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之东来，先由西渐，而迦湿弥罗（大月氏）诸地首被其泽。其后转而东渐，于是于阗、龟兹诸地亦为重镇。由此传入中原，至南北朝广被全境，因而中华亦为传法之中心，迨隋唐而传布甚广。惟其布教之史实，常阙不能详考。今分四事述之，一西方之突厥（回纥）、西藏；二东方之朝鲜、日本。
突厥民族起自西北。在突厥强大以前，西北一带以柔然为最强大，来自北方占领西域，并侵入于阗，但亦染佛化。南齐沙门法瑗之兄法爱，解经论，兼数术，为芮芮（柔然）国师，俸以三千户，可见奉佛法之虔敬（见《高僧传》卷八《法瑗传》内）。至魏永平四年（511）九月，蠕蠕（柔然）可汗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其时突厥已渐强大。至魏废帝元年（552），突厥主大破茹茹（柔然），后有其地，自立为伊利可汗。其后突厥民族势力广被西北，西至罗马，北出沙漠，东与中原接壤，今新疆、青海、蒙古皆属之，其原信宗教不详，或为二元宗教。然其民族既散居西域各地，于阗、龟兹等均为佛国，突厥自亦同化。据我国史籍所传，则其与佛法之交涉，始自佗钵可汗时。一，《隋书》谓北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劝佗钵可汗信佛，遂立寺求经（见卷八十四《突厥传》）。二，《北齐书·斛律羌举传》，谓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565）命之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可汗，勅中书侍郎李德林为之序。即此二事，可见突厥族原不信佛教，至此因与中原交涉而渐知尊仰。约在同时（约在周保定四年，即565）沙门道判结伴西行，先至高昌，谓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请国书至西面可汗所。彼土不识众僧，将欲加害，增人防卫，不给粮食，又不许出拾掇薪菜，但令饿死。有周国使人谏可汗曰：“此佛弟子也。本国天子、大臣敬重供养，所行之处能令羊马滋多。”可汗欢喜，日给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进啖。然竟不令西去，遣人送还。（见《续僧传》卷十四《道判传》）可见当时突厥不信佛法。又北天竺那连提黎耶舍东来，到芮芮国，逢彼国为突厥所破（552—555），乃北至泥海，南距突厥七千余里。复以北齐天保七年（556）至邺京，译经行化。并住突厥客馆，劝持六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见《续僧传》卷二）此亦可见突厥当时之尤未信佛法也。然周武毁法以后（574），北天竺阇那崛多与其师避难西行，为突厥所留。其师灭度，崛多只身寄居。赖北狄君民，颇弘福利。因斯飘寓，随方利物。时有北齐僧宝暹等十人取经东归，回至突厥而齐亡，亦投彼国，因与同处讲道。（见《续僧传》卷二）可见突厥在此年中，渐信佛法。及至唐初，中天竺沙门波颇闻北狄（突厥）贪勇，未识义方，法藉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辗转北行，达西突厥叶护（统叶护）所，以法训勖。曾未浃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伏。日给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于前。（见《续僧传》卷三）然在唐玄奘西游至突厥，其王叶护可汗仍未见其大兴佛法。盖突厥民族信仰颇杂，景教、摩尼教、回教、佛教均有徒众，而其大部当仍信突厥固有之宗教。乃至唐朝中叶，回纥之势张，继领西域土地。其民族盛行摩尼教，然后亦奉佛法。近来在新疆各地发见一种佛典文字，为突厥语言，以回纥字母书写。此类回纥经典，常自汉文佛经重译，如其《金光明经》之大乘作Taising等。盖唐时中印交通大开，印度、唐朝僧人均传教西域而有影响。就新发现之文字及建筑遗迹，均可证明，兹不详叙。
