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者吴宓，字雨僧，现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吴先生曾任《学衡》杂志（月刊）总编辑十一年，又为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六年。著有《吴宓诗集》，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红楼梦》一书，我国上流士女，在旅行中或家居时，可说是无人不爱读。此篇由中西比较文学之观点，评定《红楼梦》一书之文学价值，并阐发该书之优点，读者自必感觉兴趣。书中的事迹与理想，经作者详为分析，且多用图表，帮助读者不少；篇中小说与艺术理论的指示，抵得一部文艺论，其功更不限于文艺批评而已。关于《红楼梦》，尚有吴宓先生的短篇杂稿，以及吴先生的朋友学生所作文字多篇，均有价值，容当逐渐在本志刊登云。
编者识
（弁言） 按《红楼梦》一书，正名应称《石头记》。宓关于此书，曾作文二篇：
（一）曰《红楼梦新谈》。系民国八年（1919）春，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演说。其稿后登上海《民心周报》第一卷十七、十八期。
当宓作此演说时，初识陈寅恪先生（时在哈佛同学）才旬日。宓演说后，承寅恪即晚作《红楼梦新谈题辞》一诗见赠，云：“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原注：虞初号黄车使者）。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此诗第四句，盖勖宓成为小说家，宓亦早有撰作小说之志，今恐无成，有负知友期望多矣！
该篇内容，大致以（1）贾宝玉，（2）林黛玉，（3）王熙凤，（4）贾惜春四人，代表内外四层：
（1）个人之性情行事——贾宝玉为全书之主角，一切描写之中心。以贾宝玉与中西诸多人物（如卢梭等）比较，而判定其性格。
（2）人与人之关系——就爱情一事写之：（甲）宝与黛，真情而失败；（乙）钗对宝，诈术乃成功。
（3）团体社会中政治之得失——贾母王道；熙凤霸道（才略可取，贪私致祸）。
（4）千古世运之升降——文明进步，而人之幸福不增，遂恒有出世（宗教）及归真返朴之思想（Primitivism）。《红楼梦曲》中《虚花悟》所言者是也。
（二）曰《石头记评赞》（A Praise of THE DREAM OF THE REDCHAMBER）。民国二十八年（1939）一月初，在昆明所作。未能详为阐发，仅叙列大纲。该稿系英文。今撮译其要点，成为此篇。
（壹）《石头记》之小说技术至为完美。故为中国说部中登峰造极之作。
一、试以西洋小说法程规律，按之《石头记》，莫不暗合。例如全局之顶点（或转变）Climax应在全书四分之三之处。《石头记》之顶点即在九十七回（黛玉焚稿，宝钗出闺），约为四分之三。而《石头记》又兼具中国小说法程规律之长。
二、若以结构或布局Plot判定小说之等第优劣，则《石头记》之布局可云至善。析言之：（1）以贾府之盛衰，为三角式情史之成败离合之背景，外圈内心，互同演变。（2）如一串同 心圆，以外，有大观园诸姊妹丫头，此外更有贾府，此外更有全中国全世界。但外圈之大背景，只偶然吐露提及，并不详叙（如由贾政任外官，而写地方吏胥之舞弊；又如写昔日荣、宁二公汗马从征，及西洋美人等等），愈近中心则愈详，愈远中心则愈略。（3）依主要情史之演变，而全书所与读者之印象及感情，其atmosphere或mood，亦随之转移，似有由春而夏而秋而冬之情景。但因书中历叙七八年之事，年复一年，季节不得不回环重复，然统观之，全书前半多写春夏之事，后半多写秋冬之事。
（贰）《石头记》之价值，可以其能感动（或吸引）大多数读者证明之，所谓universal appeal是也。异时异世，中国男女老少之人，其爱读《石头记》者，仍必不减；若全书译成西文，西人之爱读《石头记》者亦必与日俱增，可断言也。
