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为文、谢、陆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辩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东发，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鉴注》成于临安陷后之八年，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之成，相距六百六十年，亦在乙酉，此则偶合者耳！
一九四五年七月 新会陈垣识于北平兴化寺街寓庐
本朝篇第一
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以后，故《四库提要》称之为元人。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大抵全书自四十卷至二百三十二卷之间，恒称宋为“我朝”或“我宋”，而前后则率称“宋”或“宋朝”，吾颇疑为元末镂版时所改，其作内词者，身之原文也。试顺全书卷次，条举其例如下：
秦二世二年，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眙。
注曰：班《志》盱眙县属临淮郡。《史记正义》曰：“今楚州。”宋属泗州。（卷八）
汉高帝五年，汉王还至定陶。
注曰：班《志》定陶县属济阴郡，古之陶邑，宋为广济军理所。（卷一一）
此二条在开篇前数卷，皆单称“宋”，不类本朝人语，身之对父母国，似已漠然矣。然以后文例之，原稿当称“我宋”，刻版时去“我”字耳。《提要》引黄溥《简籍遗闻》谓是书元末刊于临海，而不明著为何年。然元统二年纂成之《元文类》已载胡三省《新注通鉴序》，则其刊布必在《元文类》纂成之前。序中“宋英宗皇帝”云云，今《鉴注序》作“宋朝英宗皇帝”。疑本作“我朝”，刻版时改为“宋朝”，苏天爵复删“朝”字。犹之《元文类》本名《国朝文类》，后人改为《元朝文类》，又称《元文类》也。至正三年诏修《宋史》时，《胡注》已刊布十余年，而《宋史·艺文志》不载者，以为元人也。《千顷堂书目·史学类》著录《通鉴释文辩误》，以胡为宋人；而《编年类》著录《胡注通鉴》，亦以为元人。
汉武帝征和四年，匈奴驰言：“秦人，我丐若马。”
注曰：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卷二二）
全注称宋为“国朝”者绝少，必谓身之为元人，此“国朝”本可指元，因元时亦称中国为汉也。
汉元帝初元二年，贾捐之弃珠崖疏。
注曰：采珠蜑丁，死于采珠者多矣，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罢刘氏媚川都也。（卷二八）
媚川都南汉刘氏置，定其课，令人入海五百尺采珠，见《宋史》四八一《南汉世家》。宋太祖罢之。此称宋太祖为“我太祖”，身之之忠于宋，可谓深切著明矣，夫谁得而元之！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大军进至安次，连战破之。
注曰：贤曰：“安次县名，属渤海郡，今幽州县也。”按我朝霸州文安县，本汉安次县地。（卷四〇）
全注称宋为“我朝”者始见于此。然此我朝亦可指元，因元时亦有霸州文安县也。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分其地为新都郡。
注曰：权分歙县为徙新、新定、休阳、黎阳，并黟为六县，置新都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卷六五）
全注称“皇宋”者只此，此可断为改刻所遗者也。《元史》九《世祖纪》，至元十四年，曾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身之山中注书，或未之知，或知之而不忍改也。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言：“方回昔受前朝高官，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方回与身之同时，而对父母国之称如此，取悦新朝耳。
【后略】
书法篇第二
《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馀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时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旧传温公《修书前例》一卷，公曾孙伋曾梓行之，然脱落已甚，不皆可据。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
【后略】
校勘篇第三
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吾昔撰《元典章校补释例》，曾借《元典章》言校勘学，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胡身之精校勘学，其注《通鉴》，名音注，实校注也。其自序言：“咸淳庚午，延平廖公礼致诸家，俾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今其例不传，然由注中钩稽，尚可窥其所用之方法，以理校为多，他校次之，用本校对校者较少。然其所谓理校，非只凭空想，而多由追忆，故以现存宋本勘之，往往奇中，与对校无异。其他校之详者，则几于考证学范围矣。兹以次述之，皆校勘学常识也。
