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化之迹，随在可见，而民族之能力，亦不必随国运之盛衰为消长。两宋之时，汉族对外之力固甚薄弱，至于元世，则全体受制于蒙古，益似无发展之余地矣。然详考其时之文物，则仍继续进步，纚纚不休。文学、工艺、美术、制造，无不各有所新创。综其全体论之，宋代民族审美之风，实又进于唐代。任就何事观察，皆可见其高尚优美之概，不得谓宋人讲理学，偏于迂腐鄙朴，而薄文艺不屑为也。
宋、元之诗文家极夥。稽其数量，倍蓰于唐。
《旧唐书·经籍志》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1]。
《宋史·艺文志》凡集类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五卷[2]。
《补辽金元艺文志》凡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3]。
而其作品又多别开户牖，能发唐人之所未发。宋之散文大家，三倍于唐之大家[4]，诗与四六又皆有特造之境，而经义之别为一体者无论矣。（经义始于宋，宋《艺文志》不别为类，《补辽金元艺文志》则有制举类七家，三十二卷。）其他诗话文评，尤多作者。论其性质，则近世所谓修辞学也。
宋、元文学之特产，尤有三焉：曰词，曰曲，曰小说。词起于唐，
《全唐诗注》：“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折者，为填词。开元、天宝肇其端，元和、太和衍其流，大中、咸通以后，迄于南唐、二蜀，尤家工户习以尽其变。凡有五音二十八调，各有分属，今皆失传。”
渐盛于五代。论者谓南唐二主之词，等于书家之羲、献，其时代皆在宋初，故谓二主词亦宋词可也。北宋之工词者，有晏殊、欧阳修、柳永、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等；南宋之工词者，有辛弃疾、陈亮、陆游、姜夔、吴文英等，前掩唐而后无元明，盖倚声极盛之时也。词之妙，在声韵，至于有井水处，皆能歌之。
《避暑录话》（叶梦得）：“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藏一话腴》（陈郁）：“周美成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可爱。”
盖词尚协律，便于弦歌。由诗而进于词，其体愈美，而其用愈普，是亦可征人事之进化也。
小说家著于《汉志》，后世艺文志鲜及之。而小说之作，实亦日新不已。宋李昉等所集《太平广记》，大都采自唐以前及唐人之小说。
《太平广记跋》（谈恺）：“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
宋时小说，尤为发达。有演述史事者，
高承《事物纪原》：“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5]
有直陈时事者，
郎瑛《七修类稿》：“小说起宋仁宗时，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曰‘话说赵宋某年’云云。”
其书以说为主，故多用当时语言，与文章家用古文法纪事者有别。
《梦粱录》（吴自牧）“小说讲经史”一则云：“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又其述说不限时日，故必多分章回，以便使人听而忘倦。今世所传《宣和遗事》，即章回小说之最古者也。
合词与小说而为戏曲，亦始于宋时。然宋时杂剧，今多不传。传于世者，惟元人之传奇。传奇之体，皆代当时之人立言，或用俗语演述，或用韵文申叙，其韵文则谓之曲。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然宋、金演剧之结构，虽略如上述，而其本则无一存。故当日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
曲出于词而较长，各按宫商而为调，元时又有南曲、北曲之分。
《元曲选序》（臧晋叔）：“世称宋词元曲，夫词在唐李白、陈后主皆已优为之，何必称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宫调。”
北曲字多而声调缓，南曲字少而声调繁，盖因南北习尚，而各为风气者也。元剧至多，今传于世者，尚有百十六种。
《宋元戏曲史》：“今日确存之元剧，为吾辈所能见者，实得一百十六种。”
其著名之作者，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王实甫等。其词多杂俚语，而表情述事，真挚秀杰，实可称为白话文学。推其所以特盛之故，则由出于考试。
《元曲选序》：“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帖括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外，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
而蒙古以野蛮之族，初通中土语文，故亦不克讲求典雅。近世英、法诸国，翻译元典，殆不下二三十种[6]，盖其文与西洋文学性质相近也。
宋之书家，多由唐人变化而出，未足为一代之特色，而法帖则以宋为盛。集古今名人书札，摹勒上石，名曰法帖，始于南唐。
《辍耕录》（陶宗仪）：“江南李后主命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升元帖》者，则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
至宋太宗时，命侍书王著以枣木仿刻，仍题曰勒石。
《辍耕录》：“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书王著临拓，以枣木镂刻，厘为一十卷。于每卷末篆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
仁宗时，又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
《辍耕录》：“仁宗尝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录，卷尾无篆书题字。”
徽宗时，又刻《续法帖》及《大观帖》。
