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理学博士小川琢治于所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第三篇《阡陌与井田》中，以罗马人之都邑及田野划分法与周代之古法作比较的研究，其结论认为两者多有共通之处，而同时亦否认孟子“九一而助”之井田制，以为非中国之古法。其说虽尚无古物上之证明（将来如地下发掘盛行时，或有证明之希望），然甚新颖，且可作为研究古代文献及将来地下发掘时之一参考。
据所述罗马人于建设都邑时，须由占师（Augur）先占视飞鸟之行动以察其 祥。卜地既吉，乃以悬规（Grume或Groma）测定地之中点。其器形制，于铁杆附以斜交之十字规（Stella：由所附图观之，此物对于铁杆向左右两方可作四十五度之活动，不用时则能重叠，小川君所述未详）。规之二上枝各附小锤（案此即使悬规竖立时而成正交之十字形者），测中点时即竖此悬规以定之。（案，测法小川书中亦未详，且颇暧昧，余以意揣之，当系借日光以十字规之影投射于地而得。）中点既定，即于此处辟一方场以建设祠庙，又由中心引出正交之纵横二路。以此为基线，辟一中央四分之方形或矩形（案，其形如“田”字，“方形”二字乃余所加，以下文及图形案之当如是）之地面，于其四隅建立界标，或以木，或以石。其次以白牛牡犊各一曳青铜之犁于其周围起土，当门之处则起犁而不耕。牡犊驾于内侧，土即反于其侧。所积之土墩为墉（Murus），所成之土沟为濠（Fossa）。又其次与纵横二路两两平行，各作小径，境内即成无数之区划。每区以罗马尺二四〇方尺之正方形为定规，时亦分作矩形。
土田划分法与此相同，惟无墉濠之设，而各区丈量有定制，兹从略。
小川博士所述据云系据安培尔（G．Humbert）、勒诺尔曼（L．Lenormant）、加尼亚（Cagnat）诸氏之研究，及亨利·司徒华德·琼斯（Henry Stuart Jones）著《罗马史之友》。惜余手中目前无此等书籍，罗马制度未能知其详尽。然由上简略之撮述，亦可得一重要的暗示，大抵古代田制或有与罗马制度相仿佛之处，故先秦学者始据以创立井田说。周人历法月行四分制与西方之周法相类，则古代东西民族早有文化上之交通，殊属意中事。罗马制度恐亦不必起源于罗马，其滥觞或当求之于巴比仑。惟此等资料，目前无可根据，只好期诸异日。
由罗马制度之暗示，余于“土田附庸”一语别得一新解，足以更正余之曩说，亦足为小川博士说之一佐证。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鲁颂· 宫》）
“分之土田陪敦……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四年）
“余考止公仆墉土田。”（《召伯虎簋》）
此土田附庸，土田陪敦，仆墉土田，经孙诒让、王国维二家考释，已知本为一事，“敦”乃“庸”字之误，古文“敦”字作 ，“庸”字作 ，形甚相近。仆陪乃附之假。惟附庸之义二家均沿旧说，余曩读为“仆佣”，谓指臣仆，今由罗马制度以推之，则“仆墉土田”当是附墉垣于土田周围，或周围附有墉垣之土田，故能成为熟语。此可窥见周代之殖民制度。后世之城垣当即起源于此。又此制度，于《诗经》中犹有可考见者。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庸亦当读为墉）。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传御，迁其私人。”（《大雅·崧高》）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同上《韩奕》）
“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此“山土田”当即“仆墉土田”，山即墉垣。）（同上《江汉》）
凡此均可以见其殖民方法之实际。意义稍别而仪式相同者为《 风·定之方中》一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爱伐琴瑟。
“升彼虚矣（当即起土之意），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说当训舍）。匪直也人，秉心塞渊， 牝三千。”
此诗于城邑之制作与罗马制度亦甚相仿佛。此诗之本事，《诗序》言之甚详：
“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
《左氏》闵二年及僖元年传亦纪其事，《左氏》云：“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据此可知当时一国人数正自有限。又云齐侯“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以六畜为馈，可知牧畜犹是重要产业，与《诗》之“ 牝三千”相合。于此经济基础之下，而《诗序》言封言建，《左氏》亦云“封卫于楚丘”，“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谓封建，犹不过筑城垣建宫室之移民运动而已。春秋初年犹如是，则周代初年更可知。故余始终相信，西周时代之社会断非封建制度。
1930年2月1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