【后略】
解释篇第四
解释者，以今言解古言，以今制释古制，其意义即为注，然注备众体，解释不过注之一端，广而言之，则全注均可谓之解释也。《胡注》之前，《通鉴》有释文数种，皆简略。身之始为广注九十七卷，亦仿释文体，乱后重注，将注散入正文，是为今本。前四史虽有旧注，不尽可从，自晋以至五代，则皆身之创为之。且每针对当时，以寓规讽，尤得以鉴名书之义。兹篇所谓解释，虽不过注之一端，亦足见其志之所存也。
【中略】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尚书令何尚之，以老请置仕，退居方山，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诏书敦谕者数四，尚之复起视事。御史中丞袁淑，录自古隐士有迹无名者，为《真隐传》以嗤之。
注曰：有迹无名，如晨门、荷蒉、荷 、野王二老、汉阴丈人之类。（卷一二六）
余谓身之亦庶几有迹无名之隐士也。身之宋亡后谢绝人事，凡二十六年而后卒。今考身之行迹，仅袁桷《清容集》及陈著《本堂集》，有一二诗文可据，其他撰述，鲜及之者。《清容集》因其甲申、乙酉间，曾为借观藏书，一留袁氏塾；《本堂集》则因其晚年曾为子求婚于陈氏。陈氏亦甬人，且为进士同年，然由《本堂集》可知其留甬上时，并未与陈晤面。《鲒埼亭集·外编》十八，《胡梅 藏书窖记》，谓：“身之在甬上，未尝与深宁商榷，其故为不可晓。”不知此正足见身之之不轻与人往来也。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不列身之于涑水私淑，乃据道光初陈僅所撰《深宁年谱》，列身之为深宁门人，实为轻信。深宁撰《赤城书堂记》，虽曾一及身之，曰：“台之宁海，其先贤赤城先生罗公德业，为元祐名臣。邑之宿儒前进士胡君元叔，即公游息之地，创书堂，合乡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延前进士舒君岳祥为之长，前进士孙君钧、赵君孟礼、胡君三省，前太学陈君应嵩、刘君庄孙为之录”云云。胡元叔者，身之从父，与孙钧同举景定三年进士，孙钧即为身之墓志填讳之人。据此记谓深宁知有身之则可，谓身之为深宁门人则不可。又宋景濂撰《通鉴纲目附释序》，虽曾以胡三省与史炤并称，而方正学撰刘庄孙《樗园文集序》，历数宁海前辈，乃不及身之，曰：“宁海在宋为诗书文物之邑，去南渡国都为近，故士之显闻于世者甚众。樗园刘先生少游钱塘，学于宋太学，所尊善者惟同邑阆风舒公景薛、南山陈先生寿；所友而敬者则剡源戴公帅初、鄞袁公伯长。袁公后仕元为显官，名称海内；戴公文亦传于时。阆风、南山与先生，皆自谓宋遗人，不屑仕，故文行虽高，而不大彰于世，传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阆风即舒岳祥，南山即陈应嵩。二人虽不大彰于世，而尚有邑人知之，身之则并邑人而不知之矣。
由《宋史》之无传，知元时其名不著；由《元史》之无传及方正学之无称，知明初其名亦不著。成化间谢铎辑《尊乡录》，黄溥《简籍遗闻》讥其漏身之名。弘治间谢修《赤城新志》，有身之小传矣，然《宋史新编》、《南宋书》仍不为补传；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不著录《通鉴胡注》，知明季其名亦不著也。元明学风，治《纲目》者多，治《通鉴》者少。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舆地见称于世。然厉、陆两家辑《宋诗纪事》，凡六七千人；顾选元诗亦数千人，而不能得身之一诗。《元史类编》及省府县志为身之补传，而不能于《鉴注》及《释文辩误》两序外，得身之一文。孔继涑刻《玉虹鉴真帖》，宋高宗书《徽宗文集序》，有“龙舒故吏胡三省跋”，可谓凤毛麟角矣。跋称“书于袁桷清容斋”，当为留袁氏塾时所作。后此序归张茂实，有文徵明跋。茂实，张丑父也。后又归王俨斋，故孔继涑刻之。继涑，俨斋孙婿也。而各家著录此帖，多载文徵明跋，而不载身之跋。文跋虽曾述身之名，而各刻本《甫田集》此文“胡”字下名独阙。《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考》、《佩文斋书谱》等，载文徵明跋，又皆将胡三省误作胡埕。埕字德辉，毗陵人，刘元城弟子，《梁溪漫志》恒称道之。《杨诚斋集》七九有胡德辉《苍梧集序》，言“陈少阳上书，德辉视其草，投畀苍梧”，《鼠璞》亦言“张魏公曾奏胡埕笔削东书”。是埕先身之百余年，何能与清容相值！谬误如此，使不见原帖者，终莫知龙舒故吏为胡三省。足证终明之世，其名尚不著也。以故凌迪知撰《万姓统谱》，两出胡理，而不及身之；万季野撰《宋季忠义录》，有陈应嵩、刘庄孙，而不及身之；钱竹汀拟《南宋儒学传目》，有王应麟、黄震，亦不及身之；《四库·清容集提要》，谓“桷少从王应麟、舒岳祥、戴表元诸遗老游”，亦不及身之。一若身之于擅长地理外，言论行谊，举无足述者。呜呼！《鉴注》全书具在，岂特长于地理已哉！《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殆可谓真隐矣。曾廉撰《元书》，由《类编·儒学传》改入《隐逸传》，有以也夫！《宋元学案补遗》谓：“《戴剡源集》十八，《题萧子西诗卷后》，有胡元鲁，即身之。”尚无他证。《阆风集》一有《同年黄东发赠楮衾诗》，二有《酬胡元鲁惠松石诗》，而不称同年。又身之从父名元叔，而身之别号元鲁，亦似乎不类。温公胞兄旦字伯康，而温公子名康，岂当时不以为嫌乎！当更考。因释真隐，并及身之事迹之隐晦如此。
