几字：“不但没有照做”。——编者注
〔9〕 见《潘光旦文集》第9卷。《民族兴衰各论》稿佚。——编者注
〔10〕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Shanghai, Kelly, 1939. ——编者注
〔11〕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编者注
〔12〕 见《潘光旦文集》第1卷。——编者注
〔13〕 《优生闲话》稿佚。——编者注
〔14〕 见《今日评论》第1卷、第2卷，1939年。——编者注
〔15〕 参见《北平晨报·妇女青年》，1934年12月1日，题为《妇女问题总检讨》，讲演记录未经讲者审阅。——编者注
〔16〕 原文缺“二、”——编者注
〔17〕 即马克思。——编者注
〔18〕 即托派。——编者注
〔19〕 即马克思。——编者注
〔20〕 见《潘光旦文集》第1卷。——编者注
〔21〕 见《潘光旦文集》第8卷，《西方实验主义者服膺中国旧制度》。——编者注
〔22〕 手稿此二字为“勉仲”。查良钊，字勉仲。——编者注
〔23〕 手稿此处有“内务部街”字样。——编者注
〔24〕 手稿此字为“肯”。——编者注
〔25〕 手稿此处为“陈涛每”，即陈铨，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编者注
〔26〕 手稿此处为“赵鸣岐”，即赵凤喈，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编者注
〔27〕 手稿此处有“与伯伦一家”字样。伯伦，雷海宗先生，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编者注
〔28〕 “先行护送入城妥藏，徐图南运”句，手稿文字为：“商之美籍教授温德先生，请其伴送入城，并即寄存其水月庵八号之住宅中；其同情心与爱护文物之意，令人感佩”。这批书后来并未南运，在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散失。——编者注
〔29〕 手稿此字为“藏”。——编者注
〔30〕 手稿此字为“尚”。——编者注
〔31〕 手稿此字圈去。——编者注
〔32〕 此三字手稿为“我校会计科”。——编者注
〔33〕 手稿此处有“在北安利”字样。——编者注
〔34〕 手稿此处另有一句：“宋处士陈抟字图南；前尝见一南航闽广之海轮名‘图南’。”——编者注
〔35〕 手稿此处有“方”字。——编者注
〔36〕 手稿此地名为“津市河北区”。——编者注
〔37〕 手稿此处另有一句：“，了一兄嫂亦在其中”。——编者注
〔38〕 手稿此二字为“姓周”。——编者注
〔39〕 手稿此字为“阴”。——编者注
〔40〕 手稿此处有“语茀斋”三字。茀斋，沈履先生，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编者注
〔41〕 手稿此处有“来烟台”三字。——编者注
〔42〕 手稿此处另有一句：“；茀斋、昌弟均初次来烟，倍觉有味”。——编者注
〔43〕 手稿此字为“周”。——编者注
〔44〕 手稿此处有句“，其女友为燕大新科毕业生”。——编者注
〔45〕 手稿此处有“国立”二字。——编者注
〔46〕 手稿此字为“教”。——编者注
〔47〕 手稿此句为：“余与金井羊兄即为办理结束之人”。——编者注
〔48〕 手稿此处为“周氏”。——编者注
〔49〕 手稿此处为“周氏”。——编者注
〔50〕 手稿此处为“周氏”。——编者注
〔51〕 手稿此处为“周氏”。——编者注
〔52〕 手稿此字为“王”。——编者注
〔53〕 手稿此字为“王”。——编者注
〔54〕 手稿此字处为“名载”二字。——编者注
〔55〕 手稿此处有句：“人品殊不及乃母，学问不论外，临事亦甚粗心，向茀斋借看某书之上册，竟至失落；”——编者注
〔56〕 手稿此字圈去。——编者注
〔57〕 手稿此处为“罗伯”。——编者注
〔58〕 手稿此处为“查理”。——编者注
〔59〕 手稿此处为“周氏”。——编者注
〔60〕 手稿此处为“助教赵君士赞”。——编者注
〔61〕 手稿此处另有句：“换下之衣袜即交社役付洗，及晚间尚未送出，比追问，则谓袜只有一只，其一遍检未得，及告以余本一足，何来第二袜，彼始恍然；众人为之哄堂。”——编者注
〔62〕 手稿此下接句：“若只就倭祸而言，则三百年间，此已为茀三次，明嘉靖间之一次，则有四世祖江山教谕士英公（旧谱作二世祖）避地安亭，流寓甚久，士英公与归太仆有光有深交，邑志与家乘似谓其谊在师友之间，或即避地有以促成之云。”——编者注
〔63〕 手稿此处有“与茀斋、锡良”几字。——编者注
〔64〕 手稿此字为“岱”。——编者注
〔65〕 手稿此处另有一句：“昌弟饱睡后即愈。”——编者注
〔66〕 手稿此处另有句：“水族馆在中国尚属创举，初办时，余尝在《华年》为文为之介绍。”——编者注
〔67〕 手稿此处另有一句：“今日之游，皆由锡良作先导。”——编者注
〔68〕 手稿此处另有句：“；五年前与其夫人言女士离婚，余不谓然，曾加规劝无效；其新夫人某，二三年前曾屡屡向《华年》投稿，但至今尤未获觌面，殆不欲余见之也”。——编者注
〔69〕 手稿此处为“向君实”。——编者注
〔70〕 手稿此处另有一句：“并曾就沿途闻见作稿寄登《华年》；”——编者注
〔71〕 手稿此字为“且”。——编者注
〔72〕 手稿此处另有一句：“，即和衣睡”。——编者注
〔73〕 手稿此处有：“武胜关及”几字。——编者注
〔74〕 手稿此处有：“湘鄂段”几字。——编者注
〔75〕 手稿此处为：“北大路湘雅新村三号”。——编者注
〔76〕 手稿此下接句：“闻校务会议诸人将来即寓新园。园为前湘雅医院院长王子玕先生之产，建筑尚不及三年，各种新式设备应有尽有，下层作办公室，上层作寓所，均极相宜。呜呼，新园则新矣，其旧如之何？”——编者注
〔77〕 手稿此处另有句：“舟车凡六七换：北宁路、岳州轮、胶济路、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粤汉路；”——编者注
〔78〕 手稿此处有“敌机”二字。——编者注
〔79〕 手稿此处另有句：“当此不平凡之时期而仅能得些微平凡之经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