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卷三《论战略》
克劳山维兹曰：战略者，战之大计，国家所以成征战之功，而蕲于国家遂所欲为者也。顾战略之实施诸行事，厥为连续推进之交战。然则定计之始，于开战后所有交战之形势，可程之效能，以及所需之兵力，与士气之消长，何可不一一熟虑而审考之。虑之已熟，而后每一交战，必求有裨于战役所期之成功，相辅而不相背。此战略之所以不可不察也。然战略者，不过作战之纲要尔；而其缜密之措施，则必因时因地而制其权。是故为统帅者，不可株守京师，而必驻于大军会合之所，身临前敌，然后实际战况无虞于隔阂，而能收随时指挥之效。夫如是，不交战则已，而一交战，则必于战略有作用以推行尽利。而及其成功也，如水到渠成，如瓜熟蒂落，自然而然，不同于行险以徼幸也。呜呼！自来名将之为不可及者，岂在一二战术之发明以予智自雄也哉！要其兵无虚用，而每一交战，必有其推进战略之功用，斯难能耳！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论战略者有二义：曰定战略，曰戒浪战。盖战略不可不前定，而交战必以成战略。此固中国兵家之所致谨者也。克氏之所谓战略，中国兵家则谓之“计”，已详前篇。然计有二：一曰计彼我之情，一曰计征战之法。管子不云乎：
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敌，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殴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见《管子·七法》）
孙子则曰：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见《孙子·计篇》）
《草庐经略》曰：
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悉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炤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伏，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非细。必观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见《草庐经略》卷二《料敌》）
凡此所论，皆所以计彼我之情，而立战略之大本也。《草庐经略》不知作者何人，其文中有“国初两淮郡县多为张士诚所据，高皇帝欲取之”语，知为明朝人也，收入《粤雅堂丛书》。其书为卷十有二，为目一百五十有二，捃摭兵书，融裁以意，大抵以古兵家言明法，而以古史为证，略如《通典·兵典》之例，而提要钩玄，简核为过之焉。夫彼我之情得，而后可以计征战之法；征战之法不早计，则战胜攻取，所以操之者无其具。李靖曰：
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达权变，及临机赴敌，方始趦趄，左顾左盼，计无所出，信任游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藉，何异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啖狼虎者乎！（见《孙·形篇》杜牧注引）
此言战略之不可不前定也。前定则奈何？自中国兵家言之，则由政略以运用战略，由战略以支配交战。苏轼不云乎：
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勾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勾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见《东坡文集·策断中》）
此之所谓“计”，不仅“战略”而已，盖以“政略”而立乎“战略”之先以运用“战略”者焉。“战略”则奈何？揭暄《兵法百言》有论“兴”之一言曰：
凡兴师，必分大势之先后缓急以定事，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期于守己而制人。或严外以卫内，或固本以扩基，或翦羽以孤势，或擒首以散余，或攻强以震弱，或拒或交，或剿或抚，或围或守，或远或近，或两者而兼行，或专力一法，条而审之，参而酌之，决而定之，而又能委曲推行，游移待变，则转战而前，可大胜。
此则所谓“战略”，而定乎交战之先以支配交战者焉。然“战略”可前定，而实现“战略”之交战则随步换形，时移势易，而不能以前定；而又不能不于无定之中，为不虑之计。然则如何而可？曰：有二说焉：有欲以战略支配交战而预为算定者；有不以战略束缚交战而酌留余地者。揭暄《兵法百言》有论“预”之一言曰：
凡事以未意而及者，则心必骇。心骇，则猝不能谋，败征也；则必敌袭何以应，敌冲何以拒，两截何以分，四来何以战，凡艰危险难之事必预筹而分布之。务有一定之法，并计不定之法，而后心安气定，适值不惊，累中无危。古人行师，经险出难，安行无虞，非必有奇异之智，预而已。
此欲以战略支配交战而预为算定者也。顾胡林翼则谓：
非算定、非多算一二着，不能成功。（见《胡文忠公集》己未正月二十七日《致钱萍矼枢密》）
以多蓄兵力，预留活着为第一义。（同上庚申五月初四日《致曾沅圃观察》）
必应急求战法，置精兵良将于活着，则满盘棋子皆活，审地势，审贼情，审兵机。（同上己未正月二十三日《致司道及各局》）
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着。（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六日《致金逸亭》）
断不可一力前进，致犯兵家之忌而启狡贼之心。（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七日《致金逸亭观察》）
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敌而稳打，斯得之矣。（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八日《致金观察》）
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兵事之至要。（同上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多都统》）
此不以战略束缚交战而预留活着者也。但以预留活着为余地，此胡氏与揭氏之所略异；而以算定为前提，则胡氏与揭氏之所大同。然而谭何容易！左宗棠有言：
用兵之道，规模形势，先后缓急，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几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自忝预军事，阅时颇久。窃惟用兵一事，在先察险易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算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人云“多算胜少算”，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度之；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敌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絷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矣。（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六《遵旨密陈片》）
