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导论
（一）以往对于小说研究的忽视
小说是现代文艺中最蓬勃发展、势力最大的文艺类型。谈世界文学的人，认为古希腊文学的类型是史诗和悲剧，中世纪以圣僧文学为主，文艺复兴时代以但丁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主，17—18世纪是诗和散文的时代，19—20世纪是小说的时代。小说在欧洲产生得晚，近代意义的小说书在英国和法国都只在17世纪产生。英国最早的小说家Danial Defoe（笛福）（1659—1730）的《鲁滨逊飘流记》[1]作于1719年，但论者又以Samuel Richardson（理查逊）（1689—1761）的Pamela（《帕美拉》）（公元1740年）为近代小说之祖。
法国最早的小说家Prévost（普列服）（1697—1763），Marivaux（马里沃）（1688—1763），还有认为Madame de La Fayette（拉法夷特夫人）（1634—1693）的Princess of Cleves（《克莱福公主》）为最早的小说。这些都在17世纪以后。
在欧洲，17—18世纪的人向来不看重小说，认为是消遣品，而且有不良的影响的，保守的家庭不让子女读小说，并且认为小说的笔墨是粗俗的、不高雅的。评论小说的著作也非常之少。Brunetière（伯吕纳吉埃尔）说过，在小说发生的最初两世纪，法国翰林院绝没有推举小说家做会员的。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家，在九流十家的最后一家，不在九流之内。那些书都散亡了，并且也不是近代意义的小说。直到唐代产生了文言短篇小说（传奇文），到宋代以后有白话话本小说，但是流传到现代的也不多。宋元时期有些短篇小说写得很好，元明之际产生了伟大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以后有《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几部大书。可是那些通俗读物，向来不为古典文坛所重视，是《四库全书》所不收的。在中国古典文坛，向来以诗和古文为正统。词和曲、戏曲也还有些评论和叙述历史的著作。小说的被重视，始于清末梁启超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更被重视。第一部研究小说历史的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书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后。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俞樾，在他们的笔记里有些小说考证材料。民国十几年间，蒋瑞藻收集小说考证材料著《小说考证》（中间包括有戏曲考证，小说是广义的）。此后研究小说的人就多了，但是除了鲁迅以外，也只有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二册（商务）、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的部分，可以供我们参考。
说到小说的作家，话本是说书人的集体流传的作品，拟话本的章回小说的作者也多数不是很有名望的文人。这使小说更被忽视。同时，它用俚俗的语言、人民口语的语言，描写社会人情世态，暴露社会现实，富于现实性和人民性，因而为统治者所嫉视、不敢正视。但正因为如此，它为一般市民所喜爱，实际上教育了人民大众。无论演史或小说，它们的势力不但达到识字的读者，并且通过说书艺术达到了一般文盲。小说和戏剧对于群众教育有同样力量，对于略通文字的人，小说的力量更大。
（二）我们今天研究古典小说和小说史的意义
1. 了解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五四运动以来的小说，受外来影响很多。但历史不能割断，了解过去，珍重民族传统，以便探求未来发展的道路。
2. 阅读古典小说的优秀作品，继承文学遗产，从中学习小说创作的艺术和技巧。受古典小说影响的成功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赵树理等。又如《水浒传》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红楼梦》的现实性和结构技巧，对于文艺创作都有帮助。
3. 了解古典时代的社会、人民的思想感情。
4. 了解白话文（语体文）的发展，学习近代白话文，研究语言。
在研究中应抱的态度，应是扬弃的，批判封建糟粕。旧小说里有不少无聊的东西，即便是几部杰出的著作，用现代的文艺批评眼光来看，都不能说是完善的作品。
（三）东方文学的光芒——中国古典小说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
在欧洲，小说发展得很迟。希腊时期有几部中篇小说，不很重要，有《伊索寓言》等。罗马时期与拉丁文学里有些故事书，也不占文坛重要地位。希腊、罗马有史诗，乃是小说而用诗体来写的，所以近代的小说，也有人认为是“散文的史诗”。既然史诗不用散文写，所以我们也不能称为小说。印度的小说书Panchatantra（《五卷书》）是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的总汇，共有五卷，来源有些是佛教的本生故事（Jātakas），而经过婆罗门教徒所编集的，在6世纪上半叶已经完成。用散文体，夹着些诗体。Kath -sarit Sàgara（Ocean of rivers of stories）（《故事海》）用诗体，22000 slokas（梵文诗对句），124章。作者是Somadeva（月天）Kashmirian poet（克什米尔诗人），约在1070年完成此书。他说该书根据Brihat-Kathā（Great Narration）
（《故事广记》）（约在1—2世纪存在的书）。阿拉伯有《一千零一夜》，在13—14世纪完成的，而部分的故事远在此前。意大利Boccàccio（薄伽丘）的Decameron（《十日谈》），1353年出版，约与罗贯中、施耐庵同时（当时中国为元朝末年）。而中国的短篇小说，文言的传奇文活跃在9世纪。到978年宋太宗时，《太平广记》（文言杂记小说的总汇）编成。白话短篇小说话本12—13世纪已经有很好的创作，艺术技巧在Boccàccio之上。以上都可以说是短篇故事，大书也是由短篇串成的。
再说长篇小说。日本紫式部（女）的《源氏物语》（宫廷爱情小说），六卷五十三回，约在1007年流布。中国的《水浒传》约在1360年由罗氏作，以后有人续订（郭刻本在公元1550年后）。《金瓶梅》1610年有吴中刻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7—1763），和Richardson差不多同时，而且《红楼梦》的艺术远超于理查逊著作。
（四）中国小说史的分期、小说这一名词的意义和小说的种类
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0年，战国到北宋初《太平广记》结集止，此期发展文言笔记小说。唐代的传奇小说为近于近代意义的小说。
公元1000年到公元1900年，古典的话本、拟话本、章回白话小说兴盛，为市民文艺。
1900年后，开始受西洋日本文学影响，集纳主义journalism（新闻、报道），产生了期刊上分载的小说、翻译小说。
小说的广狭两义：
广义包括残丛小语、笔记、志怪搜神、琐事、杂言等，如《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甚至如《梦溪笔谈》，各种诗话等。也包括戏曲、弹词，如蒋瑞藻《小说考证》内所包括的。
狭义指虚构的人物故事，fiction（虚构），如唐人小说、《聊斋志异》之类文言小说、白话章回小说、短篇及长篇。这是小说近代的意义。
（五）中国小说的特点
1. 由人民口头创作，转变为阅读文学，作者不止一人。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京本通俗小说》等，富于人民性。长篇巨构，历史发展非常明显。
2. 一人作一书，如曹雪芹、吴敬梓等一生单作一书。人物多，包罗万象，寄托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3. 受佛教故事的影响，有因缘、楔子。
4. 故事连属，虽分章回而前后相连不断。
5. 用第三人称。缺乏第一人称的小说书。作者化身为书中人物。
小说的起源与发展（前400—1000）
（一）战国到汉末（前400—200）
小说的起源，在于人民爱听故事，这是劳动生产后的娱乐。没有文字以前，就有口头流传的故事。非现实的玄想，诞生了神话、传说；现实生活的渲染，产生了英雄故事；琐屑平凡生活中得到的体验和道德教训，成为鬼怪、异闻类故事；寓言、讽刺故事则总结了人生的智慧。故事反映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因为没有民间文学的发展，古代人民中间流行的故事便失散亡佚了。神话和传说偶然见于巫史的著录，如《山海经》《天问》等。民族的英雄、氏族祖先的神话传说，如黄帝、禹等的非凡的故事，这些是可以作为史诗的材料的。在西晋初年发现于汲冢的竹书中，有《穆天子传》，写周穆王周游四海事，而所叙多据神话传说。其中穆王见西王母一段，颇具文采。
从春秋到战国，中国文字孳乳既多，字汇丰富起来，主要原因是掌握文字的已经不只是王室，也不限于贵族，庶人也求学。社会上的阶级经过一个翻动，士的阶层兴起，所以先秦诸子蓬勃兴起，他们的著作里有些短故事的穿插。先秦诸子的著作，大都是长篇大论，要做王者师，为统治阶级写的，著书的目的是献给君王，大术在于治国平天下，各有一套本领。但是没有大学问的，编了些与政治无关的小书，接近于民众的，那么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小说家”。据《艺文志》著录，有《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宋子》《黄帝说》《虞初周说》等一共有十五家。那些书比之《庄子》《墨子》等要不成系统，但都是杂家杂说，说了些小道理，并非都是故事书。例如《青史子》讲到胎教等。而《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是汉武帝时虞初所作，其中必定保留有许多古怪传说。可惜这十五家都不存在了，只有一鳞半爪见于他书所引。
这些书为什么称为小说家，且要将它们收入帝室书目呢？《艺文志》的撰述者班固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同时期的桓谭在《新论》中也曾经说过：“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这时的小说家并非职业的说书的，在当时没有职业说书的人。
道听途说，民间流行着许多故事传说或者格言、寓言，以及不正确的历史、地理等知识，是小知识，无论哪一方面，是大人先生们所看不起的。
但是民间有许多智慧。有意义的故事，就为著作家所吸收，而先秦诸子文章之所以活泼，引用许多故事性的寓言、譬喻是一个原因。
《列子·汤问篇》有《愚公移山》和《夸父逐日》两个故事，这当然不是列御寇自己一人编造的。（《列子》是战国西汉年间书。）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年且九十，聚室而谋，要把它们移到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无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山海经·海外北经》亦有此。）
第一个故事表示人力可以克服困难，可以战胜自然，移山是有效的。但是人类有子孙生命无穷，这是家族主义。最后又有天神帮忙。山是障碍的东西，可以去掉，名为“愚”不愚。
第二个故事则说人力徒劳，夸父无功。太阳不可追逐，自然力大。但是他死后化为邓林，可以避阴，其志亦不可没，也有深意。
《列子》里面又有甘蝇善射，教弟子飞卫以小观大之术。数年，飞卫尽其术，乃谋杀甘蝇。二人交射，中路矢锋相触而坠于地，而尘不扬。其后二子泣而投弓相拜，请为父子，刻臂以誓。
又有魏黑卵杀丘邴章，邴章子来丹谋报父仇。黑卵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类也。来丹闻卫孔周得殷帝之宝剑三，乃委身于孔周求其一，得宵练剑。昼则见影而不见光，夜则见光而不见形。以之三斩黑卵，三击黑卵之子，皆不觉而支疆。此为中国剑侠小说之最古者。
狐假虎威的故事见于《战国策·楚策》。
大蛇负小蛇的故事见于《韩非子·说林》。
蜻蛉黄雀之喻见《战国策·楚策》。
鹬蚌相争的故事见《战国策·燕策》。
桃梗与土偶语的故事见《战国策·齐策》。
皆近于童话寓言，可惜非常简短，都包含道德教训及战略。
可能是先秦古籍而富于小说意味的有《燕丹子》（保存在《永乐大典》中）。孙星衍录出，收《平津馆丛书》及《岱南阁丛书》。《四部备要》亦有。三卷。燕太子丹欲报仇，谋刺秦王政。谋之于田光，田光荐荆轲。以樊於期首、督亢地图入秦。刺秦王，功不成。所描写详于《史记》荆轲传，太史公作荆轲传，必有所根据，可能即《燕丹子》之类野史。《燕丹子》中有荆轲易水上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有秦王姬人歌“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一歌。其一为《史记》所采，其二则《史记》所无。
此书描写细腻，近于宋以后的演史家。可见英雄故事，先秦可有。秦始皇之暴虐为人民所愤，而荆轲之侠义是为人民所歌颂悲怜的。
两汉方士，多造小说。假托东方朔所作者有《十洲记》与《神异经》，继《山海经》而荒诞过之，由巫术信仰到神仙虚说。《十洲记》有描写昆仑山的长篇文字。山为仙人所居。刘向有《列仙传》。此外又有《汉武内传》等，皆谈神仙。
唯赵晔所作《吴越春秋》，记伍子胥事，颇可观，是野史中的佼佼者。
神仙方士思想的兴起，反映极权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厌世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同时又拍合[2]帝王的好神仙求长生。
古来以君神合一，此时有凡人皆可成仙的平等观念。
（二）魏晋南北朝（200—600）
曹植好读小说、异闻，他的《洛神赋》即采用了神话题材。《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说他初得邯郸淳时甚喜，特意洗澡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然后问淳：“邯郸生何如邪？”颇有与之比试才能之意。史载邯郸淳“博学有才章”。他著有笑话集《笑林》，撰集了许多俳优滑稽故事，是现存最早的笑话集。这些故事在成书前当已流行，所以为曹植所熟知。
此时期有干宝的《搜神记》，非常重要。有些民间故事保存在其中。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元帝时为著作郎[3]，著《晋纪》三十卷，集异闻为《搜神记》二十卷。二十卷本见于《津逮秘书》及《学津讨原》。另有八卷本见于《汉魏丛书》，非干宝书，后人所作。
干宝生活在320年左右，当时文学渐趋骈俪，而史官惯用散笔，不尚夸饰。哲学思想趋向老庄，并参佛教。正史所记是关于政治上、军事上的人物，笔记中可以述民间琐事。《搜神记》文章质朴无华，且多记民间琐事，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有帮助。其书首记神仙，次述怪异，皆正史所不能容纳，而干宝认为民间传闻虽不足征信，亦可记录下来，以广博闻也。此书驳杂，也非有意为小说，无聊之处很多，有价值的也还不少。篇幅都不长，均简短。现挑选几个故事来看：
（1）盘瓠故事：盘瓠是高辛氏时的五色神犬。高辛氏宫中老妇人耳疾，医为挑出一虫，养于盘瓠中，化为五色神犬。时戎吴强盛，高辛氏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赐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盘瓠衔戎吴将军头来。群臣认为畜类，不可以官，又不可以妻。少女以为不可失信。王惧而从之。少女从盘瓠至南山。产六男六女，盘瓠死，自相配偶。于是开蛮夷之区，而盘瓠为蛮夷的祖先，其俗祭盘瓠。（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卷十四）
