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学术思想，至两汉而结局。凡汉人之所从事，大抵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别有所创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递嬗，亦能于保存之中演为新制，而国基大定，疆域辽廓，又足以生国民宏大优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袭鄙之也。又凡汉人之著作，与其所研究者，不尽传于后，观《汉书·艺文志》及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其书之亡逸者夥矣。以今所存，遽下定论，殊为未安。姑就著于世者，比而论之，其学术文艺，犹有千门万户之观。是可知汉人于吾国之文明，既善继往，兼能开来，非如后之言汉学者，第以经义训诂为一朝之学也。
世多谓汉武帝绌诸子，崇儒学，为束缚思想之主因。然古先圣哲思想之流传，实武帝之功。以功为罪，正与事实相反。观《艺文志》，即可知其说之不然。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盖汉初犹存挟书之律，惠帝虽除之，
《汉书·惠帝纪》：“四年，除挟书律。”
其民间之收藏隐秘，犹未尽敢公布。至孝武而后，诸子传说与六艺之文，始并充于秘府。恶得以董仲舒、卫绾之言，遽谓武帝“罢黜百家”乎？
《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又《汉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武帝以后，学者犹兼治诸子百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使武帝时禁人攻习异端，则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诸书乎？
汉以经书立学官，亦沿古者官学之法，如《王制》所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非汉人之创制也。至平帝时，广征学者。
《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复不限于经生。足知西汉末年，人之为学，广出诸途，不第专以经学教授也。汉初已有博士，
《汉书·儒林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
《后汉书·翟酺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
武帝时，初置五经博士，至东汉时，凡十四家。
《宋书·百官志》：“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续汉书·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其任用出于保举，
《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
然后策试，盖重其选也。
《后汉书·朱浮传》：“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
学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后以次增至数千人。
《汉书·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1]
后汉国学尤盛，顺帝以降，太学至三万余生。
《后汉书·儒林传》：“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疏。”“顺帝……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按东汉太学，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盖从古未有之大学校也。以三万余学生，居千八百室，殆六室而居百人。就《后汉书》考之，其时太学生所居之室，盖甚宽大。如《仇览传》称：“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守之何固！’览不与言。融以告郭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是学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宾客，夜可留宾止宿，必大于今日学校寄宿舍矣。又其时讲舍与宿舍异处，如《朱祐传》：“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是其学生宿舍，与讲舍不连之证。宿舍中有客至，而学生升舍听讲，不与宾相劳苦，殆讲授有定时，不敢缺席之故欤？学生之势力，至于左右朝政，则兴学之效也。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武帝以前，郡国未有学校，而闾里自有书师[2]。自文翁在蜀立学堂，
《汉书·循吏传》：“文翁，卢江舒人也。……景帝末，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3]颜师古曰：“文翁学堂，在今益州城内。”《水经注》：“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城南。永初后，学堂遇火，后守更增二石室。”
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柄国，特尚学术，郡国乡聚，皆有学校。
《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东汉开国君臣，大都其时学校所养成也。