此统帅之所以不可不身临前敌，而收随时指挥之效也。夫交战必以成战略；而无补战略之交战，是谓浪战，兵家之所大戒也。《草庐经略》曰：
凡为将，攻不必取，不苟出师；战不必胜，不苟接刃。夫必胜必取而后攻战者，即孙子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战”，言先得胜算也。岂如庸将不料彼我之势，不决制胜之机，不设奇谲之变，不讲地形之利，统军而进，偶而合战，亦偶而分胜负，而将不能自主也哉！夫胜负之数，将不先定，安能为三军之司令！如果敌势方强，未可与角一朝之胜负，必坚守而不轻为一战；及其得机决策，则策胜如神矣。（见《草庐经略》卷二《将谋》）
天下良将少而愚将多，故多狃近利而遗远略也。务远略者，虽无一时可喜之功，而有制胜万全之道。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败而忧，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洞达利害，兼览始终。其静俟若处女，其秘密若神明；其期许也若落落难合。其持众也慎，其虑事也详，其料敌也审，其应变也舒，其投机也捷。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一战而定。譬若弈者，高著低著，人谓可略，到头一著，则乾坤老而始信敌手之稀。譬若良医，平和之剂，似无速效，而起死回生，则众不能，而独妙刀圭之刖。为将亦然。（同上卷三《远略》）
此其论非必胜不战固矣。然而战胜必期于成功，胜而于成功无补，虽胜，亦奚以为！胡林翼不云乎：
兵事以审机为上策，以保士卒、养精锐为上计。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一胜之功而误大局。（见《胡文忠公书牍》八月二十五日《复多都统》）
盖侥幸而图难成之功，不如坚忍而窥远大之谋。（同上庚申八月二十七日《复多都统》）
夫战，勇气也，当以节宣、蓄养、提振为先。又阴事也，当以固塞、阴忍、蛰伏为本。（同上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严渭春观察》）
昔条侯之破亡国也，坚壁三月，以太后梁王之故而不受诏，故曰“亚夫真可任使也”。秦王之破宋金刚，亦坚壁年余，俟其粮尽遁走，则一日夜追剿二百余里。秦王非天锡智勇者哉！设今人当之，则疑其怯矣。（同上己未四月十二日《致左季丈》）
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必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必须操胜算。如无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同上庚申九月二十三日《复余会亭、伍次荪》）
贵乎审机以待战，尤贵蓄锐以待时。（同上庚申八月二十四日《致多都统》）
兵事有须先一著者，如险要之地，以兵踞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贼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附其背，必胜之道也。（同上庚申八月十九日《致吴幹臣》）
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贼谋而胜者；有后一著，待贼动而胜者。此时应待贼动而后应之。躁者必败，静者必胜。（同上庚申十月初五日《复余会亭、伍次荪》）
动者必躁，静者有所待，有所谋，不可测也。（同上庚申十月初八日《致李少荃观察》）
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军事到紧要之时，静者胜，躁者败；后动者易，先动者难；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钝。此其大较也。（同上庚申十月十七日《复多都护》）
严密坚忍以待之，盖本有破釜沉舟之志，却以挽辔安闲出之。（同上庚申十月十一日《复左季高》）
人孰不知战略之成功之不能无待于交战哉？然而非交战之难也，交战而不浪战之难也。夫浪战匪特无裨于交战之成功也，抑且有害焉。曾国藩曰：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滑，滑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余在营中常戒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见《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致九弟》）
稳扎稳打，自立于不败之地。与悍贼交手，总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若在贼者全无破绽，而我昧焉以往，则在我者必有破绽[1]被贼看出矣。（见《曾文正公批牍·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禀职营与吉中各军击贼获胜由》）
无乘以躁气，无摇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见《曾文正公书牍·与李次青》）
其论皆与克氏之意相发。要之交战，必以成战略而有推进之功用，乃不为浪战，匪徒一胜之为烈也，败尤无论已。胡林翼，湖南益阳人。曾国藩，湘乡人。左宗棠，湘阴人。于晚清咸丰之朝，三人者，以书生起乡兵，驱里巷子弟之白徒，角太平天国锋起方张之锐。操心危，虑患深，其论兵多出于动心忍性，体验有得。每有战事，书简往复，尽诚商讨，具见三人集中。语无泛设，事皆亲历，其议论多足匡古兵家所未逮云。
交战有二：有交战之交战；有不交战之交战。而所谓不交战之交战者，盖分布军队以御敌不得进，敌遂避而他途之从焉。虽未交锋，而其用同于交战者是也。而交战之目的亦有二：有战略决胜之交战，亦有非决胜而推进战略之交战。如克一城、毁一桥，虽不必有裨于战略之决胜，而于当前战略之得失不能无关。必能审辨乎此，而后可以明用兵之缓急轻重。
战略之原理，简而易明；战胜攻取之道，千古不易，不如战术之以科学进步而日新月异。包抄侧击，记者往往叹为奇计，实则稽之史籍，陈陈相因，而以之出奇制胜者不知凡几，岂必待天才而后发明。是故战略之理论，非名将所贵；所贵于名将者，在战略之当机立断耳。方其战略之未定，所待考虑者千绪万端，骤不可爬梳；其利害或多相反。而欲判其得失，审其取舍，不以事变之赜而乱其思虑，不以意气之激而轻于判断。及其既也，尤不以关系之重大、责任之艰巨，而失之迟疑。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之莫克胜任而愉快也。人知杀敌致果，战阵之不可无勇，而不知运筹决策之尤有待于勇，抑更千百倍之。不啻？於戏！自古大将之以不能当机立断，而卒之偾军覆国者，揆之于史，岂少也哉！
基博按：克氏论战略，匪能明之难，而能断之难。不难在智，而难在勇。太公曰：
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见《六韬·龙韬·军势》）
此言善战者之“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而“无犹豫，无恐惧”也。夫惟勇者无恐惧，惟断者无犹豫。许洞曰：
