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之事，盛于明季，清初译者渐少。穆尼阁之《天步真原》，蒋友仁之《地球图说》，无大影响于学者也。
《畴人传》（阮元）：“穆尼阁，顺治中寄寓江宁，喜与人谈算术而不招人入会，在彼教中，号为笃实君子。青州薛凤祚尝从之游，所译新西法曰《天步真原》。”“穆尼阁新西法，与汤、罗诸人所说互异。当时既未行用，而薛凤祚所译，又言之不详，以故知其术者绝少。”“钱大昕官赞善时，适西洋人蒋友仁以所著之《地球图说》进。奉旨翻译，并诏大昕与阁学何国宗同润色。”
道光中，海疆事棘，学者欲通知四裔之事，始竞编译地志，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朔方备乘》等书，皆杂采诸书为之，非专译也。
《海国图志序》（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之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原刻仅五十卷，嗣增补为六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为百卷，重刻于扬州，仍其原叙，不复追改。）
《山西通志·徐继畬传》：“继畬官福建巡抚，入觐，宣宗询以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爰命采辑为书，书成曰《瀛环志略》。”
《何秋涛传》（张星鉴）：“尝考东北边疆之要，成书百卷，尚书某公为进呈，赐名《朔方备乘》。”
咸丰中，海宁李善兰客上海，与英人艾约瑟、伟烈亚力等游，译述重学、几何、微积等书，于是译事复兴。
《畴人传》：“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海宁人。咸丰初，客上海，识英吉利文士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三人，从译诸书。”“《几何原本》后九卷续译序云：泰西欧几里得（Euclid）撰《几何原本》十三卷，后人续增二卷，共十五卷。明徐、利二公所译，其前六卷也，未译者九卷。”“自明万历迄今，中国天算家愿见全书久矣。道光壬寅，国家许息兵，与泰西各国定约，此后西士愿习中国经史、中士愿习西国天文算法者听，闻之心窃喜。岁壬子，来上海，与西士伟烈君亚力约，续徐、利二公未完之业。伟烈君无书不览，尤精天算，且熟习华言。遂以六月朔为始，日译一题，中间因应试避兵诸役，屡作屡辍。凡四历寒暑，始卒业。是书泰西各国皆有译本，顾第十卷阐理幽玄，非深思力索，不能骤解，西士通之者亦鲜。故各国俗本，掣去七八九十四卷，六卷后即继以十一卷，又有前六卷单行本，俱与足本并行。各国言语文字不同，传录译述，既难免参错，又以读全书者少，翻刻讹夺，是正无人。故夏五三豕，层见叠出，当笔受时，辄以意匡补。伟烈君言：异日西士欲求是书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重学》二十卷附《曲线说》三卷序云：艾君约瑟语余曰：西国言重学者，其书充栋，而以胡君威立所著者为最善，约而该也。先生亦有意译之乎？余曰诺。于是朝译几何，暮译重学，阅二年，同卒业。”“《代微积拾级》十八卷序云：罗君密士，合众之天算名家也，取代数、微分、积分三术，合为一书。分类设题，较若列眉，嘉惠后学之功甚大。伟烈君亚力闻而善之，亟购求其书，请余共事，译行中国。译既竣，即名之曰《代微积拾级》，时《几何原本》刊行之后一年也。”“《谈天》十八卷序云：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圜立说。”“又京卿所译西书，尚有《植物》一种，凡八卷。”“论曰：李京卿邃于数理，专门名家，用算学为郎，王公交辟，居译署者几二十年。”
同治初，总理衙门设同文馆，并设印书处，以印译籍。吴人冯桂芬倡议，上海、广东均应仿设。其《显志堂稿·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云：
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宋聋郑昭，固已相形见绌。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通事者，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上海通事，人数甚多，获利甚厚，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广州、宁波人居多，其人不外两种：一为无业商贾，凡市井中游闲跅弛、不齿乡里、无复转移执事之路者，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为义学生徒，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督之，市儿村竖，流品甚杂，不特易于湔染洋泾习气，且多传习天主教，更出无业商贾之下。