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以降，世乱如棼丝。凡百政治，苟且补苴，无所谓经制也。北朝元魏，颇有善制，孝文以后，复不能继续进步。嬖幸擅国，以至于亡。北周继魏，有志复古。苏绰、卢辩等，咸有制作。
《周书·苏绰传》：“太祖召绰，拜大行台右丞，参典机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太祖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卢辩传》：“除太常卿、太子少傅。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于时虽行《周礼》，其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
然徒务复古，而无古人之精神，又不能尽革时弊，未足语于善制也。惟隋承周而唐承隋，因革损益，亦当远溯其源焉。
《隋书·经籍志》史部有旧事、官职、仪注、刑法四篇，皆六代之典制，惜其书多不传。然其纲要，则散见于五代史志中。
《隋书考证》：“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请修五代史。十二月，诏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修隋史。绵历数载，不就而罢。贞观三年，续诏秘书监魏徵修隋史。十年正月，徵等诣阙上之。”“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上进，诏藏秘阁。后又编第入《隋书》，其实别行，亦呼为《五代史志》。”
盖隋兼承南北，故南述梁、陈，北纪齐、周，以明其统系也。学者欲知自汉以来一切制度之变迁，当详览《隋志》，兹篇不能偻述，节录《百官志序》以见一斑：
汉高祖除暴宁乱，轻刑约法，而职官之制，因于嬴氏。……光武中兴，聿遵前绪。唯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洎于叔世，事归台阁。论道之官，备员而已。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高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与江左稍殊。……有周创据关右，日不暇给。洎乎克清江、汉，爰议宪章。酌酆镐之遗文，置六官以综务。详其典制，有可称焉。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唯以中书为内史、侍中为纳言，自余庶僚，颇有损益。炀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职，率由旧章。大业三年，始行新令。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既而以人从欲，待下若仇；号令日改，官名月易。寻而南征不复，朝廷播迁，图籍注记，多从散佚。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
唐之制度，亦多变迁。综其一代，未可概论。然欲考求有唐一代良法美意，莫若先治《唐六典》。盖《六典》成于开元中，正唐室全盛之时。弘纲巨旨，粲然明备，足与《周官》颉颃。而宋以后所行之法，亦多孕育于其中。
《唐六典序》（王鏊）：“周之后莫善于唐，唐有《六典》可追仿《周礼》。”“国家官制，则象《周官》，于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尝遗之。盖唐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参领天下之务，今六部虽分，顾犹尚书省之旧。而内阁则隐然中书，通政、给事则门下之遗也。其余寺监府院以分众职，品爵勋阶以叙群材，尚多唐旧。”
虽书中所云，亦未尽使用。
《四库全书提要》：“《唐六典》卅卷，其书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列其职司官佐，叙其品秩，以拟《周礼》。《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曰：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程大昌《雍录》则曰：唐世制度，凡最皆在《六典》。”“草制之官，每入院必首索《六典》，则时制尽在故也。二说截然不同。考《吕温集》有《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一篇，称‘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与韦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说，当无讹误。……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如明代之《会典》也云尔。”
然考求吾国人立国之法，自《周官》外，无逾是书者矣。
《周官》所重，体国经野。《唐六典》则惟重设官分职，而其体国经野之法，则具于户部职中。
《唐六典》：“户部尚书、侍郎，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分十道以总之。一曰关内道，凡二十有二州，东距河，西抵陇坂，南据终南之山，北边沙漠。厥赋：绢、绵、布、麻，厥贡：岱赭盐、山角弓、龙须席、苁蓉、野马皮、麝香。二曰河南道，凡二十有八州，东尽于海，西距函谷，南濒于淮，北薄于河。厥赋：绢、絁、绵、布，厥贡：绸絁、文绫、丝葛、水葱、藨心席、瓷石之器。三曰河东道，凡十有九州，东距恒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太行，北边匈奴。厥赋：布，厥贡：扇、龙须席、墨蜡、石英、麝香、漆、人参。四曰河北道，凡二十有五州，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厥赋：绢、绵及丝，厥贡：罗绫、平绸、丝布、丝绸、凤翮、苇席、墨。五曰山南道，凡三十有三州，东接荆，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据商、华之山。厥赋：绢、布、绵、绸，厥贡：金、漆、蜜蜡、蜡烛、钢铁、芒硝、麝香、布、交梭、白縠、绸纻、绫葛、彩纶、兰干。六曰陇右道，凡二十有一州，东接秦，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厥赋：布、麻，厥贡：麸金、砺石、碁石、蜜蜡、蜡烛、毛毼、麝香、白及鸟、兽之角、羽毛、皮革。七曰淮南道，凡一十有四州，东临海，西抵汉，南据江，北距淮。厥赋：絁、绢、绵、布，厥贡：交梭、纻、孔雀熟丝布、青铜镜。八曰江南道，凡五十有一州，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厥赋：麻、纻，厥贡：纱编、绫纶、蕉葛、练麸金、犀角、鲛鱼、藤、朱砂、水银、零陵香。九曰剑南道，凡三十有三州。东连牂柯，西界吐蕃，南接群蛮，北通剑阁。厥赋：绢、绵、葛、纻，厥贡：麸金、罗绫、绵绸、交梭、弥牟布、丝葛、麝香，羚羊、犛牛角尾。十曰岭南道，凡七十州。东南际海，西极群蛮，北据五岭。厥赋：蕉纻、落麻，厥贡：金、银、沉香、甲香、水马、翡翠，孔雀、象牙、犀角、龟壳、鼊、丝、藤、竹布。”[1]
其地方分州、县两级，其下有乡里村坊之别。
《唐六典》：“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三万户以上为中州，不满为下州。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廓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