用兵之术，战胜而败者：急难定谋，狐疑不决，一败也；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二败也。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胜败之术，非勇决神智，安能行之耶！（见《虎钤经》卷三《胜则》）
此言迟疑则败，速决必胜也。东汉末，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荀彧、郭嘉谓操曰：“公有十胜，绍有十败。绍多谋少决，失在事后；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将之不可无“断”如此。然非“断”之难也，“断”而当“机”之难也。《草庐经略》曰：
兵者，机以行之者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批亢捣虚，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持，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者，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若从天降，若从地出，若飞电闪烁，令人仓皇，四顾不可方物。大要料敌欲审，见机欲决，原非履险蹈危，幸功于万一者也。倘虚实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敌情有未谙，我势有未审，徒慕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轻易，当敌之有备，用率孤军，深入重地，欲进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掳掠无获，粮道既绝，救援不通，虽韩、白不能善其后。亦有先缓而后速者，缓者令其弛备，速者乘彼不虞。彼既弛备而不虞我之至，则往无不克，发无不中也。（见《草庐经略》卷四《迅速》）
大将临戎制胜，未有不败于畏缩而成于刚决者。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或延揽忠告，或独摅神机，参伍详审，料敌设计，得策辄行，岂容留滞。是故不模稜而废可底之绩，不后事而失可赴之机。圜转迅发，决断如流，才明练达，称良将也。尝观刚愎自用者，亦未始不藉口于果断。彼其所谓断者，不度可否，不听良谋，作事愦愦，恣行胸臆，败所由来也。夫果断之道，托基在明；明，则无不当矣！（同上《果断》）
盖“断”而当“机”，则以制胜；“断”不当“机”，亦或偾军。此之不可不察也。夫所谓“机”者何也？事势之会也。唐甄曰：
鼠之出也，左顾者三，右顾者再，进寸而反者三，进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类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人怀干面，马囊蒸菽，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风，如疾雷。当是之时，敌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将士无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溃，乘其东而西自溃，乘其南而北自溃。兵刃未加，已坏裂而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同射惊隼，伺射突兔，先后不容瞬，远近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阴谋十年，不十年也；转战千里，不千里也。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卧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时当进时，弃家而进，反顾则失。不得机者，虽有智主良将，如利剑之击空；虽有累世之重，百万之众，如巨人之痿处；虽有屡战屡胜之利，如刺虎而伤其皮毛。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唐子之少也，从舅饮酒。坐有壮士秦斯，力举千斤，战必陷阵，常独行山泽间，手格执仗者数十人。舅指一客戏之曰：“客虽羸也，然好拳技，尝欲胜君。君其较之。”斯笑曰：“来。”遂舍卮离席。方顾左右语，而未立定也，客遽前击之，触手而倒。客皆大笑。夫以客当斯，虽百不敌也；然能胜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击秦斯，可谓智矣！（见唐子《潜书·五形》）
揭暄《兵法百言》有论“机”之一言，则谓：
势之维系为机，事之转练为机，物之要害为机，时之凑合为机。有目前为机，转盼即非机者。有乘之即为机，失之即无机者。谋之宜审，藏之宜密，定于识，利于决。
然而“机”之为事，其当与不当，可以猝决，而未易以周审也；则惟有发之以“锐”，行之以“无畏”。揭暄又有论“锐”之一言曰：
养威贵素，观变贵谋。两军相簿，一呼而夺其气者，惟锐而已矣。众不敢发而发之者，锐也。“徒锐者蹶，不锐者衰。智而能周，发也能收，则锐不穷。”锐者，用锋芒，非专恃强力也。故曰养、曰谋，前乎锐而筹；曰周、曰收，后乎锐而进。
此“锐”之说也。胡林翼曰：
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见《胡文忠公集》庚申十月十一日《复左李高京卿》）
不宜长虑却顾，太谨慎，则嫌于拙滞。（同上庚申十月十五日《致曾钦使》）
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历观古今战争，如刘季、光武、魏武、唐太宗，无不日濒[2]于危。其济天也，不当怕而怕，必有当怕而不怕者矣。（同上庚申九月十六日《复蒋文若》）
决胜之机，宜明断而深稳。（同上己未十一月三十日《致余会亭丁月台》）
是即太公之所谓“无恐惧，无犹豫”而“无畏”之说也。然非知之明，何能决之勇！惟神智，能审“机”；惟勇决，能赴“机”。此“决胜之机”所为“明断而深稳”者也。然则智又恶可废哉！许洞曰：“胜败之术，非勇决神智，安能行之耶！”岂不信哉！
有战略，必有所以发挥运用此战略者，其要有四：曰“精神”，曰“兵力”，曰“用奇”，曰“地理”。而四者之中，尤以精神筦其枢。“精神”之于战略也，犹铁锤之锤物；而“兵力”、“用奇”、“地理”，三者不过精神之所藉以发挥，犹之铁锤之不能无木柄以操持耳。
军队之有精神，必以三事：曰将才，曰训练，曰爱国情绪。三者相辅相成，而不可以或缺。山地野战，爱国情绪莫尚焉。平原战之胜败，则决于军人之武德；而地势复杂之战场，则尤有赖于将才之因地制权，而操决胜之机焉。
“将才”之说，具详于第一篇，今请言“训练”。军队非训练不能战，此固人人知之。然吾今之所欲论者，非有形之训练，而无形之训练，所谓“精神”之训练也。诚窃以为培养军人之武德，尤为训练之第一义谛焉。军人之武德，必植其基于军队之荣誉心与自治力二者。苟军队之荣誉心，发挥之以至乎其极，蹈义不顾，人自知奋；炮火震撼而色不沮，败报纷纭而志不摇，持以沉著，进以猛锐，胜不骄，败不馁，忠于所事，矢死无二。自古名将，如亚力山大、凯萨、大弗立特力、拿破仑等之能战胜攻取而勋名彪炳者，亦以所部有军人之武德也。然则若何而可以培养军人之武德乎？曰：艰[3]苦之久战，与胜利之荣誉也。盖军人之未经战阵者，则其智勇无所发而不能以自信，所以临敌不免有仓皇失措之虞也。军队之战斗能力，必以历练而老到，尤必以将帅之指挥而历练。然军队之精神，非经胜利之振奋，不克日跻于坚强。然则军人之武德者，盖良将之化身，而胜利之结晶也。
基博按：第一篇论士服习，所以论训练者详矣，兹特揭“精神之训练”一义，以培养军人之武德，而补第一义之漏义。自中国兵家论之：吴起有言：
