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中叶，考据之学大兴，当时号为汉学。
《近代汉学变迁论》（刘师培）：“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
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自康、雍至嘉庆间，学者略备。而道、咸以来之学者，其学派亦多演自乾、嘉，迄今犹有盛称汉学者，其渊源不可不考也。刘师培著《近儒学术统系论》，先举清国初之理学，后述雍、乾以降之经学，于各地方之风气，条分缕析，颇简而要。兹分录之，以见清代学术变迁之概。盖清初诸大儒，学行兼崇，固不分所谓汉、宋。
《近儒学术统系论》：“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浦，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以矫空疏。传其学者数十人，以四明二万为最著；而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又沈畇、张履祥亦授学蕺山。沈畇与应谦相切磋，黜王崇朱，刻苦自厉。而履祥之传较远，其别派则为向璇。吕留良从宗羲、履祥游，所学略与履祥近，排斥余姚，若放淫辞。传其学者，浙有严鸿逵，湘人有曾静，再传而至张熙。及文狱诞兴，而其学遂泯。别有沈国模、钱德洪、史孝咸，承海门石梁之绪，以觉悟为宗，略近禅学。宗羲虽力摧其语，然沈氏弟子有韩当、邵曾可、劳史。邵氏世传其学，至于廷采，其学不衰。时东林之学有高愈、高世泰、顾培，上承泾阳、梁溪之传，讲学锡山。宝应朱泽沄，从东林子弟游，兼承乡贤刘静之之学，亦确宗紫阳。王茂竑继之，其学益趋于征实。又吴人朱用纯、张夏、彭珑，歙人施璜、吴慎，亦笃守高、顾之学。顺、康以降，其学亦衰。……孙奇逢讲学百泉，持朱、陆之平，弟子尤众，以耿介、张沐为最著。汤斌之学，亦出于奇逢，然所志则与奇逢异。……李颙讲学关中，指心立教。然关中之士，若王山史、李天生，皆敦崇实学。及顾炎武流寓华阴，以躬行礼教之说，倡导其民，故受学于颙者，若王尔缉之流，均改宗紫阳。颙曾施教江南，然南人鲜宗其学，故其学亦失传。……博野颜元，以实学为倡，精研礼、乐、兵、农。蠡县李塨，初受学毛大可，继从元说，故所学较元尤博。大兴王源，初喜谈兵，与魏禧、刘继庄友善，好为纵横之谈。继亦受学于元，故持论尤高。及元游豫省，而颜学被于南；塨寓秦中，而颜学播于西；及江浙之士，亦间宗其学。然一传以后，其学骤衰。惟江宁程廷祚，私淑颜、李，近人德清戴望，亦表彰颜、李之书。舍是，传其学者鲜矣。……太仓陆世仪，幼闻几社诸贤之论，颇留心经世之术，继受学马负图，兼好程朱理学。陈言夏亦言经世，与世仪同，世仪讲学苏松间，当时鲜知其学。厥后吴江陆燿、宜兴储大文、武进李兆洛，盖皆闻世仪之风而兴起者，故精熟民生利病，而辞无迂远……赣省之间，南宋以降，学风渐衰。然道原之博闻，陆、王之学术，欧、曾、王氏之古文，犹有存者，故易堂九子均好古文。三魏从王源、刘继庄游，兼喜论兵，而文辞亦纵横，惟谢秋水学宗紫阳，与陆、王异派。及雍、乾之间，李黻起于临川，确宗陆学，兼侈博闻，喜为古文词，盖合赣学三派为一途。粤西谢济世，党于李黻，亦崇陆黜朱，然咸植躬严正，不屈于威武。瑞金罗台山，早言经世，亦工说经，及伊郁莫伸，乃移治陆、王之学，兼信释典，合净土禅宗为一。吴人彭尺木、薛湘文、汪大绅，从台山游，即所学亦相近，惟罗学近心斋、卓吾。彭、汪以下，多宅心清净，由是吴中学派，多合儒、佛为一谈。至嘉、道之际，犹有江沅，实则赣学之支派也。……闽中之学，自漳浦以象数施教，李光地袭其唾余，兼通律吕音韵，又说经近宋、明，析理宗朱子，卒以致身贵显。光地之弟光坡，作《礼记述注》，其子钟伦，亦作《周礼训纂》，盖承四明万氏之学。杨名时受学光地，略师其旨以说经，而律吕音韵之奥，惟传于王兰生。又闽人蔡世远，喜言朱学，亦自谓出于光地。雷受业于世远，兼从方苞问礼，然所学稍实，不欲曲学媚世，以直声著闻……自此以外，则湘有王夫之，论学确宗横渠，兼信紫阳，与余姚为敌，亦杂治经史百家。蜀有唐甄，论学确宗陆、王，尤喜阳明，论政以便民为本，嫉政教礼制之失平，然均躬自植晦，不以所学授于乡，故当时鲜宗其学。别有刘原渌、姜国霖讲学山左，李闇章、范镐鼎讲学河汾，均以宗朱标其帜，弟子虽众，然不再传，其学亦晦。此皆明末国初诸儒理学宗传也。”