附按：（1）《石头记》最早之英文译本，为英国驻宁波领事H.Bencraft Joly所译，1872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二巨册。其书系逐字逐句直译，毫无遗漏，但仅至五十二回而止。（2）近有王际真君之节译本，名Hung－Lou－Meng：o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王君，山东济南人，清华1923级毕业，留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文讲师及图书馆事多年，今仍寓居美国。王君生于1929年，编成一书（英文），综叙《石头记》全书之故事，并译其第一回，且加批评及考据，此书可为介绍《石头记》与一般英美读者之用，毋殊导言。王君原拟英译全书，其后于1934年所出版者（伦敦George Routledge书店发行，卷首有已故Arthur Waley氏之序）。仍非全璧，仅有十余回系直译全译，其余则撮叙事实，删去小节，使前后连贯，俾读者得知大略而已。（3）林语堂君尝欲译《石头记》为英文，旋撰《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而止。（4）《石头记》之德文译本，名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德人Franz Kuhn氏所译，Leipzig城Insel书店出版。此书宓未得见。（5）法文仅有徐仲年君节译《石头记》数段，见所译编之Anthologie de la Literature Chinese书中二九三至三零二页，1933年巴黎Delagrave书店出版。
以《石头记》为研究材料，而作成论文（法文）在法国（巴黎或里昂大学）得博士（或硕士）学位者：（1）李辰冬君。其书名tude sur le Songe du Pavillon Rouge（《红楼梦研究》），1934年巴黎大学博士论文，凡一五○面，巴黎L.Rodstein书店出版。书中以《红楼梦》与西洋文学名著如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悲剧、西万提司《吉诃德先生传》、巴尔札克《人间喜剧》、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比较，议论颇精。如谓《红楼梦》能表现中国文明之精神。其结构乃如一大海，万千波浪层叠，互为起伏影响，浩莽而晃荡，使读者感觉其中变化无穷，深厚莫测。又全书是一整体，不以章回为限，割裂而成片段，故非《战争与和平》所能及。而其自然及宁静之处，则胜过巴尔札克之小说。又谓曹雪芹运用中国文字极工，不但能曲达思想感情，抑且活绘人物之动作与姿态。其所写之贾府，实为中国文化与社会之中心，故极有精彩。其书当如但丁《神曲》，为后来凡作小说者所取法云云。按李辰冬君曾译其书为汉文（白话），分章登载天津《国闻周报》（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近顷正中书局出版之李辰冬著《红楼梦研究》（重庆文化新闻第一零七期有评文，纯为隔靴搔痒之论）。似即汇合各章译文而成者也。（2）郭麟阁君。（3）吴贻泰君，皆在里昂大学所作，1935年至1936年之间出版。郭君书，为《红楼梦之研究》，撮述此书之内容，备列旧日索隐及胡适君考证之说，无甚新意。吴君书，则为《中国小说发达史》，大致依据鲁迅之《中国小说史略》，而叙述《红楼梦》书中故事竟占全书五分之二，亦无所发明。（4）卢月化女士之Les Jeunes Filles Chinoisesd’après LE RVE DANS LA CHAMBRE ROUGE（《红楼梦中所描写之中国闺秀》），1937年巴黎大学博士论文，除泛论诸闺秀之地位及教育外，又特举钗、黛、凤等为例而详叙其性情品格，文笔灵活，饶有趣味。以上诸君宓皆曾晤识，其书（法文原本）亦均读过。至若精心专力研究《石头记》而以汉文（白话）作成评论者，吾所知有顾献梁君（良）。顾君搜集《石头记》各种版本及评论考证之作咸备，已撰成王熙凤、妙玉等论文数篇，均有特见云。
