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糅合宗教与人生哲学于文艺，
画成一些简单而深刻的形相、壮阔而紧张的场面，
望之如雪山临朝日，光辉灿烂而又庄严肃穆，
令人见到人生世相的可惊喜的与可悲痛的两方面。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它的个性。决定这种个性的因素不外两种，一是现时的环境，一是过去的传统。一个民族的历史愈长久，过去传统的势力也就愈大。这势力不但在因袭上可以见出，即使后一代对于前一代起反抗或革命，激起那反抗或革命的还是过去的传统。有人比譬历史的生展如滚雪球愈滚愈大，现在一刹那包涵无数年代的过去。因此，研究任何一国文学，我们要有“史的意识”，要穷究它的根源，它的传统或“社会的遗产”。有了“史的意识”，我们才知道区区一花一果都承受着悠久年代的风雨滋润与晴光涵煦，也才知道一个文学从古至今有它的联续融贯的生命。在这篇短文里，我们想让读者对于欧洲文学有这么一点“史的意识”，意在启蒙，我们只想画一个轮廓。所以不辞粗疏。
西方文化发祥于古希腊。史前事已渺茫难稽，进了史的门槛，希腊人就已有很高的文化。这个民族在智慧上真是巨人。近代文化各门类几乎没有一门不曾由希腊人奠定了基础。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制度，没有一件他们未达到时代所可允许的峰顶。他们是南方临海的民族，与海外交通方便，激发心灵的机会多，而且南方的蓝天旭日和温和的气候宜于静想与沉思，这些地理条件也许是他们的文化成因之一。姑单就文学成因来说，他们的成就后来人似还没有超过。约莫在三千年以前，他们就有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是否为荷马所作我们姑且不管，它们的伟大是无可置疑的。论结构，它们比得任何一部近代小说；论词藻的简练而响亮，后世大诗人如但丁、弥尔顿诸人恐怕都还望尘莫及。它们不但给叙事诗、也给叙事文树立了一个庄严的典型，“西方诗的源泉”这个尊号真不是夸张的。史诗之外，希腊人的最大成就在悲剧。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他们接连产生了三个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他们糅合宗教与人生哲学于文艺，画成一些简单而深刻的形相、壮阔而紧张的场面，望之如雪山临朝日，光辉灿烂而又庄严肃穆，令人见到人生世相的可惊喜的与可悲痛的两方面。他们所表现的处处是人与命运的搏斗，人在失败中愈显出人的尊严，在狂风暴雨的气氛中时时微露观音大士的沉静的微笑。极生动的情感融化于极和谐的形式。有了这样一个完美的典型，后来的欧洲文学不由得不跟着它走。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大哲学家也替后人开了不少的门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诗学》从希腊史诗与悲剧中抽绎出一些文学的原理与规则，奠定了所谓“古典”的理想。从中世纪到现代，没有一个重要作家或批评家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受他影响。希腊文学的鼎盛时代约有七百年（从公元前十世纪荷马起到公元前三世纪忒奥克里托斯止），它的黄金时代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即三大悲剧家的时代，在政治上就是伯里克理斯时代。
到了公元前三世纪，西方文化的中心从希腊移到罗马。罗马人像中国人一样，是一个偏重实用的民族，哲学上的抽象的思想和文艺上的创造的想象都非他们所长。他们的最大的成就在制定法律，建筑公路城墙和水道，建立政治制度。他们征服了近代的法兰西和英格兰，建立了一统的帝国，全世界统于一尊的观念是罗马人传给近代欧洲的。在文艺方面，他们处处模仿希腊人，维吉尔的史诗全是摹效荷马，贺拉斯的文艺理论不过是把亚里士多德的话加以形式化与通俗化。罗马人的法律观念特别浓厚，所以在文艺上他们奠定了所谓“古典”的规律。欧洲人以为文章要有“义法”，得力于罗马人的居多。希腊文学与罗马文学被后人合称为“古典文学”，所谓“古典主义”就是指这两种文学的特殊风格，其实希腊文学与罗马文学迥不相同，也正如两汉文学与唐宋文学、唐宋文学与桐城派文学迥不相同一样。