其后虽亦有祖述而私淑之者，然由理学而趋于考据。乾、嘉之际，汉学之帜，遂风靡一时，讲求修身行己治国成人者之风，远不如研究音韵、文字、校勘、金石、目录之学者之盛。虽经学家有古文、今文，西汉、东汉之区别，然亦承乾、嘉之风而演进，仍以汉学相高，一涉宋、明心性之谈，则相率而嗤之矣。
《近儒学术统系论》：“理学而外，则诗文之学，在顺、康、雍、乾之间，亦各成派别。然雕虫小技，其宗派不足言，其有派别可言者，则宋学之外厥惟汉学。汉学以治经为主，考经学之兴，始于顾炎武、张尔岐。顾、张二公，均以壮志未伸，假说经以自遣。毛大可解《易》说《礼》，多述仲兄锡龄之言。阎若璩少从词人游，继治地学，与顾祖禹、黄仪、胡渭相切磋。胡渭治《易》，多本黄宗羲。张弨与炎武友善，吴玉搢与弨同里，故均通小学。吴江陈启源与朱鹤龄偕隐，并治《毛诗》《三传》。厥后大可《毛诗》之学，传于范家相。鹤龄《三传》之学，传于张尚瑗。若璩《尚书》之学，传于冯景。又吴江王锡阐、潘柽章，杂治史乘，尤工历数，柽章弟耒，受数学于锡阐，兼从炎武受经。秀水朱彝尊，亦从炎武问故，然所得均浅狭。……别有宣城梅文鼎，殚精数学，鄂人刘湘奎、闽人陈万策，均受业其门。文鼎之孙瑴成，世其家学。泰州陈厚耀，亦得梅氏之传，而历数之学渐显。……武进臧琳，闭门穷经，研覃奥义，根究故训，是为汉学之始。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春秋传》。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厥后掇拾之学，传于余萧客；《尚书》之学，则江声得其传。故余、江之书，言必称师。江藩受业于萧客，作《周易述补》，以续惠栋之书。藩居扬州，由是钟怀、李宗泗、徐复之流，均闻风兴起。……先是徽歙之地，有汪绂、江永，上承施璜、吴慎之绪，精研理学，兼尚躬行，然即物穷理，师考亭格物之说，又精于《三礼》。永学尤博，于声律、音韵、历数之学，均深思独造，长于比勘。金榜从永受学，获窥礼堂论赞之绪，学特长于《礼》。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原。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私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由是治数学者，前有汪莱，后有洪梧；治韵学者，前有洪榜，后有江有诰；治《三礼》者，则有凌廷堪及三胡。程瑶田亦深《三礼》，兼通数学，辨物正名，不愧博物之君子，此皆守戴氏之传者也。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益远被。声音训故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孙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兴化任大椿。而李惇、刘台拱、汪中，均与念孙同里。台拱治宋学，上探朱、王之传，中兼治词章，杂治史籍，及从念孙游，始专意说经。顾九苞与大椿同里，备闻其学，以授其子凤毛。焦循少从凤毛游，时凌廷堪亦居扬州，与循友善，继治数学，与汪莱切磋尤深。阮元之学，亦得之焦循、凌廷堪，继从戴门弟子游，故所学均宗戴氏，以知新为主，不惑于陈言，然兼治校勘、金石。黄承吉亦友焦循，移焦氏说《易》之词，以治小学，故以声为纲之说浸以大昌。时山左经生有孔继涵、孔巽轩，均问学戴震。巽轩于学尤精，兼工俪词。嗣栖霞郝懿行，出阮元门，曲阜桂馥，亦从元游，故均治小学。懿行治《尔雅》，承阮元之例，明于声转，故远迈邢《疏》。又大兴二朱、河间纪昀，均笃信戴震之说，后膺高位，汲引汉学之士，故戴学愈兴。别有大兴翁方纲，与阮元友善，笃嗜金石。河南之儒，以武亿为最善，亿从朱门诸客游，兼识方纲，故说经之余，亦兼肄金石，而金石之学遂昌。时江浙之间，学者亦争治考证。先是锡山顾栋高从李黻、方苞问故，与任启运、陈亦韩友善，其学均杂糅汉、宋，言淆雅俗。而吴人何焯，以博览著名，所学与浙西文士近。吴江沈彤承其学，渐以说经。嘉定钱大昕于惠、戴之学，左右采获，不名一师，所学界精博之间。王鸣盛与钱同里，所学略与钱近，惟博而不精。大昕兼治史乘，旁及小学、天算、地舆。其弟大昭，传其史学。族子塘、坫，一精天算，一专地舆，坫兼治典章训故。塘、坫之弟有钱侗、钱绎，兼得大昕小学之传，而钱氏之学萃于一门。继其后者，则有元和李锐，受数学于大昕；武进臧庸，传其远祖臧琳之学；元和顾千里，略得钱、段之传，均以工于校勘，为阮元所罗致。嗣有长洲陈奂，所学兼出于段、王。朱骏声与奂并时，亦执贽段氏之门，故均通训故。