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选择的概念显然的是从自然选择的概念推论得来 〔201〕 。我们既然看到自然环境里有种种势力可以引起选择或淘汰的影响，我们就不难进一步的发见意识环境或文化传统里，也有种种势力可以引起同样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若干文明比较悠久的民族。达尔文和戈尔登的议论，早就暗示到这一点，不过二人不是社会学家，没有能加以发挥。英国政论家白介特（Walter Bagehot）倒是在这方面有过发挥的一个人，并且有一部分的议论比达、戈两氏的还要早几年。 〔202〕 不过在这方面推究得最早而最比较详细是法国的一位作家，叫拉普池（Vacher de Lapouge），他在十九世纪的末年（一八九六）就发表了一本著作，题目就是《社会选择论》（Les selections sociales），所谓社会选择，就等于人文选择。拉氏是一位有偏见的作家，特别是种族的偏见，所以通常我们总把他归在所谓种族武断论一派，不过他的作品又和一般的种族武断论者不同，他有许多不蹈前人窠臼的真知灼见，而对于一知一见，大都能旁征博引，加以证实；他的社会选择论就是很好的一例。如今我们把拉氏的理论简单的介绍一下，作为本章的楔子，其中一部分种族偏见的话，我们撇开不引。 〔203〕
拉氏接受达尔文的演化论，认为物种的演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选择，是由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过一到人类，他认为自然选择渐由社会选择取而代之，而自然环境的重要地位也逐渐的转让给社会环境。自然选择的影响，从人类所不能避免的价值观念的立场来看，是有好坏的，好的是进化，坏的是退化，如今社会选择的影响也复如此，而就历史的事实与目前的趋势而论，社会选择的结果是弊多于利，退化多于进化。拉氏的分析认为重要的社会选择的势力有八个。
一是军事的或战争的。拉氏认为在有机演化史里，战争的趋势与频数有增无减，即，人类爱好斗争，在其它动物之上，而近代人类尤在古代人类之上。除了原始时代的战争而外，一切的战争所消耗的总是人口中比较最健康，最强壮，最勇敢的部分。希腊罗马以及其它古代民族之亡，可以说一大部分是亡于这种分子的消耗。
二是政治的。日常政治场合里的钩心斗角以及特殊的大规模的政争，革命，和朝代的兴替都有严重的反选择的影响。古代的希腊罗马，近代的法国革命，消灭了不少的优良的分子。而到了近代，因为民主政治与政党政治的末流之弊，政治生涯特别容易维持品质低劣的人，而淘汰品质卓越的人。智能浅薄、奴隶性成、与善于玩弄手段的政客与野心家比较容易得志，而特立独行与夫在思想上能别辟蹊径的分子反而遭受压迫，屈而不伸。拉氏这一番话是在四十多年前说的，如果在四十多年后的今日，见到了集体主义与极权主义下的政治以后再说，更不知将如何的感慨系之。
三是宗教的选择。宗教选择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几种的宗教主张独身，尊崇童贞，因而发生的影响，是直接的；而独身的实行又往往只限于一部分的信徒的领袖，例如僧侣或神父，而此种领袖在身、心、德行等方面又往往高人一等，所以影响所及，势必利少弊多，而造成一种反选择与退化的局面。从这个立场看，回教要比基教徒，特别是天主教，占便宜，因为它不但不主张独身，并且容许多妻。宗教又因为坚持信仰要统于一尊的关系，不免压迫所谓教外的异教，教内的异端，因而引起禁锢、放逐、杀戮、以至宗派战争等行为，这些便是间接的影响了。至于因为对于两性关系的歧视，而引起苦行主义或禁欲主义，又因教条的限制过严，不容信徒与教外的人结婚，等等，则其影响可以说是直接与间接的参半（详见下章）。
第四种选择影响是道德的或礼教的。这在西方是和宗教的选择有密切的联系的。礼教对于性的行为与性的表现往往多方的约束，例如对于裸体的禁忌，使我们对于体格健全与不健全的人根本无法辨别。道德又责成我们举办各种的慈善事业，教我们体天地好生之德，不但把身心品质十分低劣的分子维持到尽其天年，并且更培养了他们的血统，使他们不断的长养子孙。这种影响显然的又是反选择的。
第五是法律的。在刑法方面，一部分接受惩处的人固然是罪有应得，即使因死刑而受淘汰，也不足惜。但所谓政治犯一类的分子，往往有很大的聪明才智，徒因政见的不同，而遭受禁锢、放逐，以至于杀戮，从一朝一党的立场看，固然是成功，从整个而永久的民族立场看，却是一大失败。在民法方面，血亲结婚的限制，多妻与重婚的禁止，使良好的血统不能集中，不能比较多量的蕃殖，而同时却又容忍娼妓制度的存在，也多少发生过一些反选择的影响。
六是经济的势力。这也是反选择的，因为善于谋利的人往往不是人口中真正优良的分子，而真正优良的分子大都不重视钱财。这还是就一般的经济生产活动而言，如果专就一部分蝇蝇苟苟、唯利是图的活动说，或因侥幸，或用欺诈，或由贪婪，或不惜利用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来获取财利，因而提高个人的生活，维持一家的血统，而洁身自好、廉让为怀的分子反而不得不在个人生活与蕃殖方面，竭力的撙节限制，甚至于根本不能结婚，不能成家立业，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违反了选择的原则么？以财富做姻选标准的婚姻也有同样的危险，一个贫困而优秀的分子和一个富裕而卑劣的分子配合，结果总是一个品质的降落。近代的重商主义与金钱政治可以说是整个的反选择的。一个以财富为基础的国家或时代是种族演进的最大的敌人。