兵以治为胜。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离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见《吴子·治兵》）
是即所谓“军人之武德”也。戚继光《练兵实纪》有“练心气”之说，谓：
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气发于外，根原于心。匪心，则气曷出。故出诸心者为真气，格于物而发者为客气。练心则气壮。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也；又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是心者，内气也；气者，外心也。故出诸心者为真气，则出于气者为真勇矣。是故走阵于场，习艺于师，召耳目以金鼓，齐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皮毛，各有轻重缓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害其为人，亦与大命无干。何也？不足以该全体也。即如三军之政，行伍号令，旗鼓技艺之数，少一件，固不足以为万全之师；少一件，亦未必不能为一战之胜。故大命所系在气，而内属乎心。心之所系，则神明之感、自然之应也。故诛一人而千万人顺，诛心也；赏一人而千万人奋，亦赏[4]心也。不怒而威，岂斧钺之力哉！不言而信，岂金帛之惠哉！视死如归，得其心也；视敌如仇，心之同也。苟不求于心而务求于气。诚以北方之兵，骄悍劲猛，气孰尚焉。往岁征役于吴，一败而不可复振，盖其所发为勇者，乃浮气之在外者，非真气之根于心也。气根于心，则百败不可挫，天下莫当，父子之兵矣。戚子于督兵东南时，凡诸营伍中，有养气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当前行，以其积气太浮，畏心渐掩，或轻视其号令，必堕贼之计中。故兵人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过盛，亦不可用，则知之者鲜矣。善将者宜何如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必诚感诚。又如婴儿哑子，饮食为之通，疾病为之恤，患难为之共，甘苦为之同。彼有情焉，如婴儿不能自通乎心，如哑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将者不待其心之发而先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预为之谋，谆谆谕以忠君之义，祸福之辨，修短之数，死生之理，使之习服忠义；足以无忝所生，其为荣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观感之下，积戴之久，感于爱，则爱君爱将，而身非所爱；感于义，则不忍后君后将，而先其所私；感于祸福之辨，则患难不足恐，而亲上之志坚；感于修短死生之数，则水火存亡，不足以夺其心。万人一心，心一而气齐，气齐而万人为一死。夫如是，吾以一心之万力而敌万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万生命。孔曰“教民七年”，孟曰“仁者无敌”，“执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非得其心而一其气，何以致此于民哉？（见《练兵实纪·储练通论》）
此之所谓“练心气”，克氏谓之“精神之训练”者是也。曾国藩则以“训”与“练”为二事，谓：
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覆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见《曾文正公书牍·与张石卿制军》）
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几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见《曾文正公批牍·统领韩字营全军韩参将进春禀奉委招勇》）
总之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见《曾文正公书牍·与朱云崖》）
此以“练”属于形式，“训”属于精神，而“训”重于“练”，亦与克氏之意相发也。盖平日训练之所宜加意者如此。而亦有以训练非实地战争不能以磨炼出精神者。胡林翼曰：
凡兵之气，不见仗则弱，常见仗则强。久逸则终无用处，异日亦必不可临敌。（见《故文忠公书牍》己未十二月二十八日《致毛骥云观察》）
兵事如学生功课，不进则退，不战则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劳则思，逸则淫。”且久逸则筋脉皆弛，心胆亦怯，不仅难战，亦且难守。（同上庚申五月十五日《致毛骥云观察》）
守兵不动，久亦并不能守；战兵不战，久亦并不能战。其心散，其志弛，其力隳也。譬之写字读书，进德修业，非猛进，即乍退。游息只须半日半时，则精力乃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经月经年不求精进，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尚然，况用力之事耶！凡人总当忧勤，千般苦楚，总要人肯吃，无自便之策。（同上庚申九月十□日《致严渭春方伯》）
凡兵勇不难于进，而难于站稳，此坚忍之实在功夫。多历战事，兵勇乃有进境。（同上庚申十月二十九日《致余会亭》）
夫兵，犹火也，不戢则焚；兵，犹水也，不流则腐。治军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见《胡文忠公批扎·饬各统带查办各营》）
左宗棠曰：
得力之兵……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有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故也。（见《左文襄书牍》卷六《答徐树人中丞》）
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5]之整，固有时而穷矣。（同上卷二十《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此以战争为训练，而揆之克氏所云培养军人之武德，在“坚苦之久战”，与“胜利之荣誉”用意正同也。然“坚苦之久战”与“胜利之荣誉”，足以锻炼军队之精神，亦或以耗竭军队之精神，中国兵家有极论之者。何以明其然？戚继光谓：
兵之胜负者，气也。兵士能为胜负而不能司气。气有消长，无常盈，在司气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为兵，任是何等壮气，一遇大战后，就或全胜，气必少泄；又复治盛之以再用，庶气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则浊，三用则涸，故无常胜之兵矣。
语引见第一篇。而胡林翼则曰：
尝论孺子之戏猪脬，贯以气而缚以绳。当其盛时，千锤不破；一针之隙，全脬皆消。兵事以气为主，兵勇之气，殆如孺子猪脬之气。此中盈虚消息之故，及蓄养之法，节宣之法，提倡之法，忍耐之法，惟大将能知之。（见《胡文忠公书牍》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复多都统》）
