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20年中，除了每年为现行教育方案支付1.96亿元注201外，中国还能为实行建议中的“扩大改进教育方案”支付得起总额为56亿到60亿元，即每年2.8亿到3亿元注202吗?如果答案不是肯定的，如果筹集这笔巨款的机制没有首先建立起来，那么所有的计划都只是空中楼阁,大批人应享的基础教育权利就被否定了。中国必须面对现实，先弄清楚可以做什么再去做。
经济基础
很多人陷于悲观和失败主义哲学，这与中国贫困的整个问题相关联。胡适博士认为，贫穷是中国的五大敌人之首。他写道：
余天休先生曾说，中国人口百分九十五在贫穷线以下。张振之先生（《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估计贫民数目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张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话，说：依据甘布尔、狄麦尔，以及北京的成府和安徽的湖边村的调查，中国穷人总数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李先生假定一家最低生活费为130元至160元，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这数目以下，便是穷人。）近来所得社会调查的结果，如李景汉先生《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等书所报告，都可以证明李敬穆先生的估计是大体不错的。有些地方的穷人竟在73%以上（李景汉调查北平郊外挂甲屯的结果），或竟至82%以上（民十一华洋义赈会调查结果）。这就离余天休先生的估计不远了。这是我们的第一大敌。注203
他还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相当贫穷，我们的民众的悲惨经历足以让文明人扼腕结舌。”注204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们已经反复揭示，中国正受到难堪的经济危机的威胁。
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
中国的经济危机是由延绵很久的种种原因辗转引发的，并且 因受到目前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而加剧。古楳列举了从1862到1930年的各种原因如下：注205
中国经济危机的两个基本原因是：经济帝国主义和内战。对教育者而言，总体上难以通过教育开启民智,才是更加基本的原因。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说明严峻情况的事实：
1. 农业衰退。人祸和天灾使得百万亩的土地荒芜，农业产量连续下降，使得成百万的国人不得不依靠外国粮食。1932年中国海关年度报表显示：该年中国进口价值119，251，125 关平两（HK.Tls.）稻米、51，863,004关平两小麦、36，356，160关平两面粉。这三项占进口总量的19.52%。从1912年起，这三项进口分别增加了370%、895%和161%。1933年进口稻谷150，100,000元、麦子87，900,000元、棉花98，200,000元。1932年进口原棉119,061，471 关平两，棉产品、棉纱、棉线共84，638，381关平两。这两项占总进口量的19.16%。1933年小麦和棉花还从美国贷款50,000,000美元，目前减少到了20,000,000美元 （即48,000,000元）。
2. 日本侵略和天灾造成的损失。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丧失了496，164平方英里的领土及其全部矿产资源和其他财富。据1931年的数据，满洲海关收入损失是26,078,000关平两，即39，117,000元。上海抗战期间损失了约194，606，362.81元。注206
干旱、水灾以及饥荒反复发生。根据全国灾荒救济委员会的报告，1928—1929年度，受到饥荒袭击的地区遍及1,093个县56，622，500人。注207
1931年的水灾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严重的一次水灾，直接受灾群众达25，200,000人，淹没了87,000,000亩农田，连同财产等的损失约200,000,000元，被毁粮食庄稼总量价值约475,000,000元。
3. 对外贸易逆差。由于世界经济萧条，中国的进口由1931年的1，448，187，154 关平两减少到了1932年的1,062，630，911关平两，出口由909，475，525关平两降到了492，988，989关平两。从1931年到1932年，对外贸易总值降低了31%。1932年到1933年进一步降低了12.5%。1933年的对外贸易总值只有1929年的55.1%。从1864年到1930年，中国每年平均外贸逆差是150，391，630关平两，即225，587，447元。在过去66年里，由于入超而遭到的总损失是9，925，847，570关平两，即14，898，771，355元。1928年到1933年历年外贸逆差如下：注208
关平两 银元
1912年102，577,000153，865，500
1928年204，614,000306，921,000
1929年250,092,000375，138,000
1930年414，912,000622，368,000
1931年540，125,000810，187，500
1932年569，642,000854，463,000
1933年 ——733,000,000
在国外，外贸逆差并不都意味着国家的损失，因为他们有在外国、商船等方面的投资，其收入可使之在国际账户的总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弥补。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有限。海外华人每年寄回国内的汇款约有180,000,000元，这个数字最近已降到100,000,000元了。注209