第七是职业的选择。职业是有高下的，其需要的才智是不齐的。人口统计的数字发见高等职业的分子往往结婚迟而生育少，而低等的则反是。这又是一种反选择的局面。
第八种的反选择的局面是由于人口有都鄙之分与夫人口在都鄙间的移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以都市为中心的，它必须靠大量的精力过人的分子来维持，于是原来居住在乡间的这一类的分子就不断的向都市里迁徙，而一经迁徙以后，或因恶习与疾病等种种关系，不得不迟婚节育，或因名利观念太深，享乐的欲望太大，而自动的迟婚节育，终于把良好的血统斩绝了；斩绝得愈快，则乡间移来的分子不得不愈多，而这些后来的分子也必终于踏上同样的覆辙。
拉氏的理论大要是如此。其实社会选择或人文选择的势力远不止这八种。大抵一个观念、一个标准、一种风俗、一种制度，无论属于社会生活或文化生活的那一个方面，只要历史比较长久，所影响的人口部分比较广大，多少总要发生一些选择或反选择的效果。例如近代的医学卫生，因为过分的偏重环境的影响，又如近代的高等教育，因为过分的偏重个人的功利，都已经成为一些有力的反选择的势力。就中国历史说，最强大的两股选择势力殆无过于家族制度和科举制度。 〔204〕
严格的说，自然选择和人文选择是不容易划分的。一则文化选择要发生效用，势必经过生殖与死亡的两大关口，而这两个关口都是生物学的，都属于自然的范围。再则一部分的人文选择的势力一半也是自然的，例如战争，人类以外的动物也有战争的现象，而许多的心理学家承认斗争是人类的天性中的一种行为倾向，甚至于认为它是一种本能，不过自从文明日进以后，因为种种文化势力的推波助澜，更见得变本加厉罢了。我们在上文关于自然选择的两章里，事实上也不得不随时关照到种种社会与文化的势力，不但关照，并且还按了次序加以开列，特别是在关于生殖的一章里。
人文选择的势力既不一而足，我们势不能逐一加以分析，姑就战争与宗教两大势力，分别在本章与下一章里作比较详细的讨论，随后又有三章，或论种族，或论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多少也就人文选择的立场说话。
战争的行为总不免改变一个民族人口的成分。从优生的立场看，这种改变是利害得失参半，而总结账也许是盈，也许是亏，那就要看情形说话了 〔205〕 。这种改变的发生不出三个时期：
一、准备的时期。
二、作战的时期。
三、战后调整的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里很关紧要的一点是近代国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常备军。常备军的设置不免把大量的正在生殖时期里的壮丁从一般人口里隔离出来，以至于不能及时结婚生育；如果兵役的时期特别长，而加入的分子是由比较严格的选择而来，即真正是一些壮健有为的分子，则其影响显然是有害的。如果兵役的时期不长，即经过短期的严格训练以后可以暂时退伍，非国家有事不再入伍，则影响自然较好，并且有人说，恐怕比四年的大学教育还要好些，至少没有四年大学教育的那般坏，因为，兵役可以增进健康，养成能克苦、爱勤劳、有纪律的生活，因而于退伍以后，比较容易找到配偶，也比较容易成家立业，而做一个良善的父亲。 〔206〕 在有的少数的军队里，这些也许是事实，但就别的与一般的军队而言，士兵的健康与习惯往往是所得不偿所失。
在军官的阶级里，此种反优生的影响当然更见得显著，一则因为从军对他们大都是终身的职业，再则他们都是军官大学出身的人，在智能上大都要高人一等。在欧美各国，又往往因为习惯和不得不维持相当高的社会标准的关系，他们不是不结婚，就是结婚得很迟，而对于子女的数量，也是限制得很厉害。目前主持军政的人似乎还见不及此，对于他们的婚姻生育不但不能加以鼓励，并且还变本加厉的予以限制，例如，一九三二年六月，美国当时的海军部长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下过一个令，教海军大学的学生，至少要于毕业满两年以后，才许结婚。 〔207〕
常备军的维持和花柳病的传播也有很大的关系；据我们所知，这已经是维持常备军的国家的一个通病，其间很难找到几个例外。军人于服役期内，虽不能结婚，势不能不有不规则的性生活，这就是花柳病的来源了，而此种疾病的发生势不能限于军队本身而止，终必散布到一般的人口之中，而引起不育与高度的婴儿死亡率一类的很严重的影响。我们固然承认，常备军的所在地未必就是花柳病传播的中心，而就美国军队而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以后，花柳病的流行已经减少了很多，但即在今日，问题还是相当的严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美一类国家的常备军是不大的，并且大都由于应募的志愿兵所组织而成，其中总有一部分是流浪性比较发达、情绪比较不稳称、而不适宜于寻常生计的人，换言之，即优生的价值也许在水平以下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常备军说不定可以有几分正面的选择的效力，就是把这一类不适宜于文明生活的分子整批的加以淘汰。 〔208〕 所以在当时的主要的优生损失是限于军官阶级的一方面，而不在一般的士兵一方面。