此两种人者，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惟借洋人之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又其人质性中下，识见浅陋，叩其所能，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银数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政治张弛之故，瞢焉无知，即间有小事交涉，一言一字，轻重缓亟，展转传述，往往影响附会，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前见总理衙门文，新设同文馆，招八旗学生，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是。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闻见较广。凡语言文字之浅者，一教习已足，其深者，务其博采周资，集思广益，则非上海、广州二口不可。……愚以为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仍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可以咨访，可以介绍，即从前通事无所施其伎俩，而洋务之大害去矣。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方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
苏抚李鸿章从其议，遂就上海敬业书院地址，建广方言馆，教西语西学，以译书为学者毕业之证。
《墨余录》：“同治建元，岁次壬戌，苏抚李鸿章题准就上邑设立广方言馆。时新移敬业书院于学宫旧址，乃即院西隙地，起造房廊，制极宏敞。官绅冯桂芬等拟定章程十二条，禀准颁行。”“肄业生额设四十名，延英士中之有学问者二人，为西教习；以近郡品学兼优绅士一人，为总教习；举贡生员四人，为分教习。分教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诸生于三年期满后，有能一手翻译西书全帙，而文理亦斐然成章者，由中西教习移道，咨送通商衙门考验，照奏定章程关会学政，作为附生。以后通商各衙门应添设翻译官，承办洋务，督抚即可遴选承充，不愿就者听，其能翻译而非全帙者，作佾生，一体出馆。”
后又移并于制造局，
《瀛壖杂志》：“广方言馆向设于旧学宫之西偏，同治己巳，应敏斋方伯于南门外制造局，大拓基地，以建书院。庚午春间，广方言馆移附于此。”
而制造局的翻译馆，尤专以译述为事。
《江南制造局记》：“翻译馆，同治六年设，翻译格致、化学、制造各书。提调一人，口译二人，笔述三人，校对图画四人。”
《瀛壖杂志》：“广方言馆，后为翻译馆，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乃剞劂者所居。口译之西士，则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诸人；笔受者则为华若汀、徐雪村诸人。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罔不搜罗毕备，诚为集西学之大观。”
《清稗类钞》：“无锡徐雪村寿，精理化学，于造船造枪炮弹药等事，多所发明，并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我国军械既赖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顾犹不自满，进求其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始知悉本于专门之学，乃创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柢。曾文正公深韪其言，于是聘订西士伟力亚利、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复集同志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诸人以研究之，阅数年，书成数百种。”
西人之来华传教行医，亦恒以图书为鼓吹之具，虽其译笔不佳，要亦可以新当时之耳目，然论者恒病之。
