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教生活概况
一 佛道的衰落
以曾经做过皇觉寺小沙弥的明太祖，对于佛教当然有一种特别的因缘；故即位以后，锐意振兴佛教。惟因为元代佛教所发生的流弊，乃加以严厉的约束，凡欲为僧者，必须经过经典考试，给予度牒，不准私自薙度。设僧道录司，专管佛道二教。成祖以禅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得逐惠帝而为天子，于是重用姚广孝，与元代的重用刘秉忠如出一辙。校刻藏经，实为成祖对佛教最大功绩。[465] 武宗信佛尤笃，惟世宗因信仰道教之故，毁宫中佛像及京师佛寺，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皆为显宦，道教之势力渐大，竟因误服道士王金丹药而死，佛教又复隆盛起来。其时佛教，分禅讲教三种，禅重参悟，讲重说法，教则专事祈祷礼拜等仪式。佛教的形式虽具，精神已渐衰落，喇嘛教的势力犹驾佛道而上之；但普通宗教思想皆趋于三教一致，即佛教亦仅余禅净二宗流行民间。清代以满族入主中国，有蒙古人尊崇喇嘛之遗风。惟清代帝王中颇知尊重儒术，提倡佛教，以笼络中国人民。顺治为帝，亦如明代限制僧徒出家，但游民之穷无所归、以僧院为逋逃薮者，又比比皆是。于是流品既杂，佛教愈陷于破产地步。同时以尊崇喇嘛之故，留宫唪经皆为喇嘛，真正佛教已无足述。
但是清代诸帝中，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皆喜参禅理，尤以雍正的《御选语录》收其禅师名言，与乾隆的集刻《龙藏》，[466] 又以满洲语翻《大藏经》为最大工作。嘉道以后，一以因佛教内部的腐化，一以因太平天国的影响，佛教遂一蹶不振了。
形式的佛教虽衰，而研佛的居士却渐多，如宋世隆、毕奇、周梦颜、彭绍升诸人以外，[467] 江都郑学川、石埭杨文会，皆注意于刻经事业，狄葆贤设流通处于上海，并办《佛学丛报》。民国以后，有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以及上海佛教居士林，佛教净业社，常熟的华严学院，武昌的佛学院，厦门的闽南佛学院，[468] 常州的清凉学院，南京的内学院，都是谋中兴佛学的组织。沙门中有赤山法忍、天宁清镕、鼓山古月、留云密融等宏扬禅宗，谛闲、月霞的大开讲筵，以及天童敬安的奔走护法。发刊杂志的，如太虚所主的《海潮音》，欧阳竟无所主的《内学》，咸期有以发扬教理。当光绪庚子时，自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人写经，最足予不绝如缕的佛教以新生命。于是从最近的佛教看来，寺院的佛教仅存庙宇，为游人的凭吊，与僧徒的寄食，衰落已到极点，而学者的研究，在学理方面却大有发展，思有以迎合时代的潮流。
至于道教，自明世宗一度尊崇以后便毫无生气，仅有世袭的张天师专恃符箓祈禳以延其残喘。民间的宫观与逐食的道士，亦不过为营业之一，绝无宗教意义。清代帝王中未有注重道教的，甚至康熙有“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之谕。道光停止张天师入觐，最近且并张真人的封号亦取消；道教几已无形消灭了。不过学者中对于老庄诸子颇多从哲学方面加以研究，不以宗教上的经典目之了。
二 基督教的宣传
自元代亡国，基督教亦随而消灭，至明代末年，基督教又复卷土重来，是为基督教传教于中国第三期。开创第三期工作的教士，要算意大利的利玛窦；其实在利玛窦之前、与利玛窦同时的，又有好些人，不过这些人没有显著的成绩，所以不能取得历史上的盛名。惟有利玛窦，他在1582年偕劳吉耳同来中国，[469] 居于澳门，不久劳吉耳仍返罗马，只留利玛窦一人，潜易僧服至广东肇庆，便在肇庆学习中国语言。后来得到郭制台的允许，代为奏请朝廷，许其留居肇庆，奏请的理由则为：
“因澳门商旅杂遝，市阗喧豗，为交通孔道，而不便于研究学术，拟在肇庆建筑房屋，设立教堂，得以祈祷、求学、幽居、默想，对于所学必更能增进。”（见《大西利先生行迹》）
从此，利玛窦便在中国有托足之地，渐渐地扩展起来，以致于成功了第三期的基督教宣传，不可谓非煞费苦心。因为这一期的宣传工作，与前两期大不相同，前两期都是受着皇帝的欢迎、大官的提倡，这一期乃纯从教士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借着帝王的势力。我们从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迹》看来，至少可以看出利玛窦几点成功的要素：
（一）他善于交际中国朝野的学士名人，当初到香山墺的时候，便得制台陈文峰的邀请同商墺事，及至端州，又获交郭制台、王太守，赠以地图、浑天仪、地球、考时晷、报时具等物，以是乃得于肇庆有立足地。后来获交名士姑苏瞿太素、京兆王玉沙；在江西得谒中丞陆仲鹤及建安王，陈交友之道，作《交友论》以献。显宦如王忠铭、赵心堂、祝石林、王顺菴、吴左海、冯琢菴等，名儒如李心斋、李卓吾、李公素等，莫不与之往还，艾《传》所举不下百人。卒得刘心同之介绍，入京觐见，又获交京中名士，得徐玄扈（即光启）、李我存（即之藻）、杨廷筠的皈信，为此时基督教柱石，称为圣教三杰，利氏著作皆出其手。
（二）他能努力研究汉学，主张融通儒理。利氏初居端州约有十年，其时专习语言文字，诵读中国书籍，六经子史无不通晓。不独能写作流畅的中国文字，并能摹拟中国下级社会谈吐，熟悉各种风俗礼节，了解中国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对于儒家的祀祖祭天极主容纳，并且尊敬孔子学说，所以得学士大夫的欢迎与朝廷的优遇。但亦因此引起教会内部的反对，为后来衰落原因之一。
（三）他能介绍西洋学说，开发中国人的闭关思想。当时中国人绝不知有世界之大与科学之名，一见世界地图、时辰钟等物，咸惊为见所未见。自利氏首先以西洋学说输入中国，使中国在天文、历数、舆地等等学术上，得开一新局面。他所译著的《天学初函》，分理、器两编，一以发挥天主教义，一以介绍格致之学，于中国学术界发生很大的影响。
综利氏一生工作，不可谓非基督教在中国第三期开创功臣。厥后继承利氏而起的教士亦皆努力于此，藉学术以发扬教义。天主教遂得流行于上级社会，极一时的兴盛，但不久便引起了两次非教风潮，一在明神宗时礼部侍郎沈㴶主动的，一在清圣祖时钦天监杨光先主动的，虽受一时的极大打击，而基督教潜势力的伟大未见稍衰。及至教会内部发生派别之争，乃有解散耶稣会之举，于是耶稣会自利氏以来一百九十年的工作归于消灭。但耶稣会虽经解散，而别派天主教乃继续传布，至今不绝。距耶稣会灭亡后三十四年，有英国马礼逊传入基督新教于广州，盖即基督教第四期在中国的开始，迄今又传布一百三十多年之久了。当马礼逊初来中国的时候，亦感受很多的困难，不独遭中国人的反对，亦遭外国人的反对，英国商人既设法阻止其来华，葡萄牙人又恐影响其商业，加以天主教在澳门的教士百般的反对，不能入中国境内。但马氏排除一切阻碍，毅然来华，隐居广州有二十七年之久，翻译《圣经》，印刷书籍。[470] 厥后虽有英德美三国继续来华的教士，然皆不能公开传教，进入内地。及至道光年间，因鸦片条约许开五口商埠，教士得传教条约的保护，于是络续而来，宣教事业日渐发达。各宗派之来中国者，有一百三十余派之多。英国教士戴德生到上海，组织内地会，用刻苦的精神，推广及于汕头、宁波等等内地。庚子一役，北方教会受义和团的反对，杀戮教士和教徒无数，但基督教反因此而更形发达。直至民国成立，发生非教运动，基督教自知内容的腐败，力图整顿，有本色教会的提倡，脱离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于是基督教又造成一种新的趋势。总本期基督教的工作，影响及中国思想的改变，有很显著的下列几点：
（一）平等自由的主张，掀动了中国固有的思想。首先提倡男女平等，兴办女子教育，如福州的敏英女学，自办理至今已历七十余年。于是女子之读书求知者日愈多，受教育之女子从阶级制度中得解放。提倡天足，扑灭缠足的恶风；婚姻自由，打破买卖式的制度。今日女子解放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从此起头的。
（二）介绍科学，较前期基督教尤为努力。当时西来的教士，莫不以翻译西洋科学书籍为最大工作。于是中国学术界鉴于八股试帖的毫无实用，渐知研究科学，破除迷信。当中国尚盛行科举的时候，基督教即仿西洋学校制度创办学校，列格致为学校课程。中国变法维新，废科举，设学校，而所采用的格致课程，尤多仰给于教士的译本。当时教会所设立的译著机关，如至今尚存的广学会，乃其一也。
（三）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久伏于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渐知中国乃中国人的中国，不但发生种族的革命，尤其发生阶级的革命，于是帝制果然推翻了，一切社会的组织亦渐趋于平等。封建社会，阶级制度，渐渐崩溃。当革命未成之前，能公然宣传平等思想，惟有藉条约保护的教会不受政府的干涉。是以有若干革命领袖，都借教会为宣传的地方，孙中山亦曾为基督徒，而受此种思想的影响的。
现在的基督教虽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为一般社会所唾弃，但追原其起初的贡献，似不能从历史上将它一笔抹煞。
三 思想解放与趋势
五十年以前的中国人民，完全处于儒家思想支配之下，只知道所谓三纲五常，紧紧地为旧礼教所束缚。海禁既开，西洋学说随着各国商船载入中国，科学思想，平等精神，渐渐动摇了中国固有的礼教，产生出革命的思想。首先倡种族革命的洪秀全，虽然功败垂成，但种族平等的思想却种入于中国一般人的脑海。可惜这个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皇恩深重，为满清效忠，如曾国藩一流人，为中国旧礼教忠君主义的奴隶，犹抱着天下之大，中国独尊，西学之入，认为是用夷变夏，当加以严厉拒绝。士大夫中既不少此类人，无知愚民因此酿成排外的举动，如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结果反受了极大的损失。于是从排外的思想变为媚外的态度，处处以摹仿西洋为事，全盘地承受外来的方法，以为凡属西洋方法都是好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动。康梁维新，演成戊戌的政变，虽亦失败，而满人已知道适应时势，为表面上的敷衍。卒以辛亥一举，帝制消灭，成为五十年来新思想运动所结出的第一果实。