若夫钮树玉、袁廷梼之流，亦确宗钱、段，惟所学未精。……常州之学，复别成宗派。自孙星衍、洪亮吉，初喜词华，继治掇拾校勘之学，其说经笃信汉说近于惠栋、王鸣盛。洪氏之子饴孙，传其史学。武进张惠言久游徽歙，主金榜家，故兼言礼制，惟说《易》则同惠栋，确信谶纬，兼工文词。庄存与与张同里，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之，复昌言钟鼎古文。绶甲之甥，有武进刘逢禄、长洲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后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皖北之学，莫盛于桐城。方苞幼治归氏古文，托宋学以自饰，继闻四明万氏之论，亦兼言《三礼》。惟姚范校核群籍，不惑于空谈。及姚鼐兴，亦挟其古文宋学，与汉学之儒竞名。继慕戴震之学，欲执贽于其门，为震所却，乃饰汉学以自固，然笃信宋学之心不衰。江宁梅曾亮、管同，均传其古文。惟里人方东树，作阮元幕宾，略窥汉学门径，乃挟其相传之宋学，以与汉学为仇，作《汉学商兑》。故桐城之学自为风气，疏于考古，工于呼应顿挫之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至于今不衰。惟马宗琏、马瑞辰间宗汉学。……浙中之士，初承朱彝尊之风，以诗词博闻相尚；于宋代以前之书籍，束而不观。杭世骏兴，始稍治史学。赵一清、齐召南兴，始兼治地理。惟余姚、四明之间，则士宗黄、万之学，于典章文献，探讨尤勤。鄞县全祖望，熟于乡邦佚史，继游李黻之门，又从词科诸公游，故所闻尤博。余姚邵晋涵，初治宋明史乘，所学与祖望近，继游朱珪、钱大昕门，故兼治小学。会稽章学诚，亦熟于文献，既乃杂治史例，上追刘子玄、郑樵之传，区别古籍，因流溯源，以穷其派别。虽游朱珪之门，然所学则与戴震立异。及阮元秉钺越省，越人趋其风尚，乃转治金石、校勘，树汉学以为帜。临海金鹗，尤善言《礼》；湖州之士，亦杂治《说文》古韵，此汉学输入浙江之始。厥后仁和龚丽正，婿于段玉裁之门，其子自珍，少闻段氏六书之学，继从刘申受游，亦喜言《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特所得均浅狭，惟以奇文耸众听。仁和曹籀、谭献，均笃信龚学。惟德清戴望，受《毛诗》于陈奂，受《公羊》于宋翔凤，又笃嗜颜、李之学，而搜辑明季佚事，又与全、邵相同。虽以《公羊》说《论语》，然所学不流于披猖。近人俞樾、孙诒让，则又确守王、阮之学，于训故尤精。定海黄氏父子，学糅汉宋，尤工说礼，所言亦近阮氏，然迥与龚氏之学异矣。……江北、淮南之士，则继焦、黄而起者，有江都凌曙。曙问故张惠言，又游洪榜之门，故精于言《礼》，兼治《公羊》，惟以说《礼》为本。时阮元亦乡居，故汉学益昌。先大父受经凌氏，改治《左传》。宝应刘宝楠，兼承族父端临之学，专治《论语》。别有薛传均治《说文》，梅植之治《穀梁》，时句容陈立，丹徒汪芷、柳兴宗，旌德姚佩中，泾县包世荣、包慎言均寓扬州；山阳丁晏，海州许桂林，亦往来邗水之间。立受学凌氏，专治《公羊》。芷治《毛诗》。兴宗通《穀梁》。佩中治汉《易》。世荣治《礼》，兼以《礼》释《诗》。慎言初治《诗》《礼》，继改治《公羊》。桂林亦治《穀梁》，尤长历数。晏遍说群经，略近惠栋。然均互相观摩，互相讨论，故与株守之学不同。甘泉罗士琳，受历数之学于桂林，尤精数学。时魏源、包世臣亦纵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然仍以治经为本。……燕京为学士所荟萃。先是大兴徐松，治西北地理；寿阳祁韵士，兼考外藩史乘。及道光中叶，浸成风会。而韵士之子寯藻，兼治《说文》，骤膺高位。由是平定张穆、光泽何秋涛均治地学，以小学为辅，尤熟外藩佚事，魏源、龚自珍亦然。故考域外地理者，必溯源张、何。至王筠、许瀚、苗夔则专攻六书，咸互相师友，然斯时宋学亦渐兴。……先是赣省陈用光，传姚鼐古文之学派，衍于闽中粤西，故粤西朱琦、龙翰臣均以古文名。而仁和邵懿辰、山阳潘德舆均治古文理学，略与桐城学派相近。粤东自阮氏提倡后，曾钊、侯康、林伯桐均治汉学，守阮氏之传。至陈澧遂杂治宋学。朱次琦崛起，汉、宋兼采，学蕲有用。曾国藩出，合古文理学为一，兼治汉学，由是学风骤易。黔中有郑珍、莫友芝，倡六书之学，兼治校勘。至于黎庶昌，遂兼治桐城古文。闽中陈寿祺，确宗阮氏之学，其子乔枞杂治今文《诗》。至于陈捷南，则亦兼言宋学。湘中有邓显鹤，喜言文献。至于王先谦之流，虽治训故，然亦喜言古文，是皆随曾氏学派为转移者也。惟湘中有魏源，后有王闿运，均言《公羊》，故今文学派亦昌，传于西蜀、东粤。”
