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得国，不过百年耳。也里可温之流行，何以若此？盖元起朔漠，先据有中央亚细亚诸地，皆昔日景教（聂斯托尔派） 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罗马教徒、希腊教徒之被掳及随节至和林者，不可以数计；而罗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宾、隆如满、罗伯鲁诸教士，又先后至和林：斯时长城以北，及嘉峪关以西，万里纵横，已为基督教徒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长驱直进，蒙古、色目，随便住居（详《廿二史劄记》） ，于是塞外之基督教徒及传教士，遂随军旗弥蔓内地。以故太宗初元（宋绍定间） 诏旨，即以也里可温与僧道及诸色人等并提。及至孟哥未诺主教至北京，而罗马派之传播又盛。大德间江南诸路道教所讼，谓“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乃有也里可温招收民户，将法箓先生诱化”，则当时状况，可想而知。而晦隐七八百年，其历史至无人能道。清道光间，阮元门下士刘文淇校至顺《镇江志》，始少发其端，谓《元史》之也里可温即天主教。光绪中叶，驻俄使臣洪钧，又据多桑书证明也里可温为蒙古人效阿剌比语之称天主教。以今所考，则也里可温，又不专指一流。科学家之研究，愈进愈密，考古之事，亦犹是也。所奇者《元史》成于仓卒，号称疏略；宋濂等以儒臣膺编纂之任，对于其他宗教，更非所注意；然也里可温在元之真相，竟赖是以传，则吾人之受赐，不亦多乎？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未始不由于草率之间，悉本诸《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试观《续宋元通鉴》及《元史类编》（邵远平） 、《元史新编》（魏源） 与乎官纂《续通志、通考》等，不下十数家，“也里可温”诸条，存者有几？（《续通考》等据《〈元史〉国语解》间改为咿噜勒昆） 可慨已！《元典章》本当代官书，自世祖至英宗，分吏、户、礼、兵、刑、工各门，以类编次，足补《元史》所未备。乃纪昀则讥其兼杂方言俗语，体例瞀乱，屏而不录；魏源则讥其钞集案牍，出于胥吏之手，不经馆阁。不知正为其不经馆阁，备录原文，然后保全者大。《经世大典》即馆阁编纂之书，其《礼典》只列僧、道二门，并不另著也里可温教；而《元典章·礼部》则于释教、道教之外，另辟“也里可温教”一门。所谓“体例瞀乱”者，即此类耶？《经世大典》，久已散佚。《元典章》曩有钞本传世，钱大昕、邵远平辈，均据以考史。光绪末，武进董氏得此书于日本，沈家本跋而存之（见《寄簃文存》） ，越一年京师法律馆始以付梓，而也里可温之历史遂尔大明。《通制条格》三十五卷（《四库存目》有《至正条格》二十三卷，门类与此同） ，亦元时官牍，今所据者为清内阁写本，仅存二十七至三十等四卷，“杂令”、“僧道”、“营缮”三门，因僧道而及也里可温，亦足以资考证。至顺《镇江志》，也里可温史料甚众，最可宝贵，然传本绝少。吾人习性，富于保守，语以西史所载，则曰于吾国典籍无征；示以故书雅记所遗，则前日之疑团顿释。吾不知睹是编者其谓之何？纠而正之，固非著者一人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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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7年5月完成，出单行本，题为《元也里可温考》。同年8月，增订再版，并登载于《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四、五号（1918年3、4、5月）。1920年10月，又出增订三版单行本。1923年12月作为《东方文库》之第七十三种出版时，又作了修订。此后，至1934年9月，又续有增删修订，并将题目改为《元也里可温教考》。1964年7月，作者在1934年校订本封面上题：“辑论文集时应采此本。”今所采者即1934年之最后校订本。
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1]
