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之盛，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嘉、道而下，国祚衰矣。满人既主中夏，为帝王者，自必习中国之文学。康熙诸帝，尤精力过人而事博涉。
《清先正事略序》（曾国藩）：“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盖虽寒畯不能方其专，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
《清朝全史》（稻叶君山）：“乾隆帝甚耽汉人之文化，御制诗至十余万首，所作之多，为陆放翁所不及。又好鉴别书画，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甚爱惜之，命画苑之供奉画其像于书上。帝于书法酷爱董其昌，与康熙相似，惟帝之异于康熙者，在西洋科学知识之缺乏是也。”
颂美清室者，且谓其家法轶于前代。
《檐曝杂记》（赵翼）：“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王子进书房也。天家金玉之体，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
然清帝诗文字画，大都南书房翰林代笔，未必尽出己手。圣祖之学，多李光地、梅瑴成等承其意而演述之，所谓御纂诸书，率托名耳。
《检论》（章炳麟）：“李光地，字晋卿，安溪人。治漳浦黄道周之术，善占卦。会康熙朝尊朱学，故以朱学名，其习业因时转移。闻时贵律历，即为章算几何；贵训诂，即稍稍理故书；贵文言幽眇，即皮傅《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崖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卒以是傅会得人主意，称为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顾欢甚，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玄烨自言通八线诸术，又数假称闽学，而光地能料量雠对，故玄烨命录札记进御。又时时令参订朱熹书，常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
《畴人传》（阮元）：“乙酉二月，南巡狩，李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者今焉在？光地以在署对。归时，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越明年，令其孙瑴成内廷学习。……瑴成肄业蒙养斋，以故数学日进，御制《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皆与分纂。”
康、乾间，武英殿雕刻御制钦定之书，凡经类二十六部、史类六十五部、子类三十六部、集类二十部，论者谓历代政府刻书之多，未有若清朝者。然清代纂集之书，以《图书集成》为最巨。其体例盖创自陈梦雷。
《东华录·雍正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谕：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1]，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陈梦雷处所存《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纂竣事，原稿内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
经始于康熙中，至雍正三年始成。
《丛书举要》（李之鼎）：“《图书集成》共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都一万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册，又目录二十册。此书初为陈梦雷侍皇三子诚亲王所编，时在康熙三十九年也。四十五年四月，书成，名曰《汇编》。凡为汇编者六，为志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奇。越十年，进呈，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命儒臣重加编校，十年未就。世宗复命蒋廷锡督在事诸臣成之，编仍其旧，志易为典。殿本以聚珍铜字，其图镂铜为之者最佳。”
其书虽不逮《永乐大典》之博，卷数亦仅及其半，然《永乐大典》成而未刊，则类书之印行于世者，无过于此书矣。
康、雍两朝，经营《图书集成》，至乾隆朝，则编订《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诏求海内遗书，大兴朱筠请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三十八年，遂命诸臣校核《永乐大典》，定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提要》：“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刘统勋等议奏，校办《永乐大典》条例一折。奉旨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至四十七年告竣。计文渊阁著录者，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其附于存目者，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清朝全史》：“自乾隆三十八年，开设四库全书馆，任皇室郡王及大学士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然实际任编纂者，乃为总纂官孙士毅、陆锡熊、纪昀三人，而纪昀之力尤多。分任编纂之事者，不少著名学者，如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有戴震、邵晋涵；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有姚鼐、朱筠；篆隶分校官，有王念孙；总目协勘官，有任大椿；副总裁以下，无虑三百余名。该书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总计存书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所谓存书，乃著录于四库者，存目，乃仅录其书目而已。”
其内容凡分六种。
《清朝全史》：“四库馆编纂之主旨，采六种方法：第一为敕撰本，自清初以至乾隆时，依敕旨所编纂者。第二内府本，乃康熙以来自宫廷收藏者，凡经、史、子、集存书，约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第三《永乐大典》本，存书存目，凡五百余种。其著名于当时者，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岭外代答》《诸蕃志》《宋朝事实》等。第四为各省采进本，命总督巡抚等进献其地方遗书，采书最多者为浙江，最少者为广东，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次之。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总数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五万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别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册。第五私人进献本，系当时著名之藏书家所进献。知名于清初者，如浙江宁波范氏之天一阁、慈溪郑氏之二老阁、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江苏常熟钱氏之述古楼、昆山徐氏之传是楼等。四库馆令此等藏书家之子孙进献之，约以进献之书，誊写后，即付还。因之地方藏书家进献颇多，一人送到五百余种以上者，朝廷各赏《图书集成》一部；百种以上者，赐以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第六通行本，乃世间流行之书籍。约以上各端，乾隆之编纂《四库全书》，在支那书籍之搜集史上，实为空前之伟观。”
