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后，是为战国。太史公作《六国表》，始于元王元年，迄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实则《春秋左传》终于元王八年，当自贞王元年始入战国[1]，而秦始皇二十七年后，即秦统一之时，亦未可附于战国。要战国之始末，自周贞王迄秦灭齐，凡二百四十八年。其曰“战国”者，亦以《国策》记其时事，刘向定其名为《战国策》，故缘书而名其时也。此期史事，颇多阙轶，顾亭林尝论之：
《日知录》：“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以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者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
按太史公作《六国表》只本《秦记》，未见周室史记。
《史记·六国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其文之阙轶，当以此为最大关系，又当孟子时，诸侯已去周籍。
《孟子·万章》：“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则秦虽不烧诸侯史记，而周家典章制度之变迁，亦未必可考。晋之亡也，其太史抱图法归周。
《吕氏春秋·先识篇》：“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
周之衰也，太史儋西见秦伯。
《史记·周本纪》：“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史官转徙，图籍随之湮沦，则诸侯虽不去之，亦未必完全无缺也。仅就秦史所记，及其他残缺不完之书，推论当时状况，已难得其实际，而论者又多从退化方面着眼，如刘向《战国策序》有曰：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涽然道德绝矣。
益使人觉此期之史事无足道。然就其变迁之大概言之，有退化者，有进化者，亦不可执一而概其余也。
古代疆域之广袤，颇难质言。以春秋、战国两期较之，则战国时拓地之广，过于春秋远甚。江西、湖南之地，大半为楚、越所辟。
《史记·越世家》：“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正义》：“楚之四邑，庞、长沙、竟陵泽也。庞、长沙出粟之地，竟陵泽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长沙潭、衡之境，越若窥兵西通无假之关，则四邑不得北上贡于楚之郢都矣。战国时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饶并是东南境，属楚也；袁、吉、虔、抚、歙、宣并越西境，属越也。”
越则南及闽中，
《史记·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楚则西及巴、蜀、滇、黔，
《史记·西南夷列传》：“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秦伐楚、蜀，其地益广，
《史记·秦本纪》：“惠文君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2]。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西攻义渠，遂置陇西北地诸郡。
《汉书·匈奴传》：“魏有西河、上郡，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
燕、赵二国开拓北边，所置之郡，亦不下于秦。
《汉书·匈奴传》：“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三垂之辟，皆由国大力强所致，非封建诸侯尽并而为此四五国者，未能挥斥裔夷若此之广也。
春秋以来，井田之制渐隳。
《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为政，使田有封洫，郑人诵之曰：‘取我田畴为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3]
战国之初，犹有存者，故李悝作尽地力之教，犹以提封万顷为言，
《汉书·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4]
然自文侯至孟子时，不过百年上下（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襄王十六年），而各国已皆呈经界不正之象，则其变迁之速可想矣。
《孟子·滕文公》：“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商鞅与孟子同时，独尸开阡陌之名，
《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开阡陌辨》（朱子）：“《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与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者同。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铲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民生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证之，其理可见。”
度他国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七国考》（明董说）引《水利拾遗》云：“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未知其说所本。若依此说，则魏之废沟洫，必废阡陌，其事尚早于商鞅矣。”