王翦用六十万人，日以美饮食抚循其士而不遽战。李牧治边，日以市租椎牛飨士而不欲战。养之久，而气势之蓄，郁于中，乃愈厚。（同上庚申十月二十四日《覆阎丹初农部》）
俟审察贼情，并力大战，则我军之气，愈遏而愈盛。切忌零星试战。零星试战，最误事也。（同上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复多都统》）
曾国藩曰：
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愿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知罃，气已竭而复振之。（见《曾文正公书牍·与李次青》）
昔作有得胜歌云：“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虽粗浅之言，而精意不外乎是。（同上《覆宋滋久》）
左宗棠[6]曰：
兵事属阴，当以收敛闭塞为义；战阵尚气，当以磅礴郁积为义。知柔知刚，知微知彰，则皆干之惕若之心为之也。（见《左文襄公书牍》卷二《与王璞山》）
气愈王而神愈敛一语，直揭古今用兵要诀，非深于此道者不能知。果能此过矣，以治心之学治兵，克己之学克敌，知兵事以气为主，而多方养之，俾发而不泄，泄而不竭。（同上卷四《与王璞山》）
是知军队之精神，固贵振奋以妙鼓舞之用，尤当蓄养以善节宣之宜。斯克氏之所未及知也。然而振奋之法，亦自多端，而训练不足以尽之。《草庐经略》有“一众”之论，谓：
兵法曰：“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众心不一，则彼此互诿，进退疑二；敌人薄之，前阵数顾，后阵欲走，虽百万之众，竟亦何益。故一众之说，兵家所同。《三略》曰：“士众欲一。”《司马法》曰：“气闲心一。”《孙武子》曰：“齐勇若一。”《六韬》以“一”为独往独来之兵。《尉缭》以“一”为独出独入之兵。所谓独者，谓能使三军之众一心同力，齐至死战。一之之法，拊循欲厚，激劝欲勤，号令欲严，赏罚欲信，俾士卒戴我而乐于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顿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万人一心，奋勇直前，人莫能御，如吴子所称父子之兵者是也。
而揭宣《兵法百言》则揭“励”之一言，以为：
励士之道，不恃乎法，名加则刚勇者奋，利诱则忍毅者奋。迫之以势，啖之以危，诡之以术，则柔弱者亦奋，将能恩威毕协，所策皆获，则三军之士，彪飞龙蹲，遇敌可克；而又立势佐威，盈节护气，虽北不损其锐，虽危不震其心，则又无人无时而不可奋。
此则振奋之法，有不尽于训练者也。要之军队之精神，宜振奋而不尽于振奋；可训练而不尽于训练。倘必以训练出精神，盖莫如恭绎吾国委员长《军人基本常识》一书，酌古衡今而制其宜，取精用宏，乃综合《司马法》之节制、孙武之权谋，而神明之以宋孺程朱之性理，贯彻之以近代曾、胡之训练，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真所谓内圣外王之学也。呜呼！戚继光之论训练也，以为：“微乎微乎，妙不可测；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圣贤之精微，经典之英华。”天挺伟人，积累我神州禹域数千年之文化而系之一身，闳中肆外，其能知之矣。更岂克氏之所能窥哉！
民族之情绪，至晚近世而为战略之所不可忽视。拿破仑之盛衰，不过系于民族情绪之向背，方其得欧洲诸民族之拥护也，所向无敌。及西班牙民军起义，俄罗斯、普鲁士国民相继反法，而拿破仑一蹶不振。其亡也忽焉！拿破仑以前军队，以常备军为主，其众不多，如今之海军然。及国民服军役，而后近世之全民战争，乃始可能，而民族精神之系于欧洲战略者独巨焉。
基博按：“全民战争”者，近代国家之新战略也。然而中国古兵家有论之者。盖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寓兵于民。故国民兵役之制，在欧为军政之革新，而在我则已陈之刍狗，布在方策，读《周礼》、《管子》之书而可知也。于时诸侯力征，必以附民；民之不欲，将何以战！管子谓：
凡人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原注：或守或战，虽复至死，不敢恃之以德于上），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由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得之也；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不然，则有厚功于上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见《管子》）
孙子曰：
道者，今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见《孙子·计篇》）
孙卿曰：
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7]同力。臣之于君，下之于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警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8]而一。（见《荀子·议兵篇》）
凡此皆全民战争之说。而国家所以决全民战争之胜负者有二：曰民众之多寡，曰爱国情绪之盛衰。昔孟子与齐宣王论邹人与楚人战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见《孟子·梁惠王上》）而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之连兵不解也，德人方西推比以入法，东援奥以败强俄，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而吾国严复则号于人曰：
德必无幸！何以明其然？今日之战，动以国从，战事之于人国，犹试金之石，不独军政兵谋关乎胜负；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风俗，皆倚为衡。俄广土众民，天下莫二；然以蚕食小弱有余，至于强对作战，则无往不败。昔之于日本，今之于德，皆其已事之明验也。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国之政俗。而德意志国力之强固，可谓生民以来所未有。东西二面，敌英、法、俄三强国矣；而比塞虽小，要未可轻。顾开战十阅月，民命死伤以亿兆计，每日战费不在百万磅以下。推锋而前，覆比败法，累挫强俄，至今虽巴黎未破，喀来未通，东则瓦骚尚为俄守，海上无一国徽，殖民地十丧八九，然而一厚集兵力，则尽复奥所亡城。俄人奔命不遑，日忧战线之中绝。法之北疆，英法联军动必以数千伤亡，易区区数基罗之地，所谓死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独直抵柏林，虽有圣者，不能计其期日，即如法北肃清，比地收复，亦未易言。此真史传之所绝无，而又知人事之大可恃也。英人于初起时，除一二兵家如罗勒吉青纳外，大抵皆以为易与，及是始举国忧悚，念以全力注之；而于政治，则变政党之内阁而为群策群力，于军械子药，则易榴弹以为高炸。取缔工党，向之八时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时。男子袵兵革，女子职厂工。国债三举，数逾千兆镑而犹不给。由此观之，英人心目中，以条顿种民为何等强对，大可见矣！