同时缮录七部，分贮于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渊、源、津、溯，称内廷四阁，汇、宗、澜，称江、浙三阁。嗜奇好学之士，准其赴阁检视抄录。
《清朝全史》：“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造文渊阁于北京紫禁城内，造文源阁于圆明园，文溯阁于奉天，文津阁于塞外之热河，为贮藏之所，此称内廷四阁。文渊阁建造式，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为之，当全书告成之后，又命起文汇阁于江苏扬州之大观堂，文宗阁于镇江金山寺，文澜阁于浙江杭州圣因寺之行宫，亦各藏《四库全书》一部，此称江、浙三阁，凡七阁。阁既成，帝曰：我国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轨同文，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也。又谓朕搜集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以示其得意焉。内廷四阁，非特别之资格与得许可者不准阅览；江、浙三阁，听学者得阅览抄录。七阁之中，今日尚俨然存者，惟文津、文渊、文溯三阁，他如文宗、文汇二阁，亡于太平之兵乱，圆明园文源阁毁于火，文澜阁亦多有散亡云。”
此则满清高宗对于中国文化之伟业也。
然而清高宗之修《四库全书》，同时有保存文化及摧残文化之两方面。古书之湮佚者，固赖此举而复彰；而名人著述之极有关系者，又因兹举而销毁焉。此世之所以不满于高宗也。
《检论·哀焚书》：“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若高拱[2]、张居正[3]、申时行[4]、叶向高[5]、高攀龙[6]、邹元标[7]、杨涟[8]、左光斗[9]、缪昌期[10]、熊廷弼[11]、孙承宗[12]、倪元璐[13]、卢象昇[14]、孙传庭[15]、姚希孟[16]、马世奇[17]诸家，丝袠寸札，靡不爇，虽茅元仪《武备志》不免于火[18]。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19]、黄道周[20]、金声[21]，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22]、张肯堂[23]、国维[24]、煌言[25]。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邱、彭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或曰：朱、邵数君子实左右之。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仅有孑遗矣。其他遗闻轶事，皆前代逋臣所录，非得于口耳传述，而被焚毁者，不可胜数也。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耶！”
《清朝全史》：“在编纂《四库全书》谕旨前后，又布一禁书令，甚可注意。禁书者，即明代关于满洲祖先之著述，据帝之谕旨，此等逆书，不合于本朝一统之旨，勿使行于世。盖文弱之汉人，被北人驱逐时，借文学以发抒不平之气，为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数极多，帝此时不仅欲一扫此种明末之纪录，并思将其正史一切付诸销毁，其处置殊不公允。此种命令，始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据兵部报告，当时销毁之次数，二十四回，书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云。然犹以为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尚严谕遵行。从大体而言，在北方诸省较完全遵行，其东南各省，未能禁绝。”
当康熙初年，已有庄氏史案。
《清稗类钞）（徐珂）：“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国桢，尝作《明史》，举大经大法者笔之，刊行于世，谓之《史概》。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窜名于中，攘为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本朝语。康熙癸卯，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借作起复地，白其事于杭州将军松魁。魁咨巡抚朱昌祚，昌祚牒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初刊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时廷鑨已死，戮其尸，诛其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晳尝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序中称旧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八议仅削官，维藩戮于燕市。昌祚、尚衡贿谳狱者，委过于初申复之学官，归安乌程两学官并坐斩，而昌祚、尚衡乃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莅官甫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至绞。浒墅关榷货主李希白，闻阊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适书贾他出，役坐于其邻朱家少待之，及书贾返，朱为判其价。时希白已入京，以购逆书罪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邻朱某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归安茅元锡方为朝邑令，与吴之镛、之铭兄弟尝预参校，悉被戮。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璜、仁和陆圻，当狱初起时，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或曰死者二百二十一人。”
后又有《南山集》案，
