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教生活概况
一 迷信的产生
秦汉的宗教思想，已由单纯的天祖崇拜，渐入于复杂的迷信时代。在古代天祖崇拜之中，虽不免有许多迷信的成分，但是经过了春秋战国的一般学者的自由讨论，已从迷信的遗传中产生出许多理智的解释。不幸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那些聪明的帝王，为要保住他那地位和基业的缘故，便排斥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学说，变本加厉地走入到进一层的迷信中去。像英明精干的秦始皇，他焚烧了诸子百家的书籍，独独保留着所谓卜筮一类的东西，而且迷信着荒渺的神仙说，希冀什么长生不死之药。后来汉武帝毕竟也同样上了方士的当，他又巡游到山东去，欲举行封禅的故事。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会改变他骂儒生溺儒冠的态度，以太牢去祀孔子。我们便不能不佩服他们能利用宗教式的崇拜，来笼络天下的人民。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知道这种秘诀，一方面恢复古代的天鬼崇拜，一方面又提倡儒教，把孔子看作一个宗教的教主。那些学者也是猜透了帝王的秘密，假托五行阴阳的说素，创造出什么谶纬之学来。董仲舒实是这种迷信开创的先锋，他所著的《春秋繁露》，是提倡五行阴阳的迷信，并且用这种迷信来解释《春秋》。本来五行是出于《洪范》，阴阳是出于《易经》，都是推究宇宙原理的哲学，原与希腊初期哲学认水火土气为宇宙原理，和印度哲学认地水火风为宇宙根本原因，没有两样。战国时独树一帜的阴阳家，原是一种学术上的研究，到了汉朝，经过一般经学家的提倡，便陷入于抽象的神秘范围。夏侯胜以久阴不雨为验在霍光，王莽时有什么“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所以光武以赤符受命、深信谶纬了。当时的经学家，于《书》的《洪范》五行，于《礼》的阴阳明堂，于《易》的象数，于《诗纬》的五际六情，[109] 于《春秋》的灾异，皆有许多附会，即大师如郑玄，也是深信其说，以之注解经籍。无怪谶纬之说日益昌盛，虽在晋太始时焚毁其书，力予禁止，但是迷信之端却已传之弥广了。
二 佛道的影响
佛教输入中国，相传在汉明帝时，其最初输入的，大概是小乘教义，所以那些天堂地狱、轮回投胎等说素，与固有的阴阳谶纬，合成为疑神疑鬼的迷信。于是经典科教，寺观庙宇，渐渐地普遍起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非常之大。厥后又经过南北朝的推演，渐成为中国唯一的宗教。加以西来的僧众译经著述，推行于上级社会；又有民间特造的宝卷佛曲，推行于下级社会；于是因果报应的思想，盘据在全国人心，历二千年而未拔。
同时又有道教的产生，借托老子之名，方士派神仙之说煽于前，符箓丹鼎派长生飞升之说惑于后，复窃取佛徒科教的方法，礼忏祈禳，亦成为民间的普遍信仰。朱熹谓：“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见《朱子语类》卷一二六及《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110] 互相摹仿，发生种种迷信。这都是秦汉以后所发生的宗教现象。所以说到秦汉时代的宗教生活，实是迷信的根源，而且这种迷信影响到后来更是非常有力。从阴阳五行混合而生的谶纬学说，产生出无数的星相卜筮、占验宿命等等迷信；从佛道天堂地狱的来世思想，产生出经忏符箓、修仙学佛等等迷信。这种迷信支配了数千年来全国民众的生活，当时虽曾有张衡等的反对谶纬，王充等的破除迷信，仍旧不能挽回这一时代的风气。
第二节 制度宗教与迷信
汉以前，虽有拜天祭祖的遗传，却是个人的自由崇拜，并不是一种有组织的固定宗教。国家所设立的祭祀礼节，也都含着政治的意味，更算不得一种制度的宗教。东汉以后，一方面有佛教的输入，一方面有道教的产生，于是乎崇高的庙宇，巍峨的寺观，林立在大陆神州。黄冠缁流，舍家修道，专其身于宗教宣传，不独社会多一种分利坐食的人，更导一般人民思想于迷茫幻想。这便可以说是制度宗教形成的原因，且分说之。
一 佛教的输入与传布
佛教是不是在汉明帝时输入中国？乃是一个问题，梁任公在《佛典的翻译》文中，曾有否认汉明帝时佛教输入之说。这是梁氏从翻译事业上研究出来的结论。但是在中国历史中所记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佛的事，却不一而足。《法本内传》说：
