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疆域辽阔，国民胸襟广大，本无畛域之见。虽《中庸》有“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之语，然其所谓南北，并无明确之界限。自封建变为郡县，四海之内，统于一政府，南方未开化之地，日益开辟，陕、洛之人，视楚、越之风气，固有差异，
《史记·货殖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息。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汉书·吴王濞传》：“上患吴会稽轻悍。”《地理志》：“江南卑湿，丈夫多夭。”“其失巧而少信。
然未尝排斥南人也。东汉以降，分为三国，吴之与魏，遂有南北对抗之势。
《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三年，文帝“自许昌南征……曹休在洞口，自陈：‘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帝恐休便渡江，驿马止之。侍中董昭侍侧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又卷七十：黄初六年，帝“如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吴人严兵固守。时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
吴国人才，多产南土，山越之地，迭经开辟。
《吴志·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以丹杨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1]，对长吏，皆仗兵野逸……征伐为难。……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恪到府，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山民饥穷，渐出降首。……人数皆如本规。”
《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山越事见《恪传》，又见吴主《孙权传》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见太史慈、孙贲、吴主权、徐夫人、周瑜、黄盖、韩当、朱治、张温、贺齐等传中，或言镇抚，或言讨平，或言山越怀附”云云。
《陈书》三卷《世祖本纪》：“授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附。”
《新唐书》百八十二卷《裴休传》：“贞元时，浙东剧贼栗锽，诱山越为乱。”盖山越历六朝至唐，为害未息。
南及交广，物产饶衍，故立国江东，不灭于中土也。
晋室平吴，暂复统一。吴人入洛，颇为北人所轻。
《晋书·周处传》载陈准曰：“周处吴人，有怨无援。”又《陆机传》：“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耶？’”
《通鉴》卷八十五：“王彰谏成都王颖曰：‘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
惠、愍之际，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相率南徙，号曰“渡江”。元帝定都建康，而南方为汉族正统之国者二百七十余年，中州人士，侨寄不归。
《晋书·地理志》：“元帝渡江，建都扬州。……是时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皆沦没，江南所得，但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惟得谯城而已。……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并侨置牧司在广陵，丹徒南城，非旧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又于寻阳侨置松滋郡，遥隶扬州。咸康四年，侨置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诸郡，并所统县并寄居京邑，改陵阳为广阳。孝武宁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宁县置乐成县。是时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永嘉之乱，临淮，淮陵并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又置顿丘郡，属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等郡，以属徐、兖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兖州领州。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苏峻平后，自广陵还镇京口，又于汉故九江郡界置钟离郡，属南徐州，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时，移南东海七县出居京口。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州。淮南但为徐州。”
始犹以贵族陵蔑南士。
《晋书·周玘传》：“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所侮，乃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若思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谋泄，玘忧愤发背而卒。时年五十六。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勰字彦和。常缄父言。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
或以流人，志图振复。
《晋书·祖逖传》：“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逖多权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又《王导传》：“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遂还，谓曰：‘得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
泊久而相安，北人遂为南人。而留仕异族及羌胡诸种乃为北人。学问文章，礼尚风俗，从此有南北之殊矣。
晋时北方纷乱，未有定名。至宋、魏分立，画淮而治，于是南人呼北人为“索虏”，北人呼南人为“岛夷”。
《晋书·石虎传》：“吾南擒刘岳，北走索头。”[2]
《宋书·索虏传》：“索虏姓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3]
《魏书·僭晋司马睿传》：“睿僭即大位……都于丹阳，因孙权之旧所，即《禹贡》扬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阳鸟攸居，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所谓‘岛夷卉服’者也。”
《通鉴》卷六十九：“司马光曰：‘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4]
虽或通使往来，犹时致其嘲弄。
《洛阳伽蓝记》（杨衒之）云：“魏杨元慎即口含水噀梁使陈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矮制衣裳。自呼阿依，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鳟羹，唼嗍蟹黄。手把豆寇，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远去，还尔丹阳。’”
北方之无耻者，至专以教子弟学鲜卑语为能事。
《颜氏家训》：“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其文化之相悬可知。《北史·儒林》《文苑》传，略述当时南北学派之别。
《北史·儒林传》：“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又《文苑传》：“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颜氏家训》纪南北礼俗之异点尤多：
《颜氏家训·后娶篇》：“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斗阋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没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又《治家篇》：“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唯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又《风操篇》：“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二三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则唯呼苍天，期功以下，则唯呼痛深。”又《书证篇》：“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又《音辞篇》：“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又《杂艺篇》：“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注：前上为草、能傍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燕集，常縻荣赐。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
以政权之不一致文化亦分畛域。弥年历祀，相去益远，互事訾謷，各从习惯。致令后之人虽在统一之时，亦受其影响，好分为南北两派之言。是则异族陵轹中夏之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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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刘宠传》：“拜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庞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可与此文相证。
[2] 索头之名，晋时已有，盖时人呼鲜卑之称也。
[3] 按拓跋氏非李陵之后，李陵降匈奴，亦未辫发。《汉书·李陵传》：“卫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又曰：“陵墨不应，熟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是匈奴之俗椎结，鲜卑之俗辫发，两种截然不同。
[4] 注：索虏者，以北人之辫发，谓之索头也。岛夷者，以东南际海，土地卑下，谓之岛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