罗马帝国时代发生了欧洲史上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耶稣教传到欧洲。经过是逐渐的，耶稣所传道的地方如耶路撒冷以及附近都是罗马统治之下的属土。他的带有共产革命的色彩的教义显然对于罗马政权是一个大威胁。所以初期耶教受尽罗马政权的压迫与摧残。可是由于教徒的势力扩张，不到四百年耶稣教便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而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本义为一统的或普遍的教会）居然与当时统一全欧洲的罗马帝国分庭抗礼。耶稣教本是希伯来文化的结晶，在精神上与希腊文化完全相反。希腊人是看重知识与思想的自由，求多方面的发展，特别流连于现世的享乐。希伯来人却是生来虔信宗教，要求良心上的谨严，不着重学问的探讨，尤其猜疑文艺刺激肉的希冀。他们要节欲苦行，以求来世的解脱。所以耶稣教初传来欧洲时，和本地固有的古典文化发生强烈的冲突。但是耶稣教终于战胜。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一千余年中，欧洲全在耶稣教势力支配之下。西罗马帝国于公元五世纪崩溃，以后几百年中罗马教皇不但是教会的主脑，而且也是全欧洲政治的主脑。在纷乱时代，天主教会在欧洲成为唯一的力量。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到十一世纪，六百年间被史家称为“黑暗时代”。当时一方面有封建制度养成骑士的理想，一方面有僧侣制度养成寺院的虔修。僧侣与骑士之外尽是农奴。这三个阶级中，骑士与农奴一样不能读书识字，只有僧侣是唯一的知识阶级。寺院同时是学校和图书馆。许多古代著作都借僧侣抄写而得留存。但是中世纪耶稣教的特色在苦行禁欲，学问大半限于宗教，研究世俗的文艺被看成一种现世的享乐，所以是一种罪孽。希腊与罗马的文教被斥为“异端”，而古典也几乎全被遗忘。在希腊时代，一个野心者的理想是做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或大艺术家；在中世纪，一个野心者的理想是做一个会打抱不平的骑士或是一个埋头虔修的僧侣，文学家不成一个阶级。
但是中世纪耶教的苦行主义终于没能使文艺完全窒息。连在教会里面，僧侣们在宗教典礼中扮演耶稣事迹，无形中养成近代戏剧的雏形；他们在夜饭后说故事、诵诗歌，以求在单调生活中取得一点人生的乐趣，于是做成一些抒情诗。最重要的是当时有两大势力促成后来精神的解放。一是条顿民族（史称为野蛮民族）的南侵，他们带来一股新生气，使渐就衰颓的老文化逐渐复苏。其次是多次的十字军东征使欧洲各地方民众多互相接触，同时使西方睁开眼睛看世界，从东方带回大量的文学材料与文学趣味。由于这些力量，尽管教会低视文学，文学在中世纪依然繁盛，决定当时文学特质的不是古典的传统而是社会状况。印刷还没有发明，所以书籍都是珍贵的抄本，不是民间所得见的，只有僧侣们才读得到。而且当时公认的写书的语言是拉丁语，而拉丁语也是僧侣的专利品，老百姓只会各地的方言。但是老百姓们尽管不能读书，不能用拉丁语，而创作文学的只有他们。他们所用的语言就是通俗化的拉丁语，当时叫做“浪漫”（roman），这种民间拉丁语在十一世纪与十三世纪之间流行于欧洲中南部。他们所用的材料大半是民间传说的故事。他们很少有把作品写下来，只是在口头传诵，随传随改，一部作品在流传的时候就是在生展的时候，不像一部近代作品，作者定稿后就一成不变。所以这种作品真是属于民众、不断生展的。这种作品大半属于两大类。一是“浪漫斯”，原义是用“浪漫”语作的传奇故事。这一类作品有用诗作的，也有用散文作的，内容大半歌咏骑士的战功与奇遇。法国的《罗兰之歌》以及英国的《亚瑟王传奇》都属于这一类。当时有一个职业阶级，就是“行吟诗人”，他们东西游行于权贵之门，借歌诵这种“浪漫斯”，博取衣禄。另一类是民歌，这比“浪漫斯”更平民化。民歌所歌咏的有时是很简单的爱情故事，有时是天灾人祸，有时是草泽英雄的行迹，也有时是迷信鬼神的传说。它们有一定的格律，字句很简朴，音节很和谐，大半可以歌唱。这两类作品是近代小说和抒情叙事诗的祖宗。它们的作者都不尊古典，当然不受古典规律的束缚，所以特色在自由流露，有生气，让情感尽量发泄，想象尽量驰骋。在近代人看，它们有时显得很离奇。就由于这些特色，它们后来促成了浪漫运动。
