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之文化，当以学校教育为主。清自同、光以来，既由科举而渐倾向于学校，至光绪三十年，诏废科举，民志益定。十余年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虽对于教育，有提倡与摧残之二方面，而社会之心理，殆皆公认学校为民族文化之一大事，虽有私塾与其他讲学之团体，其盛衰固悬别也。民国初年，迭制教育统计，观其数字，固可以见其进步之梗概。
全国学校概况表（教育部总计表）
以《新教育》杂志调查表观之，尤可以见各地文化之优劣焉。
《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全国各等学校学生数表（民国十一年）
清季教育，多取法于日本。张之洞所定学堂章程，最注重于读经，以其为中国文化之根本也。民国以来之教育，多取法于欧、美，而中小学校之读经，首先废止，高等大学之经学科目，亦以次改革。急进之士，尤以反对孔子之学说、提倡后进、改造解放之声，震于一时。于是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以排斥旧道德、改革旧文学、创造新民族、建设新国家为目的。其他之主张革新而较为平和者，则以提倡职业教育，施行选科制度，采取欧、美最新之教学法，如设计教学及道尔敦制等，今方日进而未有艾焉。
新文化之运动，始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之历史，亦吾书所不可不述也。《时事新报》载《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甚详，兹节其要于下：
光绪二十二年，侍郎李端棻疏请立大学于京师。二十四年，始由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拟具《大学章程》八十余条，呈请开办。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即景山下马神庙四公主府为大学基址，置仕学院，令进士、举人出身各京曹入院学习。庚子拳匪作，生徒四散，校舍封闭，大学停办者二年。二十七年，张百熙被命为管学大臣，延吴汝纶为总教习。汝纶病卒，副总教习张鹤龄继主教务。二十八年七月，奏定大学堂章程。十一月，开学招生，甄拔各省绩学之士，风气骤变。二十九年，张之洞奏上学堂章程，以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别设大学总监督。三十年正月，改刊管学大臣印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印，至是大学始成独立机关。三十三年，刘廷琛为总监督，宣统元年十一月，始筹办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各科俱以预科及译学馆毕业学生升入。武昌起义，各科学生多有散归者。民国成立，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严复任校长时，学生增至818人。至三年，胡仁源署校长，全校学生增至942人。四年，增至1 333人。五年，增至1 503人。六年，胡仁源辞职，赴美调查工业。蔡元培任大学校长，整顿校规，祛除弊习，停办工、农各科，专办文、理、法三科。至六年暑假，全校学生增至2 000人，校中又创设各会，如进德会、哲学会、理科化学演讲会、雄辩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体育会、技击会、静坐会、成美学会及阅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消费公社等。
北京大学之倡新文化，当民国七八年间，其时欧战既平，巴黎和议将以青岛付之日本，北京学生愤之，乃于八年五月四日，大举示威运动，以驱除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帜，迭经军警干涉，而学生之气不稍挫。于是五四运动之名词，赫然为教育界之一大事。
《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八年五月四日，北京中学以上各校生，因巴黎和会议定将青岛让与日本，非常愤激，于本日聚集数千人，排队出行，为一种示威运动。并四处分送传单，手白布旗，书力争山东问题、排除卖国汉奸及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先至东交民巷各国公使署，递意见书。途经曹汝霖住宅，群拥入质问，适回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曹宅，被众攒殴，受伤甚重。寻曹宅火发，学生整队散去，警察及步军游击队捕去学生数十人，未几即经保释。事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及教育总长傅增湘等，均呈请辞职，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辞职出京。”
后以政府财政困难，恒欠学校经费，国立诸校常感恐慌，而所倡之新文化，恒受社会之反对，其焰稍稍衰焉。
