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自平王至赧王之时，为东周。东周之时，复分为二：自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敬王之四十一年，是为春秋之时；自元王至赧王，是为战国之时。“春秋”者，史书之名，而非时代之名，以相沿既久，姑循用之。西周之政教，至春秋时，有相沿而未变者，有蜕化而迥殊者，史家著论，多以为西周降至春秋，实为世衰道微之征。
《汉书·货殖传序》：“周室衰，礼法隳。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游侠传序》：“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
然就一王定制而论，诚有陵夷衰微之象，就中国之全体而论，未始非民主进步之时。世无一成不变之局，读史者第当识其变迁，以明人民进化之阶级，不必先立一成见也。
春秋之风气，渊源于西周，虽经多年之变乱，而其踪迹犹未尽泯者，无过于尚礼一事。观《春秋左氏传》所载，当时士大夫，觇国之兴衰以礼，
《左传》闵公元年载：齐仲孙湫来省难，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又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又昭公五年载：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不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决军之胜败以礼，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贾曰：“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一战而霸。又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又僖公三十三年载：王孙满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又宣公十二年载：随武子曰：“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
定人之吉凶以礼，
《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造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又僖公二十三年载：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又文公十五年载：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汝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又成公十三年载：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又襄公二十一年载：会于商任，锢栾氏也。齐侯、卫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又襄公二十六年载：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
聘问则预求其礼，
《左传》文公六年载：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会朝则宿戒其礼，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供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
卿士、大夫以此相教授，
《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其不能者，则以为病而讲学焉。
《左传》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此等风气，至战国时则绝无所见。故知春秋诸人，实以近于西周，渊源有自。故所持之见解，所发之议论，均以礼为最要之事也。管子者，儒家所斥为霸佐，不足语于王道者也。然其言之见于《左传》者，则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其所著之经言，亦以礼为四维之首。
《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使此诸书，出于后人所伪造[1]，何以后世之人，对于春秋一时代独造出此等言论，而于其他时代，不一律造为此类言行乎？故春秋者，直接于礼教最盛之时代之后一时代也，又由礼教最盛而渐趋于衰落之一时代也。观诸人之不知礼，不习礼，及误以仪为礼，即可见其时之习此者已居少数。惟其流风余韵，犹浸淫渐渍于人心，故衡量人物，往往以此为断耳。
周制之变也，首在列国之封域。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其数不逮十一。则厉、宣以降，诸侯之互相吞并，盖已久矣。春秋之时，国之大者十。鲁兼九国之地[2]；齐兼十国之地[3]；晋兼二十二国之地[4]；楚兼四十二国之地[5]；宋兼六国之地[6]；郑兼三国之地[7]；卫兼二国之地[8]；秦有周地，东界至河；吴灭五国[9]，北境及淮，越又从而有之，弱肉强食，其祸酷矣。而诸小国并为大国，其国家之组织，社会之状况，人群之思想，胥因之而变易。其胚胎于一国之文化，亦有渐推渐广之势。杂居之异族，为之同化；僻远之新国，由是崛兴。此皆互为因果者也。
春秋诸国，并吞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
《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陈，因县陈。”十二年又称楚围郑，郑伯逆楚子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孤之愿也。”昭公十一年称叔向曰：“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将定而国。’陈人听命，而遂县之。”
其县之区域，大于《周官》所谓县者，殆不止倍蓰[10]，县境悬远，则特使大夫守之。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晋使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其职重于内地之大夫，故亦称为守。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不食，故使处原。’”是原大夫亦称原守也。
其后或称为命大夫。
《左传》哀公四年：“楚师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杜《注》：“命大夫，别县监尹。”《正义》曰：“阴地者，河南山北，东西横长，其间非一邑，特命大夫使总监阴地。”
而楚之属地，则特置县尹或县公以治之。
《左传》庄公十八年：“楚子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国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襄公二十六年：“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又宣公十一年：“楚子曰：‘诸侯县公，皆庆寡人。’”
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此政治变迁之至大者也。
