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1]）人。二十岁举孝廉。黄巾起义时，他起兵镇压。军阀董卓要废汉献帝自立时，他又起兵讨卓。后因收编农民起义军，壮大了力量。建安元年迎献帝都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是汉末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实行了抑制豪强兼并、大兴屯田、用人唯才等一系列进步的政策，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统一了北方。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
他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史家说他“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确是实录。这些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清方东树语），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面貌。
曹操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如《薤露行》描写了汉末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召四方军阀为助，以致董卓作乱京师的事。与此相关的还有《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献帝初平元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但是会师之后，渤海太守袁绍、淮南尹袁术等军阀却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这首诗便是继前诗[2]之后反映了这一史实。诗末六句概括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并流露了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苍凉激楚，形象鲜明。由于这两首诗都是用乐府旧题而写时事的，所以明人钟惺说：“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的《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也是反映汉末动乱中的军旅征戍生活。前者说，“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历历如见；后者说，“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抒发征夫怀乡之思，也深切感人。
曹操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的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全诗共八解，开头两解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才若渴的心情。末解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搜揽人才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混乱的现实中建立功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其中三、四两解，或半章或整章袭用《诗经》成句，使人毫不觉得，也是它艺术上的特点。此外，他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老当益壮的志士胸怀。《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则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可说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首比较完整的写景诗。
曹操的诗极为本色，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用朴质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使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诗也是“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尽管在语言形式上极接近汉乐府，却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做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的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彩。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和诗一样富有创造性。汉代散文，由于受辞赋的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体裁的文章也往往形成某种固定的框框。曹操的散文只是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如《让县自明本志令》，用简朴的文笔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沥胆地倾吐出来，具有政治家雄伟的气魄和斗争的锋芒。文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是非曹操不能道的。曹操这种“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之子。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代汉帝自立，做了七年皇帝。
曹丕生活的主要时期是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势之后。他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过着贵公子、王太子和帝王的生活，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反映的内容是远不及曹操丰富的。
曹丕的诗歌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作品很多，而且写得比较好；一个是形式多种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有。但成就较高的是五言诗和七言诗。
五言诗是建安作家普遍采用的新形式，曹丕的五言诗，如《清河作》写对深厚的爱情的向往，《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的痛苦，《杂诗》写游子思乡之情，都是较好的作品。如《杂诗》其二：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前六句用比兴手法描写客子身不由主、流离他乡的境遇，后四句揭示出滞留他乡的客子惴惴不安的心情，这些地方都明显地看出汉乐府和古诗的影响。
