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校教育，率沿明制。在清季未兴学堂以前，其所谓学校，即科举之初基，固无当于教育，然其学分大、中、小，官有教授、教谕等，亦近世学校名义之所沿也。
《清会典》：“凡学皆设学官以课士。府曰教授，州曰学正，县曰教谕，皆以训导副之。”“凡生员，有廪膳生，有增广生，有附生，各视其大学中学小学以为额。”[1]“奉恩诏，则广额，巡幸亦如之。其永广之额，则视其事以为差。”“简学政以董教事及按试，严以关防。岁试各别其文之等第，以赏罚而劝惩之，取其童生之优者以入学。”“凡试生员，令学官册而送于院。试童生，令地方官册而送于院，乡试，则录科，各申以禁令。三年报满，各列所剔之弊，题而下于部，以考核。”“凡教学，必习其礼事，明其经训，示其程式，敦其士习，正其文体。”“凡生员食饩久者，各以其岁之额而贡于太学，曰岁贡。有恩诏，则加贡焉，曰恩贡。学官举其生员之优者，三岁，学政会巡抚试而贡之，曰优贡。十有二岁，乃各拔其学之优者而贡之，曰拔贡。”
明惟府教授秩从九品，余俱无官品。
《明史》：“儒学。府，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
清高宗始加其品级，
《清文献通考》：“先是直省教职未入流品，雍正十三年九月[2]奉谕，各省教职，乃师儒之官，所以训迪约束，为多士之表率也。若不赏给品秩，则与杂职无异，恐本人遂以冗散自居，不知殚心课士，以尽职任。着加给品级，以示鼓舞责成之意。寻吏部议准，京府教授、四氏学教授、各府卫儒学教授为正七品官，各州学正、各县教谕为正八品官，各府州县卫训导为从八品官。”
然师儒地位本不以官品为尊卑，清之定为职官，似属尊师，亦未得尊之之法也。其国学曰国子监，亦沿前代之制，有师儒之官，
《清会典》：“国子监管理监事大臣一人；祭酒，满洲一人、汉一人；司业，满洲一人、蒙古一人、汉一人，掌国学之政令。凡贡生、监生、学生及举人之入监者，皆教焉。”“凡贡生之别有六：曰恩贡生，曰拔贡生，曰副贡生，曰岁贡生，曰优贡生，曰例贡生。监生之别四：曰恩监生，曰荫监生，曰优监生，曰例监生。学生之别二：曰八旗官学生，曰算学生。贡生、监生教于堂，学生教于学。凡入贡、入监非以俊秀者，曰正途。”“凡教，有月课，有季考，皆第其优劣，岁终则甄别，各视学之成否而咨焉。察其经明事治者以闻，而备用。”“六堂：率性堂，助教，汉一人，学正，汉一人；修道堂，助教，汉一人，学正，汉一人；诚心堂，助教，汉一人，学正，汉一人；正义堂，助教，汉一人，学正，汉一人；崇志堂，助教，汉一人，学录，汉一人；广业堂，助教，汉一人，学录，汉一人，掌分教肄业之士。凡肄业，按其内外班之额而分拨焉，各率以班长，南学则董以学官，率以斋长，皆月课以时讲贯其义。”“算学，管理大臣，满洲一人，助教，汉一人，教习，汉二人，掌教算法。”
其监生多援例捐纳者，世多卑视之。
清之学校，最重流品。一切贱籍，不得应试。
《清通考》：“定例，娼优隶卒之家，不准考试。其皂隶、马快、小马、禁卒之子孙，有蒙混捐纳者，俱照例斥革。至门子、长随，湖南省有滥行报捐者，均予斥革。惟民壮一班，雍正年间，先后议准与兵丁一律拔补，非贱役可比，不便阻其进身之阶。但各省俱有皂快民壮三班，随时改拨者，应令地方官查明，除未经改拨之民壮子孙，准其报捐应试外，其由民壮改充皂快，及其先曾充当皂快者，仍不准报捐应试，以杜冒滥。”
童生应试，必有保结，
《清会典》：“童生考试，以同考五人互结。廪生认保出结，府州县试，令童生亲填年貌籍贯三代，认保姓名，并各结状，黏送府州县。试毕造册，申送学政。”
其有违误，保者连坐，
《清会典》：“童生考试，有冒籍、顶替、倩代、匿丧、假捏姓名、身遭刑犯及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蜒户、吹手，凡不应应试者混入，认保派保互结之五童，互相觉察。容隐者五人连坐，廪保黜革治罪。”
而举贡生员并免差徭，视一切平民，显有阶级之别焉。
《清通考》：“乾隆元年，命免举贡生员杂色差徭。是时各省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图书之役者，奉谕：嗣后举贡生员等，着概行免派杂差，俾得专心肄业。倘于本户之外，别将族人借名滥充，仍将本生按律治罪。”
学校之外，有书院，亦沿宋、明之制，
《清会典》：“京师设立金台书院，每年动拨直隶正项银两，以为师生膏火，由布政司详请总督报销。直省省城设立书院，直隶曰莲池，山东曰泺源，山西曰晋阳，河南曰大梁，江苏曰钟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鳌峰，湖北曰江汉，湖南曰岳麓、曰城南，陕西曰关中，甘肃曰兰山，四川曰锦江，广东曰端溪、曰粤秀，广西曰秀峰、曰宣城，云南曰五华，贵州曰贵山，皆奉旨赐帑，赡给师生膏火。奉天曰沈阳，酌拨每学学田租银为膏火，令有志向上无力就师各生，入院肄业。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
而其性质盖有区别。清初，各地方书院，犹尚讲学，如二曲之于关中，
《二曲集·历年纪略》：“康熙十二年，总督鄂善修复关中书院，肃币聘先生讲学。先生登座，公与抚军、藩臬以下，抱关、击柝以上，及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先生立有学规会约，约束礼义，整肃身心。三月之内，一再举行，鼓荡摩厉，士习丕变。”
习斋之于漳南，
《颜氏学记》（戴望）：“肥南有漳南书院，邑人郝文灿请先生往设教，三聘始往。为立规制甚宏，从游者数十人，远近翕然。”
张、蔡之于鳌峰，
《先正事略》（李元度）：“仪封张清恪公伯行，尝建请见书院，与乡人士讲明正学。”“所至必修建书院学舍，闽士肖公象，祀于鳌峰。”
《蔡公世远墓志铭》（方苞）：“仪封张清恪公抚闽，延公父璧，主鳌峰书院，而招公入使院，共订先儒遗书。”“公丁父艰归，大府复以鳌峰属公。公尚气节，敦行孝弟，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由是闽士慨然盛兴于正学，而知记诵辞章之为末也。”
沈、史之于姚江，
《姚江书院志》：“姚江讲学之盛，前称徐、钱，后称沈、史。”“沈求如先生国模，字叔则，余姚人。崇祯末，与念台刘子会讲证人社。刘子死节，哭之恸，自谓后死，作人明道之意益笃，使门人重缮义学，月旦临讲，曰陵谷变迁，惟学庶留人心不死。”“史拙修先生孝咸，衣冠言动，一准儒者，醇洁之士多归之。沈先生卒，拙修先生主书院，和平光霁，以名教为宗主。家贫，日食一粥，泊如也。”
