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观夏德（F.Hirth）《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1]，所引德人加摆伦资（G．von der Gabelentz）之言[2]，则知孔子之地位矣。
《孔子与其学说》（Confucius und Seine Lehre）（加摆伦资）：“吾人欲测定史的人物之伟大之程度，其适当之法，即观其人物所及于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续之长短及强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以此方法测定孔子，彼实不可不谓为人类中最大人物之一人。盖经过二千年以上之岁月，至于今日，使全人类三分之一于道德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之点，全然存续于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也。”[3]
孔子之生年月日，说者不一。
《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穀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世本》：“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孔广牧）：“谨案先圣之生，年从《史记》，月从《穀梁》，日从《公羊》《穀梁》。年从《史记》者，凡《世本》所述春秋卿大夫世系，悉与《左传》合；龙门撰《史记》，于先圣生年，根据《世本》为说，诚以其可信也。月从《穀梁》者，以《穀梁》与《世本》同故。日从《公羊》《穀梁》者，以《经义骈枝》据《周历》《三统历》及古《四分历》推得也。”
《经义骈枝》（成蓉镜）：“世传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为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然以古历步之，实八月二十八日。”
要其生卒灼然可见。
《春秋》哀公十六年续经：“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经义骈枝》（成蓉镜）：“孔子卒日，集古今诸历步之，十六年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
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先圣卒于鲁哀公十六年，由是岁上溯之襄公二十二年，实七十三岁；他书谓为年七十四者，盖从襄公二十一年起算，失之。”
非若老子、释迦之生死无从稽考也。谶纬诸书，多言孔子生有异征，
《论语撰考谶》：“叔梁纥与徵在祷于尼山，感黑龙精以生仲尼。”
死有遗谶。
《易纬通卦验》：“孔子表洛书，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
《春秋》家又谓孔子受命制作，
《公羊》哀公十四年注：获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
自号“素王”。
《六艺论》（郑玄）：“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春秋序》（贾逵）：“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
皆视孔子为神奇不经之人，迄今日而称述其说者不衰。欲比孔子于耶稣、穆罕默德，以孔教为标帜，是皆不知孔子者也。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卓然立人之极，故为生民以来所未有。
《孟子·公孙丑》述有若之言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学者欲知孔子，当自人事求之，不可神奇其说也。
孔子之学，有得之于家庭者，
《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
有得之于社会者，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鲁南宫敬叔言于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盖其时虽曰“世衰道微”，然必家庭社会犹有前代礼教学说流传，其国土之风气，有特殊于他国者[4]。其游踪所至，多得贤士大夫之益[5]，然后可以鼓舞奋发，而出一命世之大哲。不可徒谓春秋之时，社会纷乱，政法黑暗，民生痛苦，邪说横行，始因此等反应产生圣哲之思想也。然家庭之遗传，社会之影响，虽亦有关于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者，仍在其自身之好学。故其自言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忠信之资，初不足以过人，惟好学为所自信。自十五至七十，无一息不学，知行之功，与年俱进，是则非平生师友所可几矣。前乎孔子者，虽有傅说始终典学之语，然未尝有言之亲切详备如孔子者，则虽谓吾民知学自孔子始，可也。
孔子自言其学之程序，且述其学之功效，然只自明其身心所造之境地，未尝及于身外。由此可知孔子为学之目的，在先成己而后成物。其成己之法，在充满其心性之本能，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觉民之方，乃从此中自然发现于外。既非徒受外界之反感，愤激悲悯，欲学一种方法或主义以救世；亦非徒慕古人，欲蹈袭其陈迹，冀自树于功名，至于垂老无成，乃托教学著书，以期留名后世，及与当世讲学者，争持门户，独立一派别也。《论语》及《大学》《中庸》所言，十九皆明此义。不知孔子所学为何事，第以褊狭骛外之心测孔子，宁能窥见其涯涘哉！
孔子所学，首重者曰成己，曰成人，曰克己，曰修身，曰尽己。其语殆不可以偻举，惟其以此为重，故不暇及于外，而怨天尤人之意，自无由而生。
《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中庸》：“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无怨天，下不尤人。”
其遇虽穷，其心自乐，人世名利，视之淡然。
《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自孔子立此标准，于是人生正义之价值，乃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服其教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人类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丧失其人格。其强悍者，蓄积怨尤，则公为暴行，而生破坏改革之举。今世之弊，皆坐此耳。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教真义，惟此而已。虽然，孔子之学，亦非徒为自了汉，不计身外之事也。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