距京绥路大同站西二十里，左云县云冈堡有石窟寺，为拓拔氏遗构，盖千四百七十年于兹矣。以比伊阙石窟，尚早五十年。凿山为岩，因岩镌佛，岩高者二百余尺，可受三千许人；佛高者六七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所称赏也。“栉比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所夸许也。徒以远处塞外，交通不便，故好游之士，鲜探其奇。迄今京绥路通，旦夕可至，同人乃以戊午重九前三日，约往游焉。循武州川溯流而上，经观音堂，入武州塞口，则见石壁峭立，绵亘无际。壁多摩崖之碑，文体漫没，犹存廓形。路侧有双钩佛字，高逾寻丈，殆所谓佛字湾者也。至左云县界，则石洞千孔，如来满山，鬼斧神工，震骇耳目。渐近云冈堡，则见绿瓦层楼，依山结构，高出林际，俯瞰晴川者，石佛寺也。据《魏书》，佛应作窟。寺仅三楹，堂奥浅隘。寺僧引入后洞，黑暗异常。佛图四周，巨细不一，灯光隐约，不可辨认，因致疑雕工精美，何取乎黑暗至此。既而登楼一览，始知洞上有洞，本可透光，其所以黑暗者，寺掩之也。寺修于清顺治八年总督佟养量，建筑不得法，故光线不足。像有剥蚀，敷以土垩，尽失原形。金碧辉煌，徒取炫目，泯绝古意。其实寺东西诸窟，有窟无寺，栉比数里者，皆为石窟寺，后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经修饰诸窟，虽甚剥落，然远望缥缈，容态转真，窟别异形，无有复制。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凉，荆榛满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断瓦颓垣，横阻当路；或土埋佛身，已过半膝；或偷凿全体，新留斧痕。过此不图，日即湮灭，是则有司之责也。最可异者，同人遍历二十余窟，无古碑碣足供考证。即游客题名，亦绝无仅有。寺前有万历间宣城吴伯与游石佛寺刻石，词尚典雅。寺西有佛籁阁扁，寺东有碧霞洞云深处朱廷翰等石刻，皆漫漶单简，不足为典要。以故龙门造像，宇内知名；武州石窟，言者盖寡。同人因为题名而返。余归而神往者久之，乃摭拾群籍，著为斯篇，亦以补金石之缺略，俾后至者有所考证云尔。同游六人，叶恭绰誉虎，俞人凤翙梧，郑洪年韶觉，翟兆麟瑞符，邵善阊文彪。俞、翟、邵三君，皆京绥路工程师也。一九一八年十月新会陈垣记。
《魏书·显祖纪》皇兴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卷六。时帝年十四）
史纪魏帝之幸石窟寺，自此始也。皇兴元年，当西历之四百六十七年。前此闻幸武州山，未闻幸石窟寺。《魏书·礼志》，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是也。（武州或作周，通） 永兴三年，当西历之四百十一年，此时未有石窟寺。惟自皇兴元年以后，则帝幸石窟寺，凡七八次。或岁一幸焉，或间岁一幸焉。未知史有阙文否乎。盖常有《魏书》纪者，《北史》无之矣。
抑有奇者，诸帝之幸石窟寺，多在冲幼之年，其殆太后所挟与俱往者乎，不可得知也。
四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卷同上。时帝年十七）
《高祖纪》，延兴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卷七上。时帝年九岁）
此未言幸石窟寺也，然以前后书法例之，则当然幸石窟寺。
太和元年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周山。（时帝年十一）
祈雨未必至石窟寺，然车驾至武周山，则必经石窟寺。今石佛寺左侧，尚有一龙王庙，其殆古之遗制乎。
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四。《北史》不纪）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六）
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时帝年十七。《北史》不纪）
八年六月戊辰，武州水泛滥，坏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八，《北史》不纪。以上均卷七上）
方山在今大同县北五十里（据《通志》） ，有拓拔氏二陵，及方山宫址在焉。此言幸方山石窟寺者，未知方山亦有石窟寺乎，抑幸方山又幸武州山石窟寺乎？以皇兴四年幸鹿野苑、石窟寺之书法例之，则幸方山又幸石窟寺也。然方山既偏北五十里，武州山又偏西二十里，一日而幸二地，不无疑焉。抑方山别有石窟寺，因武州水泛滥后，不幸武州而幸方山乎？
且自是年以后，直至太和十八年迁洛以前，十年之间，不复见帝幸石窟寺。史阙文乎，不可知也。
《肃宗纪》，熙平二年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即日还宫。（卷九。时帝年八岁）
伊阙石窟寺，建于孝文迁洛之后。《洛阳伽蓝记》曰“京南关口有石窟寺灵岩寺”，亦缘武州山石窟寺得名也。自显祖皇兴元年，始幸武州石窟寺，至肃宗熙平二年，始幸伊阙石窟寺，其间适五十年，则二寺创建之先后，可概见矣。
孝昌二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还宫。（卷同上。时帝年十七）
谓伊阙石窟寺为南石窟寺，则武州石窟寺为北石窟寺也。
《出帝平阳王纪》，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车驾幸崧高石窟灵岩寺。（卷十一。时帝年二十四）
崧高石窟灵岩寺，即伊阙石窟寺，由武州石窟寺得名。见《释老志》、《水经注》及《续高僧传》。
