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卷二《论战之原理》
克劳山维兹曰：兵之为法，作战之法；所以兵法之为学，作战之学也。惟战有一时一地之交战，有不一时、不一地，数次以至数十次、数百次之交战而成为一大战。然战必为数十百次交战之所积累，而未有以一时一地之交战决胜负者。是故兵法有二：杀敌致果，用兵以为一时一地之交战者，谓之战术；而料敌致胜，计险阨远近，调节空间时间以运用各地之交战，而靳以达最后胜利者，谓之战略。易言之，盖用兵以求交战之胜利者，战术也；用交战以达征战之主旨者，战略也。其他如军队之给养，伤兵之抚治，兵器之整缮，虽为重要，然不过战前战后之所有事，而匪为作战之法，故不属于兵法之范围焉。
行军也，屯营也，兵站也，皆为作战之准备。三者具，而后交战之事兴焉；故为战术之一部。抑亦于全局之胜负有关，而不限于一时一时；故亦为战略之一部也。
行军者，乃调遣军队之谓，用以分配兵力，而操纵交战之时与地以神明其用者也。可以支配交战，而不为交战之所支配，故为战略之用。惟行军之时，如或分道并进以与敌战，则是涵有战术之用矣。行军之神妙者，往往不及交绥而敌已望风披靡，师徒挠败，于是崇战略者，以为不战而胜，用兵之上。此则故甚其词而失之夸大。盖谋定后动、操必胜而后战者有之矣；未有不交战而能克敌者也。是故行军者，战略而兼战术；而非明战术之为用，则行军之威力不见，何以奏肤功哉！
屯营与兵站亦然。若用以休兵养威，备预不虞；此则属于备战，而不在兵法之范畴矣。然或分配兵力，控制要害以示形势，则又战略之用也。苟其与敌交绥，先据要害，欲以制人而不制[1]于人；则擅战术之用矣。
是故战术与战略，不同而相为用，固结而不可分。特以为学理之探讨，而不得不别白言之耳。
基博按：克氏论兵法有“战略”、“战术”之分，而《汉书·艺文志》载：
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洪范》八政，八曰师。《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据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诏步兵校尉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曰“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其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是则克氏之所谓“战略”。而谓“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主，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则克氏之所谓“战术”也。《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三家，而以《孙子》居首。世传《孙子》十三篇，而以《计篇》冠首；其大指以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曰“计”、曰“势”，盖挈十三篇之要焉。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三篇，反覆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2]”、“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指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荀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
兵器之学，与兵法不同，挽近世利器之制造、要塞之建筑，以及军队之组织与阵式，时有进步，日新而月异。技术以之而精能，兵威因此而扩增，然此不过物质之进步、机械之改进，而于兵法无与焉。兵法者，乃心机之交斗。犹之炼剑者，未必能用剑，而杀人则在能用剑。兵器之学，譬之炼剑；而兵法，则能用之者也。
基博按：任宏论次兵书四种，其四曰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此即所谓兵器之学也。克氏论兵器之学，为机械之改进，而兵法乃心机之交斗，其论精矣。然心机之交斗，盖随机械之改进，而益发挥以趋于繁赜。中国兵家，多涉制器用器之法。《司马法》曰：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之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天子之义第二》）
又曰：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定爵第三》）
此言用器之“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也。《吴子》曰：
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治兵第三》）
此言用器之人各有宜也。晁错言兵事书论器用利，有步兵之地，车骑之地，弓弩之地，长戟之地，矛之地，剑楯之地。此言用器之地各有宜也。而戚继光《纪效新书》有《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诸器》等篇；《练兵实纪》有《军器解》；则更阐明“长兵短用，短兵长用”之义，论勘尤详。且曰：
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敌。利之一字，不专为锋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习之精。（《练兵实纪·练将》）
彼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须兵士立得脚根定，则拽柴可以败荆，况精器乎！（同上《杂集·储练通论》）
分门习技者士卒；而所以杂其长短，随其形便，错而用之者，主将也。（《纪效新书·或问》）
夫五兵之法，长以救短，短以救长；长既易迈而势老，短又难及而势危，故相资为用；此自然之势，必然之理，至妙之术也。（《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夫火器，均谓之长技，长者短用。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势险节短，无有不中者矣。（同上《杂集·储练通论》）
夫长兵短用，短兵长用，此所谓势险节短之法已。火器、火箭、弓矢，皆长兵也，往往贼在数百步外，即已打发，及至贼近与大队齐来，却称火药放尽，铅子欠缺，或再装已尺，每由此而败。至于叉钯、枪刀，皆短器也；何以长用？枪必身法步法与手法并进，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使舟，叉必尽柄着手，皆长用之妙也。（同上）