《辍耕录》：“徽宗建中靖国间，出内府续所收书，令刻石，即今《续法帖》也。大观中，又奉旨摹拓历代真迹，刻石于太清楼，字行稍高，而先后之次，与淳化则少异。其间数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题云‘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者，蔡京书也。而以《建中靖国续帖》十卷，易去岁月名衔以为后帖。又刻孙过庭《书谱》及《贞观十七帖》，总为二十二卷，谓之《大观太清楼帖》。”
自是学书者多取法于帖，而法帖亦孳乳浸多，有《绛帖》《潭帖》诸本。
《辍耕录》：“《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二十卷。其次序卷帖虽与淳化官帖不同，而实则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单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复多见，其次《绛帖》最佳，而旧本亦已艰得。”“《潭帖》者，庆历中，刘丞相帅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师希白模刻于石，置之郡斋，增入《伤寒》《十七日》、王濛、颜真卿诸帖，而字行颇高，与淳化阁本差不同。”
考证批评，亦因以盛，是固一时之风气也。
《文献通考》：“《法帖释文》十卷，晁氏曰：《淳化法帖》既以焚板，元祐中，有刘次庄者，模刻之石，复取帖中草书所病读者为释文，行于世。”“《法帖刊误》二卷，陈氏曰：黄伯思长睿撰。《淳化帖》出于待诏王著，去取时秘府墨迹，真赝杂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备晋、宋间名迹，遂至以江南人一手伪帖，窜入其间，鄙恶之甚。米南宫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长睿益精详矣。”“《绛帖评》二十卷，陈氏曰：鄱阳姜夔尧章撰，山谷黄氏跋：绛本法帖，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
又自唐代推崇王羲之所书《兰亭序》，至于宋季，遂有一百一十七刻，
《辍耕录》（陶宗仪）：“兰亭一百十七刻，装褫作十册。乃宋理宗内府所藏，每版有内府图书钤缝玉池上，后归贾平章。”
至于偏旁点画，亦一一有所考证，识者讥为玩物丧志。盖审美之极，辨析毫芒，遂至是耳。
《文献通考》：“《兰亭博议》十五卷，淮海桑世昌撰。”“此书累十余卷，不过为晋人一遗帖作，自是无益，玩物丧志。”
唐代绘事已甚发达，至宋、元而尤为进步。黄筌之花卉，李公麟之人物，米芾及子友仁之山水，皆卓绝于世。徽宗嗜书画，尝设书画学及书艺画图等局，
《宋史·徽宗本纪》：“建中靖国三年六月壬子，置书画算学。”“大观四年三月庚子，诏医学生并入太医局，算入太史局，书入翰林书艺局，画入翰林画图局，学官等并罢。”
有书画学博士，
《宋史·米芾传》：“召为书画学博士。”
故绘事几成专家之学。据《宣和画谱》录画凡十门，
《四库全书总目》：“《宣和画谱》二十卷，所载共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分为十门：一道释，二人物，三宫室，四蕃族，五龙鱼，六山水，七鸟兽，八花木，九墨竹，十蔬果。”
皆御前书画所诸名家所审定。
《铁围山丛谈》（蔡絛）：“崇宁初，命宋乔年值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继以米芾辈，迨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至千计。”
提倡美术，殆莫盛于宣和。降及南渡，仍仿宣和故事，置御前画院。当时待诏，有四大家之称，
《四库全书总目》：“南宋仿宣和故事，置御前画院。有待诏、祗候诸官品，其所作即名为院画。当时如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有四大家之称。”
其余知名者，殆不下百数。
《辍耕录》（陶宗仪）：“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画者一百五十一人。”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元承宋绪，画手益多，九十年间，著名者至二百余人。
《辍耕录》：“夏文彦品藻名迹，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余年间二百余人。”
盖元文宗能画，
《辍耕录》：“文宗居金陵潜邸时，命臣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大年辞以未尝至其地。上索纸为运笔，布画位置，令按稿图上。”
当时有鉴画博士，
《四库全书总目》：“柯九思在元文宗时，为鉴画博士。”
故画学蝉嫣不衰。《辍耕录》称画家有十三科：佛菩萨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刚鬼神罗汉圣僧，风云龙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水，花竹翎毛，野骡走兽，人间动物，界画楼台，一切傍生，耕种机织，雕青嵌绿。其分目视《宣和画谱》为多。如宣和只有道释一门，而元则分佛、道、鬼神等三类，虽其性质相近，知必各有专精矣。近人论画者，谓宋画集古之大成，为公元十五世纪前大地万国之最。
《万木草堂画目》（康有为）：“画至于五代，有唐之朴厚而新，开精深华妙之体。至宋人出而集其成，无体不备，无美不臻。且其时院体争奇竞新，甚且以之试士。此则虽欧、美之重物质，尚未之及。吾遍游欧、美各国，频观于其画院，考其十五世纪前之画，皆为神画，无少变化。若印度、突厥、波斯之画，尤板滞无味，自桧以下矣。故论大地万国之画，当西十五世纪前，无有我中国若。即吾中国动尊张、陆、王、吴，大概亦出于尊古过甚。鄙意以为中国之画，亦到宋而后变化至极，非六朝、唐所能及，如周之文监二代而郁郁，非夏、殷所能比也。故敢谓宋人画为西十五纪前大地万国之最，后有知者，当能证明之。”
又谓欧人油画，出于吾国。