政治上虽有这一度的表现，而社会思想方面犹复蹈常习故，因循敷衍，于是陈独秀等人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发起新思想运动的团体，发刊的《新青年》杂志，专以破坏旧礼教旧思想为务，青年人受其影响者速于置邮传命。同时胡适等提倡白话文，推翻贵族文学，吴稚晖等提倡注音字母，谋语言的统一，这都是思想解放的先声。厥后五四运动的霹雳，不但惊觉了政治家夜郎自大的心理，更是唤醒了全国人的迷梦。
从此解放之声，自政治家以至于贩夫走卒，咸知奔驰于自由之路。于是社团的组织日益多，鼓吹的刊物日益众，有关于男女社交的，有关于家庭制度的，有关于文学思想的，有关于经济组织的，有关于伦理道德的，莫不向旧社会旧思想宣布独立，奔向自由的目的。最近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尤注意于民族的解放，努力于国际间的奋斗，从不平等条约中求解放，谋建设一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宗教思想方面，当然要随着历来的新思想运动发生极大的改变。无论唯心唯物的人，都觉得仪式的宗教是一种迷信的表现，应当从人类社会中把它消灭。尤其是唯物主义者，绝对不承认宗教的地位，要从根本上把它铲除。但在唯心的人，以为宗教尚有其精神上的价值，须从实质上加以改良，把精华的所在提贡于人们。于是现在独盛的佛教与基督教两种，皆起了内部的革新运动，期适应现代的潮流。此外关于中国固有的天祖崇拜，与种种神怪风水星相等迷信，皆已臻于末路，将不旋踵而消灭了。这也是思想解放中的一种趋势。
第二节 耶稣会的输入与传布
这时候在宗教中占得最大势力的，除佛教外，只有基督教一种了。佛教在中国已有深长的历史，影响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自然是很大；不过现在的佛教，也已经从宗教的地位变成哲学的研究了。下等社会的信仰佛教，虽然还是带着迷信的色彩，而智识阶级中人大多主张吸取其学理，打倒其宗教。在佛教本身方面，亦无何种特殊的贡献足以引起社会的注意。
至于基督教，却占了现在中国宗教中特别普遍的地位，所以值得特别的提起。
一 耶稣会的输入
元代在中国传布的基督教，也就是所谓天主教，不过当时有显然的两派：一派叫聂斯脱里派，就是唐朝的景教，一派叫佛兰西司可派，两派曾经发生过冲突；但是在元朝灭亡以后，这两派基督教都一齐消声匿迹。
明朝的起初，正值欧洲有新旧教之争，那些旧教徒便向东方发展，到了嘉靖三十一年，有耶稣会派教士沙勿略（St.Francisco Xavier 1552），也有人翻做圣舫济，[471] 奉罗马教会之命，从印度来到中国广东的山川岛——葡萄牙人居留地，葡萄牙商人恐怕基督教事业影响他们的商务，竭力阻止他到陆地上去，不多几时他就死在这个岛上。后来就有同派的奴涅司（Nunes 1555）、克鲁司（Cruz 1556），以及奥古斯丁派的赫拉达（Herrade），佛兰西司可派的阿尔法罗（Alfars），先后来华，居于岛上。直至1560年，有法里那尼（Valignani）来居澳门，[472] 因不能入中国境内，乃于1571年建耶稣会教堂于澳门，努力于日本传道事业。他因为不能到中国，所以曾经对中国界上的石山发出沉痛的叹息，说道：“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吾主啊？”可见当时传道进中国的不容易了。
到1580年，耶稣会继续派遣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或译劳吉耳）与利玛窦（Matteo Ricci）二人同到澳门，[473] 法里那尼便叫他们入中国传教。不久罗明坚回罗马去了，独利玛窦改换僧服，潜入广东肇庆，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第三期的开始。
利玛窦既然到了肇庆，学习中国语言，得了抚台的允许，请愿朝廷，就在那里建寺营居。十年后他移居到韶州，便把肇庆的寺宇让给司马刘公。起初，他为了便于居留的缘故，曾经身穿僧服，这时候听了范礼安之劝，改穿中国儒者的服装，以便与中国士大夫往来。于是他的生活完全是中国化了；不独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更能仿效中国下级社会的谈吐，接交了许多中国文人学士。1601年偕庞迪我同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明神宗，[474] 把经像及万国舆图、自鸣钟、雅琴等物献给朝廷，颇蒙嘉奖，遂赁市房于京师。在京约十年，至1610年病殁，朝廷赐予葬地。
综计利氏在中国约三十年，由广东到江西又到南京以及于北京，到处受中国士大夫的欢迎，甚至有慕其学问远道来访的。因而皈依其教的有二百人之多，其中如钟铭仁、黄明沙等人，后来竟因此而受极大的艰苦，又有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帮助他译著了许多书籍。他自己也能写作流利的中文，所献给建安王的《交友论》，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后来经过万历进士王肯堂修改，但是他的原本文字亦很通顺，可见他学问的渊博，所以得人的信仰。欲知他的生平，有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迹》。
二 教士的著作与事业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工作，最大的贡献厥有四项：（1）赞扬儒教，（2）结交名士，（3）介绍科学，（4）翻译书籍。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在著作方面，在韩霖等所编的《圣教信证附录》里提起他所著的书，有《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辨学遗牍》、《几何原本》、《交友论》、《同文算指》、《乾坤体义》、《勾股义》等十五种。
在这编中所列举的八十九个教士，大多数都有遗留的著作，最著名的如：龙华民著有《地震解》、《圣教日课》等八种；庞迪我有《七克》、《人类原始》等七种；高一志有《西学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励学古言》、《幼童教育》等十五种；熊三拔有《泰西水法》、《简平仪说》、[475] 《表度说》等三种；阳玛诺有《圣经直解》、《景教碑诠》、《经世金书》等八种；毕方济有《灵言蠡勺》、《睡答》、《画答》等三种；艾儒略有《西学凡》、《几何要法》、《职方外纪》等二十五种；邓玉函有《奇器图说》、《测天约说》等六种；汤若望有《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恒星表》等二十三种；罗雅各有《比例规解》、《五纬表》等十九种；利类思有《超性学》、《不得已辩》等十八种；南怀仁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全图》等十三种。这些都是关于天文学、历算学、舆地学等等有名作品。此外如傅汎济的《名理探》，则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始；邓玉函的研究《中国本草》至八千种之多，是为中国植物学研究之始；张玛诺的设学淮扬，为中国有学校之始。其他各教士阐道的作品实在不胜枚举，内中有不少尚可以从天主教图书馆中找到的，可见明末清初的教士他们介绍西学的努力了。这些教士大都散处在燕京、广东、江西、江宁、浙江、江苏、河南、山西、福建、陕西等省传教，有几处公共的墓地，如北京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广东的香山墺，杭州的方井南，南京的聚宝门外雨花台侧，福州北门外十字山，都是当时教士们丛葬的地方，现在还可以找到它的形迹，这也可以看见当时基督教发达的一斑。
不但如此，当利玛窦传教北京以后，汤若望、罗雅各等教士颇为明思宗所信任，所以当时的教士得在中国十三省中自由传教，于极短的时间内，信道人数达到数万。上自皇帝廷臣，下至庶民士子，都有信仰其教的。瞿纱微、卜弥格竟能感化明熹宗皇后及崇祯帝信教，[476] 同时皇族中受洗者有百四十余人。明室既亡，偏安于两广的桂王，其大臣如瞿式耜（即瞿太素之孙）、丁魁楚（即立唐王于福州者，此二人后皆殉国）、庞天寿等人，首为基督教热心信徒。名媛如金声之女、许缵曾之母（即徐光启孙女）以及清初名画家吴历，都信奉其教。永历太后（圣名烈纳）、马太后（圣名马利亚）、王皇后（圣名亚纳）、太子慈烜（圣名当安）皆受洗奉教。明廷既陷于危难，还想借教士的力量恢复国家，所以派遣教士卜弥格携带永历太后谕文及庞天寿书信，赴罗马呈请法王因诺曾十世；庞天寿复派家人随往，由广州西行，经印度及波斯而至罗马。不意其时适因诺曾逝世，亚历山大第七继任，及卜弥格得新法王覆书回华，桂王已力穷势蹙，播迁云南，永历太后及庞天寿皆已物化，卜氏遂流离安南，次年亦即病死。
明室既亡，清人入主中国，仍优待当时教士；汤若望以治历算之学，得为钦天监监正之官。当时天主教新当落成之时，世祖亲赐“钦崇天道”的匾额。这些教士因长于历学制炮之术，颇得朝廷信仰；虽先后有沈㴶及杨光先两次的反教风潮，不久仍渐恢复，能够自由地传布。[477]
三 教士在科学上的贡献
明末清初之交，天主教士所以能取得朝廷的信任而有公开传道的机会，都是由于他们努力于科学和艺术的介绍。我们从上述的各教士著述中，看见有许多关于科学艺术的作品，这便是西洋学说输入中国的起端。那时候的中国并不知什么叫做科学，一看见万国舆图、天文仪器、自鸣钟以及关于天算的书籍，都诧为新奇，便引起了许多人的羡慕和学习。在那些教士，不过欲用学术来做传道的工具，想不到却因此下了中西学术沟通的种籽。
他们在介绍这些学术以外，并且亲身帮助明清两朝铸造枪炮，这原是与基督教宗旨根本违反的，但是却因此反而予基督教以良好的机会，不可谓非绝大的侥幸。首先为明代铸造战炮的，要算罗如望与阳玛诺二人，在1622年的时候，熹宗皇帝鉴于满洲势力的日渐张大，而且有白莲教作乱，把已经放逐的教士（因沈㴶奏参的）召回来制造铳炮。到毅宗的时候，又继续命汤若望与罗雅各等制造，然卒不能挽回垂亡的明代。偏安在南方的桂王，还想借教士的力量向西方基督教国请求援助，予以精锐的武器，恢复国家；到底因为内乱频仍，满人已乘机侵入，无法挽救。到了清朝，一般教士仍获得世祖的信任，汤若望等继续其治历的职位。及至三藩抗命的时候，圣祖又命南怀仁于治历之余铸造铁炮，造成大小百二十尊，分送陕西、湖广、江西等处；后来又造成轻便的欧罗巴式神威炮三百二十门，在卢沟桥试放，圣祖亲临观看，大加赞赏，赐以工部侍郎职衔，以示优宠。