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两首特别值得注意，其第一首写得尤为出色：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诗人将思妇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中来描写，把她的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细腻委婉地表现出来，语言浅显清丽，很能表现曹丕诗歌的一般风格。七言诗，在曹丕以前，只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第一句夹有“兮”字，曹丕的《燕歌行》要算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是有贡献的。《燕歌行》是汉乐府旧题，汉古辞已经不存，但从曹丕以后凡是写这个题目的也全是七言这一点看来，很可能这个曲调原来就是配七言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七言诗的形成和乐府的关系。不过，曹丕所用的七言还是新起的形式，逐句押韵（相传为汉武帝时作的柏梁台联句，虽亦是七言，并逐句押韵，但系伪作），音节不免单调。到了刘宋时代的鲍照，它才在艺术上趋于成熟。
曹丕也比较擅长散文。他著有《典论》一书，可惜大部分篇章都已散佚或残缺不全，较完整的只有《自叙》和《论文》两篇。《自叙》善于叙事，其中写到一些较量才艺的细事，都能真切地传达出当时的情景。《论文》则善于议论，其中无论是对当时文人的批评或对文学观点的表述，都简明中肯。此外，他的《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悼念亡友，凄楚感人，对后来短篇抒情散文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曹丕这些散文表现了建安散文通脱自然的共同倾向，但又具有自己清丽的特色。
“建安七子”与蔡琰
“七子”之称出于《典论·论文》，指孔融（字文举，153—208），陈琳（字孔璋，？—217），王粲（字仲宣，177—217），徐幹（字伟长，171—217），阮瑀（字元瑜，？—212），应玚（字德琏，？—217），刘桢（字公幹，？—217）七人。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政治上反对曹操。他公然在父子的伦理上大反孔孟儒家旧说，被曹操加以“败伦乱理”的罪名而杀害，可说是“汉末孔府上”的“奇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散文。他的文章虽然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骈俪成分极重，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都指出了这一特点。我们读他的《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确乎是“飞辩骋辞，溢气坌涌”的。此外，他的《杂诗》“远送新行客”写悼子之情，哀痛欲绝，也是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之外，其余六人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他们目击汉末的动乱，有的还经历困苦流离的生活，他们又都有一定的抱负，想依曹氏父子做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动乱的现实，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
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他能诗善赋。诗以《七哀诗》为最有名，其第一首是汉末现实的真实写照：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3]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是诗人由长安避乱赴荆州时写途中所见。诗中通过“白骨蔽平原”的概括描写和饥妇弃子的特写场面，深刻地揭示出当时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和人民的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这首诗和曹操的乐府一样体现了以旧题写时事的精神。
王粲滞留荆州登当阳城楼所写的《登楼赋》是他赋中的名篇，也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赋。赋中“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一节，写他看见异乡风物之美而引起的思乡怀土之情，特别深切感人。这篇赋还表现了作者处于乱世壮志不得伸展的沉痛感情：“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一面。这篇赋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铺陈堆砌的习气，显示了抒情小赋在艺术上的成熟。
王粲而外，陈琳、阮瑀也都有反映现实的诗篇。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借秦代筑长城的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4]，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这正是当时永远服不完的徭役的象征。诗中役夫忍痛劝妻子改嫁和妻子愿以死相守的表示，艺术地概括了徭役制度下无数家庭的悲剧。而通过对话展开情节，真实地表达了人物内心的情绪，又是乐府民歌中惯用的艺术手法。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后母虐待孤儿，揭露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冷酷无情，与汉乐府的《孤儿行》相类。
陈琳、阮瑀又以书檄擅名当时。陈琳避难冀州依袁绍时所写的《为袁绍檄豫州》和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都铺张扬厉，纵横驰骋，具有纵横家的特色。文中多用排比对偶句法，表现了散文逐渐向骈体发展的倾向。
刘桢也擅长写诗，在当时名气很大，可惜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其中写得最好的是《赠从弟》三首，其第二首是这样的：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这首诗通过比兴手法写出了有理想有抱负之士守志不阿的节操，表现了诗人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品格。
徐幹是学者，曾著《中论》抨击儒者之弊。但他的情诗《室思》也写得很好：“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写得一往情深，其意境常为后来的诗人所化用。应玚的诗则无甚出色。
与“七子”相颉颃并以才华著称的是女作家蔡琰。琰字文姬，大约生于灵帝熹平（172—178）年间。她是蔡邕之女，自幼有很好的文化教养，史载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她一生的遭遇却非常不幸。幼年曾随被陷获罪的父亲度过一段亡命流离的生活。后来嫁给河东卫仲道，又遭夫亡，因为无子而回家寡居。未几，在汉末大乱中，为胡骑所掳，遂流落于南匈奴（今山西地方）。在南匈奴她滞留十二年，嫁给胡人，生了两个孩子，后为曹操赎回，再嫁陈留董祀。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和不幸遭遇，使她写下了杰出的诗篇。