4. 工业萧条和经济帝国主义。根据方显廷和陈振汉注210的调查，目前所有中国投资的现代工业，都面临破产的危险。众多工厂已经倒闭。究其原因不外是：政局不稳、外资持其不平等条约的竞争、资金短缺、民众购买力疲软、赋税过重以及经营不善等。1933年是棉纺业最惨淡的一年，到6月为止，有11家纺织厂倒闭，致使340,000个纺轴空转。同年，江苏和浙江的180家缫丝厂中只有20家仍在运营。注211
中国工商业面临的严峻竞争，从在华外资的数量就可以看出：1931年，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总额是3，242，500,000美元，其中2，531，900,000美元即78.1%用于商业投资。英国投资占总额的36.7 %，日本占35.1%，俄国占8.4%，美国和其他国家各占6.1%或以下。注212外资占电力企业投资的一半；133个棉纺织厂中，有41个即38.8%的纺锭设备是日本的，其所占资本是中国本国资本的两倍半。在中国所有的4，516，898个纺锭中，英国拥有的三个纺织厂就占了170，610个。外国船只在中国航运中占有三分之二的总吨数，载运了总运输量80%的货物。注213
根据克拉克的资料，1930年中国161家现代银行的合计资本是287，187,000元。注214同年有50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营业，其中，28家在中国设有总部，其合计资本43，206,000元，占了全国银行资本的13%。但是，根据1933年的《申报年鉴》注215的资料，在1925年，24家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合计资本就有647,051，423元，并且正以合计6，878，426，876元的财力运营业务。而1931年占有重要地位的上海银行公会的28家会员银行合计财力只有2，503,006,000元。
5. 失业。
根据许仕廉博士的估计，中国大约有35%—45%的男性人口和10%—20% 的女性人口，得到有酬工作。这就意味着全国只有23%到35%的人口得到有酬工作。1926年3月，国际商会会长沃尔特·利夫（Walter Leaf）先生在一份世界主要国家失业人口状况报告中估计，中国总人口436,094,000人中，至少有168，322,000人没有正式工作。1929年9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一些中国慈善组织收集的数据透露：全国有105,000,000穷人靠救济过活。……中国的400,000,000总人口中，应该有大约280,000,000个工业、手工业和农业劳动者。但是，根据马超俊的《中国劳工问题》一书，全国只有121，260,000的劳动人口，这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有158，740,000人没有正式工作。
根据全国灾荒救济委员会的数据，1927年中国有9,000,000饥民。1928年为37,000,000；1929年为57,000,000； 1930年为71,000,000。1931年的大洪水使这个数字增加了几千万。
1931年从海外回国的劳工达283，890名。
根据中国劳工联盟（All-China Labour Federation［Red］）的数据，1930年在全国工业、商业和贸易行业中，有60%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即大约10,000,000人）失去工作。
1932年11月，约占北平总人口61%的人没有正式工作。
华北和华东18所大学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能找到工作的不超过5%。
在上海、北平，广州、汉口和天津等大城市，公职机关连日出现失业青年的身影。注216
6. 财富集中。当大众陷于不名分文的贫困状态时，财富和资本却不成比例地滚滚流进了大城市和少数人手中。1932年，每月平均有6,000,000元现金流进上海。著名中国财政专家耿爱德（Kann）认为，在中国最少约有2，200,000,000银元在流通。但是在1932年6月底，单上海一地的银元和银两存款就有350,000,000元。22个省平均每省存款约为100,000,000元，人均5.5元，而上海一地人均存款有160元，是中国内地人均存款的21倍。注217
据可靠估计，当时70个军阀的财产合计约达700,000,000元。注218曹锟和张作霖各有财产50,000,000元。据报道，倪嗣冲死后，他的财富产估计价值80,000,000元。王占元最后被赶出湖北时，他的非法所得据说价值50,000,000到60,000,000元。毋庸置疑，这些财产是从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身上压榨来的，那么，这些劳动者当然有权要求追回这些钱，用于他们的教育和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
有人估计，中国还有价值1,000,000,000银元的秘密财富，其中只动用了一部分用于应付战后国内突发性事件。注2191933年8月，在湖北武昌两户居民的房子底下挖出一个装满了价值1,000,000元金银珠宝的箱子，政府准备把这笔财富用于公共事业。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想到，埋藏或囤积的财富或许不是小数。如果这些财富都被挖掘出来的话，教育应该可以分得一杯羹。
中国财富的来源
土地资源和人口。中国82%以上的财富是土地资源。1840年至1931年，中国丧失了大约3，369，747平方英里即26，305，644平方里的领土。注220目前，根据伍海德的估计，中国共有4，314,097 平方英里即33，778，108平方里的领土。注221除了沦陷的四个省外，中国的领土面积是3，817，933平方英里即29，904，804平方里。表62列出了已知的五位专家有关中国耕地面积的估计。
表62 中国土地面积估算表（以出版时间和公认程度为序）
资料来源：a. 梁敬：《中国人口与食物供应的关系》（手稿）
b. 张心一：《中国农庄与农作物估算》，第11页。
c. 中国经济研究协会：《中国经济问题》，第37、51—53页。
d. R.H.Tawney，Land and Labour in China,p.28.