《后汉书·光武本纪》：“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邓禹传》：“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耿纯传》：“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景丹传》：“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卓茂传》：“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东观汉记》：“光武受《尚书》于中大夫卢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
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以《后汉书》诸传证之，北至武威，
《后汉书·任延传》：“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习业。”
南至桂阳，
《后汉书·卫飒传》：“为桂阳太守……下车，修庠序之仪。”
僻壤蛮陬，并有学校。
《后汉书·李忠传》：“为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乃为起学校，习礼容。”
《金石萃编》（王昶）：“《溧阳长潘乾校官碑》云：远人聆声景附，乐受一廛。既来安之，复役三年。惟泮宫之教，反失俗之礼。构修学官，宗懿招德。”[4]
信其语为不诬矣。
西汉大师，弟子之多，不过千余人。
《汉书·儒林传》：“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
东汉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胜屈，其弟子之多，亦过于西汉之经师。
《后汉书·牟长传》：“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宋登传》：“教授数千人。”《杜抚传》：“弟子千余人。”《丁恭传》：“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楼望传》：“诸生著录九千余人。”《谢该传》：“门徒数百千人。”《蔡玄传》：“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师各有录，载其门徒。
《后汉书·李膺传》：“膺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门徒之多，不能遍教，则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
《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
私家传授之盛，古所未有也。
汉人讲学，必从师者，以家无书籍，传写不易，非专家之师，授以章句，无由得师而成学也。
《汉书·儒林传》：“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5]“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
《后汉书·荀悦传》：“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
后汉时虽已有卖书于肆者，疑亦只京师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无书。
《后汉书·王充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
以此之故，从师受业者，往往不远千里，或佣作执苦，以助读书之资。其时书籍，尚多用简帛。
《汉书补注》（沈钦韩）：“刘向上《晏子》《列子》奏，并云以杀青书可缮写。然则其录奏者，并先杀青书简也。《御览》六百六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先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后汉书·吴祐传》：“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
后汉时，始有蔡侯纸，
《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是实吾国文化之一大利器也[6]。顾传写虽便，而经籍未有定本亦难免于讹误，于是有石经之刻。
《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名。”
其议倡于蔡邕，而成于李巡等。
《金石萃编》：“《蔡邕传》称：同奏者有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而《公羊传》后别有谏议大夫赵、议郎刘宏、郎中张文、苏陵、傅桢；《论语》后别有博士左立、郎中孙表。疑当时同与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载也。考《卢植传》，植由庐江太守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传记，是杨彪、卢植亦尝同校《五经》。又《吕强传》称：汝阳李巡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则刻经之议，虽创于邕，而其得蒙诏许，实由李巡之功。”
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凡九年始毕。其工之艰巨，亦自古所未有也。迄今阅千七百余年，而是经之残字犹存于世，是岂宋、元板本所可及耶！
《金石萃编》：“汉石经残字，共十二段。翁方纲汇摹其文，刻于南昌官舍，石经残字存者止此。而读其遗文，犹可以见鸿都之旧。”