故尝谓国之实力，民之程度，必经苦战而后可知，设未经是役，则德之强盛，不独吾辈远东之民，不窥其实，即彼与接壤相摩者，舍三数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际也。使其知之，则英人征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于平日军储，必不弛然怠缺而为之备明矣。今夫德以地形言，则处中央散地四战之境，犹战国之韩、魏。顾自伏烈大力以来，即持强权主义，虽中经拿破仑之蹂躏，而民气愈益深沉，千百八十年累胜之余，一跃千丈，数十年磨厉以须，以有今日之盛强。因此而知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百年之中，由极强可以为巨霸，观于德可征已。方战事勃发之初，以德人新兴之锐，乘英法积弛之政，实操十全胜算，尔乃入巴黎不能，趋喀来不至，仅举比境与法北徼而不得过雷池半步者，此其中殆有天焉。及至旷日持久而不得志，则今日之事，其决胜不在战阵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德虽至强，而兵力颇亦有限。试为约略计之，则一年中，其死伤或云达三百万，即令少此，二百余万，当亦有之。而其东陲对俄之兵，报称三百五十万众，如此则六百万矣；而西面比法之间，至少亦不下二百万。是德之胜兵八百万也。方战之初，德人自言兵有此数，群诧以为夸诞之言，乃今此众已全出矣。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又知此后战争，民众乃第一要义。吾国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之，可以无敌；而日操戈同室，残民以逞，为足痛也！（见《学衡杂志》载《与熊纯如手扎》）
则是中国有其民矣；而民族精神者，爱国情绪之所由生也。世之为国者，必诏人民之爱其国，抑且不许人民之不爱其国。而不知人民之所以不得不爱其国者有二道焉：其一，国家之权能，足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财产而策其安全；无国家，即无保障；人民虽欲不爱而势有不可。其一，国家之文化，足以发生人民之低徊景仰而系其思慕；无国家，即无文化；人民虽欲不爱而情有所不安。顾民国肇造，亦既日寻干戈，横征暴敛，强陵弱，智诈愚，纵无外患，吾侪小民生命财产，早已失所保障；所仅赖以维系吾民、搏其心志者，惟此数千年文化之涵濡，浃髓沦肌，深入人人尔。又有大师先觉，诋祖国为无文化，予智自雄，以考古者疑古，以摧毁中国文化者董理中国文化，孔孟比于刍狗，礼教以为大厉。二三十年来，亦既习为风气。而一国之人，自上之下，不复自知我国历史久长之难能、文化发扬之可贵。本实已拨，人奋其智，惟图私便，则国与民之所以搏系于不坏散者，仅法律权力之有强制、生命财产之受保障已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敌国外患之强有力者，患之以武，绥之以政，但使法律权力足以相制，生命财产足以相保，羊驯狗叩，群帖焉趋伏于敌人之足下已耳！今日沦陷战区之所见，莫不皆然矣。亦既寇深国危，计无所之，则又诏之以忠义，责之以爱国，所以淬厉吾人民者，祖国文化，又若不可爱而可爱。氓之蚩蚩，疑此日之所以诏，何以[9]往昔之所闻；而细民之所为诰，又殊大师之所讲。黠者嗤鼻，懦者充耳。此一役也，三军之众，虽若可以气使，天下之大，似未可以名劫。养之不豫，操之无本，心所谓危，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庚子义和团之乱，德国大将瓦德西奉其皇威廉勅命，为各国联军总司令以来中国，观其所以奏德皇者，谓：
中国四万万人同文同种，自负数千年之神明华胄，其为人勤生而节用，富有巧慧，而守法易治；忍嗜欲，耐劳苦，而以知其民族之健全，盖远在吾欧工业国人民之上。使有聪明天亶者出而领袖群伦，利用世界之近代文明以发挥神明华胄之自尊，中国未可侮也。（见瓦德西《拳乱笔记》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之奏议）
乌呼！世界政雄所视，以为中国之不可侮者在此；而吾大师先觉，惟恐不铲灭之以为快，是诚何心！吾读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大师先觉之于中国文化，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摘耳！使全民忧争而无民族精神以厚植爱国情绪之基，则民非其民也，将何所借而欲策动全民战争哉！
作战之条件甚多，条件不具，则不可以战。假使彼我之条件相等，而胜负之决，必在兵力之多寡。特此之所谓兵力者，非两国兵力总数多少之谓，而指战场决战时兵力多少之谓，使其于决战之地点，当决战之时机，而配备优越之兵力，以远过于敌军者，无不胜。此乃战略用兵之枢要也。换言之，必使决战之地点，为敌兵力最弱之地点；而决战之时机，为敌兵力最弱之时机。则我有以胜敌，而敌无以制我。然则我何道而得此？曰：我必居于主动之地位；而何地决战，何时决战，以及决战所用之兵力，无不我自决之，而不为敌人所牵制；此亦理之自然。而所难者，在时与地之取舍。在我亦时有利钝，地有坚瑕；而敌人固亦择利而蹈以争取自动也。往古之战，罕有留意及此者；而史家叙战之记数量者，殊不概见，至大弗力特立及拿翁出，而后战争必以强大之兵力决胜，乃为兵家之所论定焉。
基博按：克氏之意，盖审其机，相其地，欲以我最强之一刹那，而乘敌最弱之一刹那也。此则管子坚瑕之说，孙子虚实之义。管子曰：
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刃可以莫铁（原注：莫，犹削也），则刃游间也。（见《管子·制分》）
盖用兵非难，而得间为难。然则如何而可？曰：莫如争取主动；而争取主动，则必形人而我无形。孙子曰：
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见《孙子·虚实》）
此之所谓多寡，正如克氏所云“决战时兵力之多少，而非两国兵力总数多少”之谓也。盖惟形人而我无形者，为能争取主动，纵横挥斥，用寡如众，以众克寡；而亦惟争取主动者，为能形人而我无形。曾国藩曰：
兵法最忌情见势绌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知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乎此！（见《曾文正公批牍·统领湘勇张道运关禀牛角岭与贼苦战失隘旋复由》）
此用寡者必争取主动，而后形人而不为人形也。胡林翼曰：
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见《胡文忠公书牍》庚申九月初二日《致曾钦使》）
择贼所不防之处，并力一战，如破竹然；于根本节要批之，则势钝；于竹尖竹尾批之，则势利。贼从东来，西面必轻；西面破，东面自懈矣。兵法攻瑕，不可不思。（同上庚申正月十六日《致多都护》）
此用众者必争取主动，而能并力以蹈人瑕也。大抵兵力之配备，必有以识众寡之用，审强弱之宜，而争取主动，乃可以决胜。以我之弱，持敌之强，是为牵制，为骄敌。以我之强，乘敌之弱，是为攻瑕，为决胜。苏洵不云乎：
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范蠡曰：“凡阵之道，益左以为牡[10]，设右以为牝。”春[11]秋时，楚伐随。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盖一阵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耳。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12]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阵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13]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庸将，既不能处[14]其强弱以数，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矣！（见《权书·强弱》）