表6列出了不同年份的人口数字。目前人口一般估计为450,000,000人。
我国有83% 的人口密集在17%的领土上……平均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英里500人……其余的17%人口生活在其余83%的领土上,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35人。注222
只有46%的人口即150,000,000的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其余的54%即235,000,000人，包括佃农，都没有土地。在这些土地所有者中，44%的人拥有的耕地只占总面积的6%,而5%的人拥有的耕地却占总面积的43%。这44%的土地所有者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到10亩。注223根据张心一先生的估算,约有73%的家庭是农户。注224而中央土地委员会估计，全国80%的人是农民（1927）。据立法院的程长恒（Cheng Chang-heng）估计,每个农业家庭的平均人数为5.2人。托尼写道：
且不说住房、农具、衣服、燃料以及其他必需品，在中国，一个五口之家，单是吃饱肚子，每人就足足需要3亩（0.45英亩）地，一个家庭需要15亩地。注225
著名农村教育家何日平注226写道，如果一个家庭人均拥有10亩地，就处于有创造力的水平，家里的孩子就能接受中等教育。如果人均拥有7.5亩地，这个家庭就处于有文化的水平，家里的孩子仅够接受初级教育。如果人均拥有6亩地，这个家庭就处于缺衣的水平，送不起孩子上学了。如果人均只拥有5亩地，就处于少食水平。再往下走，就濒于破产、死亡，胡乱过了。
根据张心一先生的估算注227，实际上，一个农业家庭平均只拥有21亩地，即人均约4亩地。根据实业部的材料，44%的土地所有者人均拥有不到2亩地，只有14%的人平均拥有10亩或10亩以上的地。陈翰笙经过大量抽样研究后得出结论：不少于65%的农业人口极端需要土地。注228康德利夫写道，人口过多是中国最大、最基本和最迫切的困难，它阻碍了中国改善经济生活的一切规划。注229梁敬在对人口和食物供应的关系进行精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食物供应的总热量是299，539，850百万卡路里。注230按此数平均，成人每天只有2，409卡路里。而六个饮食热量标准的平均数是，成人每天需要3，125 卡路里。按照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只能养活342,000,000人，大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如果连食物的供应都不足，那么，千百万中国人受教育的希望就不大了。注231
自然资源和工业化。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粱、红薯、茶叶、白菜、竹子以及大豆的生产国，稻米、小麦、烟草的生产名列第二，棉产名列第四，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却经常碰到食物和农业原料普遍短缺和分配不均的问题。据地质学家和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基本金属和能源并非过剩。从表63可以看出，中国作为原料生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表64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化程度与美国对比的情况。
表63 中国原料生产的地位表
续表
主要数据来源：（1）Economic Forces of the World,Berlin,Dresdner Bank,1930.（2）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次报告，直至1932年。
辅助数据来源：（1）H.D.Fong（方显廷）,China’s Industrialization,A Statistical Survey； （2）Djiang Siao-Mei（张肖梅），The Position of China as a Producer of Raw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ed Goods；（3）C.L.Nieh,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s Problem and Prospects；（4）Julean Arnold,China Through the American Window,pp.25—27;（5）《申报月刊》第2卷第4期，第37—41页；第7 期，第87—96页；（6）《经济统计季刊》第2卷第3期，1933年9月，第693页。
表64 1930年中美工业化程度统计对照表
根据Arnold,China Through the America Window改编。
表63和表64的数据明显显示：
1. 食物的短缺可以用科学农业来弥补，食物分配不均衡可以用扩充交通运输来改善。
2. 中国的煤和铁的储藏量比很多国家都多，有足够的动力资源，特别是水电动力，因此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国家。
3. 中国的现代工业化主要限于几个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作用不大。中国实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而且整体趋势还会长期如此。