《日知录》（顾炎武）：“《汉书·地理志》言秦兼并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五年薳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史记·吴世家》：‘王余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11]。《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蜎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12]。《传》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时见于经传者百四十余国，又并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此固其势之必至也。”
《郡县考》（姚鼐）：“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国近蛮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齐、鲁、卫、郑名同于周，而晋、秦、楚乃不同于周，不曰‘都鄙’，而曰‘县’，然始者有县而已，尚无郡名。吾意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如所云阴地之命大夫，盖即郡守之谓也。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之美恶异等，而非郡与县相统属也。《晋语》：夷吾谓公子絷曰：‘君实有郡县。’言晋地属秦，异于秦之近县，则谓之曰郡县，亦非云郡与县相统属也。及三卿分范、中行氏、知氏之县，其县与己故县隔绝，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远地之体，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统有属县矣。其后秦、楚亦皆以得诸侯地名郡，惟齐无郡，齐用周制故也。”
因列国之竞争，而田赋兵制，亦相因而变。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又成公元年：“作丘甲。”杜《注》：“周礼四邑为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出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杜《注》：“丘当出马一匹，牛三头。今子产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又哀公十一年亦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齐桓之霸，尤重在变更军制。
《国语·齐语》：“管子对桓公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
晋文御狄，则作五军；成公赏功，则作六军。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成公三年：“晋作六军……赏鞌之功也。”
其后吴、晋争长，至以甲车四千乘自豪。
《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
（按杜《注》：“四千乘，三十万人。”其数虽不确，即以二十五人一乘计之，亦十万人矣。）亦周制之变更之大者也。兵事既重，则兵为专业，而工商之业以分，
《国语·齐语》：“管子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韦昭《注》：“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是为三军。农野处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数，则下所云五鄙是也。”
四民之名以立。
《国语·齐语》：“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处……士之子恒为士；工群萃而州处……工之子恒为工；商群萃而州处……商之子恒为商；农群萃而州处……农之子恒为农。’”
按《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考工记》称“国有六职”，虽亦分农、工、商，而未尝别立士之一职。《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孔晁《注》：商不厚，工不朽，农不力，不可成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虽以士大夫别于农、工、商，亦未名为四民。四民之别，盖在春秋之时。《穀梁》成公元年《传》：“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虽所称古者，与《管子》所谓“昔圣王”云者，皆若不始于春秋之时。然士皆授田，则与农无别。别立士之名，必为授田之制已废。故愚意春秋之时，授田之制渐废，始有士、农、工、商之分。否则，无此区别也。
军旅之事，苟非危急，专业者率可不与。
《左传》宣公十二年：“士会论楚曰：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
按此是楚国之兵已皆常隶营伍，国虽举兵，不取之于农、商、工、贾也。
业分而专，故多能者，
《管子·山权数篇》：“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裕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痛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日岁丰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不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民无所与。”又《轻重甲篇》：“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
而国家且竭力保护之。
《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谓韩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按郑有保商之法，故其商人如弦高者，能却敌而卫国，盖前此之所未有。盖国力膨胀，则各种职业皆因而发达，不独兵事一端，为立国所重也。
国家之兴亡，影响于社会至巨，愚者推求其故而不得，则归之于运数，而星相卜筮之术昌。观《左氏传》所载，多前知之言，如懿氏卜妻敬仲，知其将育于姜[13]；毕万筮仕于晋，决其子孙必复其始[14]；虢公之奔，兆之童谣[15]；曹社之亡，始以妖梦[16]；以及季友手文[17]，谷也丰下[18]之类，一人一家之休咎，均若有前定者。盖其时之人考索兴衰之理，不尽关于人事，故广求之于术数，从而附会之也。然社会心理虽多迷信，而贤哲之士，转因之而知尽力于人事。如季梁，
《左传》桓公六年：季梁告随侯曰：“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史嚚，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叔兴，
《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臧文仲，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
子产诸人。
