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卷一《论战之性质》
克劳山维兹曰：欲论兵，不可不知战。而战之为道，暴行也；乃以威力加于敌，胁之以受命于我，而惟我之所欲为。此战之所为起也，论者不察，乃倡议裁减军备，不以杀敌致果为武。此在人群为仁义，而以论战则罪恶！何者？天下之为危道，莫大乎论战而不非仁义矣！夫仁者不杀人，义者不侵人，而战则驱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如不以杀敌致果为武，而以刑仁讲义为尚，可杀之人不杀，可侵之国不侵，则何以兼弱攻昧而威加于敌哉！又不仅是。我不杀人，不能禁人之不杀我。我不侵人，安能止人之不侵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拱手揖让以听人之宰割，危莫大焉，辱莫大焉！所以仁义与战，两不相容之道也！而言战必舍仁义。战之为道，暴行也；惟暴为无敌。仁义之师，鲜不挫败。然仁义不能以用兵，而理智则无害于暴。战者，利用理智以肆于为暴，而尽力之所能焉；倘以与不能为暴，刑仁讲让之敌遇，有不战，战必胜矣！战之所欲者，理智之暴行也；非仁也，义也！世日趋于文明，而两国交兵，优待俘虏，不残破不设防之城市；岂果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哉？诚以战之威力所加，有大于此者耳。或者乃以为野蛮。不知杀人之器，随科学以俱新；而国之文明愈高，战之危险愈大，人民同仇敌忾之心亦愈烈。何德不报，除恶务尽，不恤冒天下之不韪以快意于一战。文明之与野蛮何殊焉！
基博按：此克氏开宗明义以诂战之第一义谛；而何其言之酷烈也！其在我国：周穆王时，有徐偃王，地方五百里，行仁义，朝之者三十六国。而穆王方骋八骏以西巡狩，闻诸侯咸归于徐，一日千里，长驱而归，使楚人伐徐。偃王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百姓从之者以万数。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又春秋之世，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子鱼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烈。”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哀重伤，则如勿伤！哀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此则仁义之师，鲜不挫败，克氏之言，若信而有征也！然而我国先圣昔贤，曾不以徐偃、宋襄为大戒，而论兵不废仁义。孟子之言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
荀子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曰：
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悦喜。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荀子·议兵篇》）
则是克氏唯暴为无敌，而孟子言仁者无敌；克氏论兵以暴行为主，而《荀子·议兵》以仁义为本。然此犹儒者之论，则见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而孙子则兵家之祖，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说。其言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篇》）
杜佑为之解曰：
敌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为次。
张预更引伸之曰：
《尉缭子》曰：“讲武料敌，使敌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破军杀将，乘堙发机，会众夺地，此力胜也。”然则所谓道胜、力胜者，即全国、破国之谓也。夫吊民伐罪，全胜为上。为不得已而至于破，则其次也。不战，则士不伤；不攻，则力不屈；不久，则财不费。以完全立胜于天下，故无顿兵血刃之害，而有国富兵强之利。
诸葛亮征南中，问计参军马谡。谡曰：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三国志·马良传》注）
此则我先圣昔贤论兵之第一义谛，与克氏为异。盖克氏欲肆为威暴以消敌人抗战之力。而我先圣昔贤，则强行仁义以消敌人抗战之心。此则全国、破国之异趣，心战、兵战之殊途，其大较然也。远古姑不论；而近代之战，尽有敌国政府抗战之力，已臻摧毁；而敌国人民同仇之心，益以坚强！即以德而论，观其以一九一四年发滔天之难，所向无前，攻比攻法，尽力摧毁，岂非肆为威暴，欲以力求贯彻克氏之所论哉！然而负固不服，既出法比人民同仇之心，而其政府抗战之力，亦不容不以再接再厉。卒之顿兵挫锐，无救于挠败者，岂不以敌国抗战之力，未易以威暴消之使尽，而其人民同仇之心，乃益以威暴奋其武怒哉！然后知孟子言“仁者无敌”，孙子之“必以全争于天下”，为老谋深算；而克氏所论之未为究竟义也！
