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中叶，至道、咸间，清代内治之腐败，达于极度。虽无外患，亦不足以自保。盖高宗习于汰侈，务为夸大，金川、缅甸、安南诸役，俱以苟且蒇事。而朝野莫敢直言，相尚以欺诈蒙蔽，积之既久，如痈决疣溃，所在皆患。而继起者，复皆庸碌无能之辈，浸淫酝酿，愈引愈巨，清之祚几斩焉。借非汉族出死力以维之，清之亡久矣。然当时政治之腐败，不尽由于满人，大小官吏，贪墨狼藉，十九皆汉人也。要亦以劫于满人之威势，其明知其不可，而不得不为之者，观当时诸人之言论可见。
《圣武记》（魏源）：“国朝军需，固皆发帑，无加赋，而州县吏私派之弊，实不能免，边省尤其。乾隆征缅之役，调满洲索伦兵各五千，朝廷轸念民艰，每站夫马倍给雇价，然多供有司侵润，未必宽差徭以实惠也。其见于赵氏翼《檐曝杂记》者曰：镇安府应兵夫马，皆民间按田均派。每粮银一两，科至六两余，因藩库不先发，令有司垫办，有司亦令民垫办。俟差事毕，始给，及差毕而给否莫敢过问矣。至黔苗应徭役，一家出夫，则数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无，甚有军需告竣，而已加之赋，吏不肯减，遂沿为成例者。”
此仅指边地言也，实则其时州县侵蚀贪冒，所在皆是。洪亮吉《征邪教疏》言之：
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以臣所闻，湖北之宜昌，四川之达州，虽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恋妻子，不敢犯法也。州县官既不能消弭化导于前，及事有萌蘖，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于为贼不止。臣请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变与否，与起衅之由，而分别惩治之。或以为事当从缓，然此辈实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创惩，既可舒万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盖今日州县，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赈抚恤之项，中饱于有司，皆声言填补亏空，是上恩不逮下，一也；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府县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达，二也；有功则长随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则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州县，封疆之大吏、统率之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乎？三也。
近年以来，内患莫甚于蒙蔽，外患莫大于教匪，事虽二致，理实相因。……贼扬言官逼民反，九重既知之矣。夫由官逼民反观之，则吏治一日不清，逆贼一日得借口以惑众也。以良民胁从推之，则吏治之坏，恐亦有类于胁从者也。盖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天下之患，莫患于知其不可，而群趋于不得不然之势，今之州县是也。……夫贼之反，以官逼为辞，而吏治之坏，又有不得不然之说。则吏治与寇患，相为呼吸，必当切究其故而急去之，斯非一切庶事可以从容待次第者比也。州县仓库空虚，缓急俱不可恃，此根本之说也。州县典守皆不可信，一切留存预备之项，多提贮于司库，此救弊而不揣其本者也。此犹未见寇患相与呼吸，其最与寇患相呼吸者，情知亏空为患，而上下相与讲求弥补，谓之设法。天下未有盈千百万已亏之项，只此有无出纳之数，而可为弥补之法者也。设法者，巧取于民之别名耳。……盖既讲设法，上下不能不讲通融。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韦布书生，初膺民社，趋谒大吏，首请指挥，即令肩承前官累万盈千亏项，责以分卯限年，设法弥补。强者欲矫名节而无从，弱者欲退初服而无路。惟有俯就羁勒，驰驱于习俗之中，久且心与之化，而不肖者之因以为利，又无论矣。……侧闻所设之法，有通扣养廉，而不问有无亏项者矣。有因一州县所亏之大，而分累数州县者矣。有人地本属相宜，特因不善设法，上司委员代署，而勒本员闲坐县城，或令代摄佐贰者矣。有贪劣有据，勒令缴出赃金，而掩复其事者矣。有声名向属狼藉，幸未破案，而丁故回籍，或升调别省，勒令罚金若干，免其查究者矣。有膴腴之缺，不问人地宜否，但能担任弥补，许买升调者矣。……种种意料难测，笔墨难罄之弊，皆由设法而生。
