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书中每一人物，各有其个性，而又代表一种典型。寓一于多，乃成奇妙，乃见真实。所谓典型者，不分男女老少，不问职业地位，不别中西古今，综合一切人而观察之，人之性情行事，以及其所以自处、所以待人之方法，可根本区为若干类，每一类为一典型。典型犹言品质（或性格）。由实际经验，在任何多数人之团体中（例如一学校、一银行、一大家庭、一政府、一党会以及一时代、一国家或全历史中之人物），各类典型大率具备。而文学创造所得，在任何包含多数人物之一部大书（或史诗或戏剧或小说）中，此各类典型亦大率具备。惟文学书中之人物，其典型更为完美，更为真切明显，故比实际经验中之人物亦更易认识，更多趣味与价值耳。惟然，故善观人物及能了解体验人生甚深微之人，恒喜从彼书中某人（甲乙等）与我眼前某人（子丑等）相为比较，指其同，判其异，而此人（子丑等）之功过是非长短得失，亦不待辩而明矣。或有于今人有所顾忌不便评论者，则藉褒贬书中之人物以隐喻之。要在指明书中之甲与眼前之子、书中之乙与眼前之丑，为同一典型。由此互喻，则甲乙或子丑之品质性格灼然可见。此中别有会心，趣味浓深。吾意：诸多人喜读小说，尤喜读《石头记》，其真实之理由与动机，实在于此。吾平日与吾之知友谈心述事“言必称《红楼梦》”者，亦由此故（其例未便举述 ）。
且不特人与人也，人之品质与物之品质亦有相同或相当者，故亦可按其典型，互相比拟。中国阴阳家、方士、星相卜者，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分配于人之性情行事，而决定未来之吉凶祸福。西洋古希腊以至中世纪之医学，以水（湿）火（热）风（干）土（寒）四大（即四原质或四元素）两两结合，成四种液：（一）血（二）黄胆汁（三）粘液（四）青胆汁。谓每一人身中具备此四液，但其一分量独多；由是，人之脾性遂可别为（一）多血质（二）胆汁质（三）粘液质（四）神经质之四类。病则按其盈虚以为增减，用药补足各液适当之分量，而得健康之中和。凡此，其初意皆同。中国古今人物风鉴之书，亦可参证。
今专论文学。世传希腊之《伊索寓言》，以各种动植物及山石器皿等，喻各种人物之性情行事，以为劝戒。后世仿效而增衍之者。中国自庄子以下，寓言尤多。《离骚》以香草喻君子，以恶草喻小人。《诗经》尤多以物喻人，取物之品质以示人之性格，以物之变化喻人之行为。由此而后，其用愈多，其术愈巧。中国全部文学，几全充满人物之譬喻。凡此人物象征，盖皆本于“寓一于多”之理。
人之最尊贵者，为圣人。昔孟子记子贡推尊孔子之言：“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而孔子凤兮之叹，获麟之伤，亦尝以麟凤自比矣。其次，以动物显明英雄之典型，甚为适宜。故《三国》关云长曰：“吾虎女焉配犬子？”而《水浒传》人物之浑名当为九纹龙、跳涧虎、豹子头、扑天鹏、两头蛇、鼓上蚤之类。但多信手拈来，随意用之，未必皆有当也。至于《石头记》一书，主于描写女子，其所用之比喻，所取之名号，无一不巧妙适合。而以花草植物（如藕官、葵官、香菱、夏金桂以及贾蓉、贾蔷等）为最多。亦有用珠玉云霞及春秋等字为名字者，然立意必新而选字必雅（如迎春、探春、惜春等），兹不细论。总之，以花草植物显示女子之品质性格，最为适宜。而旧作评赞者，亦有“黛玉如兰，宝钗如牡丹，史湘云如海棠”等，其所拟皆甚合。
其以古今人（历史或小说）为比拟者，如旧评谓“黛玉似贾谊，宝钗似汉高祖，妙玉似阮籍”等，大体均合。宓意尚可推广之，全世界历史文学中之人物，以及中国近百年中之人物，均可取为比拟。例如（1）贾宝玉可比日本紫式部女士所撰小说《源氏物语》中之光源亲王，（2）王熙凤可比歌德《浮士德》诗剧中之魔鬼，（3）林语堂君可比贾探春，是也。
以上略说人物典型与一多象征之理。窃以世人爱读《石头记》之真实理由，实在于是。而宓之所以屡事评论大观园中人物，不惮琐屑烦劳者，亦犹王船山之作《读〈通鉴〉论》，亦犹林黛玉之“悲题五美吟”，亦如王荆公诗“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又“商鞅能令政必行”，又“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又“秦晋纷纷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亦如张文襄公诗“调停头白范纯仁”，云云。以及其他万千之例。皆所以抒一己之忠愤，论千古之得失，明道德之义旨，指人生之正途。其法在藉古以论今，托人以自表，借彼以喻此。吾素主为学当文哲史并治，古今中西兼通而一贯，须成为渊雅之士，尤须先勉为笃行知耻，不颓惰、不苟且之人。按文哲史之学，首贵博通，毋取专家。《石头记》为文学人生集大成之书，尤须以各人真情常识读之验之。彼旧式专家（如谓书中某事后系按某事是金可克木木能生火）及新式专家（如《东方杂志》某君以历法考定此书年代）皆同一离题甚远，无有是处。红学久为世诟病，俗人以“红学”为承平时代有闲阶级士大夫玩物丧志之行。故近年有称宓为红学家或红楼梦专家者，宓恐兹误解，殊未敢受，宓甲申年四月有诗曰：“千端犹世凭谁诉，遥指红楼说梦人。”即有感于此事也。
附按：（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武汉日报》某君《红楼索隐补》谓《红楼梦》作者“描写人物，脱胎于《水浒》者，确也”云云。愚意未敢苟同。夫谓“宝钗似宋江，袭人、熙凤似吴用，黛玉、晴雯似晁盖，探春似林冲，湘云似鲁达，薛蟠似李逵”，固可。然此由此人与彼人乃属同一典型。即此人与彼人之性情行事相似或相当。但遽谓前者必由后者蜕化而出，则实无凭证。设想曹雪芹生平未尝得见《水浒传》一书，以彼之才，亦必能创作出一部《石头记》。即谓《水浒》某段某事，对曹雪芹撰作《石头记》某段某事之时，有提示之功用：斯亦可能之事，然而非即必然之事，固未可以断定者。
又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武汉日报》周文标君作《〈红楼梦〉的地点问题》一文，列举“书中三个内证”以证宁府、荣府、大观园之所在地为北京（今称北平），殊见细心，有功考据。夫《石头记》一书所指绘之地点必为北京，本有其内在之理由，不烦详证。然得此三证，更见确凿。吾人不废考据。然若专治考据而不为义理词章，即只务寻求并确定某一琐屑之事实，而不论全部之思想及中涵之义理，又不能表现与创作，则未免小大轻重颠倒，而堕于一偏无用及鄙琐。此今日欧美大学中研究文学应考博士之制度办法之通病，吾国近年学术界亦偏于此。吾人对于精确谨严之考证工作，固极敬佩。然尤望国中人士治中国文哲史学者，能博通渊雅，综合一贯，立其大者，而底于至善。夫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应合一而不可分离，此在中西新旧之文哲史学皆然。吾人研究《红楼梦》，与吾人对一切学问之态度，固完全相同也。
（初刊于1945年4月1日《成都周刊》第四期，《武汉日报》于1947年1月6日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