【后略】
避讳篇第五
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吾昔撰《史讳举例》问世，职为是焉。胡身之生避讳最盛之朝，熟谙避讳掌故。其撰《通鉴释文辩误后序》，谓：“海陵所刊公休释文，以乌桓为乌元。宋朝钦宗讳桓，靖康之初，公休没久矣，安得预为钦宗讳！”即利用避讳以证史书伪托之一法。其注《通鉴》，以避讳为训释者尤多。兹所采不过数十条，而避讳常识已略具于是矣。
【后略】
考证篇第六
《胡注》长于地理及考证，今日学者无不知。书名《表微》，非微何必表也？曰：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兹特辑存数十条，以备史学之一法，固知非大义微言所在也。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注曰：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卷五）
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朱子语类》一三四，言：“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言：“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此理证也。身之之言盖本于朱子。
【中略】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
注曰：《风俗通》云：“凡氏之兴九事，氏于国者，齐、鲁、宋、卫是也。”余按《左传》卫有大夫齐氏，此岂氏于国乎！（卷二九二）
凡姓氏书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胜辨也，故删存一二条以示例。颜师古注《汉书·眭弘传》曰：“私谱之文，家自为说，苟引先贤，妄相假托，宁足据乎！”《容斋四笔》九，亦言“姓氏之书，大抵多谬。唐《贞观氏族志》已亡，《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云云。则氏族之学亦难言矣。《直斋书录解题》八，《姓源韵谱》条言：“古者赐姓别之，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后世赐姓合之，汉高帝命娄敬、项伯为刘氏是也。惟其别之也则离析，故古者论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则乱，故后世论姓氏，识其本异。自五胡乱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台之子孙，混为一区，不可遽知，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所以贵于世也。”直斋之论如此，然今又与直斋之时异矣。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别，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广。固不必穿凿傅会，各求其所自出也。
辩误篇第七
辩误即考证中之一事，所以自为一篇者，以皆取材于《通鉴释文辩误》也。《通鉴》释文南宋时通行者三家，一为司马康《释文》，刻于海陵，故谓之海陵本。康，温公子，字公休。《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二十卷，《宋志》作六卷，今佚。二为史炤《释文》，《直斋》及《宋志》著录三十卷，今存。三为蜀费氏本《通鉴》，《音释》附正文下，今传有残帙。据身之所考证，一、三两本皆书估倩学究为之，海陵本托之公休，费本则间附己见，皆蹈袭史炤者也。《释文辩误》以辩史炤书为主，而海陵本、费本与史炤多同。海陵本宋末元初尚盛行，《考古质疑》六，及《齐东野语》十八“孟子三宿出昼”条，所引《通鉴释文》，皆称司马康本。身之并辟之者，以其冒公休大名，播其误于众耳。兹特采其有关史学常识，及初学易犯者著于篇。
【后略】
评论篇第八
注中有论，由来尚矣，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皆有时参以论议。马班而降，史论尤繁，荀悦曰论，陈寿曰评，裴松之引孙盛、徐众之书，亦皆以评为号，则评论实注家之一体也。胡注《通鉴》，评论亦众，此篇之外，散见于史事各篇者，大抵皆评论也。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不知言为心声，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胡明仲之《管见》，王船山之《鉴论》，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通鉴注》中之评论，亦犹是也。