吾国教育之不能普及，原因孔多，论者谓文字之艰深亦其一因，遂有改造汉字之议，倡始于王照之官话字母及劳乃宣之简字。
《统一国语问题》（陈懋治）：“五十年来国语问题及其改进之历史，分为四期：第一期，用罗马字母拼音代汉字。此期起源远在明季，其时基督旧教始来我国，欧西人士入我内地者，辄用罗马字写其地之方音，以便学习华语。有清一代，新旧两教教徒来者益多，于是此罗马字拼中国音之法，传播益广。此类之书，今教会中新旧都有出售。”“第二期，白话书报初起，各地拼音文字之发生。此期大略在前清光绪甲午年以后，教育普及之说，萌芽是时，故白话书报往往出版于各大都会，而浙江之《杭州白话报》、北京之《京话日报》，其最著者也。又因基督教所设学校，其教科书颇用白话，于是亦有仿为之者，是即今日学校用语体文之滥觞矣。至各地之造拼音文字者，首有广东王炳燿氏，嗣有福建蔡毅若氏，而推行最广者，为直隶王照氏之官话字母。因官厅之提倡，北京、天津、东三省、山西传习者甚众，其后浙江劳乃宣氏，用王氏字母，改名简字，奏设学堂于江宁，大江南北习之者亦不少。”
民国二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至七年公布。
《统一国语问题》：“民国元年十二月，教育部颁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二年二月十五日开会，三阅月而会毕，制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审定字音六千五百余。”“会员七十九人，会议选用字母时，颇多争执。结果，议决用固有之汉字，择笔画最简单者，取其双声以为声母，取其叠韵以为韵母，其写法，则凡与楷书易混者，皆改用篆体。”“民国七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于是小学校之读本，改国文为国语，师范学校亦以国语与国文并教。然其始冀以省笔之字母，代繁笔之汉文者，后则变为以俚俗之方言，代通行之文句。而读音虽号统一，又有京音及国音之别，各成风气，不相为谋，统一之期，盖有待也。与改造汉字并时而兴者，有中国打字机，而其原，则本于汉字之不可废。
《创制中国打字机图说》（王汝鼎）：“日本山本宪氏，著有《息邪》一篇，篇中以中文与西文相较，其便与利之点，悉属中文；而不便与不利者，都系西文。因知中文为现今世界最完善之一种文字，西文之勃兴，徒以随其国势而然耳。故其断案曰：中国文字，不独现今流行于东亚各国，他日必遍布于宇内。倡汉文废止论者，妄也；倡汉文节减论者，亦妄也。”
初，美、日两国均思创造中文打字机，均未完善。有无锡周厚坤者，创造一机，能配置中文六千字。
《创制中国打字机图说》：“一美国教士之寓北京者曰翕腓而特，于1899年，创一打字机，形为一直径四尺之大平圆板，上置四千整形之中国字模印，附以其他成印之机件，惜尚未完全制成。”“又有一日本工程师，其机方在实验中。”“周君厚坤，1910年，留学美国意里那大学，习铁路工程科。明年，转学于波士顿麻省理工大学，改习机械、造船两科。1914年同时毕业，得机械、造船两学士位。 1912年，创造中国打字机。”“其机内部有同式之圆筒四，每简直径三英寸，长十英寸。于其周围，约可配一千五百字，字之大小，为一英方寸四分之一。四筒共可配置六千字，此数可随意增减。一十字机架，支于两端之机干上，负此四筒，如太阳之环以行星焉。”[1]
周仍思实验而再求改良，此可以见汉字之不适于用之说，未可尽信也。
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回皇无主，吾国学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国旧有之思想制度，亦复不满于近世欧、美各国之思想制度。故极端之改革派，往往与俄国之过激主义相近，次则诵述吾国老、庄、鲍生之说，期反于原人社会，而抉破近世之桎梏，是亦时势使然也。然因此现象，复生二种思潮：一则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一则欲昌明吾国之真文化，又以欧、美人之自讼其短，有取法于吾国先哲之思。
《申报·德国通信》：“德国近半世纪以来，因物质文明发达之故，一般人多趋重物质主义，而丧失精神生活。一部分有思想之青年，遂相约逃出物质，反于自然。于是所谓游鸟及自由德意志青年等等团体发生。此等团员，大率衣履务尚俭朴，行动极求自由，其出版物中，曾有一文曰《庄子解说中之道教》，文中极推崇老子，并谓老子堪作彼辈唯一无二之大师云。现在德国智识阶级中，几无一人不知老子。除老派外，又有所谓孔派，凡属国际青年团之人，几无一人不知孔子。该团每次开会，往往先读《论语》一节，颇似耶稣教徒之念《圣经》。至于演说，更屡次提及孔子，对于孔子文化所陶养之中国人，尤引为唯一无二之良友。”
而吾国人以昌明东方文化为吾人之大任之念，乃油然以生。
《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篇》（陈嘉异）：“东方文化一语，其内涵之意义，决非仅如所谓国故之陈腐干枯。精密言之，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或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之义蕴。所谓吾人之大任一语，乃对吾民族而言，非对一二先哲为言；抑非仅对吾民族而言，实对世界人类而言。以故吾人今日所以振兴东方文化之道，不在存古，乃在存中国。抑且进而存人类所以立于天壤之真面目，亦尚非保存国粹之说所得而自阈者也。”[2]