这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传说与图腾故事。来源甚远，故事亦有种种，此为一种记载而已，并不见得有诬蔑意义。
（2）蚕马故事：蚕神是马。此故事很美。是农民中间的传说，可以见到农民珍视蚕种，认为是神马与女子恋爱的悲剧所产生。其道德教训：勿轻视畜类，畜类和人一样有感情，有能力，有益于人。
（卷十四）
（3）鸟妻：豫章新喻县一田夫种田，见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藏去一毛衣，一鸟不得去，留为妻，生三女。后使女问父，得毛衣，飞去。三女亦飞去。（卷十四）
很好的童话，惜太简短，无发展。
（4）吴王夫差小女紫玉的恋爱故事。（卷十六）
这是阶级不同的悲剧。有情致。较长。
（5）东海孝妇条：太守枉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又孝妇名周青，死时立誓血缘幡竹而上标。此为《窦娥冤》之本事，最古之传说。于公理此狱云。（卷十一）
（6）宋康王舍人韩凭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囚韩为城旦。凭得妻书，自杀。何氏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求合葬。王怒勿听，埋之，冢相望。生连理树，树上有雌雄鸳鸯，交颈悲鸣。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卷十一）
此反映封建主的残暴，民间夫妻被拆散。人民的愿望托于神话，是悲剧。敦煌石室中的《韩朋赋》也记载了这一民间故事。
（7）燕昭王墓前的斑狐幻为书生，见张华，辩才无对。张华与门客雷焕谋，以燕昭王墓前千年华表木燃之，以照书生，显原形而伏，乃烹之。此为狐精故事，是较早而情节曲折者。（卷十八）
（8）孝子董永妻织女故事（卷一）。敦煌有《孝子董永传》。
（9）范式（巨卿）、张劭（元伯）为死友。元伯卒，式梦见元伯告以葬期。式素车白马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4]而柩不肯进。待式至，执绋[5]而引，柩乃前。（卷十一）
（10）秦始皇时王道平与唐叔偕女小名父喻者恋爱。道平被差征伐，九年不归。女家以女别嫁，三年不乐而死。道平归，哭于女冢。女魂出，道平开冢复活。（卷十五）
又，晋武帝时，河间郡男女私悦，许相配。男从军，积年不归。女被父母逼嫁，不得已而去，寻病死。男还，哭于冢，发冢，女苏活。（卷十五）
此类故事，反映当时爱情不得自由，与《华山畿》故事约略同时，但天从人愿耳。
（1）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为邻人所养，躬耕力作，得大螺，归贮瓮中。螺中出女为炊煮（乃天汉中白水素女）。见形乃去。于是乡人以女妻端。今道中素女祠是也。（卷五）
（2）桃花源记故事：有两条。其一，与《桃花源记》文字稍异，注明渔人名黄道真。文末无南阳刘子骥数语。其二，刘之字子骥，好游山水，采药至衡山，见一涧及石囷。或说囷中有仙药。子骥其后寻访，不复知其处。
或《搜神后记》非陶渊明作，而陶所作《桃花源记》乃偶并此二条为一也。
（三）隋唐五代（600—1000）
1. 唐传奇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只产生了些谈神仙、鬼怪、琐言、杂事、笑林的书籍，其中有些很可宝贵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没有得到很好的加工制作和处理，反映社会现实也不够。篇幅又很短促。连篇累牍的冥报和冤魂的故事，受了民间的鬼报冤和佛教思想影响，也充满了迂腐的道德教训。直到唐代，文言短篇小说方始发展到最高峰。胡应麟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这话是正确的。例如干令升[6]在《搜神记·序》上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前边又说：“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那么干宝作《搜神记》竟是补史之阙，采录些神话传说，而他自己搜集异闻竟是相信鬼怪的。他并不是有心创造虚构的小说，否则他可以更添饰情节，写得更生动了。《搜神记》的故事是民间所传，是朴素的，只有轮廓。到了唐代文人笔底下的小说，才是有心的创作。
唐代文人笔底下的小说，故事总是离奇曲折的，不平凡的，有浪漫好奇的作风，无论长短。所以后来称为“传奇”文。在当时只称为“小说”，或者称为“杂记传”。“传奇”两字是裴铏所作几篇小说的一部集子名。以后文学史家借用他的书名作为唐宋这类文人创作的小说的总名称，称为唐宋传奇。（鲁迅编有《唐宋传奇集》，在他的小说史里也特立一章为“唐之传奇文”。）
这类传奇文的突然兴起和突然兴盛，分析起来可有几种原因：
（1）继承六朝神仙志怪，如《搜神记》《续齐谐记》等类书中的短篇故事，创造发展，增长篇幅，主题更集中，情节更曲折，例如王度的《古镜记》、沈既济的《枕中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等，都是单篇杰作。
（2）由于古文运动，使散文得到合理地发展，促进记事文的发达。古文名家如韩愈、柳宗元等都试作小说。韩作《毛颖传》，柳作《种树郭橐驼传》和《河间传》，诙谐讽刺。
（3）由于进士制度，文人练习笔墨，投文谒见前辈以求推誉。赵卫彦《云麓漫钞》卷八：“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4）从隋朝开始，进士制度是文人向上爬的途径。文人的来源比较广泛，接近下层阶段[7]，不完全是贵族门第出身。他们都经过漫游、浪迹江湖的阶段，见闻广，生活经验丰富些，所以有得写，所以多知这些江湖异人、豪侠故事。也由于长安洛阳多妓女，进士们和妓女交际往来，多知道些女性，所以能写出哀感顽艳的爱情小说，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
（5）由于唐诗的发达，诗和散文结合，唐人小说充满诗意。既叙事，又抒情，富于感染能力，又有具体形象，可以补诗的境界所不足。《唐人说荟》例言引洪迈语：“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确实如此。有些小说和诗歌是互补不足的，例如有元稹的《会真记》，便有李绅的《莺莺歌》（杨巨源亦有诗），元稹又有《会真诗》；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又有陈鸿的《长恨歌传》。诗和散文结合，使得散文更美化。唐代文人都能诗，他们笔下的散文自然是非常流丽，这些都是改革俪体文而开创新文体的尝试。
文言小说，唐代到了高峰，宋人就不及。直到清代也只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争一日之短长。
《虬髯客传》，写唐开国时的英雄故事，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客。在这三位英雄背后，写李世民的为天命所归。是豪侠故事，而有真命天子的思想。此篇一作张说撰，一作杜光庭撰。《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都以人生如梦、道家出世思想为主题。《枕中记》传李泌或沈既济所撰，写有名的黄粱梦（吕翁点化卢生）故事，后为马致远剧本所本，亦借作全真教道家的祖师的故事。《南柯太守传》为李公佐所撰，把人生的富贵功名比于蚁穴中的争斗。反映当时文人看破功名，是社会不安定，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所写。思想消极，而讽刺意味很深，在热衷功名的人们身上浇冷水。譬如说吧，卢生本来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是接近劳动人民的，但是他有往上爬的英雄思想。他认为：“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今已壮适，犹勤畎亩，非困而何？”他看重出将入相，而以勤畎亩为苦。吕翁给他一个枕头，他便身入枕中，得偿所愿。得娶清河崔氏女（婚于高门），举进士，出将入相，竟为同列所嫉害，下狱，几死。幸得救，年寿而死。死时梦醒，逆旅主人方蒸黍未熟。然后悟到“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唐代文人爬不上去的非常多，爬上去而跌下来不得全终、迁谪至死者，也非常多，这些都是现实的。《枕中记》故事，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引《杂宝藏经》卷二娑罗那比丘为恶生王所苦恼缘，及《大庄严论经》卷十二中素毗罗太子娑罗那的故事，均同。鲁迅小说史引《搜神记》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此记实是合佛道两家传说而融合虚构，极尽其妙者。作者沈既济，又作有《任氏传》，写郑六遇妖妇，后知乃狐。其后又遇之市，谓郑六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讽刺不少。而此妖狐居然能使郑六享受夫妇美满生活，并拒绝强暴，讽刺意味更深。作《南柯太守传》的李公佐，写淳于棼梦入宅南古槐树底蚂蚁洞中，做槐安国王驸马，做南柯太守，经历险难，度过一生，乃是一梦。末后假托李肇作结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唐人小说兴于中唐，凡此皆反映安史乱后，国家由盛而衰，朝廷中多斗争，文人的厌薄名利、避世思想。李公佐又有《谢小娥传》，记女子复仇事，反映当时商业发达，而江湖中多盗贼。小娥父为富商，而父、婿均为盗所杀。《聂隐娘》（裴铏作）与《红线传》（袁郊作），反映当时藩镇间互相兼并猜忌，阴蓄刺客。虽是剑侠浪漫故事，也暴露现实社会。
《莺莺传》中有门第阶级、礼教爱情冲突的现实问题。
《李娃传》解决这矛盾成为悲喜剧。
《霍小玉传》暴露这矛盾，成为悲剧。
这三篇使读者多同情于女性，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使娼妓的感情、人格被人所推重，是有进步意义的，是积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
其他如陈玄祐的《离魂记》、李朝威的《柳毅传》、薛调的《无双传》、裴铏的《裴航传》，都是积极的浪漫主义题材，情节曲折，动人听闻。
传奇文是受俗文学影响的。如《李娃传》即因当时流传有“一枝花”故事而写作的。其他采取、融合民间故事的也必不少。同时，唐人传奇也影响了俗文学的发展。如元稹的《会真记》，到宋代有说话人说“莺莺传”的，诸宫调及杂剧更据此作《西厢记》。《太平广记》（公元978年）为唐前小说的总汇，宋代小说人采取其中材料编造短篇小说就很多。
2. 唐人的俗文学小说话本小说虽始于宋代，唐代已有萌芽。
在中唐，《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多。”自注：“乐天每与予从游，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本即李亚仙郑元和故事。说故事者是谁，注文太简，无法明了。说话甚长，已有一定艺术水平，可证唐代社会中已有说书艺人，在人家第宅中供应说书作为消遣。这是讲短篇小说，是宋代小说派的渊源。白行简的《李娃传》或是听说话人说此故事而写成的，未必是白行简写成后使说话人说书也。在唐代此李娃成为郑公子的正妻，在事实上或不可能，亦小说家言耳（至多纳为妾而已）。张政烺有《一枝花》考证，见《申报·文史》（民国三十七年[8] 6月26日）。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篇》也说：“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此当是说春秋故事的。
从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来看，可能唐代已经有“说三分”的。此为宋代演史派的滥觞。
唐代宫廷中亦有讲史官，敷演史事，以后宋代更发展，民间讲史，往往有供应宫廷者。
唐代寺庙有俗讲。元和末至会昌间，俗讲僧文溆最有名。俗讲是用通俗韵散相杂的底本，演说佛书，有讲经文（唱经文）、变文、押座文三类。押座文似引子，讲经文或唱经文是长篇，变文是短篇的一段故事。寺院俗讲后为宋代说经派的祖师。
赵璘《因话录》卷四：“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溆子》：“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指《文溆子》）。”
本来佛经是诗和散文夹杂的。经中多偈，需要用声调来唱，名梵呗，唱经动乐器。同时佛经中原本也多譬喻和因缘（缘起），是小说成分。文溆僧的俗讲，耸动听众。原为宣传佛教，却带有极大的娱乐性，为迎合仕女心理，故事也中国化了，离经叛道了。听者买椟还珠，只在听故事，不厌倦，正如后世的听做法事。僧人借此求多得布施。讲经文如《维摩经讲经文》《佛本行集经讲经文》等。变文中多转变为中国故事，开后世弹词、说因缘一派。
在敦煌发现的还有通俗的故事赋、词文等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写卷，如《韩朋赋》《燕子赋》《季布骂阵词文》《季布歌》《伍子胥》《孝子传》等，是否唐代寺院俗讲文学的一部分，不能断定。似为受僧侣们影响而产生的俗文学。
《韩朋赋》见敦煌写卷伯字第2653号。较《搜神记》韩凭妻故事为曲折。说韩朋出仕宋王处，其妻贞夫寄书，甚有文辞，为王所得。梁伯出计，使王使人到韩家骗取来王所，迫为妃。贞夫曰：“鱼鳖在水，不乐高堂。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庶人之妻，不归宋王。”梁伯曰，贞夫爱韩朋，为韩年少有风姿。宋王遂打韩朋，落其二齿，使衣破衣，板筑清凌之台，使贞夫见之。贞夫望见韩朋而悲，寄书射于韩朋。朋得书自杀。贞夫亦自杀。宋王出游，找贞夫不见，唯得青白二石。石又生桂树梧桐，伐树，变成双鸳鸯（按，其中贞夫跳台事，竟不明白，似有落漏）。
说话与话本
（一）什么是话本
话本就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人就是说书的人。“话”有故事的意思。《东坡志林》说到“王彭尝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说古书叫作讲古话，这是宋人的俗语。话本是民间文艺作品，乃是白话小说的滥觞，白话小说的祖先。
说话人说书讲故事，他们是有底本的。师傅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并不见得印出来。如果印了出来，就变成供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成为小说书。不过撰作的人，不为人所知，而且多数是好几代的创作，不是一个人所编造的。
说话人是职业的说书人。职业的说书人，在唐代已萌芽，只是记载缺乏，在宋代都市中非常活跃，史料记载详细。但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话本，宋、元两个时代很难分别。讲史家话本刊于元代的多，向来称为宋刊的，近人考订恐是元刊。小说家的话本，刊于明代，但可确知为宋元旧本，而且多数是宋代说书家所说的故事，所以合称为宋元话本小说。
此类话本材料不多，却很重要，为后来伟大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这么多的白话古典小说的源头。
所谓宋元时代，实际此类话本故事当属于12—14世纪这一时期。开始是人民口头创作，原为师徒相传的底本，由于印刷业的发达和市民识字者的增多，而后由书坊编印成书，于是发展为阅读的话本文学。