况用器之术，短不接长。且如南方狼士之兵，士官军令严重，人人用命，宜战无不胜也。初调杀倭，每得一胜，旋即[3]败衄，何也？所用皆长牌短刀，而倭寇则以长枪重矢。此所谓短不接长。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谓以不能而斗能也。余乃因蹶思便，以败求胜，乃精放鸟铳之以代矢，矢不及铳。步下短兵，有若长枪，手握于根；而倭则持枪中截。枪法，惟长彼一寸，则必胜，乃较倭长可五尺。是倭枪不足以敌吾之枪矣，狼筅、钯棍，皆倍刀之长。（同上）
大端短不接长，故必多用长以制短，此不易之论也。两长相对，惟有法者胜，两法相同，惟有胆者胜。（同上）
太仓陆世仪著《八阵发明》，谓：
制阵，非阵之难，而制队伍之难。古之善杀贼者，皆相敌而制伍。吴璘以弓、弩、长枪为三垒，岳飞、韩世忠以麻扎刀大斧砍拐子马，皆得制伍之精者也。故制阵，先制伍；制伍，先制器。
其《思辩录·治平类》论：
兵家所言出奇制胜者多矣，言旂鼓步伐者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书也，然不得见全书，今仅存杜氏《通典》所载。戚南塘《纪效新书》是从此书脱出，故于旂鼓步伐之法独详。教阵先教队，教队先教器；而队法妙处，全在制器得当，故队者，一阵之所由始；艺者，一队之所由始。儒者欲存心兵学，慎勿以一器一艺为可忽也，虽不能行之，亦务为知之，若大将，则须通知各艺之情而善用之。
麻城鲁之裕《趣陶园集》有《选兵论》，至谓：
选兵莫善于选器，必明于选器，而选兵之道乃尽焉。人之生也，自二十以至四十者为壮，过此，则血气不能不衰矣。就此壮者而论之，其中长短大小强弱之不同，势不能齐而一之也。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焉，得其宜而后用之，无不利。大约目睛灼而猿臂鹄立者，宜弓箭；身材短小精悍者，宜籐牌、滚刀；其杀气蕴结于中，而有时勃发于面者，宜腰刀、手枪。至于排枪、大刀、档木、挠钩之用，则必老成有力者任之；苟少年健儿，筋力未任，而使习其艺，则未几而乏矣、溃矣。长大丰伟而使习圆径二尺之牌，握短刀，跪伏委曲，伸缩进退以出没于锋镝之间，其将能耶？必知于此乎精以辨之者，而后可与练兵。
虽近代兵器之日趋机械化，自非旧时中国之刀矛弓矢可比；而要之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地各有宜；人各有宜；而投器之必视兵所宜，制阵之在制器得当；若大将则须通知各艺之情而善用之；似不以今古攸殊。而制器以图善用，亦何尝非以发挥心机之交斗耶？克氏所论，不过以明兵器学之未足以尽兵法耳。
兵法之昌明，特挽近世事尔。其初不过史家之传记、名将之回忆录，偶有精卓不磨之成语格言播诵人口。然语焉而不详，未能立言有宗，成章以达也，乌足以语学术！既而渐有成书，特以战局兵情，瞬息万变。往往随事抒论，未得要领所在。而有开宗明义，欲以自名一家言者，则又见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谭兵者未能执简以驭繁，乃欲避难而图易，于是舍心理之神明，而专注于物质之估量。计其所以为说者有四：其一曰兵力说。以兵力之强弱，为胜负之所由分，兵以多为胜，以强为武。不知胜负之因多端，而兵力特其中之一。倘指挥无方，地形不习，虽强，亦奚以为！而必谓兵强者胜，斯皮相之谈尔。其二曰给养说。以给养为军队之生命，而列之为战略之根本。此尤迷信物力，而无当于事实者也！其三曰巩固根据说。以为战必得地利，惟给养集中，器械充足，可进可退，交通便利者，为适于战也；于是用几何原理以定一据点，而依之为进退。此一说也，似颇得战略之微意；然此机械之推理，亦偏面之真理耳。及其既也，则以我之固其根据，而推人之亦恃其根据也，谓惟包围战，可以夺所恃、操必胜，而不知其不必然。其四曰内线战说。此乃不足于巩固根据说，而欲有以矫其弊者也，以为战有必胜之法，在以一地为中心，而分兵四出。我之攻敌，可以进退自如，而敌则兼顾不易，不知所以为御矣。然此亦几何式之偏面理论，未为必胜之法也。斯四者，皆足以备一说；然不免阂于法而失之拙滞！徒断断于可占算之数量。讵知战者，知彼知己，所以为斗智，必索之于计，而计乃用智之效。我有计，而不计人之所以为计，是不知战者也。是故兵无成法。才将之所为，用法贵得法外意，宁兵法之所得拘！而欲治兵法者，只有就天挺之将才而问学焉。
兵法之所以为难，尤在心理之神明，而不在可估量之物质、物力；犹之医之用药，而药之为品易明也，然身体之强弱，无两人而相同。同一药也，或效或不效。此医之所以难为也。夫兵法在用我之心计，以制人之心计，而心理之至幻变，尤不同生理之可测识。是则学兵尤难于学医矣！
基博按：克氏论兵法，而探源于“心理之神明”，此诚识微之论，而中国兵家之所屡言不一言者也。孙子曰：
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梅尧臣注：“彼得失之计，我以算策而知。”）作之而知动静之理。（杜牧注：“作，激作也，言激作敌人使其应我，然后观其动静理乱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张预注：“形之以弱则彼必进，形之以强则彼必退，因其进退之际，则知彼遽之地死与生也。死地谓倾覆之地，生地谓便利之地也。”）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张预注：“有余，强也；不足，弱也。角量敌形知彼强弱之所。唐太宗曰：‘凡临阵，常以吾强对敌弱，常以吾弱对敌强。’苟[4]非角量，安得知之。”）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
此其所论，与克氏所称“战者知彼知己，所以为斗智”之说若合符节；而归本于“兵因敌而制胜”，是克氏所谓“兵法在用我之心计以制人之心计”者也。
唐李筌论兵，则致辩于“形”与“神”之相为用，以为：
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鼓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观形，不见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扬尘，形其众也；减灶灭火，形其寡也。勇而无刚，尝敌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致，形其进也；油幕布帔，冠之树株，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凫氏之冶金，为方为圆，或鼎或钟。土金无常性，因功以为名；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见《太白阴经·兵形篇》）
克氏论“兵法之所以为难，在心理之神明，而不在可估量之物质物力”，而筌则谓“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尤视克氏之论为圆融无漏义。而筌之所谓“神”，克氏谓之“心理之神明”者也。若其舍心理之神明，而专注于物质之估量者，特以昧于筌之所云“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尔。
揭暄《兵法百言》上、中、下三篇，上篇论智，有“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二十八言，盖宗孙子所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以立说；而于克氏“心机之交斗”一义，阐发尤无余蕴。如论“识”曰：
