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撰席：
关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及汉明感梦等问题，近二十年来，中东西学者迭有讨论，垣何敢置一词？前函因大著发见《真诰》与《四十二章经》之关系，不禁狂喜，又因其中有一二语似过信《四十二章经》，故略陈管见。今来示谓欲为此问题结一总账，甚盛甚盛。谨将前函未尽之意，再申明之。其有诸家已经论及者，恕不复及。
后汉诏令奏议，皆用“浮屠”，不用“佛”，具如前函。《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天竺国一段，凡八用浮屠，亦未尝一用佛。其中两称浮屠经，亦不称佛经。至陈寿始以浮图与佛参用（《范书·陶谦传》采《三国志·刘繇传》文，亦浮屠与佛参用）。至袁宏始纯用佛，并以佛释浮屠。至范蔚宗，于汉诏议仍用原文，于自述则用佛。
不独佛一名词如此。沙门之初译为桑门，鱼豢历举桑门之异译，曰疏问，疏闻（一本作疏间，当有误衍），晨门，亦不及沙门。是鱼豢所见之浮屠经，尚未有沙门之译也。今《四十二章经》数言沙门，亦岂初译所应尔？
根据以上史料，遂得有以下之标准：
一、后汉至魏中叶，尚纯用浮屠。
二、三国末至晋初，浮屠与佛参用。
三、东晋至宋，则纯用佛。
依此标准，遂有以下之断定：
一、后汉有译经，可信。后汉有《四十二章经》译本，亦或可信。现存之《四十二章经》为汉译，则绝对不可信。
二、襄楷所引为汉译佚经，可信。襄楷所引为汉译之《四十二章经》，亦或可信。襄楷所引为即现存之《四十二章经》，则绝对不可信。
依此断定，遂推论到《牟子理惑论》，及现存汉译诸经，皆不能信为汉时所译撰。
大著说，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译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难道这些旧译本都已经过了后世佛教徒的改正吗？
我今答复先生说，三国的译经除外，若现存汉译的经，没有一部不称佛，不称沙门，没有一部称浮屠，称桑门，就可以说是没有一部可信为汉译的。假定其中有真是汉译的，就可以说是都已经过后世佛徒的改窜，绝不是原来的译本了。
大著又举出四证，证明佛之名词，在汉已成立。第一证即是现存之汉译诸经，第二证即是《牟子理惑论》。依愚说，现存汉译诸经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我今可答辩第三证：
大著第三证引《袁纪》延平元年记西域事，有“本传曰”云云，据惠栋说，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东观记》既有佛道之称，则是后汉时已有佛道之称。惠氏此说，不审何据。据吾所考，本传殆指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因《袁纪》所引“本传曰”虽少，而引“本志曰”甚多。所引“本志曰”之文，今皆见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略举如下：
建武二年正月，日有蚀之，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六。
永初六年六月，河东水变色，赤如血，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三。
延光三年十月，凤凰见新丰，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阳嘉元年十月，望都狼食数十人，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一。
阳嘉二年八月，洛阳宣德亭地坼，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四。
建和三年四月，雨肉大如手，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见已氏，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永康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五。
光和四年，驴价与马齐，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一。
中平二年二月，南宫云台灾，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后汉纪》所谓“本志”，既皆指司马彪书，则所谓“本传”，亦应指司马彪书。据《艺文类聚》七十六所引，此正《续汉书·天竺国传》之文。不知惠氏何以指为《东观记》。司马彪既是晋人，当然有佛道之称。则大著所举第三证，似可撤消也。
至第四证所引《三国志·刘繇传》，是我所公认的。可惜陈寿是三国末至晋初的人，我已排他在上文所举第二标准中之浮屠与佛参用一行，不能为后汉已用佛字之证矣。
至汉明感梦事，《四十二章经》与《牟子》均载之。关于张骞、秦景诸人，已有人论及，唯傅毅似尚未有人注意。毅之为兰台令史，在章帝建初中年。若明帝永平中，毅尚在平陵习章句，何能有与帝问对之事？世俗传说，佛家或可随笔记载，史家则不能不细勘当时史实。故袁宏记此事，不得不去傅毅而改为“或曰”，至范蔚宗《天竺国传》，更不能不加“世传”二字以存疑，此史家缜密之法也。
考证史事，不能不缜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孙仲容为清末大师，其所著《牟子理惑论书后》，据《牟子》以证《老子河上注》为伪，谓《牟子》多引《老子》，而篇末云所理止三十七条，兼法《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今所传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而《汉艺文志》载《老子》有《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彼此互证，知汉人所见《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尔，足明其为伪本云云。
夫《河上注》之真伪，另一问题。然因《河上注》分八十一章，遂谓与牟子所见之《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不合，遽指为伪，不知《河上注道经》，何尝非三十七篇？所谓八十一篇者，与《德经》四十四篇合计耳。一言以为智，言不可不慎。故垣更不敢多言矣。幸高明有以教之。
又《牟子》书本名《治惑论》，唐人避高宗讳改为《理惑》，有时又称《辨惑》。北宋熙宁元年所刊之《北山录注解随函》，尚引作《治惑》，而今则鲜有称其原名者。拙著《史讳举例》曾论及此。兹之所称并从俗，乞谅。
癸酉清明日 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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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作于1933年4月。载于《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今据原稿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