（二）汴京和临安的京瓦伎艺
宋代说话人中的四个家数（小说、说经、演史、合生）在唐代都已有渊源。不过到了宋代发展得更兴盛，这是和市民经济的繁荣分不开的。北宋的都城汴京[9]和唐代的长安面貌不同。长安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是贵族和大官僚们聚居之地，寺院势力也大。达官贵人生活豪华，歌伎应酬贵族，应酬进士们。庶民娱乐场所少，有也不发达。这种背景，发展了传奇小说那一类的文学。而汴京商业繁荣，平民抬头，娱乐场所多。贵族官僚的生活也有平民化倾向，士大夫出入庶民场所不以为异。如宋徽宗喜欢微服游行，赵明诚、李清照常到大相国寺买碑帖书画。宋人生活习惯同近代没有多少分别，同唐以前大不同。此乃是贵族阶级崩溃以后的新兴形势，经过中、晚唐及五代形成的。自然，士大夫入平民游艺场所不过是偶然光顾。而说话人的对象是一般市民，包括小商人、军人、小知识分子等。宫廷和官僚要听说书，大概是另有供奉和宴乐的。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皇城东南有桑家瓦子、北瓦、中瓦，出旧曹门有朱家桥瓦子，此外还有保康门瓦子、新门瓦子等，这些都是小商业发达的繁昌之区，是庶民汇集之处。
据周密《武林旧事》载，临安便门外有便门瓦，候潮门外有候潮门瓦，嘉会门外有嘉会门瓦，荐桥门前有荐桥门瓦等。
各色伎艺人包括说书人在内，便活跃在瓦子这个区域。瓦子是平民市场，是百货买卖和酒楼、茶肆、勾栏等娱乐场所荟萃之区，是上下各阶层所乐意涉足的。《东京梦华录》把各色伎艺人记载在《京瓦伎艺》条内。京瓦就是京城的瓦肆，它犹如长安的草市，只是更其繁荣而已。京瓦伎艺即是市民的娱乐。当时商人、手工艺者都有行会组织，他们常以茶肆为聚会场所。说话人便活跃在瓦市的茶肆中。论到讲故事的艺术、戏剧杂耍的艺术，本是各地方人民大众所创造，不过他们的发展是靠了都市繁荣。市民有经济力量能够供养这一班为市民服务的诸色伎艺人。宋元俗文学的发达便是建筑在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上的。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记载：有孙宽、孙十五等，讲史；李慥、杨中立等，小说；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南宋临安的繁华，比之汴京更有过之。南方经济本来超过北方，江南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又在强敌压迫下，便出现了畸形发展的都市繁荣。临安的茶坊更为发达。第一流为士大夫社盟会场，第二流为商人、劳动者、游艺人所聚。
据《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载，说话人分四个家数。《武林旧事》中所开名单，演史家有二十余人，小说家有五十余人之多，皆举其有名者，而可能都是同一时代人。
在两宋时期，说书业并非只在两个都市里活动。大凡经济繁荣的城市，当然有说书的人，如扬州、成都等，不过记载缺乏而已。只有《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几部笔记保存了可贵的宋代社会史料，都是记载都城的繁华的。
《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有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一段，说郓城县有东京新来的行院（歌妓）白秀英在勾栏里说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白秀英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可见像郓城县那样的小城市也有说唱故事的人，在做场面。虽说《水浒传》是小说，而且是元明之间人所作，其描写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却颇为真切。这也可以作宋代社会史料看。双渐赶苏卿故事在宋代甚为流传，所谓“风流蕴藉”，与西厢故事同属浪漫的爱情故事。这里明说话本，可能是小说家的话本，小说一名词话，可以夹唱，但也可能是诸宫调的本子，水浒作者混称话本。
此外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是说农村说书的。盲人说唱琵琶记故事，在浙江山阴县附近。〔此诗一本作“身后”“听唱”。或引作刘后村（克庄）诗。但陆游集中有之，而刘后村集中未检得，待查。〕洪迈《夷坚支志》丁集卷三：“吕德卿偕其友……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可证明说书在茶肆中。嘉会门是当时临安的一个城门。
（三）说话人的家数
《东京梦华录》并未提到说话人分若干家数，此因简略之故。而《都城纪胜》与《梦粱录》则大同小异，说说话人分四个家数，各有门庭。因为古书没有标点，而这两书文章不很讲究，分划得不清楚，所以研究小说史的便有好几种分划法。其中以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分划得最好。赵景深、孙楷第与他意见相近。但鲁迅只用《梦粱录》，不用《都城纪胜》，有所省略，今参用两书，做以下划分：
1. 小说，一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10]、发迹变态[11]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2. 说经，谓演说佛经。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
3. 讲史书。谓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4.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等。
（鲁迅在1项下，略去说铁骑儿。3项下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4项下略去商谜）
另，陈汝衡《说书小史》分：
1. 小说，一名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
2. 说公案——搏拳提刀赶棒、发迹变态之事。
说铁骑儿——士马金鼓之事。
3. 说经。说参请，说诨经。
4. 讲史。
此说亦可参考。盖略去合生与商谜，认为非说话人也。但据《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妓胡人，街市童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等语，则合生亦有故事。赵景深谓合生始于唐中宗时，戴望舒引施蛰存语曰：“合生为阿剌伯Hajan一字之译音，意为故事。”然唐时以歌咏为主，兼以舞蹈，或与宋代作为说话中一派的合生不同。又据《醉翁谈录》，则说公案亦在小说门中。
《武林旧事》未分四个家数，其卷六《诸色伎艺人》所列名单中与说话有关的有演史、说经诨经、小说、弹唱因缘、说诨话、商谜、合笙七项。
弹唱因缘亦是一派。它以弹唱为主，此与后世之弹词宝卷有关，内容多涉道家神仙下凡等事。
《醉翁谈录》（罗烨编）卷一，舌耕序引中《小说引子》一段，注云：演史、讲经并可通用。为此，他只分小说、演史、讲经三个家数。合生、商谜性质不同，不用此引子也。
（四）小说和讲史的区别
说经一门，沿着唐代和尚们的俗讲而来，渊源很早，到了宋代，渐不占重要地位。在发展上看，小说和讲史最为重要。二者的区别是：
1. 讲史依据历代史书，说得很野，但主要人物皆为历史上的人物。民间艺人加工改造历史人物，形成历史人物野史化。中间穿插故事都属演史家所编造，师徒相传，创作了历史小说。小说家或依据前代志怪传奇，或依据社会新闻，而不据史传，故事的创造不受限制，可以脱空捏造。在周密《武林旧事》所记说话人名中，小说家最多。正如《梦粱录》所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都城纪胜》作‘提破’，此处‘捏合’比‘提破’好）。”小说的故事更允许虚构成分，有典型性格，更能描写社会真实，因而更富文艺性。
2. 讲史是长篇的。一部书要讲个一年半载。小说都是短篇的。一篇故事，只讲一回、二回，即一天、二天内讲完一个故事。可能说书的根据底本再为敷演，讲说七八天也讲完了。此后又须另换一个故事。
3. 小说，一名“银字儿”。“银字”为管乐上名称，此必因小说夹有弹唱、吹唱之故。又小说一名词话。今小说话本往往夹有诗、词、歌曲，当时入乐歌唱。即所谓“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同当今上海说书的“弹词”“小书”差不多。不过据话本看，基本上是说的，诗词夹入不多。不像上海的以韵文为主或说唱并重。（《西游记》明刊本中多韵文，还是小说古制。）
讲史的话本，一般均称平话，恐即是评话。不夹歌唱，如当今上海的说“大书”，只用一个醒木，但凭口说。所谓评话，乃是书中夹有诗句，评赞古人是非得失之意，即评论古今之意。
在宋元时代有此两家分别，后世说书业中也还分别着。可是明以后文人所作小说，亦多长篇，变成章回小说了。又明代文人亦渐泯灭界限。如《尧山堂外纪》：“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陶真。”已不知小说、平话之别。
（五）说话人的出身和思想
说话人似乎很杂。有和尚们说佛经，有书生们说书史，有书生及一般市民书卷较少而生活经验丰富的说小说，有道士们弹唱因缘。有男的，也有女流，也有歌伎。但是他们同属于“伎艺人”一个阶层。与唐代不同，随着说话场所由寺院变为瓦肆，说佛已退居不重要的地位。单说小说和讲史两家，则有儒生及一般市民。此类儒生，不是进士们、举人们，而是略通书史，并未中过进士的。可以想象得知，所谓张解元、刘进士、陈进士等皆是美称，犹之秀才、贡士、书生之类，未必实为进士、解元也。
此类称书生、进士、贡士者在《武林旧事》名单中都属于演史一门。演史门要敷演历代书史，书本的知识较多，故以书生为重。而首列乔万卷，当推其博学耳。但此类人中亦有宋小娘子、张小娘子等，为女流。北宋时代说三国者为霍四究，说五代史者为尹常卖。常卖是宋时俗语，《云麓漫钞》卷七：“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市中自唱曰常卖。”此说五代史者当初或曾做过小贩，故而得此名称。则演史家亦非均是书生出身。而在科举上失意的或根本绝意功名的文人、落魄的读书人，到瓦子里去说书，当然也是在经济上很贫穷的。
至于小说家，则是社会下层的市民。他们舌辩滔滔、谈论如流，书本知识不多，而接触社会现实，生活经验丰富。但是照《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上说，也要熟悉《太平广记》《夷坚志》《琇莹集》《绿窗新话》等书，要知李杜韩柳诗句、欧苏黄陈才词，似乎也要相当高的文化。观小说家中颇多俚俗名字，如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粥张二等，恐原是卖故衣、卖枣、卖粥的小贩，其后改业说书的。
伎艺人的地位在封建时代是低微的，属于市民阶层。他们为了市民娱乐，所创造的是市民所喜爱的文艺。至于听众，那么从皇帝、贵族起，下至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士兵都包括在内。有御前说书人。《武林旧事》特为注出以抬高身份，此则先在市场中说小说，有名后偶尔供应内廷，当非专为御前说书。所以这类文艺，绝非宫廷文艺而是市民文艺。
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是小市民的思想意识，也有封建思想。因为那个时代是封建时代，封建思想统治着、制约着人们的头脑。可是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在他们的文艺创作中，就有反封建的、民主的思想的萌芽。他们谈爱情故事，是反礼教的；他们说公案，是替人民控诉冤狱、希望有清官的；他们讲发迹变态朴刀赶棒，宣扬武艺、称赞草莽英雄；他们讲书史、评论古今，反对杀戮功臣的、残暴的统治者，歌颂人民所喜爱的帝王将相。他们刻画市民形象，描写市民生活，真实而不歪曲，能反映社会现实。因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是接近人民大众的。
同时，他们免不了有宿命论，出世思想，封建道德如忠、孝等观念。
（六）话本的取材和编制
说书的人，需要先有一个底本，这些底本是师徒相传的。最早有创制的人，由他一人说，此后传给徒弟，渐渐又加穿插，加以增删变化，所以话本原是口头文艺，好几代传下来，没有定型。同一部书，各人所说，各地所说，都有不同。
话本的取材很广。讲史家取历代史事，取材于正史及野史。他们尤其喜欢战争变乱时期，如三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唐末五代之类。太平盛世，无话可说。变乱时代，人物众多。战争、英雄故事，人所乐道，也是人所乐听的，比较热闹。讲史家虽标榜正史，如演说《汉书》、三国之类，其实说得很野，往往取一段有趣味的史事，加以敷演，结合许多野史、民间传说的材料。我们看《三国志平话》及《五代史平话》即可明了。不仅限于前代史事，即当时历史事实，亦可取材。《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条：“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即是讲南宋初年抗金英雄如岳飞、韩世忠等故事的。咸淳为南宋度宗年号（1265—1274），距离南宋初年有一百年左右。王六大夫能自编自说，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小说家的取材多根据前代小说。《太平广记》《琇莹集》等其中多爱情、神仙、灵怪故事，可以取材。从《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列话本篇目看，题材来自唐人传奇的很多。此外还有捏合历史人物加以敷演或根据民间传闻故事铺叙，乃至凭空创造的。取材于社会新闻的，亦必有之。小说类话本必定很多，但散失亦多，今存宋元话本不过数十篇而已，多数连篇目也未留下。
最初，话本是说话人自编的。后来师徒相传，因袭前人话本，增删敷演，不尽自己编书，否则来不及应付。演史家尤可，如果小说家每天要讲故事，一年得预备二三百篇小说，哪能这样丰富呢？比如演剧，一个剧本可以演几回。又如弹词，靠唱，不全听故事，重听也不厌。小说就不行。例如《碾玉观音》，只能两天讲完。讲完又得换别篇，在一两个月内，不能再讲这篇，否则听众听腻了，知道这些人是鬼，便没有意味。《武林旧事》记说小说的有五十二人，一个人讲百篇，也有五千篇，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他们所讲必定也重复，靠增插、靠说话艺术吸引听众，但其中粗制滥造、无聊的一定不少。有些未经艺术加工就随时代淘汰了，留到后代刊印出来的，总是精品杰作，又经过名手编订的。
后来有了分工，文人撰作话本，长于说书者说。南宋时说书者有书会组织，如雄辩社，内中也有才人，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专业编书而不说书。说话受人欢迎，书坊开始刊印话本，书坊托人，取说书家的底本进行加工编撰，并加入插图，这使一些话本得以存留至今。
（七）口语的提炼
说话人以口讲说故事为技艺，精益求精，善于谈说。所用的语言是人民大众的语言。京都说书的主要以汴京、临安的普通话为标准，所以说书人对语言起提炼作用。说话人的话本可以是半文半白的，可以是纯粹白话的。半文半白是因求简略之故。话本的发展为近代口语的小说文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文学语言的新路。
（八）现存的宋元话本
从北宋开始到元末明初章回小说作者的兴起，中间说话人的说书事业兴盛不断有三百多年，话本数量依理应有很多，实际流传至今者却极为稀少，原因是：