不过在强迫兵役制之下，情形就不同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现在，在这种兵制下得来的军队不再代表着人口中一部分直线的血系，而代表着种种血系的一个横断面，并且是一个在均数以上的横断面，因为凡属身心品性有所残缺而不适宜于军队生活的分子全都在被摈之列。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兵役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反优生的制度，而亟应设法加以限制或纠正的。
兵可以千年不用，而不可一日不备，而常备军的设置，特别是在强迫兵役制度之下，又有这种种有乖民族健康的影响。欲求一个两全之道是不容易的。我们姑且提出下列的四五点来，以供关心国防的国家当局参考。
（甲）如果一个常备军是由征募而来的士兵组织而成，而一经入伍，又须长期服役，那最好是不要收录年岁太青的分子。太老当然也不行。那就得加以折中；我们要的是壮丁，但我们所要的壮的程度应当有一个限制，即以不妨碍军事的效率为度。如果一个满三十六岁的壮丁还没有结婚，前途大概就不会结婚，而他的优生的价值，大概也不会太高。不过就体格与一般能力而论，他还不失为一个壮丁，教这样一个人加入兵役，民族纵有几分损失，那损失也不至于太大。但如果应募的是一个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情形就不可同日语了。
（乙）除非士兵都是才质樗劣的分子，军队之中无论如何不应当鼓励独身的政策。要避免这一点，最好的是要缩短在伍的期限。如能更进一步，鼓励士兵结婚，与以成家立业的种种方便，自然更好，即使在士兵方面做不到这一层，至少为下级军官要做到这一层。
（丙）就军官方面说，除了这些方便之外，应更规定一种子女津贴的办法，多生一个子女，应多领一份保养子女的补助金。这种力量虽未必太大，至少可以说军官阶级的出生率不再降低，甚至可以稍稍提高；就目前美国的海陆军界而论，这种出生率是很低的，其它文明国家的情形怕也是大致相仿。
（丁）如果国家必须建置一个很大的军队，那与其征募，倒还不如普遍的实行强迫兵役的制度，因为如果真正普遍实行，而标准又不过于严格，则后者的反选择的影响毕竟比较的小。在大学的青年应当就在大学过程里接受军事训练，而不应另有训练的时期，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就这样实行过。大学生的应否接受军事训练，也要看国家实行的是不是普遍的强迫兵役制，设或不是，大学校里自没有设置这一科的必要。 〔209〕
（戊）国家在危急存亡之秋，当然每一个公民有应召出力的义务，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各人的才具是不同的，所出的力应当是每一个人所能出而出得最有效率的一种力量。因此，如果把有过专门训练的科学与技术人才往战线上送，是判断上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就铸成过这样一个大错， 〔210〕 而其它国家多少也有同样的情形。近代战争与古代的不同，后方的重要并不亚于前方，所以这种专门的人才应当用在后方，而不应当开赴前方，作为冲锋陷阵之用。
二、第二是作战的时期。上文说过，战争不止是一种人文选择的势力，也是一种自然选择的势力，所以我们必须从死亡、婚姻、与生育三方面来加以分析，换言之，必须从轩轾的死亡率、婚姻率、与出生率三方面加以观察；同时，战争也是一种群内以及群际的竞争 〔211〕 ，而群际与群内的竞争也自有其选择的影响，所以这些方面也应当充分的顾到，否则战争的选择的意义还是不容易完全明了。
（甲）关于群际或群与群之间的死亡选择，我们必须先就两个民族的相对的品质加以比量，我们要问两者之中，究属那一个对于人类的演进已经有过而前途可以有更大的贡献，其有更大的贡献的一个自然是更有保全与维持的价值。
种族是有差等的，而由各种不同的种族成分所造成的民族也是有差等的。这种差等的现象可以从好几个方面观察出来。（一）彼此在比较隔离的状态之下，即同样的不受外来影响的状态之下，两个种族或民族的文化造诣是不齐的。（二）在同一个社会里，在同一个竞争场合之内，双方的造诣也有不齐，因而在地位上不免分一个高下。（三）一个种族或民族对于人类的文化多少总有一些自出心裁的贡献，但有的多，有的少，其间也很不一致，贡献多的总比少的要高出一等。（四）人类的品性虽大致相同，但种族与民族之间，总有后天环境所不能解释的许多程度上的差别，而此种差别大都可以用统计方法研究出来，事实上这种统计的结果目前已经不少。在一个富有感伤主义而主张极端的环境论与平等论的人看来，这一类的观察是绝对要不得的。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种族之间或民族之间，在各种品性上，尽管只有程度上的不齐，即彼此变异性的范围多少总有好几分的掩叠，而彼此均数的不同，却终究是很实在的。如果我们不接受演化的理论则已，否则这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因为人类的来源尽管是一个，而一经移徙分化，一经不同的环境加以选择与淘汰以后，即一经成为许多不同的种族，以至再从种族混合而为民族，其间程度上的差异与均数上的分别是必然的一种结果。