战之为道，暴行也。而所以为战者有三：其一摧毁敌国之战斗力，使之不能复战。次则占领敌国之土地，使之无法复兴以整军经武。又其次则消散敌国人民之战斗意志，而煽其人之爱好和平者起而反战。国之所与存亡废兴者，人民也。民心泮涣，人无斗志，彼其政府，将谁与战！夺其所恃，自不得不惟我之命是听。而我之威加于敌，所以耗其国力者，尤必大于我之所求欲，而予敌人以永劫不复之残破。屈服愈迟，则残破愈大。苟非屈服，无以自救，于是敌人乃不得不忍受我之所欲求，低首下心以保苟延之一息，以免加深之残破。始以我之所求为大欲者，今以与我威力所及之残破相较，乃转觉其渺小；然后知我向所求欲以为宽大，而自悔其未早计。两害相形，必取于轻；事有必至，理无可疑者。然非光毁其武力以尽消溃敌国之军队，不克臻此。夫先人有夺人之心，若我不先毁敌之武力，则敌或毁我之武力。我之武力毁，则我将惟敌之命是听，事久变生，未可知也。是故战之第一事，必先摧毁敌国之战斗力，而尤不可不尽摧毁之，使之不能复战。然而事未可以一概论！
其一，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则我之武力，亦必尽量发挥；我之军费，亦必尽量支出。而以视战胜后所偿之欲求，未必与消耗相当，则是功不补患，得不偿失！不如占据其土地，抚定其人民，因资力以为持久之计，据形胜以示控制之势，绝其与国之援，阻其运输之路，形格势禁，敌自破败。以视摧毁敌国之战斗力，而势不得不出于苦战者，劳费较少，收功为易。
其二，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必集中我国之武力、物力，尽其所能以恣一战。胜负固非一战所能决，而第一战胜负之所系于士气之勇怯、民心之得丧者甚大，何可不以全力出之！而欲倾国之所有以事一战，非人民同仇不可。人民安居乐业之既久，谁则好战？而敌忾之心，往往非一鼓所能作，而抚有广土众民之大国，其人力物力，亦非旦夕所能集中。此尤摧毁敌国之战斗力，欲先而不易为先之一端也。
其三，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必挑敌与战。如敌不以战而以守，则我之术有时而穷。何者？近世战术，利守不利攻；而兵力之弱者，常以守而延长战争。旷日持久，而攻者困于士兵死丧之过多，财用支给之日匮，情见势绌，则不战而自屈。昔在普鲁士佛立德力大王之七年战争（1756—1763）时，其兵力不如奥之众且强；而奥无以制其命者，徒以守而不与战也。虽然，所谓守者，非坐困之谓也，特静以观变，相机而动以待反攻之机会耳。如有反攻之机，则必迅速以赴敌。苟攻守不相为用，守者每不知敌之所为攻，何得不分兵四防；而攻则可集中兵力以专注一处。以四散之分守，而当集中之猛攻，夫如是，其孰能御之！
基博按：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英、法、美三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将军，尝在巴黎军官大学演说，谓：“自来名将，每先取守势，一俟敌军疲怠，大举反攻。以我之怠，乘敌之衰，未有不胜。”其说盖本克氏，而用以搏西战场最后之胜利。其在我国：广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书，历观古今兵事利钝之故而籀其会通，其中有“延”与“速”之两言，而相次以明为用，以为：
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协，必待其孚；计谋未定，必待其决。时未可战，姑勿战。盖拙者贵于守；延者，势在必战而特迟之也。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移迟缓者，此堕军也。士将怠，时将不利，国将困，拥兵境上而不决战者，此迷军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速哉！用兵能速，则智不能谋，勇不及断，己舒而人促，己裕而人窘。
盖始之以“延”，胜之于“速”，其论亦与克氏之指相发。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制日者，亦无出于此。观法之能胜德，知我之必胜日矣。特是日人知其士之将怠，时之将不利，国之将困，不甘为揭氏之所谓“迷军”，而欲快心于一决。此诚揭氏所谓“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在我则用“延”，而尚未臻用“速”之日也。揭暄字子宣，清初人，见阮元《畴人传》。称其深明西算，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旋转而生漩涡，遂成留逆，实为古今之所未发。所著《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
其四，战之成功，非绝对也。胜败，何常之有！败者岂无旂鼓重振之日！而邻国之环以伺我，眈眈逐逐者，正大有人，何可不虞！如我武力、物力，倾国之所有以耗之于一国，尽之于一朝，而不图有以善其后，必有承我之敝以牧功于全胜者。夫患生于不防，虑及于可知。天下事，往往有谋之于数年、败之于一旦者。是以人生多意外之变，世道有不虑之衅，而战为尤甚者也。知彼知己，何尝不审！而军事情报，每多失实。其在兵法，用间固为尤难。强弱之故，难以臆测。是故战，危道也，匪不得已，不可以战。而及其战，人民不可不有敌忾之同情，将帅不可不有缜密之战略，国家不可不有久大之政略。而其运用，则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夫纵横捭阖，国际间之政争，永无已时；而战则国际政争之一法，不过以弥缝其阙耳。是故为将帅者，不可以不明政治；而政略，则战略之所自出焉。