“明帝永平三年，上梦神人，全身丈六，顶有日光，飞在殿庭，欣然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对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也……于是上悟，遣郎中蔡愔、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于大月支中天竺国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又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为起佛寺……时有沙门迦摄称摩腾、竺法兰，位行难伦，志存开化，承蔡愔使达天竺，请腾东行，不守区域，随至洛阳。”[111]
这或者是佛教徒夸张的话，不足为据的；但是马端临《文献通考》根据《隋书·经籍志》亦有同样的记载：
“后汉明帝夜梦金神，飞行殿廷，以问于朝，而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愔之来也，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以处之。其经缄于兰台石室，而又画像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见《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三）[112]
这段记载与前段相同，于是历来莫不承认为佛教始入的事实。但是《文献通考》里又记着哀帝时博士秦景口受佛经的话：
“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同上）
这样，中国知有佛经，似又在明帝以前。不但如此，更有人说：汉武帝破匈奴时，西方的昆邪王来降时，所得的金人即是佛像。那末，佛像的输入尤早于哀帝。考印度佛教史，当阿输迦王派遣僧徒四出宣教（参见《印度佛教史略》下第一章第六节），正是中国秦始皇的时候，故有认秦始皇时已有释利房来中国南方宣教，或即阿输迦王所遣僧徒之一，惜乎在中国没有这种史料可证。阿输迦王推行佛教于国内外，遣王子摩哂陀传教锡兰，更及于缅甸马来半岛，或者在其时传入中国南方，亦属情理中事。而且在月支国有王曰阎膏珍，曾皈依佛教，故中国遣使至西域时口授浮屠经，也不是无因的。
由此观之，在汉明帝以前，早有佛教徒的踪迹与影响了，不过正式传入，还要算在汉明帝的时候，在《古今佛道论衡》中记着一件极怪诞的事，说在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与佛教徒争雄于白马寺，道士费叔才因失败自憾而死。大概是因为明帝优待佛教徒，五岳十八山观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佛，谓：
“天子弃我道法，远求胡教，所事乃是胡神，所说不参华夏，愿得与其比较，藉以辨真伪。”（见《佛道论衡》卷甲）[113]
帝乃令于十五日集于白马寺比较，“道士六百九十人”，置三坛，各赍经典及馔食于坛上，置佛舍利经像于坛西，道士等以柴荻围坛旁，绕坛泣祷，纵火焚之，道经悉毁，佛舍利光明五色；道士失色，费叔才自憾而死，于是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出家奉佛，司空洛城侯刘峻等千余人出家，宫人妇女出家者二百三十六人，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洛城外，三寺安尼在洛城内。汉兴佛法，自此始焉。这一件事，很像《旧约》中记着以利亚与巴力祭司比赛真假的事，是不是从犹太经典中抄来的？我们无法可以证明，不过这都是抑人扬己的捏造事实，是无疑的。在这样的捏造事实中，或者也可以反证汉明帝时确有佛教的流传了。
后来在汉桓帝建和初年，月支国有个和尚叫支谶到中国来，翻译《般舟三昧经》等二十余部。次年又有安息僧人安世高，也叫安清，到中国来，译经三十九部。同时天竺僧人竺佛朔携来《道行般若经》梵本，由支谶译出。[114] 这些都可以从《高僧传》里见到的。当时桓帝及楚王刘英都信仰佛教，[115] 并且在宫里建立佛寺，供像祷祀。汉献帝时，牟子（或即牟融）由儒入佛，著《理惑论》三十七条，以答或人之问，阐明佛理（见《弘明集》）。[116] 同时有笮融在陶谦任官的地方建立佛寺，于四月八日（浴佛日）设饮食布席于路，招致五千余户，施以余食（见《后汉书》卷七三《陶谦传》）。[117]