两个敌对的军队，在品质上孰高孰下，有时候是不容易比较而加以判断的。当初埃及人和尼罗河上流的部落作战，这种高下自然是很容易划分。不过到了近代的普法之战，日俄之战，南非洲英荷之战，美国的南北战争，两军品质的优劣，特别是在精质上的优劣，我们所知有限，就很难下一个断语了。
从整个人类的立场看，战争的优生影响究有多大，一则要看双方品质究属高低不同到什么程度，再则要看双方对比以及对双方原有人口的比例上的损失究有多大。根据这一类的看法，可知历史上的战争大抵不出以下的三四类。第一类是，一方面的军队是组织完整、纪律严明、武器锐利，而一方面只是一个好勇狠斗的部落所派遣的队伍，结果是后者被前者完全消灭了。一八九八年英国军队，在吉青纳将军（General Kitchener）指挥之下把非洲中部苏丹（Sudan）区的黑人悉数扫灭，便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类的例子里，大抵战胜的军队，在精质上要比战败的军队为强，但也有相等的，甚至于战败的军队实际上比较胜的还要优秀一些。
第二类战争的结果是，战败的一方不是靡有孑遗，而只是作战的丁男见杀。剩下的妇孺大抵被战胜者劫掠而去，成为战胜者的民族的一部分，并且终于在血系上发生混合。结果是在战胜民族或部落的精质上引起一番变化，增加不少的变异性，这种变化有时候是好的，也有时候是坏的。
第三类战争的结果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在社会与生物学上并不混合，而前者只把后者用作一种经济侵略的工具或对象，如果被征服者，在被压迫的状态之下，能维持充分高的出生率，甚至于逐渐高出征服者的出生率，则若干世代以后，不难复兴起来。否则，到若干世代以后，也可以到一个靡有孑遗的地步，和战败后当场被战胜者完全歼灭实际上没有分别。
不过地位大致相等的国家发生战争时，胜负的决定大抵由于单个民族的品质者少，而由于合纵连衡的关系者多。交战的一国，如果与国或同盟国多而且强，则操胜算的机会就比较的大。这一类同盟的缔结和民族品质的良好往往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一则弱小的民族自然有一种联合的倾向来应付一个强大的民族；再则主要作战国的一方如果有胜利的希望，或此种希望越来越大，一部分本来中立的次要的国家就会中途和它发生联系；三则军事同盟或政治同盟的缔结，事齐事楚，往往也是一件碰巧的事，就是，要看当时在朝与掌权的是许多批领袖中的那一批。在近代国家，这种领袖的代谢往往是很快的，例如，在美国，一个喜欢战争的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一个尊尚理想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先后掌权，中间只差得四年。在俄国，罗曼诺夫皇朝和列宁的苏维埃政府只差得八个月，法国内阁的朝夕更迭，更可以不必说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有同盟关系的发生，几年以至于几个月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分别。
近代欧洲各国的战争，特别是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一次，所参与的国家或民族在品质上都不能不说是很高的。而战衅一开以后，谁也不肯示弱，谁都主张战斗到底，所以双方的死亡率都是很高，从优生的立场看，其为人类亘古以来未有的大损失，自是不言而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据最低而最仔细的统计，凡经动员而死亡的官兵大约有一千一百万人（其中八百万人死于创伤，三百万人死于疾病） 〔212〕 ，而其它也比较切实的估计则认为至少还要加上二百万人，即一千三百万人。 〔213〕
至于每一个作战国的内部发生了些什么选择的影响，我们必须把参战的将士与不参战的民众，就年龄与性别，先作一番比较。换言之，我们要看作战的军队是怎样产生的。
如果军队是一种职业性的军队，并且和其它的职业一样，所有的士兵也领取工饷，则也许除了体格一端而外，其品质大概不会比一般人口的水平为高，并且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说不定比一般的水平要低劣许多。 〔214〕 这在上文已经讨论到过。
如果是由普遍的兵役组成，则军队的品质，在体格方面显然的要比人口的均数为高，而在其它方面，或许也要略微高些，因为在征集的时候，体格上有缺陷的分子是绝对的不合格的，而心理上有缺陷的分子，大抵也摈而不录，不过严格的程度要次于体格的检查罢了。
如果一个军队是由志愿兵组成，这样一个军队的品质高下大部分要看他们所参加的战争究竟有什么目的，究竟是一个寻常侵略性的战争，还是一个有道德意义的战争。如果是后一种，则自动参加的人中间一定有不少富有理想与富有道义感的分子，而这种分子的牺牲当然是特别的可惜。 〔215〕 不过春秋无“义战”，后世真正的“义战”恐怕也不多，为国的人往往会运用外交的手腕、宣传的技术、以及其它激动群众情绪的方法，使一个侵略的战争，一个好大喜功的战争，表现为一个十字军东征似的道义的战争；其实十字军本身又何尝不别有作用呢。许多历史家认为一八九八年美国向西班牙所宣告的战争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越是一个有政治作用的战争，便越有人要把它说得天花乱坠，也就越有人要上当，而民族的损失就越大；君子可欺以真方，难罔以非其道，而上当的人中间总有一部分是这种君子。
