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文字可分为二期，周初之古文为一期，宣王以后之籀文为一期。
《说文序》：“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1]
周初之古文，与夏、商之文字亦不同。
《说文序》：“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段玉裁曰：“自黄帝而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为五帝；夏禹、商汤、周文武为三王。其间文字之体，更改非一，不可枚举。传于世者，概谓之仓颉古文，不皆仓颉所作也。”
惟其时文字未有定名，仅可谓之古文耳。今以世传殷、商龟甲文字，与周初钟鼎相较，则商代文字笔画简约，至周初而变为繁饰，且其结体亦与商代不同。固由周代尚文，亦审美之念渐趋繁密之证也。《说文》所载籀文，又多重叠，文饰之风，殆与世并进。而岐阳石鼓行列整齐，近于小篆，其别异于周初之古文，或即在是欤？
世多谓古文简而籀文繁，遂疑古文之重叠者为籀文，如王菉友《说文释例》谓“牙之古文”、“某之古文”皆籀文，实未悟进化之理。凡一事一物之兴，必皆有其渐，而后有人取而整齐之。使周初古文无重叠者，而太史籀一旦创为笔画繁多之字，何能使人通用乎？文字有进步，教授文字亦随而进步。周初教六书：
《说文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殆仅教以方名。
《内则》：“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至史籀而有《史篇》，附以说解，以教学童，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段玉裁曰：许称《史篇》者三。“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匋”下云：《史篇》读与“缶”同。“姚”下云：《史篇》以为“姚易”。知《史篇》不徒载篆形，亦有说解。
为后世小学书之权舆。西汉时其书尚完好，东汉建武中犹存九篇。足知周、秦、汉人之教学者，率本此书矣。
周代文字，存于今者，有金有石，诸家著录金文，定为周器者，无虑数百种。若师旦鼎[2]、无专鼎[3]、周寰卣[4]、毛公鼎[5]、盂鼎[6]等，皆西周器也。石文有坛山刻石，文曰“吉日癸巳”[7]，相传为周穆王时书，然其真伪未定也。惟岐阳石鼓[8]，自唐以来，认为周代石刻。
韦应物诗：“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剥苔藓涩。……飞湍委蛇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清代诸儒，考订石鼓者，虽多异说，然其吾国最古之石刻，则固无可疑也。
周之书籍，统曰“方策”。
《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策以竹为之，一曰“毕”，
《尔雅·释器》：“简谓之毕。”郭《注》：“今简札也。”《学记》：“呻其占毕。”郑《注》：“吟诵其所视简之文。”
一曰“牒”，
《说文》：“简，牒也。”
一曰“籥”，
《书·金縢》：“启籥见书。”
《说文》：“籥，书童竹笘也。”
大抵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本作“册”，象其编简之形。
《释名》：“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是诸简连编者，亦名为简。盖对文则简与策别，散文则简与策通也。
方亦曰“牍”，以木为之。
《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方一曰牍。《说文》云：‘牍，书版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此简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证也。”
方广于策而较短。策长二尺四寸，一策只书一行，其字数自二十至三十不等，字大不逾寸。
《周代书册制度考》：“简策长短之度，说者不一。蔡邕《独断》云：‘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孔冲远《春秋疏》云：‘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与《六经》异也。《聘礼》贾《疏》：‘郑作《论语序》云：《易》《书》《诗》《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贾、孔之言，长短大异，窃谓孔《疏》是也。孔冲远谓‘简容一行字’，郑注《尚书》云：‘三十字一简之文。’《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是一简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约以三十字为归。周之一尺二寸，当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当今四寸八分，《孝经》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谓《论语》策‘三分居一，又谦焉’。若《六经》策一尺二寸，《论语》三分居一，当为四寸；四寸当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论语》一简容八字，诚不以富，亦只以异，错简可证。服虔注《左氏》：‘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又一证也。若三寸二分，岂能容八字乎？今观贾《疏》《论语》策实是八寸，以二分居一推之，《六经》策当二尺四寸，《孝经》当一尺二寸，与孔《疏》合。二《疏》同引郑君《论语序》，不应有异。然则贾《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讹可知矣。《论语》策八寸，容八字；《六经》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余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约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体不宜小，又一简止容一行，则字体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书策，每行亦不拘字数，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体有繁简，繁者宜疏，简者宜密，总欲其点画之明析而已。方版之字，长短未闻，然其所书，自百字以下，或为五行，每行二十字；或为四行，每行二十余字。则其长亦当有二尺余，其广大约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广不过三四寸，有长方形，故谓之方，非必正方也。”
