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献帝建安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三百九十三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视两汉之统一，历年相若也。以帝王篡窃之氏号别之，则其中有魏、蜀、吴三国之六十年[1]，西晋统一之二十二年[2]，东晋偏安之百有三年，华夷杂糅之僭窃与晋对峙之百三十五年[3]。而南北朝截然画分，南朝之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二年。北朝之魏统一九十四年[4]，其后为西魏二十三年，东魏十六年，又为北齐二十八年，北周二十四年，而南北始归于一。治史者以此时期为最繁难，实则政治主权者转移与分裂，虽为若干界限，而民族地方之发展，不必拘拘于此界限。欲考其时民族之强弱变化，正当汇而观其通耳。此时期中，谓为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为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盖华夏之文化，冠绝东方，且夙具吸收异族灌输文化之力。如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之地，后皆化于华夏，武力虽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是固吾国历史特著之现象也。惟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被治者而同化。汉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盖夏族自太古至汉，经历若干年，已呈老大之象，而他族以骁雄劲悍之种性，渐被吾之文教，转有新兴之势。新陈代谢，相磨相镞而成两晋、南北朝之局。其变化迁嬗之迹，固可按史策而推知也。
两晋、南北朝勃兴之种族有五，世谓之五胡，其实氐、羌之类，不得谓之胡也。史称诸族之由来，多出于古代之圣哲。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晋书·载记》：“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又：“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
《魏书·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其为附会，无足深论。两汉之世，诸族颇多杂乱。
《后汉书·鲜卑传》：“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5]
《晋书·载记》：“吕光字世明，略阳氐人也。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6]其后迁徙内地，益与汉族杂居。《晋书·匈奴传》：“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呼韩邪感汉恩，来朝，汉因留之，赐其邸舍，犹因本号，听称单于，岁给绵绢钱谷，有如列侯。子孙传袭，历代不绝。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竞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为帅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
《后汉书·西羌传》：“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十一年夏，先零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晋书·载记》：“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秦并天下……谓之賨人焉。……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特父慕，为东羌猎将。特少仕州郡，见异当时。”
虽异族多仍故俗，犹以部落为别，
《晋书·匈奴传》：“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
且语言形貌，亦与华夏不同。
《晋书·载记》：“石闵诛胡羯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7]
《隋书·经籍志》：“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8]
然向慕华风，交通婚媾，冒姓养子，谱谍不明者甚多。
《晋书·载记》：“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又：“冉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龙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闵幼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
《魏书·序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家无舅家。”[9]
故谓诸族皆出于夏族者固非，谓其纯粹为异族而排斥之，亦不尽然也。
两汉之世，华戎杂居，所以徕远示恩，彰其归化之盛也。至魏武时，反倚羌胡实边助国，其势渐成为反客为主，故至晋而益不可制。观郭钦、江统诸人之论可见。
《通鉴》卷八十一：“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又卷八十三：“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以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五部之众，户口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朝廷不能用。”
近人论史者，专归咎于汉人之失策，盖仅知其远因，而不见近因也。
《中国历史》（夏曾佑）：“西北诸游牧族，本与中国杂居。至战国之末，诸侯力政，诸戎乃为中国所灭。余类奔迸，逸出塞外。其后族类稍繁，又复出为中国患。两汉之世，竭天下之力，历百战之苦，仅乃克之。而后乌桓、鲜卑、匈奴、氐羌、西域之众，悉稽首汉廷称臣仆，汉之势可谓盛矣。然汉人之所以处置之者，其法甚异，往往于异族请降之后，即迁之内地。宣帝时纳呼韩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赵充国击西羌，徙之于金城郡。光武时亦以南庭数万众，徙入西河，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而煎当之乱，马援迁之三辅。在汉人之意，以为迁地之后即不复为患，不知其后之患转甚于未灭时。董卓之乱，汾、晋萧然，已显大乱之象，故其时深识之士，类能知之。”
异族之祸，以永嘉末年为最甚。石勒、刘曜等所杀晋人不下数十万人，其被驱掠转徙者尚不可胜计。
《通鉴》卷八十七：“（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率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汉主聪，使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寇洛阳。比及河南，晋兵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始安王曜、王弥、石勒皆引兵会之。……丁酉，王弥、呼延晏克宣阳门，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士民死者三万余人。遂发掘诸陵，焚宫庙，官府皆尽。曜纳惠帝羊皇后，迁帝及六玺于平阳。”
其后冉闵之杀胡羯，数亦相等。
《晋书·载记》：石鉴僭位，以石闵为大将军。龙骧孙伏都等，结羯士三千，欲诛闵等。闵攻斩伏都，“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10]
四十年间，胡汉相杀，若循环然，事亦惨矣。而石虎、苻生等杀人尤极残酷，无复人理。自晋以降之史策，殆血史耳。然自文化一方观之，则诸族之布在中夏，亦多同化于中国之文教。就其大者言之，约有数端。
（一）则诸侯酋豪，多躬染中国之文学也。
《晋书·载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传》《郑氏易》。”“（刘宣）……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也。’学成而返，不出门闾盖数年。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美于前矣！’”“（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石弘）幼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慕容儁）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祖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耶！’欣而许之……坚性至孝，博学多才艺。”“（苻丕）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姚襄）少有高名，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姚兴）与舍人梁善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李流）少好学。”“（李庠）才兼文武。”“（慕容宝）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秃发傉檀）与尚书郎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机变无穷，辞致清辨。宗叹曰：‘命世大才，不必华宗夏士也。’”“（慕容德）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魏书》：“（明元帝）好览史传……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景穆帝）好读经史，皆通大义。”[11]