但志愿军中间也有大部分是一些侥幸的分子，流浪的分子，在乡土社会里既无个人的地位，更无家族的系恋，从军以后，如果一时不死，反而可以图一个温饱，立一些功名，以至于发一些横财，作一些威福。这种分子的品质大抵不会很高，大抵要在民族的一般水平之下，所以即使在疆场上遭受牺牲，民族决不会吃亏，甚至于还要占些便宜，因为此种分子一少，国内日常的合作生产的太平生活可以更进一步的容易维持。十九世纪末年南非洲战争中英国所派遣的远征军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近代欧洲诸国的国际战争对于各民族的元气的斫丧，无疑的是再大没有的，因为这种战争所用的军队全都由年富力强的壮丁组织而成。留在后方的大都是根本上不适宜于上阵的人，而至于让他们生男育女，传宗接代，一般人倒又未必认为不适宜，这显然是一个矛盾了。
在一国军队的内部，选择的力量也始终不断的活动。作战期间的死亡对于各色品质的士兵并不是平匀分配的，甚至于不是玉石不分的，而是玉碎多于瓦全。大抵越勇敢越容易遭遇死亡；冒失的与迟钝的也有同样的情形。后面两种分子的死亡对于民族的损失不能算大，但第一种总是十分可惜的。近代战争中，自从大炮、地雷、炸弹、毒气一类的武器越用越多以后，我们也承认，就军队内部而言，玉石不分的趋势，已越来越大，即选择的影响已越来越小。
在近代的战争里，大抵官长阵亡的数目相对的要比士兵为大，所谓相对，其相对的当然一方面是官长的总数，一方面是士兵的总数。这种较大的官长的损失当然是最可惜的，因为这些分子都有好几分领袖的才具，一个民族在战后要重新建设，就要感觉到这种人才的不敷分配，其为不合于优生的原理，自不言而喻。官兵相对的损失究有多大，每次战争与每次战争中各国军队的经验当然很不一样，真正周密的数字恐怕也不容易得到，姑举普法战争中普鲁士一国的损失为例：
各级官兵 千人中死亡数
将官 46
参谋官员 105
阵地官员 88
下级兵官及士兵 45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战争方式及其它情形的变动，在一部分的军队里，官长的死亡率已较前略有减少。德国四一〇〇〇〇个各级官员中，阵亡的占百分一三·八，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个下级军官和士兵中，阵亡的占百分之一三·〇， 〔216〕 其间相对的差别已稍稍末减。亨特（Harrison Hunt）研究美国官兵的伤亡，也发见类似的情形。这大概是由于战争技术上的一些变动，使官员阶级，在作战的时候，以沉着应付为原则，而不再以勇于争先、慷慨赴死见长。英国在作战的最初几个月里，官员中这种分子特别多，所以牺牲特别大，但后来也进步了。大抵一个战争进入持久的境界以后，各交战国的军队知道一时的勇气不足以取胜，便渐渐的转进到镇定与沉着的地步，于是这一类英勇而事实上无裨大局的牺牲便会相对的减少。不过，据亨氏的研究，在这次战争里，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死亡得特别多，其比率要在同年龄的一般男性人口之上；大学毕业生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分子，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其为损失，已经是够严重的了。
近代战争是玉石不分的，即使稍有分别的话，其所分的程度亦极有限，上文的讨论已经可以说一个明白。但这是只就一个军队的内部而言。如果就一国的军队与同国的一般的人口而言，那玉石之分的程度就相当的清楚，换言之，在军队中的石块比起一般男性人口来，还是一些比较良好的石块，他们的损失还是可伤的；而真正的顽石则留在后方，照样的吃、喝、享受、生殖，往往与平时没有分别。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所强迫募集的士兵中，二八七〇〇〇个是身心有些缺陷的，其中因缺陷的程度较深而终于被摈的占到百分之八三，而保留的只百分之一七，而这百分之一七的士兵又并没有都上前线，他们的缺陷反而保障了他们在阵线后面做一些比较不关紧要的军事工作。就各种缺陷的类别言之，当时摈落与勉强入伍的比例如下：
疯狂 每摈落141人，入伍1人
羊痫 每摈落118人，入伍1人
聋 每摈落103人，入伍1人
低能 每摈落56人，入伍1人
结核 每摈落55人，入伍1人
癌与瘤 每摈落2人，入伍1人
这是很显然的一个选择的局面。被摈的人当然是留在后方，而入伍的要上前线，在后方的，生存与生殖的机会较多，而在前线的，则死亡与不传种的机会较大；这不就等于教美国的人口，在下一世代以至于许多后来的世代里，在疯狂、羊痫、结核等等的缺陷上，更变本加厉的增加它们的相对的分量么？反过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美国官兵共死亡一一八二七九人，这些人的死亡又等于教美国人口，在未来的世代里，在种种健全的身心品性上，更变本加厉的减少它们的相对的分量。 〔217〕 这一笔有出无入的亏本的账单是再清楚没有的。