基博按：日人之所以施于我者，消溃我军队，占据我土地，摧挫我民气。凡克氏之所指画，几无不倾囊以出；而尤殚锐竭力以欲消溃我军队，可谓传授心法！虽然，孙武不云乎：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九变篇》）
克氏历陈消溃敌军之为先务之急，而卒之曰：“事未可以一概论。”长虑却顾，言其可，而亦何尝不虑其事之不终可耶！此其“杂于利害”之所以为智者。而日人则一意孤行，见其可而不见其不可，尚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至于克氏所云“消散敌国人民之战斗意志”，似与我先哲攻心之论有合。特我之所谓“攻心”者，盖以德服人之仁；而克氏所云，则半出于力征，半出于计煽，惨徼狙诈，殆兼而有之。我以仁，彼以暴，未可以同年而语也！
战之胜负，将之才不才系焉；而人才不易，将才尤难。国家日进于文明，百度维新，然人才只有此数，则以社会相需之殷，而将才少。惟野蛮之国，事业不振，人才无所用之，而又日竞于武，故将才多。特是才有高下，将有智愚；而才之高者，所贵有明敏之睿智。睿智，则必随文明以俱进。惟文明之国，厥为名将之所孕毓焉。苟其国家文明，其人民好战，则其国之名将必多。远鉴古之罗马，近观拿破仑时代之法，名将蔚起，莫之与京，岂偶然哉！无亦以好战之人民，而擅有文明之国家，故能钟灵秀以有此盛也！
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常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轻生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
战之为事，劳筋骨，苦心志。而将士之服战役者，必具有坚强之体力、勇毅之精神，而济之以明敏之睿智，乃克有济；而尤莫重于智，莫难于智。盖战无常法，兵无定势，瞬息万变，往往不可臆度；所贵相机应变，因利制权，而深有借于思虑及推考。然则何道而可？曰：必先之以敏锐之观测，而发之为果敢之动作。其亦庶乎其可也！夫惟有敏锐之观测者，乃能洞鉴幽渺莫测之情势，而深识其真，慎勿局于一时一隅。而目先四射，熟权时间、空间两者之错变，而运用繁赜[1]之战略，出以心思之灵敏，发以动作之果敢。而果敢者，不疑而为之之谓。然为之不疑，必先知之不惑。知之明，故为之果，斯大勇矣。倘知之未明，而为之不疑，卤莽徒以偾事，盲动而已，岂得谓之果敢哉！故智谋者，果敢之本也。然智谋亦必济以果敢；而需者事之贼，多智者，亦往往多疑多败。故智谋辅以果敢，而沉着胜于聪明；聪明或以自误，而沉着决不盲动也。两者相济为用，而必基之于识力之培养！
抑为将之道，非杀敌之难，而御兵之难；尤非急战之难，而持久之难。方战之初，一鼓作气，人怀必胜，为将无难也。及其久而师老，信心渐失，暮气既深，怯死幸生；鼓之不知奋也，励之不知耻也；劳而欲休，陈而不整；其尤甚者，怨愤其上。使当此之时，而为之将者，抚众有度，镇扰以定，而以其自我之光明，焕发众心之迷盲；以其自我之热情，激励士气之萎靡。以静制乱，以勇振怯，发其信心，鼓其暮气，旂鼓重振，有死无二。此则为将之所难也。然而为之有道，持之有故。曰：惟为将者，示之以坚强之意志，发之以热烈之情感，持之以卓越之识力，而后为士众所仰赖，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三者相辅而以相成，不可或缺者也。
基博按：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德之败也，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师久而老。老师则厌战，厌战而丧气，溃败之道也。克氏之论，可谓有验矣！揆之中国：春秋之世，齐人伐鲁，鲁庄公御之长勺。将战，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乃战。齐师败绩。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亦以一鼓之气易为作，持久力难为继也。一日之战如此，况兵连祸结以延数年之旷日持久，何可不慎图所以持其后哉！《司马法》曰：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见《司马法·严位》）
戚继光曰：
兵之胜负者，气也。兵士能为胜负，而不能司气。气有消长，无常盈，在司气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为兵，任是何等壮气，一遇大战后，就或全胜，气必少泄；又复治盛之以再用，庶气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则浊，三用则涸，故无常胜之兵矣。夫方寸之微，出入无乡；一少恃其旧气，便著障根，以渐变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尝无百战百胜之卒，惟在我无百战百胜之心耳。（见《纪效新书或问》）
我之抗日，苦战一年，破军杀将，主客交困。日之师老，我亦力竭，胜负之分，其孰能久；而治气治心则能久，夺气夺心则不能久。孙子曰：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见《孙子·军争篇》）
苟我能治气治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所以夺气夺心者，将不在我而在敌。然则治气治心奈何？曰有本有原。苏洵曰：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见《权书·心术》）