（二）则诸酋立国，亦多仿中国之教学也。
《晋书·载记》：“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石勒，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复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称赵王后，立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官，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咸和六年，造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虎，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复置国子博士助教，又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皝，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学徒甚盛，至千余人。”“慕容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苻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劝为国子祭酒……禁老、庄、图谶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姚苌，令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姚兴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冯跋，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秃发利鹿孤，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三）则诸国政事，亦多仿中国之法意也。
《晋书·载记》：“石勒伪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又下书，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慕容廆移居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路有颂声。”“苻坚僭称大秦天王……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所在以闻。……是秋，大旱，坚减膳撤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绮，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坚起明堂，缮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亲耕籍田，其妻荀氏亲蚕于近郊。……以王猛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寮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12]
惟其所以同化之故，亦有三因：（一）则杂居既久，习于中国之政教也。（二）则中国政教，根柢深固，虽经三国、两晋之扰乱，其为扶世翼俗之本，固天下所公认也[13]。（三）则诸酋割据，仍多用汉人为政也[14]。唐史臣称石勒“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殆未知所以造成此时之豪杰之原因，徒美其人之姿禀耳。
诸族之兴，亦非仅同化于中夏也，其输入印度文化，亦有力焉。汉季佛教东来，初未普及。三国时，孙权、孙皓皆致疑于佛教，崇信未深。
《高僧传》：“康僧会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建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权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仙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舍誓期三七，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期集观，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至孙皓即位，法令苛虐，废弃淫祠，乃及佛寺。并欲毁坏。”
《释氏稽古略》：“皓有疾，请会说法悔罪。会为开示玄要，及授五戒。少顷，疾愈。由是奉会为师，崇饰寺塔。”
至石勒、石虎、苻坚、姚兴等，始敬礼佛图澄、鸠摩罗什，
《晋书·艺术传·佛图澄传》：“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大将军郭黑略，称澄智术非常，勒召澄试以道术……信之。勒死，季龙僭位，倾心事澄，有重于勒。……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又《鸠摩罗什传》：“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广说诸经。……苻坚闻之，密有迎罗什之意。……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光破龟兹，乃获罗什。……还至凉州，闻坚已为姚苌所害，于是窃号河右。……罗什之在凉州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姚兴遣姚硕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
而译学始兴，演说亦盛。
《晋书·鸠摩罗什传》：“兴使罗什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多所暗诵，无不究其义旨，既览旧经多有纰缪，于是兴使沙门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传受其旨，更出经论，及三百余卷。”又《姚兴传》：“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
州郡化之，事佛者遂十室而九。
《晋书·姚兴传》：“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释道安之传佛教于南方，亦与澄、什相表里。
《魏书·释老志》：“沙门常山卫道安……覃思构精，神悟妙赜。……曾至邺，候浮图澄。澄见而异之。澄卒后，中国纷乱。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诸方。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道安后入苻坚……坚宗以师礼。时西域有胡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道安思与讲释，每劝坚致罗什，什亦承安令问，谓之东方圣人。”
盖异族之信宗教，视夏人为易。故晋世诸族迭兴，一方为吾国儒教所濡染，一方又为印度思想之媒介，不独混合各方之种族，并且混合各方之文化焉，是亦吾国自有历史以来一特别之现象也。
* * *
[1] 汉献建安元年，曹操迁帝于许，已为曹氏之时代。惟自魏文受禅至晋武灭吴计之，凡六十年。
[2] 晋惠帝太安二年，李特已建元。
[3] 自永安元年至北魏灭北凉。
[4] 自世祖太平真君元年，至孝武永熙二年。
[5] 据此，是汉以后之鲜卑，为匈奴与鲜卑混合之种族矣。
[6] 据此，是晋时所谓氐，亦非纯粹氐人，中间颇有汉族。
[7] 据此，是胡羯多高鼻多须，与汉人形貌不同。
[8] 据此，是鲜卑等族之语，入居中国后，仍沿用之。
[9] 史谓诘汾遇天女生力微，实傅会之说。盖其初无谱谍，莫可稽考耳。
[10] 时晋穆帝永和五年，距永嘉五年仅三十九年。
[11] 孝文事详后。
[12] 当时诸国法制，大抵依仿汉、晋，其不然者，史辄著之。如《李雄传》称雄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对，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此其所以失也”。以此知他国之有秩序者，多仿中国之制矣。
[13] 三国之时，公私学校虽逊于两汉，然亦未尽废绝。魏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有千数。吴孙休永安元年，诏按旧制，置学官，立五经博士。蜀亦有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典学从事等官。据《蜀志》：“谯周为劝学从事，徙典学从事。”《晋书·文立传》：“立在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是周尝教于蜀之太学也。西晋时，太学置博士十九人，太学生三千人。泰始中，太学生至七千余人。盖统一之后，学校且渐盛矣。东晋元帝置博士八人，而不立学校。成帝始立国学，孝武增之，其房屋仅百五十间，而品课无章，世多讥之。此则学校教育，因丧乱而衰替，而亦未始废绝之证也。
[14] 如石勒之张宾，苻坚之王猛等皆是。《晋书·载记》备列其传，而《慕容廆传》言之尤详。廆所用之裴嶷，既有传，《廆传》又称曰：“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军、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望，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可见鲜卑之同化，首由诸汉人矣。汉人之仕异族，不足为训，而于异族不为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