1. 说话人的底本，师徒相传，或书会才人所编，原是抄本，且无定型，还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当时亦有专利性，不愿公开。由书坊刊印此类话本实始于南宋时期，为时较晚。
2. 元蒙灭宋，中原文化蒙受损失与摧残，战乱中话本被毁。元代印刷业又不如宋代发达。
3. 此类市民文艺，刊本简陋，文字俚俗，得不到藏书家的重视。书坊印出后虽大量流行，但只是一时，未能很好保留，就随时代而淘汰了。《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项，抄集尚多，而大典在清代亦散失，平话门数册，无一存世，极为可惜。现存有些话本是日本藏书家所保存的。
4. 有些小说内容被认为有伤风化，不为封建礼教所容，还有一些作品触犯统治阶级，因而不能保留下来。
讲史类话本失传的，如南宋咸淳年间王六大夫讲过的《复华篇》《中兴名将传》，二者均有爱国主义思想，可惜未传下来。后世的《说岳全传》可能根据了一部分南宋话本所流传的材料。
在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举了许多小说类话本的篇名，可惜大部分未流传下来。如其中有《莺莺传》，可见当时已说西厢故事。另外尚有《李亚仙》《崔护觅水》《芭蕉扇》（可能是西游中的铁扇公主事），属于朴刀杆棒的有《戴嗣宗》《青面兽》《石头孙立》《花和尚》《武行者》等，还有妖术类的《骊山老母》《贝州王则》等。有些话本更不知名目。它们未经艺术加工，就随时代淘汰了。
今存宋元话本有：
1. 说经：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2. 小说：
《京本通俗小说》
《清平山堂话本》
《雨窗欹枕集》
“三言”中的宋元旧篇
3. 讲史：
《五代史平话》
《全相平话五种》
《宣和遗事》
以下择要加以介绍。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十七章，缺首章与第八章之前半部分。日本高山寺旧藏，归三浦将军所有，是巾箱本[12]。另本藏德富苏峰处，为大字本，较巾箱本所缺尤多。书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字样，此为临安书肆，应为宋椠本[13]。鲁迅先生认为或系元刊，因为此书铺至元代亦可能尚存在也。此说固可通，不论宋刊元刊，这个话本的时代应该是较早的，是宋人的话本。它的体制比较古：
1. 分章（即分节）标题称“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入大梵天王宫第三”，等等，是佛经体例。
2. 文字简洁，散文部分是略带文言笔调的白话文。正如佛经体例，当时亦即为白话文，但非纯粹口语，文言也是通俗文言。
3. 称为“诗话”，因为中间夹有诗句之故。全书只夹七言诗句，不夹入词。甚至作为唐人俗讲话本看，亦无不可。
此书性质介于说佛与小说之间。今宋人说佛门话本不传于世，此本或即说佛门之话本，较小说家所说为长，是一中篇小说。
唐玄奘法师至印度求取佛经，回国后展开佛经翻译事业，此为中国佛教史乃至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他亲身经历西域、印度许多国家，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亚洲交通史、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重要史料之一。他的一生史实有慧立、彦琮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叙甚详。至于佛教徒所装点附益的种种故事和民间传说最早就见于这本取经诗话。以后更变化成为《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小说。
此书所以重要，因为是小说《西游记》的滥觞。
此书叙玄奘去西天取经，遇猴行者，护送到西天。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但是他打扮着做一个白衣秀才，见和尚施礼，对话，并以诗对答。他神通广大，能做法术，抵敌妖法，如化新妇为青草之类，又能使老虎肚中生出猕猴。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章内，说猴行者少年时曾在此做贼，偷吃蟠桃树上蟠桃，吃一颗享年三千岁。此时为了唐僧，他又取蟠桃。蟠桃三颗落入池中，猴行者取金镮杖向盘石上敲三下，即在池中出来一个孩儿，三千岁，他不用。又敲五下，出来一个孩儿，面如满月，五千岁。行者说，不用你。又敲几下，一孩儿出来，问曰：“你年多少？”曰：“七千岁。”行者放下金镮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语心惊，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数下，孩儿化成一枝乳枣，当时吞入口中。（未言是和尚吃，还是行者吃？）后归东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此为《西游记》偷桃及吃人参果所本。）
书中并未大力宣传佛经，只是写取经路上冒险的奇异经历。玄奘经过狮子林、大蛇岭、九龙池、鬼子母国、女人国……历尽魔难，取回佛经，富传奇性。此书尚有深沙神，即沙和尚，但无猪八戒。书末最后一章述王长者故事，乃唐僧回国后的故事（此为《西游记》所无）。王长者后妻孟氏与其婢春柳，趁王长者出行，定计思杀其前妻之子痴郎（那）。先使其入钴[14]中，用火烧之，不死。其次又用铁钩钩断其舌根，此儿又无恙，会言语。又使其入库中，闭门欲使其饿死，又不死。最后使其登楼推堕水中。王长者回，法师等七人赴长者斋，法师说今日不欲他食，思得大鱼。长者遂为买鱼，得大鱼。法师自以刀剖开，长者之儿从鱼中出。长者抱儿惊喜倍常。
此书故事性浓厚，实际上非宣扬佛教，而内容与佛经中故事颇为类似，实为中印文学结合的成果，可以定为说佛俗讲之话本也。
小说家的话本
小说一门在宋代说话人中是最为活跃的。当时小说门的话本必定很多，因为一天、两天讲一个故事，如果连续讲一年半载需要大量的话本，而况小说业中在一地方说书的人数也不止一个。（有时讲一篇故事不止一天、两天。例如《西山一窟鬼》有云，“变作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似乎可以讲十数回。但照此篇话本内容看，似乎难以讲十几天。）可惜流传至今的不多，现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雨窗欹枕集》三书中，共有三十余篇。此外“三言”“二拍”中尚有些宋元旧本。总数不过四五十篇。（“三言”“二拍”中需赖考证。）
此三书，一为影元抄本（？）清人刊，二为明中叶刊本。今前两种皆有重印本。
《京本通俗小说》现存卷第十至第十六。全书原有多少卷，作者何人，今都不可考。现存《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七卷为缪荃孙（江东老蟫）《烟画东堂小品》所影刊。尚有《海陵王荒淫》《定州三怪》（过于破碎）未刊。《海陵王荒淫》另有铅印本，而亚东所排《宋人话本八种》中亦印入。但此回或谓抽自《醒世恒言》者。《定州三怪》见《警世通言》。
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文云：“就平话丛刊的进化史迹看来，元代而会产生那么篇幅至少合有十余卷以上的内容纯粹且又编次井然的《京本通俗小说》，实是不可能的事。”“而集合了许多小说杂著成为一部丛书的，也到了嘉靖时候，方才风气大开。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尚是各种自为起讫，没有分卷的。”“缪氏的‘影元抄本’云云，不过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想，绝不是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从内容上考察，这几篇确乎是南宋说话人的底本，看不出搀入元以后人的手笔。这也是很奇怪的。
《碾玉观音》属烟粉灵怪类，是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的第一篇，独分上下两部分，比较的长，乃是上下两回书，预备在两天内说完的。这是说话人的底本，而文章优美，已经是加工制作过，不是粗糙的底本了。
这是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入话”，引用许多名人诗词，互相关联钩串而出，极有情致。凡小说开始都有入话。《京本通俗小说》中，以此篇与《西山一窟鬼》最好，都用诗词作入话，是有机的、剥茧抽丝式的，不堆砌，不肤泛。而此篇为宋人小说中入话最讲究、美丽的一个。这是引子，未讲本文以前，先唱诗词，伴以乐奏。词在宋代是唱的，七言诗入乐歌唱也非难事，所以小说有“词话”的别名。
三首春词《鹧鸪天》，前两首未提作者姓名，无考。小说所引诗词，往往无考，乃是当时流行传唱的俗词，未入文人选本。黄夫人亦不知何人，未必是有名作者。王荆公诗，未必可信，待查。其余诸人诗也都靠不大住，乃是搬了些名人出来。曾两府是曾布（？）。苏小妹词乃是相传的苏小小词，见《钱塘佳梦》小说，也见《阳春白雪》前的大曲苏小小词。是宋人词。《黄金缕》就是《蝶恋花》的别名，因欧阳修一首词而得名。王岩叟是宋哲宗时人。集了这些春词，组织关联，极尽艺术上的巧妙。正所谓最畏小说人，能顷刻间捏合，顷刻间提破。可以想见当时弹唱此入话作为本文开篇之引人入胜。因此入话，连接到咸安郡王的游春，于是进入故事本身。
本篇用“碾玉观音”作题目也很好。用诗句作回目，最初开始于说书人的招牌，而古本尚不用诗句作回目。这一题目，只是俗称，并非作者自拟的标题。题目不说明白故事内容（明人改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则点明故事内容），使人不可捉摸。实则玉观音并非主要情节关键所在，全篇小说属于当时所谓“灵怪”类。讲个鬼故事，出神入化；其艺术特点，在于非讲完此故事不知秀秀与其父母在后半部实是鬼而非人。这种Suspension（留下悬念的宕笔法）为吸引人、动人的艺术。（即卖弄关目，直到最后方始揭露。）
这篇的主角是秀秀养娘和崔宁，属于虚构，可是中间有三个南宋初年的历史人物。咸安郡王指韩蕲王韩世忠，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皆抗金名将，而当时被闲废着的。小说家讲故事，要使其逼真，配合历史上人物似更为有据，这是所谓“顷刻间捏合”。当时有说《中兴名将传》的，所以他们三人的名字，尤为听众所熟悉。这故事背景在南宋初绍兴年间，说书的时代，应该也在南宋，不会迟至元代，否则咸安郡王、刘两府等官员称谓不易习知。
说书人尽管讲着一个鬼故事，中间渗透着当时社会的生活气息。它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阶级矛盾。秀秀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中，是裱褙铺璩大夫（待诏）之女。而璩大夫不能不把他心爱的女儿卖给王府去做养娘（女婢），他说：“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府。”这一半是惧势，不能不如此说；一半是实情，可见其生活穷困。当时朝廷南迁，大批贵族官僚需要婢女，竟可以指定购买良家女为婢。
秀秀被卖入王府，便开始其不幸的、不自由的生活。秀秀与崔待诏是很好的一对，都青春美少，都属于手工艺阶层，爱好自由生活，而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当初郡王有过一句话，引起了他们天真的情爱（精神上的）。于是在一个失火的晚上，偶然遇到，秀秀便决定跟着崔宁跑，很大胆地提出了做夫妻的要求。这里，秀秀所以决定要走这条路，为了爱着崔宁，为了找寻自己自由幸福的道路，厌恶自己在王府的生活（她愿出身于一个手工艺的家庭），为了郡王虽然有过那句话，将来也未必认真实行，说不定要有变故，或者留在府中不嫁，或者随便给别人。
他们的私奔是情有可原的，是博得我们同情的，然而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悲剧。已经远走高飞，还是不能逃过封建统治者的魔爪，为多嘴的郭排军所发现，报告给郡王。秀秀被郡王打死，埋在后花园中。此后秀秀的鬼魂，仍旧跟着崔宁，并且报复了郭排军。
这篇作品写出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强暴，手工业者的被压迫，下层人民无论男女，生活都不自由（包括婚姻的不自由在内），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女性，更遭受着残酷的压迫。作者的爱憎倾向始终在同情秀秀与崔宁方面。这个悲剧具有必然性、典型性。因为封建力量之强大，手工艺者还依附封建地主而生存着，不足与之抗衡。
人物性格的描写，也相当地成功。秀秀坦率、善良、有勇气，敢于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变鬼也跟着崔宁，可见她爱情的热烈，死后还要团圆。她变鬼又报复了破坏她自由幸福的郭排军，具有坚强反抗与复仇的精神。她的形象是鲜明可爱的，值得同情的。崔宁，善良、老实而怯懦怕事。郡王，脾气暴躁。郭排军，朴实而多嘴，不识利害。
璩公璩婆听见了女儿被打死，非但不伸冤，反而投河死了，可见一般小民害怕郡王到如何地步。小说家只是暴露社会现实，他所说的是真的、可信的。甚至“鬼”，那听众也不是完全不相信的。作者说鬼是一形式，主题是爱情婚姻问题，并非迷信恐怖的鬼魂。说话人没有借以劝世教训人的地方，似乎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在今天看来是应该批判的，在当时是指单为了民间的娱乐，有进步性，因为并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如果他有教训，只教训了像郭排军那样搬弄是非、口不谨慎的人。至于作者为什么不使秀秀报复咸安郡王呢？一则作者受时代限制没有看出主要矛盾；二则韩世忠在南宋人民心目中是抗战[15]英雄，不过是性如烈火、脾气不好，大家也还崇拜他，所以不多加贬辞。
说鬼故事，最为灵奇，大众爱听。这篇的技巧在乎隐藏了主角已经死去变成了鬼的事实，最后方才暴露。中间说：“秀秀道：‘自从解你去临安府断罪，把我捉入后花园，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赶我出来。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赶将来同你去。’崔宁道：‘恁地却好。’讨了船，直到建康府。押发人自回。若是押发人是个学舌的，就有一场是非出来。因晓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轻易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这闲事怎地？况且崔宁一路买酒买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时，就隐恶而扬善了。”这一段很巧妙地使读者不疑秀秀是鬼，故事才能进展。到最后暴露，不但秀秀是鬼，连璩公璩婆也都是鬼。情节曲折，布局留有悬念。
在《京本通俗小说》中，同样属于灵怪类的尚有《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两篇，都很好。《西山一窟鬼》入话优美，引用名人词，互相关联，艺术手腕亦高。作品叙述一位吴教授[16]同一个朋友（王七三官人）在（杭州）西湖西山游玩，遇着一阵大雨，天晚不能回家，在山路上避雨，遇见许多鬼。连吴教授的妻子、婢女都在那里，也都是鬼。此篇写得令人毛骨悚然，鬼气森森，酣畅淋漓，生动灵活；也运用了起初不知是鬼，后来方知道是鬼的艺术手法，是鬼故事的上乘，是浪漫主义作品。不过就思想性而论，意义不多，没有清楚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归结到看破红尘，离尘办道，吴教授舍俗出家，云游天下。如果说有现实的成分，则是写出吴秀才的贫穷落魄，反映当时贫儒生活之苦和人生苦闷的情绪。但这个矛盾，作者并没有好好解决。