其书字，以笔墨，有不当则以刀削去，更书他字[9]，其法至汉、魏犹沿用之。吾人虽不能见西周之方策，然以近世发见之流沙坠简推之，犹可得其仿佛也。
周之教育，皆官掌之，其教人者曰“师”、曰“儒”。
《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孙诒让曰：“此经之师、儒，于文王官人七属，当四曰学则任师，七曰先则任贤，所苞甚广。刘台拱曰：‘师即《礼》经所谓先生。’郑《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名曰父师，士名曰少师，而教学焉’是也。儒即《礼》经所谓君子。郑《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俞樾云：‘师者，其人有贤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术者也。’《说文·人部》：‘儒，柔也；术士之称。’是古谓术士为儒，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别。此经所谓儒者，止是术士耳；以道得名者，道亦术也。说此经者，习于后世之言，视儒与道皆甚尊，于是始失其解矣。按刘、俞说得之而未尽也。此经之师、儒，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联师儒，皆通乎上下之辞；师则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艺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国学，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固为师而兼儒；下者如嫔妇有女师，巫医农工亦皆有师。盖齐民曲艺，咸有传授，则亦各有师弟之分。以贤得民，只谓师贤于弟子耳，奚必德行纯备之贤乎？儒则泛指诵说《诗》《书》，通该术艺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称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圣贤之道也。”
而稽其学术，大抵出于官守，故清人盛称周代学术本于王官。
《校雠通义》（章学诚）：“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诸学之中尤以史学为渊薮。周之史官，既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诸职，其地方复有州史、闾史。
《礼记·内则》：“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
其各官所属之史，专掌官书者，殆不下千余人：
五官之史可数者，天官一百四十四人，地官一百九十二人，春官二百六十四人，夏官二百一十五人，秋官一百七十一人，共九百八十六人。冬官不可知。又如商肆之史，无数可稽。合之，殆不在千人以下也。
其书自三皇、五帝之书。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至闾里生齿之册，无不备。故刘知幾谓史官备于周室。
《史通·外篇》：“《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亦可谓历代之书，莫备于《周史》。史官所读之书既多，故其学亦邃，周之史官最著者首推史佚。
《墨子序》（汪中）：“周太史尹佚实为文王所访[10]，克商营洛，祝策迁鼎，有劳于王室[11]。成王听朝，与周、召、太公同为四辅[12]，数有论谏[13]，身没而言立。东迁以后，鲁季文子[14]、惠伯[15]、晋荀偃[16]、叔向[17]、秦子桑[18]、后子[19]及左丘明[20]，并见引重，遗书十二篇。刘向校书，列诸墨六家之首，《说苑·政理篇》亦载其文。”
其后世掌周史。
《颂鼎》：“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善夫克簋》：“王命尹氏友史趛册善夫克。”[21]
《古今人表考》（梁玉绳）：“史佚亦曰尹逸。《晋语》称‘文王访于辛尹’，尹盖其氏。《通志·氏族略三》云：‘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因以为氏，子孙世为周卿士，食采于尹。’考《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尹，单、刘伐尹，《疏》谓‘尹子食采于尹，世为卿士’，然则尹佚乃少昊之裔，而周尹氏乃史佚之后也。”
尹吉甫尤著称于宣王之朝。
《诗·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诗·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正义》：“此时尹氏，当是尹吉甫也。”
史佚之外，有左史戎夫，作史记以警穆王；
《逸周书·史记》：“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
有伯阳父，以史记决周之衰亡；
《史记·周本纪》：“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又：“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
有史伯硕父、史仆、史宾、史、史燕、史颂、史懋、史它、史、史驹、史吴、史友等，均著名于彝鼎。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有史伯硕父鼎、史仆壶、史宾钘、史彝、史燕簋。《愙斋集古录》有史颂敦、史懋壶、史它簋、史敦。又《师父鼎》：“王呼内史驹‘册命师父’。”《师虎敦》：“王呼内史吴曰‘册命虎’。”《无专鼎》：“王呼史友‘册命无专’。”
他官之传于今者，未有若史官之众也。
有史而后有法，故法学出于史官。《周官》太史掌邦法，内史掌八枋，即法律之学所从出也。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昭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
吕侯命穆王度作刑，以诘四方，而先叙蚩尤、苗民、颛顼、帝尧三氏之历史，足知法学之根据于历史。
《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史颂听法于苏，尤其明征也。
《愙斋集古录·史颂敦》：“惟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命史颂听苏法，友里君百生，帅盩于成周，休右成事。苏赂章马四匹，吉金，用作彝。”吴大澂曰：“此史颂奉命往苏听颂，苏人赂以章马四匹吉金，颂因以作此敦也。”