听金鼓、观行列而识才；以北诱、以利饵而识情；撼而惊之，扰而拂之而识度；察于事也。念之所起，我悉觉之；计之所贻，我悉洞之；智而能掩，巧而能伏，我悉灼之；灼于意也。若夫意所未起而预拟情变，先心敌心以知敌，敌后我意而意我，则谋而必投也。
论“测”曰：
两将相遇，必有所试。两将相持，必有所测。测于敌者，避实而击疏。测于敌之测我者，示短以致长。测蹈于虚，反为敌诡；必一测而两备之，虞乎不虞，全术也，胜道也。
论“战”曰：
战者，争事也。兵争交，将争谋，将将战机，不争力而争心。
论“计”曰：
计有可制愚，不可制智；有可制智，不可制愚；一以计为计，一以不计为计也。惟计之用，智愚并制。假智者而愚，即以愚施；愚者而智，即以智投。每过乎敌所见，反乎敌所疑，则计蔑不成矣。
故“计必因人而施”。论“累”曰：
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思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而又设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复设一破乎其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中我破，究不为其所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进，深乎深乎。
论“叠”曰：
太凡用计者，非一计之可孤行，必有数计以襄之也。以数计襄一计，由千百计练数计。故善用兵者，行计务实制，运巧必防损，立谋虑中变，命将杜违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数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叠出，算无遗策。累字纵言之，计上生计也。此叠横言之，计中用计也。
而冠之以“先”者，先人有夺人之心也。终之于“秘”者，几事不密则害成也。然事事秘，则计未就而人先疑，反为败局。兵，诡道也，有行而隐其端，有用而绝其口。然可言者，亦不妨先露以示信；推诚有素，不秘，所以为秘地也。所以用我之心计而制人之心计者，发微阐幽，备矣，无所不至矣。邵阳魏源《古微堂文集》，有《孙子集注序》，论兵谋，则以为心之变化所极，而非通《易》与《老》之旨者，不足以明孙武而得其所以然，尤为探源立论。其言曰：宋黄震有言：“《孙武子》十三篇，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为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谭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所异于儒，惟‘诡道’一议，言用兵变化，非奸诈之谓。”知言哉！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非谋曷成！谋定而后战，斯常夫可制变。上谋之天，下谋之地，中谋之人。人谋敌谋，乃通于神，非之力也，心之变化所极也。变化者，仁术也。上古圣人，以其至仁之心，搏水火，胜之，搏龙蛇虎豹犀象，胜之。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习与性成，则造父御、羿弓、稷稼、宜僚丸、秋弈、越女剑，皆得诸心，不能宣诸口。能言其然，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若夫由其然以得其所以然，深乎深乎！微乎微乎！夫非知通《易》、《老》之旨者，孰与言乎！经之《易》、子之《老》、兵家之《孙》，其道冒万有，其心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盖以为惟此三书足尽“心之变化所极”也。非尽“心之变化所极”者，不足以言“心机之交斗”；而“心之变化所极”，岂成法可得而拘！史载汉武帝欲教霍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唐之张巡，以己意行军；而宋岳飞亦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克氏所以论兵无成法，而谓“才将之所为，宁兵法之所得拘。”可谓信而有征也！
夫心理之所尤不可不加意者有四：一曰察敌将之智愚。其人之年龄、经历、才能、品性，我不能不知也。其人矜而上人，抑谦以能受乎？宽而得众，抑暴以自恣乎？骄而轻敌，抑静以能虑乎？谋而无成，抑果以有断乎？老而更事，抑少以喜功乎？而其战之勇怯、士之用命不用命系焉。苟知之有素，则应之有方。二曰审士气之盛衰。夫敌忾之心，致果之志，与相迫之势，三者，士气之所为奋也。昧者每以战为武力之比赛。不知武力之比赛，非济之以迈往之士气不为功也。三曰明心理之反应。敌之心理，我则知之。然尤不可不知者，名之曰敌，则必为有智虑而勇抗战之人。我窥其用心而利用之，安知敌之不因我之利用而反以图我？是故敌人心理之反应，非心理学之通则所能尽也。知彼知己，惟久经大敌、饶有经验者能为之耳。与其默守兵法之原理，毋宁发挥天才之明敏。四曰睹事变之不测。战者，事之不可捉摸者也。譬之大雾行舟，探途于无方，防患于不见，如必万全无害而后得当以试，古今无此战也。在我惟恃天才，在势只有机运，而察微知著，默识心通，兵法固非必胜之保障，此所以难也！
基博按：克氏论列四事，而所以为言者三：“察敌将之智愚”、“明心理之反应”，此审其在敌者也；“审士气之盛衰”，此固其在我者也；“睹事变之不测”，此虑其在事者也。夫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而士气为战之大本。发其“敌忾之心”，励其“致果之志”，而视以“相迫之势”，进无必死，退无幸生，则士气作而敢死必矣！《司马法》曰：
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凡战之道：教约之轻死，道约人死正。（《严位第四》）
道约人死正则奈何？昔宋司马子鱼尝告襄公曰：“明耻教战，求杀敌也。”而《吴子》曰：
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之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吴子·图国》）
苏洵则论惟义可以怒士，而谓：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权书·法制》）
苏轼曰：
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莛与楹；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覆之间，而差于毫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蜴而却走，闻钟鼓之声而战栗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闾阎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败也。故曰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楯相交，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策别·倡勇敢》）