《万木草堂画目》：“易元吉《寒梅雀兔图》立轴绢本，油画逼真，奕奕有神。”“宋澥山水册幅一绢本，油画。与欧画全同，乃知油画出自吾中国。吾意马哥波罗得中国油画，传至欧洲，而后基多（Giotto）、琏腻（Leoaardo da Vinci）、拉非尔（Raphael）乃发之。观欧人画院之画，十五世纪前无油画可据。此吾创论，后人当可证明之。”“赵永年《雪犬》册幅一绢本，油画奕奕如生。”“龚吉兔册幅一绢本，油画。”“陈公储画龙册幅一绢本，油画。公储固以龙名，而此为油画，尤足资考证。”
其说之然否，尚待考订。惟谓中国画学之衰，始于元四家，则实为评画至论。
《万木草堂画目》：“中国自宋前画皆象形，虽贵气韵生动，而未尝不极尚逼真。院画称界画，实为必然，无可议者，今欧人尤尚之。自东坡谬发高论，以禅品画，谓作画必须似，‘见与儿童邻’，则画马必须在牝牡骊黄之外，于是元四家大痴、云林、叔明、仲圭出，以其高士逸笔，大发写意之论。而攻院体，尤攻界画，远祖荆、关、董、巨，近取营丘、华原，尽扫汉、晋、六朝、唐、宋之画，而以写胸中丘壑为尚，于是明、清从之。……惟是模山范水梅兰竹菊萧条之数笔，则大号曰名家。……盖中国画学之衰，至今为极矣，则不能不追源作俑以归罪于元四家也。”
画必形神兼至，徒得神而遗形，已失画之本意矣。
美术与工艺至有关系。宋代绘画极精，故其工艺亦冠绝古今。世所传李诫《营造法式》，详载当时宫殿、户牖、柱阶、檐井建筑雕刻彩画涂塈之法。
《江宁图书馆书目》：“《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宋李诫奉敕撰。”
《影印营造法式跋》（俞纪琦）：“宋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内分总例、释例二卷，制度十二卷，工限十卷，料例并工作等三卷，图样六卷。”
至今犹诧为精绝。若僧怀丙、詹成等绝技，世虽不传，要必由普通工艺之精，然后有特殊之人物也。
《宋史·方技传》：“僧怀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真定构木为浮图十三级，势尤孤绝，既久而中级大柱坏，欲西北倾，他匠莫能为。怀丙度短长，别作柱，命众工维而上。已而却众工，以一介自从，闭户良久，易柱下，不闻斧凿声。”
《辍耕录》：“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无比。尝见所造鸟笼，四面花版，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求之二百余年来，无复此一人矣。”
元代亦重工艺，《经世大典·工典》凡列二十二目：一曰宫苑，二曰官府，三曰仓库，四曰城郭，五曰桥梁，六曰河渠，七曰郊庙，八曰僧寺，九曰道宫，十曰庐帐，十一曰兵器，十二曰卤簿，十三曰玉工，十四曰金工，十五曰木工，十六曰抟埴之工，十七曰石工，十八曰丝枲之工，十九曰皮工，二十曰毡罽之工，二十一曰画塑之工，二十二曰诸匠。诸匠之中，画塑尤精。绘塑佛像，特设专官提举。
《元史·职官志·工部》：“梵像提举司，董绘画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
画塑之像，并可以丝织之。
《元代画塑记》：“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敕丞相脱脱、平章秃坚帖木儿等：成宗皇帝、贞慈静懿皇后御影，依大天寿万宁寺内御容织之；南木罕太子及妃、晋王及妃，依帐殿内所画小影织之。”
塑像之艺之精者曰阿尔尼格。
《元史》：“阿尔尼格，尼博啰国人也。……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尔尼格一闻即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从帝师帕克斯巴入朝，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安抚王檝使宋时所进，岁久阙坏，无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镔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原庙列圣御容，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元代画塑记》：“大德三年，命阿你哥塑三清殿神像。八年，又令阿你哥塑城隍庙三清神像。”[7]
其弟子曰刘元，亦称绝艺。
《元史》：“有刘元者，尝从阿尔尼格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像云。”
至今燕京寺刹尚有刘元所塑像，此元代之特色也。
宋人之精于天算者，以沈括、苏颂为最。括有浑仪、浮漏、景表三议，见《宋史·天文志》，其《景表议》尤为世所称。
《畴人传》（阮元）：“沈括于步算之学，深造自得。所上三议，并得要领，其景表一议，尤有特见，所谓烟气尘氛，出浊入浊之节，日日不同，即西人蒙气差所自出也。”
颂于元祐间，与韩公廉创制仪象，著《新仪象法要》三卷，史称其所制仪象，吻合躔度，最为奇巧。
《宋史·天文志》：“苏颂更作仪象，上置浑仪，中设浑象。旁设昏晓更筹，激水以运之，三器一机，吻合躔度，最为奇巧。”
《畴人传》：“秦九韶字道古，秦、凤间人也。寓居湖州，少为县尉。淳祐四年，以通直郎通判建康府，著《数学九章》九卷。”《四库全书总目》：“《数学九章》十八卷，宋秦九韶撰。是书分为九类：一曰大衍，以奇零求总数，为九类之纲；二曰天时，以步气朔晷影及五星伏见；三曰田域，以推方圆幂积；四曰测望，以推高深广远；五曰赋役，以均租税力役；六曰钱谷，以权轻重出入；七曰营建，以度土功；八曰军旅，以定行阵；九曰市易，以治交易。虽以九章为名，而与古《九章》门目迥别。盖古法设其术，九韶则别其用耳。……此书大衍术中所载立天元一法，能举立法之意而言之。其用虽仅一端，而以零数推总数，足以尽奇偶和较之变，至为精妙。苟得其意而用之，凡诸法所不能得者，皆随所用而无不通。后元郭守敬用之于弧矢，李冶用之于勾股方圆，欧逻巴新法易其名曰借根方，用之于九章八线，其源实开自九韶，亦可谓有功于算术者矣。”
盖宋重算学，设校教士，故古算书多出于是时。学者因之研究精微，以古名家辈出也。
《畴人传》：“杨辉著《续古摘奇算法》，言古今算书。元丰七年，刊入秘书省，又刻于汀州学校者十书，曰《黄帝九章》《周髀算经》《五经算法》《海岛算经》《孙子算法》《张丘建算法》《五曹算法》《缉古算法》《夏侯算法》《算术记遗》。元丰、绍兴、淳熙以来刊刻者，有《议古根源》《益古算法》《证古算法》《明古算法》《辨古算法》《明源算法》《金科算法》《指南算法》《应用算法》《曹康算法》《贾宪九章》《通征集》《通机集》《盘珠集》《走盘集》[8]《三元化零歌》《钤经》《钤释》十八种。嘉定、咸淳、德祐等年所刊。……辉所称算书十书而外，今无一存者。”