周赧王三十二年，齐亡臣相与求湣王子法章，共立之以为齐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注曰：其时乐毅以燕中军镇临淄，田单自安平保即墨，奔败之余，犹可置之不问，法章布告国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问乎！后人论乐毅，以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为然也。（卷四）
此深有感于帝昺厓山之败也。魏夏侯玄太初撰《乐毅论》，见《右军帖》，文中子读而善之，曰：“仁哉乐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发其蕴。”身之驳之，不怪张弘范之不为乐毅，而恨宋之无田单也。
【后略】
感慨篇第九
感慨者，即评论中之有感慨者也。《鉴注序》言：“温公之论，有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感慨二字，即取诸此。然温公所值，犹是靖康以前；身之所值，乃在祥兴以后。感慨之论，温公有之，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故或则同情古人，或则感伤近事，其甚者至于痛哭流涕，如一百四十六卷对于襄阳之陷，二百八十五卷对于开运之亡，是也。兹特辟为一篇，附评论后，从来读《胡注》者尚鲜注意及此也。
汉宣帝甘露元年，帝征冯夫人自问状。
注曰：即此事与数诏问赵充国事，参而观之，《通鉴》所纪一千三百余年间，明审之君，一人而已。（卷二七）
此所谓感伤近事也。开庆元年，贾似道汉阳之败，通国皆知，而理宗不知；咸淳间襄阳之围，亦通国皆知，而似道讳莫如深。《宋季三朝政要》载：“咸淳六年，上一日问似道曰：‘襄阳之围三年矣，奈何？’对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问其人，无何，以他事赐死。自是边事无人敢对上言者。”时度宗年已三十有一，非冲幼可比，蔽塞如此，身之所以慨汉宣之明审，为千古一人也。
【后略】
劝戒篇第十
劝戒为史家之大作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劝戒起于经历，经历不必尽由读书，然读书则可以古人之经历为经历，一展卷而千百年之得失灿然矣。故《胡注》于史事之可以垂戒者，每不惮重言以揭之曰：“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孔子云：“书之重，辞之复，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谓也。
【后略】
治术篇第十一
治术者致治之术，即身之之政论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表微》初拟立《君道》、《相业》诸篇，今特删并于《治术》，亦不多尚空言之意耳。
周显王三十五年，屈宜臼谓韩昭侯曰：“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
注曰：徐广曰：“时衰耗而作奢侈。”言国家多难而势诎。此时宜恤民之急，而举事反若有赢余者，失其所以为国之道矣。”时诎举赢”，盖古语也。（卷二）
此盖为宋徽宗言之。《泊宅编》言：“崇、观以来，天下珍异，悉归禁中，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锡赉称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励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役夫各赐银椀并官，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槃固侯。”是时辽夏交侵，金人亦乘机思动，国家多难而势诎，政府渺不恤民，而举事反若有赢余也。
周赧王四十四年，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注曰：观此，则赵奢岂特善兵哉，可使治国也。（卷五）
国法贵平等，任何人不应享有特权。《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条，言：“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遇有差赋，唯及贫民。”天下所以不平也。今赵奢能执法，平原君亦能服善，此其所以为浊世佳公子欤！
【后略】
臣节篇第十二
臣节者人臣事君之大节。《公羊·庄四年传》言：“国、君一体也。”故其时忠于君即忠于国。所谓忠于国者，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国亡而不亡，必其无封疆之寄焉可也；国亡不亡，而犹欲保全其禄位，必顽钝无耻，贪利卖国之徒也。故《胡注》之论臣节，以能致其身为第一义，抗节不仕者次之，保禄位而背宗国者，在所必摈也，况助敌国以噬宗国者乎！
【后略】
伦纪篇十三