此所以发其“敌忾之心”，励其“致果之志”也。何谓示以“相迫之势”？孙子曰：
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孙子·军争篇》）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齐勇若一，政之道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九地篇》）
吴子曰：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吴子·治兵》）
唐甄曰：
夫兵者，死门也，不可以生心处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为退休之计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虏；欲全家室，家室必灭。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邳兵围三盗，立戟如林，几椟充闬，盗斩围而出。以彼千百之众，其智其力，岂不三盗若也；而不能禽者，趋生者怯，趋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肤，则失色；砭触趾，则失声。一旦临死莫逃，忿发气生，心无家室，目无锋刃，鬼神避之，金石开之，何战不克，何攻不取。（唐子《潜书·五形》）
何也？不得已则斗也，此之谓“相迫之势”。故曰：“敌忾之心、致果之志，与相迫之势三者，士气之所为奋也。”至于审其在敌，一曰“察敌将之智愚”；一曰“明心理之反应”。揭暄《兵法百言》上篇论智，皆以明心理之反应，已见前引。若其论敌将之智愚，此亦中国兵家之所极论。吴子曰：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吴子·论将》）
唐太宗谓李靖曰：
朕尝临阵，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己可得而知焉。（《续通鉴·兵典》引）
苏洵曰：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权书·法制》）
许洞曰：
夫兴师之际，当先探敌将才不才。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用古法待之。或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于设伏；设伏之奇，莫奇于新智。新智者，非不师古也，因古而反之尔。古人料敌，以其始来，战阵未合，先以贱而勇者挑之，观其号令旗鼓之整与乱，士马之强弱，营阵之偏正，行伍之齐肃散乱，言语之喧哗缄默，以定胜负焉。是以古法曰：“若其众喧旗乱，其卒自行自止，追败恐不及，见利恐不得。如此者将必无谋，虽众可获矣。”
许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敌人能料；我当顺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诈示之；俟彼出师，则发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不进者，劳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旗动者，乱也。吏怨者，倦也。悬瓶不反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其众也。数顾者，失其群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许洞曰：“观古人以此料敌，今则不然。当令精锐吏士，分而伏于要冲，使其劳倦残伤者如饥渴失群之状，或数摇动其旗，或数惊扰其众，使吏士喧哗，应敌人所料，苟出师袭我，则潜发所伏，出其不意击之。”古法曰：“鸟起者，伏也。众树动者，来也。”不知此未必伏与来也，欲为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动其众树及惊鸟起之类也。（《虎钤经·逆用古法》）
吴县汪缙《汪子文录》有《案兵家》一文，谓：
兵交而欲知其将之贤愚，在乎触之而动，触之而不动。触之动，为愚将。将愚者，见利则动，轻敌则动。法当以二诱取之：见利者，饵而诱之，可取也；轻敌者，怯而诱之，可取也。触之不动，为贤将。将贤者，智周则不动，法周则不动。法当以二济持之：两智相交，智不胜智，济之以法以持其疏，因智之一失也而攻之；两法相交，法不胜法，济之以智以持其变，因法之偶疏也而攻之。兵志曰攻谋，谓此也。
此其说皆与克氏之论相发；而苏洵、许洞、汪缙三人，尤极推明敌将之智愚不同，而所以应之者各有攸宜，足以匡克氏之漏义焉。“事变之不测”，亦为用兵者之所宜慎。
唐甄谓：
用兵之道，危伏于安，安伏于危；死伏于生，生伏于死；惟达变者能见其微而用其巧。（唐子《潜书·受任》）
揭暄《兵法百言》上篇有“变”、“活”、“周”之三言，以为：
事幻于不定，亦幻于有定。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变乃无穷。可行则再，再即变，以其拟变而不变也。不可行则变，变即再，以其识变而复变也。兵必活而后动，计必活而后行。虽然，活中务敌，严处寻活。无留接，是谓孤军。无后者，是云穷策，掳思于不虑，作法于无防，计周靡恃，为周之至。
皆所以致谨于“事变之不测”也。
将才天授，运用在心，然则兵法非学之所可能乎？曰：必胜之兵法，世之所无。言之愈详，用之愈乖，以简御繁，是为得之。明乎此，则兵法未尝不可学。而学兵法之所不可不知者有二：一曰：兵法，视将之大小尊卑而攸殊。大抵裨将之所贵者，在杀敌致果之勇，而智谋之为用少；其战争之范畴小，而对象大都能目见。故兵法之所言者，有定程而易为知。至于大将之所事，因应无方，而时措之宜，则岂兵法之所能尽！又如兵器之应用及其威力，兵法之所能言者也。及其威力之已震，成效之已著，如何利用之以有成功，则涉于心理之范畴，可以意会，而非兵法之所能言传者矣。要之战术之兵法易，战略之兵法难；盖战术可以迹求，而战略惟有意会也。二曰：兵法者，必有以见古今战事之赜而观其会通以归纳之为例，然不能视为一成不易之信条，盖徒法不能以自行。而所谓兵法者，不贵于有法，贵于有法而不乖乎事实。倘能就历代战史，汇通而籀讨之，或判其异同，或明其谋略，或贯通全局以为说，或酌举一事以明凡，蕲于养成思虑之智能，而以增进当机之判断而已。是故兵法者，所以助我思虑、发人神智之学，而非可挟之以入战场，而执一不变者也。夫如是，则兵法何尝不可学！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搜战史以为归纳，读兵法以相参验，斯无空谈原理而不切情实之病。及其深造有得，则似简单而实宏深。所操者约，所赅者广。近代兵器日精，学兵者不可不察其性而习其用，固也。然兵法者，所以指挥将士而尽兵器之用者也。如以学兵器为兵法，则茫不知所措矣。历古名将，往往不恃问学而发挥天才；倘亦以问学可求，而神明难通也乎！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论学兵者，大抵以法为用，而毋为法拘；以事为验，而不以迹求。夫事机万变，应在一心。苏轼所谓“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此历古名将所以“不恃问学而发挥天才”也。揭暄《兵法百言》上篇有“读”与“造”之两言，亦论兵法之所以为学，盖视克氏为辞赅而义圆也。其论“造”曰：“勘性命以通兵玄，探古史以核兵迹，穷象数以彻兵征，涉时务以达兵政，考器具以策兵物。静则设无形事而作谋，出则探素所怀以经天下。”克氏论“兵法者，必有以见古今战事之赜，而观其会通，以归纳之为例”，是即所谓“探古史以核兵迹”者也。然非“勘性命以通兵玄”，则或拘阂于迹而不能神明其法。此兵法之所以为难，而克氏尤致叹于“心理之神明”者也。至于“读”之一言，则论读兵法、核兵迹之不可以迹泥，毋拘于法执，谓：