《志诚张主管》描写市民生活与道德观念，很真实。开线铺的张士廉，六旬年纪娶了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妾。此小夫人嫁一老人，在爱情上不能满足，对年轻的张主管暗中示好，死后鬼魂还苦苦追求他。张主管为人老实，不受诱惑，同时却也尽礼以待，终于不受其祸，足见商人伙计的道德准则。小夫人也有值得人同情之处。应该谴责的是那个年过六旬而娶年轻老婆的张员外。作品暴露封建社会的矛盾，颇有现实意义；也是烟粉灵怪类的代表作，同样结构极佳。
《西湖三塔记》见于《清平山堂话本》，亦属灵怪类。虽为《白蛇传》的一个祖本，但思想性不高。白蛇、乌鸡、獭三精是作为迷惑奚宣赞而终于被龙虎山奚真人所降服的妖怪来处理的，并无后来《白蛇传》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
《郑意娘传》，现存《古今小说》第二十四卷，题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实为宋人小说，也是鬼故事，而结构特佳，思想性、艺术性都高，很有唐人传奇风味。开篇入话用元宵词，说宋徽宗时汴京元宵节风俗，转入北宋亡国汴京破后，杨思温在燕山（即北京）看元宵，不免凄凉感叹，有故国之思：
“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寓人！”
整篇小说等于一首抒情诗，凄凉哀怨。诉说乱离中夫妇相失、男女思慕，至于一生一死、阴阳相接而泣诉平生，此后男女相誓，幽明相随，而男的终于不能坚守而背盟的故事。女的遂施以报复。这也是悲剧。小说主要是写爱情的，然而有情人的失散系因战乱之故。而男子负心在当时社会也是很普遍的问题。
这类小说一出现即质量如此之高，是十分可贵的。
传奇类小说以《冯玉梅团圆》为代表。开始用吴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引起两个夫妇离散而复圆的故事，是喜剧。短故事作为入话，长的故事是正故事。故事背景是南宋初年福建建州范汝为起义，范侄希周救了冯忠翊失散的女儿冯玉梅，遂为夫妇。以鸳鸯宝镜为聘礼，夫妻和顺。此后范汝为军被韩世忠镇压下去，乱军之中夫妇分离。冯玉梅自尽未死，为冯忠翊所救，父女重逢，玉梅矢志不再嫁。冯公升官至都统制，遇广州守将差指使贺承信送公文，玉梅窥见，疑即建州范郎君。冯公私问之，始吐真实，知已投岳飞部下。出鸳鸯宝镜为证，夫妇重复团圆。此篇写悲欢离合，属传奇小说类。在反映现实深度上不如《碾玉观音》《郑意娘》，但其中写范汝为起义并未歪曲，称范为“草头天子”，说他“仗义执言，救民水火”，也写了起义军中的人物范鳅儿（希周）的真诚性格。
《菩萨蛮》有说佛成分，但其中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
《拗相公》把王安石作为题材，写他罢相判江宁府，从汴京到江宁一路旅途所见。有人认为这是失败的作品，歪曲了历史人物。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小说中的王安石性格是执拗的。在隐姓潜名赶路途中，他亲自遇到许多困难，皆其新法所致，亲自听到人民痛骂新法，痛骂王安石。这一话本，不是演史，乃是小说，是政治性的讽刺作品。主题思想是反映宰相施政，不亲民，施虐政，受人民唾骂，有强烈的反抗性。所写有北宋丞相卢多逊事、王安石事，创造典型，亦写出王安石的高傲性格。当然将此全加之于历史人物王安石是不对的。这主要是因为南宋时代人们痛恨蔡京一辈绍述派人物，连带恨及王安石。此应是南宋末年的作品，小说中有佛教思想，但也非说佛话本。
《快嘴李翠莲记》是一篇风格质朴的作品，见于《清平山堂话本》，难入门类。小说绍介[17]婚姻风俗，描写一个女子有口才，说话出口成章（像快板）而为封建社会所不容。她有强烈的反抗性，而只能逃入空门，这正是作者找不到出路的结果。其中快板式的语言近于韵文，应以唱说为主，突出表现了词话的特点。
公案类话本以《错斩崔宁》为代表。此篇在《醒世恒言》中则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此回书亦有入话，用一短故事说戏言之祸，引起正故事。作者垂戒勿戏言，书末又有“劝君出语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似在强调出言谨慎，以故事作为鉴戒，作为处世之道的教训。可是作者在开首一首诗中，又提出人心叵测、世路艰难的主题，不免纠缠牵扯，不够清楚。其实这都是次要的，并非本书的主题。本篇的主题是描写一个糊涂公案（公案，即刑事案件），一个冤狱，故以“错斩崔宁”为主题，作者明白地插入了一段文章：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居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积了阴骘，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须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
这使人联想到窦娥的唱词“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段说书人的评论道出小说主题。这一主题具有现实性，因为封建社会冤狱多，清官少。此类公案小说不仅因故事吸引听众，而且也因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而受到欢迎。
此篇揭露出当时社会的实况、社会矛盾。
刘官人的没落，临安附近即多盗贼、剪径的人，小娘子得知被典卖而信以为真，大娘子被抢……都反映了南宋时代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穷苦。大娘子、邻居、糊涂官促成了冤狱，而冤狱的得伸，却是偶然的事。在现实中，冤狱的昭雪毕竟也是少数。
小说无性格描写，也无主角。贯穿小说的是情节，真是无巧不成书，但是情节太巧了。小说不是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是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是作者着意安排的，小说的吸引人正在这里，而其缺点也在这里。
此故事原系话本，但此回书已用“看官”字样，可知是为了读者而改写的了。
小说在清初经朱素臣改写为戏剧《双熊梦》，今天又改编成《十五贯》，主题为反官僚主义。可见此话本影响之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山亭儿》，此故事托于唐代襄阳府之事，实亦宋人话本。后入《警世通言》，题为《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醉翁谈录》以此入朴刀类。由此可见说公案与朴刀赶棒的关系：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杆棒一作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篇末说，此话本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此回书情节曲折，也暴露了社会现实。至于孝义尹宗，襄阳尚有他的庙宇，可见系民间传说已久的。小说的生活气息很浓，人物性格较鲜明，比《错斩崔宁》为优。
《沈鸟儿画眉记》，现存《古今小说》，题为《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情节更为曲折离奇，但也是当时社会中可能有的。其中二子杀父一段尤惨。暴露社会现实，人的生命一无保障。《错斩崔宁》与本篇皆有两道结论不同的圣旨，这是对于朝廷的嘲讽。且破案者皆出于百姓而非清官，可见宋元时代的官吏的糊涂了事、官僚主义。
《杨温拦路虎传》是赶棒的代表作，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杨三官人）是杨令公之后代，同《水浒传》里的杨志。笔墨也有仿佛《水浒传》处，例如他和马都头使棒，在岳庙里和山东夜叉李贵比棒，赢了利物等，写得生动。后世小说《水浒传》正是此类小说的汇集。但全篇结构不严谨，脉络不甚清楚，有的人和事未得到交代。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风格看，也系宋人话本。主题不够明确。
《雨窗欹枕集》中有《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与《董永遇仙传》，均宣扬佛教思想，缺乏现实性。
讲史家的话本
关于讲史家的记载，《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已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说五代史等。《夷坚志》也记有南宋茶肆中说《汉书》的事实。《梦粱录》还特意提到，有王六大夫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的盛况。但宋人原作话本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今日所见，都系元刊本和元人改编的。讲史家的话本比较简陋，不像小说话本经过才人加工，因而不及小说话本细致。
一、《新编五代史平话》
在北宋时即有说五代史的尹常卖。北宋距离五代最近。此战乱动荡的时期，人物众多，战争热闹，民间传说亦富，故为可以吸引听众的讲史之绝好题材。
今存话本，号称宋本，恐是元刊本。（由其俗体字的式样决定之。）
（曹元忠谓原是宋巾箱本，董氏诵芬室据以影刊。）刊于元，而编撰人或为宋人。原为十卷，梁、唐、晋、汉、周五代，各有上下两卷，今残存共八卷，其中梁史、汉史各缺下卷。各卷书名标云：“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于宋讳，不能尽避。）
平话不分段落，而每史前有目录标出大纲节目，用六言七言标节目。（即为后来回目之始，较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分章并标某某处第几者已不同，此无第几之次第。）
书中文辞文白夹杂，尚通顺。其中夹有散文表章、书札及五七言诗句，尚简洁雅驯，叙述简单，不细致，缺乏心理描写、人物刻画。
书前引子从伏羲画八卦讲起，至唐太宗命袁天纲推测国运止。接下正文，首叙黄巢起义。像黄巢那样一个人物，这部小说没有能够写得很突出，反而把起义的叛将朱温作为正面人物。甚至把黄巢与朱温始亲终离、两人决裂的原因写成黄巢要调戏朱温的妻子张归娘，不成，张氏告知朱温，因而使朱温叛离，大大歪曲了黄巢这个形象。这是讲史者不能摆脱正统观念[18]所造成的。对于石敬瑭的献媚契丹、在契丹的扶植下建立一个王朝一无贬辞。把契丹人也写得很好，并无民族意识。据此看来，此本当非北宋时宋辽对峙成敌国时所说，而是南宋人或蒙古统治下的汉人据五代正史、野史材料及民间说书流传故事而重编的。
此书又多迷信成分，常有白兔、白狐，或留诗句，或作人言。
写平民做皇帝，但有真命天子的观念。
此书写刘知远与郭威的出身，较为生动。刘是流浪汉，随母跟慕容氏，后来流浪；遇农村中地主李长者，入赘，与李三娘结婚；遭受三娘两兄的压迫；三娘辛苦生子；刘与三娘离别，发迹后与三娘复合，并报复二兄。此段故事为《刘知远诸宫调》及《白兔记》所盛传，情节与戏曲文学大同小异，唯没有岳小姐招亲事。郭威为农民出身，诨名郭雀儿；为柴仁翁所招赘，妻柴一娘，也与其兄柴守礼、柴守智不合；后来投军发迹。两段情节，大致雷同，但后来郭威事隐，而刘知远、李三娘故事则广泛流传。这两节写得比较细致生动。
此书叙述战争，无生动场面。比之《三国志平话》，文笔较雅洁而缺乏艺术上的创造。此书大事本正史，点染若干传说，虽是野史，同正史还距离不远。
二、全相平话五种
1.《武王伐纣平话》 三卷
2.《七国春秋平话》（后集） 三卷
3.《秦并六国平话》 三卷
4.《前汉书平话》（续集） 三卷
5.《三国志平话》 三卷
此五种平话，皆无名氏所作。中国已失传，是在日本发现的。原为蝴蝶装[19]，每页上面有图，下面为文字，故称“全相”。扉页标“至治新刊”（至治，元英宗年号，1321—1323）或“建安虞氏新刊（建安，今福建建阳）”，可知为14世纪的刊本，是大众通俗读物。各书均不分章回，但每图有画题，亦等于回目作用，与《五代史平话》相似。唯《五代史平话》无图，此五种有图，有连环图画意味，为“绣像小说”之最古者。这些平话（历史小说）现存的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有后集必有前集，有续集必有正集，其他像《开辟演义》《列国志传》《隋唐志传》等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所叙历史故事，在元代也必有平话，惜已不存。
《武王伐纣平话》写商周之际的战争。中有狐狸精化为妲己的故事：纣王在玉女观进香，悦玉女形貌。此后命天下进美女。苏护进女，驿中为狐狸精所杀。狐狸入妲己尸中，被进献。纣王宠妲己，引起朝野战争。又有姬昌收雷震子、姜尚垂钓遇文王故事。书中写纣王暴虐，施炮烙、置酒池肉林等，迫害姜皇后及太子殷交（郊），迫害姬昌、伯邑考，武王伐纣，描写颇为生动，而神话意味浓厚。此书为后来《封神传》一书所本，足见《封神传》来源之古。
《七国春秋平话》（后集），既标后集，当尚有前集。此三卷有小标题曰“乐毅图齐”，中心故事为乐毅与孙子战斗的一段。人物有乐毅、田单、孙子、鬼谷子等。所写为战国时代历史的片段——燕、齐交战史，战争激烈复杂。
《秦并六国平话》标“秦始皇传”，实际上是从秦灭六国叙起至秦为汉所灭为止。书中写六国的不齐心，不能一致抗秦乃至为秦所灭。中有燕太子丹荆轲刺秦王故事。揭露秦始皇的暴虐、荼害人民。
以上两书内容为后来的《东周列国志》所包括。当时春秋战国的讲史话本可能是齐备的，而此不过是残存的两种。两书中多写战阵，比《三国志平话》还野。
《前汉书平话》称为续集，小标题为“吕后斩韩信”，此三卷亦只是当时说汉书的话本的一部分。书中叙汉刘邦灭秦、灭楚以后杀戮功臣，即吕后斩韩信，刘邦杀彭越、英布的故事。英布曾射中刘邦一箭，此后被杀。刘邦看英布头，英布双目睁开，一道黑气，冲到高祖。高祖遂病。此书极叙三人被杀之惨，揭露刘邦、吕后的残暴无遗。说韩信归世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说英布头能把高祖吓病。足见人民对于英雄人物的崇拜，对于统治者残暴的无限愤怒，这代表了说书者以及一般百姓对于历史人物的爱憎，是同情于被压迫者的。唯本书内归罪于吕后者多，责刘邦者薄。其中萧何赚韩信一段，亦为歪曲。
以上四种，史事大都取材于《史记》，取轮廓加以创造，采用野史，而讲史家造设者多。
《三国志平话》在五种中最为重要，为后来《三国演义》所本。虽不能说包括北宋以来说三分话本的全部内容，至少能代表宋以来说三国故事的梗概。
此书文笔通俗朴质，文言部分不多。
此书开始有因缘（楔子），是为后来《三国演义》所删去的。讲史家说汉光武帝刘秀春天三月三日赏御花园，知道是洛阳黎民所修，乃与民同乐，开放花园。有一书生司马仲相秀才在园中喝酒读史，愤愤不平，大骂秦始皇暴虐，筑长城、焚书坑儒。忽有人请去，奉上王冠，至报冤之殿，断阴间冤狱。遇韩信、彭越、英布三人控诉汉高祖杀戮功臣。司马仲相宣汉高祖吕后至，得玉带敕，断汉高祖复生人间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韩信得中原为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三人分汉朝天下，蒯通复生为诸葛亮，司马仲相复生为司马仲达。此段故事为小说家所捏造，说明汉末三分天下的因缘，乃是当初刘邦杀戮了三个功臣之故，其间虽有果报循环的观念，但是也说明了人民对于刘邦杀功臣的憎恨之情，而且是接上了《前汉书平话》。
书中次叙汉灵帝时黄巾起义。张角医道从孙学究来。孙学究患癞疾，自杀，投地穴中，得天书医道，传徒众。张角复传数万人。以后是黄巾起义。
此外，此书内说到刘、关、张平黄巾立功后，因朝廷赏罚不公，埋没功劳，愤而至太行山落草。后来汉帝杀十常侍，以十常侍首级去招安刘备。此故事虽荒诞不经，也可表现人民对于朝廷赏罚不公与奸臣弄权的仇恨。同时也说明说书者出于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太行山为当时忠义军的根据地。水浒故事原也有水浒英雄在太行山落草的说法。此为说书者本色。人民把刘、关、张当成了自己时代的草莽英雄，并希望英雄能为国家所用。而说忠义书者大都有这样一个观念：杀奸贼以招安英雄。