《西学书目表序例》：“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译西书为第一要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会教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气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多，盖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
《论译书之弊》（叶瀚）：“自中外通商以来，译事始起。京师有同文馆，江南有制造局，广州有医士所译各书，登州有文会馆所译学堂使用各书，上海益智书会又译印各种图说，总税务司赫德译有西学启蒙十六种，傅兰雅译有格致汇编、格致须知各种。馆译之书，政学为多，制局所译，初以算学、地学、化学、医学为优，兵学、法学皆非专家，不得纲领；书会税司各学馆之书，皆师弟专习，口说明畅，条理秩然；讲学之书，断推善本，然综论其弊，皆未合也。（一）曰不合师授次第。统观所译各书，大多类编专门，无次第，无层级，无全具文学卷帙，无译印次第章程，一也。（一）曰不合政学纲要。其总纲则有天然理数测验要法，师授先造通才，后讲专家。我国译书，不明授学次第，余则或只零种，为报章摘录之作，为教门傅翼之书，读者不能观厥会通，且罔识其门径。政学则以史志为据，法律为纲，条约章程案据为具，而尤以哲学理法为本。我国尤不达其大本所在，随用逐名，实有名而无用，二也。（一）曰文义难精。泰西无论政学，有新造之字，有沿古之字，非专门不能通习。又西文切音，可由意拼造，孳乳日多；汉字尚形，不能改造，仅能借用。切音则字多诘屈，阅者生厌；译义则见功各异，心志难齐，此字法之难也。泰西文法，如古词例，语有定法，法各不同，皆是创造不如我国古文骈文之虚抚砌用，故照常行文法，必至扞格不通。倘仿子史文法，于西文例固相合，又恐初学难解，此文法之难也，三也。（一）曰书既不纯，读法难定。我国所译，有成法可遵者，有新理琐事可取者，有专门深纯著作前尚有数层功夫，越级而进、万难心解者。取材一书，则嫌不备；合观各书，又病难通。起例发凡，盖甚难焉，四也。坐此四弊，则用少而功费，读之甚难；欲读之而标明大要，以便未读之人，又难之难也。”
马建忠尝议设翻译书院，其言亦未能实行。
（一）书院之设，专以造就译才为主。入院者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资性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而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功课。加读汉文，如唐、宋诸家之文，而上及周、秦、汉诸子，日课论说，务求其辞之达而理之举。如是者一年，即可从事翻译。一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资绝人者二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腊语言，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盖先通汉文，后读洋文，事半功倍，为其文理无间中外，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一）请一兼通汉文之人，为书院监理，并充洋文教习。（一）请长于古文词者四五人，专为润色已译之书，并充汉文教习。（一）应译之书，拟分三类：其一为各国之时政，外洋各国内治之政，如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交涉之件，如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其原文皆有专报，此须随到随译，按旬印报。书院初设，即应举办者也。其二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诸大端所必需者也，为书甚繁，今姑举其尤当译者数种，如《罗玛律要》，为诸国定律之祖，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山林渔泽之政，邮电铁轨之政。《公法例案》，备载一切交涉原委，条约集成，自古迄今宇下各国凡有条约无不具载。其为卷甚富，译成约可三四百卷。《东方领事便览》，生财经权之学，国债消长，银行体用。《方舆集成》，凡五洲险要皆有详图，为图三千余幅，乃舆图中最为详备之书。罗玛总王贵撒尔（Julius Caesar）行军日记，法王那波伦第一行军日记，此两王者，西人称为古今绝无仅有之将材，所载攻守之法，至为详备。他书应译者，不可胜记。
甲午以后，学者多学日语，以译日本所译著之书，其浅劣殆更甚于官局及教会之译籍焉。
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译，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一）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畸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耶！
