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书》，断自唐、虞。盖自洪水既平，历史始渐详备可考。
《史记·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史记探原》（崔适）：“《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则《五帝本纪》本当为《陶唐本纪》，是《史记》亦始于唐、虞也。”
吾国文化之根本，实固定于是时；国家种族之名，胥自是而始见。虽其缘起不可知，然名义所函，具有精理。后世之国民性及哲学家之主张，罔不本焉，是固不可忽视也。
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
《禹贡》：“中邦锡土姓。”
《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
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虽亦有专指京师，
《诗·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或专指畿甸者。
《孟子》：“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按《孟子》以中国与南河之南对举，似以当时畿甸之地为中国，而畿甸以外即非中国者。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初非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
《中华民国解》（章炳麟）：“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按此说未尽然。
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
《公羊传》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
《原道》（韩愈）：“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据此是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
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
《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皋陶谟》：“亦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据此，是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
吾国种族之名为“夏”，亦见于唐、虞时。
《尧典》：“蛮夷猾夏。”
或谓即夏代之人，以时代之名代表种族。
《愈愚录》（刘宝楠）：“《书》‘蛮夷猾夏’，此夏史所记。夏者，禹有天下之号。”
然以《说文》证之，则夏为人种之特称。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古文夏。”段注：“中国之人”谓“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
盖“夏”为象形字，实即古之图画。当各族并兴之时，吾民先祖，崛起而特强，侵掠四方，渐成大族，于是表异于众，自绘其形，具有头、目、手、足；而彼四方之众，悉等于犬豸虫羊，此可望文而知义者也。
《说文》：“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焦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按此虽汉人之说，然沿用之文字，其来盖久，未必属小篆也。古人说东方、西南之人，尚近于人类，惟西北之人，则斥之为非人类，明示夏人之非西方种族矣。
先有种名，后有代号。故朝代虽易，而种名不替。
《左传》闵公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定公十年：“裔不谋夏。”
《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使以沿用为解，则“庶殷之名亦见于书”。
《书·召诰》：“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庶殷丕作。”
何诸人皆称“夏”而不称“殷”乎？夫一族之民，自视为优越之种，而斥他族为非类，其义似隘。然人类皆具兽性，吾族先民，知兽性之不可以立国，则自勉于正义人道，以为殊族之倡，此其所以为大国民也。
春秋之时吾族复有“华”称。
《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
他书未见此名，而后世相沿，自称“华”人，要不若“夏”之有所取义。近人附会“华夏”之说，类多凿空无稽。章太炎释中华民国，谓“华”取华山；“夏”取夏水，虽颇自圆其说，亦不尽可信也。
《中华民国解》（章炳麟）：“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按此亦属想当然耳之说）。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按此亦未确），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著。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洪水前后有一大事，至虞、夏之时，始稍平靖者，九黎与三苗是也。九黎三苗之事，见于《书·吕刑》及《国语》。
《吕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郑康成曰：“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学蚩尤为此者，九黎之君少昊之代也，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窾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
《楚语》：“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曰：“少皞，黄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三苗，九黎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
据郑、韦之说，黎、苗实一族，其为乱累世不绝，尧、舜及禹迭加诛窜，吾族始获安枕。此洪水以后之中国所大异于洪水以前者也。近人或谓黎、苗实古代之地主。
《中国历史》（夏曾佑）：“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至黄帝时，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黄帝、蚩尤之战事。”[1]又曰：“南蛮为神州之土著，黄帝时蚩尤之难，几覆诸夏。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媾三苗之乱，至于历数失序，及尧战于丹水之浦[2]，舜时迁三苗于三危[3]，稍以衰落，至禹三危既宅[4]，三苗丕叙[5]，于是洞庭、彭蠡之间[6]，皆王迹之所经，无旧种人之历史矣。盖吾族与土族之争，自黄帝至禹，上下亘千年，至此而兴亡乃定。”
又谓即今日南方黎、苗之祖，其实亦未尽可信。观章炳麟之文，自知其中之区别矣。
《太炎文录·别录二》：“苗种得名，其说各异。大江以南，陪属猥佌之族，自周讫唐，通谓之‘蛮’，别名则或言‘僚’言‘俚’，言‘陆梁’，未有谓之‘苗’者。称‘苗’者自宋始，明非耆老相传，存此旧语，乃学者逆据《尚书》三苗之文，以相傅丽耳。汉者诸蛮无‘苗’名，说《尚书》者固不以三苗为荆蛮之族。《虞书》‘窜三苗于三危’。马季长曰：‘三苗，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淮南·修务训》高诱注曰：‘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此则先汉诸师说三苗者，皆谓是神灵苗裔，与今时苗种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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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刑》之蚩尤，非黄帝时之蚩尤，观郑注可见。
[2] 《吕览·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夏氏谓即今南阳浦岸。
[3] 原注：三危西裔也，谓逐之西去。
[4] 原注：谓可居。
[5] 原注：谓服教。
[6]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