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既贡地志、时钟，兼自述其制器观象之能，明其不徒恃传教为生也。
《上神宗疏》（利玛窦）：“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敬献御前。”“臣于本国，忝与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
《清朝全史》（稻叶君山）：“利玛窦入北京后，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余。观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名士之归依，则加特力克教之成功，可概见矣。然彼等名士之入教，非绝对信仰教宗，要皆利玛窦诱引法，与中国固有思想不甚背驰，当时士人对于西洋科学需要颇急，致使然也。利玛窦既译几何学[1]，又著多种科学书，公布于世。”
然利氏译书教学，初未大用，洎明季因历法之舛，召用其徒，而历算之学始兴。
《明史·历志》：“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董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多发古人所未发。时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诏立两局推验。累年校测，新法独密，然亦未及颁行。”“（万历）三十八年，（钦天）监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亏圆之候，职方郎范守己疏驳其误。礼官因请博求知历学者，令与监官昼夜推测，庶几历法靡差。于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峨、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玛窦进贡土物，而迪峨、三拔及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先后至，俱精究天文历法。礼部因奏：‘精通历法，如邢云路、范守己为时所推，请改授京卿，共理历事。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历理，可与迪峨、三拔等同译西洋法，俾云路等参订修改。然历法疏密，莫显于交食，欲议修历，必重测验。乞敕所司修治仪器，以便从事。’疏入，留中。未几云路、之藻皆召至京，参预历事。云路据其所学，之藻则以西法为宗。四十一年，之藻已改衔南京太仆少卿，奏上西洋历法，略言台监推算日月交食时刻亏分之谬。而力荐迪峨、三拔及华民、阳玛诺等，言：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乞敕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礼科姚永济亦以为言。时庶务因循，未暇开局也。……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互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光启……举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报可。九月癸卯，开历局。三年，玉函卒，又征西洋人汤若望、罗雅谷译书演算。光启进本部尚书，仍督修历法。……四年正月，光启进历书二十四卷。……又进历书二十一卷。……是年，又进历书三十卷。明年冬十月，光启以病辞历务，以山东参政李天经代之。不逾月而光启卒。七年……天经缮进历书，凡二十九卷，并星屏一具，俱故辅光启督率西人所造也。……天经又进历书三十二卷，并日晷、星晷、窥筒诸仪器。八年四月，又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历及参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是时新法书器俱完，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但魏文魁等多方阻挠，内官实左右之。以故帝意不能决。……十一年正月……进天经光禄寺卿，仍管历务。……十六年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满清因之，遂用新法所制之历，曰《时宪历》。
《东华录》：“顺治元年六月，修正历法西洋人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有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尽进内廷，以推测屡屡密合。近闻诸器尽遭贼毁，臣拟另制进呈。今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西洋新法推步京师所有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法图像，与各省所见日食多寡先后不同诸数，开列呈览，乞敕该部届期公同测验。’摄政睿亲王谕：‘旧历岁久差讹，西洋新法屡屡密合，知道了。此本内日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并值省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具见推算详审，俟先期二日来说，以便遣官公同测验。其窥测诸器，速造进览。’”“七月丁亥，礼部启言，定鼎燕京，应颁宝历。据钦天监咨称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伏候钦定，以便颁行。摄政睿亲王谕：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为《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自明岁顺治二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
