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之世，无所谓政治，亦无所谓君主，各分部落，不相统一。剥林木以为兵，用水火以胜敌，强陵弱，大吞小。不知经若干之岁月，始渐由众部而集为大群。
《吕氏春秋·荡兵篇》：“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递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
其群愈大者，其争亦愈烈。蚩尤、共工，战祸最酷。
按《汉书·古今人表》，列共工于女娲氏后。《太平御览》引《黄帝世纪》：“女娲氏末，有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强伯。”而《列子》《淮南子》诸书，或云共工与颛顼争帝，或云共工与高辛争帝。《管子·揆度篇》称：“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盖共工氏为古部落之最强者，自伏羲氏之末，至高辛氏时，常为世患，其子孙部落，固袭称共工氏。即其同盟之部落，散处各地者，亦以共工氏之名号，表示于敌。故有“水处十七，陆处十三”之说。盖水陆各地，在在有共工氏之名号也。章炳麟《检论·尊史篇》：“古者王伯显人之号，或仍世循用，不乃摭取先民，与今欧罗巴人无异。”是可知古代共工之多，实非一人。蚩尤为炎帝时诸侯，而《汉书·高帝纪》注，臣瓒引《大戴礼·用兵篇》，谓蚩尤为庶人之贪者。《书经》释文引马融说，又谓蚩尤为少昊末九黎君号。亦犹共工之不一其人也。《龙鱼河图》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或曰七十二人。盖同时称兵之酋长有七八十人，皆以蚩尤为号，故谓之为兄弟耳。虽经炎、黄之圣，亦不必取诸部而一一平之，故挞伐与羁縻之策并行。凡举部族以从号令者，即因其故土而封之，使世袭为侯国。此封建之制所由起也。
《封建论》（柳宗元）：“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封建之制，实为吾国雄长东亚，成为大一统之国家之基。而外观虽号统一，内部之文化实分无限之阶级。自太古以至今日，无论何时何代，举不能以一语概括其时全国文化之程度。此实治中国历史者所当知之第一义也。上古之人，观于邻近部落之多及其降服酋豪之众，而旷览大地，实亦广漠无穷，故往往好为大言，以自表其所辖之广远。后世传述其说，因亦不加深考。
《春秋命历序》：“神农始立地形，甄度四海，远近山川林薮所至，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三万里。”（引此第以见古人好为夸词，不必深究其以若干为一里。）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帝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
实则当时土地之开辟者，曾不足方数千里，而其建置国家，亦必不能整齐画一，如画棋局然。所谓国家，不过如今之村落。其数或逾万，或不迨数千，亦不能确定也。
当时诸侯之国，固甚藐小，即各部落所共戴之中央政府，亦未必能统辖若干地域。观于相传之辅佐之数，及其官吏所掌职务，即可推见其政刑之简。
《论语摘辅象》：“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鸟明主建福，视默主灾恶，纪通为中职，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黄帝七辅：风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箓，五圣受道级，知命受纠俗，窥纪受变复，地典受州络，力墨受准斥。州选举，翼佐帝德。”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管子·五行篇》：“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士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
诸书所言，虽未尽可据，大抵羲、黄官简，而少皞、颛顼以来乃渐多。政治之进化，盖缘土地渐辟，人事渐繁而然也。
古之帝皇，虽有统一各部而为共主之势，然其居处无定，等于行国，非若后世中央政府，有确定之都城也。
《遁甲开山图》：“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
《帝王世纪》：“庖羲氏称大昊，都陈。”“神农都于陈，又徙于鲁。”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大戴礼·五帝德篇》：“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以黄帝、颛顼之迁徙往来，即可证伏羲、神农之徙都，亦由于本无确定之都邑，第视兵力所至，形势利便，即屯其众于是。比其老死，即葬身于所死之地，亦不必反其故居[1]。而其子孙分居各地，亦无定处。沿及夏、商，其风犹然[2]。盖由古代地旷人稀，而宫室服御，亦甚简陋，虽至农稼社会，犹存游猎社会之风。治史者正不可徒执一二古迹，谓某帝某皇曾都于是，因以求其文化之发展途辙，或强分为南北东西之部族也。
由部落酋长而发生帝皇官吏之政治，其势实由下而上。故古代虽有君主政体，其君民之别，初不甚严。君者，群也。
《荀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君者，善群者。”
《春秋繁露》：“君者，不失其群者也。”
《白虎通》：“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
必得其群之欢心，然后为众所推戴。神农、黄帝皆有明堂，盖合部民议事之所，后世承之，因有衢室街庭等制。
《淮南子·主术训》：“神农之治天下也，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
《管子·桓公问篇》：“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
故谓君主政治即为专制政治者，实误解古代之事迹也。近人以《书》有“黎民百姓”之语，遂谓古代区分民与百姓为二阶级。百姓者，王公之子孙；民者，冥也。言未见人道，故“民”字专为九黎、有苗而设[3]。
按《史记》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世本·诸侯篇》云：“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是古之无姓者夥矣。以百姓为贵族，民为黎苗之称，则黄帝之子之无姓者皆黎苗乎？孔子称黄帝、高辛时事，数数言“民”。使上古视民为贱族，则《大戴记》及《史记》所书之“民”字，均应改为百姓矣。
《大戴礼·五帝德篇》：“黄帝抚万民，度四方[4]。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5]“颛顼治气以教民。”[6]“帝喾知民之隐[7]，抚致万民而利诲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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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神农死葬长沙，黄帝死葬桥山之类，后来尧、舜、禹亦然。
[2] 史称成汤至契八迁，周之后稷，公刘亦常迁徙。
[3] 夏曾佑《中国历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皆言之。
[4] 《史记·五帝本纪》同此文。
[5] 《史记》无此文。
[6] 《史记》作“治气以教化”。
[7] 《史记》作“知民之意”。
[8] 《史记》作“抚教万民而利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