此治气治心之本也。洵又曰：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熢燧，严斥候，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同上）
此治气治心之法也。日人师也无名，苟以利动，此洵所谓“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者也。何如我之外御其侮，士以义怒；治气治心，既得其本矣；改革币制，统制金融，所以养其财者，亦既图之于未战；而所以养力、养气、养心以持之于既战既胜者，何可不善图利之，而要在于将之镇。揭暄《兵法百言》有“镇”之一言，以为：
将，志也。三军，气也。气易动而难制，在制于将之镇。惊骇可定也，反侧可安也，百万众可却灭也。志正而谋一，气发而勇倍，动罔不臧。
诚哉是言也！惟将军夺心，斯三军夺气。李靖曰：
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见《孙子·军争篇》张预注引）
师老矣，寇深矣，所以守吾气而有待者，兵之利也，将之任也。
爱名誉，重气节，此将士意志之所以坚强。特其百折不挠，久而不渝，则非持之以定识定力不为功！
情热，则多力。热情者，凡为将士之所不可少。然所贵者，不在一时之义勇愤发，而在激昂慷慨之中，能持之以镇静，仍无害于处变若定之智虑。此则所难也。大抵人有三品：其一情感阙乏之人，激之使奋，其道非易。然以其人沉着，奉令承教，无热情，亦无败事，用之于战，亦有可取之道。其二情感热烈之人，如炸药然，一触即发，而一发即熄，可激发而不可持久者也。此其人烈于情感，昧于智计，遇小忿则怒，而当大敌则挠，往往仓皇扰攘而不知所措。此其人非受高深之教育以发展其智虑，则不可以之为将；倘因材器使，可为裨将，以所任者不过冲锋陷阵，而一时之义勇奋发，足以集事矣。其三为刚毅木讷，不以小忿而气激，不以小挫而志馁；意思深长，其情感不易发，而一发则不可遏；其蓄诸中者以浅以厚，其措之事也可大可久。此则所谓激昂慷慨，而能持以镇静，无害于处变若定之智虑者也。持是道也以往，可以为帅矣。此其人稟乎天性，而要非有识力之培养不克臻此。
博学多闻，不足以见识力。而所谓识力者，谓有主张，有自信，有文理密察之智虑，与发强刚毅之德性者也。夫战之为道，至无定也。凡兵家之言，极深研幾；及其临阵，学说原理，杳无经验，何所用之！而纷纭之变，扰我灵台；死丧之哀，凄人心脾；茫茫前途，惟有猜想。是故战之为事，至变且乱也，非战之难。变而能持其常，乱而不失其定，则难！此则识力之培养，必有以裕之于平日，而后临战之时，指挥若定，坚持我初衷，勿失其自信。然而自信之过，往往流为刚愎自用，情势既变，故我自封，执一无权，何以应变！此所以发强刚毅之德性，必本之文理密察之智虑，而后自信不为刚愎，主张不同成见。动无失策，事无过举，斯则识力之明效大验矣！
所谓将材者，其性行大略具此矣。才有偏全，则位殊尊卑。然此可以为将，而未遽以为帅也。夫帅者，政治家而兼军事家者也。将才之外，必擅政事；战略之用，兼权政略焉。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衡将才者五事：曰智、曰勇、曰果敢、曰热情、曰识力。而两言括之，曰智曰勇而已。果敢与热情，所以大其勇也；识力，所以充其智也；而要之以智为本，以勇为辅。稽之中国：孔子尝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我战则克。”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见《论语·述而》）盖子路好勇，夫子深戒之，正与克氏之论相发。
孙子曰：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见《孙子·计篇》）
杜牧注：
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
何延锡注则谓：
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众；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全此五才，将之体也。
孙子论将有五才，若与克氏五者之数相当。其实克氏所论之五者，孙子“智”、“勇”两义足以尽之，而“信”、“仁”、“严”三义，则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独其称“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犹克氏以智为本之旨也。顾孙子所以论将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战；二曰智足以愚士。智足以知战则奈何？曰有三知焉，“知吾卒之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地形之可以战”。三者知而后胜乃可全。
孙子曰：
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见《孙子·地形篇》）
谓智足以知战也。孙子又曰：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昌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迁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见《孙子·九地篇》）