而汤若望、南怀仁等均授官掌历，
《畴人传》（阮元）：“汤若望，字道未，明崇祯二年入中国。次年五月，征若望供事历局。顺治二年十一月，以若望掌钦天监事，管钦天监印信，累加太仆太常寺卿，敕赐通微教师，康熙五年卒。”“南怀仁，字勋卿，一字敦伯，康熙初年入中国。九年为钦天监副，十二年擢监正。”[2]
虽经吴明烜、杨光先等攻讦，尝罢西法，仍用《大统历》，然其推测至精，中法及回回法均所不及，故其后仍用《时宪历》，一依西法行之，迄于清末焉。
《畴人传》：“顺治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烜疏言若望舛谬三事。命大臣等公同测验，议明烜诈妄之罪。康熙四年，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言若望新法十谬及选择不用正五行之误。下王大臣等集议，若望及所属各员，俱罢黜治罪。于是废西法，仍用《大统历》。至康熙九年，复用新法。”“康熙初年，吴明烜、杨光先等以旧法点窜新历，以致天道不协。康熙七年十二月，命大臣召南怀仁与监官质辨。越明年丁酉正月，诸大臣同赴观象台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怀仁预推度数与所测皆符，明烜所指不实，大臣等请将康熙九年《时宪书》交南怀仁推算，从之，遂以怀仁为监副。”
测候天象，必资仪器。明代钦天监所用仪器，多沿元旧，
《江宁府志》：“观象台，元至正元年建，明改为钦天台。刘树声云：幼时犹见有小方铜架，中插方柱近丈，为量世尺；又有大方铜架，悬浑球，又有矮铜架，锁断足铜龙。”
《南京天文台记》：“1280年11月，元世祖诏修正历法，钦天监诸臣具奏：开封府先朝遗留天文仪器甚多，然无一足裨实用。帝于是重造浑天仪、日规及其他仪器[3]，并命每器一式制十三分，分赐各行省。南京天文台之建筑，盖即规画于是时。其地发现之仪器，亦即此十三分之一。……使南京官书之纪载为可信，则南京天文台之建筑，动议虽在于1280年世祖之朝，而实施则直在百年之后，即1381年也[4]。台之遗址，在山巅之平原，地形长方，广约二十五粎至三十粎，长稍过之。其间有平房一所，门南向，为占星者居室，又有稍高之台，形四方，则所以陈列仪器，其器皆置于露天之台上。……仪器凡四事，利玛窦及其弟子辈，尝考察此四仪器，有所传述，颇足为后人所利赖。……第一仪器为一铜制球，径长约一粎又二分之一。球面止刻子午线及平行线，无他标记；其下安一铜制之立方体。立方体之顶，有一圆穴，球半陷其中。其旁有一小门，人得入其内，以旋转球。……第二仪器为浑天仪，其质及直径，皆与第一仪器同。上有纬线及极线，纬线凡三百六十五度又若干分；下支一金属之管，形如枪，可以自由拨动，以示星之高距。……第三仪器为日规，约高三粎，安于一长方大理石之南端。石之四周，围以沟，所以验水平也。石上亦刻有分数。……第四仪器最大且最备，亦测量之器，有三大环，制以铜，直径各长一粎又五十粉，所以象赤道、黄道、子午线；又有一环可活动，附一管，盖用以示星之位置。器之安放，在一平面大理石桌上，四周亦绕以沟。……据利氏所述，此种仪器，制作皆极精妙，所用材料皆甚耐久。利氏见此器时，在1600年，距制作之时，已二百五十年，而其器犹焕然若新，其作工之巧可以想见。惟在科学上之价值则殊逊，其所分三百六十五度又若干分，无论于天象不相干，即其所分亦殊不平均。是足以见当日天文家智识之陋矣。”
徐光启修历，首请造器。
《正教奉褒》（黄伯禄）：“崇祯二年，徐光启奏请造象限仪六，纪限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一，万国经纬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球三，候时钟三，望远镜三。报允。”
汤若望续成之，旋毁。
《正教奉褒》：“崇祯七年，汤若望进呈历书星屏，其时日晷、星晷、窥筒诸仪器，俱已制成。奏闻，上命太监卢维宁、魏国徵至局验试用法，旋令若望将仪器亲赍进呈，督工筑台，陈设宫廷。”
清初，复命南怀仁制之。
《清通考》：“康熙八年六月，令改造观象台仪器。先是七年七月，钦天监副吴明烜言，推历以黄道为验，黄道以浑仪为准，今观象台浑仪损坏，亟宜修整。下礼部议，寻以取到元郭守敬仪器于江南[5]，不果行，至是南怀仁为监副，疏请改造，从之。”“十三年正月，掌钦天监事南怀仁，以新制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纪限仪告成，将制法用法绘图列说，名《新制灵台仪象志》，疏呈御览。得旨：仪象告成，制造精密，南怀仁勤劳可嘉，下部优叙。”
清之制历，所以测验精密而分秒无差，恃此也。其后又制有仪器多种。
《清通考》：“康熙二十年二月，制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三十二年四月，制三辰简平地平合璧仪。”“五十二年二月，命监臣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五十三年二月，制星晷仪，制四游表半圆仪，制方矩象限仪。”“乾隆九年二月，制三辰公晷仪，制看朔望入交仪，制六合验时仪，制方月晷仪。”“十九年，三辰公晷仪成，命名玑衡抚辰仪。”