元之李冶（亦作治）著《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演绎立天元法益精。
《畴人传》：“李冶字仁卿，号敬斋，真定栾城人，晚家元氏，登金进士第。至元二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著《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四库全书总目》：“《测圆海镜》十二卷，元李冶撰。……其书以勾股容圆为题，自圆心圆外，纵横取之，得大小十五形，皆无奇零。次列识别杂记数百条，以穷其理。次设问一百七十则，以尽其用。探赜索隐，参伍错综，虽习其法者，不能骤解，而其草则多言立天元一。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而此书言之独详，其关乎数学者甚大。……欧逻巴人始以借根方进呈圣祖仁皇帝，授蒙养斋诸臣习之，梅珏成乃悟即古立天元一法，于《赤水遗珍》中详解之。且载西名阿尔热巴拉（Algebra）即华言东来法，知即冶之遗书，流入西域，又转而还入中原也。”
而郭守敬之学，尤为集古今天算之大成。
《元史·郭守敬传》：“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巧思绝人。……至元十三年，帝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守敬首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守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图高爽地，以木为重棚，创作简仪、高表，用相比覆。又以为天枢附极而动，昔人尝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极仪。极辰既位，天体斯正，作浑天象。象虽形似，莫适所用，作玲珑仪。以表之矩方，测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仪。古有经纬，结而不动，守敬易之，作立运仪。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证理仪。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虽有明，察景则难，作窥几。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作星晷定时仪。又作正方案、九表、悬正仪、座正仪，为四方行测者所用。又作《仰规复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与上诸仪互相参考[9]。……守敬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帝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10]。十七年，新历告成，守敬与诸臣同上奏曰：‘汉造《三统历》……姚舜辅造《纪元历》……计千一百八十二年，历经七十改，其创法者十有三家。……臣等用创造简仪、高表，凭其测实数，所考正者凡七事。……’”
《畴人传·郭守敬传》：“论推步之要，测与算二者而已。简仪、仰仪、景符、窥几之制，前此言测候者未之及也。垛叠、招差、勾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先之以精测，继之以密算，上考下求，若应准绳。施行于世，垂四百年，可谓集古法之大成，为将来之典要者矣。自三统以来，为术者七十余家，莫之伦比也。”
其时回回之法东来，仪器算书，皆可补中土所未备。
《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世祖至元四年，札马鲁丁造西域仪象。”“咱秃哈剌吉，汉言浑天仪也。”“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晷影堂。”“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11]“兀速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
《元秘书监志》（王士点、商企翁）：“至元十年十月，北司天台申本台合用文书。”“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四部。”“撒那的阿剌忒造浑仪香漏八部。”“撒非那设般法度纂要十二部。”“黑牙里造香漏并诸般机巧二部。”“兀速剌八个窟勒小浑天图。”“阿剌的杀密剌测太阳晷影一个。”“牙秃鲁小浑仪一个。”“拍儿可儿潭定方圆尺一个。”
疑守敬所制，必有参取回回之法，而又加以新意者，惜其器之不尽传也。
宋代地志极夥，今所传者，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等，固为总志之要书，
《四库全书总目》：“《太平寰宇记》，一百九十三卷，宋乐史撰。……”“史《进书序》讥贾耽、李吉甫为漏阙，故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元丰九域志》，十卷，宋王存等撰。”“《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宋欧阳忞撰。”
而郡邑地志，赓续修葺，冠以年号，前后相踵。若《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之类，亦始于宋。
《四库全书总目》：“《乾道临安志》，三卷，宋周淙撰。乾道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创为此志……于南宋地志中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必以是书为称首。”“《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元潜说友撰。”
