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以降，学术风俗，均日衰替。
《三国志·董昭传》：“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秀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魏略》（鱼豢）：“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史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
《晋纪》（干宝）：“论曰：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其妇女装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是大坏。”
然治经之人，亦赓续不绝，
《经学历史》（皮锡瑞）：“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穀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南如崔灵恩《三礼义宗》《左氏经传义》，沈文阿《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疏，皇侃《论语》《礼记》义，戚衮《礼记义》，张讥《周易》《尚书》《毛诗》《孝经》《论语》义，顾越《丧服》《毛诗》《孝经》《论语》义，王元规《春秋》《孝经》义记；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李铉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沈重《周礼》《仪礼》《礼记》《毛诗》《丧服》经义，熊安生《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皆见《南北史·儒林传》。今自皇、熊二家见采于《礼记疏》外，其余书皆亡逸。然渊源有自，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
研究诸子者，亦时有之。
《魏志·杜恕传》：“疏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蜀志》：“先主遗诏曰：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
《晋书·鲁胜传》：“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
论者甚至谓江左有愈于汉。
《五朝学》（章炳麟）：“魏、晋者，俗本之汉。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济江而东，民有甘节，清劭中伦，无曩时中原偷薄之德，乃度越汉时也。……尝试论之，汉之纯德，在下吏诸生间，虽魏、晋不独失也。魏、晋之侈德，下在都市，上即王侯贵人，虽汉不独亡也。……粤晋之东，下讫陈，尽五朝三百年。往恶日湔，而纯美不忒，此为江左有愈于汉。”
盖历史现象，变化繁赜，有退化者，有进化者，有蝉嫣不绝者，有中断或突兴者，固不可以一概而论也。
天算之学，后盛于前，三国以降，算书特多。今世所传《算经十书》《九章算术》，魏刘徽所注也，
《九章算术注序》：“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海岛算经》，徽所著也，
《隋书·经籍志》：“《九章重差图》一卷，刘徽撰。”
《海岛算经跋》（戴震）：“徽之书本名《重差》，初无‘海岛’之目。《隋志·九章十卷》下云‘刘徽撰’，盖以《九章》九卷，合此为十也。而《隋志》《唐志》又皆有《九章重差图》一卷。盖图本单出，故别著于录。《唐·选举志》称算学生，《九章》《海岛》共限习三年。试《九章》三条、《海岛》一条，则改题《海岛》，自唐初已然矣。”
《孙子算经》，亦汉以后人所辑。
《四库全书总目》：“《孙子算经》三卷，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孙子算经跋》……以为确出于孙武。今考书内设问，有云‘长安、洛阳相去九百里’，又云‘《佛书》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则后汉明帝以后人语。孙武，春秋末人，安有是语乎？”
《夏侯阳算经跋》（戴震）：“《隋书·经籍志》有《夏侯阳算经》二卷，不言阳为何代人。《宋书·礼志》载《算学祀典》有云：‘封魏刘徽淄川男，晋姜岌成纪男，张丘建信成男，夏侯阳平陆男，后周甄鸾无极男。’又《张丘建算经序》云：‘夏侯阳之方仓。’则阳为晋人。”
《四库全书总目》：“《张丘建算经》三卷，原本不题撰人时代；《唐志》载：‘《张丘建算经》一卷，甄鸾注。’则当在甄鸾之前。书首丘建自序，引及夏侯阳、孙子之术，则当在夏侯阳之后也。”
《四库全书提要》：“《五经算术》二卷，北周甄鸾撰。鸾精于步算，仕北周，为司隶校尉汉中郡守。尝释《周髀》等算经，不闻其有是书。而《隋书·经籍志》有《五经算术》一卷，《五经算术录遗》一卷，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书·艺文志》则有李淳风注《五经算术》二卷，亦不言其书为谁人所撰。今考是书举《尚书》《孝经》《诗》《易》《论语》、“三礼”、《春秋》之待算方明者列之，而推算之术，悉加‘甄鸾案’三字于上，则是书当即鸾所撰。”
则自《周髀》及唐王孝通所撰之《缉古算经》外，皆此时期之人所著也[1]。所奇者南北朝对峙，各出算学大家，北有甄鸾，南有祖冲之，先后相望[2]。而祖氏所发明尤为卓绝。
《南齐书·祖冲之传》：“有机思……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
《中国圆周率略史》（茅以昇）（《科学》杂志第三卷第四期）：“周三径一之率，荒古已有其说。后汉有张衡率，魏有刘徽，吴有王蕃，各求新率。徽率之精约，已无间言；至祖冲之圆率，则精丽罕俦，千古独绝。《隋书·律历志》曰：‘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率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三。’此第五世纪世界最精之圆率也。其时印度仅有三一四一六，欧人亦才至三一四一五五二之率，视此自有愧色。祖率睥睨天下，九原有知亦自豪矣。”
孰谓南朝尚空谈，而无研究实学者乎！
算术与制造有密切之关系。汉、魏时人多治算术，故新奇之著作，亦相因而起。诸葛亮作连弩、木牛流马，世已奇其术。
《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魏氏春秋》（孙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亮集》载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鞦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而马钧之巧过之，