此则不惟争取主动以攻敌之瑕，抑亦欲以善用吾弱而耗敌之强。盖克氏之所未及，而可以匡其漏义者也。
兵不厌诈，出奇而后能制胜，此兵家之常谈也。夫批吭捣虚，以集中兵力于决战之地，而乘敌之不备，盖亦出奇制胜之用也。盖奇兵者，乃以行动迅速之军队，指挥灵敏之将效，与神秘莫测之兵机，合组而成者也。自古善战者，无不用奇。一八〇〇年，拿翁之绝阿尔柏山而过，以掩袭奥军，亦其一例也。虽当，用奇有以制胜，亦有以取败，而非可仅恃用奇以行险侥幸也。有强大之兵力，有精练之军士，有智勇之将校，然后参谋部之神谋秘计，因形设变以出奇制胜，此之谓强者之用奇。假使兵微将弱，器械不备，士不服习，不耻不若人，而行险侥幸，出人意表，以作孤注之一掷，不大胜，即大败。此可谓弱者之用奇。强者以用奇而益加强，弱者以用奇而多颠覆。此不可不察也。吾故曰：有准确之目光，有敏锐之头脑，而辅以狡狯之机智，此良将也。使徒有狡狯之机智，而不能出之缜密，将以小心[15]，或以卤莽灭裂者，非良将也！
基博按：用奇之说，乃中国兵家之所极论。孙子谓：
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见《孙子·势篇》）
而“以奇胜”之法，则未及详言之。苏洵曰：
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之守敌冲。夫尽兵以攻坚城，则钝兵费粮而缓于成功。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间行袭我无备。故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车毂击，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16]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锐兵出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出其西[17]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金，不挝鼓，突出乎平川以冲敌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坚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是也。今夫盗之于人，抉门斩关而入者有焉；他户之不扃键而入者有焉；乘坏垣、坎墙趾而入者有焉。抉门斩关，而主人不之察，几希矣；他户之不扃键，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坏垣、坎墙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为主人者，宜无四门之固，而他户墙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门之盗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盗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盗也。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长江、蜀之剑阁是也。昔者六国尝攻函谷矣，而秦将败之；曹操尝攻长江矣，而周瑜走之；钟会尝攻剑阁矣，而姜维之拒。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也。刘濞反，攻大梁。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与濞[18]会武关。岑彭攻公孙述，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径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后，疾以精骑赴广都，距成都不数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颜而不备愬；愬自文成破张柴，疾驰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济。此用奇道也。汉武攻南越，唐蒙请发夜郎兵，浮船牱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磴，鱼贯而进，至江油而降马邈，至绵竹而斩诸葛瞻，遂降刘禅。此用伏道也。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一阵之间，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胜；况守一国、攻一国，而社稷之安危系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将耶！（见《权书·攻守》）
唐甄曰：
鸡之斗者，两距相拒，不知其他；狗之斗者，两牙相啮，不知其他。吾笑拙兵之智类鸡狗也。正道之兵，我之所往，敌之所来；我之所争，敌之所御；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无屯之谷，无候之径，无城之地，可以利趋，能趋之者胜。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坚，必攻之时常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当攻，攻所不当攻，欲取其东，必击其西，彼必不舍西而备东；欲取其后，必击其前，彼必不舍前而备后。此人情所不虞也，能误之者胜。万人为军，不过万人，五万人为军，不过五万人。十万人为军，不过十万人。我有此众，敌亦有此众，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外有兵，无兵之处皆兵。有游兵以扰之，有缀兵之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所以挠其势也，能挠之者胜。此三奇者，必胜之兵也，少可胜众，弱可胜强。昔者唐子试于蜀，同舍生九人，有馈筒酒者，五人者据之，四人者弱，争之不能得也，乃择奴之捷者教之曰：“我噪而入，彼必舍甕御我。汝疾入取之。”于是声噪而攻唐[19]之左，彼果悉众向我于左。五人者胜而反饮，已亡其酒矣。善用兵者如唐子之取筒酒，可谓智矣。（见唐子《潜书·五形》）
此以奇胜之说也。然用奇不能以必胜，而用奇，必有先乎用奇者以预之于平日。克氏谓“有强大之兵力，有精锐之军队，有智勇之将校”，又谓“奇兵者，乃以行动迅速之军队，指挥灵敏之将校，与神秘莫测之军机合之而成”。而所谓“行动迅速之军队[20]，指挥灵敏之将校”，皆先乎用奇，而不能不预之于平日者也。吾国德清陈斌《白云文钞》中有《读陈龙川酌古论》，则谓：