至于他们在天文历算方面的贡献尤为巨大；自明熹宗起用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开历局于宣武门内首善书院，推步天文，制造天算仪器及纂修历书以后，汤若望、罗雅各、徐光启等亦多参加是项历算的工作。崇祯以汤等所著《新历书》较诸钦天监的推算为准确，遂拟颁布西洋新历，适因明室灭亡，遂不果行。清世祖定鼎后，仍优待汤等，颁行新历，斥去《大统历》，命汤若望掌钦天监印信，引起了杨光先的反对，废弃西历，复用明历。不久又因推测日影的错误，复起用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副，又招致恩理格、闵明我、徐日升等共治新历，修整仪器；南怀仁著成《新制灵台仪象志》十三卷，西法新历又复颁行。此后教士中为历政顾问的不一而足。圣祖又命教士等分赴蒙古及中国内地测量地形，制为地图，名曰《皇舆全览图》。可见教士于天文历算炮术舆图等的尽力；西洋物质文明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不可谓非有相当的贡献。
四 非教风潮与天主教的衰落
在明清之交，发生过两次非教风潮：一在明神宗时由礼部侍郎沈㴶主动的，一在清圣祖时由钦天监员杨光先主动的。先是利玛窦既得神宗的尊敬及士大夫的钦仰，教会日臻发达，便引起一般人的反对。及利死后，即有强烈的反动发生于南京，沈㴶连上三疏奏参远夷，以暗伤王化为理由禁止传教，朝廷卒为其言所动，于是于1616年拘捕钟明礼等信徒八人，严行鞠审，送司法定罪。第二次又拘捕钟鸣仁等十一人及幼童五人，分别定罪。这就是所谓南京教案。由礼部会审了好几次，认为一桩非常重大的案件，那些被捕的人吃了许多苦楚，甚至有因此丧命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基督徒第一次为教而死的。西教士王丰肃也被捕监禁，[478] 并移解出境。我们读了当时沈㴶的三疏及礼部会审的记录，与递解王丰肃的移文，均觉得这次的风潮是非常之大的。其余在中国的传教士也一律驱逐出境，教会几乎因此消灭，虽有徐光启所上《辨学章疏》，竭力为教士等辩护，也没有效果。但是当时朝野中赞成天主教的人也很不少，不过对于这件案子也无法挽救。东林党叶向高曾有《赠西国诸子》诗，盛称其教理的宏深，有“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泠然得深旨”的话。[479] 李卓吾、李日华、池显方等皆有赠教士诗，极表其敬慕之意。沈光裕听汤若望讲经，也感而赋诗；钱路加有五言二十韵长诗赠汤若望。这些可以见得当时士大夫中对于教会的好感。但是也有痛骂的诗，如姚燮的《天主堂》诗，周瀛暹的《有感》，都以夷狄禽兽骂之。见于文告的也有两方面各是其是的文字，如山西绛县雷翀的告示，题名为“尊天祛邪”，说“佛道二教，使人不尊天而尊己；[480] 西儒修身事天，爱人如己”等云。福建建宁县左光先（左光斗之弟）的告示，有“天主为普天共主，群生大父，利先生首入中华，倡明景教，艾等皆西儒拔萃……盖西儒之学足辅王化，毋妄相揣度”云云。同时福建巡抚海道施邦耀的告示，却诋为邪教，并搜捕信教之人，有“通夷罗在不赦，捕得黄克私、李财六及夷人二名，令县民具结，十家连坐”等话。这可以见得两方面的意见。
非教文字中的最有力的，莫如黄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请辟天主教书》等。他是一个信佛的人，自称为天香居士或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为立场，所以说：“佛道至高，以摄九十六外道之法摄之，免其惑世诬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祇之上。”他曾经上书于其师颜茂献，举天主教的可患可愤者五条，请其著论辟之。他的《破邪集》中收罗了许多非教的文章，如张广湉的《证妄后说》，有“西人诬妄先师”的话；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有“诪张为幻，左道惑人”的话；释普润的《诛左集·缘起》，有“斩祖先之祀，乱秉彝之大伦，于是集缁素之文，以诛左道”的话。他的原意，欲鼓动佛教的联合战线，所以便引出许多和尚的作品，如普润的《诛左集》，密云的《辨天三说》，袾宏的《天说》，[481] 圆悟的《辩天说》，通容的《原道辟邪说》，如纯的《天学初辟》等类甚多。
此外如王朝式的《罪言》，钟始声的《天学初征》、《再征》，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李生光的《儒教辩正》，陈侯光的《辩学刍言》等类，皆为非教有力的文字。他们非教的理由，大约以破坏中国伦常为骨干，以阴谋不轨为罪状，故能唤起了许多人的同情。
第二次非教运动由杨光先首先发难，响应的人也不少；清廷竟因此下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于狱，以谋为不轨的罪状，将宣告死刑，同时各省教士都加以拘禁。官吏中有信教者革职处罪，天主教在此时几乎完全扑灭。不意因为迷信地震为天之示戒，竟释放被囚教士，放逐之于澳门，不多几时，又因召制枪炮，得恢复其布教自由。这一次非教也是非常厉害，杨光先所著的《不得已辑要》，中间有三篇《辟邪论》，都是很有刺激性的文字。在钱大昕《笔记》中谓“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欲以重价收买《不得已》而焚之”。这是不是事实？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在《不得已》中所载的几篇文章，确引起了极大的风潮。其驳斥教义的理由，与沈㴶等的意见差不多，中间自然有许多不情不实、捕风捉影的话，也是时代思想使然。最足以激动人的地方，就是说教士们的行动都是含着不可测度的危险，包括于“谋为不轨”四字，于是帝王也受了激动，要扑灭它了。他们都以辟邪自命，究竟所欲辟之邪，一半是由于卫孔的热心，一半是由于传闻的误会。在《不得已》书中所刊着的曾国藩《致威妥玛》书与《湖南阖省公檄》中，有许多可笑的话。曾书以孔教为立场，无非那一套用夷变夏的老调，但也写得很有声色；《公檄》举七妄十害，竟有取童精，剜目制药，取黑枣，探红丸等罪名，这种谣传在最近三十年前还很普遍，当时人的智识如此，固不足怪。不过就文而论，比现在一般非教文章，实在还要高明得多。
这两次的非教运动是不是使天主教衰落的原因？那绝对不是的。天主教真正衰落的原因，乃起于教会的内讧。内讧的焦点就是多美尼可派、佛兰西司可派与耶稣会派神学思想的冲突。耶稣会派自利玛窦到中国来，迎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即以崇拜祖先与尊敬孔子，认为无妨教旨，大开方便之门。而多美尼可派等则认为耶稣会士的卖教求荣，便呈控于法王因诺曾十世，[482] 法王便斥耶稣会派的不当。耶稣会派即派遣卫匡国赴罗马申辩，适值新法王亚历山大七世继位之初，听耶稣会派的解释，认为适当。过一年，因诺曾十一世的时候，[483] 为调停两派纷争的意见，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话来解答：“如果这些仪式不是当作偶像的崇拜，而是当作一种社交的方法，便可不必过问。”这种意见不但不能满足两派的意见，反而增加了两方的争论。
这时在中国总辖教会的主教名叫梅格罗（Maigrot），他也反对耶稣会派的主张，所以报告法王，说耶稣会报告与事实不符，法王克勒勉十一世发教书责耶稣会士的不当，[484] 并宣谕：此后对神称谓，不得用天或上帝，须用天主之名；并遣主教铎罗代表法王觐见中国皇帝，呈递教书。康熙帝告以中国祀祖的意义，否认法王有规定中国教义之权。铎罗见势不佳，深恐清廷与法王发生纠纷，把法王教书匿不发表，想先令清廷承认他有总辖中国教会之权，逐渐使耶稣会派教士服从法王命令，这是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康熙帝很右耶稣会派的主张，以为中国之天与基督教之神，是一而非二；中国拜孔祀祖，与基督教义并无冲突；基督教圣书与中国经书可以融通；家中供奉祖先神位，非绝对的不可能。这即是耶稣会的主张。康熙帝便把这意思布告全国教士，凡不遵从此意见的立即放逐出国，所以当时因此被逐出国的教士很多，主教梅格罗也在其内。但是铎罗所携的法王教书，他既然不敢用法王的命令公布，却用自己的名，取其精义，发表公布，谓凡不服从法王命令的立即退出中国。康熙帝见了大怒，拘捕铎罗，放之澳门监视，竟死在狱中。清廷又发一种居留证于教士，凡没有这居留证的不准居留中国。同时法王亦有相反的命令，谓凡不服从法王命令的不许在中国传教；并且为了要实行这条命令起见，派遣嘉禄主教到中国来。他见了康熙帝这样的坚决，同时又听了耶稣会教士的分诉，觉得法王的命令很难实现，他就在法王教书的后面，加上八条调停的话，大旨说，教会所行仪式如果是纯粹的社会仪式，不妨容纳。这种让步原想得到两方的谅解，岂知法王绝对否认，于是当时教士便陷于进退维谷之势。雍正继位，适有教士参与八卦教阴谋嫌疑，于是闽浙总督满宝奏请放逐外人，并禁止诸色人等信教，同时法王亦有解散耶稣会的命令，于是在中国有过一百九十年工作与二十万信徒的耶稣会天主教，就此疾终正寝了。耶稣会虽已消灭，但别派天主教仍得继续活动，如拉杂利司特派的在南北两京，佛兰西司可派的在陕西，密西翁司派的在四川，多美尼可派的在福建，葡萄牙教会的在澳门，可见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并未中断，不过换了别派的人罢了。这是第三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大概情形。
第三节 基督新教百年来的情形
一 马礼逊的来华