《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故修身之后即推之于家国天下，其于道国、为政、理财、治赋之法，无一不讲求，而蕲致用于世。《论语》所记孔门师弟问答之语，时时以为政为言，即群众之经济亦必使之富足。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此则本末兼赅，有体有用，非若二氏之专言虚寂，遗弃一切也。孔子生于周，故其政见多主用周法，然用之亦有分别，观《论语》之言自见。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子罕篇》：“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陆桴亭《思辨录》谓孔子从周，后儒宜讲当代之制：“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作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其实孔子之所主张，亦不尽周法，即世俗所通行而协于人情者，亦无不可从也。
孔子之学，固不以著述重，然其著述之功，关系绝巨。史称其时礼乐废，《诗》《书》缺，传自孔氏，始可得述。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盖其时如老子者，不以书籍所传言语为重。
《史记·老子传》：“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世复多不说学者，使任其放佚，则浸衰浸微，古代之文化复何从考见乎！《诗》《书》《礼》《乐》皆述，《易》《春秋》则述而兼作。
《汉书·儒林传》：“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6]
《史记·儒林传》：“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
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未读“十翼”及《春秋》也。《孟子》即称“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载未修春秋之原文[7]，惟杜预称《春秋》多用旧史，然亦谓有刊正处[8]。孔子传《易》修史，而合之《诗》《书》《礼》《乐》，号为“六艺”，亦名为“经”。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其为教亦各有得失，孔子尝详言之。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孔子于《易》，由阴阳奇偶之对待，阐明太极之一元。
《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谓神无方，易无体，而道在阴阳之相对。
《系辞》：“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
其于形而上之原理，与老子所见正等。《易》之神妙，正赖孔子发明。（按《论语》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易·系辞》屡言神，如“阴阳不测之谓神”，“蓍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尽神”之类。）而世乃谓孔子系《易》，专重人伦日用之事，
某氏论《易》曰：“近人谓伏羲画卦，乃纯包天地万物、万事万象、有形无形，诸凡共同之大原理而言，即纯属哲理的著作。以今之新名词言之，即曰纯正哲学。文王加彖、象各辞，始由图画而附文字说明，然已由抽象的哲理，而喻以具体的事物。故可谓文王解《易》，即由纯正哲学引入于伦理学范围。以今之新名词言之，即曰伦理哲学。孔子作《文言》《系辞》，则更将《易》象移以解释人生种种善恶行为之报应，专在策人为君子，勿为小人。故孔子解《易》，实专以伦理的眼光看《易》象，并非以宇宙人生、万象森罗之哲理眼光看《易》象。若以今之新名词言之。《易》经中孔子所明，第可曰伦理学，或曰伦理的解释。孔子圣人，决非不解《易》象之哲理。第孔子一生志向，专以对人宣明伦理一门，作入世法，至孔子之真实本领，哲理一门之出世法，始终未欲与世人道之，此正是孔子之高大处。故至今儒家所知之孔子，第知孔子本领之半而已。”
奚足以知孔子之用心哉！孔子所言神明之德，必须洗心斋戒，退藏于密，而后可见，非腾口说、骋文辞所能指示也。至于孔子讲《易》以明人伦日用之道者，则有二义焉，曰“中”，曰“时”。
如释《乾》之九二曰“龙德而正中”，九三、九四皆曰“重刚而不中”，《坤》六五曰“君子黄中通理”，《同人》曰“中正而应”，《大有》曰“大中而上下应之”之类，皆以明“中”也。释《蒙》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蹇》曰“蹇之时用大矣哉”，《益》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之类，皆以明“时”也。
“中”以方位言，“时”以后先言，必合此二者而义乃全。且其几至微，稍过不及，即非所谓“中”；人心之执着胶滞，皆为未喻此义也。自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而又加以“时”义。故孟子谓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其实，“中”之一字，已足赅括一切，加以“时”字，则所以衡其中否者益密耳。此语至平常，而又至难，原其初，须得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推其极，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故孔子于中道系之曰“庸”，而极言其不可能，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贤智则过，愚不肖则不及，强为貌似，则又成为乡原，三者皆病，乃取其微偏者而救正焉。
《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世人徒执后世乡原之儒者以病孔子，不知孔子固于此反复明辩，不容伪儒之矫饰也。论德之本曰“中”，论道之用曰“恕”，《周书》始言“恕”。
《逸周书·程典篇》：“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
而未详言其法，至孔子始推演之，以为终身可行之道。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子臣弟友、上下左右，一以恕待之。