而洪以直言被罪，章言之亦不见听。
《清先正事略》（李元度）：“洪稚存先生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先生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又先生上书成亲王暨当事大僚言事，成亲王以闻，即日落职，交刑部治罪。奏上，免死，戍伊犁。”
盖清自和珅用事以来，上下相蒙，公私交困，非一日也。
《上执政言事务书》：“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讫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二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而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百万计矣。一时不能猝办，由藩库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则今之盈千百万所以干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县向以狼藉著者，询于旧治可知。而奸胥巨魁，如东南户漕、西北兵驿，盈千累万，助虐肥家，亦必可知。督抚两司，向以贪墨闻者，询于廷臣可知。圣主神明洞鉴，亦必有知其概者，此辈蠹国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酿；今之亏空，皆其所开。其罪浮于川陕教匪，骈诛未足蔽辜。”
由嘉庆至道光，迭经内外祸乱，而其弊依然不改，且加甚焉。刘蓉致某官书曾痛言之：
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国家牧民之吏，其始取之也，以记诵词章，而不必有德行道艺之实；其职之也，以科条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爱之施；其课之也，以钱谷刑名，而不必有抚字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科目之外，又杂以捐纳之途，是驱之使责偿于民，而肆其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又加以条例之烦，是借之使挟以为奸，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责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敛怨于下，而快其溪壑之欲也。是以才者既尽其所欲为，而不顾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听猾胥之所欲为，而因以便其私计。……又有甚者，府史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乡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与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而刑赏之权乖。……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彼此相形，利害悬绝，彼廉吏者，名既无成，利亦弗就。而独舍天下之所甚利，犯当世之所甚忌，此岂其情也哉！宜乎竞通私贿，煽起贪风，虽或负初心，亏素守，然犹每顾而不悔者也。……民之黠者，既巧为规避，而非法律所得制；富者，又得以献纳鬻免，虽罹禁网而不刑。是以法之所及，止于愚鲁贫民；而豪猾者流，日寝馈于法禁之中，而常逍遥于文网之外。于是法律之施，不惟不足以整齐夫风俗，又且驱天下之风俗而益败坏之。……今天下僻远之邑，绿林深密之地，盗贼群聚而据焉。大者以千计，小者亦以百计，造栅置寨，屠狗椎牛，昼则群饮于市肆，赌博叫嚣，夜则劫掠于乡村，纵横骚扰。而乡里莫之敢发，州县莫之敢问，隶卒莫之敢撄者，诚畏其势而无可如何也。夫国家治盗之法亦严矣，然而令行而禁不止，此其弊有二：一则纵贼以为利，一则讳盗以为功。今穿窬小贼，每流乡里，惟强有力者，乃能自捕而解之县。县得民之资，而后系之，旋纳盗之贿，而又出之。是故盗以囹圄为逆旅，而吏视盗贼犹客商，此所谓纵贼以为利之弊也。