（叁）《石头记》为一史诗式（非抒情诗式）之小说，描写人生全部（a complete Book of Life），包罗万象。但其主题为爱情，故《石头记》又可称为“爱情大全”（a complete Book of Love），盖其描写高下优劣各类各级之爱情，无不具备（例如，上有宝、黛之爱，下有贾琏及多姑娘等），而能以哲学理想与艺术之写实熔于一炉（可与柏拉图《筵话篇》、加斯蒂里辽《廷臣论》、斯当达尔《爱情论》等书比较）。其全体之结构，甚似欧洲中世之峨特式教堂，宏丽、整严、细密、精巧，无一小处非匠心布置，而全体则能引读者之精神上至于崇高之域，窥见人生之真象与其中无穷之奇美。
一、《石头记》描写人生之各方面，由内心以至外象，层层相关，其一则政治是也。政治以王熙凤治理贾府为代表。熙凤当权时，贾府已由王道之君主政治，降为霸道之独裁政治，道德与政治分离，滥用权力，营私敛财，对人只图逞欲，不择手段，而贾府衰亡相迫矣。《石头记》写贵族之衰亡，但无革命、共产、民治、无政府等思想，因时机尚未至也。使曹雪芹生今日，则晚近人类之政治经验，皆必写入书中矣。书中贾府情形，甚似十八世纪中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治下之法兰西。路易十五临终，有洪水将至之语，何异十三回秦可卿梦嘱王熙凤云云。而晚清之政治社会，亦有与《石头记》书中情形相似处。至于《虚花悟》曲，即西洋文学中之归真返朴主义（Primitivism），而宝玉与《忏悔录》作者卢梭尤多契合之点也。
（肆）《石头记》为中国文明最真最美而最完备之表现，其书乃真正中国之文化、生活、社会，各部各类之整全的缩影，既美且富，既真且详。盖中国当清康熙、乾隆时，确似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治下之法兰西，为欧洲及世界政治之中心，文物之冠冕，后世莫能及之盛世。今日及此后之中国，纵或盛大，然与世界接触融合，一切文化、思想、事物、习惯，已非纯粹之中国旧观，故《石头记》之历史的地位及价值，永久自在也。
（伍）《石头记》之文字，为中国文（汉文）之最美者。盖为文明国家，中心首都，贵族文雅社会之士女，日常通用之语言，纯粹、灵活、和雅、圆润，切近实事而不粗俗，传达精神而不高古。正如古希腊纪元前五世纪之谐剧（通译曰喜剧）及四世纪柏拉图语录（俗译曰对话）中之希腊文。又如但丁理想中之意大利文，而采用入《神曲》中者。又如十七世纪巴黎客厅中之谈话，及当时古典派大作者如莫里哀剧中之法文。皆历史世运所铸造，文明进步所陶成，一往而不可再得者也。而《石头记》书中用之，又能恰合每一人物之身分，而表现其人之性格，纤悉至当，与目前情事适合。《石头记》之文笔更为难及，可云具备中国各体各家文章之美于一人一书者。每一文体，如诗、词、曲、诔、八股等，均为示范，尤其余事。
一、《石头记》文章之美，艺术之精，言不胜言。但观其回目，如：
西洋小说，如《名利场》Vanity Fair（伍光建译名《浮华世界》）等之回目亦工，然无此整丽也。
（陆）《石头记》具有亚里斯多德所云之庄严性（High－seriousness），可与其人生观见之。《石头记》之主角贾宝玉，在人生社会中，涉历爱情之海，积得种种经验，由是遂获宗教之善果，即：（1）真理、（2）智慧、（3）安和、（4）幸福、（5）精神之自由等是。又可云：《石头记》乃叙述某一灵魂向上进步之历史，经过生活及爱情之海，率达灵魂完成自己之目的（可与柏拉图《筵话篇》，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新生》及《神曲》，歌德《威廉麦斯特传》比较。又可与卢梭《忏悔录》及《富兰克林自传》反比）。此《石头记》之人生观也。世界文学名著，莫不指示人生全部真理，教人于现实中求解脱，《石头记》亦然。谓《石头记》为佛教之人生观，尤嫌未尽也。
《石头记》之义理，可以一切哲学根本之“一多（One and Many）观念”解之。列简表如下：
一、太虚幻境——理想（价值）之世界。
人世：贾府，大观园——。
二、木石——理想、真实之关系（真价值，天爵）。
金玉——之关系；社会中之地位（人爵）。
三、贾（假）——，惟哲学家知之。
甄（真）——，世俗一般人所见者。
四、贾宝玉——理想之我，人皆当如是。
甄宝玉——实际（世俗）之我，人恒为如是。