其民有计帐、户籍，
《唐六典》：“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2]
分等而载之，计年而比之。
《唐六典》：“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定户以中年[3]，造籍以季年[4]。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
计口授田，度地之肥瘠宽狭而居之。
《唐六典》：“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5]，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分田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凡给口分田，皆从便近。居城之人本县无田者，则隔县给受。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按其法盖多沿魏、周及隋之制而变通之也。）
《文献通考》：“隋代中男、丁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开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隋文帝颁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以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炀帝即位，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为丁。高颎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恒征纳，除注常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簿籍，难以推校，乃定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
虽人户之数，隋、唐相等，
《文献通考》：“炀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通典》：“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万九千三百九。”
尚未可以比于汉室，然论者颇称其法焉。
《文献通考》载苏轼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其贡赋输籍之法，必有可观者。然学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过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无传焉。”
唐之设官，大抵皆以隋故，
《新唐书·百官志》：“唐之官制，其名号爵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其辨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
其格令定于开元二十五年。
《文献通考》：“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著为格令。尚书省以统会众务，举持绳目；门下省以侍从献替，规驳非宜；中书省以献纳制册，敷扬宣劳；秘书省以监录图书；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台以肃清僚庶；九寺[6]、五监[7]以分理群司；六军[8]、十六卫[9]以严其禁御。一詹事府，二春坊，三寺[10]，十率[11]，俾乂储宫，牧守督护，分临畿服。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12]，自六品以下，率由选曹，居官者以五岁为限。”
论者谓门下省给事中之掌封驳，为一代极善之制。
《唐六典》：“给事中侍奉左右，分制省事。凡百官奏钞，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职，所司奏拟，则校其仕历深浅，功状殿最，访其德行，量其材艺。官若非其人，理失其事，则白侍中而退量焉。凡天下冤滞未申及官吏刻害者，必听其讼，与御史及中书舍人同计其事宜而申理之。”
《日知录》卷九：“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而未以为专职也。唐制，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著于六典。如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谟、郑肃、韩佽、韦温、郑公舆之辈，并以封还敕书，垂名史传。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而元和中，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倣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
盖汉代人主及大臣之于政务，多与群僚会议。自三国以降，君主及大臣之权漫无限制。故唐以门下省给事中掌封驳，使纠正其违失。沿及明、清，犹存其制之遗意，孰谓君主之世皆专制哉！
魏、晋以来，国之人政，多总于中书。中书舍人掌撰制诰，其职尤重。唐代因之，诸官莫比。
《文献通考》：“中书省自魏、晋始，梁、陈时，凡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隋初改为内史省，唐武德三年，复中书省。”“隋内史舍人专掌诏诰。武德三年，改为中书舍人，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制省事。自永淳以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
而尚书省奉行政令，分立六部，后世多因此以分职，迄清末始改。盖自汉置五曹，至隋置六部，历经研究，始定此政务之大纲（隋置吏、礼、兵、刑、民、工六部尚书，唐与之同，惟民部曰户部），敛而行政之法，遂详备焉。六部行政，各有区别。就其总者言之，如官司之奏报，文牍之施行，皆有定式，是亦可觇唐制之善矣。
《唐六典》：“尚书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凡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之程限。一日受，二日报。小事五日，中事十日，大事二十日，狱案三十日，其急务者不与焉。小事判句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四人以上给二日；中事每经一人给二日，大事各加一日。内外诸司咸率此。若诸州计奏达于京师，量事之大小多少以为之节，二十条以上，二日；倍之，三日；又倍之，四日；又倍之，五日。虽多，不是过焉。凡制敕施行，京师诸司有符移关牒，诸下州者，必由于都省以遣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或差谬，而后印之。必书于历，每月终，纳诸库。”“凡内外百僚，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其务繁不在此例。”
天下大政，曰财，曰兵。其制度之变迁，则以唐为古今大判之枢。唐行授田之法，其赋役亦因以定制为租、调、庸、徭四目。