盖清代诸帝，饫闻西人之学说，亦究心于历算天文之学，故奕世制作，不厌求详。其为德国掠取而复送回者，即观象台所陈、南怀仁等所制诸器也[6]。
元与西域交通，已知所谓地球。
《元史·天文志》：“世祖至元四年，扎马鲁丁造西域仪象。”“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而元、明间人，犹未究心于地理，至利玛窦等来，而后知有五大洲，
《明史·外国传》：“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
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
《畴人传》：“利玛窦著《乾坤体义》三卷，言地与海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其度与天相应。但天甚大，其度广；地甚小，其度狭，差异耳。直行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极高一度，南极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极低一度。南极高一度。每一度广二百五十里，则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有九万里。厚二万八千六百二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予自太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峰，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峰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
艾儒略著《职方外纪》，绘图立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
《职方外纪序》（艾儒略）：“昔神皇盛际，圣化翔洽，无远弗宾。吾友利氏赍进《万国图志》，已而吾友庞氏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据所闻见，译为图说以献，都人士多乐道之者，但未经刻本以传。迨至今上御极，儒略不敏，幸厕观光，慨慕前庥，诚不忍其久而湮灭也。偶从蠹简，得睹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编，名曰《职方外纪》。”
《四库全书提要·职方外纪》：“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书成于天启癸亥，盖因利玛窦、庞迪我旧本润色之，不尽儒略自作也。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分天下为五大洲，一曰亚西亚洲……二曰欧逻巴洲……三曰利未亚洲……四曰亚墨利加……五曰墨瓦蜡尼加。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
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测绘全国舆图，尤有功于吾国焉。
《正教奉褒》：“康熙四十七年，谕传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郭，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是年派日尔曼人白进、费隐，法兰西人雷孝思、杜德美等，往蒙古及直隶。四十九年，费隐等往黑龙江。五十年，雷孝思等往山东，费隐等往山西、陕西、甘肃。五十一年，法兰西人冯秉正、德玛诺等，往河南、江南、浙江、福建。五十二年，法兰西人汤尚贤、葡萄牙人麦大成等，往江西、广东、广西。费隐、潘如[7]往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等往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测图。五十六年，各省地图绘毕。白进等汇成总图一幅，并分图进呈。”（圣祖命名《皇舆全览图》，即世所称《康熙内府舆图》也。）
明季西教士携至中国书籍至多，所译述亦至夥。邓玉函所述《奇器图说》，则力艺学之权舆也。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王徵）：“《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百之什一耳。”
《四库全书提要》：“《奇器图说》，三卷，明西洋人邓玉函撰。《诸器图说》，明王徵撰。徵，泾阳人，天启壬戌进士，官扬州府推官。尝询西洋奇器之法于玉函。玉函因以其国所传文字口授徵，译为是书。其术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重，又谓之力艺。大旨谓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则即此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故先论重之本体，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条；次论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条；次起重引重等图……图皆有说，而于农器水法尤为详备。”“《诸器图说》，凡图十一，各为之说，而附以铭赞，乃徵所作，亦具有思致。”
徐光启尝欲因其法以兴农田水利，