田制既变，人民之生计，遂至贫富相悬甚远。
《汉书·食货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又引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国有之地变为民有，其害在生计不均，其利则在以竞争而促进人之智力。经济之发展，当以此期为最大之关键矣。
春秋之时，惟《管子》有黄金一斤直食若干之语，他书未有言金粟交易之价值者。盖人皆有田，不须购粟，故亦无市价可言。至计然为越王勾践谋国，始以谷价高下相较。
《史记·货殖列传》：“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5]
粟石仅值二三十钱，较之今日，似为极廉。然以家有余粟之人，至于日日购米而食，亦可谓之巨变矣。史称秦并天下，始用二等之币。
《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实则战国之时，已专用黄金，或以镒计，
《孟子·公孙丑》：“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
《战国策》：“苏秦为赵相，白璧万双，黄金万镒。”
或以斤计，
《战国策》：“姚贾出使四国，资车百乘，金千斤。”“孟尝君予冯谖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梁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
或不言斤镒，而但称金若干。
《战国策》：“温囿之礼，岁八十金。”“唐睢载音乐，予之五十金。”[6]
《史记·货殖列传》：“朱公……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虞、夏、商、周虽有金币，未闻用金如是之多。战国之时，号为乱世，而各国用金，动辄千百斤镒者，又经济之大变也。吾意春秋百数十国，至战国时仅余数十国，各国之府藏储蓄，悉数流衍，此金多之一因也；农夫变而为商贾，治生之术日精，货币与实物交易之量骤增，二因也；僻远之地，以次开辟，矿产必多发见，三因也。史称：周显王六年，天雨金于秦之栎阳，四月至八月，秦自以为得金瑞，作畦畤于栎阳，祀白帝。世无雨金之事，此必矿产之溢出于外者，为风雨鼓荡，而飞于空，故以为雨金耳。又称：蜀王与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遗之。又作石牛五，朝写金其后，曰“牛便金”；蜀使人请石牛，秦许之，乃遣五丁开道迎石牛，所谓“金牛道”也。此事虽近于小说，然亦可见其时秦国金多矣。世道离衰，物力进步，虽谓战国为黄金时代，非溢词也。
春秋之时，列国交兵，其数之多，不过数万，至多亦不过十万耳。至战国而竞以众胜，靡国不然，苏、张之徒，盛称其数。
《史记·苏秦传》：“说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说赵肃侯曰：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说韩宣王曰：韩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齐宣王：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说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7]《史记·张仪传》：“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8]“又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说韩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其言虽夸，然实数必去所言不远。观《史表》载秦斩首之数，尤可互证。
《史记·六国表》：“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武王四年，拔宜阳城，斩首六万。”“昭王七年，击楚，斩首五万。”“十四年，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二十七年，击赵，斩首三万。”“三十三年，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斩首十三万，沉其卒二万人于河。”“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
斩杀之多如是，所将之兵之多可知。即曰秦尚首功，或多虚报，然以十为一计之，其多者亦有数万。如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以二万四千计之，亦春秋时二军之数矣。秦并六国，用兵尤多，攻楚一役，至六十万。
《史记·王翦传》：“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
若合两方计之，则秦、楚之战，其兵不下百余万矣。吾人读史，不可徒讥其残暴，当知其平时养兵之费，教兵之法，驭兵之方，以及战时指挥调度之才若何，而后可以胜之，非惟大将著名者如起、翦、颇、牧之类，非春秋时卿士将兵者所可及，即其偏裨将校，度亦必有过人之能，而后可与于战事。观韩信论汉高将兵之才不过十万，则战国时人才之多为何如乎？
春秋之时，多世卿执政，其由布衣崛起，骤至卿相者，不数数见也。至战国而风气一变。窭人下士，扺掌游说，往往取贵族世臣之权而代之，而阶级之制遂以渐泯。盖当战国之初，篡位夺国者皆强宗世族，其人虽甘冒不韪，恒惧他人之师其故智。
《孟子·万章》：“齐宣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此即可以见当时国君之心理。