《中庸》：“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盖人类之相处，最难各得其平。处处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平心静气。于人毫无怨望，而人之对我亦必出于和平，充其功效，岂惟一人可行于世，使举世行之，则举世之战争、奋斗、猜疑、欺诈，种种不德皆可蠲除，而全体之人类，咸相安而遂其生矣。曾子之告其门人，谓忠恕则一贯。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盖孔子所知所行，无不本于此，故以“而已矣”三字决之，明忠恕之外，无他道也。为人谋而不忠，亦由待人不恕。故曾子论一贯，犹兼言忠恕；孔子论终身可行之道，惟举一恕字，以恕可以赅忠也。忠恕之事，属行不属知，子贡问行，而孔子答以施；行与施皆指事为，非指一人独居讲学也。从来学者解释恕字，未有以为属于知识者，近人好为异论，乃以恕为推知。
《订孔下》（章炳麟）：“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夫彼是之辨，正处、正色、正味之位，其候度诚未可壹也。守恕者，善比类。诚令比类可以遍知者，是絜矩可以审方圆，物情之纷，非若方圆可以量度也。故用矩者困，而务比类者疑。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上者寂焉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中之方人用法，察迩言也。下者至于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合契比律，审曲面埶，莫不依是。《三朝记》：哀公欲学《小辨》，孔子对以力、忠、信。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此言以忠恕为学，则无所不辨也。周以察物，疑其碎矣。物虽小别，非无会通。内思必心者，由异而观其同也。”
夫闻一知十，举一反三，属于知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行为。二者各有分际，不可混为一谈。《大戴记·小辨篇》虽言忠有九知，然其上文明言行为：
《小辩》：“明忠信之备而又能行之，则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满于中而发于外，刑于民而放于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丘言之，君发之于朝，行之于国，一国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强避？丘闻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息必知备。若动而无备，患而弗知，死亡而不知，安与知忠信！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参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义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则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备，毋患曰乐，乐义曰终。”
所谓明忠信之备者，知也；而又能行之者，行也。朝而行忠信，发之于朝，行之于国者，皆行也。徒明忠信而不行，得谓之忠信乎？知中、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备九者，皆须实行，故曰“动而无备，患而弗知，安与知忠信”？试思备患恃知乎？抑持行乎？章氏偏重知识，匪惟误解《论语》，抑亦误解《戴记》，断章取义，贻误后人，匪浅鲜也。
孔子论治之书，以《春秋》为主，而《春秋》之学，为最难讲，当时门弟子已不能赞一辞。
《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孟子则推其惧乱贼之功：
《孟子·滕文公》：“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庄子则称其为先王之志：
《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班固则谓口受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汉书·艺文志》：“仲尼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自汉以来，三《传》传而《邹》《夹》不传。
《汉书·艺文志》：“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于是说《春秋》者，各依传以为说，讫无定论。
《春秋穀梁传序》（范宁）：“《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则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传》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穀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仇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
大抵孔子当时属辞比事，自有其详细解释。今所存之经文，特其辞之大纲。而其详细解释者，不可得见。三《传》所传，各有其微言大义，亦有各安其意以成口说者，不能尽以为得孔子之意，亦不能尽以为非孔子之意也。
《春秋》之义，在正名分，寓褒贬，其影响所及，有非他书可比者。观皮锡瑞之《春秋通论》可见：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饰辞巧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大义。乱贼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据事直书，如王莽者，多方掩饰，穷极诈伪，以盖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马炎者，妄托禅让，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萧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为人所误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弑，犹畏人言，归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谋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孙。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尽泯灭，亦由《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故或迟之久而后发；或迟之又久而卒不敢发；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终不能坦怀而自安。如萧衍见吴均作史，书其助萧道成篡逆，遂怒而摈吴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书“燕贼篡位”，遂怒而族灭孝孺。其怒也，即其惧也，盖虽不惧国法，而不能不惧公论也。