有史而后有文，故文学亦出于史官。周之典册，皆史所为（如逸作《祝册》之类）。而尹吉甫以史学世家，为周室中叶之大诗家，其诗有“孔硕”、“肆好”、“穆如清风”之美。
《诗·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烝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其他诗人虽有自署其名者，未尝若吉甫之自许也。
如《节南山》诗：“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巷伯》诗：“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史籀作大篆，以教学童，实为文字学之祖。然则周史实兼今之散文、韵文及小学诸家之长矣。近世人论周代史官之学术者，以龚自珍之为最详：
《古史钩沉论》：“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是故儒者言《六经》。经之名，周之东有之。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者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宗伯虽掌礼，礼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故曰《六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称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称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实为柱下史。若道家、若农家、若杂家、若阴阳家、若兵、若术数、若方技，其言皆称神农、黄帝。神农、黄帝之书，又周史所职藏，所谓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刘向云：‘道家及术数家出于史。’不云余家出于史，此知五纬二十八宿异度，而不知其皆系于天也；知江河异味，而不知皆丽于地也。故曰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周之东也，孔子曰：‘天子失官。’伤周之史亡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东，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书莫备焉。郯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传者不雅驯，而雅驯者不传，谓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颂十二于周，百年之间亡其七，太师亡其声弦焉，太史又亡其简编焉，谓之大罪二。周之《雅》《颂》，义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献，燕享所歌，大氐断章，作者之初指不在，史不能宣而明，谓之大罪三。有黄帝历，有颛顼历，有夏历，有商历，有周历，有鲁历，有列国历，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历敝不改，是以失礼，是失官之大者，谓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统，今《连山》《归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乾》《坤》于宋，亦弗得于周，史之小罪一。列国小学不明，声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韵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史籀作大篆，非为废仓颉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声相孳，千万并起，古今困之，史之小罪三。列国展禽、观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附苌弘为神怪之言，燕昭、秦皇淫祀渐兴，儋、弘阶之，妖孽是征，史之小罪四。帝魁以降，百篇权舆，孔子削之，十倍是储，虽颇阙不具，资粮有余，史之大功一。孔子与左丘明乘以如周，获百二十国宝书，夫而后《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婚之杀，丧祭之等，大夫士之曲仪，咸以为数；夫舍数而言义，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时有推步之方，有占验之学，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书，先臣是传，唐都、甘公，爰及谈、迁，是迹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来，畴人守之，九章九数，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韪彼奠世系者，能奠能守，有《历谱牒》，有《世本》，竹帛咸旧，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系姓》，后千余岁，江介之都，夸族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际，存亡之会也，绝续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续绝，俾枢纽也。”
刘师培又衍之曰：“六艺掌于史官，九流出于史官，术数、方伎诸学亦出于史官。”且列为表以明之。
其言虽有附会穿凿，或过于蔓衍者，然亦可见学术之进化，必由综合而区分。以其综合之中，具有萌芽，然后区分而各成一派别，非必谓后世学术，无一不为古代所包含。然孳乳浸多，其渊源亦必有自，苟不溯其滥觞，则其后之突然而来者，正不知其以何因缘矣。
* * *
[1] 据此，则周宣王以前之文为古文。
[2] 阮元定为成王即政之元年，周公禋祀于文、武所作之器。
[3] 王昶据《诗·郑笺》定为文王时器。阮元定为周宣王时器。
[4] 龚自珍定为成王祭文王庙器。
[5] 吴大澂定为成王册命毛叔郑之器。
[6] 吴大澂定为成王时南公孙盂所作之鼎。
[7] 在今赞皇县学。
[8] 今在北京国子监大成门。
[9] 亦据金说。
[10] 《晋语》。
[11] 《周书·克殷解》《书·洛诰》。
[13] 《淮南子·主术训》《史记·晋世家》。
[14] 《春秋传》成四年。
[15] 文十五年。
[16] 襄十四年。
[17] 《周语》。
[18] 僖十五年。
[19] 昭九年。
[20] 宣十二年。
[21] 均见《愙斋集古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