论事古不如今，事多则法数，时移则理迁。故善读千古兵书者，不宜知拘，妄言知谬，未备识缺，幻查索实，浮张必斥，成套务脱，忌而或行，戒而或出，审疏致密，由偏达全，反出见奇，化执为圆。人泥法而我铸法，人法法而我用法，善兵者神明其法。
长沙[5]郑敦曜《亦若是斋文》中有《城守破攻考》一篇，而卒之曰：
兵法云：“圣人体天，贤人法地，智者师古。”夫惟智者能师古；非智者，虽师古，亦泥古矣。智者胸中先有卓识，临时神明变化，存乎一心，不作聪明以弃旧法，不泥旧法而失时机。师其迹，兼师其神；迹者常，神者变也。师其得，又师其失；得者法，失者鉴也。以此治兵，师古而世不知其为师古；即不师古，而亦未尝不与古合。是之谓能师，是之谓智将。
斯其论通神明，兼得失之谓“能师”，足与揭暄之指相发者也；然非“勘性命以通兵玄”，其孰能通神明、兼得失哉！至我国兵家言之“探古史以核兵迹”者：自唐杜佑撰《通典》，著有《兵典》，以为：
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
辄捃摭史事，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为卷十有五，为目百四十有奇，条举件系，大抵以孙武书明法，而以古事为验；其于唐以前兵事略备矣！至清代，河间纪昀等奉诏续《通典》，一仍其例而颇有损益。其事则自唐迄明，凡兵家之论说、名将之事迹皆采择焉。明武进唐顺之论用兵指要，撰有《武编》十卷，分前后两集。而后集则征述古事，自料敌、抚士、坚壁、摧标凡九十七门。所录前人旧说，自孙、吴、穰、苴、李筌、许洞诸兵家言，及唐宋以来名臣奏议，无不摭集，亦犹杜佑之志也。宋浦城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备论》一卷，永康陈亮著有《酌古论》一卷，皆论议古人之用兵，判别同异，互明得失。其文雄快踔厉，上下古今，殊足以发。至清初，宁都魏禧著有《兵谋》一卷、《兵法》一卷，则又搜讨《春秋左氏传》载之用兵，而籀其大例。先是明陈禹谟有《左氏兵略》三十卷，曾益有《左略》一卷，宋征璧有《左氏兵法测要》，皆以《左传》言兵，与魏禧同，然不如禧之辞简而法赅也。吾邑顾震沧先生著《春秋大事表》，中有《兵谋表》，而序以申其指曰：
史称关壮缪好《左氏》，讽诵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尝曰：“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二公佐汉、宋中兴，而生平经略，靡不由于《左传》。余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国交兵，其行军用师屡矣。大抵世愈降，则战愈力，而谋亦益奇。综其大要，为类十有二：曰“息民训卒”，曰“知彼知己”，曰“设守要害”，曰“亟肄疲敌”，曰“持重不战”，曰“毁军设覆”，曰“先声夺人”，曰“先入致死”，曰“攻瑕必克”，曰“乱敌耳目”，曰“乘其不备”，曰“要其归路”。胪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当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业而已。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旨矣。
迨咸同间，江南用兵，益阳胡林翼为湖北巡抚，乃取《通鉴》之叙及兵事者，以时代为次，辑《读史兵略》四十六卷，以颁诸将，惟摘取事实，殊鲜发明，盖未足以见古今战事之赜而观其会通云！
兵法者，艺术也，非科学也。艺术之所以异于科学者，以其重判断而不重知识也。艺术家，发挥其评判而得创造。科学家，考索乎真理而得知识。兵法运用在心，不贵墨守，是天才之创造也，则兵法为艺术矣。世之论者，因以兵法比手艺；然手艺，特一技之末耳，虽得心应手，技有巧拙，而规矩准绳，非无定程焉；若兵法，则无可循之绳墨也。亦有比兵法于文艺者。文艺为天才之创造，似有同于兵法；然文艺之意到笔随，由熟而巧，纵横在我，惟所愿欲而莫之扞格。若用兵则不能无对，抗兵相加，有往必复，情格而势禁，匪可纵横由我，如意之所欲出者也。故兵法者，既不属于科学，而亦不得概以艺术目之。盖艺术可匠心以为巧，而兵法必因敌以制胜，此又不同也。
战者，人类社会之斗争；而兵法，则以指挥此人类社会之斗争者也。与其以艺术之美妙为比，毋宁以商业之竞买为喻。盖以其为彼我利害之相争而各极其活力，与兵战同，此所以有商战之说也。至政治家以利害之不相容，而竭其心思才力以角逐于政坛，钩心斗角，亦与兵法异功而同巧。而政治家之心机，尤战争之母体也。观其意念之所向，而战端或以开焉。乃不察乎此，而断断于科学与艺术之辨，不亦傎乎！要之所谓兵法者，盖生物斗争之法，抑为生物中尤有生气、有活力之人类斗争之法也，变动不居，岂拘拘于绳墨之物质律所能规范其活动。而善言兵者，贵能察其活动之机与情以著为活用之理论。抑亦仅为活用之理论者也，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岂遂为一成不变之法乎！盖天下之幻变至赜者，莫如兵法也！
基博按：魏禧叔子文集中有《答曾君有书》云：
承教以兵学叙，治学叙，欲使禧献其愚见。兵为治学之一，于天下事最为难能，不可以轻谈。叙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谓：“法者皆情变之极致”，二言者，可谓广大精微矣。兵法万变，不可穷诘，二语则已得其要领。天下之法，贵于一定，然天下实无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后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盖非独兵为然。
此克氏所以论“兵法为活用之理论”也。夫“法者情变之极致”，知此者乃可与言兵。
兵法为活用之理论；然理论实施诸行事以指挥士兵，尤必有赖于平日之训练，而习阵法尚焉。阵法者，士兵之所以作战也。虽曰战无定势，然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无定之势，不能不御以有定之法；而有定之法，乃就纷纭万变无定之势，依历来战场之经验，而绎其动作之数见不鲜、差成惯例者，以制为军队分合进退之法，而齐其心志，一其动作，此之谓阵法。非服习之既久，何能自然合度，而不以为苦耶！惟不能以之为作战不变之定型，所贵随时损益，因地制宜。以之为作战之基础，而不以为墨守之定型，是乃善用阵法者也。夫战场纷纭，士兵众多，动作不一，指挥未易；与其师心自用，漫无把握，何如成法可循，善用经验阵法者，积战场之经验而得者也。士兵服习之久，既稳且练，进退有度，指挥惟命。而军官之位愈卑，则有判断能力者愈少，未能随机应变，只有成法可守。倘非平日熟练于阵法，则其临敌，何能无仓皇失措之虞耶！阵法之于大将，亦非无用，方其督战，非利赖部队之阵势，则不能并敌一向。何者？非习阵法，不足以善吾指挥也。惟习阵法，必先致力于操法与规程；是皆使士兵习于战阵之动作与生活者也。至于将帅临阵指挥之所不可不知者，有原则焉，有适例焉。大抵原则之应用无制限；而适例，则虽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有适用，有不适用。譬如在敌军密集之步兵之前，勿用骑兵；又如枪炮之发射，必在有效之距离内；兵力宜节省以作决战之用。凡若此者之谓原则。原则者，谓普遍可用之法则也，而适例则异是。如敌诱勿深入，敌奔须猛击，两者相反，而用有取舍，或适或不适也。虽然，将帅之于阵法，可用之作战，而不能以决最后之胜利。盖大战胜负之局，非战场之一彼一此所能决，而重有赖于其他重大情势之变化。故善为阵者，可以制一时之胜，而或于大局之得失无与焉；此不过战术之胜利尔。而大战胜负之局所由判，则战略之得失为之，非善为阵者所克有济也。而战略则必以理论之活用为之基。此之不可不察也。