两汉同重经学，而学术风气不同。西汉多治今文，罕治古文；东汉则今古文并立。前汉今文说，专尚微言大义，后汉治古文，多详章句训诂。此两汉经学之别也。
《经学历史》（皮锡瑞）：“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古文者，今所谓籀书……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籀书，汉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
近人以孟、荀、墨、韩、吴子及司马法诸书，多与今文家说合，并引为今学。
《今古学考·今学书目表》[7]（廖平）：《王制》《穀梁春秋》《公羊春秋》《仪礼记》《戴记》今学各篇[8]、《孟子》《荀子》《墨子》《司马法》《韩非子》《吴子》《易纬》《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公羊何氏解诂》[9]。又《古学书目表》[10]：《周礼》《左氏春秋》《仪礼经》《戴记》古学各篇、《逸周书》《国语》《说文》[11]。
则今古文之范围，兼当包括诸子矣。西汉之人，多专一经；东汉则多兼通，所著解说，动辄数十万言。
《后汉书·周防传》：“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伏恭传》：“为《齐诗章句》二十万言。”《景鸾传》：“著述凡五十余万言。”
是亦学术进步之证。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遍注群经，凡百余万言。黄巾军皆知其名，不犯其境。东汉人之知重学者，亦一最美之风气也。
《后汉书·郑玄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谛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万余言。”“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汉人之学，不专治经也。周、秦诸子之学，汉时实能综括而章明之。《七略》所载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12]。至魏、晋以降，始次第沦佚，故有功于诸子者，莫若汉也。以两《汉书》诸传考之，有专治一家之学者，有以一家之学教授后生者，其风气盖与经学家无殊。如盖公善治黄、老，曹参请之言治[13]；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14]；杨王孙学黄老之术[15]；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16]；淳于恭善说《老子》[17]；范升习《老子》，教授后生[18]；矫慎少学黄老[19]；是皆道家之学，不独窦太后好黄、老，楚王英喜黄、老也[20]。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21]；阳球好申、韩之学[22]；是申、商、韩非之学，实绵延于两汉，而汉世以法律名者尤夥，虽不尽传诸子之说，要当属于法家。（西汉以法学著者，如路温舒学律令，杜延年明法律，郑昌、郑弘皆通法律，于定国少学法于父，郑崇父宾明法律，丙吉治律令，及文翁遣小吏诣京师学律令，皆见于《汉书》诸传。东汉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侯霸从钟宁君受律，钟皓善刑律，以律教授，皆见于《后汉书》。）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著书二十八篇，与蒯通、徐乐、严安、聊苍等所著之书，皆著于《艺文志》，是皆汉之纵横家也。田蚡学《盘盂》书，为杂家；而淮南王、东方朔之书，亦著于志。其农家之董安国、尹都尉、氾胜之等，皆汉人也。小说家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张衡《西京赋》至谓小说本自虞初[23]，则其盛可想。通计汉之学术，逊于战国者，惟名家及墨家。然汉人所见名家、墨家之书犹夥，非若今之抱残守缺，徒摭拾一二语，以断定某家性质之比也。
汉之经师，多通阴阳之学，如董仲舒以《春秋》灾异推阴阳所以错行，高相专说阴阳灾异，京房长于灾变，翼奉好律历阴阳之占，皆西汉之经学大师也。其后则由阴阳家而变为谶纬。据《后汉书·樊英传》，则谶纬之学，与《京氏易》同出于一原。
《后汉书·方术传》：“樊英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注：“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苞》《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谭巴》《说题辞》也。”
后汉学者，大抵皆攻此学。
《后汉书·李通传》：“通好星历谶记。”《苏竟传》：“善图律，能通百家之言。”《翟酺传》：“尤善图谶。”《刘瑜传》：“善图谶。”《魏朗传》：“学《春秋图纬》。”《薛汉传》：“善说灾异谶纬。”《廖扶传》：“尤明天文谶纬。”《韩说传》：“尤善图纬之学。”
或以《汉书》不载纬书疑之，然自史传外，当代碑版，称述尤甚。