《魏志·杜夔传注》：“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此二异也。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此三异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之于楼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至数百步矣。”
祖冲之之巧又过之。
《南齐书·祖冲之传》：“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昇明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有也。……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
此虽间世一出，未足为普遍之征，然即史策所传观之，亦可见吾国人创造之能，无论何时，皆有所表现也。
三国以来，学者之务实用，不独精于算数、创制奇器已也，其于规天法地之事，亦时时推陈出新，以期致用。如王蕃、陆绩等之制浑天仪象。
《晋书·天文志》：“顺帝时，张衡制浑天仪象……其后陆绩亦造浑象。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更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隋书·天文志》：“梁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其制则有双环规相并，间相去三寸许。正竖当子午。其子午之间，应南北极之衡，各合而为孔，以象南北枢。植楗于前后以属焉。又有单横规，高下正当浑之半。皆周匝分为度数，署以维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单规，斜带南北之中，与春秋二分之日道相应。亦周匝分为度数，而署以维辰，并相连著。属楗植而不动。其里又有双规相并，如外双规，内径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属双轴。轴两头，出规外各二寸许，合两为一。内有孔，圆径二寸许，南头入地下，注于外双规南枢孔中，以象南极。北头出地上，入于外双规规北枢孔中，以象北极。其运动得东西转，以象天行。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当衡之半，两边有关，各注著双轴。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间，得南北低仰。所以准验辰历，分考次度，其于揆测，唯所欲为之者也。检其镌题，是伪刘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阳孔挺所造，则古之浑仪之法者也。”“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诏太史更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五分为一度，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动。立黄、赤二道之规，南北二极之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上。为之杠轴，以象天运。昏明中星，与天相符。梁末，置于文德殿前……吴时，又有葛衡，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上，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二分为一度，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备足。以白、青、黄等三色珠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黄道。亦象天运，而地在其中。宋元嘉中所造仪象器，开皇九年平陈后，并入长安。大业初，移于东都观象殿。”
裴秀、谢庄等之制地图，
《晋书·裴秀传》：“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索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是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宋书·谢庄传》：“作《左氏经传方丈图》，随国立篇，制木为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别，合之则宇内为一。”
皆注重实际，非徒尚空谈也。虽有制或不精密，且其物亦都不传，无由考其法度，然亦可见其时有一部分之人，崇尚虚玄，犹有一部分之人，殚精实学矣。（按《隋书·经籍志》载天文图书凡九十七部、六百七十五卷，其大宗皆三国、六朝时人所制。中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盖六朝时，不但继续秦、汉以来天文家之言，兼采及印度测验天文之书也。其地理类载汉以后地图，有《洛阳图》一卷，《湘州图副记》一卷，《江图》三卷，《周地图记》一百九卷，《冀州图经》一卷，《齐州图经》一卷，《幽州图经》一卷。而挚虞、陆澄等地理书，实为研究地理之巨制，隋代因之有《区宇图志》及《诸州图经》等书焉[3]。）
魏、晋之世，有一最大之憾事，即古乐亡于是时也。秦、汉之际，古乐虽已失传，然制氏犹能记其铿锵鼓舞，雅乐四曲至魏犹存。永嘉之乱，始殄灭无余焉。
《隋书·音乐志》：“董卓之乱，正声咸荡。汉雅乐郎杜夔，能晓乐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该。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自此迄晋，用相因循，永嘉之寇，尽沦胡羯。”《晋书·乐志》：“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
魏得晋乐，不知采用，后平河西，杂以秦声。
《隋书·音乐志》：“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
降至周、隋，礼崩乐坏，所用雅乐，皆胡声也。
《隋书·音乐志》：“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
盖乐之不传，由律之不明。晋荀勖等校魏钟律，已多不谐。
《晋书·律历志》：“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时人称其精密，惟陈留阮咸，讥其声高。”
梁武帝自制四通，与古法迥异。
《隋书·音乐志》称武帝自制定礼乐，立为四器，名之为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阳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
盖当时所谓知音者，仅知当时之音，不能深解古乐之本原矣。
古乐亡而音韵之学兴，语言文字之用，因以益精。是亦三国以降，异于两汉以前之一特点也。汉以前人不知反切，魏世反切始大行。
《颜氏家训》：“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
《经典释文》（陆德明）：“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翻语，魏朝以降渐繁。”
既乃分别五声，