《唐六典》：“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凡庸、调之物，仲秋而敛之，季秋发于州。租则准上收获早晚，量事而敛之，仲秋起输，孟春而纳毕。”
其取于民也均。开元以后，法度废弊，又经大乱，版籍难定，于是有杨炎两税之法。
《文献通考》：“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本。开元后，久不为版籍，法度废弊，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天宝中，王为户口使，务聚敛，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法遂大弊。至德后，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纲纪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之于民，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
后世专重田赋，分为夏、秋两税。又不计土壤高下，沿各地所收旧数而高下之，皆本杨炎之法，而古者均地均赋之义亡矣。
唐之兵制，亦因周、隋设府兵。
《文献通考》：“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仿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
《新唐书·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为七番，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
实即今日所谓征兵之制，亦即古者兵农不分之意。
《文献通考》：“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
开元之后，改为募兵，而从来征兵之制不可复矣。
《文献通考》：“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彍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兵，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
唐代京师学校，皆隶于国子监，沿隋制也。其学校有六：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分之。
《唐六典》：“国子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之为生者……太学博士掌教文武官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三品曾孙之为生者……四门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律学博士、书学博士、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
各有定额及专业年限。
《新唐书·选举志》：“国子学，生三百人；太学，生五百人；四门学，生千三百人[13]；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唐六典》：“国子生五分其经以为之业，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每经各六十人，余经亦兼习之。习《孝经》《论语》，限一年业成；《尚书》《春秋穀梁》《公羊》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太学生五分其经以为之业，每经各百人。”“四门分经同太学。”“律学生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书学生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算学生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
入学有束脩，每旬有考试。
《唐六典》：“其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脩一案，号为束脩之礼。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
业成者上于监，无成者免。
《唐六典》：“凡六学生每岁有业成上于监者，丞以其业与司业祭酒试之。明经，帖经口试策经义；进士，帖一中经，试杂文策时务征事。其明法、明书算，亦各试所习业。登第者上于尚书，礼部主簿掌印句检监事。凡六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14]
其地方之学校学生，亦有定额。
《新唐书·选举志》：“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设博士、助教等教之。
《唐六典》：“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及各州，皆有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二人或一人。”[15]
别有弘文、崇文馆学生，讲习经业，兼学书法。
《唐六典》：“门下省弘文馆学生三十人[16]，太子崇文馆学生二十人，其课试举送如弘文馆。”
当太宗时，学风最盛。
《新唐书·选举志》：“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
天宝后，学校遂衰，员额均减于旧。
《新唐书·选举志》：“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元和二年）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17]，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
而学风之坏，亦颇为时人所讥焉。
《与太学诸生书》（柳宗元）：“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仆闻之，遂退托乡闾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
唐代重科举，其学校亦科举之一法，非专为讲学之地。天宝中，尝令举人专由国学及郡县学，后又复乡贡。
《新唐书·选举志》：“举人旧重两监，后世禄者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天宝十二载，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十四载，复乡贡。”
故终唐之世，人悉骛于科名，而唐之科目亦特备。
《新唐书·选举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士皆怀牒自列于有司，
《新唐书·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其不繇馆选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
各科之试法不同，要以明经、进士二科为重。
《新唐书·选举志》：“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穀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白身视五经，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者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 《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又：“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