后世志乘之广，远轶前代，以备史料，以觇文化，信而有征，不得谓非宋人启之也。宋人志地者，既多附图，或曰图经，或曰图志[12]，而各种地图著于史籍者尤夥。
《宋史·艺文志》载地理图一卷者二，皆不知作者。又有《南北对镜图》《混一图》《指掌图》《西南蛮夷朝贡图》《契丹疆宇图》《契丹地理图》《交广图》《福建地理》《益州地理图》等。
以今所传《契丹国志》之图观之，道里准望，殊未正确，不足称重。然齐刘豫时所刻《禹迹》《华夷》二图，迄今犹为中外人所称道。
《金石萃编》（王昶）：“《禹迹图》，高广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图刘豫时刻，考豫以宋绍兴元年为金所立，则是年当丁巳，亦金天会之十五年也。每折地方百里，所载山川，多与古合，唐、宋以来，地图之存，惟此而已。”[13]“《华夷图》，高广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有《华夷图》，不著刻人名氏，题云‘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学上石’，盖刘豫时所刻。其年十一月，豫为金人所废，阜昌之号，终于此矣。唐贞元中，贾耽图《海内华夷》，广三丈，纵三丈三尺，以寸为百里。斯图盖仿其制，而方幅缩其什之九，京府州军之名，皆用宋制。”[14]
《语石》（叶昌炽）：“齐阜昌之《禹迹图》《华夷图》，开方记里虽简，实舆图之鼻祖也。山西稷山县有摹本，在保真观，石横二尺五寸，为方七十一，竖三尺，为方八十一，共方五千七百五十一。每方折地百里，志《禹贡》山川古今州郡山水地名极精。阜昌图方广各三尺余，此石旁閷，非得墨本，不能别其同异。”
英伦皇家地理学会《地理月刊》称西元十一二世纪顷，中国测绘之术，有卓越之进步。其地图现存于西安府之石碑者，精致远过于西洋后出之图，即指阜昌《禹迹》《华夷》二图而言。则宋人在地理上之成绩，亦非无历史上之价值也。元有《元大一统志》，
《补辽金元艺文志》：“《元大一统志》，一千卷。集贤大学士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岳铉等进本。”
《四库全书总目》：“舆志之书，出自官撰者，自唐《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外，惟元岳璘等所修《元大一统志》最称繁博。《国史经籍志》载其目共为一千卷，今已散佚无传。虽《永乐大典》中各韵中颇见其文，而割裂丛碎，又多漏脱，不复能排比成帙。惟浙江汪氏所献书内尚存原刊本二卷，颇可以考见其体制。明代修《一统志》，其义例一仍《元志》之旧，故书名亦沿用之。”
其纂修原委，具见于《元秘书志》。
《元秘书志》卷四：“至元乙酉，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统志》是也。”
其中有中国各地之图，兼有回回等地图，
《元秘书志》：“至元二十三年，秘书监札马剌丁奏过下项事理：一奏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理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每路卷首，必有地理小图，
《元秘书志》：“至元三十一年八月，本监移准中书兵部关编写《至元大一统志》，每路卷首，必用地理小图。”
各地至上都、大都里数，一一详载，
《元秘书志》：“元贞二年十一月初二日，著作郎呈粘连到《大一统志凡例》：（一）某路，所辖几州开，本路亲管几县开。 （一）建置沿革，《禹贡》州域、天象分野、历代废置，周、秦、汉、后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大元。 （一）各州县建置沿革，依上开。 （一）本路亲管坊郭乡镇，依上开。 （一）本路至上都、大都并里至。 （一）各县至上都、大都并里至。 （一）名山大川。 （一）土山。 （一）风俗形势。 （一）古迹。 （一）寺观祠庙。 （一）宦迹。 （一）人物。”
其书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
《元秘书监志》：“大德七年五月初二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馆大学士秘书监岳铉等奏，秘书监修撰《大一统志》。元领奉世祖皇帝圣旨编集，始自至元二十三年，至今才方成书，以是缮写，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
实地志之巨观，惜乎其不存也。
宋代有一最著之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曰磁器。江西景德镇之磁器，虽源于唐，而大著宋真宗之世。
《景德镇陶录》（蓝浦）：“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南昌之名遂微。”
然宋代陶瓷之美者，尚不数景镇，而以定、汝、官、哥为最有名。
《景德镇陶录》：“定窑，宋时所烧。出直隶定州，有南定器、北定器，土脉细腻，质薄，有光素凸花、画花、印花、绣花诸种。多牡丹、萱草、飞凤花式，以白色而滋润为正，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佳，俗呼‘粉定’，又称‘白定’。其质粗而微黄者低，俗呼‘土定’。东坡《试院煎茶》诗云：‘定州花瓷琢红玉。’蒋记云：‘景德镇陶器有饶玉之称，视真定红瓷，足相竞。’则定器又有红者。间造紫黑定，然惟红白二种，当时尚之。《唐氏肆考》云：古定器以政和、宣和间窑为最好。色有竹丝刷纹，其出南渡后者，为南定，北贵于南。汝窑，汝亦汴京所辖。宋以定州白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窑，土细润如铜，体有厚薄，色近雨过天青，汁水莹厚若堆脂，有铜骨无纹、铜骨釉子纹二种。官窑，宋大观、政和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命曰官窑。土脉细润，体薄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大观中，釉尚月白、粉青、大绿三种。政和以后，惟青分浓淡耳。龙泉窑，宋初处州府龙泉县琉田市所烧。土细墡，质颇粗厚，色甚葱翠，亦分浅深，无纹片。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名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口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二种汁纯粹者贵。章龙泉窑，即生一之弟章生二所陶者，仍龙泉之旧，又号章窑，或曰处器青器。土脉细腻，质薄，亦有粉青色、翠青色，深浅不一，足亦铁色，但少纹片。”