又进而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吾侪确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有其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吾侪又确信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太丰妨焉，太觳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吾侪认儒家解答本问题，正以此为根本精神，于人生最为合理。”“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其思想之冲突而相成，实一最奇幻之事也。
文化非一端可罄，学术亦非一事可概。近人提倡孔、老哲学者，既由旧理想一变而为新理想，而研究考据之学者，又因交通之关系、物质之发展，亦阴受其赐，而有与世界各国学者共同研究之风。如殷虚之古甲骨，如汉、晋之木简，如敦煌石室之古写本，既自清季发见，而中外学者闻声相应，研寻考索所得，于古史事大有发明。故论者谓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是亦一奇幻之事也。
《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3]（抗父氏）：“（一）殷商文字。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北洹水崖岸为水所啮，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为福山王懿荣所得。庚子秋，王殉难，所藏悉归丹徒刘铁云鹗。而洹水之虚，土人于农隙掘地，岁皆有得，亦归刘氏。光、宣间所出，则大半归于上虞罗叔言振玉。王氏所藏凡千余片，刘氏藏三千余片，罗氏藏二三万片。其余散在诸家者，当以万计。而驻彰德之某国牧师[4]，所藏亦近万片。其拓墨影印成书者，有刘氏之《铁云藏龟》十册，罗氏之《殷虚书契》前编八卷后编二卷、《殷虚书契菁华》一卷、《铁云藏龟之余》一卷。后英人哈同复得刘氏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卜祭祀伐征行幸田猎之事，其文字较比彝器尤古，且所裨益于文字学者尤大。（二）汉晋木简。实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之所发掘。博士于光绪壬寅、癸卯间，曾游我国新疆天山南路，于和阗之南发掘古寺废址，得唐以前遗物甚夥。复于尼雅河之下流，获魏、晋间人所书木简四十枚。博士所著《于阗之故迹》（Ancient Khotan）中，曾揭其影本，法国沙畹教授（Ed．Chavannes）为之笺释。又于丁未、戊申间，复游新疆全土及甘肃西部，于敦煌西北长城遗址，发掘两汉人所书木简，约近千枚。复于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后汉人所书木简十余枚。于罗布淖尔东北海头故城，得魏、晋间木简百余枚，皆当时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后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后所派遣之西域探险队，仅于吐鲁番近侧，得魏、晋间木简三四枚而已。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简，沙畹教授复为之考释，影印成书。罗君复与海宁王静安氏国维重加考订，于甲寅之春，印以行世，为《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附录》二卷。（三）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写书。石室之开，盖在光绪己亥、庚子之际，然至光绪季年尚未大显。至戊申岁，斯坦因博士与法国伯希和（P. Pelliot）先后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写卷子本书各数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古国文字无算，始为我国人所知。其留在石室者，尚近万卷。后取归学部所立之京师图书馆。前后复经盗窃，散归私家者，亦数千卷。其中佛典居百之九，其四部书为我国宋以后所久佚者：经部则有未经天宝改字之古文《尚书孔氏传》及陆氏《尚书释文》、麋信《春秋穀梁传解释》、郑氏《论语注》、陆法言《切韵》；史部则有孔衍《春秋后语》，唐时西州、沙州诸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子部则有《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经》；集部则有《玄谣集》《杂曲子》及唐人通俗诗、小说各若干种而已。逸四部书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经论，尚不在此数，皆宋、元以后所未见也。罗氏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写为《敦煌石室遗书》，排印行世。越一年，复印行其影本，为《石室秘宝》十五种。又十一年，癸丑，复刊行《鸣沙石室逸书》十八种。又五年戊午，刊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四种。又四年，辛酉，伯氏复以陆法言《切韵》三种影本寄罗君，石印以行世。”