夫战者，所以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也，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者，斯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惟命是听，无扞格之患矣！此智足以愚士也。孙子又论将有五危，曰：
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见《孙子·九变篇》）
夫“必死”，则不智；“必生”，则无勇；“忿速可侮”，则勇而愚；“廉洁可辱”，则信而愚；“爱民可烦”，则仁而愚；而要归于不智。倘持克氏之论以为衡，所谓“知之未明，而为之不疑”，此其为不智之果敢，孙子所谓“必死可杀”者也。若其人“烈于情感，昧于智计”，而触之即忿，激之易动，则所谓“忿速可侮”者也。至于“爱名誉，重气节”，此将士之廉洁也。然而孙子曰：“廉洁可辱。”梅尧臣注以为“徇名不顾”。此亦将之一危，何可不察也！
吴子曰：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其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见《吴子·论将》）
其论将之所慎者五，曰“理”、曰“备”、曰“戒”、曰“约”，皆“智”之事，所谓“文”也、“柔”也，独“果”则奋其“武”、“刚”而属于“勇”。顾吴子以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则克氏所称不智之果敢，卤莽徒以愤事，盲动而已。孙子曰“必死可杀，忿速可侮”者也。至言“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得无嫌于“必死可杀”乎？而克氏论勇之为验，亦曰“轻生则气锐”，又与吴子之言有合，何也？盖兵，凶器；战，危事也。“必死可杀”，“必生可虏”，皆将之危也，惟兼权于“必死”“必生”，而善有以自处。然则如之何而可？昔夔州唐甄论将有利才一论，其言以为：
彼义激气愤，解带自决，暴虎冯河而不反，世皆壮之，称为烈士。是愚夫悍妇之行也，君子不为也。君子之当大任，立身于必不死，设心于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坚其志也。吾闻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审定者，心也；达险者，志也。天下重器，举之难举也；命数不常，测之难测也。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谐妻泣之而不顾，爱女泣之而不顾，昵子随之而不顾，临事之时，处之必静，见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决。虽谋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虽才不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发之，或不能杀人；以强弓发之，则可以贯甲。志坚则才利，亦犹弓之发矢也。昔者蜀大乱而食人肉，冉邻起兵。冉邻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为谍于寇。闻有猎人者于途，二人惧而欲返。其一人曰：“进死于釜，退死于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顾。”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顾，一人数反顾。一反顾，逊不反顾者五步；再反顾，逊不反顾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顾者肉糜于釜；不及顾者，鸟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战胜焉。由是观之：以死心处死地者成，以生心处死地者败。成败之间，勇怯之分也。
斯可以通孙、吴之邮而发其奥矣！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清世祖顺治丁酉举人，官长子县知县，罢官，侨居昆山，著有《唐子潜书》。宁都魏禧见之，称为汉唐以来所未有。宣城梅文鼎则以为周秦而后仅见之作云！然而孙、吴之论将，尚未能通于神明也。方战国之世，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请问为将？孙卿子曰：
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至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杨倞注：“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动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杨倞注谓：“使间谍观敌，欲潜隐深入之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韩子曰：‘省同异之言，以明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也。’”）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杨倞注：“无圹言不敢须臾不敬也。圹与旷同。”）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临武君曰：“善！”（见《荀子·议兵篇》）