《说纬》（朱彝尊）：“纬谶之书，相传始于西汉哀、平之际。而《小黄门谯敏碑》称其先故国师谯赣深明典奥谶录图纬，能精征天意，传道与京君明。则是纬谶远本于谯氏、京氏也。东汉之世，以通《七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其见于范史者无论。谢承《后汉书》称姚浚尤明图纬秘奥，又称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载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则云考览《六经》，探综图纬。于太傅胡广，则云探孔子之房奥。于琅邪王傅蔡朗，则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秘。于中郎周勰，则云总《六经》之要，括《河》《洛》之机。于大鸿胪李休，则云既综七籍，又精群纬。于国三老袁良，则云亲执经纬，隐括在手。于太尉杨震，则云明《河》《洛》纬度，穷神知变。于山阳太守祝睦，则云七典并立，又云该洞七典，探赜穷神。于成阳令唐扶，则云综纬《河》《洛》，咀嚼《七经》。于酸枣令刘熊，则云效《五经》之纬图，兼核其妙，七业勃然而兴。于高阳令杨著，则云穷七道之奥。于郃阳令曹全，则云甄极毖纬，靡文不综。于藁长蔡湛，则云少耽七典。于从事武梁，则云兼通《河》《洛》。于冀州从事张表，则云该览群纬，靡不究穷。于广汉属国都尉丁鲂，则云兼究秘纬。于广汉属国侯李翊，则云通经综纬。盖当时之论，咸以内学为重。”
俞氏谓“纬在太史，不在秘书”，说颇有理。
《癸巳类稿·纬书论》（俞正燮）：“《汉书·艺文志》不载者，以纬在太史，不在秘书也。后汉，纬始入秘府。《隋书·经籍志》有纬八十一种，《唐六典·秘书郎·甲部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候。’注云：‘《河图》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东汉至唐皆在秘书，更魏、隋焚纬，但书民间传本，廷臣议礼，师儒说经，犹检纬，则《汉志》不载纬，无可疑也。”
欲知汉代学者之家法，不可不知纬学也。
汉人之学，兼通天人。故定儒者之名义，以通天地人为标准。
《杨子·法言》：“通天地人为儒。”
《汉志》所载天文、历谱、五行诸书，其学皆本于太古，而其书多出于汉。
《汉书·艺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汉之史官，又有世传天文之书，不在《艺文志》引诸书之内。太史公著《天官书》，史家之专门学也。
《史记索隐》：“案《天文志》，此皆《甘氏星经》文，而志又兼载石氏……石氏名申夫，甘氏名德。”
《后汉书·天文志》：“唐、虞之时，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汤则巫咸，周之史佚、苌弘，宋之子韦，楚之唐蔑，鲁之梓慎，郑之裨灶，魏石申夫，齐国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视，以佐时政。……秦燔《诗》《书》以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汉兴，景、武之际，司马谈，谈子迁，以世黎民之后，为太史令，迁著《史记》，作《天官书》。”
元、成之时，刘向专说灾异，撰《洪范五行传》，其说多穿凿附会。东汉诸儒，精于天文星算者尤众。如：
“杨厚受天文推步之术于父统”，“襄楷善天文阴阳之术”，“蓟瑜善天文历算之学”，“任文孙晓天官风星秘要”，“廖扶尤明天文推步”等[24]。
而张衡之制作，尤为汉代一大事。
《后汉书·张衡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筭罔论》，言甚详明。……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如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同时崔瑗称之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盖汉人之学，皆重实验，积往古之学说，因当时之风气，遂有发明制造之专家，恶得以其器之不传，遂谓汉学无足称哉！
吾国医药之学，其源甚远，而《本草》《素问》等书，皆至汉始显。（“本草”之名，见于《汉书·平帝纪》，又《楼护传》有“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之语。）
《汉志》详载医经、经方等书，
“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太史公作《扁鹊仓公传》，胪举其方术，知汉人极重医学矣。秦不焚医药之书，故古书至汉俱在。
《史记·扁鹊仓公传》：“意受阳庆禁方，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
俞跗解剖之术，至汉末犹有能之者。
《史记·扁鹊仓公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
《后汉书·华佗传》：“佗精于方药……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盖古人精于全体之学，劀杀剖割，初非异事，与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王莽以狱囚解剖，亦此意也。
《汉书·王莽传》：“捕得翟义党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世称《难经》出于黄帝，历传至华佗，以及黄公、曹元。
《黄帝八十一难经序》（王勃）：“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25]，历九师以授华佗，华佗历六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元。”
而汉史谓佗临死烧其书，
《后汉书·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
岂所烧者止破腹断肠之法，而《难经》则先已传于人欤？后世医家独祖张机，于一切病惟恃诊脉处方之术，是汉代实古今医法变迁之枢。张机之名，不见于史，疑汉时其名并不甚著，然依其法以治病，讫今独有甚验者。知汉人之于医术，实积古代千万年之经验，而有专门之师授，初未可以厚非也。