这一段与司马仲相断狱均十足表现宋代讲史家的风味，但因其距正史远而为后来的《三国演义》作者所删。“三言”有单篇小说题为《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当时说书者根据者少，而出于编造者多。如桃园结义、三战吕布、关公斩颜良文丑、千里独行、古城聚义、三顾孔明、长坂坡、黄盖诈降、赤壁鏖兵、诸葛助风、关公单刀会等，《三国演义》中主要情节，这书里已具梗概，唯较为简陋而已。有好些故事是《三国演义》所没有的，如黄鹤楼故事。有些则与《三国演义》有差异，如说诸葛亮本是一神仙，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写蒋干到东吴，见黄盖，盖言蔡瑁投降，无偷书事。同时在此书内张飞比关羽更重要，张飞的性格和《三国演义》里的不同。如古城聚义一段，叙说张飞占住古城，自号“无性大王”，立年号曰“快活年”，是人民口头传说中的张飞，显出一个草莽英雄的本色。张飞听得关公来到，大叫：“叵耐鬍汉，尔今有何面目！”跃马持枪直取关公。十足表现其莽撞与有正义感的性格。此回书虽然简短，写得生动。在话本小说中，人物性格是通过无数说话人长期逐渐生长形成的。
此书无回目，但某些段故事有标题，如“张飞独战吕布”“关公刺颜良”“曹公赠袍”“关公千里独行”之类，即是回目。也有说“名曰‘古城聚义’”“名曰‘十鼓斩蔡阳’”等，亦为讲史家的回目。又，开始往往用“却说”，结尾往往有“诗曰”，也可以知道段落。文中多插诗句。
书中多误字，如“糜竺”为“梅竹”，“马 ”为“马 ”等（建安虞氏刊本）。此书颇简陋，系坊间刻本，非说话人底本之详者也。
我们比较《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可以见到话本小说的渊源与发展，也可以见到《三国演义》如何就民间所传的话本加工而成为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进一步了解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三、《宣和遗事》
《宣和遗事》〔又题《新刊大宋宣和遗事》，此书原定为宋刊本，但亦有可疑之点，以定为元刊本为妥（原本见士礼居丛书中）。大概是宋人所编，经过元人有所增益的。版本有几种，略有出入〕，此书分几个部分，文笔不一，有取材于不同的书本（野史）拼凑而成的痕迹。此书叙说北宋末年徽、钦两朝的史事，到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为止。涉及时间不长，描写比较细致，是一部白话的野史。开始有讲史家的通例，开篇先讲治乱兴亡的大道理，并从唐尧虞舜夏商周讲起，直到宋朝。接着细致写宋徽宗一朝的荒淫事迹。宋徽宗佞信林灵素，佞信道教（中有真神仙吕洞宾出现的情节），任用蔡京、王黼等，兴花石纲之役，骚扰百姓，引起方腊起义。此下接叙梁山泊英雄故事。此为今存水浒故事见于话本之最早者。此段文字与下面一段宋徽宗幸李师师的细致描写，均为小说家的笔墨。所以《宣和遗事》实是结合讲史与小说家两派的话本，而由一个无名文人所编集的。后半部主要叙述金人入侵，汴京失陷，二帝及后妃被掳北去，受尽种种耻辱，情形十分惨酷。徽、钦帝到北国的情况，有近于日记的记载，直到他们死亡为止。书中说是汉人而归于女真的一个看守阿计替所记述，好像是真事，其实是小说。此部分大体上出于相传是辛弃疾所作的《窃愤录》（一名《南渡录》或名《靖康纪闻》《南烬纪闻》，无名氏所作笔记小说），亦可证明《宣和遗事》是杂凑成书的。
此书文字半文半白，通顺，描写细致，各部分均有一定艺术性，是通俗文学中的佳作，也是足以代表南宋市民思想观点的文艺作品。
《宣和遗事》中的水浒英雄故事，是很重要的。有以下重要情节：
1. 杨志、李进义等押送花石纲，杨志卖刀；
2. 晁盖、吴加亮等劫取生辰纲，“酒海花家”的酒桶为线索；3. 宋江杀阎婆惜，宋江得天书，梁山泊三十六位英雄聚义；4. 宋江受招安。是水浒英雄故事约在南京末年所流传的梗概，为后世《水浒传》的蓝本，也是缩本。书中写徽宗、李师师一段，暴露统治者的荒淫。徽、钦二帝被掳北去的一段野史传闻，是残酷的故事。此书揭露了北宋末年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及由此造成国破家亡的后果，也尽情描写了统治者自食其果的惨状及女真人的残暴，使人叹息痛恨，激起爱国思想。这表现了作者对北宋末、南宋初这一阶段历史的愤慨情绪。
此外，具有爱国思想的还有《中兴名将传》《复华篇》，惜不传。
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节选）
一、从《会真记》到《西厢记》
《西厢记》的故事出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一名《莺莺传》。
《会真记》写张生为人美风容，内秉坚孤，年二十三，未近女色。游于蒲之普救寺。时军乱，军人掠蒲，崔氏孀妇止于寺。崔氏妇，郑女也。张生亦出于郑，续亲为异派之从母（疏的姨母）。崔氏妇财产甚厚，惶骇不知所托。张与蒲将善，请吏护之，不及于难。郑德张甚，饰馔命张，出子女欢郎及莺莺。莺莺辞病，崔氏怒，强而后可，见礼。张惑其色，以游词导之，不对。私礼红娘，红娘欢之，因媒氏而娶，张不能待。婢出一计，谓莺喜文辞，盍为喻情诗以乱之。张缀春词二首，莺报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因攀杏花逾墙，认为莺莺召之。莺责以礼义，词义严正，谓：“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言毕，翻然而逝。张绝望。数夕，红娘携枕至，莺莺来，度一夜。张疑梦，赋《会真诗》三十韵，遂安于西厢者一月。其后张生之长安，不数月复游于蒲。莺独夜操琴，张窃听之，愈惑之。张生复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愁叹崔侧，崔阴知将诀，谓：“始乱之，终弃之，因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其后张志亦绝。张认为崔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别有所娶。适经所居，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崔终不为出。赋一章：“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又赋一章，以谢绝之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会真记》是一篇动人故事，元稹写来，文笔优美，情节曲折细腻。据后人的考证，可能是元稹自己的恋爱经验，而托之于张生的。今日尚可存疑。同时期的唐代诗人李绅有《莺莺歌》，白居易也有些诗篇，为元稹的莺莺故事而作。元稹的《会真记》是一篇爱情小说的杰作，不过这篇小说的结局，不能使人满意。一对情人，始合终离，始乱终弃，张生另有所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张生为什么要抛弃莺莺呢？他自己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意思是说他一时感于崔氏之美而有才，此后又懊悔，认为不足为其德配，为始乱终弃作辩护。这是文过饰非的话，事实上是一个男人在得到爱情之后，不尊重女性，为了婚姻的功利企图，另娶别人而已。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唐代文人看重婚宦，讲究门第。莺莺可能是低微出身的歌妓一流人物。因为《会真记》的“真”是神仙的“仙”，唐人称妓女也为“仙”。说莺莺是妓女是不对的。莺莺出身富有家庭，门第未必高，是小家碧玉。照《会真记》所写：（1）郑老夫人介绍女儿见张生，以谢其救护资财之恩，此事如属高门闺秀，是非礼的，所以莺莺不肯见，而母亲强之；（2）张生惑于莺莺之色；（3）莺莺与张生偷情，往来一月，张生出去后又回来，复有来往，老夫人未曾加以干涉，置之不问，看来颇有使莺莺嫁张生之意，如果张生得举；（4）张生考试失败，留京不回，他们通过一次信，莺莺颇有表示绝望而有情之意；（5）张生忍情不去娶她，她先嫁人，张生其后别有所娶；（6）后来张生又因其夫而要会她，她不见；（7）文中说，“张生自是惑之”，“以是愈惑之”，又认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张生认为一时惑于色不能自持，遂有此事，其后克制自己，“时人多许为善补过者”。张生因文战不利，功名未遂，而崔氏遇合富贵，不知其变化，是尤物。他不敢要，要了非福，他们的结合是不幸福的。
这里可见，（1）作者对于礼教和爱情的矛盾，指了出来，无所偏袒，抱客观主义，没有强烈的反抗性，竟使读者对于张生也有同情心，此乃元稹自述其私事之故，没有自己深刻检讨，批判不够，回护自己。（2）但是，写莺莺十分可爱，是一完人，她一方面维持礼数，一方面有深情；在封建时代，女子地位低，她谦抑，自我牺牲，也不肯强嫁张生，她也没有强烈的反抗性。（3）唐代尽管比较自由，但私情也是不被礼教所容的。（4）这故事除了诗文点缀外，乃是真有其事，是真实的，这种事情在唐代社会中可能发生得很多。（5）女子有才色，能操琴、作诗，比较普遍，唐代歌妓均能之。（6）以《会真记》和同时的《霍小玉传》相比，《霍小玉传》故事是悲剧，大责备李十郎负情，此因十郎考试胜利，另选高门，与张生文场失意不娶莺莺大不相同。《霍小玉传》将爱情突出来写，表现女性的美德，赞赏女性人格之美，《霍小玉传》思想性比《莺莺传》高。
张生前后人格不一致，偷情时是才子作风，而此后又有迂腐的道德观念。当时士流对于张生的“忍情”是惋惜的，但却不加以严厉的责备。唐代文人认为私情是不好的，他们虽惑于才色，但不是以此论嫁娶。这类的事，虽然是传奇艳遇，但并非空想。《聊斋志异》虽然写在清代，但那些人和事在唐代社会是可以实际发生的，这是人性、人情所不能已。礼教是束缚人性的，礼教也是重男轻女的，张生薄情而人不以为非，便是明证。张生认为女子有才色，是尤物，必妖于人，那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那时代的金科玉律。而对于莺莺来说，是一个悲剧。
《会真记》起初在士大夫阶级里流传，以后走向民间通俗说唱。北宋时期文人赵德麟（令畤）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以咏其事，赵氏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因之，他用十二支《蝶恋花》曲调，比附《莺莺传》以歌诵其事。作为通俗说唱文学，于故事并未改动，且甚简略。
在北宋、南宋之间，有杂剧《莺莺六幺》，用大曲歌舞故事，想来也是简短的一折，故事未改动。而《醉翁谈录》中的传奇小说话本《莺莺传》，其内容如何不可知，可能已有所发展了。
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一大创作，把始合终离的一个不完整的爱情故事改造成为爱情胜利的团圆结局，已经体现了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他把士大夫阶级的文艺作品变成了完全能够代表市民阶级思想意识的文艺作品。
这个故事，按照市民的道德观念，应该有两个结局。一是张生中举以后别娶，莺莺报复他的负心，如王魁桂英、秦香莲、赵五娘、《霍小玉传》式的；一是张生始终如一，如《西厢记》的结局。民间流传，对这故事，采取了后者的方式，把爱情与婚姻统一起来。
宋元社会更看重女性贞操。莺莺并非妓女，元代戏曲、话本中对妓女的才子佳人故事，尚给予团圆结局，对于崔、张，更乐于作合。这样不但莺莺可爱，张生亦成一鲜明的爽朗乐观的形象。与《会真记》原文相比，更其光辉灿烂了。这样，一篇文人的进步作品，一篇还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作品，到了人民大众手里，有了更高的、更活泼的发展，成为一部杰出的民间文艺作品、说唱文学。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因袭董西厢而产生的，但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是抄袭。诚然，没有董西厢的基础，王西厢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但王西厢毕竟比董西厢跨进了一步，有它的创造性。
王西厢因袭董西厢是很多的：（1）王西厢的基本情节已为董西厢所有，说明王实甫取材于民间说唱本以创造此剧，非直接取材于《莺莺传》。（2）王西厢在辞章上因袭董西厢亦不少，比读两种可知。如王西厢第一本第一折，张生唱《油葫芦》《天上乐》二支，描写蒲州附近的黄河气象阔大，此从董西厢改进；第二折描写张生见到红娘，有“胡伶渌老不寻常”之句，说灵活的眼睛，董西厢有“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那些儿鹘鸰那些儿掉”，又有“小颗颗的一点朱唇，溜一双渌老”。“鹘鸰”“渌老”皆金元时代俗语，本不易懂，可见王西厢有所本。又如莺莺送别一节，董西厢有“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为王西厢“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所本。
比较董、王西厢，王西厢有改进处：（1）董词俗语、方言多，王词更为典雅；（2）董作于法聪与孙飞虎战斗一节写得太多，冗长支蔓，离题远，而王作更为集中主题。说唱文学重铺叙，戏剧重结构，主题集中；（3）人物性格，王西厢完整，董作张生、莺莺皆有软弱可笑处，如张生失望上吊为红娘扯住；张生与莺莺同时在法聪房里要上吊，为法聪策划救出；董作写张生思之：“郑公，贤相也。……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怕得罪他，意在退让，皆与人物性格不符。
董、王西厢的故事差不多一律，把决绝变为团圆，肯定张生、莺莺、红娘为正面人物，郑氏、郑恒、孙飞虎为反面人物。王实甫《西厢记》与《会真记》相比，人物情节发生很大变化：张生是尚书之子，莺莺为相国之女，门当户对；彼此一见倾心，十分顾盼。真的爱情，定于初见，很像小说里写的浪漫派；孙飞虎包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郑氏说明谁能救莺莺，许配他，因此张生、莺莺的结合属于正义的一边；张生救了他们一家，郑氏以崔相国在时崔将莺莺许配郑恒为由悔婚；张生气愤而病，莺莺托红娘问病，张生寄柬，红娘传简，莺莺酬诗约见，责以礼义，这是受《会真记》的影响，莺莺顾忌礼教，表现女性心理矛盾，礼教与爱情的矛盾完全体现出来，以后酬简私奔，是强烈反抗礼教的，这是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红娘反责备郑氏失信一段，为剧中主眼，词严义正，大快人心，她是不受礼教束缚的健康的女性，一个不识字的丫环，通透女性心理；张生进京考试，反映科举时代看重功名，而莺莺惜别表示女性重爱情；后来虽有小波折，但终以团圆结局。
元稹《会真记》面世以后，从士大夫走向民间，经过历代人民大众和文人的创造，到董、王西厢的出现，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度，而且做到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董西厢过去不受重视，不太流行。王西厢被人看作出于董西厢，文辞也有抄袭，而影响却超过董西厢。实则应该看到，从董解元的说唱文学到王实甫的戏剧文学，改变了一个文学类型。有些地方，可以抄袭，大部分要自己创造。此所以董西厢反被湮没之故。
西厢故事历来在小说、戏曲、说唱艺术中的发展，概说如下：
1. 元稹的《会真记》（一名《莺莺传》）（唐代《太平广记》及近代各种选本）。
2. 北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侯鲭录》，刘刻《暖红室汇刻传奇》本附）。近于抒情诗，并不铺叙故事，不团圆。
3. 两宋说话人的底本《莺莺传》，小说家传奇类，所说内容不详。