皆明代讲学之书院之法也。雍正中，直省皆建书院，
《清通考》：“雍正十一年，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谕内阁：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但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嚣浮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札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
以屏去浮嚣、杜绝流弊为宗旨。故主之者不复讲学，第以考试帖括，颁布膏火而已。袁枚《书院议》谓上之人，挟区区禀假，以震动黜陟之，谓能教士，实中当时之弊。
《书院议》：“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赊而谋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则又挟区区之禀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嘻，过矣！”
然如鄂尔泰教滇士以读书，亦未始无劝学之用。
《征滇士入书院敕》（鄂尔泰）：“滇旧有书院，使者分为三舍，课其优绌，以高下其廪饩。然使者窃忧之，虑其应上者之鲜实心，而操之无具，故奇才异能之士未尝数数睹也。……使者先已置二十一史诸书于院中，学者尚未及读，至是复取架上十三经及周秦以来之书若干部，各用图书印记，注之简册，贮之书院，掌之学官，传之永久。又将招致四方之善读书而能好古者，以充学舍，厚其廪饩，而以时亲课读之。……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书》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外此，则先之以《五经》，其次如《左传》之淹博，《公》《穀》之精微，《仪礼》之谨严，《周礼》之广大，《尔雅》辨晰毫芒，大至无外而细入无间。此十三经者，阙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备，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于史，则先《史记》，次《前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阙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读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创业立功之所自；读列传，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关系国家得失利害之分；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伎等传，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业，以各造其极，而得其或显当时、或传后世之故；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诸传，可以知安内攘外、柔远绥边、恩威各得之用；读天官、律历、五行诸书志，可以观天，而并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诸书志，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险要之机；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书志，可以知典礼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参订；读艺文、经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种、四部、六库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读平准、食货诸书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节谨度之大要，而有所规鉴；读刑法、兵营等志，可以知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读史之大要也。……读《左传》，以《史记》副之；读《公羊》《穀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两《汉》副之。十三经与三史既读，此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庄》《荀》《列》《管》《韩》，以及汉、唐、宋、元人之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其余则分日记览。……如借书院为纳交声气之地，觞酒酬酢，庆贺往还，游荡门外，招摇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贻羞书院，耻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恶，毋过吾门也。”
其后如阮元之创诂经精舍及学海堂，
《阮文达公传》（刘毓崧）：“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在浙江则立诂经精舍，在广东则立学海堂，选诸生知务实学者肄业其中，士习蒸蒸日上，至今官两省者皆奉为矩矱。”