伦纪为人类所共有，无间华夷。不过世治则修明，世衰则败坏而已。伦纪之坏，多由感情，感情之伤，多由谗构，谗构之起，多因权利。故感情如薪，权利如火，谗构如风。欲维持所谓伦纪者，非敛感情，远权利，防谗构不可。自晋八王乱后，五胡十六国，骨肉残杀，相染成风，极人伦之大变。《胡注》于此，不惜痦口哓音言之，亦冀以息内争而销外侮云尔。
【后略】
出处篇第十四
出处之于人大矣，迫于饥寒，怵于威力，炫于荣利，皆足以失其所守也。故身之注《通鉴》，于出处之节，三致意焉。辑而存之，不啻一卷《梅涧语录》。即身之生平出处，亦可于此见之。如五十三卷之仇香，六十四卷之荀悦，一百七十九卷之李文博，皆身之所以自况也。惜乎王梓材撰《宋元学案补遗》，未及取材于此。
【后略】
边事篇第十五
边事犹今言国际之事，息息与本国相通，不可不知己知彼者也。南宋国势孱弱，百年大计，争持于和战之间，结果和与战皆失，驯至亡国，可慨也已！身之所论，大抵重在自强自治，不与人以可乘之机。纵不得已而求助于人，亦必慎所与而毋贻拒虎进狼之悔，斯可谓善于交邻者矣。
汉高帝七年，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
注曰：应劭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遗阏氏曰：“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言于冒顿，令解围。”余谓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卷一一）
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后略】
夷夏篇第十六
夷夏者，谓夷与夏之观念，在今语为民族意识。《公羊·成十五年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非尊己而卑人也，内外亲疏之情，出于自然，不独夏对夷有之，夷对夏亦宜然，是之谓民族意识。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此种意识不显也；当国土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身之生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
【后略】
民心篇第十七
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故《夷夏》篇后，继以《民心》。
【后略】
释老篇第十八
《通鉴》以资治为名，释老之事，载者较少，故严衍《通鉴补·凡例》有“补二氏”一条，言：“《通鉴》如佛图澄、寇谦之等，亦既因事而见矣，馀皆弗录。然二氏之教，流传既久，即不足垂训，亦何必不存其说也。”又康熙间仁和张星曜撰《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五十卷，以袁氏《本末》未有专纪释老乱国之篇，乃引正史所载，附以裨官杂记，及诸儒明辨之语，集为一书，其稿本见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其所辑尚有《天教明辨》，写本二十厚册，吾尝得之马相伯先生。张盖天主教徒，其书名补袁氏，实以辟佛老也。然信仰贵自由，佛老不当辟，犹之天主不当辟也。且孟子尝距杨墨矣，杨墨何尝熄，杨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韩昌黎辟佛亦然，唐末五代禅宗之盛，反在昌黎辟佛以后，其效可睹矣。况隋唐以来，外来宗教如火祆、摩尼、回回、也里可温之属，皆尝盛极一时，其或衰灭，亦其教本身之不振，非人力有以摧残之。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孔子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使孔子而知有异教，必以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吾人当法孔子之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也。胡身之注《通鉴》，于释老掌故，类能疏通疑滞，间有所讥切，亦只就事论事，无辟异端习气，与胡明仲《读史管见》之攘臂而争者不同，足觇其学养之粹，识量之宏也。兹特撮其语为一篇以示概。
【后略】
生死篇第十九
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自孔子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言，人遂以为儒家不谈生死。不知“死生有命”，固儒家所恒言，即《鲁论》一书，言生死者何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生须有意义之说也。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此死须有价值之说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此生之无意义者也。“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此死之有价值者也。至于死之无价值者，“匹夫匹妇，自经沟渎”是也。生之有意义者，“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是也。夫管仲之生，子路、子贡皆疑之，夫子独仁之，何哉？桓公、子纠，兄弟争国，内乱也；蛮夷猾夏，外患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内外轻重生死之宜，剖析何等透澈，岂偷生者所能借口哉！胡身之生乱世，颇措意于生死之际，故注中恒惜人不早死，以其生无意义也；又恒讥人不得其死，以其死无价值也。兹特表而出之。