4. 南宋官本杂剧中的《莺莺六幺》，内容不详，以大曲铺叙故事。
5. 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6. 元代王实甫《西厢记》北杂剧五本二十折。
7. 南《西厢记》，李日华、陆采（天池）二人皆有作品。现在昆曲所唱的几出，是根据李日华本，由俗人删改的。李本保存北《西厢记》之处甚多，改北词就南曲。陆本不上舞台，文人制作。此两本皆见《暖红室汇刻传奇》中《西厢十则》。
8. 卓珂月《新西厢》、查伊璜《续西厢》等。
9. 今地方戏中，如越剧改编的《西厢记》。
10. 今苏州人说书弹词中的《西厢记》。
从故事内容看：
1. 元稹《莺莺传》，不团圆，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同。
2. 董解元《西厢记》，团圆结局，以后王西厢一直沿续下来，遂成定局。
二、《西厢记》的结构
《西厢记》采用五本杂剧相连而构成一个长篇巨型的剧本，在元人杂剧中是独一无二的。《西厢记》虽然是长篇剧本，但是与南戏或后来的传奇有别。《西厢记》整本二十折（或二十一折）皆用北曲，这二十折可以分划开来，是四折一楔子，合乎杂剧体例的五本。其中遵守着元杂剧的体例，而稍稍加以变化，有末本与旦本，及旦末合本。
第一本 楔子（老旦唱），一、二、三、四折皆张生唱——末本戏。
第二本 第一折（旦唱），楔子（惠明唱），二折（红唱），三、四折（旦唱）。此本是莺、红分唱——旦本戏。
第三本 楔子（红唱），一、二、三、四折皆红娘唱——旦本戏。
第四本 楔子（红唱），一折（末），二折（红），三折（旦），四折（末），此本变化较多，莺、红、张生各有主唱之折——旦末合本戏。
第五本 楔子（末），一折（旦），二折（末），三折（红），四折（末、红、末、旦、红），此本亦是旦末合本，而更有变化，第四折以张生主唱，而插入旦、红分唱几支曲子。
《西厢记》整个剧本主要角色是张生、莺莺、红娘三人，其中张生主唱八折，莺莺主唱五折，红娘主唱七折。三个主角，分配平均。
元剧中有不少以爱情为主题的剧本，例如《曲江池》《倩女离魂》《青衫泪》《张生煮海》等等，均以女性为主角，是旦本戏。主要因为受元剧体例的限制，只限于一人主唱。而此类爱情剧本，选择女主角主唱，来得细腻，可以有许多优美动听的歌曲，可以充分表现恋爱的情绪，动人心弦。这种安排是适宜的，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作为爱情的对方的男人，陷于配角的地位，没有主唱的部分，显得被动而无力。《西厢记》不是这样的，以爱情为主题，而使张生和莺莺都作为主角，都有歌曲可唱，都有戏可演，使观众充分看到张生热烈地追求的一方面，也看到莺莺对于张生热情的反应，以及复杂的心理变化，面面俱到。红娘为主角中的辅导角色，为相国女儿展示爱情所必需的活泼、生动。《西厢记》所再现的生活面是完整的，没有遗漏。《西厢记》的结构是立体式的，它变平面的抒情歌剧为主体的两方对照，更有戏剧性。
以情节而论，《西厢记》故事并不比《曲江池》等特别曲折复杂，假如要以一本杂剧四折一楔子来写，也是可能的。不过由于董西厢的创造，已经把这个故事发展为一个巨型的说唱本了，描写得特别细致了，所以必须采取五本的长剧，方始能够达到艺术创造上的完整性。我们可以说是内容决定形式。采取了这样一个长本戏的形式，使张生、莺莺、红娘三个角色来分别主唱，又丰富了剧本的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把《西厢记》的结构作为文艺理论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一个定律的证明。
这是王实甫《西厢记》的独创性之一。
《西厢记》五本：第一本写张生见到莺莺，一见倾心，引起热情地追求，这是故事的开端；第二本写孙飞虎包围普救寺，崔家陷入困难的境地，赖张生设法退兵，老夫人许婚而又变卦，这是故事的发展，是热闹的剧情、紧张的场面；第三本展开生旦双方心理活动的具体的描写，莺莺心理上的矛盾冲突，充分表现受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闺秀，对于爱情有强烈要求的矛盾心理，是静的场面，而巧妙地以红娘主唱，关联双方；第四本是全剧的顶点，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终于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达到胜利，《送别》《惊梦》完全是抒情；第五本是余波，以团圆结局。此本较为平弱，但也是必需的。董西厢已有此结局。非此，故事不完全。全剧结构谨严，引人入胜，无冗淡之处，胜于明代传奇，竟有一折不可少之感。
三、《西厢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西厢记》是元曲中最通俗流行的一个剧本，从王实甫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西厢故事是为中国人民所普遍爱好的。不过向来一般人爱读《西厢记》，因为它是写才子佳人的文学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王实甫的辞章华美而已。贾仲明吊王实甫云：“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金圣叹推王实甫《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而切去它的团圆结局，至草桥惊梦为止，对前四本也不少改窜。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第六才子书》是通俗流行的，他的批改本是宣传他的唯心论的世界观的，归结成人生如梦，无可奈何的消遣。他把《西厢记》不曾当作淫书，是他的进步，而是把它当作闲书，当作非现实的东西，是文人才子梦境的书！
向来古典文学不少优秀的作品，伟大的创作，是被封建时代的正统派批评家所歪曲了的。例如《诗经·国风》里面充满了健康的爱情诗，或者被看作“后妃之德”，或者被看作淫奔之诗。
《西厢记》在旧社会，或被看作淫书，或被看作闲书。《西厢记》不是一部淫书，因为《西厢记》里面的爱情是真挚的，不是玩弄性的。男女是平等的，一对一的，爱情与婚姻是统一的。《西厢记》不是一部闲书，因为并不单是提供勾栏里面演出娱乐消遣的东西，这里面有血有泪，展示了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一对青年男女，如何地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斗争，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符合人民大众愿望的喜剧效果。《西厢记》是古典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文艺创作。《西厢记》有浪漫主义成分，因为莺莺的美貌多才，张生的才学和热烈追求，红娘这一个丫头角色，以及孙飞虎的包围普救寺，郑恒的触阶自杀等，都是不太寻常的。说它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人物性格都是真实典型，而情节布局都是入情入理，没有巧合和离奇古怪的部分。
《西厢记》以才子佳人为主角，这是采取了前代相传的传奇故事。元人杂剧的爱情剧，从唐人传奇和话本小说中取材，男女主角以才子佳人为多，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爱情还没有被取为题材（直到明代小说），这是时代的限制。《西厢记》中有“才子佳人信有之”的曲文，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才子佳人剧。因为后世的才子佳人戏剧、小说越来越趋于公式化、概念化，而《西厢记》反映了生活真实，是追求人性解放，不庸俗的。事实上，爱情并非只是才子佳人的特权，这部作品有反封建的普遍性。作者发下一个宏愿：“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张生、莺莺的故事不过树立了一个斗争的典范而已。
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制度，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美好的婚姻是《西厢记》的主题。
《西厢记》的主题是爱情。爱情也是文学中的一个主要题目。欧洲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十年战争为了男女爱情的争夺。中国《诗经》里面也多情诗。后来中国诗的发展，和民歌距离远，成为士大夫抒情达意的工具，因此在正统派的诗里面，充分反映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士大夫的生活。政治是重要的题材，大诗人杜甫、李白、白居易很少写情诗。散文方面，尤其是古文，文以载道言志，很少写爱情的。古典文学在这方面显得贫乏，主要由于：（1）中国封建社会礼教严，男女接触很少，没有社交，没有交际；（2）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士大夫文学，作者没有爱情生活，只有政治生活，没有生活，就写不出东西来。俗文学，也是市民大众文学的戏曲、小说中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非常之多。所谓言情之作，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是其中突出的。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来自人民大众，原始社会中就有情歌、舞蹈；《诗经·国风》、汉乐府的情歌都很健康；《楚辞》湘君、湘夫人的情歌，缥缈空灵，爱而不见，情志缠绵的；南朝乐府中的民歌，如《子夜歌》《懊侬曲》等，都以男女欢爱、诀别为内容，是天真的。而此时产生的宫体诗，不免有轻艳。唐宋小曲由妓女歌唱，都是言情之作。元代散曲有许多采自民歌，或由通俗文人所作为妓女歌唱，庸俗的也不少，色情、秽亵的部分也不免。狎客妓女的接触，缺乏精神上的恋爱，因此情歌就流于色情。所谓风流，原本是一个好名词，后来成为偷香窃玉的代名词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在旧礼教的统治下，青年男女没有公开社交的机会，爱情成为一种禁忌，婚姻不自由，必须服从礼教，或者是买卖式的，或者是掠夺式的婚姻，给女性以压迫和迫害。《西厢记》反对这些。老夫人是代表封建礼教的典型人物，把一个女儿“行监坐守”，提防拘系得紧，只怕她辱没了相府门第。莺莺处在精神牢狱里面。《西厢记》描写了在旧礼教压抑下的女性，如何地想挣脱这精神牢狱的枷锁。孙飞虎是想用暴力欺压女性、企图实行掠夺婚姻的反面人物。豪强掠夺，尤其在金元时代异族统治下，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西厢记》里的莺莺、张生、惠明是向掠夺、残暴的统治势力斗争的。老夫人在普救寺被围时，无可奈何，说要把莺莺许配给能退贼兵的人，但是孙飞虎退了，她又反悔起来：“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如何？”这是她的自私自利，不遵守信义，把婚姻当作一件买卖的事。事实上是她看不起张生，只看见他是一个穷秀才。张生和莺莺有了私情之后，经过红娘的说服，她才无可奈何地把婚姻许了，但是要张生上京去赴考，表现了庸俗的功名思想。
在唐人传奇里有著名的爱情故事，如《李娃传》《霍小玉传》《任氏传》等，托之于妓女和妖狐。名门闺秀，礼教森严，不能有爱情的举动，一般文人也是不敢写的。才子与妓女的爱情是不平等的，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西厢记》却不同。莺莺不是妓女，不是妖狐，而是相国的女儿。作者更为大胆，更能达到反封建的效果。它揭穿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指出其软弱性，是可以动摇的。
《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俗名“拷红”。红娘对老夫人一段话，义正词严，又晓之以利害：“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兵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这是威胁而带恳求的话。
红娘的机智、勇敢，救了张生、莺莺二人。红娘说服老夫人的话，是代表作者和观众对于这个社会现实的批评，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西厢记》的反礼教、反宗法社会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宋元社会，作为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的是虚伪的儒家思想，即程朱理学思想，还有佛教的宗教势力。《西厢记》蔑视圣经贤传，看轻功名富贵，向儒家思想斗争。同时这个浪漫的男女偷情的行动，在一个佛寺里发生，把一座梵王宫，化作了武陵源，给佛教的统治势力以无情的讽刺。
《西厢记》的艺术性：
1. 故事情节的安排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长至二十一折，均为必需的情节，不支蔓冗沓。是一部建立纯粹爱情婚姻关系的典型代表作品。如《拜月亭》《牡丹亭》等长本的爱情为主题的剧本，加入别的题材太多，有不必要的杂乱的感情。
2. 人物的刻画，赋予鲜明的形象及其真实性。人物的性格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发展，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发展的。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悲欢离合情节以吸引人。如《荆钗记》《春灯谜》《风筝误》等离奇变幻，故意造设。《西厢记》非在写事，而是写人，展示人物心理变化，极其成功。
3. 辞章的华美。《西厢记》辞章美丽似“花间美人”。因为戏曲是歌剧，歌曲部分很重要。王实甫的文学修养高，语言有其特殊的风格，俏皮、诙谐、大方、泼辣、有变化，雅俗共赏。《西厢记》题材是美的，而王实甫又把辞章美化、理想化，而文笔又服从内容的要求，不追求辞藻的泛美，《西厢记》的美是天然的美，语言和人物性格是协调的。特别精彩的是《送别》一折。整部《西厢记》是一首长诗。《西厢记》是歌剧，也是诗剧。王实甫是戏曲家，同时也是一位大诗人。他的创作比之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高。
《西厢记》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取材于唐人传奇，爱情为主题，一见倾心的爱情。莺莺的美貌、张生的痴情、普救寺的环境、孙飞虎抢亲的情节、中状元的团圆结局，整个故事好像一篇抒情诗歌，风格接近李白的风流、浪漫、豪放。是李白型，非杜甫型。王实甫的风格，非关汉卿的风格。当然《西厢记》基本上仍是现实主义的。
四、《西厢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西厢记》在戏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当时的演出详情不得而知，但它为人所爱读，它是早期的完整的长本剧作，影响到《牡丹亭》《红楼梦》，是作为有高度价值的文学作品而流传下来的。到了明代，李日华、陆采根据王西厢改编为南《西厢记》演出，一直流传到现在。弹词中也有《西厢记》唱本。曹雪芹《红楼梦》中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黛玉与宝钗对《西厢记》的态度不同，显示出反抗派与正统派、性灵与道学的差异。《西厢记》是抒写性灵的自然的佳作，在现实主义的发展上，它空前，但不绝后，《红楼梦》比它更进一步。《西厢记》的生命力是永久的。