此则儒将风规，不竞不，历览史册，前有乐毅，后有诸葛亮，倘庶几焉，非克氏之所及知也。克氏论将以“智”为本，以“勇”为辅，而以“识力”充其智。而孙卿子则以“先事”为虑，以“弃疑”为智，而以“恭敬”要其成。孙卿子之所谓“通于神明”，倘克氏之所谓“识力”乎？然而“识力”不足以尽之矣。苏洵曰：
为将之道，当先治其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顾，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见《权书·心术》）
此则克氏之所谓“识力”矣。苏洵之所谓“治心”，克氏谓之“识力之培养”，辞趣不同，其揆一也。论将而至于“治心”，深矣微矣，虽未通于神明，而神明之所由通乎！独我自抗战以来，义问昭宣，大小毕力。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莫不挥泣攘臂以殉国家之急，决命争首，奋不顾身，天下之勇孰尚焉。然而古人有言：“非死之难，所以处其死者实难。”吾今则曰：“非勇之难，所以用其勇者实难。”三国夏侯渊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虽数战胜，魏武帝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况今强寇压境，乘胜深入。而我自战其地，抚民训士，非一克之为烈，而来日之大难！所望深体苏洵治心之旨，兼权克氏识力之论。知彼知己，沉几观变，勿缮一时之武怒，而养可久之大勇！史称魏武帝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而揭暄《兵法百言》有“敛”之一言，以为：“惟敛可以克刚强，惟敛难以刚强克。故将击不扬以养鸷，欲抟弭耳以伸威，小事隐忍以图大。我处其缩，以尽彼盈。既舒吾盈，还乘彼缩。”然非治心之有道，智勇互用，何知制胜之以“敛”，盈缩尽利，而以此制敌，何敌不摧；国家攸赖，胜利可望矣！
抑地利者，战之先务也。而将士之天赋，尤有要焉，曰地利之直觉本能是也。凡为士者，必有认识道里方向之本能；而为将者，尤必有想象全局形势之本能。览之即知，思之即得，不待穷思力索，而自然会心，此之谓本能。倘必按地图，事测绘，而后有知焉，则仓卒无应变之方，不知所以活用之矣。
基博按：孙子论地形有通、有挂、有支、有隘、有险、有远，而卒之曰：
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见《孙子·地形篇》）
顾以为：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见《孙子·军争篇》）
而克氏则论地利之直觉本能，足匡孙子所未逮。特是吾邑顾景范先生序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则先克氏而早发其义，以为：
地利何常之有！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则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卭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而乌足与言地利哉！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常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彼其惘惘焉，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迷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
则信乎料敌制胜之所以计险扼远近者，果在乎地利之直觉本能；而乡导，则可用而不可恃者也！
战者，以将为帅，而以兵为用者也。是故临阵合战之急者二：一曰得地利，二曰兵服习。习于艰劳而不苦，习于战阵而不慑，习于情伪而不惑，此之谓兵服习。而习器械，习队伍，又其次也。
身宜耐劳，不求逸乐，此为训兵之第一义。夫战之为事，至劳剧也。即以行军而论，盛夏行役，而穷冬暴露，其肌肤之所浸渍，手足之所胼胝，轻霜雪而冒风雨，绝山险而狎河津，然后寒暑不能为之毒，关河不能为之阻。而道路有壤，则必除道；桥梁或断，又须架梁；材未素具，工必速集；劳而不怨，安之若素，此之谓习于艰劳矣。特是初战气锐，服劳尚易，而所难者，胜利之后，不为骄惰，旷岁之战，益以勤奋。此以征为将训练之有方矣！
习于艰劳矣，尤必习于战阵。夫战，危事也，而尤莫甚于近代。方其渐近战线也，炮声隆隆，如轰雷迅霆，耳震目眩，固已不易自持。及其进也，炮弹横飞，每一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弥漫；枪珠杂出，啸亦惨厉；而同伍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尤令人目不忍睹。使非久经行阵，习惯自然，鲜不心惊胆摇，而仓皇无所措手足矣！