魏帝之幸武州寺，史数数见，而幸伊阙寺只三见，顾何以世人多称伊阙之巨制，而少言武州之伟观，则以伊阙当中原六通四辟之冲，而武州则僻处塞外也。使吾人生铁道未兴之世，亦不易游此。今伊阙寺有陇海路可达，武州寺又有京绥路可达，他日 轩所及，武州寺之遗碑断碣，必有新得于野老耕氓者。
《魏书·释老志》，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卷一百十四）
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卷同上）
武州塞之石窟，始凿于昙曜，据此毫无疑义。昙曜之赴京，在复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西历四百五十三年也。是时佛法初复，图像大兴，西域画像，接踵而至。魏之先世，本有凿石为庙之风。（见《魏书·礼志》） 佛教又重偶像，故能致此奇伟。武州诸像，未识是否为难提等五人所造。然至今石质剥落，间有影迹模糊，近而即之，一若无有，远而睇之，神态宛在者，正与所谓“远视炳然，转近转微”之说相合，则真足代表五世纪东方美术之一斑也。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同上）
景明在迁洛之后，去复法之岁，约五十年，则伊阙石窟后于武州石窟，亦约五十年。从景明元年（西五〇〇） 至正光四年（西五二三） ，其间二十四年，仅造窟三所，已费工如此，武州石窟，奚止三所，则其工程之巨可知矣。
《水经注》漯水条下：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校本卷十三）
《水经注》撰于后魏太和之世，去石窟寺之建，不过四五十年，其所记载，至可信据。据《魏书》则昙曜所凿者只五所，而此已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可知昙曜开山以后，凿者甚众，皆在郦道元注《水经》以前，而不尽在齐、隋以后。又曰“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则当年景色，美丽可想。武州川水自西北来，先经石祇洹舍，则今石佛寺以西诸窟，必有比邱尼所居之遗迹，惜不能指其处矣。其水东转所径之处为灵岩，是灵岩者本地名。有称石窟寺为灵岩寺者，寺因地得名也。
《续高僧传·元魏北台恒安石窟通乐寺沙门释昙曜传》：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统，绥辑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疠疾，方始开悟。帝既心悔，诛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子，应依《开元释教录》作孙），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以和平三年壬寅（此七字照《开元释教录》加入），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卷一）
“魏帝所造”，魏文成帝所造也。文成以前塔寺，既为太武所毁，则此灵岩石窟，必为文成复法以后所造，盖即昙曜白帝所造也。曰“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疑即今石佛寺东之最大石窟，然已荒落不堪矣。既曰通乐，又曰灵岩，则寺非一寺，名非一名，记载缺略，至为可憾。此传成于贞观十九年，当西历之六百四十五年，《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均沿用其文。《贞元释教录》，成于西历八百年，而于“碑碣见存，未卒陈委”二语，亦复沿用，未识当时碑碣，果否有流传也。清初迄今，不过三百年，而道旁摩崖诸碑，已无一可辨。盖此山之石，松而易泐，不耐风雨，造像犹可，刻碑未见其能永年也。
《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元氏之先，北代云中虏也。西晋之乱，有拓拔庐，出居晋楼烦地，晋即封为代王。至庐孙拾翼鞬，或言涉珪，《魏史》云即道武皇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据朔州东三百里，筑城立邑，号为恒安之都。为苻秦护军，坚败后，乃即真号。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龛，故其规度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卷四）
神瑞元年（西四一四） 当晋安帝之义熙十年，非晋孝武太元元年也（西三七六） ，其间相去，几四十年。改号神瑞者，是魏太宗，非魏太祖也，其间相去，亦三十年。《大唐内典录》皆误。魏太祖天兴元年（西三九八） 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释老志》明谓文成复法以后昙曜白帝所凿，魏收北齐人，《魏书·释老志》著于北齐天保元年（西五五〇） ，去后魏之世至近，去昙曜开山之岁，亦不过百年，其言至为可据。
