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禹贡》有五服之制，曰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服各五百里。这不消说是儒家的伪托。夏禹只是神话上的人物，夏代论理只能在新石器时代，当时连文字的有无都还是疑问。这种四方四正的人为的规画在那时不能有，即地上自有人类以来，无论任何民族都不曾有。
《周官》又分为九战。国战方千里，此外侯战、甸战、男战、采战、卫战、蛮战、夷战、镇战、蕃战，均各方五百里（夏官大司马之职）。这同样也只能算是一种纸上的规模。周代并没有那样广泛的疆域，而周代彝铭中连“战”字都还未见。
五服、九战是虚造，五等、六瑞也同样是虚造。
《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除王之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禄。
《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孟子的五等说又略有差别。《万章篇下》：“北宫 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这是事实），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这是推测）。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这是传闻）：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王制》是汉儒纂集的书，《周礼》是出于刘歆之所表彰，《孟子》的略说是出于传闻，这五等说自身可知已自不可尽信。
《春秋》以五等爵位称当时的诸侯，然而宋君称公亦复称子，卫、蔡、陈、纪、滕诸国称侯称子不定，薛一称伯，一称侯； 一称子，一称伯；是则所谓等位并非固定。
其在金文则称谓迥相悬异。
第一，诸侯可称王。如《散氏盘》“厥受图 王于豆新宫东庭”， 乃周之诸侯，而称王：此外尚有“ 王作宝尊”；又《同卣》“隹十又一月， 王赐同金车弓矢，同对扬王休，用作父戊宝尊彝”，均称王；而别有《 伯彝》则称伯。有《录伯 簋》，上云“王若曰录伯 ， 自乃祖考有劳于周邦”；下言“录伯 敢拜手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皇考厘王宝尊簋”。录伯的“皇考厘王”就是“有劳于周邦”的“乃考”，当然不是周厘王。是亦以伯而称王。又有《 伯簋》，上言“王命仲到归 伯 裘，王若曰，‘ 伯，朕丕显祖玟 膺受大命，乃祖克 （弼）先王，翼自它邦’”；下言“敢对扬天子丕 鲁休，用作朕皇考武 几王尊簋”；是 亦以伯而称王。此外如徐，《春秋》称人称子者，而彝器中有《 王鼎》、《 王 》，《受 盂》自称为“ 王季禀之孙受 ”。《 儿钟》自称为“ 王庚之 子 儿”。莒在《春秋》称子者，而有《吕王鬲》、《吕王壶》，又《 肇钟》自称“余戴公之孙， 伯之子”。吴本称王，有《攻吴王夫差监》，有《工 王皮 之子诸减钟》，一作“工 王皮 之子诸 ”。吴古称句吴，工 攻吴即句吴之异文。燕亦称王，有《郾王戈》，《郾王詈戈》，而同时亦称公侯，有《郾公 》，《匽侯鼎》，《匽侯旨鼎》，《匽侯簋》，《郾侯矛》。此外尚有《 王盉》，《邵王鼎》，《邵王簋》（邵同召，疑即燕之别名），诸侯之称王者不一而足。王国维有《古诸侯称王说》（《观堂别集》卷一），其结论谓：“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越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偕窃目之。”王说较之前人其高出者正不止一头也。
第二，公、侯、伯、子无定称。如鲁于《春秋》称公，而彝铭中称侯，有《鲁侯鬲》、《鲁侯簋》、《鲁侯角》。又有《王令明公尊》亦有“鲁侯有卤（献）工（功）”之语。晋于《春秋》称侯，而《晋邦 》自称曰晋公，秦称伯，而《秦 和钟》及《秦公簋》均称公，又有《秦子戈》称子。滕、薛一律称侯，滕有《滕侯 簋》、《滕侯 》（彝文 字从火）。薛有《 侯鼎》、《 侯盘》、《 侯 》。楚于《春秋》称子，而《楚公钟》各器称公。又有《楚子簠》称子。宋人书中有楚钟数具，自称楚王，邾娄及小邾娄《春秋》均称子，而有《邾公华钟》、《邾公 钟》、《邾公钊钟》均称公。又有《邾伯鼎》、《邾伯鬲》则称伯。《春秋》有郐国称子，而金彝有《曾子簠》（二器），有《曾伯簠》，称子亦称伯。《春秋》有邓国称侯，而《邓公簋》称公。又如 乃小国、于《春秋》不与盟会，而有《 公簋》、《 公簠》、《 公盂》，均称公。诸如此类正自举不胜举。
第三，无男爵之称谓。第五等的男爵，彝文中全然无此称谓。《春秋》许国称男，许于彝文作 ，有《 子 师钟》，有《 子簠》，均称子。
由上可知王公侯伯实乃国君之通称。《尔雅·释诂》云：“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辟、伯一音之转，是则王公侯伯并无所谓等差。卜辞王亦称子，如云“己亥子卜贞在川人归”（《龟甲兽骨文字》二，二二，一），“癸未子卜人归”（同上二，二二，五，所谓“子卜贞”），“子卜”实即王卜。殷彝中王亦有称子之例，如《甲寅角》“甲寅子锡 贝” 连文殷彝中极多，前人释为子孙，以此器案之实乃古国名，疑当读为“天鼋”（《殷文存》上二三），如《丁师卤》之“子锡 璧”（《积古斋》一，三四）。所谓“子锡”亦即“王锡”，王而称子，盖天子之略称。是则子之称谓在古亦并非第四等爵位。以子定为第四等者当是儒家的勾当。同时“男”字亦由“子”字连想而出，故又杜撰之以为第五等。从可知自周初以来中国即已大一统，已分天下为九战，分封诸侯为五等之说，完全是东周以后的儒者所捏造。事实上有小部分的国家如鲁、晋、卫、滕等是周人的殖民部落，其他如齐、秦、燕、楚、吴、越多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与周或通婚姻，或通盟会而已。
我们请看《秦 和钟》及《秦公簋》的铭文。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灶有下国，十有二公不 在下，严龚寅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秦盄和钟》）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有二公在帝之坏。严龚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秦公簋》）
这“十有二公”以后之秦公，如以秦仲起算当为共公，如以庄公起算当为桓公。秦之共、桓当鲁之文宣，尚在春秋中年。你看他一则曰“受天命”，再则曰“受天命”，几曾有一些儿受周室分封的气息？
总归一句话：周初并不是封建时代，所有以前的典籍俨然有封建时代的规模者，乃出于晚周及其后的儒家的粉饰。
还有我们要了解封建的古义。古人所谓封是指封疆，字本作“丰”（古文作 ，乃树木之象形），《说文》训为草盛丰丰者，其实就是原始时代的境界林。《周礼·地官》“封人掌诏王之社 ，为战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战封用树，犹是上古时代的遗意（此意于今犹存）。建就是建立社撰。《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本作 立，据孙诒让校改）。”这便是建的事体。所谓社撰也就是《诗经》上的“田祖”，其遗意犹存于今之土地堂或“泰山石敢当”之类，其实即是生殖器的崇拜（说详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故古人的所谓“封建”，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封建”，本质上大有径庭。这种字面上的混淆，极初步的错误，我们是应该警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