习于战阵矣，尤必习于情伪。而所谓习于情伪者，谓习于情报之幻变；而判别其情伪也，情报不能不用，然大都不可信。方开战之初，其情伪尚不难辨。迨夫战之既久，以敌之多方误我也；而情报之来，乃予我以迷离惝恍之思，而莫知所从焉。然矛盾之情报，尚可参伍而得其情伪。所患者，尤在情报之源源而来者，前后如出一吻，而信以为实，措之行事，往往如敌人之所愿欲，而以成不可救之败绩，此则不可不慎也。夫情报之矛盾[2]者，利害不一，利我则意得，害我则气沮。顾以师久而老，失其自信，往往见其害而不见[3]其利。风声所播，因以溃不成军者，亦时有之。是以为将者平日训练士兵，不可不使之洞达人情，谙练世故以培养其判断情报之识力。此固不能求之人人。特使一军一队之中，其人愈多，则军心愈固而士气不挠。
习器械，习队伍，可以操场训练得之；而所谓“习劳苦”、“习战阵”、“习情伪”之三者，则非实事求是不为功。平时之野战演习，不过聊胜操场训练，亦徒具文而已，岂能得实地之经验！所以长治久安之国无胜兵也！然则何道而可？曰道有二：常调我军队以援四邻，使之实地参战，一也。聘调久历战阵之外国军队与我军合编，相观而善以为示范，二也。庶几有勇知方，干城无虞矣。
基博按：明戚继光以名将平倭镇蓟更历南北，并著声。在南方，战功特甚；北则专注守。撰《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专论练兵之法，以为：
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气性活泼，或逸而冗之，或劳而息之，俱无定格；或相其意态，察其动静，而撙节之。故操手足号令易，而操心性气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难。能操而使其气性活泼，又必须收其心，有所秉畏竞业。又有操之似者，最为操之害。何则？权哗散野，似性气活泼；懈苦不振，似心有竞业；为将者辨此为急。操之于场肆者，不谓之操，所谓筌蹄也。兵虽静处闾阎，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测！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圣贤之精微，经典之英华。（见《纪效新书·或问》，亦见《练兵实纪·储练通论》。）
所著《纪效新书》十八卷，以一卷为一篇：曰束伍、曰操令、曰阵令、曰谕兵、曰法禁、曰比较、曰行营、曰操练、曰出征、曰长兵、曰牌筅、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经、曰诸器、曰旌旂、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图而为之说，皆阅历有验之言。而《练兵实纪》，则在蓟门练兵之作。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以为“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曰实纪者，征实用也，而以“练心力”、“练手力”、“练足力”、“练身力”四者为先务之急。其言曰：
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则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人且然，况兵乎！不宜过于太甚；是谓练心之力也。
凡平时各兵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盖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所欺矣。是谓练手之力也。
凡平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十里不气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渐渐加之；临阵去沙，自然轻便。是谓练足之力也。
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强加之，庶临阵身轻，进退自速。是谓练身之力也。（见《练兵实纪·练手足》）
然四者练矣，而无胆，犹未足以语于杀敌致果也。继光认为：
平日在教场操时，打铳则把托稳定，对把从容；舞械则以单对单，前无利害。似谓习之已精已至矣。临敌之时，若使仍是照前从容酬应，如教场内比试一般，不必十分武艺，只学得三分，亦可无敌。奈每见贼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者忘了，只有互相乱打，已为好汉，如用得平时一分武艺出，无有不胜；用得二分出，一可敌五；用得五分出，则无敌矣。谚云艺高人胆大，殊为不然！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
克氏曰：“习于战阵而不慑。”此所以练胆也。揭暄《兵法百言》之论“练”，则曰：
意起而力委谢者，气衰也；力有余而心畏沮者，胆丧也。气衰胆丧，智勇竭而不可用。故贵立势以练气，经胜以练胆，布心以练情，一教以练阵艺。
此其说亦与克氏所论互有详略。克氏所谓“习于战阵而不慑”，是即“经胜以练胆”也。而“练阵艺”，则克氏之所谓“习器械”、“习队伍”。至于“练气”、“练情”之说，盖克氏之所未言焉！
注解：
[1] 赜，原作“颐”，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7页改。
[2] 盾，原误作“遁”，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13页改。
[3] 见，原误作“害”，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13页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