《左传》昭公十七年：“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皆以人事为重，不以神怪之说为然。盖同时有深于迷信者，亦有破除迷信者，不得专执一端以论春秋之风气也。晋、楚之兴，皆尚勤劳。
《左传》宣公十一年：“郤成子求成于众狄。……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又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鲁敬姜自勤纺绩，训其子以勤劳。
《国语·鲁语》：“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惧忓季孙之怒也，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汝。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维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王后亲织玄，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嗣也。’”
以一人之劳逸，即决一国之兴亡，非当时各国社会之变迁有以启之，不能体验人事之因果深彻若斯也。
春秋之时，蛮夷戎狄，杂处内地，各为风气，与周之侯国人民迥然不同。
《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多为诸大国所灭。东夷之莱[19]灭于齐，根牟[20]灭于鲁，南蛮之卢戎[21]灭于楚，西戎之蛮氏[22]灭于楚，骊戎[23]灭于秦，北狄之鄋瞒[24]、潞氏[25]、甲氏[26]、留吁[27]、铎辰[28]，以及东山皋落氏[29]等，咸灭于晋。其种人之酋长既亡，主权无属，必同化于吾族，即存者亦多为大国所用。
《春秋大事表》（顾栋高）：“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以藩卫王室，卒得其用。楚庄欲窥觇王室而先伐陆浑，荀吴欲灭陆浑而先有事三涂，居然为王室之藩篱矣。”
此则春秋时文明渐推渐广之征也。孔子修《春秋》，以国家文教之差，为诸夏与夷狄之别，观《公羊传》释荆、吴之称，即见其义。
《公羊》庄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二十三年：“荆人来聘。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又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又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30]
盖当时所谓蛮夷戎狄，初非异种，特其礼教政术异于华夏，故广别其种类，以示贬斥。至于交通既久，文化演进，则亦不复别之。此虽《公羊》一家之言，然以之推测各地人民之进化，亦未必出于穿凿也。
隐、桓之世，齐、郑最强。郑居中原，齐则东方之大国也。庄、僖之世，齐桓称霸，而晋、楚、秦三国相继而兴，其势渐趋于西南矣。成、哀而后，吴、越复兴，天下大势，偏重南服。故春秋之时，实为文化自北而南之时。楚之先出自颛顼，固亦神明之胄；然自初封于丹阳[31]。传至熊通，已十二叶十七君，而熊通犹自居于蛮夷。
《史记·楚世家》：“熊通立，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其文化之不逮北方诸国可知。至春秋而其国始大。
《史记·楚世家》：“文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设官分职，虽多殊于周制[32]，而名法往往与诸夏相同[33]。其人之深于学术者，如申叔之于教育，
《国语·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左史倚相之于史学，
《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北方士大夫殆莫之过也。吴出太伯，固亦华裔，然至春秋，其民犹不知乘车及战陈之术。
《左传》成公七年：楚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待楚人启之，始与诸夏交通，其初之晦塞，盖可想见。然自成公至襄公时，仅四十年，而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于《国风》《雅》《颂》之精义，言之无或爽者，其进步之速，又可骇焉。以吴例越，其文化当直接得之于吴，而间接得之于楚。范蠡、文种，皆楚人也。
《史记正义》：“范蠡，楚宛三户人。文种，荆平王时为宛令。”
得此二人，而教士三万，君子六千[34]，勃然而兴；而种、蠡之文章，至今炳然寰宇。其地运之将开欤，抑文明之由人而转徙者，适逢其会也？所可疑者，楚之文化，东下而入吴、越，而其国固有之江南，转无所得。
顾栋高曰：“春秋之世，楚之经营中国，先北向而后东图，其所吞灭诸国，未尝越洞庭湖以南一步。盖其时湖南与闽、广均为荒远之地，惟群蛮、百濮居之，无系于中国之利害，故楚也有所不争也。”
湖湘灵气，遂不能发泄于春秋之时；是则地势之当冲要与否，实文化之关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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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及《管子》世多有疑其伪者。
[2] 极、项、、邿、根牟、向、须句、鄫、鄅。
[3] 纪、郕、谭、遂、鄣、阳、莱、介根、介、牟。
[4] 韩、耿、霍、魏、虢、虞、荀、贾、杨、焦、邢、滑、梁、沈、姒、蓐、黄、郇、原、樊、冀、温。
[5] 权、邢、鄾、谷、鄢、罗、庐、戎、鄀、郧、贰、轸、绞、州、蓼、息、邓、申、吕、弦、黄、夔、江、六、麇、宗、巢、庸、道、柏、房、沈、蒋、舒蓼、舒庸、舒鸠、赖、唐、顿、胡、蛮氏、陈。
[6] 宿、偪阳、曹、杞、戴、彭城。
[7] 虢、桧、许。
[8] 邶、鄘。
[9] 州来、钟离、巢、徐、钟吾。
[10] 周制都鄙之地，二千五百家为县，采邑所在地，二千三百零四家。
[11] 原注：按昭公二十九《传》，蔡墨言刘累迁于鲁县，则夏后氏已有县之名。《周礼·小司徒》：“四甸为县。”《遂人》：“五鄙为县。”《县士》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县。”亦作寰。《国语》谓管子制齐，三乡为寰，寰有帅，十寰为属，属有大夫。
[12] 原注：哀公二年《传》：“赵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氏注引《周书·作雒篇》作：“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古时县大而郡小。《说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今按《史记》吴王及春申君之事，则郡之统县，固不始于秦也。”
[13] 庄公二十二年。
[14] 闵公元年。
[15] 僖公五年。
[16] 哀公七年。
[17] 闵公二年。
[18] 文公元年。
[19] 今山东黄县。
[20] 今山东沂水县。
[21] 今湖北南漳县。
[22] 今河南伊阳县。
[23] 今陕西新丰县。
[24] 今山东历城县。
[25] 今山西路城县。
[26] 今直隶鸡泽县。
[27] 今山西屯留县。
[28] 今山西屯留县。
[29] 今山西垣曲县。
[30] 言吴以夷狄能忧中国，故《春秋》许之也。
[31] 今湖北秭归县。
[32] 如令尹、莫敖之类。
[33] 如井牧、田土之类。
[34] 均见《越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