现在流传下来题为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它们都是自传性的作品，由于蔡琰的生平历史记载不详，后人对这些诗的真伪有不同的看法，并引起了争论。但就目前关于蔡琰生平比较可信的一些材料来看，五言《悲愤诗》最符合事实，可以断定为蔡琰所作。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尚需进一步研究。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它长达五百四十字，像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前此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她在被掳途中，受尽了胡兵的虐待和侮辱：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在滞留胡中的漫长岁月中又无时不为思念亲人、乡土的感情所煎熬：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幸而得以归国了，却又要和亲生的子女离别：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
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待她回到家后，等着她的是一片废墟。她虽然“托命于新人”，但是“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在残酷的礼教统治下，有了像她这样遭遇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无可奈何她只有“怀忧终年岁”了。这首诗虽然中心是写诗人自身的遭遇，但在那个动乱的现实中，遭遇这样悲惨命运的正不知有多少。所以，它是通过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汉乐府中开始大量出现叙事诗，像《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以诗中人物自叙身世遭遇。《悲愤诗》正是从精神到艺术手法都接受了这一传统影响的产物。《悲愤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现实主义，它善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使人有如亲临其境，目睹其人。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接受了它的影响。
骚体的一首艺术成就不高。《胡笳十八拍》却是一首长篇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杰作。它与《悲愤诗》虽然是同写一件事，但风格迥异。它不是客观地、细致地描写诗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饱含血泪地对不幸的命运发出呼天抢地的控诉，感情汹涌澎湃，如第八拍中写道：
为（谓）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谓）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这很能表现这首长诗的艺术特色。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最多，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完整的与残缺不全的共四十余篇。从这些作品来看，其成就的确在建安时期一般作家之上。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以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志满意得；后期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于前期有争为太子一段经历，对他深怀猜忌，横加压抑与迫害，他虽然仍不失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这种生活遭遇，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曹植前期也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贵公子生活，但颇有功名事业心。他一生所热烈追求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当曹操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面时，他的政治雄心便是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表现这种雄心壮志。《薤露篇》说：“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在《[5]篇》里，诗人自比为鸿鹄，把“势利惟是谋”的小人比为“不知江海流”的和“安识鸿鹄游”的燕雀。这些都表现了他追求理想和颖脱不群的性格。但由于诗人前后期生活境遇的不同，表现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其情调、风貌也有显著的差异。前期以《白马篇》为代表，它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充满豪壮的乐观的精神：“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后期以《杂诗》为代表，更多地表现了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不平之情。如《杂诗》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曹植后期备受迫害和压抑。《世说新语》载一个故事说，曹丕曾命他七步中为诗，不成则将行大法。他作诗道：“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6]这个传说很能表现他当时的处境。他的后期诗歌也主要是表现这种处境和心情。
作于黄初四年的《赠白马王彪》是诗人后期的一篇重要作品。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师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与白马王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全诗共分七章，表现了丰富的复杂的感情。诗中如“鸱鸮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痛斥了迫使他们分行的有司；“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表现了对任城王暴亡的深沉悼念；“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也吐露了诗人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惴惴不安的心境。这首诗虽然只是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客观上却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萁豆相煎的残酷，是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的。这首诗的抒情艺术水平也很高。诗人把复杂的感情，通过章章蝉联的轳辘体[7]的形式，一步步抒发出来，极有层次。另外，诗人的感情虽然十分悲愤激切，却不是一味地直接倾诉，往往通过叙事、写景，或通过哀悼、劝勉等方式宕开去写，这就把感情表现得沉着从容，丰富深厚。