上文的一番理论也适用于因战时疫疠的流行而发生的死亡。战时的疫病死亡率特别高。在以往的大多数的战争里，死于疾病的人总要比死于战场炮火之下的为多。在军队内部，或不作战的民众内部，此种选择当然有它的正面的选择的效用，即抵抗力弱一些的分子，与卫生知识比较缺乏的分子，总比较的容易遭受淘汰，不过有组织的共同生活与公共卫生日趋发达以后，此种正面选择的力量也不免日趋减少罢了。至于军队与一般民众之间的比较，则因为作战时生活的不规则，卫生的无法讲求，以及士兵麇集在一处，传染病特别容易流播等等关系，所引起的更高的死亡率显然是反选择的。军队的品质如果在一般民众之上，而高度的炮火死亡率既为反选择的，则高度的疾病死亡率当然也是反选择的。
作战的国家所选出的军队究属占全国人口的多大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品质平均，不是高于其它的人口，便是低于其它的人口，则影响所及，当然也富有优生的意义。如果所派遣的军队在品质上恰好可以代表一般的人口，即与其余的人口不相上下，则无论派遣的数量的大小，这种意义就不存在，因为在战场所毁灭的一部分，迟早可因生殖而补足，而此种数量上的补足也就等于品质上的补足。但这种不相上下的局面大概是不可能的，在事实上军队的品质比起其它的人口来，不是高些，便是低些，而如果两国军队的品质是同样的壮健则派遣的数量就有很大的关系了；一个把所有壮健的分子都选上战场的国家，比较只选出二分之一以至于十分之一的敌国来，无论最后的胜负谁属，所吃的生物学上的亏，或所受的元气上的斫丧，要大得多。
至于后方，战时的情形与平时当然也大不相同。生活的一天比一天艰苦，医药卫生材料的一天比一天缺乏，显然的是和死亡选择最有关系的两大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塞尔维亚国境内所发生的瘟热症（typhus，由于虱子的媒介而发生的一种伤寒，一称斑疹伤寒）的大疫是最好的一个例子。稍后，流行性感冒的广泛传染，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疫，一般人也公认为和战争有渊源的关系。
不过近代的战争也是比较的能兼顾到后方生活的整饬的，特别是在妇孺的保健一方面；所以一面虽不免于这一类疫疠的发生，一面对流浪儿童的收养、产妇的扶助、以及一般的妇婴的福利，往往能加意的努力，所以摧杀败坏的虽多，保全存活的也复不少。在以前，情形就大不相同，德国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全国的人口，泰半因疫疠的关系，较战前减少二分之一以至于三分之二。这种惨痛的光景以后是大概不会再有的了，除非人心不能悔祸，前途再造成一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大的浩劫，把近代文明所有的基础全给毁灭了。 〔218〕
（乙）至于作战时期内交战国的性的选择，在近代的战争里我们并不能发见很大的变动，换言之，和平时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结婚的人要比较少，当然是不免的，但那大部分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不过在古代，战争所引起的变动就比较的大，因为被侵略的国家的女子往往被侵略者所占有或遭受一时的蹂躏，例如犹太的经典上就屡次提到过，敌人的男子都被屠杀了，而女子则成为战胜者的战利品。
至于一国的内部，当战争初起的时候，总有一部分草草缔结的婚姻。在有的地方，在训练军队的地区，或久经军队驻扎的所在，不免发生许多不正规的结合，因而提高法律上所称非婚生的出生率。无论正规的与否，这一类的结合大都失诸潦草，其选择的周密程度总要比平时为差，这当然也是一种弊病。至于比较长期的战争使大部分的壮年男女，不能不勉力维持一种怨旷的生活，一直到战事终了，才能议婚，其为一种更大的损失是不待烦言的。
（丙）至于生育一方面的选择，最显然的是出生率的突然降落，其所以降落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于役在外的人，都是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正当生殖年龄的男子。而近代战争中，一部分密迩前方的工作，例如医事与看护之类，又大率由多量的青年独身女子负责，当然也发生不少的影响。于役的男子，或殁于疆场，或比较老大始克归来，其对于生殖的损失是一种永久的损失，无法弥补的，而因其为人口中水平以上的分子，其为损失又不仅仅限于数量一方面而已。
我们讨论到战争对于人口所发生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于实际与有形的损失以外，势不能不估量到这一类潜在而无形的损失。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直接因炮火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以及间接因不能结婚、不能生育而损失的人数，如果合并了看，便不止一千三百万，而是三千万。而这三千万之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壮健的、最有才力的，在太平的时候，最能够把精力用在事业的创建一方面的人。所以有人说，人类自有史以来，在品质方面的损失虽所在而有，要以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短短的四年之间的一次最为浩大，最为万劫不复。