基博按：阵法之用在节制，而兵法之奇在变化。然非节制，不能以用变化，而变化无节制，徒以以乱人意而滋扰攘尔。此克氏论兵之所以不废阵法也。惟阵法可作战，而不可以墨守。唐李筌撰《太白阴经》十卷，其第九卷为“阵图”，而序则明战阵之应敌变化而不可图，颇与克氏“不可墨守”之论相发。其序以为：
风后演握奇之图，以正合，以奇胜，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聚散之势，节制之度。复置虚实二垒，力牧以创营图。其后秦由余、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夫营垒教战有图，使士卒知进止，识金鼓；其应敌战阵，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应形无穷。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
因叙列风后握奇以下诸阵图。
宋许洞著《虎钤经》二十卷，大抵汇辑旧文，惟第九卷“飞鹗”、“长虹”、“重覆”、“八卦”四阵，为洞自创之新法，以为：
兵阵，战场立功之所自；不能规度以固法，何以取功决胜而定天下乎！李筌纂聚诸家阵图，但有形势而已，其部位行列，精微尺寸，则莫能释然。其名既多，其要则寡。因辨古阵之法，创造新意，别为四阵之施，可御而变。是故结阵之术不可疏，疏则难应；不可密，密则难用。首欲栖，翼欲轻；腹欲实，尾欲正。栖者不可使过；轻者不可使陵；实者不可使不应机；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变。今之所定四阵者，十万人之正阵也，每一阵步兵七万、骑兵三万以为常准。但四阵更变，各随所便而用之尔。若敌为峦阵，我以飞鹗阵应之。敌为直阵，我以重覆阵当之。敌为突阵，我以长虹阵当之。敌用兵四面围我，我以八卦阵当之。此所谓应敌者也。欲士伍应变之精熟，在日月数习之。不能教阵者，是举其师伍与敌也；虽万变之机，不能精于阵战之事，与愚者同也。
此其论习阵战以济万变之机，正与克氏异代而同揆；然古人亦有谓习阵法无裨于作战者。宋王德用帅真定。仁宗遣使问边事，对曰：“常时赐诸阵图，人皆守死法，缓急不相应，以至于败。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之应变出奇，自立殊效。”其后金人入寇，汴京留守宗泽授岳飞以阵法，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金章宗尝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图果何如？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具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右丞相清臣曰：“兵书一定之法，难以应敌，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帝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旧阵势以接敌，疏矣。敌所应与旧势异，则必不可支。”然此非阵法之过，而墨守之过。克氏之论，所为贵“随时损益，因地制宜”者也。明戚继光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专明束伍练阵之法，以为：
束伍之令，号令之宜，鼓舞之机，赏罚之信，不惟无南北水陆，更无古今，其节制、分数、形名，万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阵势之制，随敌转化。或曰：君用兵酷嗜节制，节制工夫从何下手？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不能传也。（《纪效新书·或问》）
兵有二用：数十百人随意野战，风雨之势，非罚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语传呼而止，无节制，可也；虽然，此即节制也。若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正有则，使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制全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拌，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练兵实纪·练将》）
至清代，上高李祖陶所著《迈堂文略》，中有读戚武毅《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有述之作，称：
采六经之腴，拔百家之萃，精微广大，兼而有之，而总归到节制上去。节制者，如竹之有节，节节制之，虽笋抽丈余而仍不倾欹；又如木之有干，干上报节，节上生枝，枝上生叶，节节固之，虽千花万蕊而不紊乱。而万人所以为一心者，只是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兵退步，则斩将；将败死，则斩兵；一节一节，互相瞻顾，有欲走而不能走，欲走而不敢走者。孙子之书，形而上者也；戚氏之书，形而下者也。然形而上者之道，即寓于形而下者之器之中。倘兵无节制，则虽有权谋，亦无可用，用亦不能成矣。
陆世仪《思辨录》“治平类”中则论戚继光之鸳鸯阵及撒星阵，以为：
鸳鸯阵至今称绝，然其妙处全在队法。撒星阵亦全是队法妙；阵散而队不散，故能聚散如意。今人动称撒星阵之妙；而不知其妙处全在队法；队法一散，则竟散矣，不能复聚。行阵之妙，全在队法。
戚继光谓节制始于束伍；而世仪称行阵妙在队法，欲习阵，先操队。此克氏论习阵法，所以必致力于操法及规程也。世仪精研阵法，详究古今诸阵，而明其意在用众，以为：