《先正事略》：“阮元为浙江巡抚时，立诂经精舍，祀许叔重、郑康成两先生，延王述庵、孙渊如主讲席，选高材生读书其中。课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许各搜讨书传条对，不用扃试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诂经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调两广总督，立学海堂，以经古学课士，如在浙江时。”
黄体芳之建南菁书院，
《黄先生以周墓志铭》（缪荃孙）：“黄漱兰侍郎视学江苏，建南菁讲舍，延先生主讲。先生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宗湘文观察建辨志精舍于宁波，请先生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著录弟子千余人。”
《俞先生樾行状》（缪荃孙）：“先生历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等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至三十一年，为历来所未有。其课诸生，一禀阮文达公成法，王侍郎昶、孙观察星衍两先生之绪，至先生复起而振之。两浙知名之士，承闻训迪、蔚为通材者，不可胜数。”
《刘融斋中允别传》（萧穆）：“其主讲龙门书院，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黜华崇实，祛惑存真，尝午夜周览诸生寝室，其严密如是。”
《朱君一新别传》（金武祥）：“粤督张香涛尚书，延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复延入广州，为广雅书院山长。广雅规模宏大，张公所新建者，储书甚富，山长专课诸生以经训性理及史事词章有用之学，两广东西高才生咸请业。”
皆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与专试时文之书院固不同，亦与讲求理学之书院异趣焉。
书院之外，有社学、义学等，则为教育幼童及孤贫者而设。
《清通考》：“康熙九年，令各直省置社学社师，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一，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考充社师，免其徭役，给饩廪优膳，学政按临日，造姓名册，申报考察。”“五十四年，谕直隶巡抚赵宏燮，畿辅之地，乃王化所先，宜于穷乡僻乡皆立义学，延师教读，以勉厉孝弟，可望成人矣。”
《清会典》：“京师暨各省府、州、县，俱设义学。京师由顺天府尹慎选文行兼优之士，延为馆师。诸生中贫乏无力者，酌给薪水。各生由府、州、县董理，酌给膏火。每年仍将师生姓名，册报学政。直省、府、州、县、大乡、巨堡，各置社学，择学优行端之生员为师，免其差役，由地方官量给廪饩，仍报学政查核。”
其教课不过童蒙识字之书，间授以珠算，取足谋生而已。通常士商之子弟，则多学于家塾，或就师塾聚读。敏异者则授以经书及史鉴之类，愚钝者则学尺牍，习珠算，至年十四五，为商贾之徒弟焉。塾师之教，最重记诵。
《蒿庵闲话》（张尔岐）：“邢懋循尝言，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已无不烂熟矣。又拟目若干道，书签上，贮之筒，每日食后，拈十签，讲说思维，令有条贯。逮作文时，遂可不劳余力。”
然亦有注重启发者，观王筠教童子法，虽专为学生作文应试计，而其用心，未尝不与今之教育家言相近焉。
《教童子法》（王筠）：“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讲文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仪礼》《公》《穀》摘抄读之。才高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全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凡每日属对，必相其本日所读，有可对者，而后出之，可以验其敏钝。即或忘之，亦教责之而无词也。……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经何名，某经作注者谁、作疏者谁，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间三四日，必须告以活典故，如问之曰：两邻争一鸡，尔能知确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先问两家饲鸡各用何物，而后剖嗉验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长进矣……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呼，其果无罪耶！……沂州张先生，筠之父执李刑原[3]先生师也。尝言从学时，每日早饭后辄曰各自理会去，弟子皆出，各就陇畔畦间。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经何文，有何疑义。张先生即解说之。吾安丘刘川南先生[4]十余岁时，师为之讲书数行，辄请曰：如此则与某章反背。师令退思之，而复讲，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后，师遂不穷于答问，是谓教学相长。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则其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矣。”
* * *
[1] 顺治四年，定直省儒学，视人文多寡优绌，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直省各学廪膳生、增广生，府学各四十名，州学各三十名，县学各二十名，卫学各十名。直省取进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小县四五名。
[2] 时高宗初即位。
[3] 名映轸。
[4] 名其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