汉学家之弊，方东树《汉学商兑》言之详矣。要其人所自称许者，无过于征实。
《近代汉学变迁论》：“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专长，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故，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即凌、程、三胡，或条例典章，或诠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
近人尤盛称其治学之法，谓合于西洋之科学方法，实则搜集证佐，定为条例，明代学者已开其端，非清人所得专美。
《毛诗古音考序》（明陈第）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
《毛诗古音考序》（焦竑）：“李立作《古音考》一书，取《诗》之同韵者，胪列之，为本证，已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就》、古诗谣之类胪列之，为旁证。”
虽科条精密，后胜于前，然其能成为科学者，自文字、音韵外，初不多觏也。高邮王氏校订群书，最称精善，然其法大抵先取宋人所辑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书，比其异同，即据为己意，先立一说，而后引类书以证之。如《读书杂志·逸周书第二》（王念孙）：
“辟开修道。”念孙案：辟开修道，文不成义。开本作关，辟关修道，皆所以来远人。故下文言远旅来至，关人易资也。俗书關字作閞，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误。《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并作辟关。[1]
又：
“水性归下，农民归利。”念孙案：此本作水性归下，民性归利。民性与水性对文，民字总承上文士农商贾而言，非专指农民而言。今本作农民者，即涉上农民归之而误。《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归利。……《世俘篇》：“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念孙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亿有八万乃佩玉之数，非旧宝玉之数。抄本《北堂书钞·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艺文类聚·宝部上》《太平御览·珍宝部三》并同。……《周月篇》：“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念孙案：岁下更有岁字，而今脱之。《太平御览·时序部二》引此，正作“岁有春夏秋冬”。
此类甚多，不可胜举。恃宋人之类书以讲汉学，谓是即超过宋人，不知在宋时其书本不误，自亦不必有校勘之学矣。汉学家所尚者考证，然其考证亦时有疏漏，观魏源讥纪昀之言可见。
《古微堂集·书宋名臣言行录后》（魏源）：
乾隆中，修四库书，纪文达公以侍读学士总纂。文达故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录》之甚者也。曰：兹录于安石、惠卿皆节取，而刘安世气节凛然，徒以尝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灭公，是用深懑，是说也，于兹录发之，于《元城语录》发之，于《尽言集》发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录》发之，于清江《三孔集》发之，于唐仲友《经世图谱》发之，昌言抨击，讫再讫四，昭昭国门可悬，南山不易矣。虽然，吾不知文达所见何本也。兹录前集起宋初，后集起元祐，而刘公二十余事在焉……宋本今本，五百年未有改也，吾未知文达所见何本也。
未观原书，遽以己意妄下论断，是岂得为考证之法乎？盖汉学家所考证者，局部之考证，于唐以下之书率不屑读，尤鄙夷宋人，好事诋斥，此皆其所短也。汪家禧《东里生烬余集》卷二中《与陈扶雅第二书》论当时讲汉学者之谬最通：