故思以好贤礼士之名，罗致疏贱之士，畀以国政，而阴削宗族大臣之权，以为其子孙地，此一因也。（按战国之初，魏文侯最好士，其事田子方、段干木，用李克、吴起、西门豹、乐羊子，皆以抑其宗族也。史称公子季成谓魏侯曰：“君与子方齐礼，假有贤于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议也。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子方，仁人也；非成之所得议也。”公子季成自退于郊，三日请罪。季成为文侯弟，且为魏相，而文侯抑之如此，可以窥其隐矣。）疏贱之士，既握政柄，必与贵戚世臣不相容，恃其言听计从，则力排异己以为快，虽有因之失败如吴起、商君之类者。
《史记·吴起传》：“魏侯时，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又《商鞅传》：“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又《范睢传》：“范睢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睢为相。”[9]
而游士相踵，争取高位，贵族不能一一倾之，而列国之风气，以之大变，此二因也。国家积弱，宗族大臣不能自振，则人主急于求士，士亦争往归之，此三因也。
《史记·秦本纪》：“孝公时，河山以东强国六……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又《乐毅传》：“燕昭王以子之乱，而齐大败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国小，僻远，力不能制，于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
数千年之贵族政治，以此三因，遂渐转而入于平民之手，岂非至奇之事乎？！
战国之初，惟人君好士，如魏文侯、齐宣王之类，皆其著者也。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其后，则大臣贵族亦以养士为高，士无贤不肖，麇聚而求食，遂成一时之风气。
《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又《平原君传》：平原君“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又《魏公子传》：信陵君“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又《春申君传》：“春申君为楚相，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又《吕不韦传》称：“吕不韦家僮万人。以信陵、春申、平原、孟尝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不韦……羞不如，亦招贤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苏轼论此事，至谓六国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盖出于此[10]。虽未必尽然，然亦不可谓非一因也。战国之君，权势之隆，过于周之天子。即其公卿大臣，亦不下于周之诸侯。徒以养士之风，阴弭贵贱之阶级，而王公贵人之权威，转有不敌匹夫之名誉者。
《说苑·尊贤篇》：“魏击遇田无择于途，下车趋谒，无择坐乘如故。击意不说，因问曰：‘不识富贵者骄人乎，抑贫贱者骄人乎？’无择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诸侯骄人，则失其国；大夫骄人，则失其家。士贫贱，行不合，言不用，则蹑履而适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贫贱乎？富贵者奈何能同之哉？’击乃再拜而后退。”《战国策》：“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观战国时人之议论，可想见其时士气之盛，故战国虽为极残暴极混乱之时，然亦可谓极平等极自由之时。有挟策以干时者，有隐居而遁迹者。王公贵人不屈己以求士，士不之附；即屈己以求之，亦有终不可得而屈者。而贵贱之位乃相反，此亦他国史策所罕见者也。
战国之时，不独重士，且甚重民。盖当时有国者，虽日事战争，残民以逞，而国家常备之兵，非有百万或数十万，必不足以一战。兵出于民，民多则兵多，故恒以地狭民寡为虑，而于来民及养民之术，不惮勤求，而民遂为有国者之所重矣。
《商子·算地篇》：“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事来。”《徕民篇》：“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秦既重民，三晋也知重之。观赵威后之言，尤为深识立国之本。
《战国策》：“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悦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
正不独《孟子》有“民贵君轻”，《吕览》有“顺民心而立功名”之说也。
《孟子·尽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吕氏春秋·顺民篇》：“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者，上古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国家知对外之本于民力，又由民力之盛衰，推及于政法之良否，则政法因以革新，而吏治亦必整肃，此皆相缘而为因果者也。春秋之时，惟管仲知改革政法，其余列国之卿大夫，大都因循旧制，图补敝救偏之计，或因私利而更旧制。如鲁之用田赋作丘甲之类，止可以为民病，不能有利于国与民也。战国时国家之形式，既与春秋时迥殊，故其立国之精神，亦不得不变。而凡有识之士，多致意于改革，新旧争执，相因以生。如商鞅、申不害、赵武灵王、楚怀王，皆力图改革，而秦、赵二国新旧之斗最烈。