传入基督新教到中国的，谁都知道是英国马礼逊，他是1807年（嘉庆十二年）到中国的。当时从英国到中国来，只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英国人都反对马礼逊到中国来传教，因为恐怕影响他们的商业，所以不准他买票登轮；他既然不能直接到中国来，他就乘轮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国的澳门（这是西人的居留地），跟着东印度公司中的书记叫士丹顿的，到了广州，他努力于翻译《圣经》的工作。[485] 因为他没有到中国以前，曾经得到一个中国人叫容三德的，教他汉文华语；又在伦敦博物院里得着一本汉译的《圣经》，他就亲手把它抄录三十页，容君帮助他抄到《希伯来书》为止，他就把它带到中国，作为翻译圣经的根据。当时中国官吏对付洋人非常严厉，所以他在广州布道翻译很多不便，就在1812年退到澳门。澳门是在天主教势力范围之下，他所译著的书被天主教认为邪说，悉数焚毁。他又回到广州襄助商务，白天办公，晚上传教著书。他所著的第一本小书叫《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第二本叫《问答浅注耶稣救法》，第三本叫《古时如氐亚国（即犹太国）历代略传》，第四本叫《养心神诗》。因为广州官吏严禁传教印书，不得已将印刷工作迁到麻六甲，1814年有米怜教士到中国来，帮助他创办印刷局于麻六甲，印成马礼逊所译的《新约》并其余所译的书籍（马氏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汉文的人，其完成这伟大的工作是在1819年11月25日，脱稿于广州）。这一年在澳门收得第一个信徒叫蔡高，他本来是一个印刷手民，后来为天主教所陷害，死在监里。越二年米怜在麻六甲收纳第二个信徒叫梁发，做中国第一个宣教师，他的坟墓现在迁在广州岭南大学里。马礼逊在澳门译完《新约》后，又译《旧约》，并著成《华英字典》，[486] 这是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他曾经到北京任英使馆翻译，不久即南回。第二年又收了一个信徒叫屈昂，后来在香港帮助李雅各办理印刷事业。[487] 马礼逊死于1834年，前后在中国工作二十七年，在译著的方面与前期的利玛窦差不多。米怜也帮助他译《旧约》，梁发也著了些布道小书，叫《劝世良言》。当米怜在麻六甲的时候，创办一个英华书院，这是教会创办学校的起头，后来李雅各做这个学校的校长。这是马礼逊开创第四期基督教的大概。
二 基督新教的扩充
自马礼逊以后，伦敦会继续派教士来华；米怜至广东，麦都思至上海，米怜之子米利尼至宁波，杨格非至武汉、天津，艾约瑟至烟台及北京，于是由粤而推广到北方。李雅各曾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这也是一件极大的工作。
1830年，公理会有美教士裨治文至广州创办英文报章，为中国有报纸的第一种。1835年有葛兰德女士在新加坡创办女学校，1844年阿尔德女士创女学校于宁波，这都是中国有女学的起始。后来也逐渐推广到福州、直隶等处。孙中山也在1883年在香港喜嘉理牧师那里受洗。从此各教会纷纷派遣教士来华，礼贤会郭士立设教会于香港，王元深（即王宠惠之祖）是首先信教的一个。圣公会有骆君等由厦门而到上海，后来在1851年设学校于上海，即今之圣约翰大学。及至鸦片战争以后开五口商埠，传教士得乘此进入中国自由传教。但是这时候对于教会犹多疑惧，《天津条约》成立后，中国人民的观念渐渐改变，基督教遂得以尽量的扩充。于是先后来中国传教的教会，如长老会的扩充到北方，归正会在厦门，浸礼会在宁波，美以美会在福州，圣道会在天津，内地会在杭州，基督会在南京，瑞华会在河南，信义会在湖北，英美会在四川，协同会在陕西，圣洁会在山西，遵道会在湖南，自理会在云南……都次第建立，到现在多至一百三十余不同的宗派，布满全国，向内地四出布教，虽有小小非教风潮，卒赖条约的保护，一般人民都敬而恨之。其间最努力于传教事业者，要算内地会的戴德生，他在1865年自动到中国来，并不受什么教会的差遣，他穿着中国衣服，与中国人一同生活，用刻苦的精神设立教会于杭州，后来推广到南京、镇江、扬州，以至于安徽、湖南、山西、浙江、蒙古、贵州等处，其范围为最大。他们的传教士都是勤劳耐苦，他们的教会不分国籍，不分教派，也不劝募捐款，全以信仰为基础。五十多年以来，教徒有十二万左右。从内地会开了这种刻苦传道的方法，其他教会都想效法它，于是传教的风气为之一变。
当时传教的方法，除注重在口讲宣传外，又皆注重于儿童教育，创办男女学校及主日学校。一部分创办译著机关，著作发扬教义的书籍及翻译西洋科学，发行许多布道小品。宣教士如马礼逊、裨治文、李雅各、费来、卫三畏、丁韪良、狄考文等，在著作方面虽不比前期的成绩，但是影响到中国的学术思想者很大。例如花之安用中国的经书来阐明教义，李提摩太用佛理来解释教义，林乐知介绍西洋学术，办《万国公报》，李佳白创办尚贤堂，融通各教，以及其他创办杂志报章，组织天足会、济良所，都对于中国的革新运动有巨大的影响。各处又创设医院，疗治疾病，办理赈灾事务及其他孤儿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关。教会在各处渐渐取得人民的同情，信徒之数日益增加，及今统计有四十余万之多，可以说发达到了极点了。
三 反教的风潮
教会既日益发达，人品自渐渐复杂，内地教徒往往有不良分子，借假教势，为非作恶。同时天主教收罗许多下等游民，结怨民众，地方人民皆饮恨侧目，于是各处常有扰动情事，甚至杀害教士，拆毁教堂，外国政府乘机取得许多利益。每一次教案发生，中国便遭一次巨大损失；赔款租地，有好些是以教案为导火线的。又有一事使民教互相水火的，就是教会所宣传的教义，与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发生绝大的冲突，好像反对崇拜祖先，与反对种种鬼神迷信，主张男女平权……都极端违反一般社会的思想。固执的人认为是破坏中国礼教，等于洪水猛兽，于是一般社会与教会有积不相能之势。又见西教士的举动，都疑心其别有作用，于是发生许多谣言，说他们是外国侦探。果然也有不良的教士，把中国社会中的丑恶情形及国家内幕报告到外国，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以历来从战争所受的损失，归咎到教会身上；从此结怨愈深，乃发生庚子年义和团的暴举。这原不能完全归咎于教会，但是教会却也不能辞其咎的。义和团之变原是一种愚忠的举动，北方教会受巨大的逼迫，教士教徒的被杀不计其数。结果，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帝蒙尘，赔款讲和，中国在国际上又受莫大的耻辱。然从另一方面看来，教会却因此得一良好的教训，不良教徒渐加淘汰，教会根基更加稳固。中国人民对于教会亦改换一种观念，民教渐渐相安，这是从反对风潮中所得的结果。
民国成立以后，思想自由，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迁怒到教会身上，又发生非教运动，比较庚子年的一时暴动更为有力。数年以来，教会日处在反对声浪之中，工作几陷于停顿（这一层下节当另说明）。但同时在基督教中因受了外来的非难，渐渐觉悟，从内部上加以整顿，主张创造本色教会，洗涤西洋色彩，以适合中国固有的国情，所以最近的几年来，宗派思想的渐渐消灭，西国教士的渐渐卸责，教会的名称渐改为“中华基督教”，自立自传的声浪亦日益高唱，教会学校亦渐向中国教育部注册，这些都是从反教而来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出，在教会内部有两派思想的冲突，就是所谓新旧的战争，这虽然是教会历史上从来不断的争衡，然而在中国却是因时代的潮流而发生更显著的现象。所谓旧派的，大概受基要主义的影响，认《圣经》为上帝的话，每字每句都当确信不疑，《圣经》所记童女生耶稣、耶稣肉身复活，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所谓新派，或者可以叫它理智主义，主张科学宗教相调和，所以对于《圣经》中一切不合理智的记载，像基要派所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都认为是一种寓言或神话，不是事实，尽可以不去理它，只要注重在耶稣的人格方面。这两派思想，中国教会中已经发现很显著的冲突了。[488]
四 最近基督教的事业与影响
最近基督教在中国还不到一百三十年，比较前三期还是很短，但是在这短时间内所成就的事业却已可惊了。现在我们从四部分来观察：
（一）宣教方面
庚子的变动是中国基督教在宣教方面一个大转机；庚子以前，全国信徒的数目只有八万五千人，庚子以后，数目的加增是一个几何级数，到现在不过三十年，已达四十余万人（天主教徒尚不在内）。这个调查是否确凿？却不敢断定；而且这些所称为信徒的，是否忠实不含别种意义？也不敢说。不过人数的锐进确是一件事实。其次则为教堂的普遍，无论在通都大邑，总有若干不同宗派的教堂，即穷乡僻壤、山陬海滨，亦莫不有一个小小的教堂与宣教者的足迹。从前所诧为异教的，今则全国妇孺皆闻之烂熟，可见宣教事业的锐进了。据1925年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调查，在华西教士总数有七千六百六十三人，分驻在七百四十处，又据协进会在1925年的调查，全国天主耶稣教合并计算，教堂有一九二三一所，信徒有二三〇七四四五人，西职员有八六三九人，华职员亦相等，可见一斑了。初期基督教宣教工作都由西国教士主持，最近却从华人自己努力，进展的快速也是为此。国内布道会的组织，传教于云南、满、蒙，自立教会的叠起，自负宣教的责任，以及最近所发生的五年运动，随在足以表显华人努力宣教的精神，期能早达自立目的，脱离外国的经济关系。
（二）教育方面
最初基督教设立学校不过是为教育信徒的子弟，俾免受非教会教育的影响；也有些是专门培植传教人材与教会学校教师而设。后来教育的范围渐渐扩大，认教育可以辅助传教事业，于是教会政策中列办理学校为传教重大工作之一，所需经费比任何事业为大。教会学校的进行遂有一日千里之势。据最近调查，全国教会学校有大学十六所，中学二百三十一所，小学六千八百十二所，统计全国大中小学校学生总数有三三七七四四人。教会创办学校迄今已有八十年，其实在八十年前已有香港的英华书院，在中国各省首先办理的学校，如福州的毓英女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宁波的育英义塾，以及其他所办的男女学校，开中国办理学校的先河。当中国尚在通行八股试帖的时候，教会学校即教授英文、格致等学课，从这些学校里所造就出来的人材，成为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的领袖人物，这原是不可抹煞的事实。不过原始教会学校以发扬教义为宗旨的意义，至今日认为不当，于是强迫的宗教教育便为一般人所诟病，遂改变方针，列宗教为自由课程。最近因尊重中国教育部的主权，教会学校次第立案，内容多所改变。但是教会学校已往的贡献足以影响到中国的学术与生活，自不能从历史上把它抹去的。
（三）著作方面