至其大者，则又修好于乡里之民，以固其巢穴；缔交于豪强之吏，以广其羽翼。而势焰既张，有司者熟视而莫敢发，苟发而不能捕，捕而不能获，则参罚且随其后。今一讳之，苟不至于劫财害命，则固可以幸旦夕之安，而不病于考成之法，此所谓讳盗以为功者也。……往岁洋烟之禁初下，诏旨严切。有犯者，大则诛辟，小则流配，不三数日，而决遣已定。盖国家立法之严，大吏奉法之亟，未有捷于此者。然当时吏旨胥役之徒，边远偏僻之邑，肆然犯禁，莫敢过而问焉。不数日而法禁渐弛，纠察渐惰，则城市都会间，盖已有之。半年之后，上下相忘，而价值日廉于旧，若不知此之为禁者。则夫国家政令之不行，与其他良法美意之不克施于下，亦可见矣。……今时弊之积于下者，不必尽闻于上。其闻于上者，又必再四详慎，不甚关于忌讳，然后敢入告焉。公卿大臣，又必再三审处，不甚戾于成法，然后勉而行焉。则夫弊所及除之端，盖无几耳。而禁令之不行，抑又如此，则是天下之弊，终无厘革之日也。[1]
故白莲教、太平军、捻军之迭起为果，而官吏贪墨舞弊实为之因，此清室中叶以降之真相也。
白莲教者，《清朝全史》（稻叶君山）中谓：
白莲教非始于清朝，元有乐城韩山童者，以其祖父所创之白莲教，煽惑人民，焚香诱众，倡言弥勒佛降生，白莲教之名自此始。……明天启五年，白莲会又蔓延于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省。……清之白莲教教义，以祷告及念咒可以治病号召党徒，与前明不异。……白莲教之是否邪教，殊未易言。支那民间信仰颇杂，必非出于儒、释、道三教之一途，指人民之信仰即以为邪教，未得为当。究其真意，谓此种信仰稍带有政治意味，未始不可。然事多出于变动之结果，不能归罪于人民信仰，而在上者反卸其责而不问也。
肇端起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九年而事平，
《圣武记》：“乾隆四十年，安徽刘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发，被捕，遣戍甘肃。复分遣其党刘之协、宋之清授教传徒，遍川、陕、湖北。日久，党益众，遂谋不靖，倡言劫运将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以煽动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觉，复捕获，各伏辜。嘉庆元年，湖北、四川教匪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乘新政之宵旰，与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孽者又二载，先后糜饷逾万万金。”
后又举事于清宫。
《清朝全史》：“嘉庆十八年，有极大胆之阴谋，破裂于北京宫廷。阴谋作于天理教徒，其时因政府对于白莲教之法律过严，此乃其变名，实则仍为白莲教也。”
是亦可见其时人民仇满之思想。而满清之兵力亦由此而显其不足恃，汉人之团练因之勃兴，是则满、汉势力消长之关键，实在嘉庆初年矣。
《清朝全史》：“嘉庆二年，德楞泰条呈坚壁清野之法。”“又有著名之合州知州龚景瀚条呈谓八旗官兵不可恃，其军纪废弛，所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嘉庆四年，尝诏征黑龙江之兵，往返数千里，供应浩繁，水土不服，不熟贼情。计调一黑龙江之兵，可以募数十乡勇，且可卫身家、免虏掠，当使嗣后乡勇有功者，如八旗官兵保奏议恤，以收敌忾同仇之效。可知清廷意在节省经费，募集乡勇，行德楞泰之策。自嘉庆元年至二年，四川一省乡勇之数已越三十万人。”“总之，无论为坚壁清野，或募集乡勇，皆可证明满洲常备军不足以保障国家、维持社会也。”
道光末年，各地土匪蜂起。而洪秀全所部，复明制，蓄发以示敌清，清人谓之“发逆”。洪起兵四年，遂都江宁，建号太平天国。至同治三年六月，清兵克江宁，其事竟败。
《克复江宁折》（曾国藩）：“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据金陵者十二年，其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
而其后复有捻军。
《湘军记》（王定安）：“捻之患，不知其所自始。或曰：乡民行傩逐疫，裹纸然膏，为龙戏，谓之捻。其后报仇吓财，掠人勒赎，浸淫为寇盗。或数人为一捻，或数十百人为一捻，白昼行劫，名曰定钉。山东之兖、沂、曹，河南之南、汝、光、归，江苏之徐、淮，直隶之大名，安徽之庐、凤、颍、寿，承平时在在有之。”“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踞金陵，遣党徇临淮、凤阳，出归德以扰河朔，于是皖、豫捻患益炽。”