《周季编略》：“韩申不害既相，以韩地墽民险，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古相反，前后相缪，百官皆乱，不知所用，于是更定其法。韩侯问曰：‘行法何其难乎？’不害对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今君设法而徇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韩侯曰：‘吾自今知行法矣。’”
《史记·商君传》：“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又《赵世家》：“赵武灵王曰：‘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于是肥义侍。王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公子成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之图之也。……’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听命，于是始出胡服令也。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又《屈原传》：“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11]
此等争执，至韩非时犹然。
《韩非子·五蠹篇》：“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
大抵墨守故制者，不知社会变迁进化之理，其说常绌。识时知变者，又专务苟且偷薄，虽适于时，而其为法亦不能以无弊。战国之时代，盖新党竞胜旧党之时代也。后世新旧争执之议论，多不能出其范围，故备列之，以资学者考镜焉。
胡服骑射，为社会状况变革之最大者。近海宁王氏研究胡服之源流，援据甚博，兹附录之，以见古之所谓胡服者，今且视为汉人之古制矣。
《古胡服考》（王国维）：“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12]。其制，冠则惠文[13]，其带具带[14]，其履鞾[15]，其服上褶下袴[16]，战国之季，他国已有效其服者[17]。至汉而为近臣及武士之服，或服其冠，或服其服，或并服焉。汉末军旅数起，服之者多，于是始有袴褶之名。魏、晋以后，至于江左，士庶服之，百官服之，天子亦服之。然但以为戎服及行旅之服而已。北朝造自戎夷，此服尤甚，至施之于妇女。后魏之初，以为常服及朝服，后虽复古衣冠，而此服不废。隋则取其冠以为天子之戎服，取其服为天子田猎豫游之服，皇太子侍从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从之服，取其带与履，以为常服。唐亦如之。武弁之服，用其冠；平巾帻之服，用其服，常服用其带与履。唐季褶服渐废，专用常服。宋初议复之而未行，然仪卫中常用之。又自六朝至唐，武官小吏流外，多服袴褶，此胡服行于中国之大略也。”
骑射之法，实不始于赵武灵王。顾氏《日知录》尝言之。
《日知录》：“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惠栋曰：“案《韩非子》秦穆公送重耳畴骑二千，则单骑不始于六国。”
按苏秦以周显王三十五年说燕，三十六年说赵；赵肃侯之十七年也，距武灵王胡服，凡二十六年，而其言已历称某国骑几千匹，某国骑几万匹，是骑射之法，在武灵王未胡服之先已盛行矣。惟其由车战骤变而盛行骑兵之制，则未能质言其事也。
顾氏亦云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而未考苏秦先于赵武灵王。吴起仕魏，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见《通鉴》卷一，亦先于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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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贞王介，《史记》作定王，误。兹从黄式三《周季编略》。
[2] 《正义》：二戎号也，臣伏于蜀。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蜀、滇国，唐初置犁州、丹州也。
[3] 据此，知子产未为政时，郑之田亩殆已久无封洫。子产欲复旧制，而郑人怨之，他国度亦如是。
[4] 按悝之计地，既以提封为言，又以一夫百亩十一之税计算，皆周法尚存之证；惟以生计艰难，故旧法不得不变耳。
[5] 当时粟一石不过数十钱，李悝论粟价，亦曰“粟三十”，可互证。
[6] 此疑以斤计。
[7] 《战国策》文同。
[8] 按此数可与苏秦所说之数相参，一言其多，一言其少，度必不下三十五万。
[9] 睢后用蔡泽之言，以商君等为鉴，故未为贵族所害。
[10] 见《东坡志林》。
[11] 按原为宪令，当亦因旧法未便，欲改定楚国法制，惜未成耳。
[12] 《史记·六国表》：“赵武灵王十九年，初胡服。”
[13] 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
[14] 《赵策》：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具带者，黄金具带之略。古大带、革带皆无饰，有饰者，胡带也。
[15] 《广韵》八戈引《释名》：鞾本胡服，赵武灵王所服。
[16] 《史记·赵世家正义》：胡服谓今时服也，废除裘裳也。案胡服之衣，《赵策》及《赵世家》皆无文，自来亦无质言之者，惟张守节《正义》以唐之时服当之。唐之时服，有常服袴褶二种，今定以为上褶下袴，即以后世所谓袴褶服者当之。由胡服之冠带履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