译著书籍，为基督教传教的入手工作。初期的著作大概由西教士主持，继则中西人合作，近且渐趋向于中国人独立主持。马礼逊翻译《新旧约圣书》以外，以《华英字典》为最有贡献之作，内含汉字四万余。他又著《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程》、《五经四书择要简本》等书，皆为当时切合实用的著作。在教义方面，他著了《新约历史总纲》、《赞美诗》、《圣教问答》、《天国之道》、《公用祷文》等，共计大小作品凡十九种。
米怜助马氏译《旧约》并《劝世文》十五种，及《圣谕广训注解》，亦颇切合实用。
丁韪良在中国传道五十年，曾与范约翰、林乐知等创办中国圣教书会，刊行《劝世文》、《布道小册》、《圣书注释》等书。他所著的有《天道溯源》、《邦交提要》、《格物测算》、《机器大业编》等。又受清廷之聘，任北京同文馆馆长，竭力提倡新学，灌输科学智识。
倪维思亦著有《圣徒指南》、《系统神学撮要》、《宣道归纳》、《两教辩正》，以及一部分的《新约注释》。
此外如戴德生的《内地会小史》等，杨革非的《德慧入门》等，韦廉臣的《二约释义丛书》、《格物探原》等，狄考文的《算学书》多种，当时各学校皆采为课本。花之安的《自西徂东》、《马可讲义》、《经学不厌精》，于中国经学有过精密的研究。林乐知有《五大洲女俗通考》、《中东战纪》、《人学》等，并主编《万国公报》。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五洲史略》等等史学以外，又多阐教及新学之书，曾办山西大学堂，其关系尤为重大。潘慎文亦著书十数种，又且若干现存的西教士主持五十年来的广学会，为历史最久的著作机关，在学术上有特殊的贡献。当时那些西教士所著作的书籍，大都有中国人为之笔受，如蔡尔康、任保罗、谢洪赉、范子美等人，皆其著者。迄今西教士从事著作的渐少，一切著作事业大都操于中国人之手。据《协和书局图书汇报》，分书籍为二十七类，约二千三百余种，最近三年中出版书籍有二十二类，七百余种。报章杂志统计有一百三十六种，可见教会著作事业最近的锐进了。
（四）慈善方面
教会慈善事业中，莫先于医院的设立。1836年彼得伯驾创医院于广州，为中国有医院之始。1861年北京又设立教会医院。庚子以后，医院的设立更多，及今统计，全国教会医院大约有四百所，如北平的协和医院，长沙的湘雅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上海的仁济、同仁等医院，举凡通都大邑，莫不有教会医院的设立。而且从教会培植出来的医士为数更不少，孙中山亦为教会医学出身的医生。医院以外，有孤儿院、盲哑学校、婢女学校、妇孺救济会、华洋义赈会、天足会、红十字会等等，莫不从教会发起创办，渐与地方人士合作。因为基督教教义的第一要义，是在赒济，所以对于一切慈善事业，都认为应尽的义务。
至于说到它的影响，也不是几句话所能说了的；现在概括地说起来，[489] 最大的影响莫如破除迷信、新伦理思想、政治革命、社会服务、中西学术沟通的几大端。基督教传教的第一步，就是劝人不拜偶像、不拜祖先、不信鬼神等事，所以一受基督教思想影响以后，便从一切鬼神风水星相卜筮等等迷信中解放出来，甚至有侮辱偶像之事，激起民众的反对。其次，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予中国固有阶级伦理以大打击。基督教讲孝道，不单是子的义务，父母也有责任。夫与妻尤为平等，而且反对多妻，不许娶妾蓄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提倡小家庭制度，使宗法社会失其根据。这种新伦理思想却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说到政治革命，在表面看来，与宗教毫无关系，实际上却亦受平等思想的鼓动，泯灭阶级，[490] 世界大同，为基督教的根本思想；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掀起的风潮，莫不出发于此。看世界各国的革命先例，与中国首倡革命的领袖，皆富有宗教的精神。社会服务为百余年来基督教所注重的一点，设义学以教贫寒子弟，办医院以疗人疾病，一切对于社会公益的事莫不尽量实行，一般教士的注重下层工作，尤足以影响到一般社会思想。在中西学术沟通方面，我们从上文已经可以了解。再看初期基督教所用浅显的文字，白话的《圣经》，不可谓非中国文学革命的先导。基督教的办学校，教授科学，翻译西洋书籍，皆足以影响到中国学术方面的改变。这些都是很显然的事实，至于在宗教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第四节 太平天国与宗教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
清廷以异族入主中国，用种种方法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但是潜伏在秘密党会中的反清复明思想，却并不因此而根本消灭，自乾嘉以后，满人的威福日盛，国势又日益衰弱，草野之间往往有志士揭竿而起，以官逼民变相号召；有道光六年的贵州之变，十五年的赵城之变，虽经次第荡平，然继此而起的几于无年不有。最著者如：天地会之于湖南，三合会之于广州，潜滋暗长，大有此仆彼起之势。彼满人既不思根本改图，反而骄纵自恣，专事压迫，外交上遂着着失败。鸦片战后，门户开放，国土日削，民生日敝。加以天灾流行，饥馑频见，卒至民不聊生，铤而走险，[491] 遂酿成洪杨之役，树民族革命之旗，由广西而弥及全国。十三年命运的太平天国，事虽未成，亦足予满人以重大打击。记其事者往往目为寇逆，加以种种恶名，如《平定粤匪纪略》一书，记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并附以《贼名邪说逆迹琐闻》四卷，都足为历史参考材料。又如《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外纪》等书，一方面见得满洲功狗片面的夸诞，一方面却可以见得太平天国的声势。满清的未遭覆灭已属几希。
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于嘉庆十七年生在广东花县，野史中有《天王本纪》一篇，载其自幼聪颖，喜研历史，于历代成败兴亡事迹尤为注意。曾应童子试，不第，或谓其曾为秀才。一日在路上遇一相面的人，告诉他“子非青紫中人，然贵不可言”，同时又遇一身穿明朝服装的人，送他一本书名叫《规时良言》，共有九卷，有人说这就是马礼逊所著的《新约圣书》；这本书或者就是他的革命动机。先是他曾与冯云山同入朱九畴所创的上帝会，原来这个会阳以传教为名，阴实图谋恢复明室。后来朱九畴死了，他就被推为上帝会的教主，与杨秀清、李秀成等研究这本所谓《规时良言》，加增了他们的宗教热忱。当时清廷对于一切秘密会社严厉地取缔，[492] 上帝会也自然在捕禁之列。所以他就逃到香港，投入耶稣会中，跟着英教士郭士立研究基督教道理。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正式入了基督教，所以他到广西去传教，在鹏化山中结合了许多同志，仍用上帝会的名义召人入教。称耶火华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自己是天父次子。创立保良攻匪会，[493] 练兵筹饷，揭竿之势已成，为桂平县令所捕，并搜得入教名册，将处以死刑，卒为桂抚郑祖琛所释。到了道光三十年六月，遂起事于金田村，有众万人，兵皆蓄发，与清提督向荣、副都统乌兰泰战，清兵大败。于是其势大盛，建国曰太平天国，自立为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洪大全、秦日纲、胡以洸等皆封王列侯。清廷大震，遣兵讨伐皆失利，于是太平天国遂得由广西北上，蔓延于江淮之间，而定都金陵。当秀全起兵之初，即以宗教约束军队，并诡称自病中得上帝指示（纪中言其病死七日，有老者赐以剑印，语太荒唐），规定天条，禁止吸烟饮酒、缠足薙发。[494] 每七日举行礼拜，悉依基督教仪式，其一切文告中都举天父上帝之名，宗教空气非常浓厚。
二 太平军队的宗教化
洪秀全既建立了太平天国，便用宗教来驾驭军队，他初出兵时那篇檄文都带有宗教色彩。开端数说满人的罪恶，继便说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拯救人民，尔等官民人等，从前误为满人所用，现在应该弃暗投明，作天圣之子女，并且天皇恩德高厚，果能敬天识主，莫不一视同仁。在这篇长凡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不独充满着民族精神，更是充满着宗教思想，一则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再则曰“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可见太平军处处以宗教信仰相号召，务使军队宗教化。故其军队也都富含宗教精神，每遇战争，奋勇当先，绝不怕死，又非常服从，所以成功了精锐无敌的军队了。当他从金田出发时，每战辄胜，所向无敌，满军（即当时所谓官兵）一败涂地，毫无纪律。使非借用外兵，满廷早已倾覆了。这是太平军用宗教精神来训练军队的效果。