西藏佛教谓始于弃宗弄赞。此王自印度传入佛教，然亦受唐朝之影响。盖唐太宗时，尚文成公主，公主劝王信佛。唐有玄照法师往西域，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见《求法高僧传》）。至唐玄宗时，弃隶蹜赞又大兴佛教，实奠西藏佛教之基础。且传谓此王尚唐宗室女金城公主，故悔武事弘佛法云。约在唐时至宋初，西藏佛典盖有译自汉文者，如法成（事见前）翻圆测法师之《解深密经疏》，其最著者也。但西方诸族，因地近印度，其佛教自以受印度之影响为多。而朝鲜、日本则因在极东，故恒由中华传法焉。
今日辽东、朝鲜一带，相传在西汉时分为新罗、高丽、百济三国。高丽领有辽河流域。我国佛教于西晋时流行河北，高丽壤地接近，当亦渐沾法雨。《高僧传》谓晋沙门支遁有与高丽道人书，称道名僧竺法深。此为高丽有佛法之我国最早记载（时约在374年以前）。据《三国遗事》，则谓高丽小兽林王即位二年（即晋咸安二年，372），符坚遣使及僧顺送来经像。又二年僧阿道来自晋，其明年创肖门寺置顺道，伊弗兰寺置阿道。是为高丽有佛法之始。而百济枕流王即位时，即晋太元九年（384），胡僧摩罗难陀至自晋。明年为之创寺度僧，是为百济有佛法之始。而新罗佛法，则谓始于纳祇王时（417年以后）。此项记载多杂许多神话，确否难定。而《高僧传》又曰：“释昙始在晋孝武太元之末（396）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云云。此昙始者即《魏书·释老志》之惠始，《魏书》不纪此事。且高句骊在支遁时已有道人（僧人也），其始传佛法或早于此也。惟三国佛教系在我国两晋时传人，应无可疑也。
惟新罗佛法之盛，当归功法兴大王（梁天监十三年即位，514），《三国遗事》及《海东高僧传》详叙之。法兴王之后为真兴王（法号法云，《海东僧传》记其事），有僧觉德入梁求法，是为入学之始。于真兴王十年（549）与梁使赍舍利还。《海东金石苑》载真兴王《巡狩碑文》，有曰：“随驾沙门道人法藏、慧思”云云，亦可证其弘法（时在陈光大二年，568）。辽僧僧朗三论宗大师，则系高丽人。而在北齐武平七年（576），高丽王深怀正法，崇重大乘，欲播释风，被于海曲。然莫测教法始末缘由，遣僧向邺，启所未闻事，沙门法上答之（见《续僧传》卷八）。梁大同七年（541），百济遣使取《涅槃》等经（见《南史》卷七十九《百济传》）。在隋开皇时，百济王禁杀，谓亦弘法之名王（见《遗事》卷三）。至唐初，高丽王弘道抑佛，然不久而唐灭百济并及高丽（在高宗时）。后新罗强大，遂占有三国之地。
新罗于觉德入华求法之后，我国陈时又有智明及明观前后来求法。明观与陈使刘思俱还，送经论一千七百余卷。又有圆光者，入陈听庄严旻公弟子讲，广研三藏数论，习《成实》、《涅槃》。住苏州虎丘山，讲《成实》及《般若》。陈亡后入长安，研《摄论》。后归国行化，卒于贞观四年。有弟子圆安求法北方。（二人均见《续僧传》卷十四）在隋时，有昙育、安含（亦作宏）来学。育居隋七年。含与天竺乌苌国僧毗摩罗真谛及农伽陀、摩足罗国佛陀僧伽偕至新罗，西域胡僧直至鸡林（据云为新罗王朝之名），盖自兹始也。（见《海东高僧传》卷二）而在唐时，据义净《求法高僧传》，新罗之西行者，有阿离耶跋摩及慧业学于那烂陀寺，玄太、玄恪在大觉寺，又有慧轮在印度学《俱舍》，又有新罗僧二人航海西行中途疾卒。《三国遗事》及《海东僧传》谓另有玄游西游，惟不见义净书中。可见唐时彼土求法之盛。
但新罗佛法，仍得自我国，事繁不能详也。惟最要者则为传中国之宗派，其可考者有四：