《清稗类钞》：“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因族人方猷主顺治丁酉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三桂伪翰林承旨。吴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中，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正玉为之捐赀刊行。云鹗、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皆有序，板藏于方苞家。又其与弟子倪生一书，论修史之例，谓‘本朝当以康熙壬寅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云。时赵申乔为都谏，奏其事，九卿会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岩、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孝标已死，以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后，凡议绞者改戍边，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苞编管旗下，云锷、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谪黑龙江。菼以下平日与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此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死徙者不必论，即就方苞所记当时狱中状况，已可谓之黯无天日矣。
《望溪集外文·狱中杂记》（方苞）：“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希，往岁多至日数十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治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者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凡死刑，狱上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则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句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日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常。”
而雍、乾间文字之狱尤夥，若查嗣庭、吕留良、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之案，不可胜数。
《清稗类钞》：“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鸿图典江西试，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二句、‘山径之蹊间’一节命题。其时方行保举，廷旨谓其有意讥刺，三题‘茅塞于心’，廷旨谓其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问，因查其笔札诗草，语多悖逆，遂伏诛，并其兄慎行、嗣瑮，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科会试。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也。世宗以为大不敬，命搜行箧，中有日记二本，乃按条搜求，谓其捏造怨蜚语难枚举，遂下严旨拿问。”“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石门人。自以为淮府仪宾之后，追念明代，以发抒种族思想，著为书，誓不仕。郡守以隐逸荐之，乃削发为僧，康熙辛酉卒。雍正时，以曾静文字狱之牵涉，戮尸，著述均毁。……先是湖南人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钟琪以闻。诏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提曾静质讯。静供称因应试州城，得见留良评选时文，内有‘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又与留良之徒严鸿逵、沈在宽等往来投契等语，于是将静、熙提解来京，并命浙江总督李卫，查留良、鸿逵、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命内阁九卿等研讯，世宗以留良之罪尚在静之上，谕九卿科道会议具奏。旋将留良、鸿逵及留良之子葆中，皆剉尸枭示，子孙遣戍，妇女入官。在宽凌迟处死，而静、熙免罪释放。”“湖南学政胡中藻，著《坚磨生诗》，中多谤讪语。经人告发，乾隆乙亥三月十三日，大学士九卿等奉上谕：我朝抚有天下，于今百有余年，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之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譸张，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以为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查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连篇累牍，至于如此之甚者。……甲寅，大学士等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谕：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其案内一应干涉之人，除鄂昌另行审结外，其余一概免其查究。”“乾隆丁酉十一月，新昌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高宗阅其进呈之书，第一本序文、凡例，将圣祖、世宗庙讳及御名字样开列，实为大逆不法，命锁押解京，交刑部审讯。锡侯及其子孙并处重刑，毁其板，且禁售卖。缘坐者，亦分起解京治罪。”“东台举人徐述夔，著《一柱楼诗》，多咏明末时事。乾隆戊戌，东台令上其事，廷旨谓语多悖逆，实为罪大恶极。时述夔已卒，命剖棺戮尸，其子怀祖，以刊刻遗诗，及孙食田等，提解至京。命廷臣集讯，定以大逆不道正法，诗集悉销毁。江苏藩司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等，亦悉置重典。”
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有思想才能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其时所传之诗文，亦惟颂谀献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时序及寻常应酬之作。稍一不慎，祸且不测，而清之文化可知矣！
* * *
[1] 章炳麟《检论》：“耿精忠据福建，李光地诣精忠，不用。时编修陈梦雷亦为精忠迫胁，常托病支吾，以其形势厄塞密示光地，光地遣使间道入京，以蜡丸上封事。光地以功高蒙殊遇，而陈梦雷方以降贼坐斩。光地微白之，得不死。梦雷以光地欲攘己功，令己下狱，发忿作书绝交。天下称光地卖友。”
[2] 《边略》。
[3] 《太岳集》。
[4] 《纶扉简牍》。
[5] 《四夷考》《遽编》《苍霞草》《苍霞余草》《苍霞续草》《苍霞奏草》《苍霞尺牍》。
[6] 《高子遗书》。
[7] 《邹忠介奏疏》。
[8] 《杨忠烈文集》。
[9] 《左忠毅集》。
[10] 《从野堂存稿》。
[11] 《安辽疏稿书牍》《熊芝冈诗稿》。
[12] 《孙高阳集》。
[13] 《倪文正遗稿奏牍》。
[14] 《宣云奏议》。
[15] 《罪省录》。
[16] 《清閟全集》《沆瀣集》《文远集》《公槐集》。《公槐集》中有《建夷授官始末》一篇。
[17] 《澹宁居集》。
[18] 《武备志》今存者，终以诋斥尚少，故弛之耳。
[19] 《六柳堂集》。
[20] 《广百将传注》。
[21] 《金太史集》。
[22] 《偶吟》。
[23] 《寓农初议》。
[24] 《抚吴疏草》。
[25] 《北征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