三、到战争结束以后，还有一大部分的亏累的账须待清算，有的过了几十百年还清算不了。
（甲）战争直接所引起的死亡率是减低了，但因疾病、穷困一类的原因而发生的高度的死亡率，至少总要维持好几年。在一个战败的国家，国土受了削减，或更须缴付大量的赔款，不能不用搜刮与朘削的方法而取偿于人民，则穷困的程度势必变本加厉，而疾病死亡的比率更不免继长增高。同时，退回来的军队往往把种种传染病挟带回来，也未始不是死亡率加高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在以往的经验里，花柳病的传播，以至于成为疫疠，便是数见不鲜的很大的一项。
（乙）性的选择或婚姻选择，到此似比较的不成问题。一般的结婚率是突然的加高了；但这种结婚率的选择的意义还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战后男子是减少了许多，并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优良壮健的男子，结果是总有一部分年龄相仿，特别是品质相等的女子找不到对手，因而不得不放弃婚姻与室家的生活。婚姻对于女子的选择，在平时便已比对于男子为严厉，已见上文，到此，因为供求的关系，自不免更见得苟细。换言之，在婚姻的市场上，男子是供不应求，价格高涨，无论品质如何低劣，也不怕没有买主，而女子则供过于求，不免遭受折算。从理论上说，因为女多于男的关系，男子择妻比平时更有比较与精选的余地，而此种精选的结果可以抵补男子品质因战争的淘汰而发生的衰落。 〔219〕 但事实是否如此，尚有待于细密的研究，目前尚无法作肯定的答复。
据史家的记载，在三十年战争以后，欧洲就曾一度深刻感觉到男子的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交战国也经验到同样的情形，而此种痛苦的经验到了最近才慢慢的过去，因为当初应结婚而未能结婚的女子到此已归于衰老，而不再发生配偶的问题。 〔220〕 不过近代最显著的一例还不在此，而在南美巴拉圭一国和巴西、乌拉圭、与阿根廷三国的五年血战（一八六四—一八六九）。巴拉圭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全国的人口是一三三七四三七。五年战争的过程里，很早就把成年的壮丁消耗完了，到了后来，竟有整个的队伍是用十六岁以至于十六岁以下的儿童编成的。到战事结束，全国人口只剩得二二一〇七九人（其中男子二八七四六，女子一〇六二五四，儿童八六〇七九）。到十年前为止，巴拉圭的全部人口怕还没有恢复到五年血战前的一半。有一位作家说：“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土以内，在短短的五年之中，所发生的民族的浩劫，自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以还，是没有可以伦比的例子的”。不过中欧的马其顿也许是差可比拟的一例。据乔登（David Starr Jordan）一九一三年的观察，当时在许多整个的村落里连一个丁男都看不见，留存的只是一些妇孺。 〔221〕 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在一部分的南方也有相类的情形，特别是在佛吉尼亚和北加罗莱那两州，据当时的估计，成年而终于死于战争，未能生殖的男子要占到百分之四十。其在北方，浮蒙忒州，康奈的克州，麻塞区塞州，所受的损失，在比例上怕也所差无几。这种壮丁的壮健的程度既不在其它民族的壮丁之下，则其自身的死亡，以及因不能生殖而引起的后来世代的损失，决不是少些数字所能代表，其对于未来美国民族所发生的可能的影响，一般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想象力虽大，也还似乎不能穷其底蕴。
（丙）其次又说到生育的选择。这又和战后的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战后经济生活上主要影响之一是很大一部分人口的谋生能力的降低，特别是受过伤而退伍的人，在医学落后的国家，这影响自不免更见得深刻。同时，战争的赋税也势必加重，在币价跌落的国家，人民的纳税的义务尤不免加重到一个担当不起的程度，例如一九一九年以后欧洲的许多国家。美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出账，据财政部一九二八年度报告中的估计，是三五，一一九，六二二，一四四金元。这还是一些有账可稽的损失，其无账可稽的，例如大量公民，因参战的关系，在收入上所受的损失，以及因残废的关系，根本不能再谋生计而所受的损失，那数目之大，便更不容易估计了。这些，再加上战后伤兵的赡恤费，以及一般退伍士兵的奖励金或酬养金，不多要由战后的平民负担么？后一种的奖励金或酬养金本来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退伍的士兵在战争中并未受伤，在战后依然可以自谋生计，但他们偏要团结起来，利用着政治的力量，假借着爱国的名义，自居着参战的成功，来榨取国库，为的是使他们自己的一辈子，以及他们子女的一辈子，可以不劳而获或比较优游自在的生活。