此外，他的《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野田黄雀行》则表现了他对迫害的愤怒和反抗：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人以罗家喻迫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了一个解救受难者的侠义少年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绪。曹丕即位就积极剪除曹植的羽翼，杀死了他的好友丁仪、丁廙等，可见这样的诗是有现实背景的。
曹植前期的诗歌主要是表现他的壮志，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只有《送应氏》第一首因送友人而连带写到友人所居的洛阳的残破。后期由于自己生活的不幸，逐渐能体会到一些下层人民的痛苦，才写出了个别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如《泰山梁甫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边海人民贫困生活的画面：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杂诗》第二首则表现了对从戎的“客子”的同情。
曹植还写了不少情诗，如《七哀》《美女篇》等。这些诗与表现壮志的诗风格明显不同，感情哀婉缠绵，与汉末古诗中的抒情诗极相近。《七哀》一首情调尤肖《古诗十九首》。这些诗中有一些可能寄托了诗人君臣不偶和怀才不遇的感情。
《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很能概括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曹植一生热衷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转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这就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
在建安诗人中，曹植要算是最讲究艺术表现的。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了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建安诗歌从乐府出来逐渐文人化，到了曹植手里就具有明显的文人诗的面目了。如《美女篇》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描写的细致和辞藻的华丽，与《陌上桑》迥异其趣，正表现了这种倾向。曹植的这种努力造成了他的“词采华茂”的一面。他的诗善用比喻，不只多而贴切，并且常常以全篇为比，如以少年救雀喻解救受难者，以转蓬飘荡喻流徙生活，以女无所归喻怀才不遇等。他的诗又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如“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一连三联对偶，后两联尤为工整。“被”字、“冒”字见出作者选词用字的匠心。他有些诗句已暗合律诗的平仄，富于音乐性。此外曹植的诗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它们或在篇首，或在篇中，都使全诗增色。曹植这方面的成就提高了诗歌的艺术性，但也开了雕琢辞藻的风气。
曹植的辞赋也都是抒情小赋。《洛神赋》是他赋中的名作。这篇赋接受了《神女赋》的影响。它熔铸神话题材，通过梦幻境界，描写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赋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写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然后写到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通过这些动作的描绘把洛神多情的性格也刻画得十分突出。最后写到由于“人神之道殊”，洛神含恨赠珰而去，和诗人失意追恋的心情，有浓厚的悲剧气氛。这篇赋想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抒情意味和神话色彩很浓，艺术的魅力很大。
在曹植的文章中，《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书札。后一篇直抒怀抱，讥弹时人，文笔锋利简洁，也很能表现他自视甚高的性格。另外，他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是两篇骈俪成分极重的文章。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内容，而在形式上，对偶排比句也往往是三、四、五、六言相间，并且不排斥散句，所以错落有致，工整而不萎弱，与后来许多形式主义的骈文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前一篇，诗人的急切用世之心，洋溢在字里行间。
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个时期的文学能形成一种传统而被接受下来是不多的。钟嵘在反对晋以后的形式主义诗风时，曾慨叹“建安风力尽矣”！初唐诗人陈子昂在进行诗歌革新时，也高举“汉魏风骨”的旗帜，这说明“建安风骨”的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阮籍、嵇康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在文学史上也有它的贡献，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
正始时期，代表世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马氏，在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之后，与曹魏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政权的斗争，政治异常黑暗。阮籍、嵇康都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他们看到司马氏假“名教”以达到自私的目的，便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他们的创作虽然贯穿着老庄思想，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早年“好书诗”，有“济世志”，但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中，不仅抱负无由施展，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他终日“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做官只是“禄仕”而已，言谈交际更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阮籍尽管在行动上佯狂放诞，内心却十分痛苦。史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把这种寓藏在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与愤懑都在诗歌中用隐约曲折的形式倾泻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咏怀诗》不是一时之作，它们真实地表现了诗人一生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如“夜中不能寐”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诗表现了生活在黑暗现实里的诗人内心苦闷，末两句更充分表现出他那看不见任何希望和出路的忧思。“独坐空堂上”一首则典型地表现了诗人孤独索寞的感情。