外此复有吉州、均州、磁州诸窑，及象窑、东窑、建窑、湘湖窑、碎器窑等，盖自唐以来，陶瓷之业，日见发达。五代时，柴窑已为古来诸窑之冠。
《陶录》：“柴窑，五代周显德所烧。出北地河南之郑州，其地本宜于陶，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亦称御窑，入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古来诸窑之冠，但足多粗黄土耳。”
《唐氏肆考》云：“柴窑起于汴，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至于北宋诸帝，皆精研美术，士大夫复提倡品茶绘画诸事，故陶瓷工艺，因之尽美极妍。世称宋代为陶业完成而大放光彩之时代，非虚誉也。
《支那陶磁全书》（大西林五郎）：“霍布孙氏（R. L. Hobson，著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目宋代为支那陶业之成功时代。盖通计支那古今陶瓷隆盛之时代，惟宋、明二代。就中宋承唐代勃兴之机运，集其大成，更加一段之创意与发明，有华有实，可为陶磁史上特笔大书之时代。”“又唐代陶工者之品位，已渐增高。出其佳品良作，受王室及贵绅之待遇，然尚未达于十全之域。及入宋代，陶业咸受王室之保护，彼之定、汝、官、哥诸窑，皆在敕命之下而经营者，于是陶工遂占享受世人崇敬之地步。此宋代陶磁业发达之因由也。”
元有浮梁磁局[15]，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为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16]，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
西人之知有火器，始于1354年[17]。相传其法得自东方，盖吾国久有火药，
《格致镜原》（清陈元龙）引《物源》云：“轩辕作炮，吕望作铳，魏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杂戏。”[18]
至宋而以火药制炮为战具，
《海鰌船赋序》（杨万里）：“绍兴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欲济。虞允文伏舟七宝山后，舟中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坠水中。硫黄得水，而火自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遂压虏舟，人马皆溺，大败之。”
《陔余丛考》（赵翼）：“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战，发霹雳炮，以纸为之，实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遂败之。又魏胜创炮车，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19]
蒙古得回回人制造大炮，其法益精。
《元史·工艺传》：“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萨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额哷布格，王以阿喇卜丹、伊斯玛音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炮，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赐衣段。十一年，国兵渡江，平章阿尔哈雅遣使求炮手匠，命阿喇卜丹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二十二年，改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以阿喇卜丹为副万户。”“伊斯玛音，回回氏，西域实喇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喇卜丹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伊斯玛音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十一年，以疾卒。子本布袭职，时国兵渡江，宋兵陈于南岸，拥舟师迎战。本布于北岸竖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
元代与欧洲常通使命，故其法流传彼土，而开后来世界火器大兴之局。故论利用炮火以为战争利器者，不得不首推吾国也。
西人之制航海磁针盘，始于1302年[20]，其法尤后于我国。我国历史相传，自古已有指南车。
《宋书·礼志》：“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制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举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大驾卤簿，最先启行。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虏拓跋焘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弥年不就。扶风人马岳又造，垂成，善明鸩杀之。”[21]
其用磁针与否，虽未能定，惟宋人著述，恒称磁石指南之事。
《梦溪笔谈》（沈括）：“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其时海商多用指南针以定方向，