三国时，康居国大丞相长子曰僧会，《高僧传》谓其父因商居交阯，在中国南方，于赤乌二年入吴见孙权，尚书令阚泽证明佛理高于孔老，吴主于是为之建造寺塔，这便是江南有佛教的起头。魏文帝信佛尤笃，中天竺昙柯迦罗来华，翻译僧祇戒本，行授戒之法，开律宗于中国。同时有康僧铠译《无量寿经》，支疆梁接译《法华三昧经》，以及支谦、疆梁娄至、昙摩罗刹等都从事于译经传道。[118] 民间信佛者日益众多了。这是在秦汉间佛教输入中国的大概情形，在《文献通考》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里无用细说了。
当时西域僧徒之来中国，翻译佛典多至数百部，不可谓不盛；但所译每多首尾乖舛，未能通解，于是三国时有朱士行者，亲往西域研究经典。《高僧传》（见《初集》卷四）中曾记其事，说他是颍川人，[119] 出家后以竺佛朔所译《小品》文意隐晦，乃于甘露五年西渡流沙，至于阗国，得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携归洛阳，[120] 由河南居士竺叔兰译为汉文，名曰《放光般若经》，凡二十卷。他自己到八十岁，就死在于阗国。这是中国僧人西游求学的第一个，从此佛教之在中国，一天兴旺一天，成为中国很普遍的制度宗教。
二 道教的产生与分派
道教的开始都要说到张道陵，实则在张道陵以前，已有所谓方士的一派。宋张君房所辑的《云笈七签》，说道教起源远在无始以前，说什么有：
“天真皇人于峨嵋山授《灵宝经》于轩辕黄帝，又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师资相承，蝉联不绝。今人学多浮浅，唯诵《道德》，不识真经，即谓道教起自庄周，始乎柱下。眷言弱丧，深所哀哉！”（见《云笈七签》卷三）
《隋书·经籍志》亦说：
“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开劫度人，经四十一亿万载，所度皆诸天仙，乃命天真皇人传授世上。”（见《隋书·经籍志》四）
这种荒渺无稽的话原不足信，但他们认庄列书中所说“藐姑射之山”、“华胥氏之国”，以及海上神仙等寓言，为确有的事实，便有什么神仙说产生，研究这种神仙说的，就叫做方士。方士从什么时候起头的，我们不知道，不过在秦汉以前确已有这种人了。秦始皇听信了琅琊方士徐巿（古黼字，也叫徐福）。徐巿言海中有三神山，是神仙所居的地方，于是秦始皇令携童女五百人，入海求神仙及不死之药。前乎此者，在《国策》中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的事；后乎此者，则有汉武帝听信李少君、栾大的话，建造高楼，要求神仙，《史记·封禅书》言汉武帝求神仙的事甚详，言蓬莱、方丈、瀛洲三岛中有神仙，可以求得的。这真是“做了皇帝要登仙”，一种贪心不足的表现。究竟有没有神仙呢？能不能长生呢？汉武帝后来也明白过来了，说道：“天下岂有神仙？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所以所谓神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妄想，误信了古人的寓言，以为真有其事。
最初说到神仙的要算是屈原，他在《远游》章里说什么“贵真人之休德，羡往世之登仙”。其次在《国策》及《韩非子》中有献不死之药的事，是很滑稽的：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见《韩非子》卷七《说林上》）
这个中射之士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用反证的方法表明不死之药的虚妄，可惜后世像秦皇汉武等聪明的人仍旧不能明白，以为海上确有神仙，卒为人所欺。《史记》、《汉书》都有“海旁蜃气象楼台，野气象宫阙，云气各象山川人民所积聚”的话，认为是一种实有的蓬莱仙境，《列子》、《十洲记》、《拾遗记》都记载这种境地。后来更有魏伯阳的《参同契》，葛洪的《抱朴子》，都以为人能长生，影响非常之大。由此可知，方士一派在张道陵以前已经很盛行了。
张道陵只好算符箓派道教的起头，他本来的名叫张陵，是生在汉桓帝的时候，宋朝陈元静替他做了一篇《汉天师家传》说：“真人讳道陵，字辅汉，姓张氏，丰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孙也。”起初博通五经，晚年入鹤鸣山学长生之道，[121] 引诱人民，欲学道者，须纳五斗米，所以叫做五斗米道。用符水为人治病，使病者饮符水，或书其姓名祈祷三官。后来他的儿子张衡及孙子张鲁继续传布，称张陵为天师，这个名号子孙世袭。张角曾用这种方法号召造反，称为黄巾党。于吉也用这种方法治病，宫崇曾献什么《于吉神书》，这都是同一派的道教。张鲁的儿子张盛，起初搬到江西龙虎山，继承张陵的道统。他们有三件传家的法宝，就是一口剑、一块印、一本都功录，道教就开始正式地组织和宣传了。[122]