在魏晋易代之际，最刺激诗人心灵的是政治的恐怖。“嘉树下成蹊”一首写道：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诗人通过自然景物由繁华而零落憔悴的过程，形象地揭示出曹魏政权的由盛而衰，表现了自己生命难保的忧惧心情。“一日复一夕”一诗更表现了诗人处于这种险恶环境中“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战战兢兢的心理。
阮籍尽管有惧祸的思想，但对暴虐的现实政治仍表现了一种守正不阿的品格：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
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
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诗人用“朔风”“微霜”比司马氏的肆暴，用“走兽”“飞鸟”比小人的逢迎驰骛，用羁旅比自己的寡俦，清楚地表现出时局的状况和诗人的处境（何焯据诗中“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所指的时序，推定此诗是“指司马师废齐王事”，是可信的）。但诗人却坚定地表示不学计功的小人，而要做守常的君子。此外，他在一些诗中歌颂“气节故有常”的壮士，揭露“闲游子”“工言子”“夸毗子”“佞邪子”等小人，以及“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的虚伪的礼法之士，也正是这一主题的发挥。
阮籍不仅不满司马氏黑暗残暴的统治，从进步的政治思想出发，他对曹魏统治者的日趋荒淫腐朽也进行了揭露。如“驾言发魏都”：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
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借古以寓今，揭露了魏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和统治者的荒淫。结尾大胆地指出这必将导致灭亡的命运。“湛湛长江水”一首表现了同样的主题。
《咏怀诗》是一个复杂的总体。除了上述这些积极内容之外，也有不少作品表现了诗人意志消沉、畏祸避世的消极思想。
阮籍处于政治高压之下，虽然满腹愤懑不平却不能直接说出来，因此，尽管他是“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在表现上却多用比兴手法：或用自然事物象征，或用神话游仙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隐约曲折地表现思想内容，正如《诗品》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咏怀诗》继承了《小雅》和《古诗十九首》，但比兴手法的大量使用，则又显然是受了楚辞的影响。所以阮籍不仅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而且能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诗的发展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阮籍这种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对后世作家有很大影响。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这些成组的咏怀之作，显然都是继承阮籍《咏怀诗》这一传统而来的。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一篇有价值的散文。传中所塑造的超世独往、与道合一的大人先生形象虽然是虚幻的，并有某种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的倾向，但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却是深刻尖锐的。传中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一语便揭穿了封建统治的本质。作者指出这样的统治是无法巩固的，必有一天会遭遇“亡国戮君溃散之祸”，到了这时，那些依附封建统治的寄生虫也必然同归于尽：
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裩[8]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裩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裩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裩中乎？
在客观上散布了对封建社会的悲观思想。这篇散文显然受了《庄子》寓言、楚辞神游、汉赋铺张的影响。全篇使气骋辞，奇偶相生，韵文与散文间杂，有它的独特风格。
嵇康（223—263），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9]西）人。他的性格明显地表现为两面：一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食，求长生；一面却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因此为司马氏所不容，而遭杀身之祸。嵇康的反对司马氏，固然与他为魏室姻亲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却在于他不满意司马氏的黑暗、残暴的统治。他在《太师箴》中揭露“季世”的情况说：“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这实际是对司马氏统治的痛斥。
嵇康在反抗现实的表现上比阮籍激烈，诗歌成就却不如阮籍。他的诗歌着重表现一种清逸脱俗的境界。如《酒会诗》之一：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
汎汎柏舟，载浮载滞。
微啸清风，鼓檝容裔。
放櫂投竿，优游卒岁。
不过他也有一些诗，如《答二郭》等明显地表现了愤世嫉俗的感情，特别是因吕安事牵连入狱后所写的《幽愤诗》，叙述了他托好老庄不附流俗的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虽然也责备自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以致“谤议沸腾”，但他并不肯改变素志，最后表示要“采薇山阿，散发岩 ”，仍然是以俊逸之辞表现他的硬骨头。诗风的“峻切”，于此可见。他的四言诗艺术成就高于五言。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一篇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和大胆的反抗思想的散文。文中说：“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他的“必不堪者七”，是表示蔑视虚伪礼教，“甚不可者二”更是公然对抗朝廷法制，所谓“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正是公开揭穿司马氏争夺政权的阴谋。也正因为这篇书信，司马氏终于杀害了他。这篇散文自始至终贯穿着对司马氏腐朽统治的决绝态度。他把山涛荐他做官比作是“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并表示如果司马氏要强迫他做官，他就会像野性难驯的麋鹿，“狂顾顿缨，赴汤蹈火”。全文嬉笑怒骂，锋利洒脱，很能表现他峻急刚烈的性格。