嗣译斯密亚丹之《原富》、穆勒约翰之《名学》、斯宾塞尔之《群学肄言》、孟德斯鸠之《法意》、甄克思之《社会通诠》等书，悉本信、达、雅三例，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于是华人始知西方哲学、计学、名学、群学、法学之深邃，非徒制造技术之轶于吾土，是为近世文化之大关键。然隋、唐译经，规模宏大，主译者外，襄助孔多。严氏则惟凭一人之力，售稿于贾竖，作辍不恒，故所出者亦至有限，此则近世翻译事业之远逊前人者也。严复之外，若林纾之译《拿破仑本纪》《布匿第二次战纪》[1]特史部之简本，虽文笔雅洁，实不足与复相比。故舌人口授，纾笔述之，法颇近古，又其属文甚速，所出小说不下数百种，亦能使华人知西方文学家之思想结构焉。
与译事并兴者，为印刷术。铅印石印之类，皆兴于同、光间。
《瀛壖杂志》：“西人设有印书局数处，墨海其最著者。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用明胶煤油合搅煎成。印床西头有墨槽，以铁轴转之，运墨于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间排列，又揩平板之墨，运之字板，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书车床，重约一牛之力。”“墨海后废，而美士江君，别设美华书馆于南门外，造字制板，悉以化学，实为近今之新法。按两国印书之器，有大小二种，大以牛运，小以人挽，人挽者亦殊便捷，不过百金可得一具云。”
《淞南梦影录》：“石印书籍，用西国石版，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剞劂氏二子，可不烦磨厉以须矣。英人所设点石斋，独擅其利者已四五年[2]。近则宁人之拜石山房，粤人之同文书馆，与之鼎足而立。”
中国旧籍，亦资以广为传播，又进而有铜版、玻璃版之类，影印书画，不下真迹，实为文化之利器焉。又其借印刷之速而日出不穷者，有新闻纸及杂志。
《瀛壖杂志》：“西人于近事，日必刊刻，传播遐迩，谓之新闻纸，有似京师按日颁行之邸报。特此官办，彼则民自为之耳。沪上设有专局，非止一家，亦聚铅字成版，皆系英文，排印尤速。同治初年，字林印字馆始设《华文日报》，嗣后继起者，一曰《申报》，倡于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查主之；一曰《汇报》，倡于同治十三年，美人葛理主之。皆笔墨雅饬，识议宏通，而字林遂废。”
《沪游杂记》：“《申报》，美查洋行所售也，馆主为西人美查，秉笔则中华文士。始于壬申三月，除礼拜，按日出报。每纸十文，京报新闻各种告白，一一备载，各省码头风行甚广。先有上海字林洋行之《上海新报》，继有粤人之《匯报》《彙报》《益报》等馆，皆早闭歇。”“《万国公报》，出林华书院，摘录京报及各国近事，逢礼拜六出书一卷[3]。本名《中西新报》，周年五十本，售洋一元。”“《格致汇编》，秉笔者为英国傅兰雅（John Fryer），编内详论格致工夫及制造机器诸法，绘图集解，月出一卷。周年价值半元，在格致书院印售。”
《清稗类钞》：“江海关道译英国蓝皮书，送之总署及通商大臣各督抚，借以略通洋情，然人民多不得见，曰《西国近事汇编》，月出一册。此我国报章之最古者，是为月报之始。”
始则仅通消息，继则讨论政治，表示民意，提倡学术，指导社会之法，一寓于其间。
《清稗类钞》：“《申报》创行于同治时，是为日报之始。盖英人美查、耶松二人相友善，来华贸易，美查创办《申报》，延山阴何桂笙、上海黄梦尘主笔政。特所载猥琐，每逢试年，必载解元闱艺，与外报之能开通知识、昌明学术者，相去霄壤。时天南遁叟王紫诠韬颇有时名，间撰时务论说，弁之报首，销数遂以渐推广，获利亦不赀。耶松设一船厂，开创之始，连年折阅，美查遂以《申报》所获，补助耶松船厂，得以维持永久。而《申报》馆因之大受影响。光绪中叶改组，添招商股，由吴县席裕福经理之，旋由江海关道蔡乃煌出资收买，后又展转售与沪人。是报为吾国之首创者，至于今沪市卖报人，于所卖各报，必大声呼曰‘卖《申报》’。是《申报》二字，在沪已成为新闻纸之普通名词。继《申报》而起者，在南洋叻埠曰《叻报》，在上海曰《字林沪报》。癸巳冬，电报沪局总办上虞经元善，纠股设一报馆曰《新闻报》，往往用二等官电传递紧要新闻，消息较灵捷。甲午之役，痛诋当局失计，直言不讳，一时风行沪上。以其销数之多，广告云集，至今商家广告仍以《新闻报》为最。若夫预闻政事之报，当以《时务日报》为首。是报为光绪戊戌汪康年、梁启超所经营者，旋改为《中外日报》，始终有官费补助，所谓半官报者也。《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事得失，凡政治学术风俗人心之应匡正、应辅翼者，无不据理直陈，颇为士大夫所重视。