我们从上面已经看见两派的道教，就是后来所称的丹鼎、符箓两派；前者是以长生不死为标榜，后者以驱除疾病为号召，都是假借老子的学说以行的。河上公注《老子》“谷神不死”一章说：
“玄，天也，于人为鼻。牝，地也，于人为口。天食人以五气——雨旸燠寒风，从鼻入，藏于心。地食人以五味——酸苦甘辛咸，从口入，藏于脾。言鼻口之门，是乃天地之气所往来也。”（见《老子》第六章）
这是提倡导引吐纳的起头，附会到老子的学说上。此外如《老子》“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以及“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见《老子》第五十章），[123]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见《老子》三十三章）这一类的话，都给那一派人所利用。炼养服食，以求长生，丹砂可化为黄金，茯苓可服而不死，尸解飞升，为一般个人主义的利己思想所欢迎。符箓派比丹鼎派尤低，丹鼎在汉初发生的，符箓在汉末发生的。五斗米道就是符箓派的起头。马端临曾经说：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先儒论之备矣。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箓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见《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
马氏分道家为五派，清净派可除外，炼养服食合成为丹鼎派，经典科教为黄冠逐食法门，是最后发生的，在此只须讨论到丹鼎符箓这两派。这两派中的有力分子，前者为魏伯阳与葛洪，后者为寇谦之与陶弘景，[124] 这四个人，除了魏伯阳是汉末人以外，其余都是晋代及南北朝时人，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一并在此连带地说及。
魏伯阳所著的《参同契》，为丹鼎派的重要作品，参同契这个名称，就是合《周易》、黄老、炉火三家以契于大道的意思。朱熹尝著《参同契考异》一卷，并在语录中提起这本书，说道：“《参同契》文章极好，盖后汉之能文者为之。”又说：“《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结而为丹。”[125] 朱熹这番话，实在助长他们的势焰不少。他们之所谓丹，有内丹、外丹之分。何谓内丹？即调和其在内的精气，像朱熹所说的，以能为调和精气则神气更新，虽老而壮。怎样调和？即用呼吸方法，他们叫做胎息，用修炼吐纳的工夫，保存内在的精气神，使清气蓄于胎中，浊气从手足毛发中排出，又用呼呵吹嘻嘘呬六种方法吐出浊气，所以有在夜半坤复之交，趺坐行气（俞琰《参同契发挥》语）。[126] 其目的在延年长寿，故曰：“巨胜尚延年……寿命得长久。”
何谓外丹？用硫石水银等药物，在炉火中烧炼，可成为黄金九丹，也就是所谓黄白之术。所用药品即雄黄、矾石、牡蛎、茯苓等类；制合之后，可以像金质历久不坏，然此种药物化金，往往生出砒素，容易中毒，所以有服之而死的事。但是烧炼外丹，也是注重调息，要除去心内的五贼——盗用天命、物、时、功、神。
葛洪著《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言导养之理，外篇言炼丹之法。尝居罗浮山炼丹，说：“人能修道，可与天地同寿。”所谓修道，也就是《参同契》所说的吐纳。初学者纳气于鼻中，依数息而至一百二十，始徐徐吐出，更须不伤生，不疾走，不久坐，起居有时，饮食有度，使元气得流行于体内。无论起居动作，必须求其适度，实是一种很好的卫生方法。还有所谓房中术，也是一种性的卫生。在外则须服上药，所谓上药，就是叫做“九转金丹”，用矿物烧炼而成的。服此上药，则可以飞升上天，成为天仙，其次则可以养性除病，有千岁之寿。
魏葛之说完全相同，除去一部分荒诞的神仙之说，未始不是一种很好的卫生方法。而且他们都是注重到“积善正行”，在神秘的思想之中，含着道德伦理的意味。但是他们的流弊亦正无穷，不独长生不可得，即后此道教所发生的迷信，尤莫不以此为嚆矢，一读《后汉书·方术列传》等，[127] 便可以知道了。