但他们既有政治的力量，可以左右立法，因而有此类陋规的制定，我们也只好听之了。 〔222〕 不过，生育之事是和经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人民所纳的赋税愈重，则其于生育的任务，愈不免视为畏途，裹足不进；而纳税比较多的分子往往是能力比较高的分子。所以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所引起的经济的困难，就其穷年累月的种族影响而论，也许并不在战场上的人命的伤亡之下；一样是亏累一笔血本，后者的亏累是干脆的，多则十年八年，少则三年五年，可以了事，而前者则拖泥带水，可以延长到三五十年以上。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美国政府至今（一九三三）还在支付伤兵的养老金，甚至于墨美战争以至于一世纪以前的其它战事的血本至今还有没有完全付清的咧。
总结上文，我们知道自然选择是多方面的，而每一方面必须加以衡量，然后再综合起来，作一个全局的得失的观察。不过分别衡量既难，综合观察更非容易。即就战争一端而论，我们所知的还嫌不够，所待于搜讨研究者尚多，一般的战争现象究属是优生的或反优生的，或某一次战争是优生的或反优生的，我们目前都不能作十分肯定的断语。大抵言之，优生与反优生的结果是都有的，不过孰多孰少，则须看每一次战争的情形而定，若就近代的战争而论，反优生的影响要远较优生的为大，大概是一个定论，不容再加怀疑的。
一八七一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所作关于战争的结论，在七十年后的今日，依然有效。他说：“在每一个有大量的常备军的国家，强迫入伍或征募入伍的大都是人口中最壮健的青年。他们的归宿不外在战场上伤亡，传染到不治的恶疾，以及把丁年蹉跎过去，不能成婚。而反过来，矮小瘦弱先天不足的分子则留在后方，因而有更大的机会，可以结婚传种”。
在以往的若干世纪以内，文明人类的战争似乎不但没有减少，并且有继长增高的趋势，就战争的次数论，也许不如此，而就战争的规模与人数论，则确乎是如此，而人数的扩大特别的富有优生的意义。 〔223〕 即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号称“以战止战”的一战以后而言，战争的频数也并没有减少，平均一年中多至两次。
只就理论方面说，要改革战争，使其影响所及大体上成为优生的，并不是不可能。例如，将官都让五十以后的人来做，士兵都让低能的人去当。但在事实上，这种奇迹是不会出现的。不得已而思其次，则一种比较近乎优生理想的战争古代倒曾经有过。古代的战争里，大抵由两员大将出马，大队的士兵在后面列阵以待，在金鼓声威之下，两将开始交锋，到几十回合以后，也许一方把另一方杀了，于是便鸣金收军，至少战役的一部分便告终结。可惜这种战术早已成为过去，除了供小说家做资料外，别无用处。
我们在上文的讨论里对于战争的美德只字没有提到，例如爱国的情操的鼓励，国民责任的提高，牺牲精神的培植，合作与组织能力的养成等等。这些美德多少总有一些地位，我们并不否认，不过，在热情的鼓动之下，宣传的挟持之下，不察的民众不免随风而靡，许多在平时未必是美德的东西到此也往往可以当做美德，这也是不能不提防的。至于战争结束以后，甚至于尚在战争的过程中间，官吏的贪污、商人的投机、以及其它营私舞弊混水里摸鱼的丑行便会将次暴露出来，在当轴的人尽管多方掩饰，结果总是欲盖弥彰。我们即退一步的承认战争确乎可以提高国民的情绪，但我们也得承认，根据张弛的原则，有一度兴奋于先，终必有一度消沉于后，并且先后升降的程度相等，战胜国如此，战败国可以不消说了。而这种消沉的意绪，再加上战后经济的衰落，又往往足以增加贪黩的行为与犯罪的案件。
这些，以及战争中的惨酷的屠杀，我们也许都可以容忍，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真正合理的话。但是除了为自卫而不能不在本国土地以内抗战的少数例子而外，又有那一次的大规模的近代战争是有合理的目的的呢？佛兰克林说过，“古往今来，天下从不曾有过一次好的战争与坏的和平”。二百年来，有识之士已经不能不渐渐的公认这是含有至理的一句名言。 〔224〕
虽说战争是人类行为中先天倾向的一种，或人类的本能之一，但越是文明卓越的国家，战争的频数便越多，规模越大，组织越严密，武器越精锐，而引起战争的理由越充分，越能够自圆其说，可见人类的战争，特别是近代的战争，泰半是一个文化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生物的现象。也可见我们把战争列入人文选择的范围，是很有理由的了。我们诚能改变我们对于文明的看法，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在以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为前提，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又能在推进和平、增加幸福两方面努力研求一些实现的方案，则这一部分几乎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选择势力容有可以幸免的一日。 〔225〕 〔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