【中略】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蜀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谓蜀主曰：“以吾观之，惟高彦俦太原旧人，终不负汝，自徐无足任者。”蜀主不能从。
注曰：及孟氏之亡，仅高彦俦一人能以死殉国。至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妇人志节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卷二九三）
此有感于宋杨太后之殉国也。新会厓山有大忠祠，祀宋丞相文天祥、陆秀夫、枢密使张世杰。又有全节庙，即慈元殿，祀杨太后。庙有陈白沙先生撰《慈元庙碑》，并书，文载《白沙子集》一。又有白沙弟子张诩撰《全节庙碑》云：“后，度宗之淑妃也。当胡兵直捣临安时，帝后王臣，尽为俘虏，独后负其子益王是与广王昺，航海奔闽。于是群臣奉昰即帝位，册后为太后，帝崩，复立昺，奔厓山，依二三大臣陆秀夫辈，卧薪尝胆，为宗社恢复图。既而胡兵近逼厓山，陆秀夫知事不可为，负帝昺赴海死。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间关至此者，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亦赴水死。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贤，前称高、曹，后称向、孟，亦皆可以为难矣，然皆处常而能正者耳。至于流离患难，卓然能炳大义，一君亡，复立一君，而以身殉之，其死也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为纲常死，为谨内外辨华夷死，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其有功于世教也大矣。”文载道光《新会志》四，盖极力发挥后死之有价值者。全谢山《慈元全节庙碑跋》云：“宋杨太后殉厓山之难，至明弘治中，布政刘公大夏始为之庙，陈先生献章始为之碑。陈先生书法最工，其书慈元庙碑尤加意，予谒祠下，拓其碑，而跋以诗曰：‘高、曹、向、孟皆贤后，尚有芳魂殉落晖，一洗签名臣妾辱，虞渊双抱二王归。’窃自以为工，足附陈先生之碑以传也。”跋见《鲒埼亭集》卅八。曹、高、向、孟，为仁、英、神、哲四宗后。高、曹应作曹、高，谢山偶沿张诩碑而误耳。杨太后之殉国，身之所谓“丈夫多有愧焉者”也。
货利篇第二十
货利者人之所同欲，而最能陷溺人者也，故昔人以利为大戒。然虽戒之，人仍趋之，则以人之于货利犹水火，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个人可以忍饿，不能置父母妻子不顾也。故鲁褒有《钱神》之论，韩愈有《送穷》之文，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矣。虽然，人非水火不生活，水火而过剩，亦足为灾也。今天下攘攘者，果为生活而已乎？抑尚有无厌之求乎？胡身之目击当时好货之习，不可向迩，故其注《通鉴》，于唐德宗及五代时事，寄慨特多，亦乱极思治之意也，故《表微》以是终焉。
【中略】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帝还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以惠泽其民，而先夺其生生之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宫中所有，请悉出之以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帝曰：“善。”即罢率民，倾内府蓄积以赐将士，中外闻之大悦。
注曰：妇人之智及此，异乎唐庄宗之刘后矣。鄙语有之：“福至心灵，祸来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卷二八六）
二后不同，在一能达观，一不能达观；一明大义，一不明大义。二人者盖修养不同耳。
又，汉人尝事麻答者，再荣皆拘之以取其财，恒人以其贪虐，谓之白麻答。
注曰：言其贪虐似麻答，特姓白耳。然再荣以贪虐殖财，郭威入汴，竟以多财殒其身。天道好还，盖昭昭矣。（卷二八七）
麻答契丹帅，尝蹂躏镇州，民不堪其虐。白再荣与诸将共逐之，民方以为重睹天日也，而再荣之贪虐，不减于麻答。所谓以暴易暴，镇民何贵有此“光复”耶！郭威入汴，军士乃围攻再荣于第，尽取其财而斩之。贪人之下场，往往如此，亦何益矣。
【后略】
重印后记
