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以来，译人以法、美诸国民主立宪之制，与中国历代君主之制不同，求其名而不得，因以“共和”二字译之。盖以周厉王、宣王之间，国家无天子者凡十四年，其时号曰“共和”。故以国家之无君主者，比附于共和，实则周之共和与近世民主立宪之制迥殊，学者不察，望文生义，以此例彼，贻误非浅。然世人既袭用其名，亦不可不知其名之所由来也。周之共和，凡有二说。一则谓周、召二公，共和行政；
《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国语》韦昭《注》曰：“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一则谓诸侯奉共伯和行天子事，号曰“共和”。
《史记正义》：“《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索隐》：“《汲冢纪年》：‘共伯干王位。’共音恭，共，国；伯，爵，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
按共伯事又见《吕氏春秋·开春论》，
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
及《庄子·让王篇》，
共伯得乎共首。《释文》引司马彪《注》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在今河内共县西。”
罗泌及梁玉绳多主其说。
《路史发挥·共和辩》（罗泌）：“说者曰：周室无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号之曰‘共和’。自史迁至温公，无异议也。予不敢以为然。当厉王之时，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予闻厉王之后，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贤，以德和民，诸侯贤之，入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庐火，归还于宗，逍遥共山之首，宣王乃立。是以王子朝告于诸侯，犹曰厉王戾虐，万民弗忍，流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是宣王之前，诸侯有释位间于天子之事者矣。然则所谓共和者，吾以为政自共伯尔。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说，以为共和者，周王之孙也。怀道抱德，食封于共，厉王之难，诸侯立之。宣王立，乃废。立之不喜，废之不怒，斯则得其情矣。”
《史记志疑》（梁玉绳）：“案以共和为周、召行政之号，史公之单说也，而韦注《国语》、孔疏《左传》及《史通》咸宗之，后儒并依斯解。其实不然。昭公二十六年《传》云：厉王戾虐，万民弗忍，流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则知厉、宣之间，诸侯有代王行政者矣。周、召本王朝卿士，傥果摄天子之事，不可言‘释位’，别立名称，若后世之年号，古亦无此法。故颜师古以史公之说为无据也。考《竹书纪年》《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开春论》及《索隐》引《世纪》，《正义》引《鲁连子》，并以共和为共伯和。共，国；伯，爵；和其名。《人表》厉王后有共伯和，共地近卫，即汉河内郡之共县，周时亦谓之共头。《吕氏春秋·诚廉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于共头之下’是已。古史从《竹书》，《路史》有《共和辨》，可互相证明。盖厉王流彘，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时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师，辅导太子。及后王没而民厌乱，太子年亦加长，共伯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之，参核情实，必是如此。凡有言共伯至周摄政者，有言共伯干位篡立者，有言共伯即卫侯者，尽属不经之谈尔。”
予谓《史记·三代世表》自黄帝讫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讫孔子，明共和以前之事，多不可考；而自共和元年以后，诸侯谱牒，咸有可稽。讵有误以共伯和之名，为大臣共和行政之号，纪年之始，即成大错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十四年，宣王即位，共和罢。”
故“共和”之解，当以韦昭所谓公卿相与和而行政之说为的。然公卿相与和而行政，仍是贵族执政，与今之所谓民主者，固截然有别也。
周时虽无民主，而有民权。人民之钤制帝王，隐然具有一种伟大的势力，盖周代相传之训，以为天降下民，而后为之作君作师。
《孟子》：“《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故为君者，恒以畏天保民为主。周、召诸公，于此义尤拳拳焉。
《书·康诰》：“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召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曰“仇民”者，明民与王相匹敌者；曰“友民”者，明民与上为朋友也。礼之若匹敌，亲之若朋友，是实君主对于人民最要之义。故周之立国，虽重礼而上文；等威之辨，严若天泽。而百工士庶，咸可尽言于王朝。观召公谏厉王之语，似庶人传语于王，故有明文规定者。
《国语·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虽以厉王之虐，甫及三年，民已群起而推翻之，周民之有势力可知矣。汤武革命，伊尹放太甲，均有主名之人。而流厉王者，不闻有谁何为之魁帅，虽其中经过之事实，史书不详，然以此推之，必为全体人民之意，非出于一二人之主使，尤灼然矣。
君主与人民对待，而公卿大夫则介乎二者之间。周之盛时，公卿大夫固恒以勤恤民隐诏其君主，即至衰世，亦时时代表民意，作为诗歌以刺其上。是厉行阶级制度之时，虽作贵族平民之区别，而贵族之贤者，率知为民请命，初非一律阿附君主，奴隶其民也。据《毛诗小序》《大雅》刺厉王诗凡五篇。
《毛诗小序》：“《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桑柔》，芮伯刺厉王也。”
郑笺且以《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为刺厉王诗。是民莫敢谤者，公卿大夫固昌言刺之也。其后宣王为中兴之君，而《诗》之变雅，则美刺间作。幽王使天下大坏，而诗之刺之者，殆四十篇。作诗者无所忌讳，采诗者著之简编，自君子大夫，至于寺人下国，其怨悱愁苦之言，均能流传于世，是尤可见周家之忠厚矣。使其时实行专制，摧折舆论，则当时讥刺厉、幽之诗，必将如后世之禁毁诛锄，不使传于口耳。又使其时公卿大夫皆无志节，则虽暴如幽、厉，亦何尝不可矫为歌功颂德之文，以淆乱人之视听？故吾辈读史者，当知西周之末世，虽曰暴君代作，谗佞迭兴，人民之穷困颠连已达极点，而学士大夫直言无讳，指陈民瘼，大声疾呼，犹为先世教泽绵延未已之征。其言论之自由，或尚过于后世民主之时代也。
周之重民，累世相传，明哲之士，咸喻斯义。如师旷告晋悼公之言，即召公告厉王之意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天子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其他议论类此者甚夥，不可胜举。总之，吾国先哲立国要义，以民为主，其立等威，辨上下，亦以为民，而非为帝王一人或少数武人、贵族纵欲肆虐而设。故虽未有民主立宪之制度，而实有民治之精神。惟其制礼既密，施教亦久，故遇暴虐之君如厉王者，人民虽知群起逐之，而仍必委政权于国之大臣素负民望者，初无削除贵族，悉以平民执政之意。此则古今思想之殊，抑亦平民与贵族不甚悬绝，故不甚痛恶之之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