其得第者，大抵百分之一。
《文献通考》：“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世多病其法之不善，然九品中正之弊，致成贵族政治。矫之以科举，而平民与贵族乃得均享政权，是亦未始无关于国家社会之进化也。
隋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唐室因之，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两京城坊之壮丽，轶于前世，《两京城坊考》（徐松）详述之。
《两京城坊考》：“唐西京初曰京城，隋之新都也。开皇二年所筑[18]。唐天宝元年为西京。”“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南即皇城。”[19]“傅宫城之南面曰皇城，亦曰子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寮廨署，列于其间。”[20]“外郭城隋曰大兴城，唐曰长安城，亦曰京师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山，左临灞岸，右抵沣水。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面各三门，郭中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其间列置诸坊，有京兆府万年、长安二县所治，寺观邸第编户错居焉。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东京一名东都，始筑于隋大业元年，谓之新都。唐显庆二年，曰东都。”“宫城在皇城北，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皇城傅宫城南，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城中南北四街，东西四街。”“东京城，隋大业元年筑，曰罗郭城。唐长寿二年李昭德增筑，改曰金城。前直伊阙，后倚邙山，东出瀍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雒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周五十二里，南东各三门，北二门，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
日本之平安京，即仿唐之长安城，彼国至今犹盛称之。考史者所宜资以比较者也。唐之都会，民居与市廛不杂，故商店悉聚于两市，
《两京城坊考》：“西京东市，隋曰都会市，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壮广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东都南市，隋曰丰都市。唐以其在雒水南，故曰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其西市、北市之制未言，当亦等于南市。）
而掌以市令。
《唐六典》：“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以二物平市[21]。以三贾均市[22]。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卖买不和而榷固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其地方亦各有市令焉。
《唐六典》：“汉代诸郡国，皆有市长。晋、宋以来，皆因之。隋氏始有市令。皇朝初，又加市丞。户四万以上者省补市令，州市令不得用本市内人，县市令不得用当县人。”
唐人之居室，以贵贱为差等。其制掌于左校令。
《唐六典》：“左校令掌供营构梓匠之事，致其杂材，差其曲直，制其器用，程其功巧。丞为之贰。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差等。”[23]
后世民居，多则五间，少则三间，沿唐制也。
衣服之制，别之以色，则起于隋。
《通鉴》卷一百八十一：“大业六年十二月，上以百官从驾，皆服袴褶，于军旅间不便。是岁始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丝，胥使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其礼服兼用历代之制，
《唐六典》：“乘舆之服，则有大裘冕、衮冕[24]、鷩冕[25]、毳冕[26]、冕[27]、玄冕[28]、通天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翼善冠之服[29]。百官有朝服、公服、弁服、平巾帻服、袴褶之服。”
常服则用袍，
《唐六典》：“凡常服，亲王三品以上、二王后服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用朱，饰以金；七品以上服用绿，饰以银；九品以上用青，饰以鍮石；流外庶人服用黄，饰以铜铁。”
其阔狭长短均有定例。
《唐会要》（王溥）：“袍袄衫等曳地不得长二寸以上，衣袖不得广一尺三寸以上。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以上，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以上，襦袖不得广一尺五寸以上。”
然各地风气，亦有变迁，奢侈者往往流于长阔焉。
《唐会要》：“开成四年，淮南观察使李德裕奏管内妇人，袖先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减五寸。”
唐人之饮食，亦有阶级。观其膳部所掌官吏食料，可以考见唐人饮食之材料及其节日之所尚。
《唐六典》：“膳部郎中，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数。凡亲王以下，常食料各有差[30]，三品以上食料九盘[31]，四品五品常食料七盘[32]，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常食料五盘[33]，凡诸王以下，皆有小食料。午时粥料各有差，复有设食料、设会料，每时皆有常食料。又有节日食料。”[34]
《六典》载珍羞署有饧匠，良酝署有酒匠，皆唐所特置。此可见唐人之嗜饧与酒矣。
《唐六典》：“珍羞署饧匠五人[35]，良酝署酒匠三十人。”[36]
唐之交通，均有定法。按驿程定其迟速，
《唐六典》：“驾部郎中，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司其名数，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37]。又度支郎中，掌水陆道路之利。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沿流之舟，河，日一百五十里，江，百里；余水，七十里。”
其运价亦有定数，
《唐六典》：“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及江水并从幽州运至平州，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其山陵险难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