现在再说到符箓派，这派虽创始于张道陵，却大成于陶弘景与寇谦之二人。陶还有点近于丹鼎派，而寇却为纯粹的符箓派了。陶弘景从小得着了葛洪的《神仙传》，便有养生修道的意思，后来隐居在句容山，自称为华阳真人，行导引辟谷的方法，梁武帝尝与之游。他撰著了《登真隐诀》，证明神仙可成，长生可得，帝命其合丹，不成，诿为中原药物不精之故。又尝倾心符箓，显名于南方。
至若寇谦之，则完全提倡天师道，立定符箓派巩固的基础。在嵩山修道十年，诡言尝得太上老君亲授天师之位，并赐以《云中音诵新科诫》二十卷，[128] 欲藉此以攘夺张氏天师之位，自言尝遇仙人成公兴，从李谱文受《图录真经》六十余卷，奏上北魏太武帝，宰相崔浩深信之，建天师道场，集百二十道士，每日祈祷，当时如韦文秀、祁纤、罗崇之等，[129] 皆为有名道士，都附从之；亲授符箓于太武帝，其法大行，谓可藉符箓以召鬼神；又本《云中科诫》，倡斋醮科仪，为后世拜忏建醮等迷信的滥觞。
三 谶纬学与迷信
说者都以为谶纬之学始于哀平新莽的时候，其实不然，《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六·易类六》中说：[130]
“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131] 《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132] 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133] 然班固称圣人作经，[134] 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谶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135] 胡应麟亦谓谶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谶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136]
即此可知谶与纬本来是两样东西，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大约所谓纬，是起于西京之初，而谶则起源还在其前。汉刘熙《释名》中解释其字义说：
“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谶，纤也，其义纤微也。”
现在且先说纬，纬所以配经，故六经、《论语》、《孝经》皆有纬书。《后汉书》“纬候之部”，注：“纬，七经纬也。”[137] 七纬皆托言孔子所作，如：
《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
《书纬》：《璇玑钤》，《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138]
《诗纬》：《推度灾》，《纪历枢》，《含神雾》。
《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
《乐纬》：《动声仪》，《稽曜嘉》，《叶图征》。
《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
《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曜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139]
在上述目录之外，《易纬》尚有《乾元序制记》，《汉志》未有，《文献通考》中始见；又有《乾坤凿度》，《唐志》、《崇文总目》都无其名，宋元祐时始见。《唐志》中又有宋均注《论语纬》十卷。[140] 《太平御览》中又有《书·帝验期》、《礼·稽命曜》、《春秋·命历序》、《孝经·左方契、威嬉拒》等等，[141] 都是上述七纬中所没有的。《隋书·经籍志》说：
“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142] 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这种说头是本于郑玄而来的，因为他曾经注解纬书，以经纬并重的缘故。《庄子·天道》篇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十二经以说老聃”，注以六经六纬为十二经。这都是认纬书是孔子所作的，不知六纬之说始见于汉之《李寻传》。李好《尚书》，治《洪范》、灾异，王根荐之于哀帝，预言灾异每奇验。前乎此者，刘向校录群书，未尝提及，张衡谓成哀之后乃始闻之，荀悦亦说起于中兴之前。可见纬书作于孔子之说实不足信，但是始于成哀亦不尽然。