《通鉴胡注表微》是抗日战争时我在北京写的。
南宋史学家胡三省，宋亡后，坚决不做元朝的官；他隐居山中，度过极艰苦的生活，在图书很难得的情况下，完成了二百九十四卷《通鉴》的注解。像《通鉴》这样一部包括一千多年历史的编年巨著，要给它做注解，无疑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虽说前四史有旧注，但不是都可采用；至于晋到五代各史，本来都没有注。胡三省能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实在值得敬佩。《胡注》不仅对阅读《通鉴》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研究晋、宋以来诸史也有很多启发。所以说《胡注》和《通鉴》同样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胡三省（一二三〇——一三〇二）是浙东宁海人，字身之。他生当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他出生以前，中国北部已经被金占领；还在幼年，元又灭金侵宋；以后他就在宋元长期战争的环境里长大。宝祐四年（一二五六），他廿七岁，和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中进士。据他儿子幼文写的墓志，他最初做吉州泰和县尉，调庆元慈溪县尉，由于刚直，得罪了庆元郡守厉文翁，罢了官。此后，他做过扬州江都丞、江陵县令、怀宁县令。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做寿春府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当时主管两淮制置司事的是李庭芝，他可能就是在李的幕下。咸淳六年（一二七〇）李庭芝调京湖制置，他回杭州。咸淳十年（一二七四），他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当时制置使是汪立信。先是元军集中兵力围攻襄阳，汪立信曾献御敌三策，宰相贾似道置之不理。御敌三策可能就是胡三省所拟。襄阳失守，胡三省感到非常痛心，在《通鉴注》里几次表示他的愤慨。
襄阳失守后，长江中下游很快就被元军占领。德祐二年（一二七六），临安失陷，帝后投降。再三年，文天祥在战斗中被俘，张世杰覆舟牺牲，陆秀夫背负帝昺投海，胡三省那时正五十岁，他在悲愤之余，就把全部精神寄托在他还没有完成的《通鉴注》上。到一二八五年，他五十六岁，这部书才脱稿，但修改工夫，一直继续到他七十三岁死的那一年。
胡三省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还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打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自己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鉴注》里，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
但是，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是在长时期里被埋没着，从来就没有人给他写过传记。到清朝，有人认为他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究竟为什么注《通鉴》？用意何在？从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研究。相反的，有些人著书专攻击《胡注》，但是谈到的都是注中的小毛病，无关宏旨。
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
近来好些朋友劝我重印这本书。我想，这是旧作，是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旧作，限于当时的思想认识，自然有不少幼稚及迂阔的言论，但是作为对胡三省的研究，特别是他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我是用了相当力量的。而且这本书对理解《通鉴》和《通鉴注》，可能是有帮助的。因此同意重印，并借此向大家请教。全书除稍删动个别字句外，仍按原稿不动，以为我学识的记里碑。至于标点符号，勘对原书和征引书目等等，多靠刘乃和同志，特此附记。
陈垣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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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书先发表于《辅仁学志》第十三卷及十四卷之一、二合期（1945、1946年）。建国后，由科学出版社（1958年）及中华书局（1962年）先后印行出书。此处用1962年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