附按：《石头记》作者之观点，为“如实，观其全体”；以“一多”驭万有，而融会贯通之——此即佛家所谓“华严境界”也。而《石头记》指示人生，乃由幻象以得解脱（from Illusion to Disillusion），即脱离（逃避）世间之种种虚荣及痛苦，以求得出世间之真理与至爱（Truth and Love）也。佛经所教者如此，世间伟大文学作品亦莫不如此。宓于西方小说家最爱Vanity Fair（《浮华世界》）之作者沙克雷W.M.Thackeray氏，实以此故。
（柒）《石头记》之伟大，亦可于其艺术观见之。作者盖欲（1）造成完密之幻境。盖欲（2）创作全体人生之理想的写照。盖欲（3）藉艺术家之理想的摹仿之法，而造成人类普遍性行之永久记录。此《石头记》之艺术观也。作者以此意示读者处，表列如下：
又按西洋论文学创造，尤其论著作小说者，恒谓须经过三层步骤：（1）曰经验的观察，（2）曰哲理的了解，（3）曰艺术的创造。于此，遂有三世界。
第一步，经验的观察，世俗之人皆能，在（Ⅰ）实际经验世界中行之。第二步，哲学的了解，乃由此观察，以取得宇宙人生之普遍的原理，一切事物间正常的关系，遂造成（Ⅱ）第二世界，即理想世界，此惟哲学家能之。艺术家亦必能到此世界。第三步，更借用诸多虚幻（随意造作）之事境人物，以具体之方法，表现第二世界之原理及通则。因其事境人物皆随意造作，故更能表达如意。此所创造或虚构者，乃第三世界，即（Ⅲ）艺术所创造之世界。凡艺术家（小说家），必由（Ⅰ）经过（Ⅱ）而达到（Ⅲ）。必须经历此三世界，始能作出上好之文艺作品。《石头记》作者亦然：
是故《石头记》一书中所写之人与事，皆情真理真，故谓之真，而非时真地真。若仅时真地真，只可名为实，不能谓之真；即是未脱离第一世界，不能进入第三世界。书中“甄”字（甄士隐、甄宝玉）乃代表第一世界（实），“贾”字（贾宝玉等）却是代表第三世界（真）。甄（假）贾（真）之关系如此。例如甄宝玉一类人，到处皆是，吾人恒遇见之；然其人有何价值与趣味？何足费吾笔墨（甄宝玉在书中，无资格，不获进大观园）；必如贾宝玉等，乃值得描写传世。由此推求，一切皆明了矣。
又按兹所云云，原非奇特，凡多读小说而善为体会人生者，尤其平日有志创作小说，而于一己之生活经验时时低徊涵泳者，皆其明其故而信其然也。
一、按三世界之关系，及其统一性，更可以下图表之：
二、太虚幻境中之正册副册，区分等第，评定诸女品格，论断其一生行事，此正如（i）孔子作《春秋》之书法，及谥号褒贬。尤似 （ii）但丁《神曲》中，天堂、净罪界、地狱三界各有九层，每层又分数小层，厘定上下优劣品级，以定善恶功罪之大小。先定每层之性质（或善或恶），然后再以如此如彼性质之人，一一分别插入。当时生存之人，及历史中之古人，均入之——总之，以品德判分诸男女，而等第其高下而已。此办法，喻如（1）教员先有学生名册，按照各生学号或姓名笔画多少排列者。将考试所得分数，随时记入各生名下。终乃按照成绩优劣，另行编排一过，使最优（九十七分）之甲生居首，而最劣（十四分）之癸生殿末，如是列之为榜，一见而优劣分明矣。又如（2）医生所开药方，杂取诸药而选之，以治病。但药书所论述，及药店中之屉，则按科学分类及次序，排列诸种药品，使读书者及取药者了然于心目焉。
（捌）吾信《石头记》全书一百二十回，必为一人（曹雪芹，名霑1719—1764，其生平详见胡适君之考证）之作。即有后人（高鹗或程伟元等）删改，亦必随处增删，前后俱略改。若谓曹雪芹只作前八十回（1—80），而高鹗续成后四十回（81—120）竟能天衣无缝，全体融合如此，吾不信也。欲明此说，须看本书全体之结构，及气势情韵之逐渐变化，决非截然两手所能为。若其小处舛错，及矛盾遗漏之处，则寻常小书史乘所不免，况此虚构之巨制哉。且愚意后四十回（81—120）并不劣于前八十回（1—80），但盛衰悲欢之变迁甚巨，书中情事自能使读者所感不同，即世中人实际之经验亦如此，岂必定属另一人所撰作乎？按如西国古希腊荷马之史诗，十九世纪中，一时新奇风气，竞疑为伪，或谓集多人之作而成。迨1873年特罗城（Troy）发见，考古学者证明荷马诗篇多传历史实迹，于是风气顿改，而今共信“荷马史诗”为真矣。吾不能为考证，但亦不畏考证，私信考据学者如更用力，或可发见较多之事实与材料，于以证明《石头记》全书果系曹雪芹一手作成者焉。
（玖）《石头记》之价值光辉如此，而攻诋之者恒多，不可以不辩：