又越数年，始平。捻为流寇，无宗旨，与太平军殊。然其为清室政治不良造成祸乱之现象，则一也。
太平军之起，以推翻清室、倡行耶教为宗旨。
《湘军记》：“洪秀全者，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敢为大言，粗知书，卖卜为活。闻妖人朱九涛倡上帝会，与同邑冯云山往师之，以其术游广西。桂平曾玉珩延为塾师，武宣萧朝贵与贵县石达开、秦日纲，皆师事秀全。秀全诈死七日，复苏，谬众云，上帝召我，有大劫，拜天则免。遂托泰西人所称耶稣教者，造真言宝诰，谓天曰耶和华，耶稣为长子，秀全次子。其咒辞赞美上帝，以诳众敛钱，男妇多信事之。”
《清朝全史》：“洪秀全以嘉庆十八年生于广东花县，彼族实由嘉应州移来之客民也。身干长大，有雄姿，略识文字。其父名国游，母早死，颇信基督教。其后得香港美国宣教师罗把兹之教训，然尚未受洗礼。未几，彼忽组织上帝会，其党与为冯云山与洪仁玕。彼主张神圣之三位一体，即第一位为天父，第二位为基督，即天兄，而己则为天弟。”“咸丰元年正月，在大黄江自号太平王。闰八月，陷永安州，在此建立太平天国之国号，自称天王。”
世多称其制度，
《清朝全史》：“太平军之军制，其初甚为完备。洪王右手握剑，左手捧耶稣教之信条，专鼓吹全军之勇气。”“在1858年之末期，置籍太平军者，有五十万乃至六十万之男子，其女子在五十万以上。兵之训练，就定营规条观之，阵营中之教训；并不懈怠。恪遵天命，熟读天条赞美，男女两营有别，禁吸阿片饮酒，约法极严。”“太平军初颁之规条如左：（一）恪遵天令。（二）熟识天条赞美，早晚礼拜，以感谢颁布之规矩及诏谕。（三）因欲练成好心肠，不得吸烟饮酒；宜公正和平，毋得弄弊徇情，顺下逆上。（四）同心合力，各遵有司，不得隐藏兵数及收匿金银器饰。（五）男营与女营有别，不得授受相亲。（六）宜熟谙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之号令。（七）无事勿得过他营行别军，以荒误公事。（八）宜学习为官之称呼问答礼制。（九）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十）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错军机将令。”
且谓其能行共产主义，
《清朝全史》：“统治军政，天京分设男馆女馆，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女馆分八军，军有女军师一人，下有女百长数十。此馆之创置，一面预防逃亡，一面便于布教。咸丰三、四年，收容此馆者共计二十四五万人。对于城南之一般住民，行门牌制，凡男子自十六岁至五十岁者，为牌面，其余曰牌尾，以便户口稽查。而土地分给之制，则彼等所创造者也。癸丑三年[2]颁行之天朝田亩制度，分田为九等。每田一亩，以早晚二季出千二百斤者为上上田，出千一百斤者为上中田，以下递减，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上上田一亩，当下下田三亩，照人口分给。受田之标准，男妇一人，每十六岁以上，受田；十五岁以下，给其半。若一家六人，三人受好田，三人受劣田，以一年为定。关于此制之精神，确有所在。彼云天下之田，天下之人同耕之。此处不足，迁移彼处；彼处不足，迁移此处。又曰，凡天下之田，丰荒相通，此处若荒，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若荒，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之天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使地无不均匀，使人无不饱暖。此等理想之下，土地田亩不为私有，金钱不许私藏，故贮藏银十两、金一两者为私藏犯法，须处罚云。”
然其理想单简，务破坏中国从来一切制度，而未能得他国完美之法以为之导，故其法制可称者止此。其后据地广袤，日事兵争，救死不暇，亦无复建设之力矣。
因太平军之反动，而满洲之势力益衰。湘军崛起，以书生农夫，奋死与洪、杨角逐，而后满洲之兵权几完全归于汉人之手。