考之经籍，西京之初已载其文，孟喜、京房六日七分之卦气，本于《易纬》，曝书亭有曰：“纬谶之书，相传始于西汉哀平之际，而《小黄门谯敏碑》，称其先故国师谯赣，深明典奥谶录图纬，能精微天意，传道与京君明，则是纬谶远本于谯氏、京氏也。”（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说纬》）[143] 又《史记·殷本纪》所载简狄吞燕卵生契事，本于《书纬》。《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隐》谓是《春秋纬》文。《诗传》所谓“尊而君之，则称皇天；元气广大，则称昊天；仁覆闵下，则称旻天”，本于《书纬·帝命验》。《尚书大传》所谓“主春者鸟，[144] 昏中可以种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本于《书纬·考灵曜》；“夏以十三月为正，殷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本于《乐纬·稽曜嘉》。翼奉所言“诗有五际”，本于《诗纬》。《礼记·经解》所引“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徐广注谓：“今《易》无此语，《易纬》有之。”《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145] 因此语而得祸，茅坤谓为迂戆，何孟春注：“今《易传》无此语，或曰《易纬》文也。”扬雄《太玄经》，张观物谓其法本于《易纬·卦气图》。可见此种纬书或者在周末已有，但不知为何人所作。《前汉书》、《洪范孔疏》都说：“纬候之书不知谁作。”[146] 秦汉时目之为卜筮之书，东汉方始盛行，甚至以七纬为内学，五经为外学，贾逵以此论《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作《大予乐》，何休、郑玄又以此注释经籍，郑玄注《诗、书纬》，宋均注《易纬》。当时经学家这样看重纬书，实为造成汉代迷信的一大原因。
至于谶，则起源甚古，以《隋书·经籍志》考之，有《孔老谶》十二卷，《老子河洛谶》一卷，《尹公谶》四卷，《刘向谶》一卷，《杂谶》二十九卷等，可见图谶之书自古已有。谶者，预知未来之事，如《旧约》中之先知，符谶图谶皆言将来得失之兆，《史记》所谓秦谶于是出矣。《史记·赵世家》扁鹊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本纪》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言“亡奏者胡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华阴人言“今年祖龙死”。皆为谶语。这大概是术士的言，或者是古代巫觋的遗风。光武以赤符受命，应“刘秀当为天子”之谶，尤为深信。光武而后，谶纬混合，历代鼎革之时，莫不引谶纬为符瑞。俗儒趋时，尤多推助，言五经者又皆凭之以立说，虽曾有孔安国、毛公、王璜等非议于前，桓谭、张衡、荀悦等反对于后，究不敌帝王的提倡与学者的视为古学。厥后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而王弼、杜预反从而明之。直至宋武帝始禁图谶，隋炀帝悉焚其书，其学始绝。胡寅说：
“谶书原于《易》之推往以知来，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来之的也。[147] 《易》道既隐，卜筮者溺于考测，必欲奇中，故分流别派，其说浸广，要之各有以也……术数之学，盖不取也……纬书原本于五经而失之者也，[148] 而尤紊于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识。自孟子而后，知道者鲜矣，所以易惑而难解也。”（见《文献通考·经籍考》十五所引）
从此以后，此种迷信，诚有如胡氏所谓“易惑而难解”，后世所产生的“推背图”、“烧饼歌”，以及种种师巫邪说，都是这一类迷信的遗传，深中于一般社会思想，实属牢不可破。
这种谶纬学的产生，原由于阴阳五行之说牵合而来，阴阳本于《易》，五行本于《书》，在宇宙原理上，初非无哲学上的价值。第自董仲舒著《春秋繁露》而后，便流为神秘的思想，刘歆总群书而为《七略》，乃有特立的术数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种。天文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事，而纪其吉凶。历谱言关于建正朔、明历数等事。五行言关于阴阳，而论孤虚王相遁甲六壬等事。蓍龟言关于龟卜占筮等事。杂占言关于梦兆变怪等事。形法言关于地势家相吉凶等事。牵引附合，发生种种鬼神迷信。并且由五行之说而生青黄赤白黑五帝之祀，秦襄公以后，历祭白青黄赤四帝，汉高复加黑帝而为五祀。信鬼神，信祥，莫不以阴阳五行为根据，与谶纬相表里，所以有汉一代，实开前古未有的迷信。