《西厢记》的缺点。《西厢记》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爱情，太细致。今天看来有不健康的成分，有某些色情的部分。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戏曲才子佳人题材的限制、市民趣味的限制的结果。今天地方戏、京剧中的《西厢记》已有不少改进。
关于《西厢记》的版本，现在找不到元代刻本，然明代刻本很多。最早的有弘治本《西厢记》，有带图的，有附西厢诗词文的。中间当然会有改动，整理较好的有二种：暖红室翻刻本、王伯良校注《西厢记》。此外还有毛西河校注《西厢记》。现在的本子，比较好的是王季思校注《西厢记》。
白朴与马致远
一、白朴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1226—1312？），河北真定人（初本隩州人。隩州，金置，属河北东路，今山西河曲县）。约与关汉卿同时，为元剧前期作家之一。元剧四大家，一云关王马郑，一云关白马郑。马是马致远，白是白仁甫，郑是郑德辉。
白朴之父白华为金哀宗时枢密院判官，军政大计，多出其手，亦时遭书生之妒，无所迁引（《金史·白华传》）。
仁甫生于1226年。蒙古伐金，金主出奔河北时，仁甫七岁。赖元遗山挈以北渡，初居山东，数年后父子卜居滹阳。及长，博览群书。有文才，尤善词曲。仁甫中年以后南下，曾至岳阳，至建康（在公元1280年，即至元十七年庚辰，宋亡后一年，蒙古统一中国之第一年），时年五十五岁。六十六岁春游杭州西湖。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到扬州。暮年北返。1312年八十七岁，游顺天。此后无事迹可考。其生卒年应为1226—1312（？）。
白朴在元朝似未曾仕，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明孙大雅《天籁集序》）。王国维《元戏曲家小传》云：“后以子贵，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
著有《天籁集》二卷（词）及杂剧十六种，散曲见《阳春白雪》等。杂剧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裴少俊墙头马上》二种，以《梧桐雨》最为有名。
《梧桐雨》为历史剧，写帝妃故事。剧取唐明皇、杨贵妃的一段为大众所熟悉的故事。取材于《长恨歌》《长恨歌传》，唐史及其他唐人笔记中材料（似未采《太真外传》），自己剪裁，演为此剧。此为后来洪昇《长生殿》所依据，有开创之功（当时还有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亦叙明皇、贵妃故事）。
楔子叙安禄山征讨奚、契丹大败，失机将斩，被张守珪解送长安取圣旨。唐明皇赦了他，贵妃收为义子。明皇欲以为平章政事，为杨国忠所阻，遂任他为渔阳节度使。而安禄山与杨贵妃已有一段私情，所以他到渔阳后便练兵秣马，有反叛朝廷的意思。
第一折，七夕乞巧。宫廷场面。唐明皇与杨贵妃对牛、女两星盟誓。（此从《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二句诗来。后为《长生殿》之《密誓》一出所本。）
第二折，安禄山入寇。明皇与贵妃在御花园中小宴。贵妃吃着四川所进贡的鲜荔枝，登盘舞霓裳羽衣舞。李林甫奏禄山入寇。明皇慌急无计，遂决定幸蜀。（从《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二句来，为《长生殿》《舞盘》《惊变》二出所本。）
第三折，入蜀途中至马嵬驿，士兵哗变。杀国忠，赐贵妃死。
六军马践杨妃。（从《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二句来，为《长生殿》《埋玉》一出所本。）
第四折，禄山乱平，明皇返京，在西宫中养老。思念杨妃，挂起真容，十分伤悼。睡梦中梦见杨妃，醒来依然寂寞，孤家寡人一个。听秋雨打梧桐，倍觉凄凉。此折意境与马致远《汉宫秋》末折“闻雁”相似，描写雨声最为美妙。（从《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句来，为《长生殿》《哭像》《雨梦》二出所本。）
明皇、贵妃故事，为诗歌词曲的题材，是普遍的动听的。此剧以简短的四折，首尾完整，全剧均很精彩。论结构，有宫廷场面，有动乱场面，前热闹，后凄凉，都有戏情。其中惊变、埋玉剧情紧张，比之《汉宫秋》人物多些。论辞章的高雅活泼，不亚于《汉宫秋》。此剧揭露帝妃的淫乐生活与其悲剧的结果。末后一折抒情意味浓厚。作者同情于贵妃的死，明皇也作为正面人物。全剧仍以爱情为主题，而结合历史。但与《汉宫秋》相比，两剧效果不同。《汉宫秋》中昭君那样一个纯洁而被牺牲了的女性，值得歌颂而同情，因而汉元帝的闻雁一折，达到悲剧的效果。而《梧桐雨》首先点出了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把她丑化了。如此，贵妃便死不足惜，明皇哭妃也不能博得观众的同情。所以作为一个爱情悲剧是不完整的，这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同。写私情为《长生殿》作者洪昇所非，加以删削。《长生殿》后出，超过了白仁甫的剧作。白作在元剧中仍有一定的地位。
《墙头马上》叙唐代裴行俭之子少俊与皇族小姐李千金的恋爱故事。两人墙头马上，四目相觑，各有眷心。约定幽会，为嬷嬷闯破。后来放他们私奔成亲。匿居于裴家花园七年，生下一双儿女。其后为父亲所发觉，逼令离弃，而留下其儿女。千金归家守节，少俊状元及第得官后接她回家，公婆也去赔罪，双方取得谅解。此也是写青年男女私行结合而遭受父亲压迫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新鲜有味。其中跳墙一节颇似《西厢记》，而此剧出于《西厢记》后。
二、马致远
马致远，大都人，号东篱，任江浙行省务官。他大约与王实甫同时，务官是监酒税的官，非大官，亦非小吏。是高级知识分子，比之关、王两人，读书必更多。其作品文辞高雅。本人爱慕陶渊明，故号东篱，以隐士自命。大概做过一任官吏，即退隐家居，肆志词曲。所作散曲甚多，其《秋兴》散套脍炙人口。任讷辑为《东篱乐府》。《尧山堂外纪》录其《夜行船·秋思》一套，称为元人第一。又有《天净沙》小令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最为有名（或云此无名氏作）。他加入元贞书会，为一书会才人。元贾仲明《凌波仙》吊词云：“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元贞，元成宗年号（1295—1296），是大德之前一个年号。元贞大德年间，为元剧作家最兴盛时期。马致远既加入元贞书会，则生活在1300年左右，至1300年尚未卒也。亦是第13世纪的作家，卒年约在1320年左右。
马氏有杂剧十四种，今存七种，而以《汉宫秋》为代表作。《太和正音谱》列元人作家以马致远为第一，评其词“如朝阳鸣凤”，言其不同凡响。又臧氏《元曲选》，首列《汉宫秋》。此剧亦为元剧的代表作。马致远剧作风格与关汉卿不同，是文人游戏之作，辞章极美，但现实性差。有浪漫主义风格，甚至颓废成分。其人有潇洒出尘之想，所作杂剧或为神仙故事，如《陈抟高卧》《黄粱梦》《三醉岳阳楼》《三度马丹阳》《误入桃源洞》是也；或为高人逸士故事，如《酒德颂》《踏雪寻梅》《孟浩然》是也。其富丽堂皇如《汉宫秋》，文人牢愁如《荐福碑》《青衫泪》，皆偶一为之，而便臻上品。
《汉宫秋》是一历史剧，也以帝妃为题材。采取民间所流传的昭君故事，距离历史事实是很远的。王昭君，名嫱，实有其人，汉元帝时以良家女入选后宫。其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为和亲的策略。事见《汉书》《元帝纪》及《匈奴列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又有之，而稍加渲染，谓同时出嫁匈奴者有宫女五人，而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云云。毛延寿者，见《西京杂记》。谓元帝以昭君故而斩画师数人，毛在内。亦小说也。
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昭君常为乐府歌曲之题材，而琴曲、琵琶曲中皆有《昭君怨》。乐府有《昭君怨》。变文有《王昭君变文》。杜甫、王安石、欧阳修皆有咏昭君之诗。其家在湖北秭归（《后汉书》谓南郡人）。昭君与西施，皆为历史上美人之代表。
马致远取此题材为剧，得普遍的爱好（关汉卿亦有《汉元帝哭昭君》一剧，今不传），他又加以很好的处理，有创造性的场面。此剧为末本戏，汉元帝主唱。
在历史上王昭君是一宫女，赐给服从汉朝的南匈奴单于为妃，是和亲政策。昭君和元帝素来没有谋面，只有在遣嫁时召见过一次。剧本中的王昭君则是汉元帝妃。第一折写汉元帝在宫中月夜闻琵琶声，寻声而至昭君所居冷宫，一见惊其美貌，即与定情。这是一幕富丽堂皇的宫廷场面。第二折元帝正宠幸昭君，而匈奴入寇。此因画师毛延寿逃到匈奴，把美人图献于匈奴王，故使之来侵，指名要昭君和番。文臣武将，一筹莫展，劝元帝割爱。元帝大骂文武百官，但也无可奈何。昭君自愿和番。谓：“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请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为了国家大计，不能不行。帝妃两人，都难割舍。由于外力的压迫，拆散鸳鸯。第三折送别场面。此折歌曲最美，与《西厢记》送别折，可以并传。第四折汉元帝一人寂寞汉宫，梦见昭君，闻雁凄凉。昭君行至黑江头跳江自杀。匈奴愿意讲和，送奸人毛延寿来。元帝命将他斩首，以祭明妃。此折文辞亦佳，凄凉之至，与《梧桐雨》末折意境相仿。
这是悲剧。以爱情结合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爱憎分明。虽是元帝主唱，但昭君形象比《梧桐雨》中的杨贵妃要完整、美好。昭君是被歌颂的人物，她农家出身，纯洁、贞烈，是有爱国思想的。红颜薄命，此为民间所热爱的人物。汉元帝亦非反面人物。一个风流天子，多情而无能，是悲剧中的人物。恩爱不终，是由于外患，也是被压迫的。他们的美满恩情，是被奸人谋害，暴力毁坏的。匈奴王，代表外力，但也还有良心。毛延寿为奸人，反面人物，最令人憎恨。文武百官则成为讽刺的对象。
在汉朝，国力开张。汉元帝遣嫁宫女，是为了使南匈奴归顺朝廷之故，并无入寇之事。此剧虽取材历史，实为宋朝的朝廷政治写照。它是历史剧而有现实意义，它产生在元代，广大人民受蒙古贵族统治之时，暗中宣泄了爱国主义思想。剧作鞭挞毛延寿那种私通外国的小人，骂文武百官的无用，歌颂王昭君，同情汉元帝，思想性比《梧桐雨》高些。
四折的结构安排都好，辞章也十分华丽。第一折境界华美，第三、四折愈来愈凄凉，富于感伤成分，反映封建社会趋于没落，而人民在异族压迫下的悲哀的命运。代表宋元社会的时代特点，也代表了马致远的感伤情绪和消极思想。此剧可谓昭君故事在文艺作品的最高成就。
《荐福碑》，在马致远剧本中称佳作。剧为知识分子命运之恶劣做有力的控诉。“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宋人原有此语。此故事原流传人口，非马氏所造作。原来的故事简单，只有范仲淹遇一寒饿书生，救济之，使其拓荐福寺碑，售于京师。纸墨已具，而一夕雷轰其碑。此剧更多曲折。说秀才张镐，是范仲淹之友，未遇，范给予三封书信，使投洛阳黄员外、黄州团练副使刘仕林、扬州太守宋公序。张镐投第一信，黄员外害急心疼而亡。至黄州，第二信尚未投，刘仕林病故，他把第三封信搁下不投了。宿于荐福寺中，寺僧收留他，劝其上京赴考，要拓颜真卿碑文以为路费。不料刚议此事，半夜雷轰寺碑。全剧主要情节如此。以后虽然遇到范仲淹，又得赴考，中了头名状元，但此剧基本上也是悲剧，结局是非现实的。剧中有不少精彩部分，可取的是作者为一般文人的命运多舛写照，发泄牢骚。剧中说“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讽刺当时现实，封建社会埋没真才。
《青衫泪》取白居易《琵琶行》的题材，加以改造。叙此商妇原为长安名妓，名裴兴奴，与白居易原来相识。《琵琶行》明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剧却作为原来相识，且有感情。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后，裴兴奴被卖与浮梁茶客刘一郎为妻。第三折写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元稹，听到船上琵琶声，听出是裴兴奴的指拨。于是相会弹曲。裴兴奴乘茶商醉卧，跟了白乐天私逃：“我教他满船空载明月归。”此折最好，浔阳江头一段，辞章优美。末折奉旨成婚，使裴兴奴认出白居易一节，有幽默味。全剧情节尚为动人，文章亦优雅诙谐。是游戏之作，非现实的。
《陈抟高卧》，第一折，陈抟在汴梁城竹桥边卖卜，有赵匡胤与其结拜之交郑恩同来卜卦。陈一见即识天机，此二人一为真命天子，一为五霸诸侯之命，一龙一虎。第二折，赵匡胤既即帝位，命使臣党继恩到西华山陈抟隐居处，请其出山。第三折，陈抟上朝，辞官。第四折，郑恩已封汝南王，奉御命带御酒十瓶，御膳一席，宫中美女十名，寅宾馆管待希夷先生（陈抟）。宫女歌舞劝酒，陈抟不理会，贪眠打盹。郑恩闭门而出。明日天明，郑恩复来，见陈抟披衣据床，秉烛待旦。遂奏明皇上，盖一道观，使陈抟住持，封为一品真人。
此剧有可取处。如第三折上朝辞官，《滚绣球》曲云：“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裀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贫道呵]本居林下绝名利，自不合刬下山来惹是非。不如归去来兮。”又如第四折《双调新水令》：“半生不识晓来霜，把五更寒打在老夫头上。笑他满朝朱紫贵，怎如我一枕黑甜乡。揭起那翠巍巍太华山光，这一幅绣帏帐。”有现实性，文笔亦佳，但有出世思想。
《黄粱梦》系四人合作，李时中，曾经做过工部主事，加入元贞书会，他的地位与马致远不同。红字李二、花李郎则为教坊中人。此剧略取唐人《枕中记》故事，而改去人物。把吕翁点悟卢生的故事，改编为钟离权度吕洞宾的故事。大概是根据全真教中的传说的。梦中十八年，邯郸道客店中黄粱刚熟。
《黄粱梦》《岳阳楼》《任风子》等皆演道教故事，所谓神仙道化科。剧作思想性差，有消极出世思想，人生如梦，看破红尘，含宗教意味。神仙思想的流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混浊。宋末元初，不少人逃于黄冠。唯当时元代三僧四道，道教亦被利用做统治的工具，所以也很难说有进步意义。艺术性也并不高。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进行曲（部分）
罗庸、冯友兰 作
注释
[1]今通译为《鲁滨孙漂流记》。——编者注
[2]“拍合”应为“迎合”。——编者注
[3]著作郎，负责编修国史的官员。——编者注
[4]圹，墓穴。——编者注
[5]绋，古代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编者注
[6]干宝，字令升。——编者注
[7]“阶段”应为“阶级”。——编者注
[8]即公元1948年。——编者注
[9]北宋都城为开封，称为东京。后金人攻破开封城，改称为汴京。——编者注
[10]朴刀杆棒，朴刀也叫博刀，杆棒也作赶棒，是两种武器。这两个说话小说类的分支主要是讲持刀弄棒的人物故事，故用两种武器名命名。——编者注
[11]“变态”应为“变泰”，后同。——编者注
[12]巾箱本，一种书型短小而方便携带的书册，可以装在巾箱中，故名。巾箱是古人用来装头巾的小箱。——编者注
[13]宋椠本，指书的宋代刻本。椠本，用木板雕字印刷的图书。——编者注
[14]钴，温器，指用于加温的容器，类似锅炉等。——编者注
[15]指南宋抗击西夏、金朝的战争。——编者注
[16]教授，宋代对私塾先生的尊称。——编者注
[17]绍介，即介绍。近代以前常用“绍介”，之后使用越来越少，至五四运动时使用频率有所上升，今已不用。——编者注
[18]即封建正统观念。——编者注
[19]蝴蝶装，将纸上有字的一面对折，以中缝为准对齐所有书页并粘贴而成书的一种装订方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