三代以上，战守皆正兵。秦汉以后之用兵者，守以正，战以奇；备敌以正，胜敌之奇；其隽功殊烈，克除天下之大毒，而立去生人之久痛者，盖莫不能用奇矣。然成军十万，无数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则不可以用奇。行军千里，无数十出鬼没神之间谍，则亦不可以用奇。吾观握奇之家，夙谋而成，临战而败者有之；夫岂非死士不附贵将，间谍不由公赏，恩动义结，尝恐不得。而况无专阃之帅，而况无猝应之饷；投机之会，转瞬莫及，虽欲用奇，何自而用之哉！
胡林翼曰：
大抵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沮。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见《胡文忠公书牍》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复李雨苍茂才》）
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战阵之方，讲习为上。盖兵机至精，非虚心求教，不能领会，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机至活，非随时谨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同上批牍《札霆营鲍副将喻都司》）
将在谋，不尽在勇；于战胜攻取之道，具有心得，以静制动，以预应猝，以我料敌，以经行权，读兵书而通其变，则知进知退，能正能奇，虽古来名将，不是过矣。（同上书牍己未七月二十日《复鲍春霆总镇》）
曾国藩：
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须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然则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之凑拍于临时者也。（见《曾文正公书牍·复胡宫保》）
凡云少兵以尝贼，伪退以诱贼，皆士诚将心至熟者之所为，非新营所可学也！（同上批牍《管带义字营吴主簿禀两次接仗败挫难于复振由》）
凡此所论，皆致谨于用奇，而出之以缜密，将之以戒惧，与克氏之意相发者也。倘用奇一不中，而为敌人所乘，此兵家之危道也！致谨于用奇之先，尤当预虑其不中之后。而揭暄《兵法百言》有“一”与“闲”之两言，以为：
行一事而立一法，寓一意而立一机，非精之至也。故用智须沉其一，用法须增其一，用变须转其一，用偏须照其一，任局必出其一，行之必留其一，画之必翻其一。盖以用为动，以一为静；以用为正，以一为奇。止于一，余一不可[21]。一不可一[22]余，一不可一尽。二余一而三之，四余一而五之[23]……精之至也……纷纠中赘设一步，不故解其所谓；宽缓处漫立一局，似觉属于无庸；迨后凑乎事机，实收此着之用，而知所关惟急也。人是兵有闲着。兵无闲着。
此所以虑用奇之不中，而预图有以承其敝，善其后也；要之无为孤注一掷而已。
兵法之不能不讲求地理，何得赘述！而地理运用之法，吾将于后数篇详论之。兹之所欲言者，在战略之所以言地理者，与战术绝不同也。盖战术为局部交战之法，战略为大体征战之学，而所以运用地理者，亦自有异。战术所言之地理，为分区之地理，宜详密，宜真确。而战略之地理，则宜着眼于全局，而其所资意讲求者，不以图籍为已足。战术之利用地理，不过一时一地交战之成功；而战略之地理利用，则综合各地交战之胜负而以求最后之胜利也。故就战术而言地形之利用，似有一定之原理。若论战略[24]之地理，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知彼知己，惟在主帅之神计妙算而已。故其成功为不可必，而尤宜心知其意以防不虑之变。若其成功，则必为非常之功，而于胜负之大局有造者也。
基博按：中国兵家，多言战术之地理，而罕有及战略之地理者。
孙子曰：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见《孙子·计篇》）
梅尧臣为之说曰：
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生死，则能识胜负之势。
此战术之地理也。而孙子具言所以运用地理之方法，则详《九变》、《行军》、《地形》、《九地》四篇。其后兵家之言地理者宗之，亦战术之地理也。而揭暄《兵法百言》有“地”之一言，则历观史册所载古今用兵成败而通其意以明地理运用之法曰：
凡进师克敌，必先相敌地之形势。十里有十里之形势，百里有百里之形势，千里、数千里各有形势；即数里之间，一营一阵，亦有形势。一形势，必有吭有背，有左夹右夹，有根基要害。而所恃者，必恃山恃水，恃城恃壁，恃关隘险阻、草木蓊翳、道路错杂。克敌者必审其何路可进，何处可攻，何地可战，何虚可袭，何山可伏，何径可透，何险可遽，利骑利步，利短利长，利纵利横，业有成算，而后或扼吭，或拊背，或穿夹，或制根基要害。恃山则索逾山之法，恃水则索渡水之法，恃城壁关隘、草木道路，则索拔城破壁，越关过隘、焚木除草、稽察道路、正岐通合之法。势在外，无轻入，入如鱼之游釜，难以遗脱；势在内，毋徒绕，绕如虎求圈羊，不可食也。
此亦克氏所谓“战术之地理”，而可以“一定之原理”说明者也。独吾邑顾景范先生著《读史方舆纪要》，历观古今用兵成败之迹，而以言中国之战略地理，以为：
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从其可信而缺其可疑，以善吾地理之用，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见《读史方舆纪要序》）
此则克氏之所谓“战略之地理”，而贵乎心知其意，不可以“一定之原则”求者也。然克氏谓“战术之地理”“似有一定之原理”，而亦仅“似有一定之原理”。左宗棠谓：
地学之要，不过山川条列，得真形，可为用兵之助。至用兵之精微，专在临时相度详审。如得其宜，则数仞之冈，无异嵩华；渐车之浍，无异江河。固非一定之崇卑夷峻所能限也。岂图画计里开方、测高测深便谓胜策在斯乎！大地山川，千万古未之有改；而兴亡成败，远者数百年，近者数十年、十数年，如棋局然。何尝披图按谱，学磨牛旋迹之为乎！胜局须防一着之错，败局原有一着之生，其分在用子之人，其效在一心之用而已。（见《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五《答谭文卿》）
诚哉是言也！
注解：
[1] 此句三处“绽”，原均误作“锭”。
[2] 濒，原作“频”。
[3] 艰，原作“坚”。
[4] 亦赏，原作“赏亦”，据文意改。
[5] 阵，原误作“陈”，据《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二十》改。
[6] 棠，原误作“彙”。
[7] 军，原误作“童”，据《荀子》改。
[8] 传，原作“附”，据《荀子》改。
[9] 以，据上下文意，似应为“异”。
[10] 牡，原误作“壮”。
[11] 春，原误作“季”。
[12] 检诸苏洵《权书·强弱》，此处并无“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句。
[13] “自”字原缺，据苏洵《权书·强弱》补。
[14] 处，原作“识”，据苏洵《权书·强弱》改。
[15] 心，原作“必”，据文意改。
[16] 所，原误作“此”，据《权书·攻守》改。
[17] 西，原误作“面”，据《权书·攻守》改。
[18] 濞，原误作“会”，据《权书·攻守》改。
[19] 唐，原作“堂”，按文意当指“唐子”，据改。
[20] “队”下原衍“之”字，删。
[21] “止于一，余一不可”，原误作“止于余一不不可”，据《兵法百言》改。
[22] 一，原误作“之”，据《兵法百言》改。
[23] 之，原误作“为”，据《兵法百言》改。
[24] 略，原作“观”，据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