第三节 厌世思想的发端
一 厌世思想与老庄
什么叫厌世思想？我们在这里先有解释的必要。普通所称为厌世主义（Pessimism），是把现世看做最痛苦最恶劣的境界，生活在这种痛苦的世界之中，觉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发生一种厌恶的思想，希望在痛苦之中别找一快乐的境地，精神上可以得些安慰。像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德国的叔本华（Schopenhauer）以及中国的老庄屈宋，都是一种厌世思想的表现。
厌世思想不但不是坏的东西，并且是进一层解决人生问题的哲学。所以从哲学方面讲来，老庄学说、印度学说，总比孔孟高深一点，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但是厌世思想怎样产生的呢？那自然要归根到时代与环境的反应，我们不必研究到老庄思想产生的原因，已经有梁任公、胡适之等在他们的作品中说得很多了。现在单从汉代来看一看老庄思想复活的原因。虽然可以提出很多的理由来，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归纳得两条：（1）是汉代提倡经学的反动，汉代尊经重儒，支离繁杂，使人发生厌倦，想别求一较高深的学说。（2）是时代纷扰的影响，东汉以后，外戚宦官更番弄权，互相摧残，卒酿党锢之祸，生命危险，朝不保暮，加以兵戎迭起，祸乱相寻。有了这两大原因，老庄思想渐受一般人的欢迎，卒造成晋代思想的放任主义。
就老庄思想的本身讲来，虽不能肯定为纯粹的厌世主义，但从老庄的言论所表现的精神，却不能否认为厌世思想的渊源。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不满，曾发表很激烈的反抗言论，像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主张，他见得当时的政治，无非“损不足以奉有余”，当时的社会无非饰伪欺诈，已经到了无法补救的时候。庄子尤其厉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149] 真是把当时社会的罪恶一语骂尽。他看得人生毫无意义，他说：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见《庄子·齐物论》）[150]
他的忘生死、齐物论，比老子尤为消极，看人生的空幻，不过是一个梦境。杨朱、列子都有同样的厌世表现。
他们认定世界是一个痛苦的世界，而造成世界痛苦的主要原因，不外一个欲字，因为有欲，所以逞智；因为弄智，所以斗巧；一切从斗智斗巧所发生的诈伪和罪恶，无非出发于各图一己的私欲。所以老子主张绝欲去智，复归于朴，庄子主张剖斗折衡。欲根于己，所以又主张无我。老子说：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见《老子》第十三章）
庄子说：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见《庄子·至乐》篇）
庄子的忘生死，即老子的无我；无我的理想境界，是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社会，与佛国天堂同一意义。这是从老庄学说本身上看出厌世的思想，当汉末的时代，这种思想便乘机复活起来，使当时的人生观发生绝大的改变。
二 厌世思想与佛教
大乘的佛教虽不尽属出世，但汉代所输入的佛教都是小乘，单讲出世而不讲入世。出世主义原是最初佛教的根本义，为什么要出世？因为世界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生老病死是人生最显著的痛苦，释迦用长时间的参悟，无非欲超脱这种痛苦。他觉悟到解脱痛苦的方法，第一步入手必须从破除二执，就是我执与法执。因为有执，便生出障来，最大的障就是贪嗔痴三毒，三毒是一切痛苦的原因，有因便有果，所以提出十二因缘及苦集灭道四谛，说明三世因果的道理。集是苦的因，集又根于欲，欲实为一切痛苦之因，故欲解除痛苦，首重克制。克制必须守戒，一切戒律无非是要克制身口意的欲念。能守戒便没有欲念，便是消灭苦因的根本办法，同时方可以进一层得到定与慧的觉悟。这就是佛教离苦得乐的究竟。