盖《春秋》之义，亦至难言，后世所执者，仅得其半，而尤严于乱臣。若以《左传凡例》论，则君臣相对，《春秋》未尝不责无道之君。
《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系命。若高亢自肆，群下绝望，情义圮隔，是谓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离，则位号虽有，无以自固。故《传例》曰：‘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称君者，唯书君命，而称国人以弑，众之所共绝也。”
孔子对齐景公以君臣并言：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又以忠、礼并举：
《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初非专责人臣也。又凡《春秋》褒贬之志，止以当时之事为断，而言外尚有微旨。如《公羊》家张三世之说，则借事明义，正以寓其理想，亦非专于事实也。
《公羊传》隐公元年《解诂》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何氏之说，虽止一家之言，然与《礼记·礼运》之言大同者颇合，
《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礼运》正论历史事实，故由大同降而小康；《春秋》悬想文明世界，故由升平而至太平。顺逆虽殊，其为孔子所怀抱之宗旨一也。若专限于事实，则禄去公室，政逮大夫，陪臣执国命，每况愈下，尚何升平、太平可言哉！
孔子理想之广大，随在可见。《论语》及《易》之言教育，皆其不分族类，不分疆域之证也。
《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易·临卦》：“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而《中庸》之言化育，则尤进于是。
《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教育之功，至于尽物性，参天地，则不独为一时一世之人群谋矣。极巨之效，由极简之法而生。所谓宇宙内事，皆性分内事也。吾国古代圣人之思想，常思以人力造天地，其功既见于此数千年之大国，而其义犹未罄万一。后人准此而行，则所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者，无不可以实现，正不必以国家人类为界，而区区于知识技能，以为教育之大事者，抑又不足深论矣！
古代学校，各有祀典。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玄曰：“先圣周公若孔子。”
郑氏举孔子为例，盖就汉以后而言，汉以前未祀孔子也。历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
《史记·孔子世家》：“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
《汉书·高帝纪》：“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而学校祀孔，自明帝始。
《后汉书·礼仪志》：“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然孔子与周公并祀，非特祀也。唐、宋以降，渐次尊崇，礼等帝王，制亦数易。
《文献通考》：“唐制，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其释奠之礼，初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开元二十年，追谥‘文宣王’，改西坐像为南面。诏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依旧？’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
《续通考》：“宋太宗追谥孔子曰‘先圣文宣王’，真宗时改谥‘至圣’，元武宗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称‘至圣先师’，易塑像为木主。”
盖自汉以来，虽已举国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庙奉祀，近于宗教性质者，乃由人心渐演渐深，踵事增华之故。初非孔子欲创立一教，亦非仅一二帝王或学者，假孔子之教以愚民也。
孔子后裔，代有封号。
汉曰“褒成君”，魏曰“宗圣侯”，晋宋曰“奉圣侯”，后魏曰“崇圣大夫”，唐初曰“褒圣侯”，开元中改“文宣公”[9]。
至宋始封孔子后为“衍圣公”：
《续通考》：“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之后为‘衍圣公’。”
迄今犹存其名，此亦无足深异。然自西周至今，奕叶相传，七十余世，谱牒统系，灼然无疑，则世所仅见也。自明以后，府县学皆祀孔子，外国如琉球、日本，亦立文庙，行释奠礼，高丽自宋时即祀文宣王，此虽不足为孔子重，而其为东方文化之祖，则举世所共信也。太史公立《孔子世家》而称“至圣”，有以哉！
《史记·孔子世家》：“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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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八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2] 加氏所著书名见下，兹所引之一段见《中国古代史》第二四二页。
[3] 加氏之书，系德国Leipzig VF．A．Blockhaus书店出版。兹所引之一段见原书第四、第五页。又China Review第二十七卷第六十三页，有英文译本可参照。
[4] 如鲁秉周礼之类。
[5] 如子贡谓“君子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仁者”之类。
[6] “读”者，卦爻之词，孔子所述也；“传”者，十翼之文，孔子所作也。
[7] 庄公七年，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8]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9] 均见《文献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