但是，中国只会以东方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迅速工业化，因为她几乎无法希求达到西方工业国已经实现的工业化程度。而想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比如，将中国现有生活水准提高到两三倍，是可行的。注232
表65显示了顾毓瑔博士对中国能源状况的估计。每年中国有功电量（active energe即能源消耗）总量是49,000,000,000千瓦时，即24，500,000马力。在这方面，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四。然而，中国82%的能源是人工能，只有18%是机械能，而现代财富都是植基于机械能的。
据安立德注233的资料，中国人均只有0.75台机器,而美国人均却有25台。但是，顾博士的估算显示，中国有丰富的潜在的机械能，大约是93，372,000,000,000千瓦时。按目前日本的消费比率（人均166千瓦时）计算，这笔潜能储备可供中国使用1，400年。这比那些空幻的失败主义者迄今所相信的情景，有希望得多。
表65 顾博士对中国能源状况的估算一览表
（单位：千瓦时）
资料来源：顾毓瑔：《原动力之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15日，第87—96页。
注：1千瓦时=1.5马力时。一成年人工时相当于1/10马力时（过去是1/20马力时）。
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富裕国家。袁世凯在宣誓就任中国第一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有句话说对了。他把中国比成一个把财富埋在地下而不停叫穷的富人。现任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在《中国四年实业计划》中下结论说：中国的弱点不在于贫困，而在于经济停滞。
我们的财富和宝藏还埋藏在地里，等待着镐锨犁锄去开发。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资金运转得再快些，我们的财政资源就会大大丰厚起来。注234
对中国国民财富和收入的种种估算
对于中国的财富总量，已经有人试图做过多次估算。表66列出了不同年份的不同估算。这些数字差别之大使人困惑，以致令人难以相信其可靠性。德国人素有严谨的声誉，德累斯顿银行对1926年的估算可能公平可靠。该银行高级职员曾宣布：“凡属可能引起实际怀疑的数字，我们一概不予考虑……（那些估计）不少显示颇大的偏差，而且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比较……下列估算显示，其可靠性是有最佳保证的。”注235
关于中国的财富，最低的估计是1922年的40，183,000,000元，最高的估计是1929年的200，573,000,000元。后一估计是多恩做出的。注236根据这位权威的估算，1929年中国在世界排名第三，拥有当年世界总财富1，401，809,000,000美元的6%；而美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拥有世界财富的44.8%；英国排名第二，拥有世界财富6.44%（不包括殖民地）。
对中国财富的最近一个估计是1932年5月由中国最大和最老的一家报社《申报》做出的。106,351,987,446元，是作者认为可用来和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数字。在这一总数中，土地占82%；房屋、粮仓和其他建筑占 5.2%；库存商品占4%；港口、河流等占2.1％；家具和艺术品占1.6%；家畜等动物占1.6%；金银货币条锭占1.4%；盐产品占1.3%；其他的包括矿产、鱼产品、航运、铁路和其他公众设施、公司、银行、图书馆和电厂等只占0.8%。注237
中国人均财富和收入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表66、67和68相继显示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均财富和收入的情况：
表66 经核正的中国财富估算数额表
资料来源：（1）根据世界大战前夕高桥的估算。查尔斯·霍奇斯在其《中国问题的潜在非政治因素》（Charles Hodges，Non-Political Factors Underlying the Chinese Problem）一书中将这个估算换算成美元，参见第6页，同前所引。
（2）引自《中国年鉴》第1期，该刊引自高桥的《中国的财富》（中文）， 第587—588页。
（3）中国人的估计。参见《申报年鉴》，第M47页。
（4）德国人的估计。参见德累斯顿银行：《世界的经济力量》（The Economic Force of the World）中的“1913—1914年度国家财富的发展”,第176页对面表格。
（5）该数字引自日本内阁统计署1929年4月19日出版的《各国的财富》的表格。李权时先生在1931年8月10日《世界杂志》十周年纪念刊第90页上发表题为《中央财政十年》的文章时曾引用过。不过，李先生当时误以为这个数字是对1929年的估算。而这个同样的数据曾出现在日本Ji Ji Year Book（1933）上，并注明它是对1922年的估算。
（6）L.D.Edie，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p.273.这是日本人的估算，已换算成美元。
（7）古尔乔恩（Gourjon）和帕金森（Parkinson）的计算，李权时在注释（5）所提文中引用过。
（8）R.R.Doane,同上，第35页。