自学士大夫不知兵，而文与武歧为二。自武夫战将不知阵，而战与阵又歧为二。三代而下，善战者无虑数百，而求其堂堂正正，阵而后战，合于王者之师，无一人焉。惟汉孔明以王佐之才，推演八阵，匡军定国，其书不传；而演而述之者，益为诡异，至使读者不可究诘。惟李卫公书中载八阵数语，语颇切实，其言曰：“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曰：“散而成八，复而为一。”曰：“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是数言者，未知所引出于何书；然要而不繁，简而意尽，从来论八阵者，无逾于此。尝试论之：阵何从起乎？起于用众也。众则易乱，敌则易溃，是故金鼓以教耳，旌旗以教目，而阵法生焉。八阵从何起乎？起于用众而不已也。众而不已，则亘山谷，包险阻，前不知后，右不知左，指挥约束之有旌旗金鼓之力所不及者。是故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中外奇正，四头八尾，而八阵之法生焉。故八阵者，所以用大众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如是而已；非有怪异奇巧，坐得必胜之术，如世俗阴阳鬼神之说也。握奇之说，起于《风后握奇经》，其言曰：“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世遂谓黄帝阵为握奇；然不知何者为握奇？又《李卫公问答》载唐太宗与李靖论八阵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奇。”世遂谓孔明八阵亦有握奇，然亦不知何者为握奇？曰：奇者，奇也，凡物数偶，则体相敌而不相下。奇则无对，无对则尊，尊则能统众，即如五人为伍，四人俱是偶数，各不相下，其伍长则是奇，奇则能统四人，故伍长亦即可谓之握奇。其余千百夫长皆然。凡握奇，以奇偶之奇论，则一伍即以伍长为奇，一队即以队长为奇，一部即以部将及中部为奇，一营即以营将及中营为奇，八阵即以大将及中军为奇。八阵者，中画井字，四正四奇，开方为九军，成井田形。何以知其然？曰：只以古人置阵法观之，则自见矣。凡为三阵者，形必如品；为五阵者，形必如五花；为七阵者，形必如六出；则为八阵者，必四正四隅，开方九军为井田形。是故井田为兵法之祖；而中军，则大将之所握奇焉。《握机经》所谓“余奇为握机”。《李卫公问答》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是也。然八阵井田，理一分殊，井田之意，务在均平。使公家之田，稍浮于八家一寸，则不均不平而怨声作矣。故百亩公田之中，尚须以二十亩为庐舍，以正什一之数，而后田制始定。八阵主于用兵，须有居重取轻之势，若中一阵与外八阵等，则尾大不掉矣。故虽同为井形，而中军则必倍四正，四正则必倍四奇[6]，而后可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此八阵与井田所以形同而实不同也。中军虽各为一阵，而营则分而五之，一居中，四居四维，亦成一小井字。《李卫公问答》所谓“其营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地，四为闲地”，是说中五军也。兵法数起于五，故《周礼》制军皆用五数。孙子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故在天则有五行，在地则有五方，在人则有元首四肢，在势则有方圆曲直锐。制军者因而则之，为前后左右中，上以应天，下以应地，中以应人。以战，则配首翼策应之数；以守，则备方圆内外之体；于法简而尽，于形实而全，于数顺而自然。且中以一当四，则立营制阵，其体适均，无偏轻偏重之弊。故制军之阵，虽有不齐，而求其至当不易，可守以为法，则莫如五；而质言之，不过前后左右中而已。前后左右中，即八阵起数于五之法，军中一定不可易之理。昔孙武教宫嫔曰：“汝知尔左右手心背乎？”左右手心背，即前后左右也。《礼记》：“军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左传》：“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是前后左右，久为古人用兵良法，今人断不能外。中四军分前后左右，正也；则更加以外四军，不过前后左右，但别之以四正而已；更加以隅四军，亦不过前后左右，但别之以四奇而已。龙虎鸟蛇，前后左右之别名也。天地风云，四隅之别名也。大将居中而运，则营部易办而指挥不繁。士卒环拱而列，则位置久定而分数不杂。此古人所以治众如治寡，而御一人不为易，御千万人不为劳也欤？八阵各为一小阵，而合之为一大阵，所谓“大阵包小阵”也。大凡结阵，大阵首尾悬远，恐为敌所冲，故阵中又结小阵，使人自为战。若小阵，则须人人当敌，攒则势迫，自为蹙弱。是故大阵忌散懈，欲其谨严；小阵忌迫蹙，欲其宽展。如何能宽展？曰：此所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也。阵间之为容，主于出入，主于备卫；少隘，则车骑壅塞；少远，则声势不接；故阵间之相去，必以容阵为主，则不隘不远而壁垒坚。队间之容队，主于拒御，主于更叠（古人队间容队，凡前队战酣，后队更换，或回军转阵，以后为先，皆是队间出入，于队间叠进垒退）。太疏，则击刺不及；太密，则进退不利。故队间之相去，必以容队为主，则不疏不密而行伍整。所谓“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攻其中，两头俱救”者。军阵之法，不过奇正。故孙子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首尾之说，奇正而已矣。当敌者为正，即为首；旁击者为奇，即为尾；故阵有四头八尾。盖四正为首，则四奇为尾；四奇为首，则四正为尾。首尾相生，如环无端，孙子所谓“常山之蛇，首动尾应”，即此是也。问四头八尾，处处可用？曰：此大概谓一首二翼、以三敌一之法也。盖置阵既大，必不能围；若选锋击其一营，则三营齐应，此是常理。八阵，骑军列居阵后，为却月形，两端外向。列居阵后，畏居阵中，则迫杂而嚣，且仓卒难出也。两端如却月外向者，摩垒之势（摩垒者，从军垒旁行），出则张两翼，归则如游康庄，不至冲垒触车，动摇阵脚也。孔明著八阵图，然一生未用，以八阵之奇为用众之极则。盖兵众则烦，而愈众则愈烦；兵烦则乱，而愈烦则愈乱。故虽古之善用兵，如先主苻坚者，亦往往以兵多致败。甚矣，用大众之难也！然用大众，非分营分阵之为难，而合营合阵之为难。合营合阵，又非旁山临水，依据险阻之为难；而四面无险，平地置阵之为难。孔明当汉贼不两立之时，值曹丕全盛之势，一旦出险进战，而复关陕，必将以数十万众，格斗中原，与曹丕旗鼓相当，非八阵何由用众。故孔明斟酌古法，竭尽心思，制为八阵。夫亦为数十万之众，合斗中原，平地置阵设也。孔明六出祁山，虽皆由坦道，然亦非平原千里之地，亦未尝用大众旗鼓相当。杜牧之言孔明出斜谷，以兵少止用六数。六数，即六花也。此可为未用八阵之一证。问何以八阵为平地置阵之法，曰：凡兵家置阵皆据险阻，只一两面向敌，力省而功倍；犹秦地四塞，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也。地愈险，则力愈省，而功愈倍。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不得已平地置阵，四面八方，俱当照顾，故为独难。八阵图，面面若一，四头八尾，互相呼应，故知为平地之阵。魏刁雍云：“仿诸葛八阵之法，为平地置阵之方。”此一证也。
语见《八阵发明》，而其《思辨录》“治平类”则谓：