《四库全书提要》：“《农政全书》六十卷，明徐光启撰，总括农家诸书，裒为一集……备录南北形势，兼及灌溉器用诸图谱，后六卷则为《泰西水法》。”“《泰西水法》六卷，明万历壬子，西洋熊三拔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一卷曰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二卷曰玉衡车，附以专筒车；曰恒升车，附以双升车，用挈井泉之水；三卷曰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四卷曰水法附余，皆寻泉作井之法，而附以疗病之水；五卷曰水法或问，备言水性；六卷则诸器之图式也。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丁世之乱，亦无人推演其绪以利民生，惟制造火器一事，小试于明，后遂为满清屠杀汉人之具，亦可慨矣。明初得交趾炮法，始创神机营。
《明史·兵志》：“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
比葡、荷二国人东来，遂有所谓佛郎机、红夷等。
《明史·兵志》：“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启、祯间，屡命教士制造铳炮，
《正教奉褒》：“天启二年，上依部议，敕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以资戎行。”“崇祯三年，先是天启元年，部臣议招寓居澳门精明火炮之西洋人来内地，协助攻御。至是龙华民、毕方济奉旨前往，招劝殷商等集资捐助火炮。教士陆若汉、绅士公沙的西劳率领本国人多名，携带铳炮前来，效力宁远、涿州等处，屡次退敌。后登莱之役，公沙的西劳及同伴多人阵亡，陆若汉亦受伤。”“九年，兵部疏称罗雅各等指授开放铳炮诸法，颇为得力，降旨优给田房。”“十三年，兵部传旨：着汤若望指样监造战炮。若望先铸钢炮二十位，帝派大臣验放，验得精坚利用，奏闻。诏再铸五百位。”
而用之不得其人，转以资敌。
《明史·兵志》：“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大炮，发各镇。然将帅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炮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发炮击贼，时中官已多异志，皆空器贮药，取声震而已。”
清之兴也，以炮之力，其制法盖传自明人。
《清通考》：“太宗天聪五年红衣大炮成[8]，钦定名镌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日造，督造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隆，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先是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其年征明，久围大凌河而功以成，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
及康熙中，迭命南怀仁制造大炮，遂平各地。
《清通考》：“康熙十三年，谕兵部，大军进剿，须用火器。着治理历法南怀仁制造大炮，轻利以便涉。”
《正教奉褒》：“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南怀仁奉旨铸造战炮三百二十位。二十年八月十一日，炮位告成。上释御服貂裘，赐南怀仁，并奖慰曰：尔向年制造各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已有功效，今之新炮较为更好。”“南怀仁自康熙十三年迄十五年，共制大小炮一百二十位。至二十一年四月，吏部题称工部疏称钦天监治理历法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南怀仁先铸炮一百三十二位，又神威炮二百四十位，指样制造精坚，应交吏部议叙等语。查南怀仁指样制造炮位精坚，应加工部右侍郎职衔。”
以敬天信道之人，而专造利器，以助满人之兵力，亦可谓不善用其学矣。其后清人专以算数制造为西人之特长，遣学译书，首重此事，而不知仿行其学，以谋民利，亦清初之历史有以囿其思想也。呜呼！
* * *
[1] 即《几何原本》。
[2] 南怀仁后官至通政使，加工部侍郎衔，赐谥勤敏。传未载。
[3] 按《元史·天文志》，宋自靖康之乱，仪象之器盖归于金。元兴，定鼎于燕，其初袭用金旧，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皆臻于精妙。即此文所称重造浑天仪之事也。
[4] 明洪武十四年。
[5] 即南京观象台之仪器，移至北京。
[6] 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德国掠取浑天仪二具、天象球一具、纪限仪一、昼夜仪一。及《巴黎和约》议将所得之仪器交还中国，始复归于北京。报载其装载此项仪器共五十六箱，重三万六千启罗格兰姆。
[7] 法人。
[8] 按“红衣”当即《明史》之“红夷”，清人讳“夷”，故称“红衣”。
明末清初在中国之耶稣会士及著书一览表（录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原表有部分遗漏及失误，已作增改。编者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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