他们看世界人生，既然有主观的欲念，又有客观的诱惑，所以世间是一个苦海，一切众生都沉沦在这苦海之中。而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脱，只有自己觉悟，把一切都看空了，就是所谓“人空观”与“法空观”。人不过是四大和合的因缘关系，世界万事万物都不过是水花泡影、瞬息万变的。无论是身外的富贵荣华，还是自身的躯壳，都不过是昙花一现，如水中波浪、镜中明月，转瞬即灭的，这就是所谓人空观。一切森罗万象，俱非实在，好像海市蜃楼，变幻莫测，不但是空，亦且是假，这便是所谓法空观。人与法既然是这样空假，那末，对于自身的功名事业，对于社会的兴革损益，都不必去十分认真，最好能脱离这种牵掣，只求自身的安闲自在，心境快乐，就是所谓涅槃境界。这种涅槃境界，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在方寸之间，别有一种无忧无虑的景况，这与道家的理想社会如出一辙的。我们假使研究佛道两家思想上的同异，我们可以决断他们在厌世思想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他们在各方面互相仿效，马端临说过：[151]
“仁义礼法者，圣贤之说也，老氏以为不足为，而主于清静；清静无为者，老氏之说也，佛氏以为不足为，而主于寂灭。盖清静者，求以超出乎仁义礼法，而寂灭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静无为者也。然曰寂灭而已，则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缘业之说，因果之说，六根六尘四大十二缘生之说，层见叠出，宏远微妙；然推其所自，实本老子高虚玄妙之旨。”（见《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152]
从这段话可以见得当时儒释道三家，在学说上互相仿效，互相竞胜，所以一般喜新厌故的人，舍儒而学道，舍道而学佛，从淑世的儒家思想而走入厌世的老佛思想。这是汉末在宗教思想上的一个很显然的变迁。
三 厌世思想与当时文学家
汉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心，两汉著名的经学家固属不胜枚举，但同时又有一班词赋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带着一些消极的思想。最初如贾谊的自伤，所著《吊屈原赋》、《鸟赋》，与屈原之《离骚》有同样的忧思，故司马迁曾以屈贾同传。汉代的辞赋文学，大半受《离骚》的影响，如严忌的《哀时命》，扬雄的《畔牢愁》，都是悯屈原而仿《离骚》之作。此外则冯衍的《显志》，崔篆的《慰志》，又皆怀才不遇而聊以解嘲的作品。司马相如为汉代辞赋家的杰出者，[153] 托神仙以作《大人赋》。张衡为汉代科学家，亦有《四愁》之作。其余辞赋家的作品，颇多藉文章以泄其胸中悲愤，有悲观厌世的倾向。淮南为道家，所著《鸿烈解》，多有言神仙黄白之术，大小山八公之徒尤为淮南思想的灵魂，《原道训》根于《九师说》，中多《老》《易》混合的话，实开晋代侧重《老》《易》之先河。继此而导汉代思想于厌世之境者，厥惟建安七子。建安文学，实总两汉的菁英，开六朝的先路，当时影响最大的，先要推到曹氏父子。以一世之雄的曹操，亦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叹。聪颖如曹植，往往借《愁思妇》而发为哀辞。至于七子之伦，大都悲凉哀怨，以写其胸怀，而渐启六朝颓废的思想。其次则为正始中的王弼、何晏，始明倡老庄之学，王弼注《老子》、《周易》，何晏作《道德论》，都足燃老庄学说的死灰。当世竞慕其风，前有四聪八达的同调，后有竹林七贤的扬波，延及六朝，风气为变。之二人者，实为厌世思想的向导，宜乎范宁之责其罪浮桀纣，尝说：
“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聘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见《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附子宁传》）[154]
范氏深恶痛切至此，以为清谈之祸肇自二人，虽或言之过当，而王、何二人的倡导《老》《易》，实影响于当时思想的剧变，为不可讳的事实。综汉代文学家的言论，从经术的厌倦与时局的丧乱之中，渐趋向于老佛，而发表为消极厌世的思想，也是时会使然的。