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古至秦、汉，为吾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自汉以降，则为吾国文化中衰之时期。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足以证人民之进化者。然自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代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扰乱分割之状。虽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吾，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远矣。于此时期，有一大事足纪者，即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
治此期之历史，所当致疑者二事：吾国文化何以中衰乎？印度文化何故东来乎？欲解此二疑问，当就种种方面推究其原因。兹举其大者数端以明之。
（一）则坏于盗贼无赖也。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故自汉以来，增进文化之力，恒不及摧毁凿削之力之强。观隋牛弘论书之“五厄”，即可推知其故。
《隋书·牛弘传》：“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及秦皇驭宇……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此则书之一厄也[1]。……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以官书例私家，以文籍例他事，则武人暴客，烈火利兵，实文化之大仇敌。民之憔悴呻吟于疮痍水火者，非从容休养，不能增益其文教。从容休养数百年或百数十年，即加以一大劫。如
《隋书·牛弘传》载：“牛弘曰：‘仲尼以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2]
此其所以不但不能进步，而且日见退化之故也。
（二）则坏于科举利禄也。科举之制，为此时期之产物，发源于汉，而大备于唐。而其为弊亦即累积而不可返，史策所载，当时之人，论列其弊者夥矣。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3]
《旧唐书》薛登《论举人疏》：“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
又赵匡《举选议》：“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溺于所习，悉昧本原。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后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征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于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劳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
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奖竞召伪，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义相反。夫人民止知尚利禄，而不尚道义，非独科举为害也，即行学校之制，亦足为害。班固论汉代学校，已斥其禄利劝人。
《汉书·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宋代尝有意于学校，然亦无非以利禄诱之。
《文献通考》：“宋熙、丰后立三舍之法，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为士者，内耻于习业之未精，外诱于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
是学校科举，名二而实一也。论者徒谓汉以后学校科举，一本儒术，故以国家社会之不进步，归咎儒家。实则教育之根本既歧，无论崇尚何种学术，皆不能免于腐败也。
（三）则宗教信仰之缺乏也。吾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也。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
《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而其效不可睹。
《史记·封禅书》：“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以后，方士之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东汉图谶、占候之学，与神仙、方技之说相混。《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有学星占图谶者[4]，有治神仙方技者[5]。而张角、张陵、张鲁之徒出。
《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子弟，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三国志·张鲁传》：“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其流为孙恩、卢循等。
《晋书·孙恩传》：“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会稽内史谢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刘裕……大破恩于沪渎，恩遂远迸海中。……恩穷蹙，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余众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6]
要其为术，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启上智。而佛教当此时流入中国，正合于中国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其始，虽仅以神异动颛愚。
《晋书·艺术传》：“（佛图澄）妙通玄术……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尝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鸠摩罗什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姚兴尝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廨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其继，则以译籍开慧智，语上语下，胥可起人之信仰。此则吾国由无宗教而有宗教之故也。
（四）则东西交通之适合也。吾国东南皆滨海，以航海术之未精，往往求海上新地而不得。
《三国志》：“（孙权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7]
北方沙漠苦寒，人亦多不愿往。惟西方大陆绵亘无际，城郭之国，与汉俗同。
《汉书·西域传》：“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
虽有身热头痛、绳行沙渡之险，
《汉书·西域传》：“起皮山南……国或贫小……乞丐无所得……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然其行也有数道。
《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8]
故自汉以降，交通不绝，而佛教自西而东，以大月氏、罽宾为转输之中心。
《后汉书·西域传》：“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翕侯……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
《地理志考证》（丁谦）：“印度史，西历纪元之初，鞑靼[9]在印度北境，立一大国，四邻咸服。其最名之王，名铅尼希加[10]，以卡希米[11]为都，属国甚多。南至亚格拉[12]及沁特[13]，北至耶根德[14]、可根德[15]云云，即指贵霜王父子。”
《东洋史要》（日本桑原骘藏）：“汉明帝永平三年，迦腻色迦王君大月氏，雅向佛法，会五百僧侣于罽宾，为四次集会[16]，佛教徒多来集于大月氏。维时，北印度为佛教之中心，自西北两印度，经中亚，囊括葱岭以东、于阗、疏勒诸国，故天山南路未几佛法遂昌。会中国汉明帝出，锐意辟疆，与西域之关系滋密，佛法与中国境，浸获东渐之机。”
西僧之来中土者，多月氏、罽宾之人，而吾民之往彼者，始则仅诣其传播之区，继则直诣其发源之地。有往还皆遵陆者，有陆往而海还者，其道孔多。故所得于西方者，为他三方所莫及焉。
* * *
[1] 此事须与第一编所引刘大櫆《焚书辨》参看，实则秦书之焚，乃是项羽等所为也。
[2] 自项羽烧咸阳，至周师入魏，实七百六十年（自公元前206至公元554年）。此七百年中，大劫五，小劫尚不可胜计。
[3] 魏晋以降，多用九品中正举人，然亦常举行州郡孝秀之制，试以策问。梁沈约尝论之曰：“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者，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
[4] 如唐檀、公沙穆、董扶之类。
[5] 如费长房、蓟子训之类。
[6] 循后亦为刘裕所败。
[7] 《史记》言：“求三神山者，临之，风辄引去。”即缘航海术不精之故。
[8] 按此惟指新疆一方而言。据《史记·西南夷传》：“蜀布、邛竹杖，从身毒国来。”则川、藏间西行之道，当时已有踪迹矣。
[9] 即大月氏。
[10] 即迦腻色迦之异译。
[11] 即克什米尔。
[12] 中印度地。
[13] 西印度地。
[14] 当即濮达。
[15] 当即高附。
[16] 其先已有集会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