当太平军要攻取一城一邑的时候，他们先派间谍去张贴许多布告，宣传革命的目的，并且说到太平军是禀承天父的旨意，来驱除满族妖魔、拯救天父的儿女的，凡欢迎太平军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国。这一套话颇能迎合一般人民所谓“真命天子”的思想，所以每每军队还没有到那个城，已经得了人民的欢心了。军营中所定的军律，尤其处处充满宗教意义，如军营规例中的第一条便是“要恪遵天令”，第二条“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等类，没有一种仪式不是从基督教采取而来的。他们所说的天条就是基督教的十条诫命：（1）崇拜皇上帝，（2）不好拜邪神，（3）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4）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5）孝顺父母，（6）不好杀人害人，（7）不好奸邪淫乱，（8）不好偷窃劫抢，（9）不好讲谎话，（10）不好起贪心。这完全与基督教的十条诫命没有两样。他们又在每条的底下附着一首极其通俗的四句韵语，或者可以叫它是诗，像第一条底下说：“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升，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余各条底下都有这样的一首诗，这与现在基督教里所歌唱的那些赞美诗，真是如兄若弟的。除了这十条天条之外，还有许多歌词之类，要每个军队中人背得很熟，否则便要处罚，或责打，或处死。这是强迫的宗教，假使当时太平天国成功以后，这便成为国教无疑。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所用的宗教经典，有好几种很通俗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很浅近的，好像白话一样。在贵族文学极盛的时候，竟有这种平民文学出现，也不能不说是一桩奇事。自然，在那些讲究典雅的学士大夫眼里看是一种极俚鄙的东西，但是从平民阶级方面看来，却是一种普及思想的利器。这些东西也许是从初期基督教教士们所译著中采来的。他们所常用的，就是每礼拜要诵读的，有《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我们现在把《新遗诏圣书》的话来与《新约·马太福音》比较一下，完全是一样的，第一章讲耶稣的谱系和耶稣的降生，以下每章都与《马太》所记相同，全书也是二十七章，这大约就是那本《规时良言》，是马礼逊所译的《新约》中之一。
还有一种《三字经》、《幼童诗》，原来要把它颁发到民间，作蒙童的读本的。《三字经》共有三百五十二句，自上帝创造天地起头，一直叙到耶稣为止，都是根源《新约》、《旧约》的历史编成的，与初期基督教所编用的《三字经》毫无两样。所谓《幼童诗》，是五言的，也是讲到礼拜上帝的事，仿照从前幼童读本《神童诗》的方法。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天父上帝醒世诏》，也叫《十全大吉诗》，是七言的，一共有十首，每首诗都用拆字的方法暗藏着一个字，是很奇怪的，好像第二首说：“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间，为人不可起歪心，全敬上帝自无尤。”是暗藏一个“全”字，每首诗都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在他们的文告中、经书中，有好些忌讳的字，像“丑”字改作“好”字，“卯”字改作“荣”字，“亥”字改作“开”字。还有一种特别的名词，像什么“灯草”、“放草”、“宽草”、“一条草”这一类，我初读这种东西的时候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才想出“草”字是代替“心”字用的。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改法？看不出是甚么意思，或者是由于广东、广西的方音罢！但也不敢断定。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宗教仪式，他们的军队中必定有一个礼拜的地方，他的军队驻扎到什么城市村墟，都必建造一个宏大的板房于旷野之中，为房虚星昴四天礼拜之用。他们礼拜的仪式，一方面采取天主教的方法，另一方面复参以中国拜天的习惯，所以便成了一种特创的仪式。在堂的正中设了一张方桌，前面系着一条绣花的红桌帏，外面挂着一个帏幔，张灯彩，挂些楹联画幅，陈设鼎彝花瓶屏镜玻璃明角灯之类，名曰天主桌，近于佛教的佛堂。惟不设香案，以其不燃香烛故，或设油灯两盏。又设花瓶或帽筒一对，插尖角小黄绸令旗一面，桌前立长三尺的小竹板，[495] 上面写着“奉天令”三个字，为戒责之用，这又好像衙门中的公案。桌后设坐椅若干，椅上各披椅衣，自三座至七座不等，看头目与先生的多寡而定，礼拜时各头目先生皆坐于其位。
礼拜的前一日，有人负着一面旗帜，鸣钲行市中一周，一面口里喊着明天礼拜，到夜里三更时分，即开始礼拜，燃点桌上油灯，并供清茶三杯，饭三盂，肴三盘，鸣锣聚众，头目先生各坐正中，余皆环坐，齐诵赞美，然后先生跪诵章表，写着全馆（即全营）中的人名，诵毕焚化，这又好像道教的建醮形式。此后或讲道理，以所供肴馔分享众人。这是七日礼拜的大概情形，各馆中都是这样举行的。平日亦有两次礼拜，即在朝餐和晚餐时举行，也是鸣锣召聚，像礼拜日一样，不过稍微简略一些，礼拜既毕，然后就食。这种仪式后来渐成为一种具文，那些礼拜的人心里都觉得讨厌，[496] 暗暗地咒骂，但是因为法令森严，无法规避。如果有人无病贪睡，闻锣不到，必杖责数百板，三次无故不到的，斩首示众，所以心里虽然不愿礼拜，但却不敢不到。
各王宫中也是有礼拜场所，陈设较为侈丽，凡遇礼拜，得向天厨中领取海菜及点心之类，为敬天之用。各馆中虽不能领取，但亦必杂陈食物，遇喜庆事，都行此种礼节，盛馔取乐。一切事务都以礼拜之期为标准。礼拜之外，很注重讲道理，无论举行何事，都必以讲道理相号召，在讲道理时，必向众人演说如何敬拜天父，如何练习天情，如何熟悉天条；有时或讲天父七日创造天地故事，我们所遇境地，都得天父照顾，万事都由天父安排，不要惧怕。这一类的话，无非藉此激励人心服从命令。每逢出发打仗，或打仗回来，或胜或败，皆要召集大众讲道理，有时把打败的罪孽归在一个人身上，说他犯了天条，致干天父之怒，就把他当众处死。要治一个人的罪，也用这种方式办理，天王自己有错，也要当众受杖，这种方法当时很有效果的。
太平天国十三年中，全在军事时期中，一切法令都照军法，辅之以宗教。所以当时在宗教组织上也很简陋。后来洪仁玕从英国回来，才把宗教制度改良起来，规定凡二十五家为一教区，设天主堂一所，有一教士主管教务，合数教区设一牧师长，在县有县牧师，在省有省牧师，这些牧师大概是地方长官兼任的。这可以见得政治军事都是宗教化了的。
三 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举义之初，勇气百倍，纪律严明，全国三分之二尽为所占。[497] 不意自定都金陵以后，既有诸王的内讧，复苟且偷安，不知进取，卒至渐渐衰落，以至灭亡。推究其原因，虽非一端，但宗教上的关系却是很大。藉宗教之力而兴，也是因宗教之故而亡，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明一下：
（一）天主教的反对
洪秀全起初所组织的上帝会，原是取法于天主教，因为那时候的天主教还是传布得很普遍，所以他所采用的宗教仪式大半是摹仿天主教的。后来他又受耶稣教的影响，反对天主教的偶像，不崇拜首先所注重的，毁灭一切偶像，不独当时佛道教的偶像尽被毁坏，即天主教的圣母像等也为他所蹂躏。天主教徒于是便深加仇恨，报告到罗马教皇和法国政府，竭力诋毁太平天国，认为是破坏教会的乱党，要求法政府派兵保护。于是法政府和英政府都听信天主教士的话，先后派兵来帮助清政府平乱，所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二）耶稣教的反对
太平天国的宗教，既不是纯粹的天主教，也不是纯粹的耶稣教，各取其所长，更羼以中国的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于是那些在华的西教士都认为是宗教上的叛逆，加以反对，也各向他们的本国报告，说许多坏话，各国政府对于太平天国就生了怀疑。虽然也有赞成的人，究竟敌不过那些反对人的势力，到底受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看见在郝姆士的《南京游记》中有一段说：“洪秀全不是一个诈骗者，也必是一个无知识的狂徒；从他的人都是些危险分子。他的组织无异于一群盗匪拥戴他做盗匪的头儿罢了。”这篇《游记》由英公使转呈到英政府，英政府就信太平天国是一群乱党，故毅然地派兵帮助清政府攻打，都是这些教士反宣传的缘故。但是林利氏在《太平天国外纪》中却说了几句公道话，说道：“基督教在中国三十年中仅得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国一旦有七千万信徒，而欧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导，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颠倒之甚者矣。”又说：“太平之宗教战争不背上帝之诫，而欧洲教士之至支那者，未能扶助此宗教之革命，如维多利亚主教，如约翰等，皆未尝反对太平，独郝姆士等则狂诋太平，不足与言传教矣。”林氏这种观念不为无见，假使当时教士能扶助此种革命，则太平天国必不致失败，或亦不致失败如是之速。
当时有一个美国人名叫白齐文，他鉴于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竟表示非常的佩服，他特地从清军中出来，投身到太平军中，为之计画军事。他曾经说：“锋镝之中，乃能笃信宗教，不失仪节，其道德自当高出于清军，吾何愦愦，乃为虎作伥，凭利器而杀上帝之信徒哉！”于是他便在神前忏悔，誓致忠于天国，后竟为太平天国而死。可见西人中赞成太平军的也大有其人，可惜各国政府受一般反对者的蒙蔽，[498] 卒把太平天国推翻了。
（三）一般人民的反对[499]
太平军的革命不独是在种族方面，也连带及于宗教及社会。它那种毁坏偶像，[500] 与不拜祖先的举动，要推翻中国数千年来牢不可破的积习。太平军领袖大都痛恨中国固有的迷信和风俗，所以凡太平军所到之处，庙宇偶像无一幸免。起初，人都知道太平军是纯粹的种族革命，所以十分欢迎；那知到了南京以后，却变成社会革命，连一切宗教上的遗传都用激烈手段去破坏。不但如此，凡一切习惯和风俗都要澈底地加以改革：[501] 如禁止缠足，改用阳历，实行共产，都足以引起旧社会的反抗，所以后来的人民不但大失所望，更是起了仇恨的心。说者谓这是太平军操之过激的缘故，其实是一般社会程度的幼稚；满清政府便得利用这种社会的弱点，从旧礼教旧宗教方面去鼓动人民反抗，普通人民便堕其术中，使垂成的太平革命仍归失败。但是话又须回过来说，太平军以破除迷信为前提，而它自己所举行的宗教仪式仍旧是一种变相的迷信，[502] 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来达它的目的，[503] 那自然要失败的；而且这种强迫的宗教方式即使成功，也毫无用处，迟早也要引起人的反抗的。所以从太平天国的本身上看，他们太把宗教当做一种工具，这是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五节 宗教思想的变迁
一 秘密社会中的宗教