……至于反对政府、鼓吹革命者，前惟《苏报》，后惟《民呼》《民吁》二报。宣统辛亥秋，则各报一律排满，而《民立报》声价尤高，贩卖居奇，较原价昂至十倍。”“光绪戊戌之变，康有为、梁启超既出走，乃设《清议报》于日本之横滨，诋毁孝钦后党，不遗余力。是时唐才常亦设置《亚东时报》于上海，以翼《清议》。庚子唐死，梁之同志复创办《新民丛报》，以言论自效。当是时，京朝士夫及草野志士，咸思变法图强，喜得《新民丛报》之为指导也，故其销数乃达十万以上。……戊戌以后，内地革命思潮既以流转各地，而东瀛留学界更为狂热，乃各集乡人，刊行杂志。于是湖北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有《浙江潮》，湖南有《湖南》以及《游学译编》《民报》之类，殆皆以鼓吹革命为宗旨。”
为文者务极痛快淋漓，以刺激人之心目，又欲充实篇幅，不惮冗长，而近世文字之体格乃大变，其以觉世牖民为主者，则用通俗之语，述浅近事理，期略识文字之人亦能阅览，而白话文学遂萌芽焉。
近世输入西方之文明，自译书外，以游学为一大导线。初各国订约，未有及游学者，同治七年，志刚、孙家谷等使美，订《中美续约》始立专款。
《中美续约》第七款：“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
曾国藩、李鸿章等，遂议遣幼童出洋肄业。
《李文忠译署函稿》卷一《论幼童出洋肄业函》：“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通计费用，首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然此款不必一时凑拨，分析计之，每年接济六万两，尚不觉其过难。”“英国威使来京，告以此事，亦颇欣许，谓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便派往。”[4]
初次率领学生赴美者，为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学生抵美，多在哈佛（Hartford，Conn．）各校肄业。
《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哈佛者，中国初次所派出洋学生留学地也。中国初次出洋学生，除归国者外，其余尚留美者约十人。内惟一郑兰生者，于工学心得甚多，有名于纽约，真成就者此一人也。次则容骙，在使馆为翻译，文学甚优，亦一人也。其余或在领事署为译员，或在银行为买办，人人皆有一西妇。”
《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同治末年，湘乡曾国藩奏请派幼童出洋留学，议成于1870年，使丰顺丁日昌募集学生。翌年，适吴川陈兰彬出使美国，遂命香山容闳率学生同来，以高州区谔良为监督，新会容增祥副之，学生即唐绍仪、梁诚、梁敦彦、容骙、欧阳庚、侯良登、詹天佑、郑兰生等，此为中国学生留美第一期。各生初到时，清政府在干拿得杰省（Connecticut）之哈佛埠（Hartford），购置一室为留学生寄宿舍。”
其后沈葆桢督办福州船政局，又请选派生徒出洋肄业。
《沈文肃公政书》中《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5]：“臣窃以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按此议至光绪二年，文肃始与李文忠会奏实行。当时所定章程，选派制造学生十四名、制造艺徒四名，赴法国学制造，选派驾驶学生十二名，赴英国学驾驶兵船，均以三年为限。）
此游学之第一时期也。赴美幼童，先后都百五十人，嗣遂停止。
《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光绪六年，南丰吴惠善为监督，其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接任之后，即招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署中各员均窃非之，但无敢言者。独容闳力争无效，卒至光绪七年遂将留学生一律撤回。”
光绪十六年，总理衙门奏请出使英、法、俄、德、美五国大臣，每届酌带学生两名，后又各增两名，为数既少，功效亦未大彰。甲午以后，游学之风复盛，人取速化，不求深造。官私学生，多往日本游学。（据《光绪二十五年总理衙门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南北洋及鄂省派赴日本学校学生各二十名，又浙江四名，费由各省筹给。）辛丑变法，各省创办学校，赴日本学师范者尤夥，其议实张之洞倡之。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为之特设速成师范班于弘文学院，有数月毕业者，有一年毕业者，略讲教授管理之法，即归国创办学校，而陆军学生亦多。光绪末年，提倡教育、改革军制者，大抵皆日本留学生也。光绪三十一年，考试出洋学生，予以进士、举人出身，并授以检讨、主事等官。