戚少保鸳鸯阵，皆是古法。必为方阵，八阵之正形也。遇敌者为正兵，八阵之四头八尾，触处相生也。两仪五形，大三才，小三才，大阵包小阵也。中军不动，握奇也。阵必为伏，八阵之游兵也。必为间队，叠追叠出，古之鱼丽，吴璘之叠阵也。奇正相生，如环无端，常山蛇势也。然南塘阵法，不过万人之阵而已，万人以外，未之详也。故继光亦尝言：“吾才止堪十万，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予谓十万亦何易言，非精于分数，未易几也。必如八阵法，方可谓之能用众。戚继光阵法，其初亦只是五人为伍，五伍为队；后来见得五人力弱，不足以敌倭，故特倡为鸳鸯队；虽曰五人为伍，二伍为队，其实是十人为伍也。凡阵，或以三起数，或以五起数，大要视兵数多寡，不拘成格。至于队法，必不可变。假如戚将军若以三起数，则三队为旗，旗三十人；三旗为哨，哨九十人；三哨为总，总二百七十人；三总为营，营八百一十人；合家丁杂役之类，约成一千人之阵。若以五起数，则五队为旗，旗五十人；五旗为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为总，总一千二百五十人；五总为营，营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则探游兵之类，约成一万人之阵。或三或五，其数不拘；要之队法则总是一鸳鸯队。戚继光队法定于十人。《周礼》队法定于百人。《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夫周之兵法，既以五起数矣。而至于卒，则独以四为数，何哉？盖周之时皆用车战，每车定用百人，四两正合此数，二为正，二为奇，增减一人不得矣。故名之曰卒，卒者止也，言兵法止于此也。所以周之兵阵，亦有一军三军者；要之百人为卒之法，却是一定不易。戚继光队法止于千人，步战法也。《周礼》队法定于百人，车战法也。
千言万语，两言蔽之，曰制阵以用众，但用众起于队。此克氏论习阵法，所以必致力于操法及规程，而戚继光谓束伍为节制之始也。至雍正时，临川李绂巡抚广西，著有《桂林阵法》，教将士以习进退变化。为阵凡九：一曰一龙戏珠阵，二曰五行六花阵，三曰六叠进步阵，四曰六叠回枪阵，五曰三才阵，六曰风雷卷地阵，七曰九叠八卦阵，八曰天圆地方阵，而以九叠八卦为诸阵之主，一气相生，可胜可败。二龙戏珠阵、六叠进步阵、三才阵、风雷卷地阵，以决胜。五行六花阵、天圆地方阵，以为不可胜。而六叠回枪阵，以救败。又以广西多山，而鸟道羊肠，未可用大阵，仿宋将吴璘叠阵，制为山路连环三叠阵；仿岳飞麻扎刀、张威撒星，制为籐牌撒星阵。以为：
阵非徒为饰观而已，必有阵而后行间容行，队间容队；进不患其拥挤，退不忧其蹂践，止以阵为营，行以阵为队，进以阵为攻，退以阵为守。（见《序说》）
而“演阵先演领旗”，“演阵先演行列”（见《演阵余论》）。则所以习操法与规程，而为习阵法之始事焉。亦与克氏之论同。
大凡活用之理论，无征不信，必考验诸事实而后理论为有据。若仅以理论为信条，则施之于用而或乖；无事实，亦无理论可籀绎也。惟考验，能以抽象之理论，按诸事实而有验。其用愈显，其理益明。所以言理论者，不可不知考验。
考验者，籀绎史料之法也。其次第可得而言：一曰辨事实。袪其传疑，存其可信。二曰探因果。事实既明，乃推因果；因果不昧，而籀理论。三曰评得失。既知其事之前因后果矣，当考验此之所谓后果者，将舍其前因而必不可能乎？抑其所程之效，固为主者之所预计，倘亦偶然成功以出于侥幸乎？斯将略之功罪可明，而理论之得失有验矣。然而探因果，诚有难言者！一曰原因之难知也。事之因果，本不易求，而兵为尤甚！方事之殷，纷纭赜变，所有措施之得失及其用意往往未易测识。而识其用意者尤难，何者？兵，诡道也。大抵主者之所措施，多不愿明了用意所在，予人以可测，而亦有其用意见于偶发之事实，不过一时之触机，而为史家所忽漏者，惟多途搜考，或能补记载所未备耳。但书缺有间，可以完全明了者不多。吾人研兵事以籀理论，如记载有缺，慎无臆断，莫如疑以传疑而仍其残缺。倘明知记事之疏漏，而强探力索，穿凿附会，以为真因在是矣。不知薄物细故，何关得失，而或视为成败兴废之大因。执此以籀理论，宁有当哉！此探因果之难，一也。二曰原因之复杂也。一战之成功，往往由多数之原因错综成之，而其中之大小轻重，诚非可以概论！吾人推考其因果关系，而于求得若干原因之后。倘不分别估计其原因之何轻何重，或者以偏赅全，误重为轻；因果之真，既不免淆；得失之评，亦何能确乎？此探因果之难，二也。明乎此二者而知所注意，必能于推考因果之中，而获理论之实证焉。然历古相传切于情实之理论，亦必资以为考验之具；舍此，则茫不知所以措手矣！然则理论必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必以考验而得信，斯不易之道也。
夫理论根于事实，斯实施无虞扞格；然执一无权，亦殊非宜！何者？理论非即事实，不过助我判断之工具耳。事势何能无变，理论尤贵活用。例如马队必置诸步兵之后，而不能同一阵线，此正确之理论也；倘有违者，亦或有其特殊之原因。苟非经缜密之考核，何可率加以非难乎？又如围攻之法，以我四面进兵，敌人往往惊扰，不知所以为守，而成功极大。特以各路兵到，先后参差，往往未[7]能刻期，胜负遂难悬断。故会攻者成功之大，可以预期，而未可必得；何可执一不化以自陷于困踬耶！
兵法乃属于经验之学科，惟经验可以确定理论。而兵器之利用，尤必有事于经验，而非可望空悬谈，人人所知也。特是一器一械之实效，往往受其他因素之影响者极多；而非凭各个之试验所可推测。例如一炮弹之火力，在某距离而有若干之破坏作用。此极易实验者；然炮弹之作用，不仅在破坏物质；而其足以振军威而堕敌志者，尤不可不知。往者火药发明之初，其威力远不如今日，然其及于心理之振奋而皇扰，则视今日倍蓰过之。拿破仑之军械，非必胜于人人也，特以其军队能受震惊而不乱，故百战而百胜。而敌军则反是，往往一震即溃。同一利用火药也，而胜负相反，则军心之镇定、不镇定为之也，岂必一震之为威乎！故兵法须重经验，无可疑也。
兵法既基于经验，而籀史例以得古人之经验，学兵之捷诀也。史例之大用有二：其一说明一事一理之意义，不用史例，无以阐发。其二用史例以创造新理论，此为尤要，然流弊亦大。而欲推行尽利，所不可不注意者三事：一曰史例不可滥用。理论家欲证其理之可恃者，援引故事，不嫌多多益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细按之，则彼此矛盾而不中情实者，往往有焉。二曰应用之史例，不可不经缜密之分析。吾人证一理，阐一义，例不必多，而所引之例，则必体验考量，出以详慎，而证明因果相互之不得不然。夫如是，则一例已足，庸必以多为贵乎！三曰宜用最近之例。盖古代之事，往往书缺有间。而时代愈近，则记载愈完备。此非言古代之例一无可取也。如战略荦荦数大端，古例何尝不精要！惟战术及战略之详细布置，则以近例为尤宜。何者？以其近已而时变相类，非惟记载之完备而已。要之惟能用史例者，而后谈兵不患其凿空，理论毋涉于诬妄。余故不惮证证言之如此。
注解：
[1] 制，原作“致”，据上下文意改。
[2] 利，原误作“？”，据《孙子》改。
[3] 即，原作“则”。
[4] 苟，原误作“荀”，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改。
[5] “长沙”后原衍“法”字，据《国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0页删。
[6] 奇，原误作“正”，据《国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5页改。
[7] 未，原误作“来”，据《国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7页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