《萍洲可谈》（朱彧）：“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其樯直立，而帆侧挂，以一头就樯柱，如门扇，谓之加突，方言也。海中不惟使顺风，开岸就岸风皆可使，惟风逆则倒退，须用碇石使不行。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22]。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无雨，凡有雨则近山矣。”[23]
固自早于欧人也。夏德（F. Hirth）《支那古代史》考我国用指南针之事甚详，谓中国之知有磁针，固在最古时代；其用以航海，则由阿剌伯商人之发见。然其所举例证，第以沈括为杭州人推之。
《支那古代史》（夏德）：“沈括，杭州人。杭州为当时阿剌伯及波斯之商贾盛行通商之处，其人不惟知悉磁针，且当时一般之方士，为卜方角，恒使用之。故支那人由此而得其制法，进而应用于航海。”
括之祖籍在杭州，然括固常居镇江，未可以此为断也。
宋元之间，工商发达，而以木棉织布，亦以其时始盛行于各地。
《大学衍义补》（邱濬）：“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闽、广海船通商，关、陕接壤西域故也。”
元代特设专官，提举木棉。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
观其地域，当以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为产棉最多之区，或其地初未有棉，惟以气燠宜种，故设官以教民耳。《辍耕录》载黄道婆自崖州来松江，始教民以纺织。知元初江苏各地织棉之业，尚未大盛矣。
《辍耕录》：“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线弦竹弧振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
唐人之创飞钱，虽为纸币之权舆，而其性质，尚非完全之纸币，实始于宋初蜀中之交子。
《宋会要》：“蜀人以铁钱重，始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诸豪富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其后富人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守蜀，乞禁之。转运使薛田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
其后又有钱引、会子、关子等名，皆纸币也。
《文献通考》（马端临）：“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绍兴十三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椿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会子初止行于两浙，后又诏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并用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去处，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或全用会子者听。”“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绍兴二十九年，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金入宋后，置局于汴京，造官会，谓之交钞，与钱并行。
《续文献通考》：“海陵贞元二年五月，始置交钞库。”“户部尚书蔡松年请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
章宗时，铸造银锭，而以生银造为元宝之制以兴。
《续文献通考》：“章宗承安二年十一月，铸承安宝货。”“尚书省议，官俸军需，皆以银钞兼给。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按元宝每锭五十两之数，始见于此。其名则元初所命也。）
降及元代，遂银钞并用。
《续文献通考》：“至元三年，始铸元宝。”
《辍耕录》：“银锭上字号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平宋回至扬州，丞相巴延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世祖宴会，从而颁赐，或用货卖，所以民间有此锭也。后朝廷亦自铸，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辽东所得银子铸者。”
《元史》：“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文。”“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也。”
然钞法不善，价值与所定者恒不相合，故其时仍多用银。观《元史》所载用银之多，几可称之为专用生银时代。
《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七月，以史天泽扈从先帝有功，赐银万五千两。”“十二月，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剌忽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千两。”（以后逐年均有赐银，不备载。）
盖宋、元之人，只知钞可代钱，而不知储积准备及操纵维持之法，故屡用纸币，而屡致失败。虽别定价值，改立名目，行之不久，其法即敝，仍不得不用现货也。中国各地，习用钱钞，而元代云南尚用贝为钱，不识钞法。
《续文献通考》：“至元十三年正月，云南行交会子。”“云南民以贝代钱。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行省赛音谔德齐言：‘云南不谙钞法，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为便。’从之。至十九年九月，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王圻曰：云南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四苗为索。”