我们在这里提起秘密社会，并不是承认秘密社会在宗教上有甚么特殊的贡献，也并不是承认秘密社会中的宗教性有甚么影响到现代宗教思想的变迁；因为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研究，而且也不容易研究。不过它在宗教方面确有一种关系，在研究中国宗教思想的范围中似乎也应当提到的。既然这样，我们不知道应当把它放在甚么地方，不过它是近时代的产物，尤其是在清朝起头的，包含着民族思想在内，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一节里。
现在我们先应当知道秘密社会产生的原因和它的种类。我们知道一切秘密会社莫不带着政治的臭味，他们用低级社会的宗教思想来联络起一般同志，[504] 秘密地进行政治活动。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说：
“明朝遗民……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知道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对于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遇着强盗入室的时候，主人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故明朝遗老想保存中国的宝贝，便不得不把它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505]
这是很明白地讲到秘密会社的起源。现在来讲到它的种类罢！历史最久的要算“白莲会”，相传产生于元朝的起初，因为那时候宋室灭亡，栾城有个韩山童，借着他祖父所立之白莲会，用佛教念佛的名义号召了许多人，图谋恢复宋室，以红巾为号，一再起兵。后来也称为白莲教，清乾隆的时候，教首刘松及其徒刘之协等一再谋叛，嘉庆时有李文成、林清贿通内监刘金等图谋起事，虽然没有成功，可见这种团体是政治革命的团体，用宗教名义来联络的。白莲会外，尚有各支派：什么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诸名目。八卦教中又分什么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如意门、离卦教、坎卦教等，名目繁多。后来反对基督教的义和团，也称大刀会的，就是白莲会分支中之一。还有小刀会、理教，都是白莲会支流。白莲会诸派都附托宗教仪式，故可以说是秘密的宗教。
其次为天地会，起源于少林寺的和尚，在康熙时从军有功，为廷臣陈文耀所忌，谋残灭之。仅存蔡德忠等五僧秘密结合，图谋报复，就成为这天地会；这五僧就是他们的祖宗，称为五祖或五虎的。也有人说这就是三合会，或者叫三点会、洪门会，其分支有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名目。三合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乾隆末台湾林爽文的叛乱与道光时两广、湖南瑶族的叛乱，[506] 皆由三合会发动，闽广间最盛。后世多以洪秀全为三合会头目，实则不然，洪秀全乃上帝教，但是很容纳三合会的。上帝教是基督教，三合会是佛道教，所以不同。在厦门的支会叫匕首会，是新嘉坡人陈正成创设的。革命党郑弼臣系三合会头目，于光绪二十六年与兴中会合作。会中的规约都带宗教意味，崇拜唐太宗，也拜上述天地会的五祖。有戒条，与太平天国的天条差不多。
还有一种叫哥老会，或者叫哥弟会，在乾隆年间成立的。分红帮青帮，红帮或称为洪家，专门袭劫不义之财，李鸿章经湘水时曾为所劫。青帮就是安庆的道友会，大概是盐枭光蛋，也有称潘家的。此外有所谓黑帮白帮，即江湖上拐骗窃盗一流，散布在下等社会中。其初宗旨与三合会相同，主张反清复明，后来变成排外团体，失去了原来宗旨，经孙中山的联络，得复践其民族革命的原意。马福益就是其中的首领。孙中山初创兴中会，首先联络这些会党，所以在最初的革命人材中，有好许多是会党中人，那时的兴中会、同盟会、光复会等等，均在禁止之列，及至民国成立，始正式公开，组织共进会等，后来渐渐地变成为政党了。上述种种会党，[507] 起初皆用宗教面目，内部也有好许多是用宗教的意义来联络的，而且也富含着宗教的信仰，或者运用这种信仰到主义上去。详细情形有《中国秘密社会史》可以参考。
还有几个宗教性更浓厚的结社，也带一些秘密性，如一种叫做“理门”的，也叫做“理教”、“白衣道”，信教的人叫做“在理”。他们很注意禁吃烟酒，现在他们向政府立案，已经公开了，但当时却是秘密的。他们有两个开创的祖师，一个叫杨祖，名叫莱如，字存仁，后人误叫他羊诚证，山东即墨人，明末的一个进士，是龙门派的道教出身。一个叫尹祖，名叫岩生，乾隆初年生于天津科牛村，受道于杨祖，热心济世，就在邵公庄设所传道。这是在他们的《尹祖历史》里的话。嘉庆时白莲教反乱，理门也有同派的关系，就在捕禁之列，各处公所都被封毁。光绪九年，御史李璲曾经有一个奏章，说到“理门以戒人吸烟饮酒为名，互相传引，人数众多，闻系白莲教变相，教首即在天津，请饬密拿”等语，可见一斑了。
理门在宗教方面脱胎于佛道两教，他们公所中供奉金身老佛爷，就是观音；楼上设杨祖、尹祖偶像，前殿有弥勒佛、韦驼像，很像庙宇的山门。每逢朔望，社员必到堂焚香礼拜，一年有六个大斋期，仪式也很隆重，除焚香拜祷外，也演说“禁烟酒”、“修道德”等问题。要入教的人必须经过几种手续，引见、虔求、保证，然后准许入教，授以“五字八戒”，这五字八戒不能泄漏给外人，必须在观音面前宣誓。还有许多见面的规矩，他们在茶肆中遇了同教的人，可以用茶壶茶杯排成许多方式表示他们的意思，同教的人一看就会知道。有《理门系统全书》及《理铎报》可以得其大概。
又有所谓“悟善社”的，也称“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在民国四年间四川人唐焕章创设的。混合儒、释、道、天主、耶稣、回回六教的意义，做成他们信仰的根据。唐氏自称第七大教主，刊有《霹雳一声雷》、《大劫临头》等书，来恫吓愚民，于是加入者很多。入社手续亦很繁复，先须到神前叩首三次，每叩九首，然后跪着宣誓，有什么“功夫誓愿学，秘奥誓不泄”等话，再须叩首九次，方可入社。入社之后，必须介绍社员，以介绍人数的多寡为功德的大小。能介绍至三十人，则可称为上帝的儿子。从四川起头，蔓延到北平、南京、江苏、山东等处，有他们公开的机关。他们很注重掩埋尸骨的一件事，常常雇了工役替人家修理坟墓。他们内部的修练工夫非常奇怪，近乎荒谬。
“同善社”有一些相同的性质，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由江朝宗那一班人发起的。以研究精神生活为号召，实在含着政治的意义。比较悟善社高明一些，悟善社是流行在下级社会里，同善社是流行在上级社会里，他们也以三教混合的意义来号召，供着释迦、孔子、老子的画像，一切陈设悉仿道院佛庙的样式。入社不很容易，也要经过许多叩头礼拜等事。很注重“静坐”的工夫，从静坐可以悟道，可以却病延年，可以长生不老。当时信仰的人很多，而且也公开地传布，[508] 也有妇女入社的。个中也有许多秘密，不许向外人泄漏的，若然泄漏了神秘，便要遭五雷击打。
还有什么“道德社”、“大同教”，山东省最盛，说山东有一个姓张的神童，曾经著了许多书，解释《礼运》的大同及《大学》等书。也以三教混合与五教混合，认释迦、孔子、老子、穆罕默德、耶稣为教主，这几种大略相同的。
还有一种叫“道院”，大约是变相的道教。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发生于山东济南，用扶乩的方法引人信仰，并且揭橥所谓大同胞主义，以为世界各宗教皆可融合，所以无论信仰何种宗教，皆可自由。他们用扶乩术治疾病，卜吉凶，迷信得很厉害，军政商学各界的人都有，在山东、直隶、江苏等处设立的机关很多，全国有百数十个，颇受一般迷信人的欢迎。
尚有许多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会社，我们无法可以调查了。这些东西大都含着秘密的性质，是一种变相的宗教，所以叫它秘密宗教也无不可。不过这些秘密宗教统统是立脚于迷信，以宗教大同为号召，到现在还是很盛行，实在是宗教思想中最低下的东西。梁启超在《评非宗教同盟》里有过一段话说：“现在弥漫国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所说的拿信仰做手段的宗教，什么同善社呀，什么悟善社呀，五教道院呀，实在猖獗得很……他的毒害，是经过各个家庭，侵蚀到全国儿童的神圣情感……或者假借这种信仰来做手段，所以复辟派首领打复辟派首领，洪宪派首领、革命派首领、胡匪首领可以聚陇在一齐干事；所以和尚庙里头会供关帝、供财神，吕祖济公的乩坛，日日有释迦、耶稣来降乩说法。”这是写尽了当时一般下等宗教的现象。
二 科学思想与宗教
讨论科学与宗教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发表过意见：有认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科学发达，宗教必定破产，同时宗教发达，科学便不会进步；有认科学与宗教是可以调和的，它们俩都是以寻求真理为目的，历来有多少科学家是信仰宗教的，所以见得并不冲突。这两方面的意见，我们现在不必去讨论它；我们单从中国最近所发生的现象来观察一下，见得中国现在的宗教思想从科学思想方面受了甚么影响。
首先应当研究的，就是中国从科学输入以后影响到一般人的思想的是什么？很显而易见的，就是科学思想给予我们以价值的重估，无论对于甚么问题，都要叫我们问一问为什么？这“为什么”三个字，是掀动了中国人安定的思想，对于一切古来的遗传、社会的习惯以及关于生活的种种问题，都得要找证据来证明它的价值，用理智来把它分析一下。这样一来，从前可以模模糊糊过去的事情，现在就不行了，从前可以人云亦云地相信，[509] 现在却看见它的盲从和矛盾了。新文化运动所给予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使我们知道生活科学化。生活原是包含得很大，宗教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于历来遗传的宗教思想，自然也须要问一问为什么了。中国固有的天鬼崇拜，经不起这么“为什么”的一问，便要根本地动摇起来。[510] 天是什么？鬼是什么？拿证据来，无论怎样答覆，终是落到玄妙的范围。假使用“天道福善祸淫”的老调来证明，但是世界上有许多善不福淫不祸的又是什么缘故呢？假使用历史上鬼能索命因果报应来解说，放在心理学的炉里一冶，却完全化为乌有了。所以科学一来，那些神秘的迷信的不能用理知来分析的种种宗教思想，就完全没有立足的余地了。