《四库书目》：“《金匮要略》，汉张机撰。机字仲景，南阳人。尝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此书……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自宋以来，医家奉为典型，与《素问》《难经》并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则亦岐、黄之正传，和、扁之嫡嗣矣。”
汉时小学，兼重书算。
《汉书·律历志》：“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
盖仍周代保氏教“六书九数”之法。故汉人多通算学。郑玄通《九章算术》，著于史传。
《后汉书·郑玄传》：“通《九章算术》。”注：“《九章算术》，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广》四，《均输》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钩股》九。”
而《艺文志》不载《九章》，其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但载讲授文字之书。盖《九章算术》，职在太史，非秘书所掌，故向、歆校书，不存其目。后世不知汉代官学之系统，仅据《汉志》，目文字为小学，此学术名义所当改正者也。
汉代文字，随时增益。其初教小学之书，仅三千余字，后以次增至九千余字。
《说文序》：“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段玉裁注：“《仓颉》以下十四篇，谓自《仓颉》至于《训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数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数也。《艺文志》曰：‘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此谓汉初《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此谓三家所作，惟《凡将》之字有出《仓颉篇》外者也。《志》又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谓雄所作《训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自扬雄作《训纂》以后，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怀瓘《书断》云：‘《仓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章文字备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许全书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盖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四千十三字。”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贾鲂、许慎等所增之字，或出采辑，或出创造，未可断定。然四百年间，人民通用之字，增至六千五十有奇，文化之进步可想矣。汉人小学文字之书，盖有二体。一取便于记诵，《凡将》《训纂》之类是也；一取详于解说，许慎《说文解字》是也。后世童蒙读本，以三字、四字或七字为句，皆源于汉。而研究许书者，独标汉学之名，且自诩为专门，亦未得汉人教学之全也。
段玉裁曰：“自《仓颉》至彦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许引‘幼子承诏’，郭注《尔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将》七言，如《蜀都赋》注引‘黄润纤美宜制襌’，《艺文类聚》引‘钟磬竽笙筑坎侯’是也。《急就》今尚存，前多三言，后多七言。”
秦人刻石颂始皇功德，汉代不师其制，武帝立石泰山，无文字也。近世所得石刻，以鲁孝王“五凤石刻”为西汉石刻之始。
《语石》：“欧阳公《集古录》石刻无西汉文字，公于《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赵明诚仅收建元二年郑三益阙一种，可知其鲜矣。然刘聪、苻坚皆以建元纪年，未必为汉石也。鲁孝王五凤石刻，金明昌二年得于太子钓鱼池侧，今尚存曲阜孔庙。此外赵二十二年，群臣上寿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出肥城；元凤中广陵王中题字，出甘泉。皆欧、赵所未见也。至居摄、坟坛二刻，及莱子侯刻石，已在新室篡汉后矣。”
而南越王胡墓木刻，则在汉武帝时，
《东方杂志》十四卷第一号载谭镳《上朱省长保存汉初木刻字书》云：“台山商人黄夔石，于广州城东里许东山庙前，购得官产龟冈地一段，建筑楼房，掘土丈余，发见一南越贵人遗冢。”“冢堂铺地各木端，搜索得汉初隶书木刻字，其可辨者，尚有甫五、甫六、甫七、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五、甫十八、甫二十等字。‘甫’为‘铺’之古字，其字画方整，间有参差，不作俯仰姿势，纯为西汉隶法。其‘五、七、九’字，尚沿篆体。‘甫’字亦有沿篆体作山头者，异于东汉诸碑。”“冢中所得古钱，据工人言，合以《钱谱》，秦大半两，约数十枚，汉吕后八铢之半两，百余，汉文帝四铢之小半两，千余，而汉武帝之五铢不过数十。此外更无别式之钱。以此推想其营葬时代，必秦半两钱未停废，而汉五铢钱已流布；其为汉武未灭南越时，越之贵人遗冢已无疑义。镳意此冢当为南越文王胡冢。”
则西汉之特色，当以刻木为首矣。东汉石刻极夥，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者，遍于郡邑。
《语石》：“东汉以后，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遍于郡邑。然以欧、赵诸家校郦道元《水经注》所引，仅十存四五而已；以兰泉、渊如诸家校欧、赵著录，及洪文惠《隶释》《隶续》，十仅存二三而已。古刻沦胥，良可慨叹。然荒崖峭壁，游屐摩挲，梵刹幽宫，耕犁发掘，往往为前贤所未见。”