降及明代犹然。
《涌幢小品》（朱国祯）：“南人用贝一枚曰庄，四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贝之为索，犹钱之为缗也。”
是则最古之风之流行于近世者矣。
宋代风俗，具见于吴自牧《梦粱录》。如社会、团行等：
《梦粱录》：“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搢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奉道者有灵宝会。”“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供之社。”“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绣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豪富子弟及绯绿清音社、十间等社。”“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助缘设茶汤供众。”[24]“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其中亦有不当行者，如酒行、食饭行而借此名；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上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鈒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分；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室者名曰香水行。”
皆可考见其时士农工商集合团体共同生活之状况。其慈善事业，如米场、柴场、药局及慈幼局、养济院之类，亦详记其施行之法：
《梦粱录》：“或年岁荒歉，米价顿穷，官司置立米场，以官米赈济，或量收价钱，务在实惠及民。更因荧惑为灾，延烧民屋，官司差官吏于火场上具抄被灾之家，各家老小，随口数分大小，给散钱米。官置柴场，城内外共设二十一场，许百司官厅及百姓从便收买，价钱官司量收，与市价大有饶润。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顾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更有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州县陈请于朝，即委钱塘、仁和县官，以病坊改作养济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米赡之。”
盖北宋时，已有安济坊、居养院等，以济贫病无告之人。
《续通鉴》：“崇宁元年八月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州县并置。”“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
至南宋又推广之，后世相承，自政府及平民，靡不认慈善事业为公共事业之最要者，其风实自宋启之。是亦宜著之史策，以明吾国人非徒致重于贵族之文艺美术，其于救济社会、扶助贫弱之法，亦远有渊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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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连前代总计。
[2] 据此，是有宋一代集部，较之战国至唐之集部，增加二倍有奇也。
[3] 辽、金集部不多，大宗皆元代之作。《旧唐书》记唐代仅一百一十二家，则元代较之约多五倍矣。
[4] 世称唐宋八大家，欧、曾、王、苏占八分之六。
[5] 此即后世《三国演义》之始。
[6] 见《宋元戏曲史》。
[7] 阿你哥即阿尔尼格之异译。
[8] 据此知珠算作于宋时。
[9] 《元史·天文志》详载守敬所制简仪、仰仪、正方案、圭表、景符、窥几诸器制度。
[10] 《元史·天文志》载四海测验处，曰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大都、上都、益都、高丽、太原、兴元、凉州、大名、河南府、鄂州、雷州、北京、登州、西京、安西府、成都、东平、南京、扬州、吉州、琼州。
[11] 按志称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是即今日地球仪，非地理志书也。
[12] 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王招《芜湖图志》之类。
[13] 《关中金石记》。
[14]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15] 见《元史·职官志》。
[16] 均见《景德镇陶录》。
[17]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
[18] 按古所谓炮，仅用机发石，非后世之火炮。所谓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殆尚可信。
[19] 按允文之炮，不过今日爆竹之类。魏胜之炮车，则枪炮之始。胜字彦成，宿迁人。其炮车之制尝上于朝。孝宗诏诸军遵其式制造。孝宗当西历十一世纪，距西人之制火药，殆一百三十余年矣。
[20] 元成宗大德六年。
[21] 《宋史·舆服志》亦载指南车为仁宗天圣五年工部郎中燕肃造。
[22] 此即宋时海商用磁针盘之确证。
[23] 宋时舟师具知天文地理，其航海之术，不专恃磁针，惟阴晦始观磁针。而西人以发明指南针为一大事，其智不皆出宋代舟师之下哉。
[24] 按《宋史·程颢传》，乡民为社会，为立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知北宋时已有各种社会，今人称地方团体为社会，盖本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