又自民国初年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集中外地质学者，调查吾国之地史。而吾国未有史籍以前之器物，古始以来地层构造变化之状，亦渐可说明其系统，而治斯学者，且出所得与万国地质学者聚会而讨论焉。是亦前此讲学者之所未见，而实有所不迨者也。
自清嘉庆中，英人玛礼逊来华传教，为耶稣教[5]传入中国之嚆矢。
《欧美人于中国之文化事业》（日本山口升）：“对于支那人最初宣传新教之教义者，有英国浸礼教会之玛尔斯门（Joshua Marshman）氏。其人生于澳门，为一美人之助手，尝费十六年之功，以汉文译《新约圣经》。然通常之说，则以1807年9月1日到广东之伦敦会之玛礼逊（Robert Morrisson）氏（1782—1834），为对支那宣传新教之嚆矢。”
至道光中，五口通商，教士之来华者渐多，设立医院及学校，从事布教事业，其势渐轶于旧日天主教士之上。
《欧美人于中国之文化事业》：“1843年，开第一回宣教师大会于香港，出席宣教师之数，仅15人。经二十年，至1865年，组织支那内地会，益进而宣传于内地。其时宣教师之数，达112名，教会正会员[6]至3 132名。1890年，开第三回宣教师大会于上海，其时宣教师之数，达1 296名，教会正会员共37 287名。”
庚子义和团起，教会之进行虽似少挫，然辛丑议和之后，国人惩于前事，无敢非议耶教，甚且以入教求学，得受欧、美之文化为荣。而教会之势，乃炎炎日上。
《欧美人于中国之文化事业》：“团匪事变，联军占领北京，两宫蒙尘。处排外官吏以严罚，偿以巨额之赔款，使支那人感觉吸收泰西新文化之必要，大促识者之觉醒。从来向低级之支那人试行布教之宣教师，于兹一变方针，乃为满足此等支那人之希望，爰以各教会之合同及各科学会之力，着手于支那之高等教育。1907年，于上海开新教百年纪念。据其报告，1905年，宣教师有3 445人，教会正会员有178 254人。”
民国成立以来，教会之学者，渐进而居于政治教育之要地，其势益盛。据1918年之调查，其进步之速率及事业之广被，至可惊诧。
《欧美人于中国之文化事业》：“1918年之新教大势如下：（一）布教关系。计外国宣教师5 961人，华人宣教师23 345人。外人驻在地944处，教会正会员312 970人，信徒654 658人。日曜学校4 301所，日曜学生210 397人，华人捐款846 787元。（二）学校关系。计大学校18所，大学学生772人；中学校228所，中学学生11 892人；初等小学校5 329所，初等小学生138 943人；高等小学校573所，高等小学生20 832人。师范学校119所，师范学生3 125人；神学校30所，神学生610人；实业学校32所，实业学生1 375人；幼稚园755所，幼稚园生3 497人；孤儿院38所，孤儿院生1 158人。外国男教师405人，外国女教师592人；中国男教师7 635人，中国女教师2 998人。（三）医疗关系。计外国男医士270人，外国女医士81人，外国看护妇162人，病院320所，注册诊病者3 285 067人。医学校21所，医学生男389人，女63人，华人捐款860 286元。”
民国十一年，各地学生有非宗教同盟之举。
《东方杂志·时事日志》：“民国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本年四月一日在北京清华学校开第一次大会，同时上海方面，发生非宗教学生同盟大运动，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学生。”
而论者谓信仰基督教，视信仰近日各地新兴之社院等，犹为彼善于此。
《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现在弥漫中国的下等宗教，什么同善社、悟善社、五教道院等，其实狠猖獗。其势力大于基督教不知几十倍，其毒害是经过各个家庭，侵蚀到全国儿童的神圣情感。我们全国多数人在此等信仰状态之下，实在没有颜面和基督教徒争是非。”
盖国事不宁，社会紊乱，国外之宗教，既挟其国力与其文化，乘我之隙而得我之民心。而迷信中国旧日之神教者，亦窃其法，欲假宗教之力，以弭人心之不安，是皆时势之所造成也。
* * *
[1] 《东方杂志》第十二卷第十号。
[2] 《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一号。
[3] 《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三号。
[4] 本志编者按：即英人明义士（J．M．Menzies）君。
[5] 即新教。
[6] 受洗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