到了十二三世纪，封建制度开始衰颓，罗马帝国已成过去，近代国家渐露头角，东西交通因十字军东征而逐渐频繁，探险家开始做地理上的新发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法国的巴黎，英国的牛津诸地方开始有大学，自由思想与研讨逐渐发达，古希腊的文哲名著由阿拉伯文转译回来，于是酿成所谓“文艺复兴”。就狭义说，文艺复兴是古典学问的复兴；就广义说，它是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解放的大运动。所谓“解放”就是解脱封建制度与僧侣制度所养成的那种风气的束缚。它反对苦行主义、愚民政策以及教会的专横，它要求人性的各方面的完全的谐和的自由的发展。总之，它回到希腊时代的现世主义与人本，它的伸张就是耶教的退屈。但是耶教在一千余年中已深入人心，它的影响是不会完全没落的。文艺复兴酿成了宗教本身的改革，耶教从十六世纪以后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我们可以说：公元二三世纪以前，欧洲的文化主要的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公元三四世纪以后，它主要的是耶教的文化；一直到十三世纪以后文艺复兴时代，这两种本来相仇视的文化就开始合流了。复兴后的古典文化不复是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而是吸收了耶教文化进去使内容更加深广。
在历史上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由中世纪到近代的桥梁。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是在这桥头走的人物。他的杰作《神曲》就是糅合耶教文化与古典文化于一炉。就他以寓言体来表现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来说，他还是中世纪的人物；就他追随罗马诗人维吉尔（不仅在游地狱与净土，在做诗方面也如此）来说，他是文艺复兴的先导。近代欧洲文化是离奇的混合，正如《神曲》一样。《神曲》是新精神爆发的第一声响，以后文艺复兴渐入高潮，文学在欧洲陡然又放出奇葩异彩。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伯雷的《巨人传》，蒙田的《随笔集》，以及莎士比亚的剧本都是在这个新潮流之下产生的。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开始遇见所谓“近代人”，以他的独立自由的个人的资格生存、思考、奋斗，不复是一个封建地主或教会的属物。他对于人世的丑拙乖讹方面敢讥嘲抨击，对于人生的悲欢离合的事态肯作深一层的探掘。他生在现世，觉得现世所有一切好东西不是可鄙弃摧残的，而是可欣喜追求的。这种人生态度的改变确是欧洲史上一件大事。
但是这种成就与其说归功于古典学问的复兴，毋宁说归功于一般的精神的解放。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实在并不曾了解古典学问。他们多数人像但丁一样，只知道一些拉丁作家，对于希腊作家始终是隔膜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从阿拉伯文翻译回来的，已几经割裂，又被误解，他从希腊文学所抽绎出来的原则被认为金科玉律。因此，到了十六七世纪，对于古典的不完全不正确的知解反成为文学的桎梏。作家们都深信文学必须遵从规律，模仿古人，信任理智与常识，不能凭情感和想象自由发泄。结果于是有所谓“新古典”期。“新古典”实在是“假古典”，最光辉灿烂的成就是在法国，像高乃依和拉辛那一班人；他们所模仿的是拉丁古典而不是希腊古典，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假古典主义是一种假山笼鸟，对于自然加以不自然的歪曲。这种歪曲当然是不能长久的，所以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文艺复兴的真精神又重新焕发，成为所谓“浪漫运动”。