《大唐内典录》撰于麟德元年，当西历之六百六十四年。云“谷东石碑见在”，此碑当即释道宣撰《续高僧传》时所见之碑。碑称魏国，并言神功久而不朽，则疑非魏碑，或齐隋以后之碑也，惜乎今不可得见矣。是录与《续高僧传》，皆言石窟相连，三十余里，以今考之，实无此数，则石窟圮夷者众矣。特未知撰者有信口大言否耳。外人讥吾国游记，里数至不足据，此或其一端也。
《雍正朔平府志·古迹·左云县石佛寺》：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又名佛窑山。传自后魏拓拔氏时，始于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十余年。规制甚宏，原寺十所：一曰同升，二曰灵光，三曰镇国，四曰护国，五曰崇福，六曰童子，七曰能仁，八曰华严，九曰天宫，十曰兜率。其中有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龛。石窑千孔，佛像万尊，由隋唐历宋元，楼阁层凌，树木蓊郁，俨然为一方胜概。迤东数武，有石窦喷水，清冽可饮，行道多藉焉。题曰石窟寒泉，即四景之寒泉灵境也。康熙三十五年冬，圣祖仁皇帝西征回銮幸寺，御书扁额“庄严法相”四字。（卷三）
武州石佛寺，唐以前均称石窟寺，今《山西通志》亦称石窟十寺。曰“始于神瑞，终于正光”，不知何所据。然康熙《通志》已言之，或《明志》沿《大唐内典录》神瑞元年之说及《魏书·释老志》正光四年之说而云然欤？神瑞之说，辨已见前；正光之说，乃指伊阙石窟，非武州石窟也。十寺之名，亦见康熙《通志》，未知其为魏寺乎，抑隋唐以后所建之寺乎？曰“中有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龛”，康熙《通志》作元载所修石佛十二龛，雍正《通志》则曰内有元时石佛二十龛，光绪《通志》因之。修者修其所本有，造者造其所本无，未知是造乎修乎，元载是否即元时，二十与十二孰当，无可考也。
曰“由隋唐历宋元”者，笔误也。由辽迄金，三百余年，大同朔平，终非宋有，则此中石窟，宋人何尝梦见。
“石窟寒泉”，或作石窑寒泉，窟、窑形近易混。今犹有水涌出，亦在道旁一巨窟中也。
“西征回銮”者，康熙帝西征厄鲁特噶尔丹回銮，由归化城入口，志称其以十二月初十日次左云县，驻跸生员范澎宅，十一日幸云风石佛寺云。今御书扁额犹在。
《雍正朔平志》，载清人题咏甚多，附录如后，以当 轩之采。
胡文华《游石窟寺》
西林天竺迹，春日上方游。片石三千界，微尘四部洲。香花金粟现，钟磬白云悠。俯此群生劫，何缘彼岸舟。
孙鲁《重阳后一日过云冈次曹侍郎韵》（曹溶，秀水人，康熙初大同守道）
郊原秋色满山椒，出郭盘崖石蹬遥。峦隐旃檀藏宝相，碑残拓拔纪前朝。雕甍丹臒开金刹，月渚依微涌海潮。披拂霜华寻鹫岭，西风马首上苕荛。（此首并见《康熙山西志》卷三十二）
王仪《石佛寺》二首
巉崖暂憩啸临风，却爱空楼望不穷。淡淡湍烟移嶂岫，泠泠倒水出溪 。碑遗古院神工罕，经晒高台夕梵同。净接青莲天地辟，石床深洞月朦胧。
千仞孤峰百尺楼，云天高并两悠悠。西秦风雨当轩梦，北魏烟岚半偈收。更有寒山支介石，岂无轮海泛虚舟。远鸥独立坡沙浅，分得寻常几点秋。
王度《云冈佛阁》
耸峰危阁与天齐，俯瞰尘寰处处低。亿万化身开绝嶂，三千法界作丹梯。乾坤再辟雷初奋，海岳重光月指迷。（指西征回銮） 我欲凌虚朝玉陛，好从灵鹫问金泥。
刘士铭《石泉灵境》（刘宛平人，雍正间朔平知府）
崒嵂崇冈远泼蓝，天容树色落寒潭。千寻翠壁云为幔，丈六金身石作龛。在昔鸾旗朝鹫岭，于今水月照瞿昙。灵湫清澈浑如镜，手把龙团望朔南。
赵允烜《云冈石佛寺》（赵闽人）
云冈遥望近莲台，胜概留人去复回。色界有堂皆法相，化身无石不如来。楣题凤篆龙飞额（指康熙御书） ，梦入金光目绝埃。剞劂料非人力就，昔年端得五丁开。
郑中选《前题和韵》
偶然登眺上楼台，苍翠层层至北回。峭壁远从天际削，御书遥自日边来。寒泉清冽多幽致，划石烟笼绝俗埃。不是神灵能效顺，化身亿万那从开。
石碣韵《石佛寺》四首
崚嶒龛峇倚云开，昙影缤纷天际来。三十二观随处是，石莲浮动现金胎。
茎草原从帝释开，妙同宝月印川来。推开慧海留生面，亿万恒沙结髻胎。
宝宫杰构五丁开，金粟飞花匝地来。何处是空何处色，须弥芥子一般胎。
心眼关头不易开，维摩悟后谒飞来。饱参玉版三乘愒，笑指摩尼五色胎。
王达善《寒泉灵境》
一脉元从石罅来，湛于秋境绿于苔。羌人不解煎茶法，下马争分涤酒杯。（以上均见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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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于《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二、三号（1919年2、3月）。据校订本校订，并加了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