谢朓和新体诗
自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由于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新的发展。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字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著《四声切韵》（今佚），同时的著名诗人沈约（441—513）等人，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病必须避免，力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样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的确是诗歌史上的空前创举。在这以前，陆机虽然也谈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但只是初步地意识到诗歌音韵的必须调协，并未提出具体的调协音韵的办法。沈约自称“自灵均以来，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虽多少有点夸张，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沈约等所发现的诗歌音律，和晋宋以来诗歌中对偶的形式互相结合，就形成了“永明体”的新体诗。这种新体诗是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它的出现，反映了诗歌从比较自由发展到讲究格律的必然趋势。声律说的产生，是我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它除对诗歌的形式有直接影响外，对于辞赋、骈文，以及后来的词、曲等文学形式，都有很大的影响。
唐封演《见闻记》说自沈约倡导诗歌声病说以后，“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可惜沈约等永明作家的诗歌，虽然在运用声律、辞藻上有新的成就，但思想内容多半平庸乏味，甚至还有不少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作品。只有谢朓，是这个时代比较优秀的诗人。
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贵族。最初做南齐诸王幕下的参军、功曹、文学等官职，曾得随王萧子隆、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后来为明帝掌中书诏诰。公元495年出任宣城太守，后回朝任吏部郎，因事牵连，下狱而死。
谢朓的出身经历，和谢灵运有些类似，他的诗受谢灵运影响较大，现存的优秀的诗篇大部分是山水诗。有的作品颇有模仿谢灵运的痕迹。但总的说来，诗风清新流丽，较少繁芜词句和玄言成分，和谢灵运的富艳精工、典丽厚重颇有不同。例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诗中刻画春江日暮景色，词语颇为精警工丽。“余霞散成绮”两句，由于李白的赞美，向来为人们所传诵。
谢朓现存的诗歌，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作品是在做宣城太守的两年中写成的。他的名作《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就写于赴任途中：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首诗中“天际识归舟”两句，写天边疏淡的归帆远树，表现了诗人平静和谐的心境。“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等句，在表现喜得外任的心情中，又流露了士族文人流连光景的生活情趣和回避现实的政治态度。
宣城是当时江南大郡，经济发达，又有敬亭、双溪等名胜。因此，他在宣城所写的山水诗，脍炙人口的佳句也特别多。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冬日晚郡事隙》）；“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高斋视事》）。这些诗句，很像一幅幅萧疏淡远的水墨画，平淡而又富有思致。不仅和谢灵运的富艳精工的诗迥然不同，就是和他自己以前在建业、荆州写的诗篇相比，也颇有变化，藻绘流丽的色彩冲淡了，清新自然的成分增加了。这里可以看出陶诗对他的一定影响。
谢朓的山水诗，也和谢灵运一样，存在“有句无篇”的缺点。上面所举的他在宣城所写的佳句，多半就是从玉石杂陈的篇章中挑拣出来的。此外，他的《观朝雨》《答王世子》等篇，还明显地存在着钟嵘所说的“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踬”“意锐而才弱”的缺点。
王闿运《八代诗选》选录谢朓集中的新体诗共二十八首，说明他集中属于永明体的篇章并不多。其中名篇如《入朝曲》：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
纳献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这是他的《隋王鼓吹曲》[10]十首之一，内容是歌颂建业京都的富丽气象。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新体诗的特点是：力求平仄调协，音韵铿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但是，他在声律上还没有完全避免沈约的“八病”，如开头两句，就犯了“平头”的声病，正像沈约自己的诗也存在声病一样。他的新体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模仿南朝乐府民歌的小诗：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玉阶怨》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
——《王孙游》
这些诗虽然写的是贵族生活，和民歌内容有别，但语言精练，情味隽永，艺术上比乐府民歌有所提高。谢朓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严沧浪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也主要是就他的新体诗说的。
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很重视谢朓的诗，李白更在诗中屡次称引他的佳句。
注释
[1]亳县，经行政区划变更，今为安徽亳州市。——编者注
[2]“前诗”指《薤露行》。——编者注
[3]遘，通“构”，构成、造成。——编者注
[4]姑嫜，古代称丈夫的母亲和父亲。——编者注
[5]，虾虎鱼的统称，一种小型鱼类。——编者注
[6]《古诗纪》中又作：“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编者注
[7]轳辘体，今作辘轳体，一种杂体诗，包括五言或七言律诗五首，五首诗的音节像辘轳一样旋转而下，所以叫作辘轳体。——编者注
[8]裩，今字写作“裈”，指满裆裤。——编者注
[9]宿县，经多次行政区划变更，今大约位于安徽宿州市埇桥区。——编者注
[10]又作《齐随王鼓吹曲》。——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