（一）天台宗。南岳慧思有弟子玄光，受《法华安乐行门》，证法华三昧，后归国行化。而高丽释波若，亦曾入天台山受智者教。至五代时高丽义通，为天台宗羲寂弟子，弘其教，推为第十六祖。宋初天台典籍散失，而高丽谛观乃反送其国所存者来华也。
（二）法相宗。玄奘弟子新罗人有圆测、元晓，又有顺憬，亦深服玄奘之学。圆测为法相一大家，然未返国。顺憬善因明，元晓亦善华严，并归国弘教。其后新罗有太贤者，著述甚多，颇重圆测之学。可见东海法相宗固流行也。
（三）华严宗。此以唐初义湘为中心，元晓与之偕来，至长安，晓学于玄奘，湘学于智俨。智俨华严宗之大师，居于终南山，海东人当闻其名。义湘以外，有慈藏大师，贞观十二年与门人僧实等受敕入唐（《三国遗事》卷三作十年），谒五台至终南，十七年携藏经一部还国；有崇济，曾遇导善，后入五台受戒；有真定，就终南山义湘学；有胜铨，受学贤首，均似此宗人。盖因均多到终南五台也。惟慈藏弘律，或学于道宣耶？义湘归国后，讲《华严》于锥洞（门人智通作《锥洞记》），弟子有十大德。贤首国师曾致书曰：“如来灭后，光辉佛日，再转法轮，令法久住者，其唯师乎。”（见《三国遗事》，并《圆宗文类》）可见其深为时所重。及至宋时，高丽王子义天偏弘此宗。可见其流行悠久，兹不具详。
（四）禅宗。在唐玄宗时，新罗无相禅师学于智诜及其弟子处寂。诜五祖弘忍之弟子也。晚唐、五代以及宋朝，海东来传法者甚多。兹就《金石苑》所载，知有神行（北宗普寂弟子），道仪（受学江西宗马祖道一弟子西堂智藏），慧昭（从江西宗神鉴），无染（马祖门下如满之弟子），圆鉴（？）、审希（南岳马祖之后裔），利严（曹洞宗），丽严（曹洞宗）等。宋初，高丽遣三十六僧学于永明寺禅师，法眼一宗流传海外，而我国反中绝云。（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三）
此外密宗亦传海东，据海云《血脉》，新罗之传真言为阇黎者亦有数人，语焉不详，兹不能详。
中国佛法之传布，最重要者为日本。日本佛教最早或由百济传入。其与我国在佛教上之关系，最初之记载有二：（一）继体天皇十六年（梁普通三年，522），司马达等至自南梁，即结草堂，安置本尊，归依礼拜；（二）继体天皇二十五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北魏普泰元年，531），开山善正大师谓为后魏孝庄帝之皇子，与僧老百十余人渡海前来。此二事信否，不可考。其后在钦明天皇时（540—571），百济常献经像。故日本佛教之初兴，约在我国梁代。其时朝臣对于西来之宗教，赞否不一，因而起两党政争。至敏达天皇十四年（585）下敕断佛法，至用明天皇二年（587）又复之，两党之争益亟。推古天皇元年（593），圣德天子摄政，奖励佛法，唱说调和神（日本固有之宗教）、儒、佛三派，用平争执。日本佛教由是奠定。推古天皇十五年，太子遣小野妹子等入隋，是年为炀帝大业三年（607）。明年小野妹子归，同年再入隋，携有僧人就学，是为敕遣入华学佛之始。其后唐时日本僧人来传法炽甚，圣德太子实前导也。太子之师为北魏僧人慧慈，谓为三论宗人。又有观勒僧正者，来自百济，确为三论宗人。其后高丽僧慧灌僧正到日，弘八不之说，三论之学大盛。灌乃嘉祥大师吉藏之弟子也。而其时日本亦输入成实之学，称为三论之附庸云。
自隋至唐末，日本努力输入华化，敕遣入华使共十六次（外有三次未成行。详木宫泰彦《日支交通史》卷上），随使求学巡礼之僧人极多，而私人之往来尤夥。举凡庙宇之建筑，僧伽之组织，均取法唐人。如国分寺之设立，系仿隋文帝之立舍利塔，唐则天后之立大云寺。而日本东大寺之大佛，则取法唐天后之白马阪大像。天平十六年（唐天宝三年，744），道慈（三论宗人，曾入唐）撰《愚志》，《续日本记》载之，并曰：
著述《愚志》一卷，论僧尼之事。其略曰：今察日本素缁，行佛法轨模，全异大唐。道俗传圣教法则，若顺经典，能护国土，如违宪章，不利人民。
可见摹仿唐人为日本当时之要务也。