《光绪政要》：二十九年八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陈约束鼓励出洋游学章程疏》：“查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各一通。”“计拟定约束章程十款，鼓励章程十款。”“三十一年六月《予出洋学生出身谕》云，本日引见之出洋学生金邦平、唐宝锷，均着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张锳绪、曹汝霖、钱承锳、胡宗瀛、戢翼翚，均着给予进士出身，按照所习科学，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着给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林棨，均着给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
利禄之途大开，人人以出洋为猎官之捷径，而日本之中国学生多至数万，是为游学之第二时期。
当赴日学生极盛时，留学于欧美者亦不乏人；有由官吏派送者，有由教会资给者，有由自费而远游者。观于游日者之足以得官，亦争归而应考试，故光绪三十二年考试出洋学生，其予出身而授官者，大都留学于欧、美各国者也。
《光绪政要》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赐游学生毕业出身谕》云：“本日学部带领引见之考验游学毕业生陈锦涛着赏给法政科进士，颜惠庆赏给译科进士，谢天保赏给医科进士，颜德庆赏给工科进士，施肇基赏给法政科进士，徐景文赏给医科进士，张煜全赏给法政科进士，田书年赏给法政科举人，施肇祥赏给工科举人，陈仲篪赏给医科医士，王季点赏给工科举人，廖世纶赏给工科举人，曹志沂赏给医科举人，黎渊赏给法政科举人，李应泌赏给医科医士，王鸿年赏给法政科举人，胡振平赏给法政科举人，王荣树赏给农科举人，路孝植赏给法政科举人，薛锡成赏给法政科举人，王宏业赏给法政科举人，陈威赏给法政科举人，权量赏给商科举人，董鸿祎赏给法政科举人，嵇镜赏给法政科举人，富士英赏给法政科举人，陈耀典赏给农科举人，罗会垣赏给农科举人，傅汝勤赏给医科医士，陈爵赏给商科举人。”
然其人数究不迨在日本者之多，故其灌输西洋文化，较之由日本间接而得者，势反有所不敌。光绪三十四年，美国国会议决退还庚子赔款[6]，清廷议以其款按年派学生百人往美国留学[7]。逾年，遂设游美学务处于北京，并建游美生肄业馆于清华园，于是游美之学生日多。
《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光绪季年，国家多难，于是设立学堂、派学生之议再起。是时盛杏荪选北洋学堂毕业生九人，派来美国留学，以傅兰雅为监督。此时学生即王宠惠、王宠祐、张煜全、陈锦涛、严锦镕、胡栋朝、吴桂龄、陆耀廷等，同时有游学会派出数名，如谭天池、王建祖等，多留西美之加拿宽省。”“自1909年[8]、1910年之后，中美之密西根、芝加谷、威士干臣、衣里内等大学，中国学生渐多。”“自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后，各埠中国学生多隶会籍，当时会员约八百余名。翌年，清华派百人来，而自备资斧者亦日多。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及各省选派者亦日来日众。至1914年夏间，会员数将达千三百名，今则千五百以外[9]。按留学生数已达千五百余名，若照官费生经费每人每年九百六十圆美金为例，则我国每年共输出美金一百四十四万圆，合华币将及三百万圆，倘能以此在国内兴办大中小学，事半而功倍。况造就人材，为数十倍于千五百名耶。”
女学生亦踵武远游，不限于日本一国。
《留学生中国学生会小史》：“前清晚季，我国女子渡东洋求学者，盛极一时。但来美者尚无其人，留学美国毕业于大学者，殆自江西康女士及湖北石女士二人始。然继两女士而来者，实繁有徒，去年留美学生名录中，已有一百五十九人，今数将及二百矣。”
民国以来，学术思想多采美国之风尚，以此也。
美国之广收吾国学生，始于国务卿海约翰之建议，美人见其成绩之佳，辄叹其用心之善。《纽约星期报·论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10]中言之：