（一）旧说指《石头记》为淫书，谓其使人读之败坏道德。——按一切文学作品之合于道德与否，不在其题材，而在其作法（treatment），即作者之观点。《石头记》既教人舍幻以求真（见第六节），与古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甚至与“新约”及佛经，同其宗旨。彼愚蠢之读者，偏欲效“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或恐烧杀宝玉，痛哭成疾。此岂《石头记》作者所能负责。细察《石头记》中所着重描写之爱情，乃富于理想之爱，乃浪漫或骑士式之爱（即斯当达尔《爱情论》中所主张，又即费尔丁及沙克雷等人小说中所表现之爱），而非肉欲之爱（登徒子与《金瓶梅》即是：西书若Frank Harris之自传亦是）。贾宝玉之于爱情，纯是佛心：无我，为人，忘私，共乐；处处为女子打算，毫无自私之意存。故自《石头记》出，而中国人对爱情之见解始达其最高点。于此，《石头记》可与西万提斯所作之《吉诃德先生传》Don Quixote（林纾译此书曰《魔侠传》，名甚佳）比较，如下：
《吉诃德先生传》乃最佳之骑士游侠小说，但至真至美，与前此千百此类之书不同，卓然自立。《吉诃德先生传》出，而西班牙盛行已久之千百种骑士游侠小说，竟无人读，一扫而空。
《石头记》乃最佳之才子佳人（爱情与文艺）小说，亦至真至美，与前此千百此类之书（如《平山冷燕》、《天雨花》等）不同，卓然自立。（参阅《石头记》五十四回贾母评女先儿说书一段。作者藉贾母口以自道《石头记》之胜人处。此与《吉诃德先生传》中讥评当时骑士游侠小说之诞妄且伤德处，正同。）《石头记》出，而旧日之才子佳人小说弹词，降为第二三流，有识者亦不爱读之矣。且《石头记》力求“得真”、“如实”，既不以感情为道德（所谓Sentimentalism），又不故意使善人获福，恶人受祸，以强示道德之训诲（所谓Didacticism），而居中取全，以理想纳于实际之中，造出奇美之悲剧。至于结处，如“忏宿冤凤姐托村妪”，刘姥姥之救巧姐等，每于小处存忠厚之意（但无害于真），于以见作者之仁心至意云。
（二）新派则斥《石头记》为过去时代社会之陈迹幻影，无关于今日，无裨于斯世。——如此说，则世界之文学艺术皆可毁灭不存。非然者，中国文明犹得绵续一日，即《石头记》仍必为人所爱读，且读之必有益（如前述），可知也。
新派又斥《石头记》思想陈腐，谓其不提倡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又无进步、进化、平等、自由等观念。——不知《石头记》之佳处，即在其非政治宣传之小册子，亦非某种问题小说；而为一部描写全体人生，至真且美之一部大小说。其能历久而价值光辉长存，必矣。
（拾）旧评或问曰：“《石头记》伊谁之作？曰：我之作。何以言之？曰：语语自我心中爬剔而出。”此一语，实能道出《石头记》之真价值，有如英国Sir Philip Sidney十四行诗中所云Look into thy heart and write是也。吾侪读《石头记》，有类W. Hazlitt所谓“感情激动之回忆”（impassioned recollection）。试细绎吾个人每次读《石头记》时之情景，则可历睹此三四十年中，世界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之变迁，兼可显映吾个人幼少壮老悲欢离合之遭遇焉。是故每一读者，不必能摹仿《石头记》作成一部长篇小说。但每一读者，尽可由彼自己之观感，而作成一篇《石头记》评赞，其间当各有独到之处。若宓此篇，聊以自陈所见，以资谈论，未足列于文学批评之林也。
附按：《石头记》书中情事，可与西洋文学名著比较之处尚多。如：
（1）大观园姊妹之开诗社，猜灯谜——法国十七世纪之客厅士女（Préciosité）。
（2）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法国十四世纪之蔷薇艳史（Roman de la Rose）。
（3）贾宝玉只对于女子及爱情，极见疯傻；外此之议论，则极通达，而入情合理。——吉诃德先生只渴慕游侠，追踪骑士，行实疯狂；外此之议论思想，皆极纯正，而入情合理。
今不一一论列云。
（原载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第十一期，194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