近世雅重汉学，妄论真汉学亦不尽传。孟氏之学当时已有微论，况历久至虞氏，其中条例，断不能无增设，而必谓商瞿之传即此。阁下试思，《易》经四圣人手定，道冠诸经，必如虞氏云云，则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检牍，比拟定详，恐经旨不如此破碎也。郑、荀同学费《易》，何以立说又不同？郑从马学，何以与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灾异，何又不同？道无二致，一是必有一非。出奴入主，究何定论？《尚书》力辟古文，妄谓今时伏、郑本文，久以放失。近世复古者所本仍用伪孔，不过一二补缀，如交广人嵌螺钿盒，其本质乃漆也。即郑注无有者，仍不能不用孔义以通之，用其说而辟其书，何足令人信服？《诗》四家同本荀卿，何以诗旨殊，作诗之人殊，篇章次第又殊？阁下试思，一堂受业，纵有异同，又何致大相楚越？今世所传，未必尽经师本旨，而或出陋儒附益也。必欲一一信之，真所谓陈已弃之刍狗矣。妄谓汉儒经学以适用为贵，董子明阴阳五行，究天人之原；贾生明体达用，尽通变之术；刘更生敷陈《七略》，辨官礼之条分，通立言之本旨；杨子云潜思性命，体退藏之旨，参黄老之微；许叔重诂字义，而六书之用彰；郑司农究典章，而三《礼》之要举，此六大儒之书，皆当各陈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遗经，又不必曲说以添胶结。至于唐、宋以来，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当一一参稽，断不可概为抹杀。如必限代读书，则太仓历下用其说于诗文者，今复用之于经学，恐千秋定论，断不能废程、朱而但遵伏、贾也。高明试思，狂言亦可择否？且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经济有补实用，掌故有资文献。无经济之才，则书尽空言；无掌故之才，则后将何述？高冠褒衣，临阵诵经，操术则是，而致用则非也。班史无韦贤，邺都无王粲，精专则是，而闳览则非也。开拓历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阁下有意乎，无意乎？放胆狂谈，幸勿以荒唐罪我。
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廿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辑一代之学说[2]，或明一师之家法[3]，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4]，或著专例[5]，或为总图[6]，或为专图[7]，或专释一事[8]，或博考诸制[9]，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10]，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惟限于三代语言、文字、制度、名物，尚未能举历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则尚有待于后来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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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此文，似先定为关字，然后检《玉海》得其证者。其实是先以《玉海》校此书，见《玉海》作关字，遂据以为说，而后引《玉海》为证。下均仿此。
[2] 如惠栋《易汉学》之类。
[3] 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之类。
[4] 如江永《仪礼释例》、凌廷堪《礼经释例》之类。
[5] 如任大椿《弁服释例》之类。
[6] 如张惠言《仪礼图》之类。
[7] 如戴震《考工记图》、阮元《车制图考》之类。
[8] 如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胡匡衷《仪礼释宫》之类。
[10] 如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凌曙《公羊礼说》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