《湘军记》：“自洪、杨倡乱，大吏久不习兵。绿营呰窳骄惰，闻征调则惊号，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号令歧出，各分畛域，迄不得一兵之用。于是诸路将帅，颇厌征调劳费，稍事招募。潮勇川勇，萌蘖渐起。然其人多游民剧盗，剽悍绎骚，民尤患苦之。江忠源初创楚军，刘长佑助之，挈其乡人子弟，慷慨赴敌。始讲节制，禁骚扰，义声日起。其时草昧缔构，实为湘军滥觞。迨曾国藩以儒臣治军长沙，罗泽南、王鑫皆起诸生，讲学敦气谊，乃选士人，领山农。滑弁游卒及市井无赖，摈斥不用。初立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已而改五百人为一营，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数十营，视材之大小而设统领焉。”“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官，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迨左宗棠、刘锦棠平秦、陇，率师出关，所部百数十营。虽号老湘营，间用他省人，错杂其间。然其营制薪粮，犹遵循未改也。”
淮军继之，参以西法，遂开近数十年军阀之统系焉。
《淮军平捻记》（周世澄）：“淮军之始也，于同治元年，其营制一准楚勇。”“淮军之精于炮火也，以李公之雇募英、法弁兵教练洋枪队始。李公初至上海，雇募英、法弁兵通习军器者，仿照制办，并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
《清朝全史》：“当时上海富商，组织一爱国会，各出军资，使欧人助之，以防太平军。美国人华尔及白齐文，受爱国会之嘱托，于1860年6月募集欧人一百、马尼亚人二百，攻击松江。”“华尔转战浙江慈溪阵亡，白齐文后以不服从清吏而解职，英国陆军少将戈登代之，统率常胜军。”
世谓湘军之精神，在维持名教，
《清朝全史》：“咸丰四年，曾国藩颁布讨粤匪檄……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以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致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湘中主将，皆系书生，只知中国固有之学问名教。曾之檄文，实湘军之精神。彼指摘洪军焚郴州之学宫、孔子之木主及十哲之两庑等，谓孔子、孟子当痛哭于九泉，此语最为紧要。后日洪军之政策，亦许读孔孟书，以冀人心之和缓矣……湘军非勤王主义，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维持名教。其最终之目的，即恢复异宗教之南京是也。是故湘军可称为一种宗教军。”
观彭玉麟之宗旨，固可以见湘军之动机。
《清朝全史》：“彭玉麟为长江水师之指挥者，三十余年之久。当从军之初，立二誓约：其一曰不私财，其二曰不受朝廷之官。咸丰十一年，授安徽巡抚，彼辞不受。同治三年，克复南京，赏一等轻车都尉世爵，加太子少保衔，续任为漕运总督，朝赏频至，彼亦不受。彼上痛切之辞表曰：‘臣本寒儒，佣书养母，咸丰三年母物故，曾国藩谬用虚名，强之入营。初次臣见国藩，誓必不受朝廷之官职，国藩见臣语诚实，许之。顾十余年来，任知府，擢巡抚，由提督补侍郎，未尝一日居其任。应领收之俸给及一切银两，从未领纳丝毫，诚以朝恩实受，官犹虚也。’又曰：‘臣素无室家之乐、安逸之志，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于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诚以亲丧未终，出从戎旅也。既难免不孝之罪，又岂敢为一己之图乎！臣尝闻士大夫之出处进退，关于风俗之盛衰，臣既从军，志在灭贼，贼既灭而不归，近于贪位。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退无义。中兴大业，宜扶树名教，振起人心’云。……彼扩张长江水师，使至一万余人。一切兵饷，以盐税及长江厘金税充之，不烦户部。乱平后，尚余六十余万，报告两江总督，寄托于盐道之手，取其利息，加水师公费。彼曰：‘予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也。’观以上之事实，湘军组织之动机，非对于朝廷之义务，又不为赏爵所激动，全由自卫之必要而起。然则洪军之平定，枢纽于湘军，与朝廷无涉，而朝廷之设施，直隔靴搔痒而已。”
然亦足征吾国人之能力，虽以满清之压制，亦能崛起而大有为。惜乎，后来之淮军，无此风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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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纪泽注：此盖作于道光辛丑、壬寅年间。
[2] 西18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