《韵纂序》（隋潘徽）：“《三仓》《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文》《字林》之作，唯别体形。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别清浊，才分宫羽。”
《封氏闻见记》（封演）：“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
又分平、上、去、入四声，
《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陆厥传》：“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彦伦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周颙传》：“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沈约传》：“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未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
而音韵之学兴矣。汉、魏之际，文章已趋于排偶，至晋、宋而益盛，至齐、梁而骈文之式大成，五言诗亦开后来律诗之端，是皆与声韵之学进步相关者也。世谓吾国之有字母传自西域。
《通志·七音略》（郑樵）：“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谓之婆罗门书。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备。”
其法始于《大般涅槃经》，
《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昕）：“《大般涅槃经》文字品，字音十四字，、阿、壹、伊、坞、理、厘、鹥、蔼、污、暗、奥、庵、恶。比声二十五字，迦、呿、伽、、俄，舌根声；遮、车、阇、膳、若，舌齿声；吒、咃、茶、咤、孥，上颚声；多、他、陀、、那，舌头声；婆、颇、婆、婆、摩，唇吻声。虵、逻、罗、縳、奢、沙、婆、呵，此八字超声。此见于《一切经音义》者也，与今《华严经》四十二母殊不合。玄应《音义》首载《华严经》，终于五十八卷，初无字母之说。今所传八十一卷者，乃实叉难陀所译，玄应未及见也。然《涅槃》所载比声二十五字，与今所传见溪群疑之谱，小异而大同。前所引字音十四字，即影、喻、来诸母。然则唐人所撰三十六字母，实采《涅槃》之文，参以《中华音韵》而去取之，谓出于《华严》则妄矣。”
《大藏目录》：“《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宋慧严等依《泥洹经》加之。”
则音韵之学，亦受佛教东来之影响也。
古无所谓文集，自东汉以降始有之。于是有别集、总集之目。
《隋书·经籍志》：“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谓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俱存。”“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经子之学衰，而文章之术盛，作者如林，不可殚述。专就文学论，实以斯时为进化之极轨，色泽声调，均由朴拙而日趋于工丽，无间南北，翕然同声。（《北史》称：“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盖就文章气骨细晰言之，南北固有区别，而一时风气，亦未尝大相悬绝。庾信南人，仕于北朝，骈俪之文，实集大成。亦可见南北好尚之同矣。）于是有评论文章之书。
《梁书·钟嵘传》：“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又《刘勰传》：“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沈约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
有选录文章之书，
《梁书·昭明太子统传》：“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世且传为选学焉。
《旧唐书·曹宪传》：“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汉代隶、草始兴，
《书断》（张怀瓘）：“章草，汉黄门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遂以行之。”
后渐变隶为楷，
《流沙坠简释文》（罗振玉）：“永和以降之竹简，楷七隶三；魏景元四年简，则全为楷书。”
而钟繇、王羲之等遂以书名。观《晋书》称羲之善隶书，知晋、唐时人犹呼楷字为隶矣。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子凝之亦工草隶。献之工草隶，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
晋时石刻之字，笔画多方整，及宋初犹然。如《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及《宁州刺史爨龙颜碑》，皆汉隶体也。《爨碑》间有楷法。而阁帖所载晋人笺帖，则多圆美。碑帖之歧，自此始矣。齐、梁碑版，传者不多。北魏、周、齐石刻极夥，其字画往往工妙。
《集古录》（欧阳修）：“南朝士气卑弱，书法以清媚为佳；北朝碑志之文，辞多浅陋，又多言浮屠，其字画则往往工妙。”
近世学书者，多宗北碑，论书法之进化，自秦、汉来，当推北朝矣。北朝书家，著于史者，有张景仁、冀俊、赵文深等。
《北史·张景仁传》：“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及立文林馆，总判馆事。除侍中，封建安王。……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又《冀俊传》：“善隶书，特工模写。”又《赵文深传》：“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
而不称郑道昭能书。
《魏书》及《北史》均有《郑道昭传》，仅称其“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凡数十篇”。
以今日碑刻言之，则北人之书，无过于道昭者。
《语石》(叶昌炽)：“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
千秋论定，不在史传之赞否，可知史传之不足凭。而人之自立，但有一才一艺，独造其极，绝不患其湮没无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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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髀注》亦甄鸾重述。
[2] 祖先于甄约五十年。
[3] 《志》曰：“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注记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