“浪漫运动”是一种“反抗”，就是反抗假古典派的规律；它也是一种“还原”，就是还原到中世纪传奇故事与民歌所表现的深挚的情感与丰富的想象，再进一步还原到希腊古典的自由与和谐。英国批评家佩特说浪漫运动是“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婚”，实在譬喻得很精妙。浮士德是中世纪的幻想与热情的结晶，而海伦是希腊的形式美的代表。歌德在他的诗剧中让浮士德与海伦结婚，已隐然替浪漫主义下了定义了。如果我们记起历史的绵续性，浪漫运动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顶点，所以有人称它为“第二文艺复兴”。它有几个特色。第一是重情感与想象而轻理智与常识，第二是富于极端的唯我的色彩，理想高而事实不能凑合，于是悲观的色彩也很浓厚。第三是崇拜自然，想由自然而进到超自然的秘奥，于是采取所谓“泛神观”。在这几个特色上，卢梭都是开风气的人。他的《新爱洛绮丝》赤裸裸地表现热烈的爱，《民约论》极力维护个人的人权，《爱弥儿》首先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他直接地掀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间接地掀动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所以他不但是“浪漫运动的祖宗”，也是近代史的开创者。在这浪漫运动期，欧洲各国文学又达到一个大顶点（欧洲文学大约有四大顶点，一是伯里克理斯时代的希腊，一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一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与英格兰，最后就是十九世纪的浪漫期），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抒情诗与小说。就作家论，成就最大的是歌德。在《浮士德》诗剧中他表现出“近代人”的新人生观，人生要在继续的“活动”中实现。在他以前，柏拉图的最高的人生理想为“静观”，但丁在《神曲》中也还是那样想。他以浪漫主义开始，以古典主义归宿，算是把浪漫诗人的热情与古典诗人的静穆铸于一炉，所以他在欧洲文化上是一个集大成者。浪漫运动在十九世纪后叶激起一个强烈的反动，就是写实主义。它所标的宗旨是“不动情感”，重“冷静的客观”，“搜集证据来”。在表面上这些信条恰针对浪漫主义而走到相反的极端，其实它和浪漫主义还是同出于一个祖宗，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要复兴的希腊精神，不过浪漫运动侧重自由表现的一方面，而写实主义则侧重科学的客观态度一方面。这一方面的希腊精神愈伸张，而耶稣教所代表的文化力量也就愈薄弱。但是人终于是有情感爱想象的动物，勉强要情感与想象窒息，而完全信任冷酷的理智，人终不免嗒然若有所丧，近代诗所表现的彷徨不安的神情就起于此。
（载《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5期，194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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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耐久”不是可靠的标准，Richards说得很透辟，参看Principles of Criticism Chapter XXIX，如果读者愿看一段诙谐的文章，可以翻阅Voltaire的Canide Chap，XXX，Procurante谈荷马、维吉尔和弥尔顿一般“耐久”作者的话，都是我们心里所想说的，不过我们怕人讥笑，或是要自居能欣赏一般人所公认的伟大作品，不敢或不肯把老实话说出罢了。
[2] 刘海峰，即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海峰是他的号。桐城（今属安徽省）人。清代散文家。著有《海峰先生集》《论文偶记》。
[3] 姚姬传，即姚鼐（1732～1815），姬传是他的字。桐城（今属安徽省）人。清代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