提示： 表中数据下面画了横线的是原始数据。没有划横线的数据，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公报各年份的数字与美元票面等值重新换算得来的。
表67 中国财富估算值与其他国家之比较表
（经核正并重新整理）
资料来源：（1）见表66，注释（4）。
（2）见表66，注释（3）。
（3）德累斯顿银行，同前所引，第 176页对面表格。
（4）同上。
（5）同上。
（6）《申报年鉴》,同前所引，第M 47页。同样的数据请见日本Ji Ji Year Book。（显然中国的估算是假定日元和中国元在当时的价位近乎相同的。）
（7）同上。
（8）The World Almanac，1933,p.423.从51,017,000,000美元换算而来。
（9）德累斯顿银行的估算。
（10）、（11）、（13）同上。
（12 ）、（14）来自《申报年鉴》。
（15）德累斯顿银行的估算。
（16）Chicago Daily News Almanac and Year Book，1933,p.280.分别从329，738,000,000美元和2，677美元转换过来的。
提示：所有的数据都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公报各年份的票面交换等值换算得来的。
表68 中国收入估算值与其他国家之比较表
资料来源：（1）德累斯顿银行估计，参见表 67，注释 （4）。
（2）、（3）、（5）、（6）、（8）、（9）、（10）、（11）和（12）同上（按德国马克票面等值换算）。
（4）、（7）、（13）Chicago Daily News Almanac and Year Book,1933,p.276.分别按票面等值12，500,000,000美元、54,000,000,000美元和4，500,000,000美元换算。
这里只有德累斯顿银行对中国1928年收入做过一个估算（见表 68）。这也许是下述假设的根据：
国民收入总体上是在国民财富的10%到20%之间波动的……收入对财富的比率越上升，人均收入就越大。注238
中国的人均国民财富和人均国民收入，在所选国家中都排名最低，而美国尽管经济萧条，两者却仍排名最高。
从国民财富和收入的估算看中国支持教育的能力
莫里森先生曾说：财富，“严格地说，是非所有者为达到占有而能够和愿意支付的一种作用物。因此，聚集的财富不是思考财政基础的很好出发点”。注239人民的所有税负，都是人民用其收入支付的。收入是支持教育能力的最好测验标准。但是也有人把财富和收入合起来作为一个经济能力的指标，以衡量支持教育的能力。1923年，时任教育财政咨询委员会主任的施菊野教授“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与经济顾问们商议后”注240，得出了如下界定：
诺顿曾使用收入加十分之一的财富作为经济资源的指数，来衡量美国48个州支持教育的能力。注241不过，中国缺乏各省收入和财富的切实数据，因而这个公式无法用于中国。就目前而论，笔者只能满足于把教育支出和财富与收入的估算值做一对比。
在美国，1930年公立学校财产价值为7，143，803，297美元，占财富总值（322，735,000,000美元）的2.21%。注242同年，美国为公立学校花费了2，615,068美元，占国民总收入75,000,000,000美元的3.35%。注243美国对所有等级公私立学校财产和捐赠的总投入是11，216，704,000美元，占财富总值的3.44%。加上经常费3，234，638，567美元，占1930年国民收入的4.15%。注244
在中国，1930—1931年的教育支出是217，877，611元注245，占估算总收入12，525,000,000元的1.77%。公立学校的经费是155,042，788元，占总收入的1.26%。和美国相比，在充分考虑其他制约因素的条件下，中国至少能够承担两倍的公立教育经费。谈教育支出必须考虑到有关税收的百分比、国民收入以及个人收入的分配的问题（表69）。
1928年，各国国民收入贡献给税收百分比如下： 注246
英国 22.0% 澳大利亚 18.4%
挪威 20.0% 匈牙利 18.0%
意大利 19.2% 奥地利 17.3%
加拿大 19.2% 日本 14.4%
法国 18.5% 美国 10.2%
中国 10.4%
下表显示了国民收入和税收用于公立教育的百分比情况：
表69 美国和中国国民收入和税收用于公立教育之百分比表
美国的数据——根据拉尔森（Larson）,同前所引，第7、10页表格改编。
中国的数据——根据人均学校经费和公立学校经费估算出的人均税费。
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中国能拔高上述比例数，逐渐赶上美国的比例。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税额占国民收入比率的逐步增加必须要依据支付能力即量力而行这个潜在原则。支付能力涉及牺牲因素及其量度。其衡量标准是交税后剩余的收入有多少。较高的收入才能产生较高的支付比例。
如果与美国1928年及其以前的税收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相比较，极可能中国的税负已经很高了。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转移税负，或用寻求新的收入来源以使高收入的个人能够更多地分担份额。的确，中国公立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可以至少增为两倍；而且这些增加的教育负担，应该落到有经济能力的阶层肩上。应关心削减巨额军事支出，还应提高税收体制的效率，以堵塞漏洞，制止中饱私囊。
这些问题将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