中国数千年遗传下来的社会思想，甚么问题都带着些神秘的色彩。个人生活的穷达，向来都以为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而科学思想则示人以死生无常，富贵在己；从神秘的天命说里解放出来。婚姻是月下老人所支配，必须听命于求签问卜，而科学思想则告诉我们，男女结合是终身幸福的关系，必须凭自己慎重选择；[511] 便从神秘的因缘说里解放出来。[512] 疾病是神鬼的作祟，向以为祈禳巫觋、消灾求福可以获愈，而科学则示人以卫生求医；便从神秘的祸福说中解放出来。推诸其他一切属于神秘的问题，都一样地给那位赛先生（Science）冲破了，所以科学思想唯一的功效就是破除迷信。举凡一切社会上的医卜星相、风水命运，自然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但是迷信是不是即是宗教？宗教是不是完全迷信？现在相信科学万能的人没有把它仔细地分析；[513] 所以要破除迷信，先须打倒一切宗教，因为宗教尽是迷信，这是现在青年人思想中的一般趋势。据我们的意见，迷信必须破除，宗教不一定要打倒，而且也不必打倒。为什么呢？迷信虽然是由宗教产生的，但却不是宗教的本质。好像一柄刀，原不是用来杀人的，但却有人把刀来杀人了；刀与杀人自然是相连的，我们不能因为它能杀人，连刀也一并把它消灭。刀果然消灭了，那末就可以没有别种杀人的东西吗？科学也是这样，它能利人，[514] 但也能杀人。这是很显然的，迷信是宗教的产物，却不即是宗教。因为宗教另有超越的意义，决不是科学、美育所能替代的。屠孝实说过：“人生的实际不是仅仅理智一方面，感情的活动、意志的活动也很占了一大部分。人生全体的发展，一定要各方面调和起来方能有望，决不能单从一方面进行的。”又说：“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欧美科学上的进步很快，各种重要的发明接二连三地出现，[515] 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因此就发生了一种科学万能的思想，当时人以为哲学是空谈，宗教是迷信，只要有科学就够了……到了后来，得着个实现暴露的悲哀。他们失去了理想的光明，觉得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人类的命运。宇宙之间，只有盲目的物质势力，毫没有人类精神自由活动的余地；我们试看这种人生观里，除了残酷、冷淡、凶暴、自私、悲伤、烦闷、恐怖、失望等黑暗光景以外，还有什么？”这是替我们说得很清楚，使我们觉得宗教不能从人类生活中除去的，也不是用什么东西来替代的。信仰科学万能的人想把科学来替代宗教，同时有信仰美育的人想把美育来替代宗教，信仰主义的人想把主义来替代宗教，我们都认为是不可能的。科学重理智，美育重感情，主义重意志，都不过是整个生活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用一样来替代三样的。那种活泼泼的精神情绪，赴汤蹈火、摩顶放踵的精神，除了宗教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把它维系的。但是宗教虽然属于感情的，同时也运用理智去估定它的信仰，运用意志来实现它的信仰。[516] 这样，宗教与科学是互相为用，而必须并存的，不过宗教是先信后证、科学是先证后信的不同罢了。
现在一般青年智识阶级大都迷信科学万能，这正是走欧洲十九世纪所已经走过的路。引到这条路上去的自然有好些人：像罗素的反对宗教，胡适的崇拜物质，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以及五四以后所产生的新思想，与苏俄所宣传的马克斯唯物史观，这些都是引导现在中国青年走向唯物之路而否定宗教的价值的。
三 反宗教运动
反宗教运动不是今日新奇的事，在历史上常见到的。例如三武一宗的反佛教，明末清初的两次反基督教，不也是雷厉风行、盛极一时么？但是说到最近的一幕，是发生于1922年。因当时在北京清华大学开一个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引起了北京学生界的怀疑，就发生了“非宗教同盟”，他们以为一切宗教都是无意识的举动，都是麻醉人民的思想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做他们的唯一口号。这一次新运动的立足点是基于科学万能的思想，所以他们以为一切宗教都是违反科学的迷信；足以消失人的智力，束缚人的自由，是人生进步的最大障碍。发表了许多非宗教的文章，大概根源于这种意思。后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讨论，像梁启超的《评非宗教同盟》与屠孝实的《科学与宗教果然不两立的么》这一类的东西，用公平的眼光发表他们的意见，后来“非宗教同盟”却变成“非基督教大同盟”了。从这种改变中，很可以见出他们对宗教观念的不同了。主持这“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是学生联合会，当时由学生联合会发刊许多宣传品，上海学生联合会总会训令全国学生会，一致作反基督教宣传，规定12月22日至28日为“反基督教周”，那时基督教受着很大的打击。同时苏俄的反宗教思想输入到一般青年的脑中，[517] 他们就尽量地作破坏教会的工作。同时也影响到军队，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江南的时候，首先破坏各地的教堂。这也是一种反基督教的表现。到现在虽然表面上平静了许多，但是那些反文化侵略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都是反基督教运动中的一部分，而且潜伏在一般青年学生的脑海中，等候着活动的机会。
综合非基同盟的意见，他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有的立足于科学思想的，有的立足于国际观念的，有的立足于唯物主义的。他们非基的理由大致不外四端：宗教是不合科学的，宗教是阻碍进化的，基督教是文化的侵略，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前者是欲把一切宗教都扑灭，后者不过是反对附带于宗教上的势力。同时，基督教内部亦因外来的刺激，欲求得一般人的谅解，努力于内部的改良，修正神学上的信仰，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创造中国本色教会等等，在思想上亦起了极大的变化。佛教内部也发生新旧思想的冲突，各处庙寺均处在坐以待毙的境地。新佛教运动藉文字的鼓吹，从学理上给人以信仰的价值。其余的宗教既无多少活动的力量，亦遂不受人的攻击，听其自生自灭。一般下等社会的迷信与一般变相宗教的会社犹极普遍，并不因此而稍杀。
但是从非基运动的动机上看，不可谓非一种爱国思想的表现，要求国际地位上的平等。不过他们要把一切历来外交上的损失一笔写在基督教账上，把政治与宗教混作一谈，以为前面是《圣经》，后面是大炮。我们并不说基督教绝对没有罪恶，不过基督教的罪恶不在此而在彼。教会与教义，应当把它分为两部分。这个道理，在反对基督教的陈独秀，也知道耶稣的崇高人格，与教会截然不同。可惜多数人把它混在一起，人的罪恶便牵连到教的身上，所以许多反教的文章都因不满意于人的缘故，连教也一致攻击。影响最大的反教文章，要算是朱执信的《耶稣是什么东西》那一篇。这虽然是根据日本幸德秋水的《基督抹煞论》，却是从教义上施以攻击。不过这也是欧洲数十年以前已经过去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是很新的，所以历来非教的作品，除了那些千篇一律的谩骂帝国主义走狗及文化侵略以外，从教义上立论的都逃不出他的范围。于是觉得那些非教文章大半是一种刺激感情的肤浅理论，绝没有用研究的态度来攻到要害的，所以非基运动好像还不能动摇基督教的基础。
再从非基运动的本身上看，的确是一种宗教思想的新表现，可以证明一部分智识阶级的青年趋向到无宗教的路上去。
四 宗教思想的新趋势
从上面“二”、“三”两条，已经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了。现在再来解释一下，作为本书的结束。
从消极方面看，中国固有的天祖崇拜，似已到崩坏的地步。自西洋哲学思想输入以后，有意志的天就变成了哲学上的本体，虽然有唯心唯物观念的不同，却是从具体的客观的存在变为抽象的主观的思想了。像吴稚晖所发表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把“漆黑一团”来估定这个本体，一般智识阶级受他的影响。一方面宗法社会为一般人所反对，于是祭祖的遗风也受了动摇。但这还是限于一部分维新的智识阶级，而普通的平民生活中却尚未发生何种改变。
其次，则附带于宗教思想产生的鬼神迷信，不独在智识阶级方面已经绝对地否认，[518] 即政治的势力亦欲取缔到这一方面。所以关于社会的迷信物品，用寓禁于征的方法加增其捐税，于是香烛业、纸马业、和尚道士的经忏业，都渐形衰减。以星相卜筮为职业的瞽目与巫觋也渐渐加以取缔，必须登记，令其改业。社会的迷信不久即可以肃清，这是一件很乐观的事情。
佛道宗教影响于中国人民生活者，既久且大，一时似不易消灭；但在现在却也发生极大的影响了。取消张天师的封号，便予道教以根本打击；收没寺观为学校，也使佛道二教同受影响；藉经忏为营业的和尚道士几乎陷于绝境。寺观庙宇不过供一般人的游玩凭吊。佛道宗教的崩溃也是显而易见的事。
从积极方面看，各宗教都趋向到实际生活方面去努力。单从基督教讲，虽无显著的衰落，但处在反对空气极浓厚之中，也很不容易活动。所以一般基督教徒的思想，都从天堂地狱的宣传中，改移其目光到实际的社会服务，很觉悟得“人生宗教”建设的需要，宗教是为人生而有的，离了人生，便无所谓宗教，竭力把宗教应用到人生上去。可见一般的宗教思想，对于一切宗教中所有的非人生教义，都加以否定，如佛教的轮回，基督教的天堂地狱，以及其他关于鬼神的问题与一切神话的遗传，都认为是非人生的东西，绝对应当把它除掉。只求能于人生有实际利益的，无论属物质的属精神的，总不能离开了实际的生活，所以现在的宗教也是注重到实际生活的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思想趋势，固不待琐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