各地长官，皆置进奏院于京师，以通文报。
《两京城坊考》：“崇仁坊有东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南、兖州、太原、幽州、冀州、丰州、沧州、天德、荆南、宣歙、江西、福建、广、桂、安南、邕宁、黔南进奏院。”
京师之事，亦有日报达于四方。
《读开元杂报》（孙樵）：“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内。某日，安北诸蕃长请扈从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寮廷争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有知者曰：‘此开元政事。’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幸于某。”[38]
故其疆域虽广，而内外贯通，无隔阂之虞也。
自汉时创常平仓，
《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岁数丰穰。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
历代因之，借以利民。
《文献通考》：“后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晋武帝泰始二年，立常平仓。”
至隋又立社仓，由军民共立。
《文献通考》：“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由是诸州储峙委积。”“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唐代并置常平仓及义仓。常平积谷或钱，而义仓惟积谷。亩别征之，以备荒年。
《唐六典》：“凡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诸州以七月以前申尚书省，至征收时，亩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凡义仓之粟，唯荒年给粮，不得杂用。”
《文献通考》：“太宗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至秋而偿。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开元七年，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资、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
维持民食，调节经济，使谷价常平，而人民知思患预防，且食互助之益，一善制也。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可见人民合力之所积，愈于官吏之所储矣。
* * *
[1] 《新唐书·地理志》：“开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检察，如汉刺史之职。”
[2] 诸造籍起正月，毕三月。所须纸笔装潢轴帙，皆出当户内，口别一钱。计帐所须，户别一钱。
[3] 子、卯、午、酉。
[4] 丑、辰、未、戌。
[5] 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
[6] 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
[7] 少府、将作、国子、军器、都水为五监。
[8] 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为六军。
[9] 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左右千牛为十六卫。
[10] 家令寺、率更寺、太仆寺。
[11] 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监门、左右内侍，凡十率府。
[12] 按察、采访等使以理州县，节度、团练等使以督府军事，租庸、转运、盐铁、青苗、营田等使以毓财货。其余细务，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数。
[13] 内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
[14] 假违程限及作乐杂戏亦同，惟弹琴、习射不禁。
[15] 魏、晋以下，郡国并有文学，即博士、助教之任，并皇朝置。
[16] 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试贡举，兼学书法。
[17] 天宝九载，始置广文馆于国学。
[18] 原注：按周、汉皆都长安，而皆非隋、唐之都城。文王作丰，在今西安府鄠县。武王宅镐，在今咸阳县西南。汉都城在唐城西北十三里，自刘聪、刘曜、石勒、苻健、苻坚、姚苌所据，皆汉城也。隋开皇二年，始移于龙首原。
[19] 隋时规建，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
[20] 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
[21] 秤以格，斗以概。
[22] 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
[23] 天子之宫殿，皆施重栱藻井。王公诸臣三品以上九架，五品以上七架，并厅厦两头，六品以下五架。其门舍三品以上五架三间，五品以上三间两厦，六品以下及庶人一间两厦。五品以上得制乌头门，若官修者，左校为之。私家自修者制度准此。
[24] 王公第一品服之。
[25] 二品服之。
[26] 三品。
[27] 四品。
[28] 五品。
[29] 六品至九品服爵弁。
[30] 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粱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斤，盐一升，醋二升，蜜三合，粟一斗，梨七颗，酥一合，干枣一升，木槿十根，炭十斤，葱韭豉蒜姜椒之类各有差。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头，各一尺，酒九斗。
[31] 每日细米二升二合，粳米八合，面二升四合，酒一升半，羊肉四分，酱四合，醋四合，瓜三颗，盐豉葱姜葵韭之类各有差。木槿春二分，冬三分五厘，炭春三斤，冬五斤。
[32] 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余并同三品。若断屠及决囚日停肉，给油一合，小豆三合，三品以上亦同此。
[33] 每日白米二升，面一升一合，油三勺，小豆一合，酱三合，醋三合，豉盐葵韭之类各有差。木槿春二分，冬三分。
[34] 谓寒食麦粥，正月七日、三月三日煎饼，正月十五日并晦日膏麋，五月五日粽，七月七日斫饼，九月九日麻葛糕，十月一日黍臛，皆有等差，各有配食料。
[35] 皇朝置。
[36] 皇朝置。郢州出美酒，张去奢为刺史，进其法。今则取郢州人为酒匠，以供御及时燕赐。
[37] 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编者按，《唐六典》原文及注释如此，但驿所数相加与总数不符，待考）
[38] 樵为此文，在大中五年。是唐自开元至大中，日日有朝报也。世以新闻纸创自泰西，实则吾国早有此制。特朝报只载朝廷之事，不纪民间社会之状况，且不著议论，与今之报纸不同。然其性质之为传播消息，使人易于周知，则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