其书有篆有隶[26]，而隶体为多，或纵横宕逸，或谨严流丽，后之碑版，靡得而逾焉。惟其作文及书碑者，多不著名，而出钱立碑之人，往往附著碑阴，记其职掌及出钱多少。可以见其时风气，尚公而重义矣。
汉之文章，初承战国之习，有纵横之余风。文、景以后，提倡经术，其文多尔雅深厚。
《汉书·儒林传》：“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
而史学大家司马迁生于武帝之世，萃《尚书》《春秋》《国语》《世本》诸书之体，创为《史记》，立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之目，遂为文学、历史两家之祖。治文学者师其义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27]
修史策者袭其体裁，
《史通》（刘知幾）：“《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是汉之史官所续，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晖业著《科录》，李延寿《南北史》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是亦汉代之特色也。其后，褚少孙、扬雄、刘歆等多踵为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继为《汉书》，遂为断代史之祖。
《史通》：“《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惟《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吾国立国数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风俗文物胥有可考，实赖历朝史书之记载。其专崇君主，则时代为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当时之作者也。
汉人所著子书，多沿周、秦以来之学说，不能出其范围。如《淮南子》杂出众手，既不足成一家之书，《论衡》专事诋諆，仅足以供游谈之助。
《汉书·淮南王传》：“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
《后汉书·王充传》注：“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
其颂述老、墨，问刺孔、孟，涂虽不同，沿袭一也。惟汉人之诗文辞赋，则多创为新体。枚乘、苏武为五言诗，武帝及诸臣为七言诗，而乐府之三言、四言诗体，亦于三百篇之外，别成一格。降及后汉，诗人益多，而《孔雀东南飞》一篇，为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实为叙事诗之绝唱，虽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见汉之诗人，实多开创，无所谓定格成法也。诗之外，创制之体，如《答客难》《封禅书》《七发》之类，亦多新格。而赋体之多，尤为汉人所独擅；大之宫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铺陈刻画，穷形尽相，而其瑰伟宏丽之致，实与汉之国势相应。盖人类之思想，不用于此，必注于彼。以两周之经籍、子家衡两汉，诚觉汉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独至者观之，则前人仅构其萌芽，至汉而始发荣滋长者，亦未易偻数。故论史者贵观其通，而不可限于一曲之见也。
* * *
[1] 《三国志·王朗传》注称西京学官博士七千余人，盖指西汉末年博士弟子也。
[2] 见《汉书·艺文志》。
[3] 观此，可知汉时各地学者受业博士者，须自出费。蜀中学生，由官选派，故文翁以官款买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
[4] 今此碑尚在溧水县学。
[5] 卫宏定《古文尚书》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6] 韩愈《毛颖传》以毛笔为蒙恬所造，是亦文明利器之一。然恬传未载，不若纸之始于蔡伦，明见史传也。
[7] 治今学者，只许据此表书，不得杂古学。
[8] 《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聘礼》《祭统》《主言》《哀公问》《礼三本》《丧服四制》。
[9] 皆今存本。
[10] 治古学者，只许据此表书，不得杂今学。
[11] 皆今存本。
[12] 据《汉书·艺文志》。
[13] 见《曹参传》。
[14] 《司马迁传》注：“景帝时人也。”《儒林传》谓之黄生。
[15] 本传。
[16] 《耿弇传》。
[17] 本传。
[18] 本传。
[19] 本传。
[20] 此纯为秦以前之道家，若燕、秦、西汉之方士，则出于阴阳家，与道家不同。后汉张陵及子衡、孙鲁等，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则后世道家之祖，亦非秦以前道家之学，是宜分别考之。
[21] 本传。
[22] 本传。
[23] 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中，号黄车使者，其说以《周书》为本。
[24] 均见《后汉书》本传。
[25] 宋《崇文总目》即称《难经》为秦越人撰。
[26] 《三公山》《开母庙石阙》等皆篆书。
[27] 此“义法”二字，本指春秋书法，后世治古文者，借以为文章组织之目，故有“义法”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