奈良朝（710—794）有所谓古京六宗，全自中华传入。（一）三论宗为高丽僧观勒及慧灌（吉藏弟子）所唱。（二）成实宗系附于三论宗。（三）为法相宗。而（四）俱舍宗附之。在齐明天皇时（655—662），日本僧人道昭入唐，受学于玄奘，并传禅教，归国行化。其后智通、智达二僧，西航从玄奘、窥基学。后又有智凤、智鸾、智雄等，奉敕入唐传法相宗智周之学。而沙门玄昉在唐十八年，亦学于智周。唐玄宗爱其才学，赐紫袈裟。赍藏经归国，大弘法相之学。（五）为华严宗。日本僧人审祥为华严法藏弟子，归国宣传。而唐僧道璿赍《华严》至日，授之良辩，此宗大行。（六）为律宗。天平五年（开元二十一年，734），日僧荣叡、普照二人随入唐使达扬州，其地有鉴真者，本南山宗人，而兼习相部、东塔二家，日僧力请其东渡，随行者有僧人十四、尼三人并俗人共二十四人（详《宋僧传》卷十四《鉴真传》及《唐大和尚东征记》）。在日讲《四分律》并疏，又讲《玄义》、《文句》、《止观》（天台三大部）等。日人号之为东征和上。即日本佛教艺术，亦为之一新云。
平安朝入唐求法之风极盛，归国携去经典极多，为一特色。兹列所谓入唐八大家请去经典于下（详见《日支交通史》卷上）：
最澄 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多系天台章疏。
空海 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多系真言宗典籍。
常晓 三十一部，六十三卷，同前。
圆行 六十九部，一百二十三卷，同前。
圆仁 五百八十四部，七百九十四卷，密教经典杂以他宗章疏。
惠运 一百八十卷，多系密教。
圆珍 四百四十一部，一千卷，同前。
宗叡 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同前。
古京之佛教深受皇室之宠遇，势力极盛，遂甚紊乱，为害滋大。及桓武帝迁都平安新京（794年迁），而恰有最澄弘法，反对古京之佛教，风气遂变。最澄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入唐，先在天台从道邃（天台第十祖）传教，后在越州就龙兴寺顺晓学密教。明年赍经论归，力辟南都下劣之各宗，提倡天台圆顿之旨。著述甚多，授大乘戒，法门极盛，号曰传教大师（现存有道邃之《付法文》证明传授）。其后日僧圆仁，系天台宗人，来华学密教。后遂根据天台宗义唱圆密一致之论，是曰台密。圆仁归国，在会昌毁法时，前已言之。
平安朝与最澄大师并称者，则有僧人空海，亦于延历二十三年与最澄同来我国。空海在长安青龙寺遇慧果阿阇黎，授以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兼从天竺般若三藏学悉昙。留二年，于唐元和初年归国，大弘密教，设坛灌顶。嵯峨天皇弘仁七年，敕许在高野山创金刚峰寺，为日本真言宗最有名之道场，至今犹为其教徒所宗仰。空海所传，后流为东密。世人称空海曰弘法大师。自弘法与传教二大师各传真言、天台二宗，一新日本佛教之局面。其后教理极张，而渐趋于仅得糟粕。僧侣又至把持政事，蓄僧兵，致起战祸。而自桓武天皇藤原氏专政以后，日本祸乱相继，渐生厌世之祈祷佛教。久附于各宗之净土念佛说，遂独立为融通念佛宗、净土宗。另又有真宗、日莲宗、时宗之建立，虽或凭借中土之章疏，然实均为日本僧人所自创。此外尚有禅宗，则系直接自中华传入。盖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日本荣西自宋反国，唱临济禅。其后弟子道元与同学明全入华（1223），得天童山如净传授，曹洞宗遂流入日本。计日本佛教所有宗派，泰半乃由我国僧人之直接传授也，不亦盛欤！（以上多据土屋诠教之《日本宗教史》与木宫泰彦之《日支交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