华人之最初来美留学者，为已故之容闳博士。容君于1859年返华，力劝当局派学生来美，竟费十二年之游说，始能动心量较大者之听，卒奏闻清廷，得俞允，派生赴美肄业。然当日华人不知外国教育之价值，多踌躇不愿报名，历一年之久，招集学生三十名。1872年来美国，其后三年间，又续派数批，每批各三十名。诸生在美受监督极严，须穿华服，保存辫发，守祀孔之古礼。然虽有此等禁令，后仍嫌诸生中有违背古训、效法美俗、就近外人者，而尤恶其接近美国女子、信仰耶教，遂一概命之归国。……至1908年，始复派学生来美，盖从当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之建议。美国以中国应付之庚子赔款给还一半，即作中国学生来美留学之经费焉。……是年招考此邦学生，投考者六百余人，录取四十七名。翌年[11]派送来美，先入中学，旋升入著名各大学，如哈佛、耶鲁、康耐尔、里海、波杜及麦塞邱塞工业学校。诸生学业皆优良，尤以麦塞邱塞工校为最。……综计现分布于由大西洋至太平洋间美国各校之中国学生，共一千一百七十人。凡被派来美之学生，均经竞争试验录取者，亦有政府未经录取而由亲友私费资送来美者，是可见中国人留学外国之热忱矣。分别计之，由赔款供给之留美学生计三百七十人，由各省官费供给约二百人，其余私费生近六百人。……综而论之，海约翰氏之主张，其识见之远，关系之大，不止一端：第一，此法拯救中国，不至破产；第二，以中国之款，供给一种新用途，有裨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之进步。夫美国退还中国之款，固仍以补助美国学校，然此区区利益，与中美二国将来之亲密联结较之，又何足比数耶？学成归国之中国少年，一日在中国教育商政诸界具有势力，即美国之势力一日将在中国历史上为操纵一切之元素，此在今日尤有特别意味。盖日本目前正执亚洲之牛耳，然不得谓日本将永执此牛耳也。就近事观之，中国终非容易受人指挥者，真正之指挥，或有一日转操之于中国，诚未可知。而此中国，乃一部分受训练于美国之中国也。
然近年美人对于中国学生，颇致不满。民国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时报世界周刊·欧美特约通信》称：
美国自由思想派新闻记者班佛先生，近应中国的留美学生月报记者之请，著为《归国留学生》一篇，以真诚恳切之词，发为愤慨惋惜之调，对于中国留美学生之已往成绩，多所抱憾。
华人之激烈者，责备之词尤严焉。
《论留学生》[12]（马素）：“本期《留美学生月报》，载班佛先生论文，颇惹余之注意，余亦学生之一，未敢议论留学生，但余观西人之归自东方者，往时多说，救中国者惟有留学生，而今则改变其辞曰：祸中国者，官僚之外，即留学生。前后结断，截然不同。余从实际观察，不得不佩班佛先生之眼光过人。今请稍举浅鲜事实，以明班佛先生之未尝过诬我留学生。留学生败德之不可掩塞者：一曰虚浮。归国留学生，往往妄自高大，不屑以硕士、学士之资格，与未出国门者同列。未先尝试，即求大用，宁为高等游民，不肯屈就卑职微俸。外国学生，于大学毕业后，皆从小事练起，而中国留学生，则多数好高夸大，岂非误于虚浮？……官费学生，多数来自清华；自费学生，大半出身教会学校。清华与教会学校向来偏重英文，对于中国学术漠不关心，故留美学生，大半国文不通，国情不懂，不作中国文章，不看中国报纸。见有新从中国来者，辄向探听消息，偶闻一二，则转相传述，正误不辨，新旧不分。……去年留美学生内哄，有所谓某联合会长者，投函纽约华字报纸，不能自写中文信，余闻而异之。后见美国书肆刊一巨册，即出此人手笔，英文非常可观。此等学生，从外国人皮相观察，能不视为中国之救星，然由我国人自视则何如？此等丧失民族固有文明之怪象，实不能全归咎于留学生，盖中国教育当局，于选派毫无根蒂之青年出洋时，即种恶因也。……留美学生因犯虚浮与蔑视国学之病，当然缺乏深沉的思虑与独立的精神，模拟而不创造，依人而不自主。故治国则主亲美，经商则为买办。服务社会，则投降教会机关；办理教育，则传播拜金主义。怠惰苟且，甚少建白。辛亥革命，无留美学生之流血，五四运动，无留美学生之牺牲。人家吃尽辛苦，而留美学生安享其成。彼不明华事之美国人，动辄称许留美学生为改造中国之发动机，其实此等浮夸之谀词，适足消磨留美学生之志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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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即《迦太基与罗马之第二次战争》，布匿即Punic也。
[2] 是书作于光绪癸未之后，则点石斋之创立当在光绪初年。
[3] 此为周报之始。
[4] 同治十年五月。
[5]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6] 美金一千三百六十五万四百九十圆。
[7] 以四年为限。第五年后，在认解赔款期内二十九年，每年派学生至少五十人。
[8] 宣统元年。
[9] 此文作于民国六年。
[10] 见《东方杂志》十四卷十二号。
[11] 西纪1909年。
[12] 亦见《时报世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